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蒋介石着力培养
蒋经国到台湾后，先后以“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和“总政治部”主任身份插手军界，并负责情治和向大陆派遣游击队。掌握了台湾的特务和情治系统。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初，形势至为险峻。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涣散；经济上，百业凋敝，入不敷出；军事上，残兵败将，防备废弛。尤其严重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是蒋家王朝后援的盟友美国“落井下石”，公开发表抛弃台湾的宣言：“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坐待“尘埃落定”，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兵集结于台湾海峡对面，万事齐备，只欠“台风”。借用江南的评点：“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蒋家王朝在台湾的命运也就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江南云：“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冻冷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国民党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当然，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生存危机警报”并未解除。朝鲜战争的历史契机，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只不过暂时性地阻滞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使得国民党政权有了偏安孤岛的可能，但是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时所面临的一系列从历史到现实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国民党政权能否在台湾立住脚，并重建蒋家王朝，这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从经营台湾之日起就开始反复思考的问题。
为了稳定人心，蒋介石不惜弃自己亲订的“中华民国宪法”于不顾，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自行宣告复“总统”职，“名正言顺”地走到台前，大权统揽，再建独裁统治。痛定思痛，蒋介石也曾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总结过国民党政权大陆惨败的血的教训，认为要“守得住”台湾，并进而“反攻复国”的，首先必须在经济上建设台湾，而要发展经济，又必须改革政治，改造已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正是在台湾国民党的改革运动中，蒋介石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的战略部署——“父业子承、培植蒋经国接班”计划，开始逐步实施。
大陆时期，虽然蒋介石也曾安排蒋经国多方磨砺，全面介入党、政、军、青、团要务，以树立形象，网罗班底，并且也积累了一些政绩，毕竟由于资历太浅，根基不深，加上国民党内派系错综复杂，蒋介石把蒋经国摆在决策圈内之措，阻力重重。偏安孤岛之后，因蒋介石年事已高，传子之策已呈刻不容缓之势。蒋家王朝大陆覆亡的激烈动荡，对蒋经国的异军突起，反倒是因祸得福，“党中有党，党外有派”的国民党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能够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各种力量均已溃不成军，蒋介石说话再也无人敢违。此种情形下再推荐蒋经国出台，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条件俱备。
国民党政权败亡台湾后，关于政权核心的人事安排问题，蒋介石曾煞费苦心。行政院长一职，由心腹陈诚出掌，当在“情理”之中。而吴国桢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职，孙立人就任陆军总司令职，明显得益于他们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的特殊背景。这3人无论计资历、计声望、计才干就此三职也可说适人适事。但是，“新人”蒋经国的位置怎么摆？则颇费斟酌。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政坛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职位，是“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二级上将。此乃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抓枪杆子的精心安排。江南讲：“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
由于蒋经国在国民党军队中资历甚浅，素无军功，高官陡升，自然有人不满、不服。原“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任命令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传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蒋经国耳中，他始终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期，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
蒋经国深知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而采取了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策略。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弟兵，蒋经国上任后不久即开始筹划建立政工干校。1952，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北投的复兴岗正式开学。任命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为他培养门生，准备干部。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紧，从不容他人染指。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出任第一任政工干校校长的胡伟克，一度曾“忘记”了自己蒋经国副手的身份和地位，将政工干校搞成了“胡记”的“势力范围”。结果，蒋经国不得不经常到政工干校去上班，主持升旗仪式，进行训话，并进而设“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于政工干校校内。最后，胡伟克只得交出校长位置，退隐赋闲去了。
蒋经国就任军职之时，正值台湾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朝不保夕的危难关头。从大陆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人心涣散，武备废弛。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蒋经国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肃，淘撤冗枝，强化精干，在全军重建政工系统蒋经国还模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方法。用“三民主义”来训练国民党官兵，要求他们明确“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他喜欢以“士兵利益的维护者”面目出现，经常出现在“海防”第一线和各基层单位，和士兵们同吃同住，一起“谈心”。当一江山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以及国民党被迫主动放弃大陈岛时，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都坚持到最后撤离，赢得了国民党官兵的折服。几年工夫，蒋经国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奠定了自己的不拔之基。
除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任职外，蒋介石复职“总统”后赋予蒋经国另外两项重要的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成立以唐纵为召集人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政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出台总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调动。为了统揽全权，排解异己，蒋经国采取打拉结合的战术，建立起“惟我独尊”的特务王国。
在蒋经国之前，台湾最权势炙人的特务头子是彭孟辑。彭孟缉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蒋介石1950年复职“总统”当日亲笔所书的3个手令，其中一道就是给彭孟缉的。这3个手令的主要内容是：派蒋经国负责主持军中政工重建，迅即恢复“国防部总政治部”；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成立“财经联席会议”，由俞鸿钧为召集人；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但彭孟缉很乖巧，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所以很早就将大权拱手让于蒋经国，向太子输诚，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
50年代初，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渗透而实行的“杀戒大开”笼罩全台的白色恐怖，就是由蒋经国在幕后、彭孟缉在台前一手策划和导演的，彭孟缉替蒋经国背足了骂名。1954年，彭孟缉“急流勇退”，向蒋介石力辞“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要职，竭力荐举由蒋经国出掌台湾特务全权。这样，蒋经国领导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就按管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
在此之前，蒋经国已经通过总政治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上等于夺取了一向对自己介入情报系统不买账的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对其他戴笠旧部，则对愿归顺效命者，收容己用，对拒不从命者，则排斥打击。最典型的例证，是“输诚”的彭孟缉官运亨通，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之位，而“不服气”的毛人凤则被架空，几近赋闲，时值壮年，竟抑郁病亡。
几年时间，蒋经国就全面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控外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呼风唤雨，生杀予夺，一统天下。“保密防谍”的口号，在蒋经国统掌情报系统的时代，竟“普及”到全岛的每一个角落，妇孺皆知，人人不寒而栗。所以，有人评论说：“由此时开始，蒋经国真正掌握到威势显赫的权力之柄。”后来，蒋经国也意识到“特务头子”的名声，毕竟有损日后“父业子继”的形象，干是报请蒋介石成立“国家安全局”统辖之，由郑介民出任局长在台前，自己则退居幕后操纵，以避嫌疑。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开始全面介入到决策层。1950年七八月间，蒋介石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正式公布，开始实施。这场“改造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央改造委员会”，摒弃了国民党的元老级大员，大多以“新生代”充任，16名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新人，则属年方四十，党龄仅12年的蒋经国。与此同时，原来人数庞杂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消，改以25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为了在台湾建设“蒋家天下蒋家党”，蒋经国步入国民党决策圈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多年把持常务的CC系开刀。由于有蒋介石的直接撑腰，班底已散的陈果夫、陈立夫二兄弟自然得败下阵来。陈果夫有病卧床，膺选中央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系巨头陈立夫则被蒋介石以5万美金，打发到美国新泽西州休闲养鸡。行前，陈立夫向宋美龄辞别，宋美龄赠以《圣经》一本，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则颇出宋美龄的意外，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信任吗？”
赶走了CC系的势力，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当权的阻力也就随之破除。1952年，国民党“七全”大会召开，蒋经国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蒋经国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常会委员。至此，蒋经国在国民党的权力中枢享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蒋经国一向是以“青年领袖”自诩，大陆时代曾长期经营三青团。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为了配合乃父蒋介石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再次把手伸向青年。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亲任主任。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蒋经国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的讲话表达得非常清楚：
三十八年（1949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1949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一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
国民党大陆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乃至最后形成推翻蒋家王朝的“第二条战线”。对此，蒋经国有“切肤之痛”。因之，他决意通过“救国团”这一组织在台湾青年中牢固树立起“三民主义信仰”。蒋经国为“救国团”规定了“信仰三民主义”、“拥护领袖”、“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自立自强”、“实践力行”、“自助合作”、“服务牺牲”8款信条。同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将所有学校的军训由“救国团”统揽下来。所以江南评判“救国团”的性质：“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
由于“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在台湾几乎无事不可过问，无处不可插足，加上“救国团”在台湾青年中大肆鼓噪对“青年导师”蒋经国的个人崇拜，台湾社会各界甚至包括国民党内部亦有人对“救国团”“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自治资本的工具而已”！几乎是公开点了蒋经国的名。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全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放手抓权。短短几年时间，蒋经国就已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层面站稳了脚跟，成为令人瞩目的新一代政治强人。
在蒋经国通过权力顶峰的过程有两人影响较大，一是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一是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蒋经国迫吴国桢挂冠出走，以孙立人制造兵变为借口关押。其原因皆是不买太子账。
由于蒋经国的突然崛起，台湾国民党政权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新的均衡产生了激烈而复杂的权力纷争和再分配。虽然蒋介石偏安孤岛后不久即确定了父业子承、重建蒋家王朝的目标，并精心培养和强力扶植蒋经国全面接班，但是并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买蒋氏父子的账，心甘情愿接受蒋氏家天下的独裁统治。蒋经国“接棒”之路，阻力重重，没有一番血的搏杀，过关斩将，“继承人”之位是无法确立的。
国民党内最早向“太子擅权”发难的，是蒋介石败亡台湾后一度曾十分倚重的两员大将：吴国桢、孙立人。吴、孙均为国民党政权中至为罕见的德、才、识均佳之人才，西方化较重，一为普林斯顿学院的高材生，一为弗吉尼亚军校的优秀毕业生，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国民党政权重建后，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打出这两张“亲美牌”：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主政；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主军。一时间，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上颇有一番新气象出现，吴、孙二人声威日隆。很快，他们便与正在蒋介石的纵容下四面出击、放手抓权的蒋经国发生了正面冲突。
蒋经国与吴国桢之间早有嫌隙。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改革，曾遭到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的激烈反对，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最后蒋经国果真“打虎”失败，落荒而走。蒋经国没有从正面吸取教训，却把这笔账记在了吴国桢头上。到台湾之后，吴国桢虽然名义兼有保安司令部司令之职，但实权却掌握在早已投效到蒋经国麾下的副司令彭孟缉手中。对于蒋经国、彭孟缉在50年代初期，利用特务统治大搞白色恐怖的极端行为，吴国桢一直持有异议，曾屡次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然而，培植蒋经国全面接班，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吴国桢的诤言，自难入耳。用吴国桢《上蒋总统书》中的话讲：“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在此情形下，吴国桢只能以辞职相对。
客观而论，对吴国桢的人品和才干，蒋介石还是颇为赏识和器重的，只是宠臣与爱子之间的是是非非甚难两顾。吴国桢回忆说：“我辞职，他派黄伯度传话，只要我愿意和经国合作，愿当行政院长，可当行政院长，爱当主席兼院长，悉由我挑。可是，我一概谢绝。”因为此时吴国桢已经看出：“钧座爱子甚于爱民，爱党甚于爱国。”卸职后月余，吴国离台赴美，从此远离了台湾政坛。
据传说，在“蒋主任”与“吴主席”格格不入，势同水火期间，蒋经国曾施暗杀手段恐吓过吴国桢。吴国桢挂冠离台，也一度被蒋经国留难，若非宋美龄从中相助，吴国桢恐怕早已无自由之身了。至于一年之后搞得沸沸扬扬、隔海骂战的“吴国桢事件”，更是以蒋经国为肇端。吴国桢忍无可忍，方才有“建议”：因太子已成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人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实属“劫后余波”。
扳倒了吴国桢，另一个“敌人”孙立人就显得格外突出了。孙立人与吴国桢的情形有所不同，他非嫡系出身，从来就不曾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只是由于孙立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才华过于突出，军功显赫，加上背后一直有美国人撑腰，才未被蒋介石闲置。到了国民党败亡台湾，能否偏安孤岛，全系美国是不是支持和援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打出这张王牌，任命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主军，向美献媚。但蒋介石对孙立人的戒心一刻也未曾放松。
孙立人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人，性格耿直，好恶分明，恃才傲物，卓尔不群。吴国桢与孙立人是至交，他曾举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证说明孙立人是如何见罪于蒋介石：1949年，蒋介石赴台在高雄登陆，时任台湾防守司令的孙立人前往迎接，蒋介石劈头第一句话：“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道：“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后来，吴国桢告诉他：“你应该说，台湾是总统的地方，当然安全，为什么要说，你保护呢？”
当然，最后导致孙立人被“封杀出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不买太子的账”，公开反对蒋经国通过政工系统控制军队，要求撤销政治部，这无疑是犯了蒋家之忌。孙立人先是被解除了陆军总司令之职，剥夺了兵权。之后，又籍“孙立人兵变”的借口，软禁了他，剥夺了自由。孙立人成了第二个张学良。蒋经国“接棒”之路又减少了一重障碍。
但是，对于蒋经国来说，欲名实相符地承继父业，执掌国柄，还有一道必须逾越的“铁闸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法定继承人”陈诚。陈诚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直深受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之前，他被蒋介石派到台湾来经营退路，出任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以后即稳定上升，由行政院长，而国民党中央副总裁，而“中华民国”“副总统”，成为“法统”的“准接班人”。从历史上观，陈诚从未有过背叛蒋介石的行为，更高人一筹的是，凡是蒋介石搞糟了事情，无法收场，无法下台，总是由陈诚主动站出来，代蒋介石受过。这也正是陈诚一直深得蒋介石赏识，地位稳固，在“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重要原因。
但是，陈诚并非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国民党大陆失败前后，由于陈诚主掌台湾军政大权，地位举足轻重，美国曾游说陈诚在台湾“自主”与大陆分离而独立。在美国的高压与诱惑之下，陈诚曾有过一段彷徨和犹豫。对于蒋介石赴台的“通知”保持了长达几日的沉默。但思忖再三，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迎立“故主”蒋介石。对于陈诚的这一“反常”现象，蒋介石是有所警觉的。1949年5月蒋介石由大陆赴台湾，不在台北登陆，却出人意料地高雄上岸。《吴国桢八十忆往》一文中曾笔涉此一“蹊跷”：“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二十四小时内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陈的势力范围。”
陈诚第二次见罪于蒋介石，是在1958年第三次“总统”选举中。按照“宪法”规定，已连任一次“总统”的蒋介石已无再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因此蒋介石放出“保护宪法”（意即不再连任）的试探气球，然而，陈诚不知深浅，竟信以为真，在冈山召集亲信，密谋接班布局，准备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不期然，陈诚的一举一动毕竟在蒋经国的监视中。从此，陈诚即成了政治上的废人，有职无权。
国民党偏安台湾后，蒋介石已下定决心把这最后一点江山传给嫡嗣，当然也就绝不会再允许他人凯觎。之所以还长期供着陈诚这尊神，而没有像对待吴国桢、孙立人那样彻底封杀出局，是因为蒋介石知道陈诚的身体状况，重病缠身，来日无多，对蒋经国的“接班”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陈诚长蒋经国12岁，但少蒋介石16岁，他当然不能料想到，他竟会比蒋介石提早10年去世。1965年陈诚病故后，蒋介石亲笔书写挽联：“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待共同完成，意忍夺我元辅，岂无人乎？”蒋经国也有挽联云：“三十年导师中殂，忧国不忧身，少长皆令照肝胆；千万里疆土待复，为河亦为岳，涕洟原许负弓旌。”其中哀乐谁人知！
另外，还有一个能够对蒋经国“接班”之旅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即“永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由于生母毛福梅被黜的缘故，蒋经国一向对“后母”宋美龄敬而远之，心存嫌隙。1948年上海“打虎”失败，蒋经国更是永远无法原谅宋美龄的“背后插刀”。1949年，国民党败亡台湾前后，因为宋美龄赴美乞援，蒋经国得以随侍蒋介石左右，取代了宋美龄而成为蒋介石最主要的助手。1950年，在美滞留经年而一无所获的宋美龄返回台湾，蒋经国曾专程至马尼拉接驾，表现也异乎寻常的热情。宋美龄返回台湾后的职务是位高爵尊，但无实权。原来权威显赫的宋美龄的亲属们，也都远离了台湾政坛，在美国谋求生存和发展。“永远的第一夫人”仅是有名无实的尊称，昔日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八面威风已不复存在，大权均操于蒋氏父子手中。1953年，宋美龄自作主张，私放吴国桢离台，曾引起蒋介石父子的不满。后来，宋美龄一度曾谋国民党副总裁之位，遭到蒋氏父子的一致反对，而未能成功。
当然，宋美龄仅仅是对自己大权旁落不满，时时与专权的太子为难，但对于蒋经国“父业子承”重建蒋家王朝并不反对，相反，往往在关键时刻还助蒋经国一臂之力。这点蒋经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无论是蒋介石在世时，还是去世后，蒋经国与宋美龄基本上是相安无事而绝少正面冲突的。
蒋经国接着又出任蒋介石任主席的“国防会议”的秘书长，进而为“国防部”部长。1972年蒋介石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
1954年，为了平息因吴国桢事件而引起的台岛内外对蒋经国“擅权”的普遍非议，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调离“总政治部”，出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新职。
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权力结构中，“国防会议”（后改为“国安会议”）是一个地位和性质极其特殊的机构，因人而设。主席由蒋介石自兼，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
因此，蒋经国由“总政治部”的前台淡出而转就“虚”位，名分不同，权力如旧，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头子。
1965年，台湾当局创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严家淦，蒋经国出任副主任代理主任。第二年，蒋经国扶正，全面掌管“辅导会”的工作。直到1964年，蒋经国就职“国防部”副部长，“辅导会”主任一职由赵聚钰暂代。蒋经国在“辅导会”一直干满8年。平心而论，8载“辅导会”主任，蒋经国可谓是尽心尽职，成绩也是较为明显的。对于国民党军队大批背井离乡、长年置身军旅、谋生乏术的退役官兵，安置失当，引发社会问题及至影响军心士气是不可避免的。
蒋经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担当起此重任。年轻而志求学的，辅导就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创办了医院、荣民之家、农场和工厂。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共安置退役国民党窘兵12万多人，生产收益达5.9亿多元。“辅导会”8年，是蒋经国极为自诩的一段“德政”。此一政绩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他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恐怖人物”的形象，口碑平添，为蒋经国日后的高升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1963年，重病缠身的陈诚请辞所兼行政院长一职。由谁接任？蒋介石颇费斟酌。一个不争的事实，谁是陈诚的继任，那么谁就将是“法统”的“准继承人”。虽然，蒋介石早有“传子”之心，然而此时就由蒋经国接替陈诚，毕竟条件尚不成熟，还必须有一个过渡期，必须有一个过渡性人物。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选择了台湾政坛名不见经传的严家淦担当此任。一时间，舆论大哗，各方面反应强烈。然冷静析之，又都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严家淦是个技术性官僚，长期在财政口任职，后来虽官至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然一无野心，二无班底，为人循规蹈矩，庸庸碌碌，万事不争先，“遇事推事”。严家淦对蒋父子一向忠心耿耿，俯首听命，从未有些许违意。把这样一个人物推至前台，谅不会构成对蒋经国日后接班的任何威胁。江南评点道：“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钟，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分。”
平步青云的严家淦深知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自己在台前，无非是过渡性角色，为太子“接班”做陪衬而已！因而，他“荣膺”阁揆博得虚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秉承蒋介石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授太子以实权相报。
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也是一位技术性官僚。俞大维有过颈部淋巴腺肿癌的病历，虽然美国医生以钴60放射治疗而消除，但仍需长期追踪观察。因此，每年都要离台赴美一二个月。蒋经国到“国防部”就任后，俞大维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几乎将一切要务均交付蒋经国办理，而且他赴美检查身体逗留的时间，也有意无意地延长。蒋经国拍板决定的事，俞大维在事后没有不认同的。第二年，俞大维审时度势，又直接向“行政院”院长严家淦转呈蒋介石“恳辞”“国防部”部长职务，并推荐副部长蒋经国自代。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把蒋经国扶正。
坐上“国防部长”的宝座，蒋经国已彻底掌握台湾的军权。虽然根据台湾“国防组织法”，国民党军队的统帅权，一向由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分享，然而自蒋介石开始，国民党政权的任何机构，官职的权限大小，均因人而异，蒋经国不过步其父后尘，他在哪个位置就任，权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里。如同蒋经国以副代正一样，蒋经国现在出任“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就成了他的幕僚。这也是约定成俗的“惯例”！
蒋经国就任“国防部”部长的第二个月，陈诚病故，蒋经国心里的最后一片阴影消除。1966年严家淦在蒋经国的精心安排下，“竞选”副总统成功。蒋经国的“接班”之路已全部铺平。“承继大统”仅仅余下时间问题。
蒋经国“国防部”部长任职，始于1965年1月，止于1969年6月，历时4年又5个月。蒋经国行事作风与其父不同，事无巨细，均亲自体察，事必躬亲。举凡各种军事会议、军事布防、调动、校阅、演习以及军事将领的升迁调配，蒋经国无不一一过问，严格掌握。他还经常深入各军事基地、营区以至军事前沿阵地巡视，牢牢地控制着“枪杆子”为蒋家所用。
1969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升任。在“接棒”的权力之旅上，蒋经国更进一步介入权力核心。虽然蒋经国名义上仍是副职，但实际上又一次正副颠倒，严家淦事事要反过来请示蒋经国。到了1972年3月，严家淦连任副总统之后，为报蒋介石“知遇之恩”；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推举蒋经国为继任人选。5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此可谓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可以“举亲不避嫌”了。于是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就任阁揆，并咨请“立法院”同意。“父亲提名儿子”的绝妙咨文如下：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抉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政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初，形势至为险峻。政治上，众叛亲离，人心涣散；经济上，百业凋敝，入不敷出；军事上，残兵败将，防备废弛。尤其严重的是，长期以来一直是蒋家王朝后援的盟友美国“落井下石”，公开发表抛弃台湾的宣言：“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它也不利用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坐待“尘埃落定”，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兵集结于台湾海峡对面，万事齐备，只欠“台风”。借用江南的评点：“就全盘形势而言，台湾只是个等待爆炸的火药库。”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0年6月朝鲜战争突然爆发，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开赴台湾海峡，蒋家王朝在台湾的命运也就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机。江南云：“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已经患了癌症的国民党政权，从病榻上起死回生。中美关系，最后因兵戎相见，冻冷三十一年，所谓‘台湾问题’，了无尽期。其最大的受益人，自是国民党政权，因势利便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当然，台湾国民党政权的“生存危机警报”并未解除。朝鲜战争的历史契机，美国对台湾政策的转变，只不过暂时性地阻滞了中国共产党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使得国民党政权有了偏安孤岛的可能，但是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时所面临的一系列从历史到现实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国民党政权能否在台湾立住脚，并重建蒋家王朝，这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从经营台湾之日起就开始反复思考的问题。
为了稳定人心，蒋介石不惜弃自己亲订的“中华民国宪法”于不顾，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自行宣告复“总统”职，“名正言顺”地走到台前，大权统揽，再建独裁统治。痛定思痛，蒋介石也曾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总结过国民党政权大陆惨败的血的教训，认为要“守得住”台湾，并进而“反攻复国”的，首先必须在经济上建设台湾，而要发展经济，又必须改革政治，改造已腐败不堪的国民党。正是在台湾国民党的改革运动中，蒋介石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的战略部署——“父业子承、培植蒋经国接班”计划，开始逐步实施。
大陆时期，虽然蒋介石也曾安排蒋经国多方磨砺，全面介入党、政、军、青、团要务，以树立形象，网罗班底，并且也积累了一些政绩，毕竟由于资历太浅，根基不深，加上国民党内派系错综复杂，蒋介石把蒋经国摆在决策圈内之措，阻力重重。偏安孤岛之后，因蒋介石年事已高，传子之策已呈刻不容缓之势。蒋家王朝大陆覆亡的激烈动荡，对蒋经国的异军突起，反倒是因祸得福，“党中有党，党外有派”的国民党经过大动乱的淘汰、清洗，能够与蒋介石相抗衡的各种力量均已溃不成军，蒋介石说话再也无人敢违。此种情形下再推荐蒋经国出台，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有利条件俱备。
国民党政权败亡台湾后，关于政权核心的人事安排问题，蒋介石曾煞费苦心。行政院长一职，由心腹陈诚出掌，当在“情理”之中。而吴国桢就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职，孙立人就任陆军总司令职，明显得益于他们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的特殊背景。这3人无论计资历、计声望、计才干就此三职也可说适人适事。但是，“新人”蒋经国的位置怎么摆？则颇费斟酌。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政坛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职位，是“国防部政治部”主任，后改“总政治部”主任，编阶为二级上将。此乃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抓枪杆子的精心安排。江南讲：“政治部主任，交给经国，当时环境下，众望所归。青年军时代，经国已初试锋芒，仅限于浅尝辄止，配合政工改造，环顾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干部中，只有这位共产党出身的小蒋，能够胜任。这年，经国四十初度，年龄、体力、经验，均属黄金时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对国军的再生赋予活力和希望。”
由于蒋经国在国民党军队中资历甚浅，素无军功，高官陡升，自然有人不满、不服。原“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任命令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传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蒋经国耳中，他始终在“总政治部主任”的任期，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
蒋经国深知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而采取了稳打稳扎、步步为营的策略。为了培养自己的子弟兵，蒋经国上任后不久即开始筹划建立政工干校。1952，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北投的复兴岗正式开学。任命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为他培养门生，准备干部。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紧，从不容他人染指。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出任第一任政工干校校长的胡伟克，一度曾“忘记”了自己蒋经国副手的身份和地位，将政工干校搞成了“胡记”的“势力范围”。结果，蒋经国不得不经常到政工干校去上班，主持升旗仪式，进行训话，并进而设“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于政工干校校内。最后，胡伟克只得交出校长位置，退隐赋闲去了。
蒋经国就任军职之时，正值台湾国民党政权内外交困、朝不保夕的危难关头。从大陆败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人心涣散，武备废弛。为了“挽狂澜于既倒”，蒋经国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全面整肃，淘撤冗枝，强化精干，在全军重建政工系统蒋经国还模仿中国共产党在人民军队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方法。用“三民主义”来训练国民党官兵，要求他们明确“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他喜欢以“士兵利益的维护者”面目出现，经常出现在“海防”第一线和各基层单位，和士兵们同吃同住，一起“谈心”。当一江山岛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以及国民党被迫主动放弃大陈岛时，身为“总政治部”主任的蒋经国都坚持到最后撤离，赢得了国民党官兵的折服。几年工夫，蒋经国就在国民党军队中奠定了自己的不拔之基。
除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任职外，蒋介石复职“总统”后赋予蒋经国另外两项重要的使命：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
1949年7月，蒋介石在高雄成立以唐纵为召集人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基本任务就是“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政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出台总负责，举凡一切党政特务机构，统归其管辖调动。为了统揽全权，排解异己，蒋经国采取打拉结合的战术，建立起“惟我独尊”的特务王国。
在蒋经国之前，台湾最权势炙人的特务头子是彭孟辑。彭孟缉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蒋介石1950年复职“总统”当日亲笔所书的3个手令，其中一道就是给彭孟缉的。这3个手令的主要内容是：派蒋经国负责主持军中政工重建，迅即恢复“国防部总政治部”；派俞鸿钧负责设计台湾财政、经济秩序，成立“财经联席会议”，由俞鸿钧为召集人；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但彭孟缉很乖巧，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所以很早就将大权拱手让于蒋经国，向太子输诚，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
50年代初，为防止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渗透而实行的“杀戒大开”笼罩全台的白色恐怖，就是由蒋经国在幕后、彭孟缉在台前一手策划和导演的，彭孟缉替蒋经国背足了骂名。1954年，彭孟缉“急流勇退”，向蒋介石力辞“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要职，竭力荐举由蒋经国出掌台湾特务全权。这样，蒋经国领导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就按管了“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
在此之前，蒋经国已经通过总政治第四处主管保防，实际上等于夺取了一向对自己介入情报系统不买账的毛人凤“保密局”的业务。对其他戴笠旧部，则对愿归顺效命者，收容己用，对拒不从命者，则排斥打击。最典型的例证，是“输诚”的彭孟缉官运亨通，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之位，而“不服气”的毛人凤则被架空，几近赋闲，时值壮年，竟抑郁病亡。
几年时间，蒋经国就全面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控外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呼风唤雨，生杀予夺，一统天下。“保密防谍”的口号，在蒋经国统掌情报系统的时代，竟“普及”到全岛的每一个角落，妇孺皆知，人人不寒而栗。所以，有人评论说：“由此时开始，蒋经国真正掌握到威势显赫的权力之柄。”后来，蒋经国也意识到“特务头子”的名声，毕竟有损日后“父业子继”的形象，干是报请蒋介石成立“国家安全局”统辖之，由郑介民出任局长在台前，自己则退居幕后操纵，以避嫌疑。
在蒋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的地位也稳步上升，开始全面介入到决策层。1950年七八月间，蒋介石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正式公布，开始实施。这场“改造运动”的领导机构“中央改造委员会”，摒弃了国民党的元老级大员，大多以“新生代”充任，16名成员中，最引人注目的新人，则属年方四十，党龄仅12年的蒋经国。与此同时，原来人数庞杂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撤消，改以25人的中央评议会代替。
为了在台湾建设“蒋家天下蒋家党”，蒋经国步入国民党决策圈后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多年把持常务的CC系开刀。由于有蒋介石的直接撑腰，班底已散的陈果夫、陈立夫二兄弟自然得败下阵来。陈果夫有病卧床，膺选中央评议委员，姿态多于实质，真正的CC系巨头陈立夫则被蒋介石以5万美金，打发到美国新泽西州休闲养鸡。行前，陈立夫向宋美龄辞别，宋美龄赠以《圣经》一本，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则颇出宋美龄的意外，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信任吗？”
赶走了CC系的势力，蒋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当权的阻力也就随之破除。1952年，国民党“七全”大会召开，蒋经国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蒋经国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常会委员。至此，蒋经国在国民党的权力中枢享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蒋经国一向是以“青年领袖”自诩，大陆时代曾长期经营三青团。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经国为了配合乃父蒋介石的“反共抗俄总动员”运动，再次把手伸向青年。1952年10月“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蒋介石兼任团长，蒋经国亲任主任。为什么要成立这个组织？蒋经国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上的讲话表达得非常清楚：
三十八年（1949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三十八年（1949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要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一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
国民党大陆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乃至最后形成推翻蒋家王朝的“第二条战线”。对此，蒋经国有“切肤之痛”。因之，他决意通过“救国团”这一组织在台湾青年中牢固树立起“三民主义信仰”。蒋经国为“救国团”规定了“信仰三民主义”、“拥护领袖”、“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自立自强”、“实践力行”、“自助合作”、“服务牺牲”8款信条。同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蒋经国将所有学校的军训由“救国团”统揽下来。所以江南评判“救国团”的性质：“这是第二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的预备队。”
由于“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在台湾几乎无事不可过问，无处不可插足，加上“救国团”在台湾青年中大肆鼓噪对“青年导师”蒋经国的个人崇拜，台湾社会各界甚至包括国民党内部亦有人对“救国团”“不过是国民党内新兴的所谓某一派，利用国民党的招牌，所公开做的培植私人自治资本的工具而已”！几乎是公开点了蒋经国的名。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全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放手抓权。短短几年时间，蒋经国就已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层面站稳了脚跟，成为令人瞩目的新一代政治强人。
在蒋经国通过权力顶峰的过程有两人影响较大，一是台湾省主席吴国桢，一是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蒋经国迫吴国桢挂冠出走，以孙立人制造兵变为借口关押。其原因皆是不买太子账。
由于蒋经国的突然崛起，台湾国民党政权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新的均衡产生了激烈而复杂的权力纷争和再分配。虽然蒋介石偏安孤岛后不久即确定了父业子承、重建蒋家王朝的目标，并精心培养和强力扶植蒋经国全面接班，但是并非所有的元老重臣都买蒋氏父子的账，心甘情愿接受蒋氏家天下的独裁统治。蒋经国“接棒”之路，阻力重重，没有一番血的搏杀，过关斩将，“继承人”之位是无法确立的。
国民党内最早向“太子擅权”发难的，是蒋介石败亡台湾后一度曾十分倚重的两员大将：吴国桢、孙立人。吴、孙均为国民党政权中至为罕见的德、才、识均佳之人才，西方化较重，一为普林斯顿学院的高材生，一为弗吉尼亚军校的优秀毕业生，与美国朝野关系密切。国民党政权重建后，为了争取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蒋介石打出这两张“亲美牌”：任命吴国桢为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主政；任命孙立人为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主军。一时间，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上颇有一番新气象出现，吴、孙二人声威日隆。很快，他们便与正在蒋介石的纵容下四面出击、放手抓权的蒋经国发生了正面冲突。
蒋经国与吴国桢之间早有嫌隙。1948年蒋经国在上海督导经济改革，曾遭到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的激烈反对，认为用高压的政治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经济问题，最后蒋经国果真“打虎”失败，落荒而走。蒋经国没有从正面吸取教训，却把这笔账记在了吴国桢头上。到台湾之后，吴国桢虽然名义兼有保安司令部司令之职，但实权却掌握在早已投效到蒋经国麾下的副司令彭孟缉手中。对于蒋经国、彭孟缉在50年代初期，利用特务统治大搞白色恐怖的极端行为，吴国桢一直持有异议，曾屡次向蒋介石进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然而，培植蒋经国全面接班，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吴国桢的诤言，自难入耳。用吴国桢《上蒋总统书》中的话讲：“此后钧座对于经国兄更加信任，不独任其控制特务及军队，且使之操纵党部并主持青年团。”在此情形下，吴国桢只能以辞职相对。
客观而论，对吴国桢的人品和才干，蒋介石还是颇为赏识和器重的，只是宠臣与爱子之间的是是非非甚难两顾。吴国桢回忆说：“我辞职，他派黄伯度传话，只要我愿意和经国合作，愿当行政院长，可当行政院长，爱当主席兼院长，悉由我挑。可是，我一概谢绝。”因为此时吴国桢已经看出：“钧座爱子甚于爱民，爱党甚于爱国。”卸职后月余，吴国离台赴美，从此远离了台湾政坛。
据传说，在“蒋主任”与“吴主席”格格不入，势同水火期间，蒋经国曾施暗杀手段恐吓过吴国桢。吴国桢挂冠离台，也一度被蒋经国留难，若非宋美龄从中相助，吴国桢恐怕早已无自由之身了。至于一年之后搞得沸沸扬扬、隔海骂战的“吴国桢事件”，更是以蒋经国为肇端。吴国桢忍无可忍，方才有“建议”：因太子已成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人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之前，不必重返台湾”。实属“劫后余波”。
扳倒了吴国桢，另一个“敌人”孙立人就显得格外突出了。孙立人与吴国桢的情形有所不同，他非嫡系出身，从来就不曾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只是由于孙立人在国民党军队中才华过于突出，军功显赫，加上背后一直有美国人撑腰，才未被蒋介石闲置。到了国民党败亡台湾，能否偏安孤岛，全系美国是不是支持和援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打出这张王牌，任命孙立人出任陆军总司令兼保安总司令，主军，向美献媚。但蒋介石对孙立人的戒心一刻也未曾放松。
孙立人是一位典型的职业军人，性格耿直，好恶分明，恃才傲物，卓尔不群。吴国桢与孙立人是至交，他曾举过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证说明孙立人是如何见罪于蒋介石：1949年，蒋介石赴台在高雄登陆，时任台湾防守司令的孙立人前往迎接，蒋介石劈头第一句话：“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道：“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后来，吴国桢告诉他：“你应该说，台湾是总统的地方，当然安全，为什么要说，你保护呢？”
当然，最后导致孙立人被“封杀出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不买太子的账”，公开反对蒋经国通过政工系统控制军队，要求撤销政治部，这无疑是犯了蒋家之忌。孙立人先是被解除了陆军总司令之职，剥夺了兵权。之后，又籍“孙立人兵变”的借口，软禁了他，剥夺了自由。孙立人成了第二个张学良。蒋经国“接棒”之路又减少了一重障碍。
但是，对于蒋经国来说，欲名实相符地承继父业，执掌国柄，还有一道必须逾越的“铁闸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法定继承人”陈诚。陈诚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一直深受蒋介石的信任和器重。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之前，他被蒋介石派到台湾来经营退路，出任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以后即稳定上升，由行政院长，而国民党中央副总裁，而“中华民国”“副总统”，成为“法统”的“准接班人”。从历史上观，陈诚从未有过背叛蒋介石的行为，更高人一筹的是，凡是蒋介石搞糟了事情，无法收场，无法下台，总是由陈诚主动站出来，代蒋介石受过。这也正是陈诚一直深得蒋介石赏识，地位稳固，在“黄埔系”中仅次于蒋介石的重要原因。
但是，陈诚并非没有任何政治野心。国民党大陆失败前后，由于陈诚主掌台湾军政大权，地位举足轻重，美国曾游说陈诚在台湾“自主”与大陆分离而独立。在美国的高压与诱惑之下，陈诚曾有过一段彷徨和犹豫。对于蒋介石赴台的“通知”保持了长达几日的沉默。但思忖再三，最后还是下定决心迎立“故主”蒋介石。对于陈诚的这一“反常”现象，蒋介石是有所警觉的。1949年5月蒋介石由大陆赴台湾，不在台北登陆，却出人意料地高雄上岸。《吴国桢八十忆往》一文中曾笔涉此一“蹊跷”：“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二十四小时内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陈的势力范围。”
陈诚第二次见罪于蒋介石，是在1958年第三次“总统”选举中。按照“宪法”规定，已连任一次“总统”的蒋介石已无再度成为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因此蒋介石放出“保护宪法”（意即不再连任）的试探气球，然而，陈诚不知深浅，竟信以为真，在冈山召集亲信，密谋接班布局，准备以“副总统”身份继任“总统”。不期然，陈诚的一举一动毕竟在蒋经国的监视中。从此，陈诚即成了政治上的废人，有职无权。
国民党偏安台湾后，蒋介石已下定决心把这最后一点江山传给嫡嗣，当然也就绝不会再允许他人凯觎。之所以还长期供着陈诚这尊神，而没有像对待吴国桢、孙立人那样彻底封杀出局，是因为蒋介石知道陈诚的身体状况，重病缠身，来日无多，对蒋经国的“接班”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
陈诚长蒋经国12岁，但少蒋介石16岁，他当然不能料想到，他竟会比蒋介石提早10年去世。1965年陈诚病故后，蒋介石亲笔书写挽联：“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待共同完成，意忍夺我元辅，岂无人乎？”蒋经国也有挽联云：“三十年导师中殂，忧国不忧身，少长皆令照肝胆；千万里疆土待复，为河亦为岳，涕洟原许负弓旌。”其中哀乐谁人知！
另外，还有一个能够对蒋经国“接班”之旅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即“永远的第一夫人”宋美龄。由于生母毛福梅被黜的缘故，蒋经国一向对“后母”宋美龄敬而远之，心存嫌隙。1948年上海“打虎”失败，蒋经国更是永远无法原谅宋美龄的“背后插刀”。1949年，国民党败亡台湾前后，因为宋美龄赴美乞援，蒋经国得以随侍蒋介石左右，取代了宋美龄而成为蒋介石最主要的助手。1950年，在美滞留经年而一无所获的宋美龄返回台湾，蒋经国曾专程至马尼拉接驾，表现也异乎寻常的热情。宋美龄返回台湾后的职务是位高爵尊，但无实权。原来权威显赫的宋美龄的亲属们，也都远离了台湾政坛，在美国谋求生存和发展。“永远的第一夫人”仅是有名无实的尊称，昔日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八面威风已不复存在，大权均操于蒋氏父子手中。1953年，宋美龄自作主张，私放吴国桢离台，曾引起蒋介石父子的不满。后来，宋美龄一度曾谋国民党副总裁之位，遭到蒋氏父子的一致反对，而未能成功。
当然，宋美龄仅仅是对自己大权旁落不满，时时与专权的太子为难，但对于蒋经国“父业子承”重建蒋家王朝并不反对，相反，往往在关键时刻还助蒋经国一臂之力。这点蒋经国是心知肚明的。因此，无论是蒋介石在世时，还是去世后，蒋经国与宋美龄基本上是相安无事而绝少正面冲突的。
蒋经国接着又出任蒋介石任主席的“国防会议”的秘书长，进而为“国防部”部长。1972年蒋介石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院长。
1954年，为了平息因吴国桢事件而引起的台岛内外对蒋经国“擅权”的普遍非议，蒋介石安排蒋经国调离“总政治部”，出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的新职。
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权力结构中，“国防会议”（后改为“国安会议”）是一个地位和性质极其特殊的机构，因人而设。主席由蒋介石自兼，主持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
因此，蒋经国由“总政治部”的前台淡出而转就“虚”位，名分不同，权力如旧，实际上是以退为进，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头子。
1965年，台湾当局创立了“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严家淦，蒋经国出任副主任代理主任。第二年，蒋经国扶正，全面掌管“辅导会”的工作。直到1964年，蒋经国就职“国防部”副部长，“辅导会”主任一职由赵聚钰暂代。蒋经国在“辅导会”一直干满8年。平心而论，8载“辅导会”主任，蒋经国可谓是尽心尽职，成绩也是较为明显的。对于国民党军队大批背井离乡、长年置身军旅、谋生乏术的退役官兵，安置失当，引发社会问题及至影响军心士气是不可避免的。
蒋经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担当起此重任。年轻而志求学的，辅导就学；有工作能力的，辅导就业；需要休养的，使之休养；病苦的，使之就医。“辅导会”创办了医院、荣民之家、农场和工厂。经过8年的不懈努力，共安置退役国民党窘兵12万多人，生产收益达5.9亿多元。“辅导会”8年，是蒋经国极为自诩的一段“德政”。此一政绩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他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恐怖人物”的形象，口碑平添，为蒋经国日后的高升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
1963年，重病缠身的陈诚请辞所兼行政院长一职。由谁接任？蒋介石颇费斟酌。一个不争的事实，谁是陈诚的继任，那么谁就将是“法统”的“准继承人”。虽然，蒋介石早有“传子”之心，然而此时就由蒋经国接替陈诚，毕竟条件尚不成熟，还必须有一个过渡期，必须有一个过渡性人物。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选择了台湾政坛名不见经传的严家淦担当此任。一时间，舆论大哗，各方面反应强烈。然冷静析之，又都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严家淦是个技术性官僚，长期在财政口任职，后来虽官至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然一无野心，二无班底，为人循规蹈矩，庸庸碌碌，万事不争先，“遇事推事”。严家淦对蒋父子一向忠心耿耿，俯首听命，从未有些许违意。把这样一个人物推至前台，谅不会构成对蒋经国日后接班的任何威胁。江南评点道：“台湾土地面积虽小，出将入相的人才，说得上济济一堂。蒋先生慧眼独钟，一个唯唯诺诺的严静波，不可否认，有私字的成分。”
平步青云的严家淦深知蒋介石的良苦用心：自己在台前，无非是过渡性角色，为太子“接班”做陪衬而已！因而，他“荣膺”阁揆博得虚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秉承蒋介石旨意，提名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授太子以实权相报。
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是蒋经国的儿女亲家俞大维，也是一位技术性官僚。俞大维有过颈部淋巴腺肿癌的病历，虽然美国医生以钴60放射治疗而消除，但仍需长期追踪观察。因此，每年都要离台赴美一二个月。蒋经国到“国防部”就任后，俞大维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几乎将一切要务均交付蒋经国办理，而且他赴美检查身体逗留的时间，也有意无意地延长。蒋经国拍板决定的事，俞大维在事后没有不认同的。第二年，俞大维审时度势，又直接向“行政院”院长严家淦转呈蒋介石“恳辞”“国防部”部长职务，并推荐副部长蒋经国自代。1964年1月13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把蒋经国扶正。
坐上“国防部长”的宝座，蒋经国已彻底掌握台湾的军权。虽然根据台湾“国防组织法”，国民党军队的统帅权，一向由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分享，然而自蒋介石开始，国民党政权的任何机构，官职的权限大小，均因人而异，蒋经国不过步其父后尘，他在哪个位置就任，权力重心也就偏移至哪里。如同蒋经国以副代正一样，蒋经国现在出任“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就成了他的幕僚。这也是约定成俗的“惯例”！
蒋经国就任“国防部”部长的第二个月，陈诚病故，蒋经国心里的最后一片阴影消除。1966年严家淦在蒋经国的精心安排下，“竞选”副总统成功。蒋经国的“接班”之路已全部铺平。“承继大统”仅仅余下时间问题。
蒋经国“国防部”部长任职，始于1965年1月，止于1969年6月，历时4年又5个月。蒋经国行事作风与其父不同，事无巨细，均亲自体察，事必躬亲。举凡各种军事会议、军事布防、调动、校阅、演习以及军事将领的升迁调配，蒋经国无不一一过问，严格掌握。他还经常深入各军事基地、营区以至军事前沿阵地巡视，牢牢地控制着“枪杆子”为蒋家所用。
1969年6月，台湾“行政院”改组，原副院长黄少谷辞职，由蒋经国升任。在“接棒”的权力之旅上，蒋经国更进一步介入权力核心。虽然蒋经国名义上仍是副职，但实际上又一次正副颠倒，严家淦事事要反过来请示蒋经国。到了1972年3月，严家淦连任副总统之后，为报蒋介石“知遇之恩”；立即请辞行政院长职，推举蒋经国为继任人选。5月，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召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此可谓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可以“举亲不避嫌”了。于是蒋介石正式提名蒋经国就任阁揆，并咨请“立法院”同意。“父亲提名儿子”的绝妙咨文如下：
行政院院长严家淦，恳请辞职，已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抉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院长。蒋坚忍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政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此咨立法院。
总统蒋中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