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蒋经国的俄国妻子蒋方良
（年轻时的芬娜（后改名蒋方良））
1935年在《国际歌》声中，蒋经国娶了一位俄国媳妇芬娜，后由蒋介石为其改中国名叫蒋方良。
（蒋经国与芬娜年轻时留影。）
蒋方良从1935年同蒋经国结婚，到1988年蒋经国病逝，与蒋经国共同生活了53年。
蒋方良是苏联人，俄文原名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18岁那年，她在苏联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和蒋经国结下一世情缘。
1925年赴苏求学、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滞留域外不得归的蒋经国，是在1933年进入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做工的。由于工作勤勉，由一个普通技工逐步升为技师，以后又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在党内还担任了支部书记工作。1934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的主编。这时，芬娜刚从技工学校毕业，在蒋经国的管理下进行工作。
蒋经国与芬娜成为异国鸳鸯的起因，台湾曾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一天晚上，蒋经国在工厂加班后回宿舍，路上忽见一精壮大汉拦住一年轻女子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就走上前去为她解围。那大汉见蒋经国个头矮小，并不以为意，没想到体格壮硕的蒋经国三拳两脚就把大汉打倒了。女子得救后，万分感激、钦佩蒋经国，一缕芳心飞向他。那被救的女子就是芬娜。这段典型的“英雄救美人”的传奇故事，真实性究竟如何，外人不得而知。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蒋经国与芬娜是在平日的接触中逐渐产生感情的。芬娜孤身一人在外工作，生活有诸多不便。据说她的娘家曾是沙俄的旧贵族，十月革命后家道中落，境遇窘迫，芬娜为，数不多的工作所得还得交出维持家计。而蒋经国是被当作“人质”羁留在异国他乡，孤苦伶仃，心情抑郁，两人同病相怜，彼此关心照顾。尤其是当蒋经国生病卧床时，芬娜侍奉在侧，嘘寒问暖。天长日久，相互萌生恋情。经过短暂的热恋之后，他们决定结婚。
据他们的媒人——现已90高龄的玛丽亚，80年代在西伯利亚接受台湾记者访问时回忆，少女时代的芬娜不仅面目清丽，走路姿态也特别高雅迷人。这对情侣常去海边游泳，“尼古拉很听芬娜的话，他对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满意”。
异族的通婚，苏联方面很开通，结婚申请很快批准。蒋经国毕竟是中国人，古训不敢违背，他得征得父母的同意，于是写信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回信很爽快：“中苏联姻，为外交史上之美事，汝勿再多所顾虑，余为汝得佳妇贺。”当然是充分考虑到蒋经国在苏联的特殊处境！
1935年3月，在《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后来在台湾担任过“立法委员”的王新衡。蒋经国和芬娜结婚的当年就有了弄璋之喜，生了长子爱伦；次年再添一位千金，小名爱理。
然而蒋经国和芬娜结婚、生子的安定生活刚刚开始不久，由于受苏联党内政治斗争的牵连，1936年6月，蒋经国的副厂长职务被解除，候补党员资格被取消，回国申请也屡次被拒，生活再次陷人困顿的境地。芬娜替丈夫扛起生计重担。蒋经国亲笔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写道：“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了我。这6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经国的个人命运有了戏剧性的转折。1937年初，苏联方面同意蒋经国返国。是年4月，蒋经国携妻挈子回到了南京，拜见了分别12年之久的父亲蒋介石和从未谋面的后母宋美龄。
蒋介石对这位身体高大、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罗斯媳妇，起先并不习惯。虽然此前蒋经国曾写信告诉过他的这桩婚事，爱伦生下来时，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可以说他对芬娜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这个事实时，心理还是有些不适。直到相处两三个月后，他才发现芬娜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照顾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特点，是标准的贤妻良母。蒋介石为她取了中国名字“蒋方（孃）良”，也等于是对这位洋媳妇的肯定。由此蒋方良正式走进了蒋家，取得了蒋氏家族的户籍。蒋经国与蒋方良的两个孩子爱伦和爱理也都按蒋氏谱系“孝”字辈取名蒋孝文、蒋孝章。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蒋经国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家乡奉化，认祖归宗，并拜见生母毛福梅。虽然蒋经国、蒋方良早已拖儿带女，但毛福梅仍坚持按乡俗为他们补办了中国传统式的婚礼。
到中国后，蒋方良适应中国口味，吃中国菜，说中国话，随中国的礼俗和蒋家的规矩，蒋介石题“贤良慈孝”四字送她。
入乡随俗。蒋方良由俄罗斯到中国，不论是饮食习惯、宗教信仰，还是语言、文字，都不相同，适应起来十分困难。首先是吃饭问题，这是蒋方良初抵中国后最头疼的一件事。她在俄罗斯的时候，吃面包、乳酪，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但到了中国，吃的都是腊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总是吩咐厨师煮淡点。然而，时间一长，蒋方良也就逐渐习惯了，亦嗜辣椒，又学会了许多中国菜的做法，经常下厨，为家人调剂口味。
关于宗教信仰，蒋方良原来尊奉东正教，而蒋家信的是基督教，两者的宗教仪式和信仰心态都有所不同。为了宗教问题，她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调整过来。蒋方良刚到中国时，既不会说，也不会写汉语，蒋介石为她请了一姓董的女教师“启蒙”，教她纯正的普通话。由于有语言环境，加上她聪慧好学，一年以后，就可以用颇为顺畅的国语与人交谈了。然而，由于蒋方良的生活圈子多为浙江奉化人，因此，她学到的是半调子国语——带俄语腔的宁波官话。她自知这种国语“有点怪怪的”，怕别人听不懂，出席公开场合时常为之却步。不过，蒋方良后来又学了英文。她的英文说写颇为流利，平时多以此来应付外事。当然，和蒋经国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然是用俄语交谈。此外，蒋方良还对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发生了兴趣，得闲就拿起毛笔涂抹。她学书法临的丰硕遒劲的颜体，国画则专攻山水。经过几年的苦练，书法和国画竟达到相当水平。这对一个从未接触过方块字与拿过毛笔并已有一双儿女的异国妇女来说，委实是不容易的。
蒋方良随蒋经国回到中国后，两人聚时少，离时多。蒋经国主政江西赣南时期，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全家都相聚在赣州外，蒋方良与两个孩子多数时间是在家乡和重庆居住，蒋经国有时两三个月才回来一趟，夫妻聚首的时间甚少。在此期间，蒋经国在赣南曾出演了一幕“金屋藏娇”的风流剧，但蒋方良并不知细情。及至后来得知此事原委时，早已时过境迁，那风流剧中的另一位主角也早已香消玉殒了。
1945年抗战胜利，蒋经国举家从重庆迁到上海郊外，蒋经国、蒋方良夫妻两人在一起相聚的时间多了起来。这一年蒋方良生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1948年又生了第三个儿子蒋孝勇。由于全面内战爆发，蒋经国开始一天忙到晚，几乎没有时间回家。蒋方良产下蒋孝勇后，失血过多，在医院里一度昏迷，后来经过输血抢救，才苏醒过来，而在蒋方良住院的10天里，蒋经国只去探望过一次。蒋家王朝败居通湾以后，有一次蒋孝勇过10岁生日，蒋经国特意买了一个3层蛋糕送给他，对他说：“这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
（蒋经国教子读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第二天，蒋方良携子女从奉化去了台湾。到台湾后，最先住在台北中山北路，房子不大，是一座日式建筑，住家附近都是普通百姓。有人常看见她亲自上街买面包和蛋糕。直到60年代末，台湾的经济有了发展，他们才搬到一处宽敞的别墅里。这地方依山傍水，位于台北市郊的大直。
在台湾的几十年，是蒋方良到中国后生活最安定的时期，也是蒋经国、蒋方良的夫妻生活最充实的时期。蒋经国白日忙于公务，晚上必定回到家中与方良共进晚餐。他们仍然习惯用旧称谓，蒋经国称她为“方”，蒋方良叫他“国”。平日里蒋方良对蒋经国的饮食起居，悉心安排。蒋经国患糖尿病后，她坚持每日亲自下厨，监督厨师做适合糖尿病患者吃的菜肴。1970年4月，蒋经国访美时遇刺，险遭不测。消息传来，蒋方良大为震惊，立即打电话到纽约，询问详情，得知蒋经国确实安然无恙后，这才放心。蒋经国返台那一天，从不愿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蒋方良破例到机场迎接。她当着机场盛大的欢迎人潮，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与蒋经国长时间拥抱接吻。据在场人估计，接吻时间至少长达20秒。
对于膝下的4个儿女，蒋方良也是倾其心力，悉心照料培育。其中惟一的女儿蒋孝章最得蒋方良疼爱。1960年蒋孝章23岁时，嫁与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结婚那天，蒋方良紧紧抱着蒋孝章，母女哭成一团。蒋经国在旁边说：“别这样子，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母亲是笑着的。”而长子蒋孝文常常染疾卧床，则是蒋方良愁眉难展的一块心病。据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宋时选讲：“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对于中国的礼俗和蒋家的规矩，蒋方良也曾颇下苦功来熟悉和适应。逢年过节，她带着孩子拜祖，先烧香，后磕头。对公婆极尽孝道。但是；有时仍难免出错。1949年清明节，蒋介石曾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麟岙祭扫蒋母王采玉墓，由于自知能够留居家乡的来日无多，蒋介石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蒋方良没有重视，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很生气，当面直斥儿媳“不懂礼节”。当然，蒋在世的时候，多数情形下对这位颇具中国传统美德的洋儿媳还是满意的。1966年，蒋方良50岁生日之时，蒋介石特别题写了“贤良慈孝”4个字，送给“方良贤媳”做纪念。
蒋方良平日居家，除了绘画写字，惟一兴致颇高的消遣，就是邀几位相熟的朋友搓麻将，做“方城之战”，此外，绝少有其他社交活动。蒋方良辞别故国家园、父母亲朋，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大平原来到中国，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只是为了相酬她与蒋经国的一世情缘。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喜好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她只愿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做一个有宁静生活可过的普通主妇，做一个贤内助。平日里，蒋方良深居简出，除了无法推脱的一些应酬，她极少在大庭广众下露面，也从不过问和干预蒋经国的“公事”。曾有人把她与宋美龄作过对比，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媳妇比婆婆可喜得多了。因为蒋老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蒋经国去世后，蒋方良的两个儿子孝文、孝武也相继去世，蒋方良都能平静对待，“她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伟大”。
（1985年3月蒋经国与夫人欢度金婚。）
1988年初，与蒋方良风雨同舟50余载的蒋经国因病辞世，这对一向视家庭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的蒋方良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她悲恸欲绝。蒋经国病重之时，蒋方良一直服侍左右，体乏心忧，心脏病发作。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停止呼吸的一瞬间，蒋方良正在隔壁房间吸氧，未与蒋经国诀别，她对此后悔不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都无法从顿失依爱的悲苦心境中解脱出来。她有时甚至不相信与她结合半个世纪、始终不曾长久分离的蒋经国已经先她而去。她每天都要到蒋经国生前住的房间里摸摸弄弄，还经常去慈湖蒋经国灵前孤坐，寻求慰藉。对于让她出国散心或返乡探亲的建议，都被她婉拒。她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蒋家，除台湾，她已无处可以安心。所幸儿孙晚辈忠孝，经常回家来探望这位孤寂的老人，而这份天伦之乐也就成了蒋方良最后的精神支撑。
然而，祸不单行。当蒋方良刚刚从丧夫的悲痛中回复过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之后，她的两个儿子蒋孝文、蒋孝武却又相继在1989年和1991年因病去世，再一次将蒋方良投人长哀的阴霾之中。但是，生性坚韧的蒋方良并没有垮下来，仍然默默地坚持扮演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角色。每到年节，只要宋美龄在台北，蒋方良总要回“士林”官邸陪婆婆进餐。平日独自在家看电视、录像及书报，或到客厅、院子里踱踱方步，偶尔和几位老友谈天叙旧。念旧的蒋方良已许久没有买新衣服了，她认为旧有的衣服补补就能穿了，而且生性俭性的她请求厨房一天只要中午煮一餐即可，晚上烫热再吃。每年在蒋经国辞世纪念的这一天，蒋方良照例中午与儿孙们只吃一碗面，因为这天虽然是人间的冥诞，但对一个世界而言，则是新生的开始。她仅想以一项简单的仪式纪念前人。蒋家的晚辈们讲：“我们希望她颐养天年，但她变得很淡泊，认为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就很好。”
自蒋经国去世后。每年的1月13日蒋方良都要亲自到头寮谒陵。2003年1月13日，正值蒋经国逝世巧周年，已88岁高龄的蒋方良，仍然坚持到头寮追思蒋经国。由于患有严重的哮喘，当日上午蒋方良坐着轮椅，鼻插着氧气管，脸色苍在随扈陪同下来到头寮。接着在旁人的搀扶下勉强站起来鞠躬，然后便在蒋经细灵寝旁的房间，坐在走廊前望风景沉思。40分钟后，搭乘黑头车静静离去，没有答复媒体任何问题。
蒋方良的一生，几乎自始至终都在力求平凡中度过，从未体尝过“妻随夫贵”的滋味。由于着意隐匿，外界对她了解甚少，加上她身世特殊，曾有人称她为“神秘的第一夫人”。当年届八旬的蒋经国油尽灯枯地走完人生旅程之后，蒋方良的情形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人们对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历来有权、有势的妇女，很少有人能耐得住寂寞”，“她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伟大”。
1935年在《国际歌》声中，蒋经国娶了一位俄国媳妇芬娜，后由蒋介石为其改中国名叫蒋方良。
（蒋经国与芬娜年轻时留影。）
蒋方良从1935年同蒋经国结婚，到1988年蒋经国病逝，与蒋经国共同生活了53年。
蒋方良是苏联人，俄文原名芬娜·伊帕季耶娃·瓦哈列娃。18岁那年，她在苏联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和蒋经国结下一世情缘。
1925年赴苏求学、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长期滞留域外不得归的蒋经国，是在1933年进入斯夫洛斯克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做工的。由于工作勤勉，由一个普通技工逐步升为技师，以后又被任命为工人航空学校招生委员会的主席，在党内还担任了支部书记工作。1934年晋升为副厂长，兼工厂报纸的主编。这时，芬娜刚从技工学校毕业，在蒋经国的管理下进行工作。
蒋经国与芬娜成为异国鸳鸯的起因，台湾曾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故事：一天晚上，蒋经国在工厂加班后回宿舍，路上忽见一精壮大汉拦住一年轻女子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就走上前去为她解围。那大汉见蒋经国个头矮小，并不以为意，没想到体格壮硕的蒋经国三拳两脚就把大汉打倒了。女子得救后，万分感激、钦佩蒋经国，一缕芳心飞向他。那被救的女子就是芬娜。这段典型的“英雄救美人”的传奇故事，真实性究竟如何，外人不得而知。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蒋经国与芬娜是在平日的接触中逐渐产生感情的。芬娜孤身一人在外工作，生活有诸多不便。据说她的娘家曾是沙俄的旧贵族，十月革命后家道中落，境遇窘迫，芬娜为，数不多的工作所得还得交出维持家计。而蒋经国是被当作“人质”羁留在异国他乡，孤苦伶仃，心情抑郁，两人同病相怜，彼此关心照顾。尤其是当蒋经国生病卧床时，芬娜侍奉在侧，嘘寒问暖。天长日久，相互萌生恋情。经过短暂的热恋之后，他们决定结婚。
据他们的媒人——现已90高龄的玛丽亚，80年代在西伯利亚接受台湾记者访问时回忆，少女时代的芬娜不仅面目清丽，走路姿态也特别高雅迷人。这对情侣常去海边游泳，“尼古拉很听芬娜的话，他对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满意”。
异族的通婚，苏联方面很开通，结婚申请很快批准。蒋经国毕竟是中国人，古训不敢违背，他得征得父母的同意，于是写信请示蒋介石。蒋介石回信很爽快：“中苏联姻，为外交史上之美事，汝勿再多所顾虑，余为汝得佳妇贺。”当然是充分考虑到蒋经国在苏联的特殊处境！
1935年3月，在《国际歌》声中，一对异国情侣，结下白首之盟。据说证婚人，是后来在台湾担任过“立法委员”的王新衡。蒋经国和芬娜结婚的当年就有了弄璋之喜，生了长子爱伦；次年再添一位千金，小名爱理。
然而蒋经国和芬娜结婚、生子的安定生活刚刚开始不久，由于受苏联党内政治斗争的牵连，1936年6月，蒋经国的副厂长职务被解除，候补党员资格被取消，回国申请也屡次被拒，生活再次陷人困顿的境地。芬娜替丈夫扛起生计重担。蒋经国亲笔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写道：“我的情绪极度低落，朋友亦渐渐远离了我。这6个月的艰苦日子，一家三口只靠我妻子的收入维生。我太太有空安慰我的时候，我就尽量松弛一下。”
1936年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经国的个人命运有了戏剧性的转折。1937年初，苏联方面同意蒋经国返国。是年4月，蒋经国携妻挈子回到了南京，拜见了分别12年之久的父亲蒋介石和从未谋面的后母宋美龄。
蒋介石对这位身体高大、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罗斯媳妇，起先并不习惯。虽然此前蒋经国曾写信告诉过他的这桩婚事，爱伦生下来时，还寄了一组黑白照片给他，可以说他对芬娜不算陌生，但真正面对这个事实时，心理还是有些不适。直到相处两三个月后，他才发现芬娜个性温柔婉约，孝顺公婆，体贴丈夫，照顾孩子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特点，是标准的贤妻良母。蒋介石为她取了中国名字“蒋方（孃）良”，也等于是对这位洋媳妇的肯定。由此蒋方良正式走进了蒋家，取得了蒋氏家族的户籍。蒋经国与蒋方良的两个孩子爱伦和爱理也都按蒋氏谱系“孝”字辈取名蒋孝文、蒋孝章。
按照蒋介石的安排，蒋经国带着妻子儿女回到家乡奉化，认祖归宗，并拜见生母毛福梅。虽然蒋经国、蒋方良早已拖儿带女，但毛福梅仍坚持按乡俗为他们补办了中国传统式的婚礼。
到中国后，蒋方良适应中国口味，吃中国菜，说中国话，随中国的礼俗和蒋家的规矩，蒋介石题“贤良慈孝”四字送她。
入乡随俗。蒋方良由俄罗斯到中国，不论是饮食习惯、宗教信仰，还是语言、文字，都不相同，适应起来十分困难。首先是吃饭问题，这是蒋方良初抵中国后最头疼的一件事。她在俄罗斯的时候，吃面包、乳酪，很简单的一餐就解决了。但到了中国，吃的都是腊味很重的江浙菜，她嫌味道太咸，总是吩咐厨师煮淡点。然而，时间一长，蒋方良也就逐渐习惯了，亦嗜辣椒，又学会了许多中国菜的做法，经常下厨，为家人调剂口味。
关于宗教信仰，蒋方良原来尊奉东正教，而蒋家信的是基督教，两者的宗教仪式和信仰心态都有所不同。为了宗教问题，她足足花了3年时间才调整过来。蒋方良刚到中国时，既不会说，也不会写汉语，蒋介石为她请了一姓董的女教师“启蒙”，教她纯正的普通话。由于有语言环境，加上她聪慧好学，一年以后，就可以用颇为顺畅的国语与人交谈了。然而，由于蒋方良的生活圈子多为浙江奉化人，因此，她学到的是半调子国语——带俄语腔的宁波官话。她自知这种国语“有点怪怪的”，怕别人听不懂，出席公开场合时常为之却步。不过，蒋方良后来又学了英文。她的英文说写颇为流利，平时多以此来应付外事。当然，和蒋经国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自然是用俄语交谈。此外，蒋方良还对中国的书法和国画发生了兴趣，得闲就拿起毛笔涂抹。她学书法临的丰硕遒劲的颜体，国画则专攻山水。经过几年的苦练，书法和国画竟达到相当水平。这对一个从未接触过方块字与拿过毛笔并已有一双儿女的异国妇女来说，委实是不容易的。
蒋方良随蒋经国回到中国后，两人聚时少，离时多。蒋经国主政江西赣南时期，除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全家都相聚在赣州外，蒋方良与两个孩子多数时间是在家乡和重庆居住，蒋经国有时两三个月才回来一趟，夫妻聚首的时间甚少。在此期间，蒋经国在赣南曾出演了一幕“金屋藏娇”的风流剧，但蒋方良并不知细情。及至后来得知此事原委时，早已时过境迁，那风流剧中的另一位主角也早已香消玉殒了。
1945年抗战胜利，蒋经国举家从重庆迁到上海郊外，蒋经国、蒋方良夫妻两人在一起相聚的时间多了起来。这一年蒋方良生了第二个儿子蒋孝武，1948年又生了第三个儿子蒋孝勇。由于全面内战爆发，蒋经国开始一天忙到晚，几乎没有时间回家。蒋方良产下蒋孝勇后，失血过多，在医院里一度昏迷，后来经过输血抢救，才苏醒过来，而在蒋方良住院的10天里，蒋经国只去探望过一次。蒋家王朝败居通湾以后，有一次蒋孝勇过10岁生日，蒋经国特意买了一个3层蛋糕送给他，对他说：“这是对你的一种补偿，你出生的时候，我没有时间好好照顾你们。”
（蒋经国教子读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的第二天，蒋方良携子女从奉化去了台湾。到台湾后，最先住在台北中山北路，房子不大，是一座日式建筑，住家附近都是普通百姓。有人常看见她亲自上街买面包和蛋糕。直到60年代末，台湾的经济有了发展，他们才搬到一处宽敞的别墅里。这地方依山傍水，位于台北市郊的大直。
在台湾的几十年，是蒋方良到中国后生活最安定的时期，也是蒋经国、蒋方良的夫妻生活最充实的时期。蒋经国白日忙于公务，晚上必定回到家中与方良共进晚餐。他们仍然习惯用旧称谓，蒋经国称她为“方”，蒋方良叫他“国”。平日里蒋方良对蒋经国的饮食起居，悉心安排。蒋经国患糖尿病后，她坚持每日亲自下厨，监督厨师做适合糖尿病患者吃的菜肴。1970年4月，蒋经国访美时遇刺，险遭不测。消息传来，蒋方良大为震惊，立即打电话到纽约，询问详情，得知蒋经国确实安然无恙后，这才放心。蒋经国返台那一天，从不愿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的蒋方良破例到机场迎接。她当着机场盛大的欢迎人潮，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去，与蒋经国长时间拥抱接吻。据在场人估计，接吻时间至少长达20秒。
对于膝下的4个儿女，蒋方良也是倾其心力，悉心照料培育。其中惟一的女儿蒋孝章最得蒋方良疼爱。1960年蒋孝章23岁时，嫁与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结婚那天，蒋方良紧紧抱着蒋孝章，母女哭成一团。蒋经国在旁边说：“别这样子，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母亲是笑着的。”而长子蒋孝文常常染疾卧床，则是蒋方良愁眉难展的一块心病。据时常出入蒋家的台湾国民党政要宋时选讲：“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自己要干什么。”
对于中国的礼俗和蒋家的规矩，蒋方良也曾颇下苦功来熟悉和适应。逢年过节，她带着孩子拜祖，先烧香，后磕头。对公婆极尽孝道。但是；有时仍难免出错。1949年清明节，蒋介石曾带着蒋经国夫妇和孙儿、孙女，到白岩山鱼麟岙祭扫蒋母王采玉墓，由于自知能够留居家乡的来日无多，蒋介石连声嘱咐儿孙“多磕几个头”，可蒋方良没有重视，只在墓前鞠了一躬，蒋介石很生气，当面直斥儿媳“不懂礼节”。当然，蒋在世的时候，多数情形下对这位颇具中国传统美德的洋儿媳还是满意的。1966年，蒋方良50岁生日之时，蒋介石特别题写了“贤良慈孝”4个字，送给“方良贤媳”做纪念。
蒋方良平日居家，除了绘画写字，惟一兴致颇高的消遣，就是邀几位相熟的朋友搓麻将，做“方城之战”，此外，绝少有其他社交活动。蒋方良辞别故国家园、父母亲朋，千里迢迢，从西伯利亚大平原来到中国，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只是为了相酬她与蒋经国的一世情缘。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喜好在公开场合出头露面。她只愿做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做一个有宁静生活可过的普通主妇，做一个贤内助。平日里，蒋方良深居简出，除了无法推脱的一些应酬，她极少在大庭广众下露面，也从不过问和干预蒋经国的“公事”。曾有人把她与宋美龄作过对比，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媳妇比婆婆可喜得多了。因为蒋老夫人以一个中国人而醉心于西化；而方良夫人是个西方妇女，却一意把自己投入东方的染缸，使自己成为一个标准的中国人。”
蒋经国去世后，蒋方良的两个儿子孝文、孝武也相继去世，蒋方良都能平静对待，“她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伟大”。
（1985年3月蒋经国与夫人欢度金婚。）
1988年初，与蒋方良风雨同舟50余载的蒋经国因病辞世，这对一向视家庭为自己生活的全部内容的蒋方良打击是极为沉重的，她悲恸欲绝。蒋经国病重之时，蒋方良一直服侍左右，体乏心忧，心脏病发作。1月13日下午蒋经国停止呼吸的一瞬间，蒋方良正在隔壁房间吸氧，未与蒋经国诀别，她对此后悔不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都无法从顿失依爱的悲苦心境中解脱出来。她有时甚至不相信与她结合半个世纪、始终不曾长久分离的蒋经国已经先她而去。她每天都要到蒋经国生前住的房间里摸摸弄弄，还经常去慈湖蒋经国灵前孤坐，寻求慰藉。对于让她出国散心或返乡探亲的建议，都被她婉拒。她的一生都贡献给了蒋家，除台湾，她已无处可以安心。所幸儿孙晚辈忠孝，经常回家来探望这位孤寂的老人，而这份天伦之乐也就成了蒋方良最后的精神支撑。
然而，祸不单行。当蒋方良刚刚从丧夫的悲痛中回复过来，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之后，她的两个儿子蒋孝文、蒋孝武却又相继在1989年和1991年因病去世，再一次将蒋方良投人长哀的阴霾之中。但是，生性坚韧的蒋方良并没有垮下来，仍然默默地坚持扮演着几十年如一日的角色。每到年节，只要宋美龄在台北，蒋方良总要回“士林”官邸陪婆婆进餐。平日独自在家看电视、录像及书报，或到客厅、院子里踱踱方步，偶尔和几位老友谈天叙旧。念旧的蒋方良已许久没有买新衣服了，她认为旧有的衣服补补就能穿了，而且生性俭性的她请求厨房一天只要中午煮一餐即可，晚上烫热再吃。每年在蒋经国辞世纪念的这一天，蒋方良照例中午与儿孙们只吃一碗面，因为这天虽然是人间的冥诞，但对一个世界而言，则是新生的开始。她仅想以一项简单的仪式纪念前人。蒋家的晚辈们讲：“我们希望她颐养天年，但她变得很淡泊，认为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就很好。”
自蒋经国去世后。每年的1月13日蒋方良都要亲自到头寮谒陵。2003年1月13日，正值蒋经国逝世巧周年，已88岁高龄的蒋方良，仍然坚持到头寮追思蒋经国。由于患有严重的哮喘，当日上午蒋方良坐着轮椅，鼻插着氧气管，脸色苍在随扈陪同下来到头寮。接着在旁人的搀扶下勉强站起来鞠躬，然后便在蒋经细灵寝旁的房间，坐在走廊前望风景沉思。40分钟后，搭乘黑头车静静离去，没有答复媒体任何问题。
蒋方良的一生，几乎自始至终都在力求平凡中度过，从未体尝过“妻随夫贵”的滋味。由于着意隐匿，外界对她了解甚少，加上她身世特殊，曾有人称她为“神秘的第一夫人”。当年届八旬的蒋经国油尽灯枯地走完人生旅程之后，蒋方良的情形才逐渐为世人所知。人们对她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历来有权、有势的妇女，很少有人能耐得住寂寞”，“她表现出另一种形式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