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灾害通史·明代卷

第一节 天人感应说

　　想第五章灾异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灾与异都是自然现象，但二者也有区别，董仲舒认为：“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故灾轻异重，只是二者之间界限也并非泾渭分明，时常相伴而生。灾多指自然灾害，如水、早、风、雹等；异指的是在古人看来违背常理的自然现象，如星变、气候反常者。明代人们对灾异的认识相当丰富，研究当时的灾异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当时的人们在对灾异本身认识的基础之上，还对如何救治灾害提出了相当多的建议。

　　当人类刚刚跨入文明的门槛之时时，就为我们留下了有关各种灾异的记载，并且随着人类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对自然灾异形成的原因作出了越来越多的理性思考。至明代，科技文化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当时的人们对灾异的认识相当丰富，概括它们的主要思想可分为唯心主义的天人感应说和唯物主义灾异观两种。

　　灾异现象既然是自然现象，那就绝无意识性，是自然规律外在的表现形式，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古人逐渐形成的“天人感应”的思想，却把灾异看成是上苍对人事的昭示，如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则降祥瑞，反之，则天必谴之。既然灾异本是无意识性的，古人在把天灾对应人事的过程中，就必然会附会人的主观意识。

　　“天人感应”的灾异思想萌芽于先秦，《周易·系辞上》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垂象，见吉凶。”这实际就把灾异与人事联系起来了，天有异象是对人事的预示，是天意对国家政治得失的态度。这种思想大成于两汉，尤其经过董仲舒进一步的升华后，形成了理论化，系统化的天人感应学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内容十分丰富，他认为自然天象是王朝统治好坏的晴雨表，各种祥瑞，是帝王兴盛和德政的征兆：而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则被看成是上天对人君悖天逆行的警告。因为作为“天子”的人君可以与“天”互相感通、应合，人君可以积极主动地去体会、领悟天的性情，所以，天所施降于人君的灾异更主要的还是与人君的行为有关，甚至就取决于人君的行为。所以，如果帝王“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贼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董仲舒认为，凡人君为政有失，天便以自然灾害的形式予以谴告。所谓“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如果人君违反了天的意志和目的，就必然会使阴阳失调、五行失序，引起天的震怒，显现各种灾异，以示谴告和惩罚。人君的过失刚萌芽时，天显示“灾害以谴告之”；如果谴告无效，即人君不能及时纠正过失，天又用种种怪异现象使之惊骇；如果人君对惊骇仍然无动于衷，还不知道畏惧悔改的话，接踵而来的则必然是灾难与祸。可见，灾异与人事行为尤其是政治得失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性的关联。换言之，国家政治的好坏能够直接感应天，显示祥瑞或灾异。

　　上天灾异谴告的目的，是想充分引起人君的内心反省，“内视反听”，从而求得天意，实现“察身以知天”，“以身度天”；通过“察物之异，以求天意”。即由内省的途径就能判断是非，达到“知天”的目的。董仲舒认为，检验和衡量所求天意是否准确的标准，建立在具有性情特征的自身感受基础上。只有用自己的心去思量天意、领悟天意，人心才能获得与天的感通和应合。天意体现民心的向背，民心是一种共性的表现，不是纯粹自我化、绝对私密化的一己之心。这样，天意与民心便获得了可以感通、交流的基础，这就是“察身以知天”得以成立的先决条件，它既是人君通过自省求取天意的方法，也是感知天意正当性和结果可靠性的正确途径。此外，还必须通过对阴阳五行的观察，才能达到对天意、天道的了解。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影响十分深远，被历朝历代所接受，成为主流思想，明代的统治阶级也习惯于用“天人感应”的观点来解释灾异现象。明代的建立者朱元璋早在他称吴王之前，就希望把自己的行为纳入附合天意的轨道上。“冬十月……上以四方割据称雄者众，战争无虚日，又旱蝗相仍，人民饥馑，死者相枕藉，心甚忧之，乃祷于天。曰：‘今天下纷纷，群雄并争，迭相胜负，生民皇皇，坠于涂炭，不有所属，物类尽矣。愿天早降大命，以靖祸乱，苟元柞未终，则群雄宜早息。某亦处群雄中，请自某始，若元柞己终，群雄之中当应天命者，天命早归之，无使生民久怗危苦，存亡之几，验于三月及逾三月。’”朱元璋这几句话说得甚为冠冕，实是为自己祈福，希望“天命早归”于他，但是“当时四方割据者众”，形式诡谲多变，所以，“心甚忧之，乃祷于天”。然从中我们似也可看出，在他心中天意是体恤民瘼的，所以他把这番议论的立论点放在了“无使生民久怗危苦”上，以求让上天知道，自己是顺民意，亦即顺天意的，也让黎民百姓知道自己是顺天应命的“真命天子”。故而他在位期间对自然灾异表现出如履薄冰的战战兢兢，甚至把饮食起居都做起了文章。吴元年五月“上以久不雨，日减膳，素食。谓近臣吴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诸宫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艰难，往时宫中所需蔬茹醢酱，皆出大官供给，今皆以内官为之，惧其烦扰于民也。’去疾顿首曰：‘主上一心爱民如此，今虽遇旱，上天眷爱，必有甘澍之应。’”吴去疾是很会揣摸上意的（当然这是为近臣的专长所在），知道朱元璋此番做作就是希望得到“上天眷爱”，“甘澍之应”，希望能稍息“天忿”，解除干早的困扰。在如愿以偿得到天降甘霖之后，又颇为得意地议论了一番：“人事迩，天道远，得乎民心，则得乎天心。今欲饵灾，但当谨于修己，诚以爱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诏免民今年田租。”可见得到“天之眷”是朱元璋极其渴望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思想在他心中到了根深蒂固的程度。

　　明世宗是另一个深受“天人感应”影响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希望通过修省来弭除灾祸的行动多不胜数。修省是指修举实政和反省政务得失。明世宗早在登基伊始的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礼部都给事中邢寰等以日精门灾，又旱，久不雨，请修实政，以回天意。上嘉纳之。仍令礼官择日祷雨”。当时的人们认为人世间的“实政”与神灵界的“天意”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只有顺应天意，才能让天不再降祸于人间。在这种以顺应天意为目的的迷信活动中，往往是要求君臣一同修省，共同推行顺天应人的行政措施。如正德十六年（1521年）八月，“礼部类奏灾异，上览之曰：上天仁爱，灾异频仍，朕心惊惕，内外百官宜同加修省”。嘉靖元年（1522年）十月，“礼部类奏灾异得旨：上天示戒，近日京师地震，各处地方灾异叠见，朕心警惕，与尔文武群臣同加修省，以回天意”。

　　就连公认的消极怠政的明神宗自小也形成了灾异谴告的认识。隆庆六年（1572年）十月，神宗刚以冲龄继位，适逢星变，“上于宫中见之，儆怚夜露，祷于丹陛”，“万历三年（1575年）四月，壬申，上感日食之变，于宫中掣牙牌一，手书十二事，馒其上曰：谨天戒，任贤能，亲贤臣，远嬖佞，明赏罚，谨出入，慎起居，节饮食，收放心，存敬畏，纳忠言，节财用。所至即悬于座右以自警”。通过神宗的这番做作，可见这种修省弭灾的思想在当时人们头脑中植根之深。

　　总之，“天人感应”的学说是明代官方解释灾异的主要工具，它是当时人们认识灾异的一种主流思想，但是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灾异说，是一种神秘主义的神学目的论，是将自然人格化、社会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荒唐虚构和臆设。它强调的是观察自然界中的异常现象，以推论天意，即神在这些灾异中显示的意志或灾异所包含的目的，实际上是在经验主义的外衣下，贩卖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它把一切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和灾异相联系，由此引出现实的政事，因而观天意成为其最基本的方法。这种学说局限于经验和直观，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个或多个事物、事件生拉硬扯到一起，臆造出某种必然性，因而是牵强附会、很不科学的，是与当时并不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而且，天人感应说不可避免地成为传播迷信的工具，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统治者实行独裁统治和愚民政策的有力工具。随着近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必然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