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王文治武功全记录

第二十九章 政策，复兴经济；昏聩迷信，轮台罪己

　　变革制度，移风易俗

　　汉武帝即位后，便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这些治国举措，既有魄力非凡的一面，也有非常务实和理性的一面。在涉及变革的许多领域，汉武帝往往是标本兼治——不仅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权宜性手段，更重视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以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分析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我们解读古代盛世的合理内核，从中获得历史的启迪。

　　强化皇权，削弱相权 汉初的丞相，位尊权重，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实。这就难免与皇权形成矛盾。对权力欲望极大的汉武帝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他决意要改变相制、削弱相权。

　　首先，不再任用列侯为丞相，而是任用出身低微的人为丞相，然后再封为列侯。在汉武帝以前实行的丞相制，专任丞相的人全是列侯。这些列侯都是军功大臣及其后裔，在朝廷位高势尊，权力很大。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出身低微，曾牧过猪，担任过小吏。后来上书朝廷，得到汉武帝重用。由于公孙弘出身贫贱，因此对皇帝的拔擢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对皇上毕恭毕敬，不仅处处按汉武帝的意志办事，而且还用儒家思想对汉武帝的一切措施进行文饰。

　　其次，贬损丞相。汉武帝改变了过去对丞相礼貌甚恭的态度。公孙弘到内廷去见汉武帝时，汉武帝有时连帽子也不戴。此后，汉武帝对丞相稍不满意，便当面斥责、免官或处死。

　　再次，汉武帝经常更换丞相。他在位时共有10位丞相，其中就有5人因罪自杀或被下狱腰斩。这种情况在汉武帝以前从未发生过。这说明在汉武帝时期，丞相的地位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此外，汉武帝又提高了御史大夫的地位，与丞相平起平坐，以分夺丞相之权。到后来，丞相改名为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太尉改为司马，统称为三公，三公都是宰相。这样，就把西汉前期以丞相为宰相的制度改为以三公为宰相的制度。相权一分为三，相互制约、互不统属，只向皇帝负责，这样宰相的权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最后，汉武帝还设立了内朝（亦称为中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分夺外朝权力，这是汉武帝削弱相权的又一重要权术。所谓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它在中朝出现之前，是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唯一官僚系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为了加强集权专制统治，往往提拔心腹近臣，在自己身边建立一套秘书班子，用他们去分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的职权，这一套秘书班子就叫内朝。内朝是汉武帝新创设的机构。比如，汉武帝常常从民间拔擢地位低微的儒学之士作为侍从，同他们商量朝中大事，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些人来自民间，了解民情，对社会的弊端也认识得比较清楚；同时，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积极进取，支持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因此，汉武帝对这一批人非常信任，让他们预闻政事，托为心腹之臣，成为汉武帝改革的智囊团。这些人中比较著名的有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等。但是，他们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也没有固定的官职，只能算作天子的宾客，但他们经常代表皇帝在朝廷发表意见。有时，他们根据汉武帝的旨意在朝廷上与大臣辩论，诘责朝臣，驳得朝廷大臣哑口无言。实际上这是汉武帝巧妙地诱导外朝官员淡出决策圈，退居执行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与朝廷正式职官系统不同的内朝官系统。这一内朝官系统，当时称为“加官”，有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名称。除了天子的心腹、亲信和宾客，外朝大臣中为皇帝所信任者，也可以加戴“侍中”等名号在内朝预闻政事，成为内朝官。东汉的尚书台，魏晋六朝时的中书省、门下省就是由内朝官发展而来的，清雍正时创建的军机处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完善官吏与人才的选拔 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然而，西汉前期的任官制度较为粗疏，而且存在着武将功臣垄断要津、仕途狭窄、“任子制”与“赀选制”产生流弊等诸多问题。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汉武帝：“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也。”因此，完善人事制度，也是汉武帝必须直面的问题。

　　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是汉武帝时期主要的管理选拔形式。所谓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察举孝廉是察举制度的核心，公元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奠定了汉代察举制的基本格局。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公元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由此出仕者的人数虽然远少于察举，但同样是士人所看重的“正途”。这些新的用人制度的确立，使得汉武帝时期的政权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除了形成制度的官吏选拔外，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也颇有破格用人的雅量。元光年间，司马相如为西南夷事上书武帝，其中有句话，意味深长：“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武帝对这话非常欣赏，以至二十多年后他在命令州郡举荐贤才的诏书中还说“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武帝本人的头脑其实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混合体，其中有儒家的政治理想、法家的权谋治术，也有方术神仙家的迷信，处处折射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混乱和生机。刘彻崇尚文学，也醉心于武功，追求长生不老更是他一生的梦想。他身上既体现了那个时代最为“精英”的文化，也集中了那个时代最为“底层”的愚昧。作为天下至尊，刘彻从不缺乏勃勃雄心，丰富的想像力和坚强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握有空前强大的皇权，可以把任何想法付诸实践。他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士人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因此，在他身边很快便聚集起一批形形色色的“非常之人”。当时的热闹景象，用班固的话来说，那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这些人最初多是在皇帝身边做侍从顾问，以后逐渐因才施用，委以各种要职。其中有满腹经纶的儒生，比如董仲舒、公孙弘，前者用《公羊春秋》的大一统理念影响了武帝，后者做了丞相；有学习“纵横之术”的权术家，如主父偃，为武帝设计“推恩令”，削弱诸侯，立下大功；也有商贾出身的“兴利之臣”，像桑弘羊，武帝一朝的重大经济决策几乎都出自其手，最后还成了“托孤”重臣。更多的恐怕是舞文弄墨、插科打诨、逗主子开心的近臣，其中官运好的像吾丘寿王、司马相如，能混个地方官，不过运气不佳如东方朔、枚皋者就只好一辈子被“倡优畜之”。武帝的“求贤”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战国时代的“养士”之风，实际上在西汉早期，地方诸侯的宫廷中往往蓄养着大批门客，有名的如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武帝实际上是在诸侯被削弱之后将“养士”的权力收归了中央。

　　汉武帝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一位“常人所异”的帝王，他一生中所用的也确实多是“非常之人”，做的是“非常之事”，成的是“非常之功”，让当世和后世之人都大为惊叹，也为他赢得了一个“雄才大略”的评价。不过在这一连串“非常”的背后，有一个更大的背景，那就是“非常之世”。

　　强化对百官的监察 汉武帝要想统治好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为了扭转这种情况，汉武帝除了运用儒家学说进行思想控制以外，还对汉初以来的监察制度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就是建立刺史巡视制度。公元前106年，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巡视制度，以朔方、交趾及冀、幽、并、兖、徐、青、扬、荆、豫、益、凉等十三州各为一个监察区（部），共十三部，每部置刺史一人。

　　“刺”的含义是刺探、铲除，“史”指官吏，“刺史”就是奉命到地方明察暗访、检举清除不法分子的官吏。刺史由朝廷直接派遣，受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府（御史台）统管，具体由最高监察官御史大夫的副手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刺史属于低级官员，秩仅六百石，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两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族，后来甚至可督察诸侯王。

　　刺史一般于每年秋分开始“行部”，即到自己负责监察的部（州）内各郡、国巡视，届时郡、国须“各遣一吏迎界上”。刺史在例行的巡察之后，要依照制度向中央报告各地官吏的政绩、政声，中央据此对相关官吏加以奖惩。

　　刺史的职责是“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意为贬降无能者、提升有能者），断理冤狱，以六条（监察的六大方面）问事”。汉代郡守、国相年俸二千石谷物，所以常称他们为“二千石”，二千石是刺史巡视监察的重点对象。在“六条问事”中，除了第一条是针对地方豪强的监察外，以下的五条全都是针对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监察、审核，包括其行政、司法、用人及管教子弟、官德官风等各个方面，核心问题是监察纠举其贪盗枉法行为以肃清吏治。

　　如果查明地方官吏的不法事实后，刺史不能擅自处理，必须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

　　同时，为了防范刺史滥用权力，干涉地方官员履行正常的行政职责，又明确规定刺史不得越过“六条”之外问事。这样，就可以使得行政机构和监察机构各自按照其规则运作。

　　其次是设置司隶校尉。公元前89年，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持节，称使者，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

　　第三是设置丞相司直。丞相司直是丞相的属官，说起来是协助丞相监察不法官员的，实际上也起着监察丞相的作用。

　　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创立年号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创立年号，同时也是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

　　太初改历 董仲舒对汉武帝提出的“改正朔”就是要改变历法。

　　汉武帝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汉初时继续沿用了秦朝的《颛顼历》，以建亥之月（十月）为岁首，年终置闰。但到汉武帝时，《颛顼历》渐渐与实际天象不符，把闰月总是放在闰九月，也不能适应农业生产对掌握季节的需要。于是，司马迁等人再次向汉武武帝提议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宣布废除《颛顼历》，改订礼制和历法。改用由司马迁、落下闳、唐都、邓平等人创制的新历——太初历。“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太初历》不仅是中国第一部有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规定一年等于365.2502日，一月等于29.53086日；将原来以十月为岁首，改为以正月为岁首；开始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并规定无中气（每月两个节气，月初为节气，后半月的为中气）的月份为闰月；《太初历》还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年来史官的记录，得出了135个月的日食周期，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这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从汉武帝太初元年问世以后，这部历法一共行用了189年。

　　尊经兴学，教化万民

　　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黜。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

　　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公元前136年，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在中央政府设立了一项新的官职，总称为“五经博士”。

　　所谓“五经”，是经典儒学六艺中的《诗》、《书》、《礼》、《易》和《春秋》五种学术。博士，本是秦官的一种，为太常治下属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实际职责是在国事决策过程里充当顾问的角色。顾名思义，五经博士就是专门整理五经的博士官。这个官职的设立，历来被学者们看做儒学发展史的一座里程碑，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经博士的设立应该与当时文化的繁荣有直接的关系。经济的发达必然促进文化的昌明，这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规律。

　　兴办太学，推广郡学 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30年，董仲舒建议改革太学的教学内容，专用儒经，“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非儒经不得立为博士。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公元前124年6月，汉武帝根据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奏议，向天下郡国颁布《劝学兴礼诏》，为五经博士招收弟子，兴办了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的最高学府，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

　　此事是导致公孙弘由太常封侯而跻身相位的直接原因。从此，西汉确立了从全国察选博士弟子的制度。最初，太学中选博士弟子员额共50名，五经每经平均有弟子10人。这样，博士弟子终于有了吃皇粮的编制定额，并且特许免其赋役。由天下郡国察选年龄在18岁以上，仪表端正者，送太常，得以从博士受业如弟子。补博士弟子者，从师读经一年后参加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补文学掌故之缺，其高第者，可以直接至郎中。如有“秀才异等”，才能超群者，上报。凡不能通过考试，无才能者，罢遣归乡。凡是才质优异的博士弟子者，按考试成绩的等次补官。

　　太学的设置首开了中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到了西汉末年，博士弟子就已经达到一万人。

　　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他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典教育官僚、地主子弟，同时，还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讲习儒家经书。

　　太学和郡国学主要是培养封建官僚的，但在传播文化方面，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抑制豪强，稳定编户

　　汉武帝初期，土地兼并加剧，豪强地主巧取豪夺的手段也变本加厉，他们虽然不像诸侯王那样举兵反叛，但也严重地削弱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对此，武帝自然也不能容忍。因此，抑制豪强地主的发展，扶持小农的经济地位，稳定在籍编户之民的人口数，无论是对保证汉廷赋役来源，还是对巩固统治秩序，都有重要意义。为此，汉武帝在不改变赋役制度的条件下，利用专制皇权的政治力量，对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加以打击和抑制。

　　迁徙豪强，强干弱枝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下令将郡国豪杰及资产在300万以上者，通通迁徙茂陵。在迁徙豪族问题上，武帝与高祖不同：高祖是为了从政治上打击六国旧贵族；武帝则主要是以皇室之兼并对付豪强之兼并，从经济上打击大搞土地兼并的新兴暴发户，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公元前139年，武帝开始为自己修建茂陵，翌年便有一批人徙居茂陵陵邑，武帝下令，赐他们每户钱二十万，田二顷。

　　元朔二年这次仅是第一次的行动，此后又有两次颇具规模的行动。一次是在公元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地。“奸猾吏民”的概念很宽泛，像贪官污吏、巨富、游侠之类，都可以列入“奸猾”之列。

　　另一次是在公元前96年，又徙郡国“吏民豪杰”一万六千户于茂陵、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被徙者的田宅是带不走的，但是否可以变卖掉，还是像秦朝那样被充公，史书上没有明文记载。不过，对于这些迁入茂陵邑的，武帝还是会大施“天子之恩德”，每户赐钱二十万、田二顷，似是一种补偿，如此说来，他们原先的田宅也应被收归国有。

　　严刑峻法，任用酷吏 汉武帝非常重视以刑法手段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对于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的豪强，汉武帝当然要拿出铁腕的手段，于是他选任了一些酷吏，对前者予以严厉镇压。这些酷吏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不畏强权、凶狠残暴著称。汉武帝时代的著名酷吏有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等。他们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打压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奸吏，沉重打击了这些人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但是酷吏们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甚至会出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

　　关都尉宁成是当时颇负盛名的酷吏之一，但他家境殷实富有，有粮田千余顷，尽数租佃给贫民，共有雇农数千家。他被罢官居家时，“其使民，威重于郡守”。因此，宁成是一个本质上实属豪强的酷吏。即使这样，他也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而感到胆寒，当义纵出关赴任时，宁成极为惊恐，对义纵毕恭毕敬，亲迎亲送。义纵洞悉宁成用意，却不为所动，决心对他予以打击。义纵抵达南阳上任后，马上着手查办宁成家族劣迹，不仅“破碎其家”，而且追根究底，将宁成治罪。南阳还有孔氏、暴氏等豪强，见义纵对宁成都不留情面，吓得举家逃匿他郡。南阳郡吏民皆畏服义纵。

　　那时汉朝已对匈奴展开大规模反击，大军远征，多次由定襄郡出塞。而定襄郡吏治败坏，境内秩序混乱，直接影响到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为保证对匈奴战争的胜利，汉武帝特调义纵任定襄郡太守。义纵一到任，便以杀立威，先把狱中重罪者两百余人定为死罪，又把私自探狱的囚犯亲属两百余人抓起，逼迫他们供认为死罪囚犯解脱桎梏，也定成死罪，最后把这四百余人在同一天全部斩杀。全郡人闻讯莫不胆战心惊、不寒而栗，定襄郡很快得到治理。

　　汉武帝变更币值，将铸币权由私人手中收归中央后，各地盗铸钱者甚多，京师地区，盗铸者尤其猖獗。为刹住盗铸之风，保护汉政府财政收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把义纵与另一个酷吏王温舒调回京师，义纵任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督察京畿地区。由于这时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盗铸者成分复杂，尽管义纵到任后大加捕杀，却不能彻底遏止盗铸之风，盗铸之事仍时有发生。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由鼎湖至甘泉宫，见沿途驰道久未修整，有所损坏，开始对义纵不满。这年冬季，大臣杨可奉旨主持告缗事务，义纵认为这会扰乱民生民心，未请示汉武帝，便派人把杨可的部下抓了一大批。此事传到汉武帝那里，汉武帝大怒，命令逮捕义纵，并遣大臣杜式严查，最终定义纵为破坏执行诏令之罪，将其诛杀。

　　义纵为官多年，在汉武帝的支持下，曾枉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但他卓有成效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封建秩序，维护了封建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司马迁也充分肯定了他和郅都等“酷吏”的政绩，并誉他们为“虽惨酷，斯称其位”者。

　　调整政策，复兴经济

　　汉武帝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但也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再加上汉武帝个人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如何解决这一危机呢？汉武帝调整了经济政策，一方面坚持以农为本的既定国策；一方面又加强对国家经济的宏观调节和控制，发展国有工商矿业以繁荣经济。

　　农业上，代田轮耕，兴修水利 尚本重农是战国以来各国君主富国强兵的施政方针，但大都只是通过政策法令推行。而汉武帝刘彻更关注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他通过铁官把先进的冶铁、铸铁技术向全国推广，促使先进的铁制农具广泛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他特别注重水利工程的建设，注意农作物优良品种选育，也非常注重畜牧业的发展。总之，汉武帝时代的综合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一，推广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标志，它的发展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旧的工具被淘汰、新的工具诞生，实质上是古代生产力进步的具体表现。

　　在西汉前期，牛耕已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主要是用二牛抬杠的形式。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自汉文帝实行“马复令”以后，养马的人很多，马的数量迅速增加。到汉武帝即位时，“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可见，以马耕田是一个普遍现象。

　　西汉时期，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业生产是和铁农具连在一起的。《盐铁论·水旱》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到汉武帝时代，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及，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特别是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另外，汉武帝还特别注重农业生产技术与生产工具的发明和改进。公元前89年，汉武帝以赵过为搜粟都尉，主管农业生产，推行“代田法”，并进行农具革新，促进了当时旱作地区的农业生产。

　　第二，兴修水利，大力发展灌溉事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工程是发展农业的一个重要基础。汉武帝对水利和农业都非常重视，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治理水患；二是兴修水利。他特别强调说：“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蓄陂泽，所以备旱也。”意思就是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有水源灌溉才能保证各种农作物的生长。关中平原地区，名山河川很多，应当充分加以利用。老百姓没有充分认识其巨大效益，因此，就要组织他们开挖沟渠，修建陂塘蓄水，可以备水防旱。

　　汉武帝统治期间是中国历史上水利事业得到较快发展的时期之一。水利建设对这一时期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以及农业生产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时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在关中和西北地区，举办的水利工程也主要集中在这里。关中号称“八百里秦川”，位于黄河中游，泾、渭、洛诸水纵横其间。为发展农业生产和航运交通，汉武帝统治时期先后修建了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等工程。

　　水利建设促进了关中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当时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水利使这里迅速发展成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基本经济区。

　　汉武帝还亲自指挥了一次工程艰巨的黄河堵口工程。公元前132年，黄河在南岸濮阳瓠子决口，河水汹涌南流，夺淮河、泗水入海，使梁、楚之地16个郡（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受灾。汉武帝接到灾情报告之后，即命大臣汲黯和郑当时主持堵口。由于水势汹涌，势不可挡，决口刚刚堵好就被冲毁了。当时汉武帝的舅父田中分做丞相，他的封地在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南流，使北岸避免了水患的威胁，因此他竭力反对堵口，主张听天由命，顺其自然。汉武帝不了解真情，并为迷信所惑，就此作罢，致使黄河泛滥长达20多年。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登泰山封禅，亲临黄河，见洪水滔滔，老百姓流离失所、惨不忍睹，他幡然醒悟。于是，决定派汲仁、郭昌征发数万军民堵塞决口。汉武帝自己亲临堵口现场指挥，并“沉白马玉璧于河”，表示治河的决心。命令随行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参加施工劳动。经过艰苦奋战，二十余年的黄河大决口，终于被堵塞了。梁、楚之地被从水患中解脱出来。为纪念这次规模浩大的堵口行动，汉武帝命人在新修的黄河大堤上修建一座宣防宫，并亲自创作了著名的《瓠子歌》二首，记述这次堵口的经过，既发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的慨叹，又表达了“宣防塞兮万福来”的心愿，希望防范洪水，祈求幸福平安。一时间，这两首歌被广为传颂。司马迁曾亲身经历过瓠子堵口，并身背柴草参加堵口劳动。他“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深深地为瓠子堵口的壮观场面和汉武帝《瓠子歌》的悲壮诗句所感动，慨叹道：“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感到水利和水害对于人类发展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于是把水利纳入他的不朽巨著《史记》之中，成为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

　　汉武帝对这次由他亲自指挥的堵口工程颇为得意，从此更加注重水利建设。这次堵口成功也给全国树立了兴水利、除水害的典范。生动的事实说明水利对于治国安邦的极端重要性。水利受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普遍重视，因此很快在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汉武帝大规模治水，对中国北部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重大的进步作用。汉武帝统治期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水利大发展时期。

　　第三，移民屯垦，发展屯田制度。民以食为天。重视农业，增加粮食生产无疑是解决财政危机的一个有效途径。而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则又是提高粮食产量的根本方法之一。于是，一些水利工程纷纷开工。但是，此法收效太慢。而且为修这些水利，还需先投入巨额的人物、物力、财力，仅漕渠、河东渠、龙首渠几项便投入钱物十个亿。有的水利工程失败，大量钱物白白流失，有的于农业生产收效也不如预期的大。

　　所以在兴修水利的同时，汉武帝又采纳主父偃“移民塞下”的建议，在边地设置了“屯田官”，并大规模地实行移民屯垦。

　　公元前127年春，匈奴入上谷、渔阳，杀掠吏民千余人。武帝派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朔方以北的高阙，又向西至符离，斩获数千，凯旋而归，收复了今河套一带的河南地。汉武帝置朔方、五原两郡。为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汉武帝下诏，招募农民十万户，屯卫朔方、五原郡。

　　公元前119年，山东遭遇洪水灾害，民多饥乏，武帝派遣使者调拨郡国仓库中的粮食救济灾民，仍不够用，又“募豪富”把钱粮“假贷”给穷人，还是不能相救。于是，汉武帝再次诏令，“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

　　元狩四年是卫青、霍去病分道袭击、大败匈奴的一年，此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于是，这一年军屯也有大发展，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此年“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桑弘羊掌管财政后，又在西北地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屯田。

　　公元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及河西一带都设立了田官，共征发戍田兵士60万人。

　　移民屯垦原是文帝时晁错倡导的一项抵御匈奴、保卫边防的战备措施，那时汉文帝为了充实边防力量，招募了大量的移民到边疆屯田。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通过徙民屯田和军队屯田，开发西北地区。东汉应劭说，“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就是说汉代开发西北等边地是从武帝时开始的。如果说文帝“募民实边”为民屯之始，那么，武帝的军队屯田就应为军屯之祖。此后，历代都有不同规模的屯田，都被统治者认为是加强边防、绥靖一方的良策。

　　财政上，“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国家干预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转型的完成期，其政治上的标志就是中央集权大帝国的确立。西汉财政困难大致在元鼎年间已露端倪，此后日趋严重，形成危机。要解决财政经济的严重困难，就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包括从制度上进行必要的改革。汉武帝刘彻先是起用酷吏张汤，采取酷法手段，结果因违背了货币经济的规律，滥改币制而遭到了严重的失败。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开始启用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等，设计新经济政策，以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加强宏观调节和控制，增加财政收入，确保“大一统”政治目标的全部实现。

　　号称“理财三杰”的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为汉武帝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来源于《管子·轻重篇》，其基本思想主要是强化国家对经济活动的积极干预和调控，以便更高效率地聚敛财富。这种干预一方面是国家对主要工商业直接组织的垄断性生产和经营，另一方面则是在对市场经济、商品交换规律了解的前提下，运用货币工具和金融、政治等手段，对社会经济进行政策性和行政性的宏观调节和控制，通过“张公室，抑私门”，达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目的。

　　这种宏观调控思想是以“轻重论”作为理论核心的。“轻重”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个经济范畴，最初是指货币购买力，小为轻，大为重。后来人们逐渐扩大了“轻重”概念的使用范围，不仅货币有轻重，其他物品特别是商品也有轻重，价格低者为轻，高者为重。研究货币和商品的轻重关系，以服务于国家的一整套经济理论，就是轻重论。

　　在轻重论中，管子特别强调轻重论体系要建立在对货币和粮食的认识及利用上，并把这两者作为控制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管子提出“币重则万物轻，币轻则万物重”，意思是说，货币购买力高则商品价格低，货币购买力低则商品价格高。在古代农业社会，谷物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民之司命”的地位，也就是百姓生存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因此，管子认为谷物与其他商品存在着同样的相互关系，“谷重则万物轻，谷轻则万物重”。管子还分析了供求与价格的关系，“有余则轻，不足则重”，或者“多则贱，少则贵”，即商品供过于求则价格低，供不应求则价格高涨。这些理论构成了管子的轻重论的基本内容。

　　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手段上，管子注重对谷物和货币的控制，并通过对这两者的控制来达到调控国家经济的目的。在谷物调控上，管子通过粮食的收放控制粮食的市场流通量，同时建立粮食储备制度。管子还主张实行轻税率并控制货币铸造权，严格限制货币的发行量，疏通货币流通渠道，利用货币信贷扶植农业生产。这样，国家控制了货币、粮食及其他自然资源，有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就可以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充分利用“以重射轻，以贱泻平”的原理，即在市场和物价管理中，国家采取人为手段，造成商品供求变化，引起市场物价的波动，使国家取得对商品、货币流通的支配权。在行政管理上，管子特别重视国家的权威，运用行政命令、强制性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行政手段、行政方法来管理经济，主张对事关全局的经济活动，必须通过行政管理加以直接控制。

　　以轻重论为内容的宏观调控理论，使中国古代宏观调控的经济管理思想发展成一个包括国民经济管理的战略目标、理论原理和管理方法手段在内的庞大的学说体系。应该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的理论。

　　依据“轻重”的这些理论，汉武帝以“强本弱末”、“强干弱枝”、“利出一孔”为基本原则，用“轻重之术”为经济杠杆，将“兴利之臣”作为政治杠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对西汉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产生了重大影响。

　　改革货币制度，统一铸币权 西汉前期，币制很不稳定。高祖刘邦在位和吕后掌政时期，钱币多次改制。文帝时用四铢钱，而且允许私人铸钱，并下令“除盗铸钱令”，致使“盗铸如云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武帝即位之初，盗铸金钱罪当死者数十万人，自首免罪者百余万人。可见私人铸钱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的严重影响。而且由于允许郡国私自铸钱，为封国割据势力的膨胀创造了条件，非常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

　　鉴于币制混乱和铸币失控后引起的吴楚叛乱等严重后果，汉武帝在统治期间先后进行了六次币制改革，才使汉初以来一直未能解决的货币问题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第一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40年。“行三铢钱，重如其文。”这是恢复铜铸币名义价值与法定重量相一致的一个措施。所谓三铢钱即半两十二铢的三分之一重，故称三铢钱，实际是重四铢。

　　第二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36年。“废三铢钱，行用半两钱。”文帝时所发行的四铢钱，其文“半两”。所以，这次武帝的“行用半两钱”（一两为二十四铢），实际是恢复文帝时四铢钱。这次改革由于盗铸的缘故又未成功，盗铸的办法是铸重量轻的钱或磨取四铢钱的铜屑再用而铸新钱，这样就发生了“钱益轻薄而物贵”，“远方用币烦费不省”。所以，不得不再进行新的币制改革。

　　第三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9年。发行新币“白金三品”。所谓“白金三品”是以银与锡白色合金铸造的三种货币：一种是龙文币，重八两，圆形，名“白选”，值三千钱；第二种是马文币，重六两，方形，值五百钱；第三种是龟文币，重四两，狭长形，值三百钱。此时银一两值三铢钱四十二文。而政府规定的都大大超过了它的实际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盗铸白金币，自然会获厚利。所以发生了“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当时“民为奸，京师尤甚”。发行“白金三品”的目的本来是为“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在“吏民”如此“盗铸”的情况下，这一目的自然无法达到。后来政府稍为降低了白金币的作价，民众并不重视、使用，政府以法令强制无用。

　　第四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8年。诏令各郡国铸行五铢钱，称为郡国五铢，又叫元狩五铢。钱文为“五铢”，小篆书，光背，正面有轮无廓，背面则轮廓俱备。其特点是铸钱技术有了显著改进，以往铸钱只一面有文，背面无文，可磨取无文的背面铜屑铸钱。这次规定背面再加铸一道边，使人无法磨取铜屑。这是防止盗铸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措施。但各地技术水平不同，铜矿的成分有差别，官吏了解命令的程度与奉行的态度很难一致，所以铸出的钱差别很大。有的与旧汉半两一样，背平无轮廓，有的穿孔大、肉薄，也有肉厚的。一般地说，都具有偷工减料不够五铢重的现象，而且越铸越轻，越晚越粗劣，有重蹈半两、三铢钱覆辙的现象。政府改铸五铢钱，主要目的是树立信誉、稳定金融，使私铸者无利可图，自行放弃犯法的勾当，以彻底解决私铸问题。各郡国官吏，因旧的习惯难改，依旧上下联手，以谋中饱私囊。

　　第五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6年。“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在这种情况下，公卿请下令：京城铸造钟官所铸的“赤侧（边）钱”，一个“赤侧钱”等于五个旧铜钱，交纳赋税和官用的非用‘赤侧钱’不行。赤侧钱发行后，白金币价格减贱，过了一年多，白金币废不行。过了两年，赤侧钱贬值，想了种种办法使用，还是不便，就被废除了。

　　第六次改革是在公元前113年。为彻底解决币制问题，汉武帝下令将铸币权收归中央，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所有私币运到京师销毁。指定由“上林三宫”，即由掌上林苑的水衡都尉所属均输、钟官、辨铜三官统一铸造，铸造五铢钱，作为国家统一法定货币，称为“三官钱”或“上林钱”，因重量为五铢，故又称为五铢钱。新铸的钱外圆内方，边有周廓，钱上有“五铢”二字，重如其文，盗铸不易。这是继秦统一六国货币后，汉朝著名的“铜本位”第二次货币统一政策。币制的稳定和巩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所以五铢钱成为历代封建王朝使用的标准货币，一直使用到隋朝，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最多、使用最久的货币。汉武帝统一货币，把铸钱权收归朝廷，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统一国家的巩固。

　　近现代各国都是国家垄断着制造、发行货币的权力。武帝在当时实行了这一点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有利于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和稳定国家的经济生活。因此，不难看出，武帝时期的币制改革最后是成功的，在中国货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置均输，行平准 西汉前期，各郡国都要向朝廷定期上交贡物（即进贡），贡物种类和数量是根据朝廷需要决定的。由于朝廷所需常常与各地的特产、物产不一致，所以各地为满足朝廷需要往往要到外地采买。这样，不但给商人造成了哄抬物价的机会，而且增加了长途运输的运费与损耗，甚至出现了运价高于货价若干倍的不正常现象。各地官员又常把这些费用摊派到百姓身上，百姓负担加重，常叫苦不迭。

　　因此，为了增加汉廷的财政收入，打击商贾随意哄抬物价，公元前115年，任大农丞的桑弘羊试行均输法。所谓均输，是国家通过税收、征购，调集粮食、布帛等基本生活资料，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组织商品流通的体制。原来汉法规定，各郡国每年要向汉廷进奉一定的贡物，称之为贡献。这些贡物往来运输烦杂，因此在郡国设置均输官，负责将所需贡物及时运往京师，储于大司农供官需；将不需要的物品运到价格较贵的地区出售，所得钱财上缴大司农，既减省郡国运输贡物的负担，又可以增加汉廷财政收入，还调节了各地区之间的需求，是很合算的。

　　桑弘羊还奏请在京师设置平准官，实行“平准”制度。所谓平准，就是在京师设立物资仓库，储存货物。平准是与均输配套并行的制度，它是国家控制各种商品的销售，平抑物价的制度。平准制度是国家实行全面的商业垄断，在国家不受损失的前提下，既解决了多余货物的出售问题，又满足了国家与百姓对一些物资货品的需求，防止了大商人牟利。

　　征收算缗，鼓励告缗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又下令征收算缗钱，这是对工商业者征收的资产税。缗，指用绳子串起来的铜钱，1000钱1串，称为1缗。算缗令的颁行，对商人的打击和限制最重，大大增加了商人的负担。许多商人、豪富匿财不报。公元前117年，武帝又下达告缗令，以告发隐瞒资产不报，或者呈报不实者。汉武帝使杨可主持告缗，被告发者一经查实即没收其财物。公元前114年，汉廷加紧推行告缗令，规定凡能告发隐匿资产及呈报资产不实的，将分给所没收资产的半数以资奖励，一时“杨可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大多数都被告发。于是，汉廷分派官员到各郡国收缴缗钱，没收数以亿计的财物、成千上万的奴婢以及大量的田宅。告缗令到公元前110年才停止。这是自汉初实行“抑商”政策以来，在经济领域对商人打击最重的一次，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压抑。

　　昏聩迷信，轮台罪己

　　汉武帝刘彻，一生在位54年，他内揽大权、外征四夷，征战数十载，彻底解除了中国北方的外患，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铁血帝王；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劳民伤财，致使帝国人口减半，建汉六十余年积蓄几乎全都用于战争和土木建筑上，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是一个专横独裁的专制帝王；到了晚年，他更是赴泰山封禅、东海寻仙，迷信鬼神、方士，已不复往昔之英明，成了一个迷信昏聩的凡夫俗子。但刘彻能够及时地幡然悔悟，遂下千古闻名的《轮台罪己诏》，以示其错，开皇帝之先河，能够公开改过、改变政策，使西汉盛世持续发展。因此，有亡秦之失而无亡秦之祸。这种气魄和功绩就连秦皇、唐宗、宋祖也难以比拟。

　　泰山封禅 封禅是中国古代帝王为祭拜天地而举行的仪式。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可说是最盛大，但也是争议最多的一项典礼。所谓“封”就是天子登上泰山筑坛祭天；而“禅”则是在泰山下的小丘除地祭地，向天地宣告人间太平。

　　中国古代帝王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不约而同地宣传“神权天授”的理论，封禅是帝王表示自己与天沟通的方式。古代封禅泰山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天下太平、国家兴盛；二是天降“祥瑞”。国家兴盛说明帝王功高德显，天降“祥瑞”说明上天对帝王的表彰，帝王要用一种方式回告上天，这就是封禅大典。

　　泰山封禅是泰山最重要的历史文化特色。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历史上历朝皇帝对泰山的顶礼膜拜，才使得泰山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种举足轻重的政治象征作用，泰山才逐渐演化成为中国的“国山”，从而在名气上凌驾于其他名山之上。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16岁登基，在位54年，开创了西汉自高祖以来的鼎盛局面。历代史家评价汉武帝最多的有三件事：一是平定边患，扩大疆土；二是独尊儒术，治国安邦；三是“尤敬鬼神之祀”。他在21年间8次东临泰山封禅。这位盛世明君在成就空前伟业的同时，也把泰山封禅大典演绎得超乎寻常。

　　汉武帝第一次封禅泰山是在公元前110年，这一年，他已经即位30年了。在这30年中，他集中精力处理边患和修治内政。边境既定，内政已修，刘彻便开始了频繁而盛大的祭祀封禅，大概他觉得至此才有资格和时间行报天告地之大礼。这一年三月，他启程东巡，先到嵩山祭中岳，而后兴致勃勃地东往泰山。此时泰山花草未生，登山未免扫兴，武帝便命人立石于泰山顶，自己则转而往海边巡游去了。四月，泰山草木已生，武帝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至梁父山礼祠“地主”神；其后举行封祀礼，在山下东方建封坛，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书；行封祀礼之后，武帝独与已故将领霍去病的儿子登泰山，行登封礼；第二天自岱阴下，按祭后土的礼仪，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

　　汉武帝为泰山封禅令群臣考证古制、演练仪式、建造官邸、修筑明堂，可谓兴师动众，但他意犹未尽，第二年再次来泰山封禅。此后，他又六次驾临泰山封禅，分别是公元前106年、公元前104年、公元前102年、公元前98年、公元前93年、公元前89年。从记载来看，汉武帝封禅泰山平均不到三年即有一次，频繁程度大大超出“古者天子五年一巡狩，用事泰山”的古制，他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东海求仙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有封禅泰山、东海求仙的“壮举”，表露出一种特殊的海恋情结。秦皇汉武满怀热望频繁奔赴东方海滨的主要动机，其实是向往神仙，追求不死。

　　刘彻第一次东巡前往海滨，是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当时齐人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而没有一个得到验证。于是竟然“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大举组织出航，派出数千名宣扬蓬莱神山的方士海上求仙。这一年，汉武帝在于泰山行封禅之礼之后，又再次东行海上。因为封泰山时没有遭遇风雨之灾，方士们再次宣称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汉武帝再次东至海上远望，希望得见蓬莱神仙。第二年春天，公孙卿自称在东莱山看到神人，神人竟然还说希望见到天子。汉武帝于是拜公孙卿为中大夫，又来到东莱，宿留数日，然而一无所见。汉武帝再次派遣数以千计的方士求神怪采芝药。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又出行来到海滨。汉武帝再一次东巡海上，是在公元前104年。他东至海上，考察入海及方士求神者，没有得见神仙的实证，然而依然派遣更多的方士继续寻求。他又亲自行临渤海，要望祀蓬莱神山。公元前102年，汉武帝又有海上之行：“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这句话，可以看做汉武帝东至海滨的出巡实践的总结。他一次次来到海边，期望找到求仙之路，然而方士们传播的神话，始终没有得到应验。

　　迷信方士，轮台罪己 汉朝初年的皇帝信奉无为的黄老之学，高祖、惠帝、文景二帝，对生死的态度都非常淡然，例如汉高祖刘邦达观知命、生死由之，临死之时不迷信他物；汉文帝则更加通彻明悟，顺其自然，他直接下诏指出生死同草木枯荣一样，是自然之理。这四位皇帝都不怎么相信神仙鬼怪。而汉武帝却一生信仰鬼神，相信有长生不老之术。他每次都能发现方士的欺诈，马上毫不留情将他们置于死地，但他一直认为神仙是有的，只不过这些方士的本领太差。因此，刘彻杀了一个，又相信另一个，他陷在求神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

　　汉武帝早在即位之初，就一直在不停地寻找，希望能找到一条升仙之路，摆脱死神的纠缠。他掌上握有最尊贵的权力，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欲望，但对于死亡，他却束手无策。他并不只想为了自己独尊至上的权力而生存，为了成仙长生，他愿意抛弃一切。

　　汉武帝崇信鬼神，是有家族渊源的，他出身卑微的母亲王夫人本来已经嫁给了一个姓金的人，后来因为汉武帝的外祖母通过卜卦得知自己的女儿贵不可比，竟然将女儿硬生生地抢了回来，送入皇太子的宫中，随后就生下了刘彻。在封建社会里，自然是母以子贵，随后，刘彻由胶东王而被立为太子，王夫人就一跃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一人得道，仙及鸡犬，王氏家族遂拜相封侯，显赫一时。这更加验证了卜卦之灵验。汉武帝小的时候母亲常常对他讲这些应验符兆之事，这样一来，刘彻长期受母亲的影响，也崇信起鬼神来。

　　汉武帝相信鬼神，追寻神仙梦，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即位后，他的陈阿娇皇后多年无子，导致汉武帝膝下空虚，帝嗣无人。于是，汉武帝祈祷神灵保佑。后来，在他29岁时，卫子夫生下了太子刘据，汉武帝这才遂了心愿。可是，陈皇后嫉恨卫子夫，在宫中兴起了巫盎之祸。汉武帝感到巫蛊之事直接威胁到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开始向神祈福，向往神仙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再加上汉武帝喜欢荣华富贵，于是，他追求神仙的兴趣日益增加了。

　　汉武帝的神仙梦是从敬祠神君开始的。神君原本是长陵地区的一位妇女，她生下一个男孩，几岁时就夭折了。神君悲痛过度，结果精神失常，经常胡言乱语，装神弄鬼。起先是她的妯娌们把她供奉起来，招致了乡邻来求神问药，结果神君的话往往灵验。汉武帝的外祖母也曾拜过神君，结果后来自己的子孙们都发达起来，尊贵无比。

　　于是，汉武帝即位后，王太后就把神君请到宫中，供养起来。每当祭祀的时候，神君只现其声，不现其人。而且她经常在夜间说话，说的尽是世俗常识，武帝依旧把她奉若神明。据说，大将军霍去病未成名时，也曾去向神君祈福。神君当时虽是丧子之妇，但风韵犹存，她见霍去病相貌堂堂，就心旌摇荡，刻意修饰了自己，想去勾引霍去病，可遭到了霍去病的严辞拒绝，并且从此再也不和她见面了。神君觉得羞愧难当，向汉武帝要求离开皇宫。可汉武帝不知其中内情，坚持不让她离开，还以为是自己慢待了神君，反而更加善待供奉。

　　如果说汉武帝相信神君还只是对鬼神的迷信和崇拜，那么他接受方士的学说，就是为了实现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梦想了。

　　汉武帝相信的第一个方士叫李少君。公元前134年，有个自称活了几百岁、有返老还童仙方的李少君方士到了长安。有一次在别人家里喝酒，李少君看到酒席上坐着一个90岁的老者，就一本正经地说他曾经和老者的祖父在某个地方打过猎。那个晕晕乎乎的老者不知道这其实是李少君早就打听好了的，只是好像记得80年前的确和祖父一起在那个地方打过猎，就连忙称是。这一下，满堂的客人都十分惊异，把李少君当成了“活神仙”。

　　汉武帝听说这件事后，连忙把李少君请到宫中，问他有什么长生不老的方法。李少君就开始胡乱吹起来。他说，要先虔诚地祭祀灶神，把鬼神请来，然后就可以将丹砂炼成黄金。用这种黄金制作的器物饮酒吃饭，就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他还吹嘘自己曾经在东海上见过仙人安期生，仙人送了他一个和瓜一样大的仙枣。汉武帝想去蓬莱见神仙，他就说要先找到脾气古怪的安期生，这样就能见到神仙。对于这些胡说八道的谎言，一心想成仙的汉武帝竟然深信不疑。他一面亲自祭祀灶神，派李少君给他在皇宫里炼制丹砂，一面派人去东海找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安期生。可是李少君并没有能长生不老，不久就死了。汉武帝以为他是个仙人，绝不可能死亡，只是抛去肉身、羽化成仙了，反而愈加相信修道成仙。

　　汉武帝相信的第二个方士是齐人少翁。当时，汉武帝最宠爱的李夫人刚死，武帝常常思念她。于是少翁声称自己可让汉武帝见到李夫人，通过一番装神弄鬼，加上灯和影的运用，还真让汉武帝依稀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李夫人的影子。汉武帝一高兴，就大大赏赐了少翁，并拜他为文成将军。

　　后来，又有人给汉武帝推荐了方士栾大。栾大和少翁是旧识，他善于甜言蜜语，又好吹牛。他向汉武帝夸口说，自己也曾游于海上，见到过炼制仙丹的神仙，只是自己人微言轻，怕仙人们不肯传授自己神仙之术。汉武帝遂赐给栾大尊贵的地位，后又拜为五利将军。不久，又赏赐给他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和天道将军四道金印，甚至赐列侯甲第，还把长公主嫁给了栾大。栾大经常在夜间祭祀，说是能迎神送鬼，后又称自己可以入海访仙，离开了长安。汉武帝后来终于发现自己上当受骗，遂把栾大杀掉了。

　　汉武帝尽管连连上当，但他对于求神仙的信念一直没有动摇，他认为东海中的确有三座神山，名叫蓬莱、方丈和瀛洲。他听齐燕两地来的人都说，仙山上的万物都是白的；仙人居住的宫阙都是用黄金和白银筑造而成的，许多神仙住在三座神山上，长生不死之药也藏在那里。汉武帝对此深信不疑，只是认为方士的法术太低，所以才屡次求仙不成。

　　汉武帝牵肠挂肚地求了50年的神仙，用了数以万计的方士接连不断地入海求仙、入山觅药，不惜挥霍无数的财力、人力、物力，他终究没有见到神仙，更没有成为神仙。尤其是“巫蛊之祸”，造成了太子刘据冤死，从而祸乱了国家正常的皇位承嗣。他终于对求仙由怀疑到摈斥，并且幡然悔悟。

　　公元前89年3月，汉武帝听从大鸿胪田千秋的劝告，把方士们一律排斥不用，终于停止了祀神求仙的活动。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并封为“富民侯”，以表自己“思富养民”之意。这一年，汉武帝公然在群臣面前承认自己即位以来做了许多“狂悖”之事，使天下愁苦，诚恳地表示追悔莫及，并明确宣布“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从今以后，凡伤害百姓之举、浪费人才之事，一律停止。晚年汉武帝把治国重点由战争转为发展生产，实行富民政策，禁止各级官吏的残暴行为，禁止官府擅自征收赋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轮台罪己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