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姐宋蔼龄嫁与孔祥熙
（宋蔼龄与孔祥熙。）
孔祥熙人称山西首富，娶了个善敛财的夫人宋蔼龄，成了中国首富。
在国民党内孔祥熙以敛财著名，是四大家庭中携资外逃中数额最多者，到国外后，依仗国内所敛之财，过着悠闲的寓公生活。这与他的妻子、宋美龄的大龄宋蔼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出生，祖籍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孔家祖父起就开设钱庄票号，从事银行商业事务，人称山西首富。据蒋介石撰写的《孔庸之先生事略》说：太谷孔氏，本为山西望族富户，从庸之祖父孔庆麟起经营商业，人称山西首富。然而，有的书籍却认为，孔祥熙并非出身于什么名门望族或富家大户，而是诞生在一个败落、潦倒的穷书生家里，他父亲孔繁慈是个穷秀才，常要靠典当过日子。后因受美国大组会传教士影响，戒掉了烟瘾，入了教并为教会当差。孔祥熙幼年丧母，曾经饱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
孔祥熙大约10岁时，进入了当地一座教会学校，后转入通州协和书院肄业。1901年作为李鸿章的随员去美国谈判庚子赔款，非凡的才华和精明干练的作风，获得李鸿章的赏识。孔祥熙风光时，经常出入上层社会。1902年，由清廷派到美国官费留学。1906年毕业于欧柏林大学后，继而进入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07年4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在山西省太谷县办起一所“铭贤”的意思是纪念庚子年“为道殉难”的美国传教士。这所学校使孔祥熙与许多美国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使他赢得了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美名，为他的发迹作了准备。后来，孔祥熙到南京政府做官，手下人大部分是“铭贤”学校的学生，在国民党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铭贤”派势力。同时，孔祥熙担任太原基督教青年会会长。
孔祥熙任“铭贤”学校校长时，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孔祥熙任太谷县民政长。旋即在太谷成立了一支学生军，并自任司令。继而又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营务处”，自任“总办”，指挥城防。后被阎锡山吞并，改任都督府参事（阎锡山是山西都督）。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山西政局动乱不稳。孔因前妻病逝，心情沮丧，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并任东京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留日中华青年会总干事。这时，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带着英文秘书宋蔼龄和她的父母也到达日本。孔祥熙早在留美期间就已结识了孙中山。这时，他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宋蔼龄及其全家。宋蔼龄，便是宋氏三姐妹中，人称一个爱钱，个爱国，一个爱中的那个爱钱如命的老大。这两个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像触电一样敏感的人”，很快彼此倾心，结成终身伴侣。这一婚姻，为孔祥熙日后的飞黄腾达铺平全道路。孔祥熙后来在蒋介石政府中官运亨通、权势显赫，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与蒋介石的姻亲关系。所以有人称孔祥熙是“因妻得官，因官发财”。
（神清气娴宋蔼龄。）
关于孔祥熙与宋蔼龄的婚姻结合，基础是金钱利益的共识，1906年孔祥熙和宋蔼龄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见过面。当时宋蔼龄是从梅肯来到北方，孔祥熙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在日本相遇后的一个家宴上，宋家喜悦地听孔祥熙谦恭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孔祥熙不知不觉地被宋蔼龄迷上了。
孔祥熙正是宋蔼龄希望得到的人。他矮胖结实，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极不引人注目。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孔祥熙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沉浸在令人陶醉的乌托邦之中，他却认识到货币的重要。对宋蔼龄来说，理想主义是糕饼上的糖霜，糕饼只有靠动力才能烘烤，而动力只有靠钱才能买到。她长期看到钱的作用，因而对这个道理了解很深。是钱才产生了卡尔的动力，是钱才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传教士变为上海商界的一支有生气的力量。
在当夜的晚餐桌上就坐有的宋母，天真的庆龄和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子安和子良。孔祥熙和宋蔼龄坐在宋查理的左右两边，两人都毫不拘束，一谈到钱都极为兴奋。这天晚上，宋查理拿来两枚硬币，放在一起轻轻敲打几下，声音清脆甜润、是一种大吉大利的声音。
孔祥熙和宋蔼龄在春天结婚了。
在这之前，孔祥熙与太原教会学校收留的一位长得很甜的孤女于1910年结婚。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但她弱不禁风，肺病缠身。1913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独揽大权的时候，孔祥熙的年轻妻子死于肺病，他沮丧万分，加入了东渡扶桑的“自由主义者”的潮流。从而结识了宋家。
孔宋结婚的那天上午，横滨下着大雨，粉戏色的樱花被雨水冲到街道上，流进阴沟里，在东京湾的海面上汇成一座座花的岛屿，空气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在结婚仪式举行之前，天空突然放晴，呈现出一派风和日丽的四月春光景象。就像樱花树一样，宋蔼龄穿一身粉红色的衣服，淡色的缎子上衣配一条绣着梅花的裙子，乌亮的头发上插着一枝红梅。
婚礼是在山捕上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的，宋查理一家人，孔祥熙的堂兄弟和少数朋友出席。礼毕，宋蔼龄换上一件绣着金色小鸟的苹果绿缎子衣服，新娘新郎乘坐一辆马车前往镰仓胜地。看着一簇簇粉红色的樱花和雨后乍晴的天空撒下的阳光，孔祥熙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大吉大利的兆头。”
孔宋1914年在日本结婚时，他们都是逃脱袁世凯之手的政治难民。结婚后，他们回到中国。宋蔼龄到西摩路一三九号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孔祥熙为她安全去山西做好准备。她们最后乘火车去孔祥熙的家乡太谷，宋蔼龄不得不在铁路的终点榆次下车，改乘轿子，孔祥熙骑着一匹蒙古马与她同行。
（宋蔼龄、孔祥熙与长女孔令伟（左）。）
宋蔼龄可能因为路途上的种种不便而恼火，但是到了新家后，肯定没有失望之感。这个家虽然难看，但是很大。房屋像一座宫殿，坐落在豪华的庭院中间。家里雇佣了五百个人。
孔祥熙出钱资助当地的“铭贤”学校，后来他把这所学校同他的母校欧柏林学院联系起来，建立了一系列中国欧柏林学校。孔祥熙作了很大努力，显示他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工作。亲任“铭贤”学校校长，并兼课，宋蔼龄也在该校教英文。
孔祥熙回到山西后，利用他与美国教会的关系，同美国驻华使馆务参赞处建立了往来，创立了祥记公司，专门包销美孚石油公司的货物。同时，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以极低的价格从山西购买铁砂，运往天津，转卖给美国，从中发了大财。之后，他便到上海和陈光甫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天津一带经营地产投机生意，并充实了祖遗的广茂所，晋丰原等商号，在全国很多地方建立起他的商业组织。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孔祥熙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中俄交涉公署坐办、中俄交涉公署驻奉代表、鲁案善后公署实业处处长等职，在接收青岛时，他又以实业处处长身份，兼任了青岛电讯局局长，这是他投身政界的开始。从此，他便亦官亦商，奠定了官僚资本的基础。
孔祥熙于1925年初从国外归来，时值孙中山卧病北京，因亲戚关系参加照料，以此成为“顾命大臣”。孔祥熙算不得一位有才干的政治家，但却初登坛即官运亨通。1926年他被任命为广东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部务。以后便更是扶摇直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依靠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建立起南京政权。南京政府初建，统治尚不稳固。在宁汉对立中，曾任广东财政厅厅长、武汉实业部部长的孔祥熙及时投向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效力。孔祥熙不聪明，但是能耍花招。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常常请他当调解人，选他进董事会或者谈判委员会。他长年担任北洋军阀的中间人，那些军阀同他很熟，并且因为结识了他而兴旺发达。在北伐期间，蒋介石让孔祥熙同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和山西军阀阎锡山谈判，促成了蒋冯合作，为南京政府的巩固立了一功。
在蒋介石同武汉左派分裂期间，孔祥熙以达成“一项财政解决办法”，使叛逆的冯玉祥投入蒋介石的营垒。孔祥熙同阎锡山的谈判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阎锡山的地盘使他处于北京能够打击得到的地方。这种奸诈之手段破坏了军阀之间的联盟。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北方的都城。由于孔祥满帮了这些忙，蒋介石对孔家非常感激。但是孔祥熙不是那种能迫使蒋报答、而在得不到报答时就向他施加压力的人。可以相信孔祥熙会按照会按照告诉他的意思去办事，而且办得很有手腕。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这显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人们普遍感到，孔祥熙在财界的巨大影响可能是危险的。
（宋蔼和蒋介石。）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关妇最早提出的，但却遭到宋子文的反对。于是，他们与宋美龄商量，请向对宋子文有重要影响的谭延闿劝说，最后使“宋子文屈服，终于形成了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正）、美（龄）合作”，蒋、宋、孔三家结下了利害与共的不解之缘。从此，他依附美国，支持蒋介石，控制财权，与蒋介石、宋子文和陈果夫合称“四大家族”，成为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汪精卫等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开战初期，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政策下，反蒋派很快瓦解。这其中，孔祥熙利用其北方籍贯四处联络，游说其间，对反蒋派进行分化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加紧“围剿”红军。为帮助蒋介石扩充军事实力，孔祥熙受命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实业专使”名义出国游说，为蒋介石接洽借教，购备械弹。蒋介石对孔祥熙这次欧美之行非常满意，当时曾有设立航空部并由孔主持的似设，后因军方和宋子文的反对，孔祥熙才知难而退。
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围剿”规模愈来愈大，面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总试图压缩蒋介石的军事预算，这酿成了蒋介石要更换财政部长的意念。1933年4月，宋子文出访欧美，孔祥熙由欧美回国，蒋介石立即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以代替宋子文。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归来，发现蒋介石的开支超出预算六千多万元，而孔祥熙则帮助蒋介石这样做，这使宋子文大为恼火，与蒋介石的冲突发展到当面对骂的程度。结果，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姻亲和“理财大臣”，但他们的性格作风却各具特色，宋子文精明干练，一派欧美资产阶级作风，办事讲究手续，蒋介石向财政部要钱，他总要问一间作什么用。而孔祥熙却不像宋子文那样直言不讳和锋芒毕露。他主持的财政部对蒋介石从不讲求什么手续，要钱就给，不问用途，不打折娜宋子文则敢于对蒋介石直言相撞，而孔祥熙对蒋则一贯言听计从，逢迎诌媚。
然而，孔祥熙虽非像有人说的那样“精明得厉害”。但许多事说明他是颇有政治心计的。他待人接物，因人而异，各投所好，表面上是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实际上却是有意对同僚部下进行拉拢利用，曲意周旋。于右任的儿子留学回来，请其“栽培”，孔祥熙立即任他为中央信托局专员。司法院副院长王法勤卧病在床，孔祥熙主动派人送去千见现款。陈布雷体弱多病，他便帮着从香港搞药品。他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必暗中送礼。所以国民党政府中许多人称他“厚道”，讲交情。孔祥熙在社交的范围上也很有考虑的，他很少与军人接触，他女儿孔令俊曾说：“院长不结交军人，怕的是委员长吃醋。”抗战初期，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他的幕僚劝他联合国民党元老和CC系，培植新的政治势力，孔祥熙却说：“我们今天完全由蒋老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联合这班人有啥道理。”可见，孔祥熙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完全出于靠蒋介石来巩固地位的政治策略。
1933年11月、孔祥熙刚刚接任财政部长。第一件“公务”就是号召全国“慷慨解囊”资助反共战争。他曾明确宣布：“剿共”的成功，比财政预算的平衡更为重要。于是，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摧毁了宋子文历时5年，苦心制订的财政限制措施、尽力地帮助蒋介石筹措军费，购买军火，进行“剿共”内战。使蒋介石麾下的战将们，可以在日本步步加紧侵略的民族危机中、在“剿共”的战场上“建功立业”，使蒋介石能够在华北落人日本掌握之中的时候，庆祝“围剿”红军的胜利。
发行公债，是孔祥熙为蒋家王朝筹措经费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33年到1935年底，南京政府财政部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共发行公债578000万元，1936年发行了208200万元。巨额公债的发行，使金融资本家与南京政府结下了休戚相关的姻缘。因为在高利率的引诱及政治压力下，大部分公债均被各大银行认购，他们要不想因政权更迭而使手中的巨额债券变为废纸，就得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存在。而且，大量公债被当做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通商四明、国货、中国实业等行，使这些银行，逐渐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为四大家庭官僚资本的附庸。而蒋、宋、孔、陈四大家庭则凭借政治特权，在发行公债和进行债券投机中大发横财。孔祥熙的“公债政策”，真可谓“一箭三雕”。然而，大量公债的发行却给中国的工商业和农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孔二小姐陪同姨妈宋美龄在美国访问。）
孔祥熙入主南京财政部的另一重大举动是主持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极其繁杂、混乱。1927年以前，仅核准可以发行货币的，就有华资几十家，外资十几家银行各种货币同时流通市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对政治上也有很大的离心作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美国由此采取的“白银政策”给了南京政府的币制以很大压力。美国实行提高银价、购进白银的政策后，上海的金融家们即大量出口白银获利，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债券销售一蹶不振。同时由于白银外流造成国内银根奇紧，银行贷款利率骤增。南京政府曾于1943年9月10日先后下令取缔外汇投机征收白银出口率和平衡税，仍未能阻止白银的继续外流。孔祥熙在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的指导下，主持的南京政府的“币制政策”，对中国金融现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搜刮到了价值在3亿元以上的巨额白银。同时，由于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统一的发钞权，这就为它通过滥发纸币来掠夺民间财富大开方便之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孔祥熙在上海得到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回南京，与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鄂山荫会面，开门见山说“蒋如被杀，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以中国人力特力供给日本军阀做侵略资本，对亚洲对苏联都是严重威胁，希望苏联能设法保全蒋的生命，其他问题事后从长计议”。当时，何应钦置蒋介石死活于不顾，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联合各方准备对西安用兵，并令空军轰炸西安。孔祥熙则力持慎重，主张在保全蒋介石生命安全的条件下，考虑其他问题。孔祥熙还与地方实力派联络，积极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从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到1944年底，蒋介石一直让他的这位联襟兼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这使孔祥熙掌握着行政、财政、金融大权，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这期间，“孔财神”的主要“政绩”就是以抗战为名，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为四大家庭聚敛财富。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正在欧美商购军火的孔祥熙立即回国，旋即在武汉恢复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他自任“总务”理事会主席，“四联总务”最初的职能是联络各行业务。从1939年9月国民党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后，它成了四大家庭垄断全国金融业的核心机构。孔祥熙还在西南、东南各省增设了六十多个分行，在西北各省增设了一百五十个分行。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四联总务”对全国地方银行和私人银行的控制和监督，进一步巩固了四大家庭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
抗战期间，孔祥熙为蒋介石政府敛财的手段之一是发行公债和增加捐税。1938年到1944年，由他主持的国民党财政部共发行内债18种，总计法币1519200万元。同时，在孔祥熙主持下，国民党政府还大量举借外债。1937年以后，共向英国借款十二次，向美国借款九次，致使国家利权大量外溢。孔祥熙等经办的公债，多数是以总预约权形式交给“四行”办理，由“四行”将现金先垫给国民党政府，再由银行发行公债。但“四行”垫付的现款，只是不断增发的钞票，这样，四大家庭控制的“四行”不但得到了大债面额与政府实领之间的巨大差额。同时，可以通过公债投机获取巨大利益。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无论还本付息，都只能靠搜刮人民，所以，孔祥熙不顾本已十分苛虐的捐税，继续扩大征税范围，形成了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
实行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也是孔祥熙暴发横财的一种手段。国民党政府从1938年3月开始行外汇管制。随着法币的日益贬值，外汇和黄金的官价与黑市价格差额越来越大，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再以黑市价格抛售出去，转手牟取暴利。实行专卖制度，是孔祥熙的又一条“发财之道”。1941年4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在孔祥熙等二十人的提议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党政府收人猛增，1942年增收额为47800万元，1944年竟达18亿元，此外，孔祥熙还主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成立贸易委员会，下设复兴、富华和中国茶叶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实行统购统销。资源委员会则统购统销出口的矿产品。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低价强购，转手高价出售，从中获取重利。在实行专卖制度中，孔祥熙兼任复兴公司和富华公司的董事长，以自己的亲信把持这两个公司的业务，垄断了丝、茶、桐油等出口贸易。
在四大家庭的众多“财源”中，孔祥熙最欣赏的要算是滥发纸币了。他曾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府共发行法币144490万元。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不断增加发行量，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公布：“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的7300倍。从而造成币值惨跌，物价暴涨的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时，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1943年能买一只鸡。到1947年就只能买1/3盒火柴了。孔祥熙借助政治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夺走了人民大量的财富。据蒋介石所写的《孔庸之先生事略》披露：当1944年孔祥熙辞职下台时，国民党政府国库中仅外汇和金银等各种硬币两项，就价值10亿美元以上。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俊曾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下十来亿美金，不能说没有功劳。”称他是蒋家王朝的“聚敛之臣”，是当之无愧的。
在美国，孔祥熙貌似当寓公，实则替蒋介石作着暗中牵线的角色。
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
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在碍于孔祥熙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访问德国。）
正欲再想办法，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首魁，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
从孔祥熙变为外交顾问出国，不禁使人想到三年前这位财神在巴西“养病”时，孔大少爷及孔二小姐赶往“侍奉”的事。孔大少爷出国普通护照当然不行，官员护照也不乐意，就弄一个外交部的名义领得外交护照。而孔二小姐呢，如果跟着她的父亲走，自然可用眷属名义领得护照，但二小姐不肯托庇翁宇下，她外交护照上的身份是蒋夫人的外甥女。这次孔祥熙又要出国了，外交部的官员开玩笑说，假使他的大公子与二小姐也出的话，不知道护照又该怎么填。
1948年以后，孔祥熙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主要董事，和宋蔼龄一直在里弗达尔过着流亡生活。孔祥熙每周有两、三天开车去华尔街，余下的时间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在孔家成为流亡者之后，仍然保持对他们感兴趣的少数几个新闻工作者之一。他称中国银行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他的读者们，通过“院外援华集团”的各办事机构，中华民国政府将数千万美元过户，以支付闪电战式的宣传的费用。他写道：
孔祥熙博士对美国政治熟谙的程度不亚于对中国财政的精通。在路易斯、约翰逊参加杜鲁门内阁好早以前，孔就选择约翰逊为他的私人律师。
后来，约翰逊当了国防部长，成为主张美国支持台湾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这与他和孔的关系，也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一孔祥熙博士曾多次拜访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兹，而这位参议员也一直积极敦促给台湾和蒋介石流亡分于以援助。
1948年，布里奇兹竞选连任时，他的表上登记了纽约的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的2000美元的竞选捐款。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前台人物，也是孔祥熙博士的朋友。
意味深长的是，布里奇兹参议员不仅投票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政策，并就此发表演说，而且还为孔一宋王朝帮了一次大忙。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
孔令杰已经成为这个家庭中最忙碌的一员，1950年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期间，孔老头子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这位参议员送去捐款和鼓励。他还劝说加利福尼亚州众多华人选民帮助选举尼克松。孔令杰的援助之手巩固了孔家与尼克松夫妇之间的交情。此后多年里，尼克松夫妇时常造访里弟达尔孔府。
种种迹象说明，孔祥熙之居留美国，确实负有外交上的特殊使命，似乎顾维钧是名义上的大使，而幕后活动则多半在于他。这正如他致报社函中云：“熙虽老退，然尚负有政府名义，在美亦为政府有所联系”。在留美的前几年，孔祥熙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老同学杜威身上，但杜威的命运不佳，被民主党的杜鲁门轻易地击败，孔祥熙的注下错了。此后他联络共和国的议中，利用杜威的关系，想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中发挥一点作用。
然而，马歇尔集团以个人恩怨摒弃了国民党，先是艾奇逊发表了对中国的白皮书，华盛顿坐看中国大陆解放，司徒雷登也无能为力。接着，“中国游说者案”被民主党议员提出。老孔只能在纽约闭门不出了，长时期的缄默。直到1952年美国大选，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会客室的孔祥熙，才又活动起来，艾森豪威尔中选总统，他这一宝是押中了，因为杜威也在幕后支持艾。1957年11月18日，香港《新晚报》刊登一篇题为《孔祥熙在美国干些什么？》的文章，作者不但证实了孔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同时还披露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摘要如下：
前两天晚上，在朋友某君家里遇到了一个新从纽约来的美国商人。他解放前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很有交情，对于这些人的情形也相当熟悉。
我和他俩谈来谈去，忽然扯到了1944年起便在纽约当“寓公”的孔祥熙。
据这个商人说，孔祥熙目前虽然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但却是代表蒋介石和美国参议员诺兰、众议员周以德这些人斟盘打交道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国委员会，的主持人鲁斯也经常来往。
“当然蒋介石得找他帮忙，”我不禁接嘴说“因为他那么有钱，可以掏腰包来垫活动费。”
“你这个假定可完全错了，”这个美国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钱这一方面可绝对不肯开玩笑。据我所知，他的活动费还是向台北实报实销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么活跃了，因为蒋介石没有发付足够的活动费给他。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接着，他又告诉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是在纽约度过，原因是：他的妻子宋蔼龄在那里做股票买卖，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第二、三流的大户。而他本人，为了想多活几年，遵照医嘱实行节食，大肚子已经不知从前那么凸出了。
听了这个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况，谁又不会很自然地想起他过去在国民党官场中所闹的一些笑话呢？
他是山西太谷人，在美国留学回来后，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青年会工作。由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撮合起来，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才开始扶摇直上。他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可是蒋介石喜欢他的程度，远过于喜欢宋子文。理由很简单，他追随蒋介石这么些年，向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抗战初期，他在重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时，每持行政院会议，他总得说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记得在某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了米价上涨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够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平定米价。孔祥熙坐在那里攒紧眉头苦苦思索了半天，与会的部长们谁也没敢出声，静待他的指示。
忽然间，他伸出胖手在会议桌上拍了一下，笑着说：“我可想出了一个办法——准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为他想到了什么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摇头晃脑地接着说：“行政院可以马上下一道命令，鼓励大后方的人民改吃面包。这么一来，米价自然而然会跌下来。再说，重庆的面包总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议，将来的面包烘制技术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国朋友们的好评。还有，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外国人的身体比中国人好，就是因为他们吃面包，所以为了国民健康，我们也应该用面包来代替大米……”
让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岔儿。
也是在那个时期，重庆的各机关工作人员聚赌之风甚盛，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尤其厉害，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打起麻将来。
这个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决定以“部长”的身份，前往“训话”一番。关务署人员事先听到风声，大家都捏了一把汗。一在该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把全体人员大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办公室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
可是等到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却咧开大嘴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防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听到这时，台下的人们也全都纵声大笑。现在，他在纽约负责和那些“援华派”的美国佬联系，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将，来判断那帮人的能力和品格？
孔祥熙重踩国土的时间是1962年10月23日。这天，台北松山机场高官云集。蒋介石夫妇、陈诚夫妇、张群、于右任、谢冠生、谷正纲、黄伯度、黄季陆、陈嘉尚等都到机场迎候。
上午11时50分，当孔祥熙所乘的西北班机降落时，蒋经国、李骏耀两人走上飞机，把83岁的孔祥熙扶了下来。当两位少女为孔祥熙套上两个花环时，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孔二小姐在台北西装革履叨烟斗的照片。）
蒋介石站在机场贵宾室的门口，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孔祥熙从欢迎的人群面前走过，一再说着“谢谢”，当他来到蒋介石跟前时，蒋向前走了两步，握住孔的手，向他问好，孔祥熙则表示感谢。接着，孔祥熙发表简短谈话如下：
本人此次返国，得谒见总统及夫人，极为愉快。许多；老友老同事亲到机场迎接，因时间关系，未及一一握手致意，甚以为歉。
本人旅居国外多年，此次有机会返国小住，更恭逢总统七秩晋六华诞，得以亲向总统视嘏，备感荣幸。尤其能亲眼睹台湾各方面之成就，及军经建设之成果，克遂宿愿，至为欣慰。
多年来许多老友老同事为反攻复国在台湾所作之努力，以及对国家之贡献，本人由衷表示钦佩。深信不久将来，在总统英明领导之下，我人必能早日反攻复国，解救被“共匪”奴役的同胞。
今日承蒙总统伉俪、副总统伉俪、于右任院长、谢冠生院长、张岳军秘书长以及中央银行俞飞鹏副总裁等亲机场迎接，顺此致敬谢忱。
从孔祥熙的谈话表示，这次来台是给蒋介石做生日。但台北政局耳语纷传，谓孔氏此次返台，系因当局政躬违和，深欲在其有生之年，大家团叙一些时日，此固“室亲国戚”应有之义。否则蒋介石已在台湾做了13个生日，他为什么一次都不回来呢？
在这13年间，孔祥熙有五次变成新闻人物。
1951年6月间，美国国会为了调查麦克阿瑟事件，召魏德迈到场作证。当时魏德迈说，当国共战争发展到最高潮而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他曾提给蒋介石一张名单，主张责令当朝权贵要捐献资产，以补军费来源，可是蒋介石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蒋介石说名单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来的忠实干部，并不如外间所说的那么有钱。翌日美国报纸把魏德迈发言列为头条新闻，轰动全球。
在其后三年，孔氏在长堤所设的别墅，逃出了一个中国厨师，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并请美国予以政治庇护，此事也成为一个时候的花边新闻。从此可以发现，孔祥熙在多设有公馆，穷奢极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来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负“国民外交”工作应有的安排，当时美国国会盛传有“台湾说客团”之说，与此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春，香港出现了一本《孔祥熙传》，同时盛传孔祥熙组党，并准备同陈辞修竞选副总统，谣言满天飞，似乎煞有介事。后来事实证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骗他的钱，故意布下这么一个圈套，孔祥、熙本人绝无此意。他年高八址，饱经忧思，而台湾现状又是那样，试问还有什么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 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纲纲、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室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侃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令其名誉受重大损失，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两人出庭致词、原告以毁谤罪起诉，被告律师以原告人不亲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为词。此社会人士且多以谁方会胜诉为打赌的。由于双方所聘大小律师都为知名之土，故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大的开销，使该案成为香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大讼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开庭审讯后宣判，原告孔祥熙得胜，被告人须付赔偿费一万元开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年，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揭底了。那时表国进行大选，台湾当局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此事未见台湾当局声明否认，大抵信而有微也。
孔祥熙晚年，并没有忽视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欧柏林参加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学院里设立了奖学金。一位记者问关于他在美国有“5亿多美元”的巨额财产传说。他听后，眼圈都红了，这位老当铺掌柜摇了摇头，面带困惑的神情。他说，国民政府垮台之后，他损失了全部投资，现在靠微薄的存款过日子。这位年轻的记者，信以为真，同情地点点头，并作了记录。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蔼龄一起搬进一所新居，宅址：长岛蝗谷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3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加以评述，但却蹩脚地写了这么一段话：
孔先生是——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属说：“他是位很难共事的人。他喜欢空论和闲谈，不下达明确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的葬礼在5号大街的马尔布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携带一支5人锦衣卫队同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口公司老板——CAMCO的老板就是这个波和。他是飞虎队的成员，现为驻巴的大使。巴西是宋氏家族最喜欢的投资国家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祥熙的葬礼。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风翔代为宣读。
孔祥熙人称山西首富，娶了个善敛财的夫人宋蔼龄，成了中国首富。
在国民党内孔祥熙以敛财著名，是四大家庭中携资外逃中数额最多者，到国外后，依仗国内所敛之财，过着悠闲的寓公生活。这与他的妻子、宋美龄的大龄宋蔼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孔祥熙（1880—1967年），字庸之，1880年9月11日出生，祖籍山西省太谷县程家庄。孔家祖父起就开设钱庄票号，从事银行商业事务，人称山西首富。据蒋介石撰写的《孔庸之先生事略》说：太谷孔氏，本为山西望族富户，从庸之祖父孔庆麟起经营商业，人称山西首富。然而，有的书籍却认为，孔祥熙并非出身于什么名门望族或富家大户，而是诞生在一个败落、潦倒的穷书生家里，他父亲孔繁慈是个穷秀才，常要靠典当过日子。后因受美国大组会传教士影响，戒掉了烟瘾，入了教并为教会当差。孔祥熙幼年丧母，曾经饱尝过饥寒交迫的滋味。
孔祥熙大约10岁时，进入了当地一座教会学校，后转入通州协和书院肄业。1901年作为李鸿章的随员去美国谈判庚子赔款，非凡的才华和精明干练的作风，获得李鸿章的赏识。孔祥熙风光时，经常出入上层社会。1902年，由清廷派到美国官费留学。1906年毕业于欧柏林大学后，继而进入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07年4月，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孔祥熙在山西省太谷县办起一所“铭贤”的意思是纪念庚子年“为道殉难”的美国传教士。这所学校使孔祥熙与许多美国人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使他赢得了重视教育，培养人才的美名，为他的发迹作了准备。后来，孔祥熙到南京政府做官，手下人大部分是“铭贤”学校的学生，在国民党政府中形成了一支“铭贤”派势力。同时，孔祥熙担任太原基督教青年会会长。
孔祥熙任“铭贤”学校校长时，密切注视着政局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孔祥熙任太谷县民政长。旋即在太谷成立了一支学生军，并自任司令。继而又组织了一千多人的“营务处”，自任“总办”，指挥城防。后被阎锡山吞并，改任都督府参事（阎锡山是山西都督）。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山西政局动乱不稳。孔因前妻病逝，心情沮丧，于是东渡日本留学，并任东京全国基督教青年会留日中华青年会总干事。这时，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带着英文秘书宋蔼龄和她的父母也到达日本。孔祥熙早在留美期间就已结识了孙中山。这时，他参与了一些革命活动，并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宋蔼龄及其全家。宋蔼龄，便是宋氏三姐妹中，人称一个爱钱，个爱国，一个爱中的那个爱钱如命的老大。这两个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像触电一样敏感的人”，很快彼此倾心，结成终身伴侣。这一婚姻，为孔祥熙日后的飞黄腾达铺平全道路。孔祥熙后来在蒋介石政府中官运亨通、权势显赫，很大程度是由于他与蒋介石的姻亲关系。所以有人称孔祥熙是“因妻得官，因官发财”。
（神清气娴宋蔼龄。）
关于孔祥熙与宋蔼龄的婚姻结合，基础是金钱利益的共识，1906年孔祥熙和宋蔼龄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见过面。当时宋蔼龄是从梅肯来到北方，孔祥熙是耶鲁大学的研究生。在日本相遇后的一个家宴上，宋家喜悦地听孔祥熙谦恭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孔祥熙不知不觉地被宋蔼龄迷上了。
孔祥熙正是宋蔼龄希望得到的人。他矮胖结实，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极不引人注目。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孔祥熙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沉浸在令人陶醉的乌托邦之中，他却认识到货币的重要。对宋蔼龄来说，理想主义是糕饼上的糖霜，糕饼只有靠动力才能烘烤，而动力只有靠钱才能买到。她长期看到钱的作用，因而对这个道理了解很深。是钱才产生了卡尔的动力，是钱才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传教士变为上海商界的一支有生气的力量。
在当夜的晚餐桌上就坐有的宋母，天真的庆龄和两个十几岁的男孩子子安和子良。孔祥熙和宋蔼龄坐在宋查理的左右两边，两人都毫不拘束，一谈到钱都极为兴奋。这天晚上，宋查理拿来两枚硬币，放在一起轻轻敲打几下，声音清脆甜润、是一种大吉大利的声音。
孔祥熙和宋蔼龄在春天结婚了。
在这之前，孔祥熙与太原教会学校收留的一位长得很甜的孤女于1910年结婚。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但她弱不禁风，肺病缠身。1913年8月，袁世凯在北京独揽大权的时候，孔祥熙的年轻妻子死于肺病，他沮丧万分，加入了东渡扶桑的“自由主义者”的潮流。从而结识了宋家。
孔宋结婚的那天上午，横滨下着大雨，粉戏色的樱花被雨水冲到街道上，流进阴沟里，在东京湾的海面上汇成一座座花的岛屿，空气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在结婚仪式举行之前，天空突然放晴，呈现出一派风和日丽的四月春光景象。就像樱花树一样，宋蔼龄穿一身粉红色的衣服，淡色的缎子上衣配一条绣着梅花的裙子，乌亮的头发上插着一枝红梅。
婚礼是在山捕上的一座小教堂里举行的，宋查理一家人，孔祥熙的堂兄弟和少数朋友出席。礼毕，宋蔼龄换上一件绣着金色小鸟的苹果绿缎子衣服，新娘新郎乘坐一辆马车前往镰仓胜地。看着一簇簇粉红色的樱花和雨后乍晴的天空撒下的阳光，孔祥熙情不自禁地说道：“这是大吉大利的兆头。”
孔宋1914年在日本结婚时，他们都是逃脱袁世凯之手的政治难民。结婚后，他们回到中国。宋蔼龄到西摩路一三九号同她的父母住在一起，直到孔祥熙为她安全去山西做好准备。她们最后乘火车去孔祥熙的家乡太谷，宋蔼龄不得不在铁路的终点榆次下车，改乘轿子，孔祥熙骑着一匹蒙古马与她同行。
（宋蔼龄、孔祥熙与长女孔令伟（左）。）
宋蔼龄可能因为路途上的种种不便而恼火，但是到了新家后，肯定没有失望之感。这个家虽然难看，但是很大。房屋像一座宫殿，坐落在豪华的庭院中间。家里雇佣了五百个人。
孔祥熙出钱资助当地的“铭贤”学校，后来他把这所学校同他的母校欧柏林学院联系起来，建立了一系列中国欧柏林学校。孔祥熙作了很大努力，显示他积极参与学校的教育工作。亲任“铭贤”学校校长，并兼课，宋蔼龄也在该校教英文。
孔祥熙回到山西后，利用他与美国教会的关系，同美国驻华使馆务参赞处建立了往来，创立了祥记公司，专门包销美孚石油公司的货物。同时，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以极低的价格从山西购买铁砂，运往天津，转卖给美国，从中发了大财。之后，他便到上海和陈光甫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上海·天津一带经营地产投机生意，并充实了祖遗的广茂所，晋丰原等商号，在全国很多地方建立起他的商业组织。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孔祥熙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中俄交涉公署坐办、中俄交涉公署驻奉代表、鲁案善后公署实业处处长等职，在接收青岛时，他又以实业处处长身份，兼任了青岛电讯局局长，这是他投身政界的开始。从此，他便亦官亦商，奠定了官僚资本的基础。
孔祥熙于1925年初从国外归来，时值孙中山卧病北京，因亲戚关系参加照料，以此成为“顾命大臣”。孔祥熙算不得一位有才干的政治家，但却初登坛即官运亨通。1926年他被任命为广东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部务。以后便更是扶摇直上。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依靠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建立起南京政权。南京政府初建，统治尚不稳固。在宁汉对立中，曾任广东财政厅厅长、武汉实业部部长的孔祥熙及时投向南京政府，为蒋介石效力。孔祥熙不聪明，但是能耍花招。正是由于这一点，人们常常请他当调解人，选他进董事会或者谈判委员会。他长年担任北洋军阀的中间人，那些军阀同他很熟，并且因为结识了他而兴旺发达。在北伐期间，蒋介石让孔祥熙同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和山西军阀阎锡山谈判，促成了蒋冯合作，为南京政府的巩固立了一功。
在蒋介石同武汉左派分裂期间，孔祥熙以达成“一项财政解决办法”，使叛逆的冯玉祥投入蒋介石的营垒。孔祥熙同阎锡山的谈判也取得了类似的成果，阎锡山的地盘使他处于北京能够打击得到的地方。这种奸诈之手段破坏了军阀之间的联盟。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北方的都城。由于孔祥满帮了这些忙，蒋介石对孔家非常感激。但是孔祥熙不是那种能迫使蒋报答、而在得不到报答时就向他施加压力的人。可以相信孔祥熙会按照会按照告诉他的意思去办事，而且办得很有手腕。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这显然没有什么危险。不过，人们普遍感到，孔祥熙在财界的巨大影响可能是危险的。
（宋蔼和蒋介石。）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是孔祥熙关妇最早提出的，但却遭到宋子文的反对。于是，他们与宋美龄商量，请向对宋子文有重要影响的谭延闿劝说，最后使“宋子文屈服，终于形成了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中（正）、美（龄）合作”，蒋、宋、孔三家结下了利害与共的不解之缘。从此，他依附美国，支持蒋介石，控制财权，与蒋介石、宋子文和陈果夫合称“四大家族”，成为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汪精卫等联合反蒋，中原大战爆发。开战初期，双方势均力敌，互有胜负。但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政策下，反蒋派很快瓦解。这其中，孔祥熙利用其北方籍贯四处联络，游说其间，对反蒋派进行分化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蒋介石却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加紧“围剿”红军。为帮助蒋介石扩充军事实力，孔祥熙受命以“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实业专使”名义出国游说，为蒋介石接洽借教，购备械弹。蒋介石对孔祥熙这次欧美之行非常满意，当时曾有设立航空部并由孔主持的似设，后因军方和宋子文的反对，孔祥熙才知难而退。
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围剿”规模愈来愈大，面当时财政部长宋子文总试图压缩蒋介石的军事预算，这酿成了蒋介石要更换财政部长的意念。1933年4月，宋子文出访欧美，孔祥熙由欧美回国，蒋介石立即任命孔祥熙为中央银行总裁，以代替宋子文。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归来，发现蒋介石的开支超出预算六千多万元，而孔祥熙则帮助蒋介石这样做，这使宋子文大为恼火，与蒋介石的冲突发展到当面对骂的程度。结果，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
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姻亲和“理财大臣”，但他们的性格作风却各具特色，宋子文精明干练，一派欧美资产阶级作风，办事讲究手续，蒋介石向财政部要钱，他总要问一间作什么用。而孔祥熙却不像宋子文那样直言不讳和锋芒毕露。他主持的财政部对蒋介石从不讲求什么手续，要钱就给，不问用途，不打折娜宋子文则敢于对蒋介石直言相撞，而孔祥熙对蒋则一贯言听计从，逢迎诌媚。
然而，孔祥熙虽非像有人说的那样“精明得厉害”。但许多事说明他是颇有政治心计的。他待人接物，因人而异，各投所好，表面上是宽宏大度的好好先生，实际上却是有意对同僚部下进行拉拢利用，曲意周旋。于右任的儿子留学回来，请其“栽培”，孔祥熙立即任他为中央信托局专员。司法院副院长王法勤卧病在床，孔祥熙主动派人送去千见现款。陈布雷体弱多病，他便帮着从香港搞药品。他还利用公家的钱来拉拢部属。每到年底必暗中送礼。所以国民党政府中许多人称他“厚道”，讲交情。孔祥熙在社交的范围上也很有考虑的，他很少与军人接触，他女儿孔令俊曾说：“院长不结交军人，怕的是委员长吃醋。”抗战初期，孔祥熙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他的幕僚劝他联合国民党元老和CC系，培植新的政治势力，孔祥熙却说：“我们今天完全由蒋老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联合这班人有啥道理。”可见，孔祥熙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完全出于靠蒋介石来巩固地位的政治策略。
1933年11月、孔祥熙刚刚接任财政部长。第一件“公务”就是号召全国“慷慨解囊”资助反共战争。他曾明确宣布：“剿共”的成功，比财政预算的平衡更为重要。于是，他的第一个“成就”就是摧毁了宋子文历时5年，苦心制订的财政限制措施、尽力地帮助蒋介石筹措军费，购买军火，进行“剿共”内战。使蒋介石麾下的战将们，可以在日本步步加紧侵略的民族危机中、在“剿共”的战场上“建功立业”，使蒋介石能够在华北落人日本掌握之中的时候，庆祝“围剿”红军的胜利。
发行公债，是孔祥熙为蒋家王朝筹措经费聚敛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从1933年到1935年底，南京政府财政部在孔祥熙的主持下，共发行公债578000万元，1936年发行了208200万元。巨额公债的发行，使金融资本家与南京政府结下了休戚相关的姻缘。因为在高利率的引诱及政治压力下，大部分公债均被各大银行认购，他们要不想因政权更迭而使手中的巨额债券变为废纸，就得支持蒋介石政权的存在。而且，大量公债被当做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通商四明、国货、中国实业等行，使这些银行，逐渐为国民党政府所控制，成为四大家庭官僚资本的附庸。而蒋、宋、孔、陈四大家庭则凭借政治特权，在发行公债和进行债券投机中大发横财。孔祥熙的“公债政策”，真可谓“一箭三雕”。然而，大量公债的发行却给中国的工商业和农村经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孔二小姐陪同姨妈宋美龄在美国访问。）
孔祥熙入主南京财政部的另一重大举动是主持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当时中国的货币制度极其繁杂、混乱。1927年以前，仅核准可以发行货币的，就有华资几十家，外资十几家银行各种货币同时流通市场，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对政治上也有很大的离心作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和美国由此采取的“白银政策”给了南京政府的币制以很大压力。美国实行提高银价、购进白银的政策后，上海的金融家们即大量出口白银获利，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债券销售一蹶不振。同时由于白银外流造成国内银根奇紧，银行贷款利率骤增。南京政府曾于1943年9月10日先后下令取缔外汇投机征收白银出口率和平衡税，仍未能阻止白银的继续外流。孔祥熙在英国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爵士的指导下，主持的南京政府的“币制政策”，对中国金融现代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搜刮到了价值在3亿元以上的巨额白银。同时，由于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国统一的发钞权，这就为它通过滥发纸币来掠夺民间财富大开方便之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孔祥熙在上海得到消息后，立即驱车赶回南京，与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鄂山荫会面，开门见山说“蒋如被杀，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以中国人力特力供给日本军阀做侵略资本，对亚洲对苏联都是严重威胁，希望苏联能设法保全蒋的生命，其他问题事后从长计议”。当时，何应钦置蒋介石死活于不顾，自任“讨逆军”总司令，联合各方准备对西安用兵，并令空军轰炸西安。孔祥熙则力持慎重，主张在保全蒋介石生命安全的条件下，考虑其他问题。孔祥熙还与地方实力派联络，积极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从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到1944年底，蒋介石一直让他的这位联襟兼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这使孔祥熙掌握着行政、财政、金融大权，取得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达到了他一生的顶点。这期间，“孔财神”的主要“政绩”就是以抗战为名，用各种巧取豪夺的方式，为四大家庭聚敛财富。
七七事变爆发以后，正在欧美商购军火的孔祥熙立即回国，旋即在武汉恢复了“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由他自任“总务”理事会主席，“四联总务”最初的职能是联络各行业务。从1939年9月国民党颁布“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后，它成了四大家庭垄断全国金融业的核心机构。孔祥熙还在西南、东南各省增设了六十多个分行，在西北各省增设了一百五十个分行。这样就大大加强了“四联总务”对全国地方银行和私人银行的控制和监督，进一步巩固了四大家庭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中的、垄断地位。
抗战期间，孔祥熙为蒋介石政府敛财的手段之一是发行公债和增加捐税。1938年到1944年，由他主持的国民党财政部共发行内债18种，总计法币1519200万元。同时，在孔祥熙主持下，国民党政府还大量举借外债。1937年以后，共向英国借款十二次，向美国借款九次，致使国家利权大量外溢。孔祥熙等经办的公债，多数是以总预约权形式交给“四行”办理，由“四行”将现金先垫给国民党政府，再由银行发行公债。但“四行”垫付的现款，只是不断增发的钞票，这样，四大家庭控制的“四行”不但得到了大债面额与政府实领之间的巨大差额。同时，可以通过公债投机获取巨大利益。然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公债无论还本付息，都只能靠搜刮人民，所以，孔祥熙不顾本已十分苛虐的捐税，继续扩大征税范围，形成了几乎无物不税的状况。
实行外汇管制和买卖黄金，也是孔祥熙暴发横财的一种手段。国民党政府从1938年3月开始行外汇管制。随着法币的日益贬值，外汇和黄金的官价与黑市价格差额越来越大，四大家族利用特权，以官价买进大量外汇和黄金，再以黑市价格抛售出去，转手牟取暴利。实行专卖制度，是孔祥熙的又一条“发财之道”。1941年4月，国民党政府成立专卖事业管理局。在孔祥熙等二十人的提议下，先后对食盐、糖、卷烟、火柴、茶叶、酒等六类物品实行专卖。这一制度使国民党政府收人猛增，1942年增收额为47800万元，1944年竟达18亿元，此外，孔祥熙还主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成立贸易委员会，下设复兴、富华和中国茶叶公司，对国统区的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实行统购统销。资源委员会则统购统销出口的矿产品。1942年2月，成立物资局，对棉纱实行低价强购，转手高价出售，从中获取重利。在实行专卖制度中，孔祥熙兼任复兴公司和富华公司的董事长，以自己的亲信把持这两个公司的业务，垄断了丝、茶、桐油等出口贸易。
在四大家庭的众多“财源”中，孔祥熙最欣赏的要算是滥发纸币了。他曾对人说：“发行公债真是麻烦，付息、抽签还本，又弄不到几个钱，不如印发钞票，简单得多。”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政府共发行法币144490万元。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不断增加发行量，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公布：“抗战八年内政府发行纸币103190亿元，为抗战前的7300倍。从而造成币值惨跌，物价暴涨的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时，100元法币可买两头牛，1943年能买一只鸡。到1947年就只能买1/3盒火柴了。孔祥熙借助政治权力，通过各种手段夺走了人民大量的财富。据蒋介石所写的《孔庸之先生事略》披露：当1944年孔祥熙辞职下台时，国民党政府国库中仅外汇和金银等各种硬币两项，就价值10亿美元以上。孔祥熙的女儿孔令俊曾说：“打了八年仗，爸爸为他（指蒋介石）积下十来亿美金，不能说没有功劳。”称他是蒋家王朝的“聚敛之臣”，是当之无愧的。
在美国，孔祥熙貌似当寓公，实则替蒋介石作着暗中牵线的角色。
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
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在碍于孔祥熙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访问德国。）
正欲再想办法，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首魁，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
从孔祥熙变为外交顾问出国，不禁使人想到三年前这位财神在巴西“养病”时，孔大少爷及孔二小姐赶往“侍奉”的事。孔大少爷出国普通护照当然不行，官员护照也不乐意，就弄一个外交部的名义领得外交护照。而孔二小姐呢，如果跟着她的父亲走，自然可用眷属名义领得护照，但二小姐不肯托庇翁宇下，她外交护照上的身份是蒋夫人的外甥女。这次孔祥熙又要出国了，外交部的官员开玩笑说，假使他的大公子与二小姐也出的话，不知道护照又该怎么填。
1948年以后，孔祥熙作为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主要董事，和宋蔼龄一直在里弗达尔过着流亡生活。孔祥熙每周有两、三天开车去华尔街，余下的时间在家里工作。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是在孔家成为流亡者之后，仍然保持对他们感兴趣的少数几个新闻工作者之一。他称中国银行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皮尔逊提醒他的读者们，通过“院外援华集团”的各办事机构，中华民国政府将数千万美元过户，以支付闪电战式的宣传的费用。他写道：
孔祥熙博士对美国政治熟谙的程度不亚于对中国财政的精通。在路易斯、约翰逊参加杜鲁门内阁好早以前，孔就选择约翰逊为他的私人律师。
后来，约翰逊当了国防部长，成为主张美国支持台湾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这与他和孔的关系，也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一孔祥熙博士曾多次拜访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兹，而这位参议员也一直积极敦促给台湾和蒋介石流亡分于以援助。
1948年，布里奇兹竞选连任时，他的表上登记了纽约的阿尔弗雷德·科尔伯格的2000美元的竞选捐款。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前台人物，也是孔祥熙博士的朋友。
意味深长的是，布里奇兹参议员不仅投票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政策，并就此发表演说，而且还为孔一宋王朝帮了一次大忙。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这样写：
孔令杰已经成为这个家庭中最忙碌的一员，1950年尼克松竞选参议员期间，孔老头子派小儿子去洛杉矶，给这位参议员送去捐款和鼓励。他还劝说加利福尼亚州众多华人选民帮助选举尼克松。孔令杰的援助之手巩固了孔家与尼克松夫妇之间的交情。此后多年里，尼克松夫妇时常造访里弟达尔孔府。
种种迹象说明，孔祥熙之居留美国，确实负有外交上的特殊使命，似乎顾维钧是名义上的大使，而幕后活动则多半在于他。这正如他致报社函中云：“熙虽老退，然尚负有政府名义，在美亦为政府有所联系”。在留美的前几年，孔祥熙一直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寄托在老同学杜威身上，但杜威的命运不佳，被民主党的杜鲁门轻易地击败，孔祥熙的注下错了。此后他联络共和国的议中，利用杜威的关系，想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中发挥一点作用。
然而，马歇尔集团以个人恩怨摒弃了国民党，先是艾奇逊发表了对中国的白皮书，华盛顿坐看中国大陆解放，司徒雷登也无能为力。接着，“中国游说者案”被民主党议员提出。老孔只能在纽约闭门不出了，长时期的缄默。直到1952年美国大选，在华尔道夫酒店有会客室的孔祥熙，才又活动起来，艾森豪威尔中选总统，他这一宝是押中了，因为杜威也在幕后支持艾。1957年11月18日，香港《新晚报》刊登一篇题为《孔祥熙在美国干些什么？》的文章，作者不但证实了孔居留美国的政治色彩，同时还披露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趣闻。摘要如下：
前两天晚上，在朋友某君家里遇到了一个新从纽约来的美国商人。他解放前在上海做进出口生意，和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达官贵人很有交情，对于这些人的情形也相当熟悉。
我和他俩谈来谈去，忽然扯到了1944年起便在纽约当“寓公”的孔祥熙。
据这个商人说，孔祥熙目前虽然没有担任国民党政府的任何职务，但却是代表蒋介石和美国参议员诺兰、众议员周以德这些人斟盘打交道的主要角色。此外，他和“中国委员会，的主持人鲁斯也经常来往。
“当然蒋介石得找他帮忙，”我不禁接嘴说“因为他那么有钱，可以掏腰包来垫活动费。”
“你这个假定可完全错了，”这个美国商人哈哈大笑，“H·H·孔在别的事情上可以通融，在钱这一方面可绝对不肯开玩笑。据我所知，他的活动费还是向台北实报实销的。最近，他不像去年那么活跃了，因为蒋介石没有发付足够的活动费给他。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
接着，他又告诉我，孔祥熙的大部分是在纽约度过，原因是：他的妻子宋蔼龄在那里做股票买卖，已经成为股票市场上的一个第二、三流的大户。而他本人，为了想多活几年，遵照医嘱实行节食，大肚子已经不知从前那么凸出了。
听了这个商人口中的孔祥熙近况，谁又不会很自然地想起他过去在国民党官场中所闹的一些笑话呢？
他是山西太谷人，在美国留学回来后，曾经做过一个时期的青年会工作。由于把蒋介石和宋美龄撮合起来，他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才开始扶摇直上。他和宋子文虽然都是蒋介石的至亲，可是蒋介石喜欢他的程度，远过于喜欢宋子文。理由很简单，他追随蒋介石这么些年，向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
抗战初期，他在重庆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时，每持行政院会议，他总得说一两句莫名其妙的话，惹得大家牙都要笑掉了。
记得在某一次行政院会议上，粮食部长徐堪报告了米价上涨的情形，希望行政院能够采取紧急措施，以便平定米价。孔祥熙坐在那里攒紧眉头苦苦思索了半天，与会的部长们谁也没敢出声，静待他的指示。
忽然间，他伸出胖手在会议桌上拍了一下，笑着说：“我可想出了一个办法——准保行得通！
大家真以为他想到了什么高明的主意，所有的视线都投射在他的身上。
看到大家的神情，孔祥熙更加得意，摇头晃脑地接着说：“行政院可以马上下一道命令，鼓励大后方的人民改吃面包。这么一来，米价自然而然会跌下来。再说，重庆的面包总是做得不好。有了政府的倡议，将来的面包烘制技术一定蒸蒸日上，就可以得到外国朋友们的好评。还有，经过我多年的研究，外国人的身体比中国人好，就是因为他们吃面包，所以为了国民健康，我们也应该用面包来代替大米……”
让他这么一说，所有的部长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接岔儿。
也是在那个时期，重庆的各机关工作人员聚赌之风甚盛，财政部直属的关务署尤其厉害，职员们常常在办公室里打起麻将来。
这个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他决定以“部长”的身份，前往“训话”一番。关务署人员事先听到风声，大家都捏了一把汗。一在该署的一次纪念周上，孔祥熙果然声色俱厉，把全体人员大骂了一顿，认为他们在办公室里打麻将过于不成体统。
可是等到话快说完的时候，他却咧开大嘴笑着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得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当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防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哈，哈哈……”听到这时，台下的人们也全都纵声大笑。现在，他在纽约负责和那些“援华派”的美国佬联系，不知道是否仍然利用打麻将，来判断那帮人的能力和品格？
孔祥熙重踩国土的时间是1962年10月23日。这天，台北松山机场高官云集。蒋介石夫妇、陈诚夫妇、张群、于右任、谢冠生、谷正纲、黄伯度、黄季陆、陈嘉尚等都到机场迎候。
上午11时50分，当孔祥熙所乘的西北班机降落时，蒋经国、李骏耀两人走上飞机，把83岁的孔祥熙扶了下来。当两位少女为孔祥熙套上两个花环时，机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孔二小姐在台北西装革履叨烟斗的照片。）
蒋介石站在机场贵宾室的门口，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孔祥熙从欢迎的人群面前走过，一再说着“谢谢”，当他来到蒋介石跟前时，蒋向前走了两步，握住孔的手，向他问好，孔祥熙则表示感谢。接着，孔祥熙发表简短谈话如下：
本人此次返国，得谒见总统及夫人，极为愉快。许多；老友老同事亲到机场迎接，因时间关系，未及一一握手致意，甚以为歉。
本人旅居国外多年，此次有机会返国小住，更恭逢总统七秩晋六华诞，得以亲向总统视嘏，备感荣幸。尤其能亲眼睹台湾各方面之成就，及军经建设之成果，克遂宿愿，至为欣慰。
多年来许多老友老同事为反攻复国在台湾所作之努力，以及对国家之贡献，本人由衷表示钦佩。深信不久将来，在总统英明领导之下，我人必能早日反攻复国，解救被“共匪”奴役的同胞。
今日承蒙总统伉俪、副总统伉俪、于右任院长、谢冠生院长、张岳军秘书长以及中央银行俞飞鹏副总裁等亲机场迎接，顺此致敬谢忱。
从孔祥熙的谈话表示，这次来台是给蒋介石做生日。但台北政局耳语纷传，谓孔氏此次返台，系因当局政躬违和，深欲在其有生之年，大家团叙一些时日，此固“室亲国戚”应有之义。否则蒋介石已在台湾做了13个生日，他为什么一次都不回来呢？
在这13年间，孔祥熙有五次变成新闻人物。
1951年6月间，美国国会为了调查麦克阿瑟事件，召魏德迈到场作证。当时魏德迈说，当国共战争发展到最高潮而南京国民政府面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时候，他曾提给蒋介石一张名单，主张责令当朝权贵要捐献资产，以补军费来源，可是蒋介石一看到孔祥熙名列前茅，就勃然大怒，蒋介石说名单上所列的都是他多年来的忠实干部，并不如外间所说的那么有钱。翌日美国报纸把魏德迈发言列为头条新闻，轰动全球。
在其后三年，孔氏在长堤所设的别墅，逃出了一个中国厨师，向法庭控告孔祥熙虐待，要求自由，并请美国予以政治庇护，此事也成为一个时候的花边新闻。从此可以发现，孔祥熙在多设有公馆，穷奢极欲之致。但他不是用它来供自己享受的，而是他所负“国民外交”工作应有的安排，当时美国国会盛传有“台湾说客团”之说，与此有其不可分的关系。
同年春，香港出现了一本《孔祥熙传》，同时盛传孔祥熙组党，并准备同陈辞修竞选副总统，谣言满天飞，似乎煞有介事。后来事实证明，那是海隅有人想骗他的钱，故意布下这么一个圈套，孔祥、熙本人绝无此意。他年高八址，饱经忧思，而台湾现状又是那样，试问还有什么好做呢？
1956年11月25日，香港《星岛日报》刊登两篇文章 一篇为社论，标题《维护纲纲、伸张正义、豪门权贵如要回国做官，须先受审判》；另一篇为副刊文章，标题《孔祥熙欲投机乎》。由于两篇文章中出现了“白华”、“天堂遗臭”及“室亲国戚”等词，使孔祥熙大为震怒，便让其子孔令侃向香港高等法院民庭控告《星岛日报》毁谤，令其名誉受重大损失，要求赔偿不指定数目的损失费。此案开审时，双方俱延聘著名大律师两人出庭致词、原告以毁谤罪起诉，被告律师以原告人不亲自出庭及不在本港居住为词。此社会人士且多以谁方会胜诉为打赌的。由于双方所聘大小律师都为知名之土，故一般人估计，双方讼费可能超过七八万元，如此巨大的开销，使该案成为香港多年来最耸人听闻的一大讼案。1959年2月14日上午，香港开庭审讯后宣判，原告孔祥熙得胜，被告人须付赔偿费一万元开堂费。
到了1960年10月年，孔祥熙在美国的活动揭底了。那时表国进行大选，台湾当局为了个人的政治利益，支持尼克松和肯尼迪竞选总统。肯尼迪的一个亲信华尔脱·品克斯特为此发表了一项长篇报道，说尼克松的竞选费用，都是孔祥熙的一位公子交给周以衡和诺兰的。此事未见台湾当局声明否认，大抵信而有微也。
孔祥熙晚年，并没有忽视他的慈善家形象。一次，他到欧柏林参加欧柏林——山西纪念协会成立五周年的纪念活动，并在学院里设立了奖学金。一位记者问关于他在美国有“5亿多美元”的巨额财产传说。他听后，眼圈都红了，这位老当铺掌柜摇了摇头，面带困惑的神情。他说，国民政府垮台之后，他损失了全部投资，现在靠微薄的存款过日子。这位年轻的记者，信以为真，同情地点点头，并作了记录。
1966年，孔祥熙86岁高龄时终于从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岗位退下来，与宋蔼龄一起搬进一所新居，宅址：长岛蝗谷非克斯巷，他的健康迅速恶化，有严重的心脏病。1967年8月，他被紧急送进纽约的一家医院，3月15日，他死在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本想把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加以评述，但却蹩脚地写了这么一段话：
孔先生是——位有争议的人物。他的一位前下属说：“他是位很难共事的人。他喜欢空论和闲谈，不下达明确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和所有那些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的葬礼在5号大街的马尔布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携带一支5人锦衣卫队同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迈阿密转口公司老板——CAMCO的老板就是这个波和。他是飞虎队的成员，现为驻巴的大使。巴西是宋氏家族最喜欢的投资国家之一。
宋子文没有参加孔祥熙的葬礼。在晚年岁月里，他们之间没有什么感情可言。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谷风翔代为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