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十四章 镇压诸侯王叛乱

　　由于汉初刘邦大封诸侯王，诸侯王国地盘过大，再加上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逐渐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这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严重问题，而这个矛盾也从文帝继位后就开始激化了。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朝廷之先例。刘兴居趁文帝至前线督战之际，在后方举行叛乱。文帝闻讯赶回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结果，叛军迅速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三年以后，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朝臣屡次冒死上书文帝，都说“刘长不遵从法度，不听从天子诏命，竟然暗中网罗党徒和谋反者，厚待负罪逃亡之人，是想图谋不轨”，要求依法制裁刘长。汉文帝却每每下诏说“我不忍心依法惩治淮南王”，最后在众朝臣的坚决要求下，汉文帝只好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的邛都（今四川邛崃），途中，刘长便绝食而亡了。

　　刘兴居和刘长的叛乱，虽然没造成很大的社会灾难，也没有危及中央政权，而且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它说明，汉文帝时西汉的中央政权并不巩固，国家的统一也时常受到威胁。

　　针对诸侯王势力的膨胀，贾谊上书汉文帝，向文帝痛陈天下形势，并提出解决隐伏在西汉王朝内部的种种危机的办法，议论颇有远见，这就是著名的《治安策》。贾谊着重考虑了一个问题，就是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贾谊认为，当前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抑制诸侯王势力的发展。现在诸侯国除了由中央委派太傅（负责教育、监护诸侯王的大员）、丞相外，御史大夫以下的众官都可以自己委任，在西汉王朝内部，俨然是一个个独立王国。这种情况就像一个人得了手足肿胀病，小腿肿得像腰那么粗，脚趾肿得像大腿那么粗，如果再不抓紧治疗，必将成为难治之症。他认为对付“尾大不掉”的诸侯国，皇帝不能用仁义恩惠，而必须用权势和法制。

　　贾谊根据历史，总结出教训：诸侯王是否反叛以及反叛的早晚，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往往是最强的诸侯王先反，较强的继之，而最弱的则不反叛。如长沙王是个只有二万五千户的封国，他最听朝廷的话，这并不是他的个性不同，不反叛朝廷，而是他国小势弱的形势使他如此。因此，要使天下安定，唯一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把现在的诸侯国再分割成若干小国，多封一些诸侯王，从而削弱各诸侯王的力量，使他们无法与中央对抗，也就是“国小则无邪心”。只要诸侯王被削弱了，整个国家机器就像人体指挥臂膀，臂膀指挥手指一样，可以运用自如了。

　　汉文帝接受了贾谊的建议，在汉文帝十六年（公元前164年），把势力强大的齐国一分为六，封齐悼惠王刘肥的六个儿子为王。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封淮南王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

　　汉文帝的这些举措，对后世帝王解决诸侯国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汉景帝时，晁错提出“削藩”主张，继续削减诸侯王的封地，以削弱诸侯王的力量。到汉武帝时，又实行了“推恩令”，以此来解决诸侯王的问题。经过近百年的努力，中央集权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才逐步解决。

　　求贤若渴，学勤好问；

　　道德博闻，从谏如流

　　求贤若渴，学勤好问

　　汉初的选官制度，并不像以后历朝以科举考试作为选拔的主要标准，而是采用恩荫、推荐、举孝廉的制度。文帝深知为治之要务在“得才”这个要诀。因此，即位后不久，便下诏要天下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同时注意从官吏中选拔能人破格提拔、委以重任。文帝起用的贾谊、晁错、张释之、冯唐等人，从不同的方面对富国强兵、稳定社会秩序和防范边患等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人也被誉为“文景之治”的名臣。

　　文帝即位的第一年里，听说河南郡郡守吴公号称天下治政第一，就将吴公召入宫中讨教相关的道理，并提升他为廷尉。吴公向刘恒推荐了贾谊：“洛阳贾谊，少年英才，吴某空读一世《诗》、《书》，虽皓首白发，数年之后必不如此幼子博学。”文帝深以为奇，他原本对吴公的博学就另眼相看，听吴公这么一说，就决定立即诏贾谊觐见，当时贾谊只有21岁。

　　文帝先问贾谊有关《诗》、《书》的学问，兼涉诸子百家之学，贾谊都对答如流，文帝就知道他天生聪颖；文帝又问他治国之术，贾谊从容不迫，就秦亡汉兴的原因阐述了一番，文帝默许。贾谊接着说：“秦亡汉兴的道理，前朝高祖和诸大臣早有论述，皇上也深有认识，贾生在这里说这件事，实在是自不量力，但是贾生知皇上牵挂之事，不是怕我朝会走秦亡的老路，而是担心当今的诸王问题。”文帝听后非常吃惊，没想到这个年纪轻轻的儒生竟然会看透自己的心事，了解当今的国家大事，断定他不是死读《诗》、《书》之人，而确实有治国兴邦的才能。于是，文帝特赐贾谊为博士，让他参与朝政议事。当时的博士大多数都是年龄已经很大的人，而贾谊只有二十出头，是最年轻的一个。汉文帝欣赏贾谊的才能，和朝臣商议国事、起草政令的时候，常常让贾谊参与，有时候大臣们还没有反应过来，诸博士也不知如何应答皇上，贾谊就已经有条有理地回答了，大家不由得都很欣赏他的才能，一年之内，汉文帝竟然将他升迁了三次，贾谊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

　　张释之原任骑郎，默默无闻十来年。文帝发现张释之很有才干，便提升他为谒者仆射。张释之直言敢谏，太子违法他也敢挡驾，文帝更加器重他，提升为廷尉。廷尉管刑律，张释之任廷尉多年，他执法公允，有助于当时社会的稳定。

　　晁错本任太子家令，他上书言事，提出移民实边、“入粟拜爵”、“入粟助边”，被采纳后成为当时防备匈奴的良策。

　　道德博闻，从谏如流

　　汉文帝在他即位的第一年就下了一道诏书，废除“诽谤”、“款言”之律。诏书说：“古时候治理天下，朝廷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这样可以引导人们谏劝君王而使国家的政治通达。如今的法律定有诽谤妖言之罪，这就会使臣子们不敢尽情说话，而皇帝也就无从听到自己的过失了。这又怎么能将远方的贤良之士都吸引到朝廷来呢？应该去除诽谤妖言之法！百姓或有相约共同诅咒皇帝而后又相互揭发出来，官吏们往往认为是大逆不道，其余不满时政的话，官吏们又往往认为是诽谤。这一来，就会把小民因为无知而做的事判成死罪，朕甚为不赞成。自今而后，凡是犯这类罪的，不要去过问，也不要判罪。”在刘恒看来，一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舆论自由谩骂攻击别人，只是一件小事。而禁锢舆论造成皇帝闭目塞听，不能及时发现政策中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大事情。如此说来，汉文帝可以算得上是解除思想禁锢、开自由舆论的先驱了。

　　汉文帝能够做到虚心纳谏、从谏如流。无论谏诤者官职高低，文帝总是认真对待，择善而从。每次上朝，即使是郎、从官这样的普通官员呈上书疏或进言，文帝总是停下辇车，耐心听人把话讲完，所言可用便迅速采纳，不可用则暂置一旁。这种做法，群臣无不称道。

　　有一次，汉文帝出行来到霸陵，想到西面去游玩，见到路面顺坡而下，想玩飞车的游戏，便叫驾驭的侍从快马加鞭。

　　这时，随行的中朗将袁盎骑马随车而行，他见此情景，策马急行，紧紧地抓住辕马的缰绳，不让车驾快行。

　　汉文帝笑说：“将军胆怯了吗？怎么如此害怕呢？”

　　袁盎回答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入险境，不图侥幸。今天陛下乘六乘之车，纵马飙车，假如马受了惊，车被毁坏，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陛下自我轻生，又怎能对得起先皇列祖和太后，以及天下的黎民百姓呢？”

　　汉文帝闻听此言，马上停止了自己的鲁莽行为，叫人缓辔而行。

　　文帝宠爱慎夫人，在内宫总是与她同席而坐。文帝带慎夫人去游上林苑，袁盎随驾而行，他见到慎夫人和皇后同席而坐，就上前去请慎夫人到文帝身后去坐。慎夫人大怒，不肯就座，文帝也非常生气，立刻起身回宫。袁盎随之回宫，见他们在生气，便上前谏道：“尊卑有序才能上下和睦，皇上既已立皇后，慎夫人就只是妾，不能与您同坐；况且陛下宠她，尽可多赐给她钱财，不然您以为对她好却反而害了她，陛下难道没听说过‘人彘’吗？”文帝听后顿时领悟了袁盎的深意，转怒为喜，当即赏给袁盎黄金五十斤。又将袁盎的本意告诉了慎夫人，慎夫人也很感激袁盎。

　　汉文帝既愿听其言，又加以重赏，是想让更多的人敢于对他直言劝谏，足见其从善之诚意。

　　文帝纳谏时还很注意克制感情，不让自己的喜怒影响对国事的处理。有一次，文帝走进郎署，与署长冯唐闲谈，知道冯唐祖上是赵国人，而文帝自己曾为代王，就对冯唐说：“在当代王时，厨师上饭时说战国有个将军叫李齐，很能打仗，后来每吃饭时就想到这个李齐。你知道这个人吗？”

　　冯唐说：“赵国的将军最著名的是廉颇和李牧啊！”接着又讲了廉颇和李牧的许多事迹。

　　文帝越听越高兴，拍着大腿说：“哎呀！朕要是有廉颇和李牧那样的将军，就不用担心匈奴了！”

　　冯唐却说：“陛下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也是不能用的。”

　　文帝听了很不高兴，但他还是认真地向冯唐请教原因：“你怎么知道朕不能用廉颇和李牧呢？”

　　冯唐说：“廉颇和李牧所以能打胜仗，是因为赵国君主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自主权力，不干涉他们的具体事务，只要求他们打胜仗。而现在魏尚做云中郡太守，优待士卒，打了很多胜仗，匈奴不敢接近云中，但却因上报战功时交的敌人的首级比他报的数字差六个人头，陛下就把他罢官、削爵、判刑。立了大功不受赏，出了小错受重罚。所以说就是得到廉颇和李牧，陛下也是不能用的。”刘恒听了很高兴，当天就派冯唐持节赦免魏尚，恢复他的云中太守的职务，他又觉得冯唐很有真知灼见，就将他从郎署长破格提升为车骑都尉。

　　在诤谏面前，汉文帝还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并能及时加以纠正。如前所述的廷尉张释之，是个严格执行法律的官吏，他以不阿附上意、敢在汉文帝面前据理争辩著名。有一次，文帝出行到中渭桥，被一个行人惊了拉车的马。惊了皇帝的车马叫做“犯跸”，于是此人被抓来交由廷尉处理。

　　张释之查清了案情：此人听到车马声音，远避不及，而躲在桥下，过了好一会，以为车马已过，却不料出来恰巧碰上了，他撒腿逃跑，于是车马被惊。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要“罚金四两”，张释之就这样判决了。

　　文帝大为不满，说：“这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温驯，要是别的马，不就伤了我吗？廷尉却只判了个罚款！”

　　张释之说：“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要判重了，会使法律在人民中失去威信。当时要是就地把这人杀掉，也就罢了；现在既然交给廷尉处理，而廷尉是天下司法的标准，一有偏差就会使天下的司法官丢开法律随意处罚。因此只能严格按律判决，希望陛下体察。”文帝低头想了一会儿，说：“廷尉是对的。”

　　又一次，有人偷汉高祖祠庙塑像座前的玉环被抓获，文帝很恼火，要廷尉治罪。张释之按有关偷盗宗庙器物的法律规定判处弃市（杀头示众）。文帝大怒，说：“这个人无法无天，竟敢偷先帝祠庙里的器物。我把他交给廷尉的意思是想判处族刑，而你却按法律的一般规定论处，这不符合我恭敬承奉宗庙的心意。”

　　张释之见文帝大怒，就免冠叩头说：“法律并没有盗哪个庙罪重、盗哪个庙罪轻的规定。现在偷了高祖庙里的器物判族刑，万一有愚民在高祖的坟墓长陵上抓了一把土，陛下将按什么法来判罪呢？”文帝无话可说，与太后商量了一阵，最后还是承认了廷尉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