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属暴食性的害虫,《易林》称之为“饥虫”,欧阳修形容其为“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疑(易)常肌”。飞蝗成灾时,往往遮天蔽野,食草木,吞稼禾,甚至颗粒无收,有时在吃光所有农牧作物及杂草严重缺食时,还穿户入牖,见人、畜、衣、物等就猛咬一通。蝗虫带来的灾难真令人目不忍睹:“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在民间长期流行着这样的谚语:“蝗虫发生连四邻,飞在空中似黑云,落地吃光青稞物,啃平房檐咬活人”。数千年来蝗虫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它和水灾、旱灾成为三大自然灾害。有时甚至蝗灾要比水、旱两灾更为严重。明代徐光启则认为蝗灾为害远在水旱之上:“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明代的虫灾造成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其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对当时的农业。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社会,明代也不例外,而我国传统种植业中的大部分作物都是各种虫类喜食的,一旦爆发虫灾,对农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如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庚辰,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四月蝗蝻遍野,田禾被伤,民拾草子充食……”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丙子,直隶邢台县奏:今岁蝗蝻,发民捕瘞,践伤禾苗计地二百四十二顷”。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己亥……当涂县蝗虫生,食草枝、秧苗略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月,江宁、广德蝗蝻大起,禾黍竹树俱尽”。虫灾过后,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短缺,政府必须如果及时进行救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否则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明代前期,政府对包括虫灾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救治都比较及时有效,社会基本保持稳定;但随着制度的废弛,这项工作做的越来越不力,明末农民大起义之所以爆发于陕西地区,就是因为明末陕西地区灾害频发,而政府依旧横征暴敛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