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蒋纬国的元配夫人石静宜
（在蒋纬国初期的军旅生涯中，妻子石静宜陪伴他度过了一段艰苦又充实的日子。）
据说蒋纬国初见石静宜时，因其位低，石竟不予理睬。石父亦不同意这门婚事，后由于石静宜坚持，方才得以完婚。
蒋纬国一生先后迎娶过两位夫人，但每一次的婚姻生活都不太顺利，都有太多的不能尽如人意的缺憾之处。
关于蒋纬国与石静宜的缔缘，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传说。1940年，蒋纬国从德国留学归来，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在陆军第一师步兵三团第二营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职务，经常往返于重庆与西安之间。有一次他搭乘火车，见到一位时髦而漂亮的小姐正在看一份英文报纸，便前去借阅。不料，此小姐见搭讪者是个小军官，竟丝毫不予理睬。
蒋纬国邂逅的这位小姐即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石静宜。石静宜是当时国内著名企业家、西北工业界首富石凤翔之女。石凤翔祖籍湖北孝感，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纺织工业，学成归国后，先后经办各种纺织工业学校和工业实体，成为国内纺织界的重量级人物。抗战爆发后，为避战乱，将其在上海的产业大部迁往西北。石静宜是石凤翔最为宠爱的女儿，一直被视如掌上明珠。在抗战期间，她就读于国立西北大学，由于聪明伶俐，天生丽质，所以石凤翔每逢社交场合，总是携爱女相随。
1943年秋，西安知名人士刘楚才摆设家宴款待各界名流，石凤翔与石静宜自然被奉为上宾。当时，蒋纬国所在部队驻守潼关，他有事滞留在西安，也被邀出席。在宴会上，蒋纬国与石静宜经人介绍，得以正式相识，叙谈之下，颇为契合。从此，你来我往，逐步建立起了感情。后来，两人追述当初火车上的那次“有眼不识”，均笑称为“缘”。
然而，好事多磨。石凤翔性格孤傲，对于与蒋家结亲并不满意，当胡宗南受托为蒋纬国做媒之时，竟遭到石凤翔的婉拒：“我的女儿是民家女，只配做民家妇，高攀固可喜，无奈齐大非偶。”胡宗南说：“这个不成问题，也不是推辞的理由。”石凤翔又说：“将军赏脸，自然感激不尽，不过小女不习官家礼仪，恐将来不免遭到轻视。”胡宗南说：“老先生不要太顾虑，希望先征询小姐的意见。”其时，石静宜与蒋纬国早已是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了。她见父亲固执不化，便与蒋纬国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石凤翔，声言：如父亲不答应我们的婚事，我们离开西安到兰州去完婚。石凤翔见信后，知道女儿心意已决，木已成舟，万难阻挠，只好承允。
1944年12月25日，正当圣诞节那天，蒋纬国与石静宜在西安举行婚礼，由胡宗南主持，蒋介石、宋美龄专程前来致贺。
婚后，蒋纬国官至装甲兵副司令、司令之位，石静宜也被尊称为“司令夫人”。石静宜性格外向，喜动不喜静，各种社交场合都能看到她的身影，以她的美貌、伶牙俐齿，和一掷千金的豪华气度在官场上风头出尽，盛气凌人。
到台湾后的石家，富不如前，石静宜利用丈夫之便，从香港办货到台湾赚钱以补日常之亏空，结果牵进魏文起、包启黄案。
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在西北拥有庞大的纺织工业王国，家财万贯，富甲一方。1949年石凤翔一家仓皇逃离大陆，西北的所有产业都没有来得及搬迁，最后只把在上海的大秦纺织厂的设备搬运到台湾。可是，上海大秦纺织厂的设备尚不足石家资产的十分之一，因此，石凤翔到了台湾，家境一落千丈，自然也就再没有力量供养石静宜在大陆时期那般奢侈排场、挥霍无度了。
石静宜从小过惯了娇生惯养的富豪生活，陡然间坠入苦度“清寒”的境遇，不适应之处也就在所难免。石静宜到台湾不久，有关她的种种传言便明里暗里纷纷扬扬；有的说她依仗蒋家权势，挪用军款供自己挥霍；有的说她利用丈夫统掌的装甲兵采购物资的便利，从香港办货到台湾转卖赚钱以补日常开支的亏空。最后话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递到蒋介石那里。当时蒋介石正在反省大陆失败的教训，动员台湾全岛军民勒紧腰带苦撑危局，以图偏安自保。闻此“家丑”，震怒异常，当即下令严查。结果很快就抖落出了一桩涉及石静宜挪用军款办私货，而且逾期不归还的大案。此即轰动一时的“魏文起、包启黄案”。由于其中掺杂着复杂的权力斗争，案中有案，没有心计的石静宜被牵连至深。
魏文起只是台湾国民党军队负责后勤保障的“联勤”总部的一名科长。1954年初在内部例行的业务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他主管的账上少款300万元。魏文起无法隐瞒就如实交代说：300万元由前任科长经“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副司令黄仁霖的同意，借给蒋纬国夫人石静宜去香港办货走私，借钱牵线人是“总统”夫人宋美龄，并现存有石静宜的借据。魏文起接任科长时，碍于宋、石的招牌，碍于“二黄”的面子，没有揭发，没有追究款子的下落。
为此，军法当局认定魏文起犯有渎职罪、贪污罪，将他拘捕，交国防部军法局审理。魏妻见丈夫有难，便找到早有来祖的情人、军法局局长包启黄，请求帮忙。包提出只要花费20万元台币，案件就能了结，魏文起就能获释。可是魏妻等到的消意却是丈夫被枪决，于是又急又愤，在“保密局”特务的帮助下，成功地拦住蒋介石的座车，递上鸣冤状，痛斥包启黄身为军法局长易，却乘人之危勒索财物、奸淫自己的罪行。蒋介石闻后大怒，立即竺御批”：着保密局即将包启黄逮捕侦办。最后包启黄经严邢拷打后彭被押往他自己设计、监造，还未正式启用的新店安坑刑场枪决。
魏、包案发，牵出蒋府内幕。对借款案来说，魏文起是无辜的，魏至多是知情不报，原无死罪。可魏妻找上包启黄后，事情起了变化。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知魏妻和包启黄的行踪后，喜出望外，立叩布下陷阱。
（蒋纬国与元配夫人石静宜。）
原来包启黄逃台时仅为台湾保安县令部军法处上校副处长，后升为少将处长，1952年在蒋经国的提拔下竟然成为台湾国防部军法局中将局长，40出头的包启黄就这样坐上军法系统头把交椅。升官速度之快固然令毛人凤等人眼红，而更令毛人凤不满的是这位局长大人以“包青天”自居，得意忘形，在处分违反军纪政纪的保密局系统特务时，不计情面，“下手狠，心肠毒”。本来对蒋经国全面整顿保密局不尽满意的毛人凤，于是就迁怒于包启黄，发泄心中的不满。现见魏妻找上包启黄，为制造包启黄的罪状，立即下令枪毙魏文起，逼魏妻起来告发包启黄。
为使“告御状”得手，还派出特务予以指导，在蒋介石座车的必经之路等候，最后凭“御批”将包启黄处死，所以说毛人凤是借魏文起的命来要包启黄的命。当时透露出来的包氏的罪名是贪污和利用职权占有犯人之妻身体。实际上，对“贪污罪”，包启黄被拔掉满嘴牙齿后也未承认，经抄家也未找到多少钱物，证据不足，抄家抄走的20两黄金和500美元现钞又全部退还，显然不是贪污赃款。而第二项罪名，经与魏妻对证，也只是确定为两人在此案前就已成“和奸”。包的死，完全是由于保密局特务的报复之果。不过魏、包毙命也替300万借款案的当事人宋美龄、石静宜起到遮盖丑闻的作用，蒋经国为执行父亲的钦旨来隐瞒家丑，失去一个爱臣也就认了。
魏、包之死是“借款案”波及的一条轨迹，而波及的另一条轨迹是石静宜的遭遇。本来借款之事实属绝密，问题是出在“联勤”总司令黄镇球身上。此人原是张发奎的部下，自投靠蒋介石后，对蒋家是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当他发现自己被晾在一边，副手黄仁霖私自答应借款300万元于宋美龄、石静宜，自己只是在具体条件谈妥后才被叫到现场过目，名为请“总司令”批准，实在是黄仁霖耍滑头，要“总司令”一起来负一旦追究起来谁也负不起的责任。黄镇球棋高一着，认为既然是宋美龄替石静宜所借，那就请石静宜留下签名字据。
黄镇球一拿到字据，马上“出卖”了宋美龄、石静宜婆媳二人，向蒋经国密报。按照蒋经国的旨意，黄镇球一面把钱付给宋、石二人，由石、宋出面托人到香港办货；一面在货到之后于港口把货扣押，300万元借款永无偿还之日，宋美龄、石静宜挪用公款走私的证据如山。而“联勤”总部并不吃亏，据宋美龄估计，这批货物如脱手，则可赚取500万元，现货物在黄镇球手中，“赚头”当然也就归于“联勤”总部。
黄镇球个人的“赚头”更大，事后就成为官场红人、蒋经国的心腹，连连高升。1954年6月接替袁守谦为国防部副部长；次年8月接替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长；1957年6月转任权限极大的台北卫戍司令兼戒严司令；次年7月又成为新成立的“警备总部”总司令；一个月后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并连任4年；1962年11月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处于半退休状态，政治生涯告一段落。他能够延长政治生命，都是靠蒋经国撑腰遮荫，凭借一张石静宜的借款签字条，出卖宋美龄和石静宜，从蒋经国那里换来8年的高官厚禄。
石静宜为使自己孩子的生日与蒋介石同日，让医生打催生针，不巧致死命。社会上流传有蒋介石“赐死说”和蒋经国“害死说”，不足为据。
（蒋纬国夫人石静宜遗像。）
正当魏文起、包启黄案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又传来了当事人石静宜暴亡的消息，令事态进一步复杂化。
蒋纬国跟石静宜结婚多年，一直不曾生育。直到1954年上半年，才梦熊有兆，怀了身孕，预产期为是年阴历九月中旬。事有凑巧，就在石静宜临近预产期前，蒋纬国奉派赴美考察。由于阴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生日，石静宜为了让自己所生子女与公公同一天过生日，乃求请医生为她控制产期。当时蒋纬国的住所在台北市广州街武昌新村，台北市惟一的贵族医院——中心诊所也在同一条街上。最初，医生为推迟产期，给她打了安胎针，到9月14日晚上，还没有阵痛，任性的石静宜又请求医生施行催生。可能是安胎和催生的药物同时发生作用，再入院检查时，已发出了“病危”的通知。
当时蒋纬国不在台湾，石凤翔一时又找不到，只好把蒋经国找到医院，等蒋经国赶到中心诊所时，石静宜的呼吸已经停止了。经过各种急救，终于回天乏术，而且胎儿也早已死在腹中。石静宜突然死于难产的因由，外界一直有不少议论。按石静宜的身体条件，就是最普通的医院也能保全产妇的安全。何况，石静宜住进的医院是当时台湾第一流的。中心诊所接产的医案，何止千百？而至产妇、胎儿两命归阴的纪录，除石静宜之外，罕无其例。因此民间就有了颇为“不恭”的两种说法：“蒋介石赐死”和“蒋经国害死”。
台湾社会一直风传，蒋介石对蒋方良和石静宜两个儿媳厚薄不一，亲前者而疏后者。认为蒋方良生活简朴，温良恭让，心目中只有家庭，一心相夫教子，有蒋门长媳之大家风范；而石静宜漠视家规，喜欢抛头露面出风头，言行无忌，且奢侈腐化，肆意挥霍，生活不检点，有损于蒋家的门风。因此，当石静宜挪用军款走私案发后，为维护蒋家的“形象与名声”，避免家丑外扬，蒋介石只好将石静宜“牺牲”。
事实上，细一思量，“赐死说”漏洞颇多，很难成立。借款者，非石静宜也，钱是宋美龄所借，只是借石静宜之名，石静宜是为了帮婆婆的忙才同意出面并签字的。再说原定所赚之钱，也是作为宋美龄与孔祥熙之二小姐等人主持的官倒公司所筹集的扩充台北圆山饭店的资金。石静宜一向气盛，伶牙俐齿，岂能替婆婆背黑锅？再说也是“借”，现钱还不了，还有货顶着，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死罪。何况即使为石静宜所借，可是经宋美龄同意，并且是由宋美龄出面联系，有婆婆作后台，蒋介石又怎能不考虑到这一层关系。宋美龄在蒋氏家族一向是能够左右权力分配的人，以前在上海，她就顶住过蒋经国借“打老虎”之机、侵犯孔宋财团利益的行为，当时蒋介石也对她无可奈何。而今，她又岂肯允许蒋介石轻易“赐死”她所一向喜爱的小儿媳妇石静宜？
至于私下流传的“蒋经国害死”，说的是蒋经国对弟媳石静宜的所作所为素有不满，同时更担心弟弟蒋纬国势力日甚，尤其是装甲兵的坦克几乎控制着各主要“中央机构”的所在地，直接威胁到自己日后能否顺利接班，故利用“300万元借款案”惩治石静宜，打击蒋纬国。又恐真相败露，干脆在弟媳生子难产时，让医生做了手脚，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仔细推敲，“害死说”同样有不妥之处。一是蒋经国接班自抗战胜利后已有苗头，去台后的5年间又任过“省党部”主任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各类职务，很明显是蒋介石在刻意扶持大儿子，要大儿子熟悉政务，创造接班条件，以待接班日子的到来。二是蒋经国为嫡长子，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形成关于嫡长子继承制的一整套法律、心理、等级观念，“大逆不道”争位者有之，却很难成功，二子相争兄胜弟败为常见之事。这在当时是谁都明白的事实，蒋纬国也明白。三是蒋纬国是否有二心？他掌握的装甲兵，在台湾岛内确是一支机动性、进攻性极强的军事力量，但不等于军事实力强就一定会发动政变，蒋纬国不会用政变的手段来夺取父亲和兄长的天下。即使发动政变，各部门掌握实权的蒋介石的门生、蒋经国的忠臣能否听从调遣还是个未知数，当时势力只在装甲兵内的蒋纬国难道看不到这一基本事实？
可以说蒋纬国是蒋氏的忠实后代，执掌的装甲兵自始至终是蒋家天下的支柱。如果说他真有谋反之心，蒋介石为何不在1953年蒋纬国去美国进修考察时趁机剥夺他的兵权？为何让他在第二年回台后继续留在军界？1958年再次让他执掌装甲兵达6年之久？甚至在1964年初发生“湖口兵变”后，蒋介石、蒋经国也未说是蒋纬国所为，只是说蒋纬国带兵、管教不严。如果蒋纬国真对兄不忠，兄弟俩又怎能再合作30余年？弟弟又怎能在哥可死后充当“监国”的角色？
在蒋纬国并没有危及蒋经国的根本利益、接班大局的情况下，蒋经国为何要害死对政治权力斗争并无多大影响的弟媳？真要置石于死地，又何劳出面请医生执行，又何必让她死在手术台上？而不死在更易掩人耳目的暗杀、车祸之中？如果蒋经国真下毒手，瞒得住民间，又怎能瞒得住蒋府家人及蒋纬国？如何向上辈和下辈交代？那么，蒋经国密告宋美龄、石静宜，究竟意欲何为呢？其实很简单，意在狠狠教训一下“不太听话”的石静宜，令其“野性”有所收敛，如此而已。而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看，蒋经国还是有保留的，尽量避免把此事捅到社会上去。为防止外泄，竟默认毛人凤的保密局把两个无辜的主要知情者处死，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不过，虽然“蒋介石赐死”和“蒋经国害死”之说均无确实证据，牵强附会的成分居多，但是，联系到蒋家宫闱秘史上层出不穷的“以政治牺牲亲情”的“冤、假、错”案，又很难说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之谈。总之，石静宜的死因仍然是一件有待彻底澄清的悬案！
蒋纬国与石静宜的夫妻感情一直很深，当他在美国获悉噩耗，悲痛欲绝，立即中断进修、考察，返台料理丧事。后来，为了纪念亡妻，蒋纬国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旧址，办了一个“静心小学”、“静心乐园”，并在台中办了一所“静宜女子英专”，随后又有“静宜中学”。在这些学校，蒋纬国违反了军人不能在社会兼职的规定，都亲自出任董事长之职，长达20年之久，以寄托他对石静宜的深情厚意。而且，对亡妻的怀念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后半生的婚姻生活。
据说蒋纬国初见石静宜时，因其位低，石竟不予理睬。石父亦不同意这门婚事，后由于石静宜坚持，方才得以完婚。
蒋纬国一生先后迎娶过两位夫人，但每一次的婚姻生活都不太顺利，都有太多的不能尽如人意的缺憾之处。
关于蒋纬国与石静宜的缔缘，有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传说。1940年，蒋纬国从德国留学归来，入西北军胡宗南麾下，在陆军第一师步兵三团第二营先后担任排长、连长、营长职务，经常往返于重庆与西安之间。有一次他搭乘火车，见到一位时髦而漂亮的小姐正在看一份英文报纸，便前去借阅。不料，此小姐见搭讪者是个小军官，竟丝毫不予理睬。
蒋纬国邂逅的这位小姐即是后来成为他妻子的石静宜。石静宜是当时国内著名企业家、西北工业界首富石凤翔之女。石凤翔祖籍湖北孝感，早年留学日本，专攻纺织工业，学成归国后，先后经办各种纺织工业学校和工业实体，成为国内纺织界的重量级人物。抗战爆发后，为避战乱，将其在上海的产业大部迁往西北。石静宜是石凤翔最为宠爱的女儿，一直被视如掌上明珠。在抗战期间，她就读于国立西北大学，由于聪明伶俐，天生丽质，所以石凤翔每逢社交场合，总是携爱女相随。
1943年秋，西安知名人士刘楚才摆设家宴款待各界名流，石凤翔与石静宜自然被奉为上宾。当时，蒋纬国所在部队驻守潼关，他有事滞留在西安，也被邀出席。在宴会上，蒋纬国与石静宜经人介绍，得以正式相识，叙谈之下，颇为契合。从此，你来我往，逐步建立起了感情。后来，两人追述当初火车上的那次“有眼不识”，均笑称为“缘”。
然而，好事多磨。石凤翔性格孤傲，对于与蒋家结亲并不满意，当胡宗南受托为蒋纬国做媒之时，竟遭到石凤翔的婉拒：“我的女儿是民家女，只配做民家妇，高攀固可喜，无奈齐大非偶。”胡宗南说：“这个不成问题，也不是推辞的理由。”石凤翔又说：“将军赏脸，自然感激不尽，不过小女不习官家礼仪，恐将来不免遭到轻视。”胡宗南说：“老先生不要太顾虑，希望先征询小姐的意见。”其时，石静宜与蒋纬国早已是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了。她见父亲固执不化，便与蒋纬国联名写了一封信给石凤翔，声言：如父亲不答应我们的婚事，我们离开西安到兰州去完婚。石凤翔见信后，知道女儿心意已决，木已成舟，万难阻挠，只好承允。
1944年12月25日，正当圣诞节那天，蒋纬国与石静宜在西安举行婚礼，由胡宗南主持，蒋介石、宋美龄专程前来致贺。
婚后，蒋纬国官至装甲兵副司令、司令之位，石静宜也被尊称为“司令夫人”。石静宜性格外向，喜动不喜静，各种社交场合都能看到她的身影，以她的美貌、伶牙俐齿，和一掷千金的豪华气度在官场上风头出尽，盛气凌人。
到台湾后的石家，富不如前，石静宜利用丈夫之便，从香港办货到台湾赚钱以补日常之亏空，结果牵进魏文起、包启黄案。
石静宜的父亲石凤翔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在西北拥有庞大的纺织工业王国，家财万贯，富甲一方。1949年石凤翔一家仓皇逃离大陆，西北的所有产业都没有来得及搬迁，最后只把在上海的大秦纺织厂的设备搬运到台湾。可是，上海大秦纺织厂的设备尚不足石家资产的十分之一，因此，石凤翔到了台湾，家境一落千丈，自然也就再没有力量供养石静宜在大陆时期那般奢侈排场、挥霍无度了。
石静宜从小过惯了娇生惯养的富豪生活，陡然间坠入苦度“清寒”的境遇，不适应之处也就在所难免。石静宜到台湾不久，有关她的种种传言便明里暗里纷纷扬扬；有的说她依仗蒋家权势，挪用军款供自己挥霍；有的说她利用丈夫统掌的装甲兵采购物资的便利，从香港办货到台湾转卖赚钱以补日常开支的亏空。最后话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传递到蒋介石那里。当时蒋介石正在反省大陆失败的教训，动员台湾全岛军民勒紧腰带苦撑危局，以图偏安自保。闻此“家丑”，震怒异常，当即下令严查。结果很快就抖落出了一桩涉及石静宜挪用军款办私货，而且逾期不归还的大案。此即轰动一时的“魏文起、包启黄案”。由于其中掺杂着复杂的权力斗争，案中有案，没有心计的石静宜被牵连至深。
魏文起只是台湾国民党军队负责后勤保障的“联勤”总部的一名科长。1954年初在内部例行的业务检查中，检查人员发现他主管的账上少款300万元。魏文起无法隐瞒就如实交代说：300万元由前任科长经“联勤”总司令黄镇球、副司令黄仁霖的同意，借给蒋纬国夫人石静宜去香港办货走私，借钱牵线人是“总统”夫人宋美龄，并现存有石静宜的借据。魏文起接任科长时，碍于宋、石的招牌，碍于“二黄”的面子，没有揭发，没有追究款子的下落。
为此，军法当局认定魏文起犯有渎职罪、贪污罪，将他拘捕，交国防部军法局审理。魏妻见丈夫有难，便找到早有来祖的情人、军法局局长包启黄，请求帮忙。包提出只要花费20万元台币，案件就能了结，魏文起就能获释。可是魏妻等到的消意却是丈夫被枪决，于是又急又愤，在“保密局”特务的帮助下，成功地拦住蒋介石的座车，递上鸣冤状，痛斥包启黄身为军法局长易，却乘人之危勒索财物、奸淫自己的罪行。蒋介石闻后大怒，立即竺御批”：着保密局即将包启黄逮捕侦办。最后包启黄经严邢拷打后彭被押往他自己设计、监造，还未正式启用的新店安坑刑场枪决。
魏、包案发，牵出蒋府内幕。对借款案来说，魏文起是无辜的，魏至多是知情不报，原无死罪。可魏妻找上包启黄后，事情起了变化。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得知魏妻和包启黄的行踪后，喜出望外，立叩布下陷阱。
（蒋纬国与元配夫人石静宜。）
原来包启黄逃台时仅为台湾保安县令部军法处上校副处长，后升为少将处长，1952年在蒋经国的提拔下竟然成为台湾国防部军法局中将局长，40出头的包启黄就这样坐上军法系统头把交椅。升官速度之快固然令毛人凤等人眼红，而更令毛人凤不满的是这位局长大人以“包青天”自居，得意忘形，在处分违反军纪政纪的保密局系统特务时，不计情面，“下手狠，心肠毒”。本来对蒋经国全面整顿保密局不尽满意的毛人凤，于是就迁怒于包启黄，发泄心中的不满。现见魏妻找上包启黄，为制造包启黄的罪状，立即下令枪毙魏文起，逼魏妻起来告发包启黄。
为使“告御状”得手，还派出特务予以指导，在蒋介石座车的必经之路等候，最后凭“御批”将包启黄处死，所以说毛人凤是借魏文起的命来要包启黄的命。当时透露出来的包氏的罪名是贪污和利用职权占有犯人之妻身体。实际上，对“贪污罪”，包启黄被拔掉满嘴牙齿后也未承认，经抄家也未找到多少钱物，证据不足，抄家抄走的20两黄金和500美元现钞又全部退还，显然不是贪污赃款。而第二项罪名，经与魏妻对证，也只是确定为两人在此案前就已成“和奸”。包的死，完全是由于保密局特务的报复之果。不过魏、包毙命也替300万借款案的当事人宋美龄、石静宜起到遮盖丑闻的作用，蒋经国为执行父亲的钦旨来隐瞒家丑，失去一个爱臣也就认了。
魏、包之死是“借款案”波及的一条轨迹，而波及的另一条轨迹是石静宜的遭遇。本来借款之事实属绝密，问题是出在“联勤”总司令黄镇球身上。此人原是张发奎的部下，自投靠蒋介石后，对蒋家是忠心耿耿，从无二心。当他发现自己被晾在一边，副手黄仁霖私自答应借款300万元于宋美龄、石静宜，自己只是在具体条件谈妥后才被叫到现场过目，名为请“总司令”批准，实在是黄仁霖耍滑头，要“总司令”一起来负一旦追究起来谁也负不起的责任。黄镇球棋高一着，认为既然是宋美龄替石静宜所借，那就请石静宜留下签名字据。
黄镇球一拿到字据，马上“出卖”了宋美龄、石静宜婆媳二人，向蒋经国密报。按照蒋经国的旨意，黄镇球一面把钱付给宋、石二人，由石、宋出面托人到香港办货；一面在货到之后于港口把货扣押，300万元借款永无偿还之日，宋美龄、石静宜挪用公款走私的证据如山。而“联勤”总部并不吃亏，据宋美龄估计，这批货物如脱手，则可赚取500万元，现货物在黄镇球手中，“赚头”当然也就归于“联勤”总部。
黄镇球个人的“赚头”更大，事后就成为官场红人、蒋经国的心腹，连连高升。1954年6月接替袁守谦为国防部副部长；次年8月接替孙立人为总统府参军长；1957年6月转任权限极大的台北卫戍司令兼戒严司令；次年7月又成为新成立的“警备总部”总司令；一个月后又调任总统府参军长，并连任4年；1962年11月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处于半退休状态，政治生涯告一段落。他能够延长政治生命，都是靠蒋经国撑腰遮荫，凭借一张石静宜的借款签字条，出卖宋美龄和石静宜，从蒋经国那里换来8年的高官厚禄。
石静宜为使自己孩子的生日与蒋介石同日，让医生打催生针，不巧致死命。社会上流传有蒋介石“赐死说”和蒋经国“害死说”，不足为据。
（蒋纬国夫人石静宜遗像。）
正当魏文起、包启黄案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又传来了当事人石静宜暴亡的消息，令事态进一步复杂化。
蒋纬国跟石静宜结婚多年，一直不曾生育。直到1954年上半年，才梦熊有兆，怀了身孕，预产期为是年阴历九月中旬。事有凑巧，就在石静宜临近预产期前，蒋纬国奉派赴美考察。由于阴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的生日，石静宜为了让自己所生子女与公公同一天过生日，乃求请医生为她控制产期。当时蒋纬国的住所在台北市广州街武昌新村，台北市惟一的贵族医院——中心诊所也在同一条街上。最初，医生为推迟产期，给她打了安胎针，到9月14日晚上，还没有阵痛，任性的石静宜又请求医生施行催生。可能是安胎和催生的药物同时发生作用，再入院检查时，已发出了“病危”的通知。
当时蒋纬国不在台湾，石凤翔一时又找不到，只好把蒋经国找到医院，等蒋经国赶到中心诊所时，石静宜的呼吸已经停止了。经过各种急救，终于回天乏术，而且胎儿也早已死在腹中。石静宜突然死于难产的因由，外界一直有不少议论。按石静宜的身体条件，就是最普通的医院也能保全产妇的安全。何况，石静宜住进的医院是当时台湾第一流的。中心诊所接产的医案，何止千百？而至产妇、胎儿两命归阴的纪录，除石静宜之外，罕无其例。因此民间就有了颇为“不恭”的两种说法：“蒋介石赐死”和“蒋经国害死”。
台湾社会一直风传，蒋介石对蒋方良和石静宜两个儿媳厚薄不一，亲前者而疏后者。认为蒋方良生活简朴，温良恭让，心目中只有家庭，一心相夫教子，有蒋门长媳之大家风范；而石静宜漠视家规，喜欢抛头露面出风头，言行无忌，且奢侈腐化，肆意挥霍，生活不检点，有损于蒋家的门风。因此，当石静宜挪用军款走私案发后，为维护蒋家的“形象与名声”，避免家丑外扬，蒋介石只好将石静宜“牺牲”。
事实上，细一思量，“赐死说”漏洞颇多，很难成立。借款者，非石静宜也，钱是宋美龄所借，只是借石静宜之名，石静宜是为了帮婆婆的忙才同意出面并签字的。再说原定所赚之钱，也是作为宋美龄与孔祥熙之二小姐等人主持的官倒公司所筹集的扩充台北圆山饭店的资金。石静宜一向气盛，伶牙俐齿，岂能替婆婆背黑锅？再说也是“借”，现钱还不了，还有货顶着，无论如何也够不上死罪。何况即使为石静宜所借，可是经宋美龄同意，并且是由宋美龄出面联系，有婆婆作后台，蒋介石又怎能不考虑到这一层关系。宋美龄在蒋氏家族一向是能够左右权力分配的人，以前在上海，她就顶住过蒋经国借“打老虎”之机、侵犯孔宋财团利益的行为，当时蒋介石也对她无可奈何。而今，她又岂肯允许蒋介石轻易“赐死”她所一向喜爱的小儿媳妇石静宜？
至于私下流传的“蒋经国害死”，说的是蒋经国对弟媳石静宜的所作所为素有不满，同时更担心弟弟蒋纬国势力日甚，尤其是装甲兵的坦克几乎控制着各主要“中央机构”的所在地，直接威胁到自己日后能否顺利接班，故利用“300万元借款案”惩治石静宜，打击蒋纬国。又恐真相败露，干脆在弟媳生子难产时，让医生做了手脚，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
仔细推敲，“害死说”同样有不妥之处。一是蒋经国接班自抗战胜利后已有苗头，去台后的5年间又任过“省党部”主任委员、总政治部主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总统府资料室主任、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各类职务，很明显是蒋介石在刻意扶持大儿子，要大儿子熟悉政务，创造接班条件，以待接班日子的到来。二是蒋经国为嫡长子，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形成关于嫡长子继承制的一整套法律、心理、等级观念，“大逆不道”争位者有之，却很难成功，二子相争兄胜弟败为常见之事。这在当时是谁都明白的事实，蒋纬国也明白。三是蒋纬国是否有二心？他掌握的装甲兵，在台湾岛内确是一支机动性、进攻性极强的军事力量，但不等于军事实力强就一定会发动政变，蒋纬国不会用政变的手段来夺取父亲和兄长的天下。即使发动政变，各部门掌握实权的蒋介石的门生、蒋经国的忠臣能否听从调遣还是个未知数，当时势力只在装甲兵内的蒋纬国难道看不到这一基本事实？
可以说蒋纬国是蒋氏的忠实后代，执掌的装甲兵自始至终是蒋家天下的支柱。如果说他真有谋反之心，蒋介石为何不在1953年蒋纬国去美国进修考察时趁机剥夺他的兵权？为何让他在第二年回台后继续留在军界？1958年再次让他执掌装甲兵达6年之久？甚至在1964年初发生“湖口兵变”后，蒋介石、蒋经国也未说是蒋纬国所为，只是说蒋纬国带兵、管教不严。如果蒋纬国真对兄不忠，兄弟俩又怎能再合作30余年？弟弟又怎能在哥可死后充当“监国”的角色？
在蒋纬国并没有危及蒋经国的根本利益、接班大局的情况下，蒋经国为何要害死对政治权力斗争并无多大影响的弟媳？真要置石于死地，又何劳出面请医生执行，又何必让她死在手术台上？而不死在更易掩人耳目的暗杀、车祸之中？如果蒋经国真下毒手，瞒得住民间，又怎能瞒得住蒋府家人及蒋纬国？如何向上辈和下辈交代？那么，蒋经国密告宋美龄、石静宜，究竟意欲何为呢？其实很简单，意在狠狠教训一下“不太听话”的石静宜，令其“野性”有所收敛，如此而已。而整个事件的处理过程看，蒋经国还是有保留的，尽量避免把此事捅到社会上去。为防止外泄，竟默认毛人凤的保密局把两个无辜的主要知情者处死，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不过，虽然“蒋介石赐死”和“蒋经国害死”之说均无确实证据，牵强附会的成分居多，但是，联系到蒋家宫闱秘史上层出不穷的“以政治牺牲亲情”的“冤、假、错”案，又很难说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之谈。总之，石静宜的死因仍然是一件有待彻底澄清的悬案！
蒋纬国与石静宜的夫妻感情一直很深，当他在美国获悉噩耗，悲痛欲绝，立即中断进修、考察，返台料理丧事。后来，为了纪念亡妻，蒋纬国在台北原“装甲兵之家”旧址，办了一个“静心小学”、“静心乐园”，并在台中办了一所“静宜女子英专”，随后又有“静宜中学”。在这些学校，蒋纬国违反了军人不能在社会兼职的规定，都亲自出任董事长之职，长达20年之久，以寄托他对石静宜的深情厚意。而且，对亡妻的怀念甚至直接影响到他后半生的婚姻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