第一节 从反蒋到返乡
蒋毛婚后，感情不好，蒋母王采玉以“投黄浦江”相胁，才使蒋毛同住，生蒋经国为蒋家嫡传之子，也是蒋介石娶妻四房惟一的亲生骨肉。
蒋经国诞生于1910年3月18日。他的降世颇具戏剧性，传言甚多。由于蒋介石与毛福梅婚后感情一直不融洽，加上蒋介石长期离家在外，夫妻相聚的时日为数寥寥，所以蒋经国的身世在野史中被演绎得颇为不堪。传言，其为蒋介石的哥哥蒋介卿与毛福梅的“野合之作”，根据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之间，仪容、气质相像处极少，蒋介石身体高大、相貌堂堂，而蒋经国则矮矮胖胖，二人的性格也相距甚远。当然这种离奇的说法，可信度并不高。
按照蒋经国的出生日期推算，1909年春夏期间，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蒋介石回国度假，确曾同毛福梅生活过一段时间。据蒋介石留日同学林绍楷的后人说，1909年蒋介石从日本回家度暑假，不愿与毛福梅住在一起，林绍楷作了许多工作之后，蒋介石勉强同意，这样毛福梅才怀孕。林家这位后人由于世交关系，常在蒋家走动，有一次曾率直地对蒋经国说，你是在我们林家的帮助下才出生的，蒋经国听后笑而不语。此说法流传甚广，亦无人深究。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认定，夫妻感情已经失和的蒋介石、毛福梅最后能够得子蒋经国，主要应“归功”于蒋母王采玉。相依为命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虔诚礼佛，笃信算命先生所言：“蒋氏贵子必得元配所出。”无奈，蒋介石长期在外求学，归家无定日。当1909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国度假滞留上海之时，王采玉便携毛福梅前往探望。不料，蒋介石嫌弃“黄脸婆”，不肯与毛福梅同住。王采玉只得软硬兼施，训导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并以“投黄浦江”来威胁，要求蒋介石与毛福梅和好。素以“孝子”自谓的蒋介石难违蒋母，只得留毛福梅在沪居住。不久毛氏身怀有孕，而蒋介石亦返归学校。
翌年春，已返回家乡的毛福梅在丰镐房生下了一个男孩，乳名建丰，谱名经国。其时，蒋介石仍在日本，无缘亲践舐犊之情，直到第二年夏天，蒋经国1周岁多了，蒋介石托故假归，回乡探亲，才得以享受得子添丁的天伦之乐。
蒋经国的出世，使蒋家的烟火有人承继，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欣喜异常，感到莫大的安慰，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与宠护。蒋经国从小就得到祖母严格的传统教育，得到母亲的鞠育劬劳，训督嘉勉。毛福梅的结拜姐妹陈志坚曾回忆说：“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朝夕共处，喊我姨娘，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都像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唯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民国初年，正值中国教育制度处于从旧式塾馆过渡到新式学堂阶段。蒋经国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又进正规学校接受新知识。1916年，蒋经国5岁，开始在家乡启蒙，地点就是溪口本镇的武山学校（后扩建为武岭学校），蒙师周东。第二年，改业顾清廉。顾清廉，一生靠砚耕为业，过去教过蒋介石，现在又教蒋经国，所以毛思诚特意记上一笔，誉为“二世治教”。在顾清廉之后，蒋介石又为蒋经国延聘了塾师王欧声。从1916年到1922年，蒋经国接受了整整6年的传统文化的教育，顾清廉对他的评价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蒋经国幼年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其父蒋介石当年的翻版。按照江南的说法：“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在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中的指南针。”蒋介石是以自己早年走过的道路为模型来铸造蒋经国的童年的。蒋经国曾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
在蒋经国10岁那年，蒋介石写信回家要求蒋经国读《说文解字》，指示他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他要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师法曾国藩，作“中国的政治家”。所以，后来蒋经国常说：“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
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蒋经国有一段时间还离开溪口镇到奉化县城入锦溪学校读书。据陈志坚回忆：“经国在奉化锦溪学校读书时，就住在我家里。经国每天上学之前，一定要叫我妈声外婆，叫我一声姨妈才走，放学回来也叫。他特别喜欢吃芋艿头，我母亲就常给他蒸芋艿头吃。经国相貌像娘，性格也像娘，很有礼貌。”
后来，由于毛福梅舍不得蒋经国长离膝前，将蒋经国从县城石回，惹得蒋介石大发脾气，认为毛氏“妇人短见”，将耽误蒋经国的前程。
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接蒋经国经宁波到上海读书，先入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毕业后，蒋经国考入浦东中学继续接受教育。由于此时蒋介石的政治活动重心已移至广州，蒋介石就委托蒋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姗监护蒋经国在上海读书，缺钱“则向舜耕及果夫哥哥取”。虽然蒋介石长期不能亲自在蒋经国身边施教，但他对儿子学习的督促须臾未曾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可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到功课学业，事无巨细无不过问。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新思潮、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强的蒋经国。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蒋经国的思想境界不断发生变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突发，蒋经国也走出课堂，参加到上海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而学校当局竟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他开除。蒋经国气愤难平，离沪北上。经蒋介石介绍到北京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所办的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他便于同年8月南下革命发源地——广州探父。
此时，国共两党合作正处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援中国革命，纪念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当时进步学生都以留学苏联为荣，蒋经国是热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后。他在北京学俄语就是为赴苏留学做准备。当吴稚晖得知他准备赴苏时极力劝阻。吴问蒋：“你到俄国去干什么？”答：“革命去。”吴又问：“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蒋回答说：“不怕。”吴又说：“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吧！你再去考虑一下。”两周后，蒋经国告吴留苏意志坚定，吴亦无奈。与此同时，蒋经国多次写信给蒋介石，要求父亲支持他赴苏留学。
对于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要求，蒋介石虽不鼓励但也不持异议。当时蒋介石还是中外闻名的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的关系正处于最密切的时期，让“可教”的儿子去“世界革命的圣地”锻炼锻炼，未尝不是好事。蒋经国到广州后，正逢黄埔军校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他便加入了这支留学队伍的行列，于1925年10月19日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当然，在蒋介石究竟是如何对待蒋经国赴苏留学一事的问题上，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1983年6月1日香港《百姓》杂志第49期发表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的文章，明确表示：
留学，是蒋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在蒋经国从苏联写给其祖母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达。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蒋母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蒋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接济，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还是祖母知情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蒋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
1922年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上首次公开发表的《陈洁如回忆录》也详尽地披露了这一细节。
四一二政变时，蒋经国正在苏联学习，得知蒋叛变革命，便在报刊上公开撰文批判蒋介石，蒋经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与蒋经国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著名者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纲、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国洪、之女冯弗能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开始学习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课程。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
由于蒋经国的身份特殊，学习刻苦、勤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活跃，人莫斯科中山大学习刚刚2个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吸收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他所在的团小组组长就是邓希贤（即邓小平）。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备受瞩目。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此讯息后，群情哗然，一致通过致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其中声讨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他在声讨大会上慷慨陈词：
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很快，在苏联的各大报刊上，登出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其中写道：“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刊登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此举显然出于至诚，而非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不仅顺利过了语言关，熟练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名颇为合格的共青团员、准布尔什维克。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全文播发后，他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回忆说：
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苏联及共产国际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然而，对于蒋经国，则并未因蒋介石叛变革命而迁怒于他。而是根据他的思想状况和实际表现，保送他进入列宁格勒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队政工干部的红军军政学校深造。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被拒绝；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遭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
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孙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此次参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蒋经国返回莫斯科时，得了一场重病，住进莫斯科医院。痊愈后，因受家庭出身和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他被分配到锹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其后因在一次会议上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发生争执，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在农村改造期间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1年，蒋经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翌年，他重返莫斯科，等候派遣。1933年，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在工厂期间，蒋经国同苏联女工芬娜发生了恋情。经苏联党政机构批准，蒋经国与芬娜于1935年3月在异国他乡结成百年之好。婚后不久，生下长子爱伦。第二年，生下长女爱理。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要他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献给母亲的信》的文章，于1936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上，《纽约时报》曾于4月29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先生再次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撕开蒋先生提倡孝悌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你记得否！谁打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你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〇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〇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申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苏联新闻媒介广为传播，轰动一时。最为难堪者，自然是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
蒋经国发表“致母亲”的“反蒋公开信”后不久，又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请求批准他回国，但是未被理睬。同时，受当时苏联国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蒋经国被解除副厂长的职务，候补党员资格亦被取消。归国之事遥遥无期。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突变。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全面内战停息，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在苏联滞留了整整12年。在此期间，遭蒋介石遗弃但协议“离婚不离家”的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曾屡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自己惟一的亲骨肉的消息，然而音讯皆无，生死莫辨。1936年，蒋廷黼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他，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并设法接其回国。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讲：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曾与蒋介石叙师生之谊，蒋介石乘势询问蒋经国的下落，周恩来告诉蒋介石，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不久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出于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同意放蒋经国返国，并接见了蒋经国，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十三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在蒋廷黼的帮助下，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女儿爱理从莫斯科启程返国。
十几年的留苏生活，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感情颇深。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27岁的成熟青年，蒋经国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学校、部队、工厂、农村，各种经历都亲身体验过，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磨难，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不曾释怀。这抹不去的一页，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
西安事变后，蒋经国于1937年3月回国，拜见蒋宋后，回故乡溪口补办了俭朴的婚礼，并接受洗脑学习，读“古人之书”和“孙文学说”，并写出旅俄报告，与马列主义决裂。
蒋经国归循着12年前来莫斯科时相反的路线，经陆路横穿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邮轮经香港到上海。到达香港时，蒋纬国奉命专程前来迎接。1925年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广州分手时，分别年仅15岁、9岁，而今相逢，都已是勃勃青年了。
对于蒋经国的归国，蒋介石的心情颇为复杂。他一方面非常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另一方面对蒋经国在苏联发表的那些过激言论颇难鉴谅。因为蒋经国在苏联长达12年，又曾是共产党员，蒋介石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从而严加防范，绝对禁止他再与任何左派人士接触。传说，蒋经国由上海至南京拜见蒋介石、宋美龄时，蒋介石曾有意冷落蒋经国，让他苦等了两个星期。后来经陈布雷进言缓解，蒋介石才传谕召晤。
蒋介石问蒋经国归国的打算，蒋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蒋介石吩咐，先拜见宋美龄，然后回溪口去见生母，休息调整一番，然后再论工作，来日方长。蒋经国深知在“中国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与微妙之处，只能是违背自己的诺言，服从父命，先去拜认了宋美龄“妈妈”，以讨蒋介石、宋美龄的欢心。蒋介石见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也异常高兴，当即为洋儿媳取中文名“芳孃”，冠夫姓后成为蒋芳孃，后改为蒋方良。同时，按蒋氏谱系，为孙子爱伦取名孝文，为孙女爱理取名孝章。对于蒋经国的恭敬态度，宋美龄也颇满意，她送给蒋经国10万元巨款作为认母的见面礼。
1937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27岁生日，他挑选这一天，由南京至杭州携妻挈子返归溪口，与母亲团聚。
这一天的溪口，热闹异常。街上人来人往，标语横额、工商界人士做的红条纸旗随处可见。丰镐房内更是喜庆盈门。下午2时，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载着蒋经国夫妇、爱伦和毛庆祥4人由西驶来，在欢迎人群的口号和鞭炮声中，停在丰镐房大门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长辈在门外迎候。
因为经国离家日久，为了试试他的眼力，家人决定将蒋经国母子相会的地点放在客厅。客厅里坐着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妇女，她们是：毛氏、姚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法释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
在亲友们的簇拥下，蒋经国、芬娜、爱伦、爱理走向客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此时的蒋经国，一眼望见亲娘坐于客厅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芬娜和爱伦、爱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母子抱头痛哭！一时间哭声震天，凄楚异常！在众人的劝说下，久别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声。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3天，蒋经国遵循溪口乡俗，补办了婚礼。
蒋介石让刚刚返国的蒋经国隐居溪口，可谓用心良苦。他担心蒋经国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经常在一起势必引起不必要的冲突，而让蒋经国回家乡，既可缓和矛盾，同时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边尽孝，去抚慰那被蒋介石遗弃多年的发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而更为重要的一层意义，是溪口老家环境安静、稳定，变化无多，利于经过12年之久共产党教育和马克思主义陶冶，“中毒已深”的蒋经国“洗心革面”，修身养性。因此，蒋经国回乡补办完婚礼之后，就奉父命携妻子儿女，住进“小洋房”别墅，除就近探望小时候常去的至亲好友以外，每日深居书房，闭门读书。
一是读些蒋介石亲自指定的《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等古籍，回过头来接受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洗礼。蒋介石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自然希望蒋经国也父规子随。蒋经国回忆说：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书的第几篇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二是读些《总理全集》和《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之类的书籍，并做三民主义的阅读笔记。蒋经国说：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
此外，蒋经国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重新认识在苏联的一段生活，以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为了帮助蒋经国补习中文，研读古书，蒋介石给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名叫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当时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秘书，为政学系少壮分子，颇受蒋介石器重，以后官至国民党行政院副秘书长。徐道邻同他的意大利籍妻子和一个保姆就住在“小洋房”楼下。
当时到“小洋房”就教的，还有毛福梅推荐的武岭学校国文教员黄寄慈。蒋经国自己也请来了留苏同学高理文、表弟竺培凤等同来伴读。其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蒋介石软禁在雪窦寺，蒋经国也曾奉命与张学良一道在雪窦寺读书。据蒋经国说：“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和《曾文正公家书》。”
对于蒋经国这段在溪口家乡“洗脑”式的读书生活，蒋介石虽不在侧，但却抓得很紧，家信频频，进行“遥控”。
他再三叮嘱蒋经国“要读古文”，要深刻理解“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他催促蒋经国赶紧完成“旅俄报告”，目的是使经国“常自省览”，与马列主义彻底决裂。
蒋经国诞生于1910年3月18日。他的降世颇具戏剧性，传言甚多。由于蒋介石与毛福梅婚后感情一直不融洽，加上蒋介石长期离家在外，夫妻相聚的时日为数寥寥，所以蒋经国的身世在野史中被演绎得颇为不堪。传言，其为蒋介石的哥哥蒋介卿与毛福梅的“野合之作”，根据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之间，仪容、气质相像处极少，蒋介石身体高大、相貌堂堂，而蒋经国则矮矮胖胖，二人的性格也相距甚远。当然这种离奇的说法，可信度并不高。
按照蒋经国的出生日期推算，1909年春夏期间，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的蒋介石回国度假，确曾同毛福梅生活过一段时间。据蒋介石留日同学林绍楷的后人说，1909年蒋介石从日本回家度暑假，不愿与毛福梅住在一起，林绍楷作了许多工作之后，蒋介石勉强同意，这样毛福梅才怀孕。林家这位后人由于世交关系，常在蒋家走动，有一次曾率直地对蒋经国说，你是在我们林家的帮助下才出生的，蒋经国听后笑而不语。此说法流传甚广，亦无人深究。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认定，夫妻感情已经失和的蒋介石、毛福梅最后能够得子蒋经国，主要应“归功”于蒋母王采玉。相依为命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虔诚礼佛，笃信算命先生所言：“蒋氏贵子必得元配所出。”无奈，蒋介石长期在外求学，归家无定日。当1909年蒋介石从日本返国度假滞留上海之时，王采玉便携毛福梅前往探望。不料，蒋介石嫌弃“黄脸婆”，不肯与毛福梅同住。王采玉只得软硬兼施，训导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道理，并以“投黄浦江”来威胁，要求蒋介石与毛福梅和好。素以“孝子”自谓的蒋介石难违蒋母，只得留毛福梅在沪居住。不久毛氏身怀有孕，而蒋介石亦返归学校。
翌年春，已返回家乡的毛福梅在丰镐房生下了一个男孩，乳名建丰，谱名经国。其时，蒋介石仍在日本，无缘亲践舐犊之情，直到第二年夏天，蒋经国1周岁多了，蒋介石托故假归，回乡探亲，才得以享受得子添丁的天伦之乐。
蒋经国的出世，使蒋家的烟火有人承继，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欣喜异常，感到莫大的安慰，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与宠护。蒋经国从小就得到祖母严格的传统教育，得到母亲的鞠育劬劳，训督嘉勉。毛福梅的结拜姐妹陈志坚曾回忆说：“我到蒋家任教那年，经国刚4岁，朝夕共处，喊我姨娘，非常亲热。他的仪表、性情都像娘，稳重文雅，懂事听话，尊敬长辈。他祖母说他‘略无乃父童年的那样顽态’，唯因她婆媳过分疼爱，戏玩不让远离膝前，使小时的经国不免娇怯易哭。”
民国初年，正值中国教育制度处于从旧式塾馆过渡到新式学堂阶段。蒋经国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后又进正规学校接受新知识。1916年，蒋经国5岁，开始在家乡启蒙，地点就是溪口本镇的武山学校（后扩建为武岭学校），蒙师周东。第二年，改业顾清廉。顾清廉，一生靠砚耕为业，过去教过蒋介石，现在又教蒋经国，所以毛思诚特意记上一笔，誉为“二世治教”。在顾清廉之后，蒋介石又为蒋经国延聘了塾师王欧声。从1916年到1922年，蒋经国接受了整整6年的传统文化的教育，顾清廉对他的评价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蒋经国幼年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其父蒋介石当年的翻版。按照江南的说法：“蒋先生的理想，受他自己生长时代的局限，是个典型的国粹主义者。认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认为在故纸堆里，有为人治中的指南针。”蒋介石是以自己早年走过的道路为模型来铸造蒋经国的童年的。蒋经国曾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
在蒋经国10岁那年，蒋介石写信回家要求蒋经国读《说文解字》，指示他说：“此书每日认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第二年，又去信叮嘱他读《诗经》、《尔雅》。他要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认为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汝在家，对亲需要孝顺”，而以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作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师法曾国藩，作“中国的政治家”。所以，后来蒋经国常说：“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
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蒋经国有一段时间还离开溪口镇到奉化县城入锦溪学校读书。据陈志坚回忆：“经国在奉化锦溪学校读书时，就住在我家里。经国每天上学之前，一定要叫我妈声外婆，叫我一声姨妈才走，放学回来也叫。他特别喜欢吃芋艿头，我母亲就常给他蒸芋艿头吃。经国相貌像娘，性格也像娘，很有礼貌。”
后来，由于毛福梅舍不得蒋经国长离膝前，将蒋经国从县城石回，惹得蒋介石大发脾气，认为毛氏“妇人短见”，将耽误蒋经国的前程。
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接蒋经国经宁波到上海读书，先入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毕业后，蒋经国考入浦东中学继续接受教育。由于此时蒋介石的政治活动重心已移至广州，蒋介石就委托蒋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姗监护蒋经国在上海读书，缺钱“则向舜耕及果夫哥哥取”。虽然蒋介石长期不能亲自在蒋经国身边施教，但他对儿子学习的督促须臾未曾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可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从日常生活、为人处事到功课学业，事无巨细无不过问。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新思潮、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强的蒋经国。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蒋经国的思想境界不断发生变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突发，蒋经国也走出课堂，参加到上海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而学校当局竟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他开除。蒋经国气愤难平，离沪北上。经蒋介石介绍到北京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所办的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他便于同年8月南下革命发源地——广州探父。
此时，国共两党合作正处高潮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了支援中国革命，纪念中国的革命先驱孙中山，创办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国共两党培养革命干部。当时进步学生都以留学苏联为荣，蒋经国是热血青年，自不甘落人后。他在北京学俄语就是为赴苏留学做准备。当吴稚晖得知他准备赴苏时极力劝阻。吴问蒋：“你到俄国去干什么？”答：“革命去。”吴又问：“革命就是造反，难道你不怕吗？”蒋回答说：“不怕。”吴又说：“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吧！你再去考虑一下。”两周后，蒋经国告吴留苏意志坚定，吴亦无奈。与此同时，蒋经国多次写信给蒋介石，要求父亲支持他赴苏留学。
对于蒋经国赴苏留学的要求，蒋介石虽不鼓励但也不持异议。当时蒋介石还是中外闻名的国民党“左派”，标榜“以俄为师”，与苏联的关系正处于最密切的时期，让“可教”的儿子去“世界革命的圣地”锻炼锻炼，未尝不是好事。蒋经国到广州后，正逢黄埔军校选派一批学生赴苏留学，他便加入了这支留学队伍的行列，于1925年10月19日由广州乘苏联轮船经海参崴转西伯利亚铁路前往莫斯科。
当然，在蒋介石究竟是如何对待蒋经国赴苏留学一事的问题上，也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1983年6月1日香港《百姓》杂志第49期发表陈洁如的外孙陈忠人的文章，明确表示：
留学，是蒋经国从上海到广州后不久，就多次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蒋介石起初并不赞成，因为他不怎么喜欢苏联，这在蒋经国从苏联写给其祖母的大量家信中，已有十分明白的表达。
蒋介石后来所以勉强赞同，仅仅因为蒋母的一再劝说，支持蒋经国的留学大志。蒋经国去苏后，经济上很少得到蒋介石接济，因此蒋经国在苏联的生活是相当窘迫的。还是祖母知情后，将全部私蓄二千元托陈果夫转汇蒋经国，才解决了他的困难。
1922年在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上首次公开发表的《陈洁如回忆录》也详尽地披露了这一细节。
四一二政变时，蒋经国正在苏联学习，得知蒋叛变革命，便在报刊上公开撰文批判蒋介石，蒋经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与蒋经国一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共有300多人，其中30名是由苏联顾问鲍罗廷推荐的国民党要员子弟。著名者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伦之子叶南、邵力子之子邵子纲、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国洪、之女冯弗能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开始学习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唯物论、辩证法）、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课程。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
由于蒋经国的身份特殊，学习刻苦、勤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活跃，人莫斯科中山大学习刚刚2个月，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吸收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中共预备党员。当时他所在的团小组组长就是邓希贤（即邓小平）。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备受瞩目。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闻此讯息后，群情哗然，一致通过致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其中声讨最为激烈的便是蒋经国，他在声讨大会上慷慨陈词：
我今天不是作为蒋介石的儿子，而是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儿子来讲话。很快，在苏联的各大报刊上，登出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其中写道：“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刊登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叛变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人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蒋经国此举显然出于至诚，而非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不仅顺利过了语言关，熟练地掌握了俄文，而且思想意识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名颇为合格的共青团员、准布尔什维克。蒋经国的“反蒋声明”经塔斯社全文播发后，他一时间成为众所瞩目的新闻人物。曾与蒋经国同时留苏的中山大学同学盛岳回忆说：
声明公布后，我们不论去哪里，人见人问：“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间，他成了知名人物。可是，对我们这一群没有著名父亲的人，价值直线下降。
1927年7月，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苏联及共产国际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然而，对于蒋经国，则并未因蒋介石叛变革命而迁怒于他。而是根据他的思想状况和实际表现，保送他进入列宁格勒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军队政工干部的红军军政学校深造。毕业后，蒋经国请求回国，被拒绝；又申请去红军中工作，再遭拒绝。后来苏联政府将蒋经国的安排交给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处理。
中共代表团派他到列宁大学（即原来孙中山大学）担任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他最愉快的使命，便是率领列宁大学的中国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此次参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蒋经国返回莫斯科时，得了一场重病，住进莫斯科医院。痊愈后，因受家庭出身和当时“左”倾错误的影响，他被分配到锹拿马电气厂当学徒，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其后因在一次会议上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发生争执，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在农村改造期间因表现较好，曾被选为村苏维埃副主席。
1931年，蒋经国受到斯大林的接见。翌年，他重返莫斯科，等候派遣。1933年，被派往西伯利亚矿务公司任职。同年10月，又被调到斯夫洛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任技师，后升任副厂长。在工厂期间，蒋经国同苏联女工芬娜发生了恋情。经苏联党政机构批准，蒋经国与芬娜于1935年3月在异国他乡结成百年之好。婚后不久，生下长子爱伦。第二年，生下长女爱理。
1935年，王明召见蒋经国，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要他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
在王明的压力下，蒋经国终于写下题为《献给母亲的信》的文章，于1936年1月发表于列宁格勒《真理报》上，《纽约时报》曾于4月29日刊其摘要如下：
向蒋介石先生再次予以严厉地批判。“我对他非但毫无敬爱之意，反而认为应予杀戮。”因为“前后三次叛变，一次又一次出卖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国人民的仇敌。”
撕开蒋先生提倡孝悌忠信的假面具，愤怒地提醒毛福梅女士：“母亲！你记得否！谁打您，谁抓了您的头发，把你从楼上拖到楼下？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谁打了祖母，以至于叫祖母死了的？那不就是蒋介石吗？这就是他的真面目，是他对待亲上的孝悌与礼义”。
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你和世界上多数的人，不懂得政治，不知道各种线索和统治阶级的联系关系，所以不容易了解世界上各种事件的真相。”
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优越性。“在这十年内，苏联这个国家已大大地改变，成了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工人和集体农场人员的生活已经改善了数十倍，在他们的面前，有一条广阔而富裕生活的道路。”以他自己做例子，他说：“一九三〇年以前，我在各种学校念书，从一九三〇年起，我就在厂里工作，做了工人，做了技师，现在则担任厂长（实则副厂长）。这个分工厂现在有四千工人，我有我自己的住宅，每个月领七百卢布的薪水……”
预言“蒋介石势必重蹈过去俄罗斯反革命将军柯尔申克、德基宁乌兰格的覆辙”。他说：“运动的规律和斗争的理论，说明统治阶级必亡与被压迫者的必胜。”声讨蒋先生围剿苏维埃政府的滔天罪行。
愿意和他的母亲在“最近的将来”在任何第三国见面。
这封信，通过苏联新闻媒介广为传播，轰动一时。最为难堪者，自然是蒋经国的父亲蒋介石。
蒋经国发表“致母亲”的“反蒋公开信”后不久，又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请求批准他回国，但是未被理睬。同时，受当时苏联国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蒋经国被解除副厂长的职务，候补党员资格亦被取消。归国之事遥遥无期。
然而，就在此时，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突变。1936年12月，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契机，全面内战停息，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蒋经国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从1925年到1937年，蒋经国在苏联滞留了整整12年。在此期间，遭蒋介石遗弃但协议“离婚不离家”的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曾屡屡向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打探自己惟一的亲骨肉的消息，然而音讯皆无，生死莫辨。1936年，蒋廷黼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行前，蒋介石委托宋美龄转告他，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并设法接其回国。据张国焘《我的回忆》中讲：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代表周恩来曾与蒋介石叙师生之谊，蒋介石乘势询问蒋经国的下落，周恩来告诉蒋介石，其子蒋经国在苏联颇受优待，蒋氏微露思子之意，周即满口答应将助他父子团聚。不久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斯大林出于在中国建立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考虑，同意放蒋经国返国，并接见了蒋经国，对他说：“你虽然在苏联已经十三年了，但你是个中国人。你们国家和人民正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你应该回中国去，为你们的国家和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在蒋廷黼的帮助下，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女儿爱理从莫斯科启程返国。
十几年的留苏生活，在蒋经国心目中的分量是很重的，感情颇深。从15岁的稚气少年到27岁的成熟青年，蒋经国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这里度过的。学校、部队、工厂、农村，各种经历都亲身体验过，接受过鲜花、掌声，也承受过打击、磨难，可谓沧桑历尽，爱恨交织，一生不曾释怀。这抹不去的一页，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影响至为深远。
西安事变后，蒋经国于1937年3月回国，拜见蒋宋后，回故乡溪口补办了俭朴的婚礼，并接受洗脑学习，读“古人之书”和“孙文学说”，并写出旅俄报告，与马列主义决裂。
蒋经国归循着12年前来莫斯科时相反的路线，经陆路横穿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邮轮经香港到上海。到达香港时，蒋纬国奉命专程前来迎接。1925年蒋经国、蒋纬国兄弟俩广州分手时，分别年仅15岁、9岁，而今相逢，都已是勃勃青年了。
对于蒋经国的归国，蒋介石的心情颇为复杂。他一方面非常想念自己的亲生骨肉，但另一方面对蒋经国在苏联发表的那些过激言论颇难鉴谅。因为蒋经国在苏联长达12年，又曾是共产党员，蒋介石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从而严加防范，绝对禁止他再与任何左派人士接触。传说，蒋经国由上海至南京拜见蒋介石、宋美龄时，蒋介石曾有意冷落蒋经国，让他苦等了两个星期。后来经陈布雷进言缓解，蒋介石才传谕召晤。
蒋介石问蒋经国归国的打算，蒋经国表示，愿在政治、工业间，任择其一。蒋介石吩咐，先拜见宋美龄，然后回溪口去见生母，休息调整一番，然后再论工作，来日方长。蒋经国深知在“中国的第一家庭”政治因素的重要性与微妙之处，只能是违背自己的诺言，服从父命，先去拜认了宋美龄“妈妈”，以讨蒋介石、宋美龄的欢心。蒋介石见了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也异常高兴，当即为洋儿媳取中文名“芳孃”，冠夫姓后成为蒋芳孃，后改为蒋方良。同时，按蒋氏谱系，为孙子爱伦取名孝文，为孙女爱理取名孝章。对于蒋经国的恭敬态度，宋美龄也颇满意，她送给蒋经国10万元巨款作为认母的见面礼。
1937年的农历三月十八日，是蒋经国27岁生日，他挑选这一天，由南京至杭州携妻挈子返归溪口，与母亲团聚。
这一天的溪口，热闹异常。街上人来人往，标语横额、工商界人士做的红条纸旗随处可见。丰镐房内更是喜庆盈门。下午2时，一辆漂亮的雪佛蓝小汽车载着蒋经国夫妇、爱伦和毛庆祥4人由西驶来，在欢迎人群的口号和鞭炮声中，停在丰镐房大门口。舅父毛懋卿和姑丈宋周运、竺芝珊等人率一批长辈在门外迎候。
因为经国离家日久，为了试试他的眼力，家人决定将蒋经国母子相会的地点放在客厅。客厅里坐着十来个壮年和老年妇女，她们是：毛氏、姚冶诚、大姑蒋瑞春、小姑蒋瑞莲、姨妈毛意凤、大舅母毛懋卿夫人，小舅母张定根、嫂子孙维梅以及毛氏的法释姊妹张月娥、陈志坚、任富娥等。
在亲友们的簇拥下，蒋经国、芬娜、爱伦、爱理走向客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此时的蒋经国，一眼望见亲娘坐于客厅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芬娜和爱伦、爱理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母子抱头痛哭！一时间哭声震天，凄楚异常！在众人的劝说下，久别重逢的母子才止住悲声。毛氏对大家说：“今天我们母子相会，本是喜事，不应该哭，但这是喜哭。”
第3天，蒋经国遵循溪口乡俗，补办了婚礼。
蒋介石让刚刚返国的蒋经国隐居溪口，可谓用心良苦。他担心蒋经国和后母宋美龄合不来，经常在一起势必引起不必要的冲突，而让蒋经国回家乡，既可缓和矛盾，同时又可使他在生母毛福梅身边尽孝，去抚慰那被蒋介石遗弃多年的发妻的孤寂和相思之苦。而更为重要的一层意义，是溪口老家环境安静、稳定，变化无多，利于经过12年之久共产党教育和马克思主义陶冶，“中毒已深”的蒋经国“洗心革面”，修身养性。因此，蒋经国回乡补办完婚礼之后，就奉父命携妻子儿女，住进“小洋房”别墅，除就近探望小时候常去的至亲好友以外，每日深居书房，闭门读书。
一是读些蒋介石亲自指定的《王阳明全集》、《曾文正公家书》等古籍，回过头来接受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的洗礼。蒋介石自己奉曾国藩为稀世圣贤，自然希望蒋经国也父规子随。蒋经国回忆说：
我回国以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公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平常我写信去请安，父亲因为事忙，有时来不及详细答复，就指定曾文正公家书的第几篇替回信，要我细细去阅读。
二是读些《总理全集》和《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之类的书籍，并做三民主义的阅读笔记。蒋经国说：
父亲因为我童年就已出国，而在国外时间又太久，怕我对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与建国精神没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又特别指示我研读国父遗教。
此外，蒋经国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要向蒋介石写一份详细的《旅俄报告》，重新认识在苏联的一段生活，以彻底消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为了帮助蒋经国补习中文，研读古书，蒋介石给他请来了一位教师，名叫徐道邻，是北洋军阀徐树铮之子，当时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秘书，为政学系少壮分子，颇受蒋介石器重，以后官至国民党行政院副秘书长。徐道邻同他的意大利籍妻子和一个保姆就住在“小洋房”楼下。
当时到“小洋房”就教的，还有毛福梅推荐的武岭学校国文教员黄寄慈。蒋经国自己也请来了留苏同学高理文、表弟竺培凤等同来伴读。其时，张学良以“读书”名义被蒋介石软禁在雪窦寺，蒋经国也曾奉命与张学良一道在雪窦寺读书。据蒋经国说：“张学良专攻《明史》，我读《朱子纲目》、《阳明全书》和《曾文正公家书》。”
对于蒋经国这段在溪口家乡“洗脑”式的读书生活，蒋介石虽不在侧，但却抓得很紧，家信频频，进行“遥控”。
他再三叮嘱蒋经国“要读古文”，要深刻理解“孙文学说一书，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的具体表现。”他催促蒋经国赶紧完成“旅俄报告”，目的是使经国“常自省览”，与马列主义彻底决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