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蒋孝武的女儿蒋友兰
（蒋孝武的女儿蒋友兰（右。））
蒋友兰是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的女儿。幼年父母就离异，所以从小她就经常台湾、瑞士两头跑，目的是为了与父母亲团聚。少年时期因父亲到新加坡任职，遂迁居新加坡并在当地华人学校上初中和高中。
1972年1月19日，蒋孝武与汪长诗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在七海官邸。根据蒋介石为他的曾孙辈所取好的名字，这个女孩就叫蒋友兰。从小就生活在重兵防守，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里，蒋友兰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清楚蒋家在台湾的地位，她一直在母亲汪长诗的呵护下长大。尽管幼年的她经常看见父母争吵，而父亲也时常夜不归宿，但是由于母亲的细心照顾，她并没有感到寂寞无助。然而，不幸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母亲汪长诗因不堪忍受父亲蒋孝武的蛮横无理，整日与演艺界明星擦出花边新闻，于1976年独自飞往瑞士日内瓦娘家。当时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尚年幼，无法离开母亲，他们每天都流着泪哀求父亲蒋孝武让母亲回来。祖父蒋经国见孩子们哭泣于心不忍，于是派人到日内瓦找汪长诗期求和解。念及年龄尚小的孩子，汪长诗同意为孩子着想，回到蒋孝武身边。一但是她提出条件，若蒋孝武没有兑现，则她将再不回头。
可是汪长诗最终没有等到蒋孝武的出现，她再次踏上了去瑞士的飞机，两人的婚姻关系亦随之不在。1979年，汪长诗基于对两个孩子的思念，再度飞回台湾，向蒋经国请求让她带着孩子去瑞士。因孙子、孙女年幼，蒋经国最后只好答应，纵使心中不乐意。汪长诗终于如愿以偿地带上自己年幼的蒋友兰和蒋友松来到瑞士日内瓦。在那个美丽的国家，蒋友兰和蒋友松与母亲亲密密地生活了3年。
蒋友兰希望永远待在瑞士母亲身边，但是一批逃亡海外的“台独”分子，出于对蒋家的仇恨，已经秘密潜逃到瑞士，扬言要绑架蒋友兰和蒋友松。汪长诗担心自己心爱的孩子有丝毫损伤，便忍痛让从台湾专程来的虞为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
回到阔别三年的七海官邸，蒋友兰见到了父亲蒋孝武，但是她仍常常思念远在瑞士的母亲，所以蒋友兰一直闷闷不乐。幸而这时，父亲蒋孝武给姐弟俩请的英文老师蔡惠媚走进了蒋友兰孤独的心，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的生活、学习，蒋友兰渐渐地开始接纳这位心地善良的台湾姑娘。在蒋友兰心中，蔡惠媚已逐渐取代母亲汪长诗的地位，而父亲与蔡惠媚的关系在经过宜兰的“林宅血案”和在美国的“江南事件”后日趋稳定。在父亲蒋孝武最失意的时候，蔡惠媚勇敢地承担起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临危不乱，令蒋友兰由衷地钦佩她。
1986年2月底，父亲蒋孝武带着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以及蔡惠媚来到七海官邸参加祖父蒋经国举办的小型家宴。在这次晚宴上，蒋经国事实上承认了蔡惠媚作为蒋友兰和蒋友松继母的身份。这对于蒋友兰来说，她的心情非常复杂，她既为生母汪长诗感到惋惜，因为将有人代替她的位置，同时她又替父亲、弟弟和自己高兴，因为父亲得到了好妻子，自己和弟弟有个好妈妈。由于“江面事件”对父亲政途的负面影响极大，因此祖父蒋经国不得不将自己的得力助手蒋孝武派往新加坡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
1986年3月初，蒋友兰全家迁往新加坡，在远离市区的武吉知路289号购买了一幢英式高级别墅定居下来。父亲和英文教师蔡惠媚也于当年4月11日踏上了红地毯，蔡惠媚正式成为蒋友兰的合法母亲。最使得蒋友兰敬重这位英文教师的地方在于她决定不生孩子，全心全意照顾蒋友兰和蒋友松，此举不仅令蒋友兰、蒋友松感动不已，就连定居瑞士的注长诗也对她感激涕零。由于父亲蒋孝武在台湾掌管情治机关，所以得罪了不少黑白两道的人。虽然祖父蒋经国把父亲调往新加坡，但是父亲担心过去的仇人来报复，因此别墅终年禁闭，除了蒋友兰和蒋友松出去上学，大门才打开。在这种情形下，蒋友兰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也正是这种生活令她对政治极为反感。
1988年1月13日，祖父蒋经国突然过世，父亲蒋孝武深受打击，起初不准备带两个孩子去吊唁，害怕有人会对他们不利。可是蒋友兰亦十分想念祖父，恳求同往。于是蒋孝武全家于1月14日到达台湾，参加了蒋经国的葬礼。看见因祖父病殁而发生巨变的台湾政坛，蒋友兰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滋味，父亲则由于此时有人故意在各大报纸大放厥词极为不快。葬礼一结束，蒋友兰便随父母亲和弟弟返回新加坡。
（蔡惠媚随着蒋孝武赴日本。）
1989年，蒋友兰在新加坡念完初中课程，旋进入新加坡国立高中读书。1990年，父亲被台湾当局调往日本担任驻东京的“商务代表”，因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均要在新加坡读书，就没有同行，而是留下来继续生活在新加坡。没有父母亲在身边的日子里，蒋友兰负起做姐姐的责任，照看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在学业上，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新加坡的生活远没有台湾那么动荡不安，蒋友兰暗中庆幸自己早离那是非之地。1991年7月1日蒋孝武返回台湾任“中华电视公司”董事长。
蒋友兰很快就可以和父母亲团聚了，她觉得生活开始变幸福了。岂料，厄运即将来临。1991年7月1日早晨，蒋友兰接到蔡惠媚从台湾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姐弟二人速来台北，母亲焦急的声音使得蒋友兰担心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可是蔡惠媚在电话中始终不肯多说，这反倒令蒋友兰更担忧。当天下午，蒋友兰就带着弟弟从新加坡国际机场作飞机赶往台北。
在飞机上，蒋友兰从当日台湾的《联合报》上看见了触目惊心的消息：“台湾荣民总医院今天早晨发表医疗公告指出，台湾前驻日代表蒋孝武先生于今天上午5时45分，病逝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公报中指出：蒋孝武自1982年起就患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以胰岛素控制尚称稳定，蒋孝武另患有慢性胰脏炎，时有急性发作，皆在“荣总”接受治疗。
讣告又说：“蒋孝武于6月30日下午9时住院，诊断为慢性胰脏炎，经药物治疗后，略有进展。至7月1日清晨3时至4时30分访视时，尚无症状。但至5时40分访视时，发现呼吸及心脏均已停止。经急救无效，于5时45分宣告死亡。因蒋孝武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其突然病故，经医生诊断确定为急性心脏衰竭所致。”蒋友梅再也看不下去了，她感到巨大的悲痛向自己袭来。
童年中的父亲虽然在自己面前苟严欢笑，但是到了新加坡，尤其是与蔡惠媚结婚后，父亲与自己的关系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岁月蹉跎，那个在台湾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父亲愈发显老，性格亦越发和善，很少大发脾气。他还经常带着蒋友兰和蒋友松到新加坡国际俱乐部打保龄球，或到城外一家网球场打网球。父亲还常常告诉蒋友兰“其实我也是个普通人，只不过在那特定的时代，那种特殊的家庭里生活，我在人们眼里成了个面目可憎的人了”。父亲无奈的感叹深深触动了蒋友兰年少的心，她发觉父亲的所作所为都是由于他是蒋氏家族的一分子。看来蒋氏家族的光环并不是那么好戴的，否则母亲是不会离开蒋家，离开他们姐弟二人。
然而，蒋友兰对政治可怕性的认识在父亲逝世后有了更清晰地认知。一下飞机，蒋友兰就看见一身黑衣长裙的母亲蔡惠媚。蒋友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哀，扑进蔡惠媚的怀中，放声大哭。蔡惠媚却强忍着眼泪，带着两个孩子驱车赶往“荣民总医院”见蒋孝武最后一面。蒋友兰生母汪长诗得知此事后也从瑞士赶到台北奔丧，生母的到来，给蒋友兰增添了几分慰藉。在台北惠济寺为父亲作法事期间，蒋友兰一直待在母亲身边，须臾不愿离开，因为她害怕再失去一个亲人。
（蔡惠媚手捧蔡孝武灵牌。）
但是更令蒋友兰伤心的是台湾新闻媒体大肆宜传父亲蒋孝武的奇怪死因，有人说是被人暗杀，有人说是仇家买凶杀人，甚至还有人说父亲是自杀。面对种种无缘的污蔑，蒋友兰悲痛欲绝。政治的无情，冷漠，竟连死人也不放过。蒋友兰希望尽快离开这个令她痛苦的地方，回到新加坡继续她的高中学业，因为为父奔丧，使得她不得不推迟毕业考试。
然而汪长诗却让蒋友兰先同她去瑞士静养一段时间再参加考试也不迟，事实上蒋友兰的状况确实令汪长诗和蔡惠媚担忧。蒋友梅是个听话的孩子，于是葬礼结束后，蒋友梅就随母亲汪长诗来到瑞士疗养。在美丽的莱蒙湖畔，蒋友梅的心灵创伤很快痊愈。入冬之前，她就回到新加坡，用最短的时间将耽误的课程补齐，圣诞节前夕顺利地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
毕业后进入旧金山伯克莱大学国际经济系就读。获得学位后即回瑞士母亲身边工作，后又来到香港创业。虽然父母分居两地，但父亲的第二个妻子蔡惠媚与蒋友兰姐弟俩关系甚佳，所以家庭总算和睦。即使父亲去世后，蒋友兰和继母蔡惠媚的感情亦非常深厚。
1992年蒋友兰即将考大学，对于大学和专业的选择，蒋友兰早在父亲蒋孝武在世时就已达成协议，她想去瑞士读书，学经济专业，因为她不愿踏入险恶的政界。但是，就在她与母亲蔡惠媚于3月21日参加曾祖母宋美龄的93岁寿辰时，曾祖母的一番话改变了蒋友兰事先设定的求学方向。宋美龄希望蒋友兰和蒋友松都到美国来读书，这样她可以帮忙照顾而不用麻烦汪长诗，因为汪长诗毕竟已不再是蒋家的媳妇。
迫于曾祖母在蒋家的地位，尽管蒋友兰心中不悦，但她也只得服从曾祖母的安排，到美国读书。但是，生母汪长诗考虑到若在纽约上学，难免会因宋美龄而使得蒋友兰和蒋友松的身份曝露，因此在必须赴美留学的前提下，汪长诗建议蒋友兰和蒋友松到旧金山的伯克莱大学念书，并且不要用原名，改用英文名入校。蒋友兰接受了母亲的建议，1992年9月，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双双进入伯克莱大学国际经济系。
在伯克莱大学大学的6年中，蒋友兰以“汪琳”的身份登记在学生名册上，而且她依然在新加坡读书时的勤奋好学，所以她的成绩在她所在的专业一直都名列前茅，这完全得益于她的天赋和才华。初到伯克莱时蒋友兰非常思念远在瑞士的汪长诗，幸好由于弟弟蒋友松的关系，她结识了来自台湾的女孩徐子菱，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1994年暑假，三人相约不回家，留在旧金山打工挣学费。在这段时间，蒋友兰发现徐子菱是一个善解人意，又吃苦耐劳的好姑娘，弟弟蒋友松的眼光确实不错。挣足了钱后，他们三人又结伴去洛杉矶旅游，还登上比佛利山，游览了好莱坞影城。回到学校，令蒋友兰吃惊地是母亲蔡惠媚来到伯克利探望自己和弟弟蒋友松。蔡惠媚的到来令徐子菱产生怀疑。
一日，徐子菱与蒋友兰推心置腹地交谈，希望蒋友兰告诉她他们姐弟俩的真实家庭背景。尽管蒋友兰很想将实情相告，但念及如果告诉徐子菱他们是蒋家后代，难保徐子菱不会离弟弟而去，所以她始终守口如瓶，拒不说出实情。可是最终徐子菱发现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可喜的是徐子菱并不在乎所谓的身份地位，她爱的就是弟弟蒋友松这个人，这颇令蒋友兰安心。
1996年夏天，蒋友兰从伯克来大学毕业，便来到旧金山有名的“西部华尔街”蒙哥马利大街的一家银行工作。然而，蒋友兰发现自己不适应在这儿工作，于是她又辞退了在银行的工作，飞往瑞士日内瓦，到生母汪长诗身边寻找新的工作。不久，蒋友兰又来到香港经商，到2000年，她的事业可谓如日中天。2002年弟弟蒋友松要与自己多年的好友徐子菱共结良缘，蒋友兰百忙之中抽空赶往旧金山参加这场婚礼。望着弟弟蒋友松幸福地牵着新娘的手，蒋友兰在心中由衷地祝福他们。同时，她也默默地向在天之灵的父亲告诉说：父亲，我和弟弟现在都有自己的事业，弟弟业已成家，您在天之灵可安息了。我们一定谨尊教诲，决不涉身政治，您就放心吧。蒋家第四代与政治是绝缘体。
蒋友兰是蒋经国的二公子蒋孝武的女儿。幼年父母就离异，所以从小她就经常台湾、瑞士两头跑，目的是为了与父母亲团聚。少年时期因父亲到新加坡任职，遂迁居新加坡并在当地华人学校上初中和高中。
1972年1月19日，蒋孝武与汪长诗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在七海官邸。根据蒋介石为他的曾孙辈所取好的名字，这个女孩就叫蒋友兰。从小就生活在重兵防守，戒备森严的深宅大院里，蒋友兰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更不清楚蒋家在台湾的地位，她一直在母亲汪长诗的呵护下长大。尽管幼年的她经常看见父母争吵，而父亲也时常夜不归宿，但是由于母亲的细心照顾，她并没有感到寂寞无助。然而，不幸的事情很快发生了。
母亲汪长诗因不堪忍受父亲蒋孝武的蛮横无理，整日与演艺界明星擦出花边新闻，于1976年独自飞往瑞士日内瓦娘家。当时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尚年幼，无法离开母亲，他们每天都流着泪哀求父亲蒋孝武让母亲回来。祖父蒋经国见孩子们哭泣于心不忍，于是派人到日内瓦找汪长诗期求和解。念及年龄尚小的孩子，汪长诗同意为孩子着想，回到蒋孝武身边。一但是她提出条件，若蒋孝武没有兑现，则她将再不回头。
可是汪长诗最终没有等到蒋孝武的出现，她再次踏上了去瑞士的飞机，两人的婚姻关系亦随之不在。1979年，汪长诗基于对两个孩子的思念，再度飞回台湾，向蒋经国请求让她带着孩子去瑞士。因孙子、孙女年幼，蒋经国最后只好答应，纵使心中不乐意。汪长诗终于如愿以偿地带上自己年幼的蒋友兰和蒋友松来到瑞士日内瓦。在那个美丽的国家，蒋友兰和蒋友松与母亲亲密密地生活了3年。
蒋友兰希望永远待在瑞士母亲身边，但是一批逃亡海外的“台独”分子，出于对蒋家的仇恨，已经秘密潜逃到瑞士，扬言要绑架蒋友兰和蒋友松。汪长诗担心自己心爱的孩子有丝毫损伤，便忍痛让从台湾专程来的虞为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
回到阔别三年的七海官邸，蒋友兰见到了父亲蒋孝武，但是她仍常常思念远在瑞士的母亲，所以蒋友兰一直闷闷不乐。幸而这时，父亲蒋孝武给姐弟俩请的英文老师蔡惠媚走进了蒋友兰孤独的心，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的生活、学习，蒋友兰渐渐地开始接纳这位心地善良的台湾姑娘。在蒋友兰心中，蔡惠媚已逐渐取代母亲汪长诗的地位，而父亲与蔡惠媚的关系在经过宜兰的“林宅血案”和在美国的“江南事件”后日趋稳定。在父亲蒋孝武最失意的时候，蔡惠媚勇敢地承担起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临危不乱，令蒋友兰由衷地钦佩她。
1986年2月底，父亲蒋孝武带着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以及蔡惠媚来到七海官邸参加祖父蒋经国举办的小型家宴。在这次晚宴上，蒋经国事实上承认了蔡惠媚作为蒋友兰和蒋友松继母的身份。这对于蒋友兰来说，她的心情非常复杂，她既为生母汪长诗感到惋惜，因为将有人代替她的位置，同时她又替父亲、弟弟和自己高兴，因为父亲得到了好妻子，自己和弟弟有个好妈妈。由于“江面事件”对父亲政途的负面影响极大，因此祖父蒋经国不得不将自己的得力助手蒋孝武派往新加坡任商务代表团副团长。
1986年3月初，蒋友兰全家迁往新加坡，在远离市区的武吉知路289号购买了一幢英式高级别墅定居下来。父亲和英文教师蔡惠媚也于当年4月11日踏上了红地毯，蔡惠媚正式成为蒋友兰的合法母亲。最使得蒋友兰敬重这位英文教师的地方在于她决定不生孩子，全心全意照顾蒋友兰和蒋友松，此举不仅令蒋友兰、蒋友松感动不已，就连定居瑞士的注长诗也对她感激涕零。由于父亲蒋孝武在台湾掌管情治机关，所以得罪了不少黑白两道的人。虽然祖父蒋经国把父亲调往新加坡，但是父亲担心过去的仇人来报复，因此别墅终年禁闭，除了蒋友兰和蒋友松出去上学，大门才打开。在这种情形下，蒋友兰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也正是这种生活令她对政治极为反感。
1988年1月13日，祖父蒋经国突然过世，父亲蒋孝武深受打击，起初不准备带两个孩子去吊唁，害怕有人会对他们不利。可是蒋友兰亦十分想念祖父，恳求同往。于是蒋孝武全家于1月14日到达台湾，参加了蒋经国的葬礼。看见因祖父病殁而发生巨变的台湾政坛，蒋友兰心中有股说不出的滋味，父亲则由于此时有人故意在各大报纸大放厥词极为不快。葬礼一结束，蒋友兰便随父母亲和弟弟返回新加坡。
（蔡惠媚随着蒋孝武赴日本。）
1989年，蒋友兰在新加坡念完初中课程，旋进入新加坡国立高中读书。1990年，父亲被台湾当局调往日本担任驻东京的“商务代表”，因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均要在新加坡读书，就没有同行，而是留下来继续生活在新加坡。没有父母亲在身边的日子里，蒋友兰负起做姐姐的责任，照看比自己小一岁的弟弟。在学业上，她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不菲的成绩。新加坡的生活远没有台湾那么动荡不安，蒋友兰暗中庆幸自己早离那是非之地。1991年7月1日蒋孝武返回台湾任“中华电视公司”董事长。
蒋友兰很快就可以和父母亲团聚了，她觉得生活开始变幸福了。岂料，厄运即将来临。1991年7月1日早晨，蒋友兰接到蔡惠媚从台湾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姐弟二人速来台北，母亲焦急的声音使得蒋友兰担心有什么不祥的事情发生。可是蔡惠媚在电话中始终不肯多说，这反倒令蒋友兰更担忧。当天下午，蒋友兰就带着弟弟从新加坡国际机场作飞机赶往台北。
在飞机上，蒋友兰从当日台湾的《联合报》上看见了触目惊心的消息：“台湾荣民总医院今天早晨发表医疗公告指出，台湾前驻日代表蒋孝武先生于今天上午5时45分，病逝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公报中指出：蒋孝武自1982年起就患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以胰岛素控制尚称稳定，蒋孝武另患有慢性胰脏炎，时有急性发作，皆在“荣总”接受治疗。
讣告又说：“蒋孝武于6月30日下午9时住院，诊断为慢性胰脏炎，经药物治疗后，略有进展。至7月1日清晨3时至4时30分访视时，尚无症状。但至5时40分访视时，发现呼吸及心脏均已停止。经急救无效，于5时45分宣告死亡。因蒋孝武有糖尿病及高血脂症，其突然病故，经医生诊断确定为急性心脏衰竭所致。”蒋友梅再也看不下去了，她感到巨大的悲痛向自己袭来。
童年中的父亲虽然在自己面前苟严欢笑，但是到了新加坡，尤其是与蔡惠媚结婚后，父亲与自己的关系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岁月蹉跎，那个在台湾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父亲愈发显老，性格亦越发和善，很少大发脾气。他还经常带着蒋友兰和蒋友松到新加坡国际俱乐部打保龄球，或到城外一家网球场打网球。父亲还常常告诉蒋友兰“其实我也是个普通人，只不过在那特定的时代，那种特殊的家庭里生活，我在人们眼里成了个面目可憎的人了”。父亲无奈的感叹深深触动了蒋友兰年少的心，她发觉父亲的所作所为都是由于他是蒋氏家族的一分子。看来蒋氏家族的光环并不是那么好戴的，否则母亲是不会离开蒋家，离开他们姐弟二人。
然而，蒋友兰对政治可怕性的认识在父亲逝世后有了更清晰地认知。一下飞机，蒋友兰就看见一身黑衣长裙的母亲蔡惠媚。蒋友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哀，扑进蔡惠媚的怀中，放声大哭。蔡惠媚却强忍着眼泪，带着两个孩子驱车赶往“荣民总医院”见蒋孝武最后一面。蒋友兰生母汪长诗得知此事后也从瑞士赶到台北奔丧，生母的到来，给蒋友兰增添了几分慰藉。在台北惠济寺为父亲作法事期间，蒋友兰一直待在母亲身边，须臾不愿离开，因为她害怕再失去一个亲人。
（蔡惠媚手捧蔡孝武灵牌。）
但是更令蒋友兰伤心的是台湾新闻媒体大肆宜传父亲蒋孝武的奇怪死因，有人说是被人暗杀，有人说是仇家买凶杀人，甚至还有人说父亲是自杀。面对种种无缘的污蔑，蒋友兰悲痛欲绝。政治的无情，冷漠，竟连死人也不放过。蒋友兰希望尽快离开这个令她痛苦的地方，回到新加坡继续她的高中学业，因为为父奔丧，使得她不得不推迟毕业考试。
然而汪长诗却让蒋友兰先同她去瑞士静养一段时间再参加考试也不迟，事实上蒋友兰的状况确实令汪长诗和蔡惠媚担忧。蒋友梅是个听话的孩子，于是葬礼结束后，蒋友梅就随母亲汪长诗来到瑞士疗养。在美丽的莱蒙湖畔，蒋友梅的心灵创伤很快痊愈。入冬之前，她就回到新加坡，用最短的时间将耽误的课程补齐，圣诞节前夕顺利地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
毕业后进入旧金山伯克莱大学国际经济系就读。获得学位后即回瑞士母亲身边工作，后又来到香港创业。虽然父母分居两地，但父亲的第二个妻子蔡惠媚与蒋友兰姐弟俩关系甚佳，所以家庭总算和睦。即使父亲去世后，蒋友兰和继母蔡惠媚的感情亦非常深厚。
1992年蒋友兰即将考大学，对于大学和专业的选择，蒋友兰早在父亲蒋孝武在世时就已达成协议，她想去瑞士读书，学经济专业，因为她不愿踏入险恶的政界。但是，就在她与母亲蔡惠媚于3月21日参加曾祖母宋美龄的93岁寿辰时，曾祖母的一番话改变了蒋友兰事先设定的求学方向。宋美龄希望蒋友兰和蒋友松都到美国来读书，这样她可以帮忙照顾而不用麻烦汪长诗，因为汪长诗毕竟已不再是蒋家的媳妇。
迫于曾祖母在蒋家的地位，尽管蒋友兰心中不悦，但她也只得服从曾祖母的安排，到美国读书。但是，生母汪长诗考虑到若在纽约上学，难免会因宋美龄而使得蒋友兰和蒋友松的身份曝露，因此在必须赴美留学的前提下，汪长诗建议蒋友兰和蒋友松到旧金山的伯克莱大学念书，并且不要用原名，改用英文名入校。蒋友兰接受了母亲的建议，1992年9月，蒋友兰和弟弟蒋友松双双进入伯克莱大学国际经济系。
在伯克莱大学大学的6年中，蒋友兰以“汪琳”的身份登记在学生名册上，而且她依然在新加坡读书时的勤奋好学，所以她的成绩在她所在的专业一直都名列前茅，这完全得益于她的天赋和才华。初到伯克莱时蒋友兰非常思念远在瑞士的汪长诗，幸好由于弟弟蒋友松的关系，她结识了来自台湾的女孩徐子菱，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1994年暑假，三人相约不回家，留在旧金山打工挣学费。在这段时间，蒋友兰发现徐子菱是一个善解人意，又吃苦耐劳的好姑娘，弟弟蒋友松的眼光确实不错。挣足了钱后，他们三人又结伴去洛杉矶旅游，还登上比佛利山，游览了好莱坞影城。回到学校，令蒋友兰吃惊地是母亲蔡惠媚来到伯克利探望自己和弟弟蒋友松。蔡惠媚的到来令徐子菱产生怀疑。
一日，徐子菱与蒋友兰推心置腹地交谈，希望蒋友兰告诉她他们姐弟俩的真实家庭背景。尽管蒋友兰很想将实情相告，但念及如果告诉徐子菱他们是蒋家后代，难保徐子菱不会离弟弟而去，所以她始终守口如瓶，拒不说出实情。可是最终徐子菱发现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可喜的是徐子菱并不在乎所谓的身份地位，她爱的就是弟弟蒋友松这个人，这颇令蒋友兰安心。
1996年夏天，蒋友兰从伯克来大学毕业，便来到旧金山有名的“西部华尔街”蒙哥马利大街的一家银行工作。然而，蒋友兰发现自己不适应在这儿工作，于是她又辞退了在银行的工作，飞往瑞士日内瓦，到生母汪长诗身边寻找新的工作。不久，蒋友兰又来到香港经商，到2000年，她的事业可谓如日中天。2002年弟弟蒋友松要与自己多年的好友徐子菱共结良缘，蒋友兰百忙之中抽空赶往旧金山参加这场婚礼。望着弟弟蒋友松幸福地牵着新娘的手，蒋友兰在心中由衷地祝福他们。同时，她也默默地向在天之灵的父亲告诉说：父亲，我和弟弟现在都有自己的事业，弟弟业已成家，您在天之灵可安息了。我们一定谨尊教诲，决不涉身政治，您就放心吧。蒋家第四代与政治是绝缘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