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概论

第四节 “10+1”和“10+3”

　　随着经济实力和影响的不断加强，东盟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盟国家逐步认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率先发起东亚区域合作进程，逐步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其中，东盟与中日韩（10+3）、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东南亚与东亚之间主要的合作渠道，被认为是亚洲地区的发展方向和振兴的重要标志。

所谓“10+1”是指以东盟十个成员国为一方，以区外的一个国家为另一方的区域合作方式，具体表现为东盟首脑会议之后东盟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举行的双边首脑会晤。目前，最着名的“10+1”有三个，即东盟十国分别与中、日、韩三个国家之间的“10+1”合作和对话渠道。另外，东盟还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欧盟、俄罗斯和印度形成了对话伙伴关系，不定期地举行“10+1”对话合作。从2003年10月起，东盟与印度“10+1”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这使得目前的“10+1”合作形式实际已经增到四个。此外，俄罗斯正在积极争取成为新的“10+1”的新成员。所谓“10+3”（ASEAN Plus Three， APT），实际就是“10+1”首脑会晤结束后，东盟再与中韩日三国领导人集体会晤，也就是“10+3”首脑会议。

东盟“10+3”机制的正式形成时间是1997年12月，当时在马来西亚召开的第二届东盟首脑非正式会议上正式确立了这个合作形式。在1999的第三次“10+3”会议上各方同意将其机制化，各方还发表一个联合声明，表示要通过在不同层次和范围内开展经济、社会、政治和其他领域的合作。目前“10+1”、“10+3”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正在逐步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10+1”确定了五大重点合作领域，即农业、信息通信、人力资源开发、相互投资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中日韩合作也确定了五大领域，包括经贸、信息产业、环保、人力资源开发和文化合作，并建立了六个部长会议机制。在“10+1”、“10+3”机制下，每年均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

一、东盟与中国的“10+1”

从1991年起，中国外长每年都应邀参加东盟外长会议，1994年起还出席东盟地区论坛（ARF）会议。在1996年7月的第二十六届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正式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国。关于东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可参见本书第五章的专门论述，这里不再展开。

二、东盟与日本的“10+1”

在三个“10+1”中，日本是最早与东盟国家开展经济合作的。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东南亚，给东南亚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也给日后这些国家与日本的经济关系的发展蒙上了阴影。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日本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主要的援助国，东南亚则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原料来源地、出口市场、投资场所和石油等重要物资运输的必经之地。东盟和日本的正式联系始于1973年，到1976年3月通过建立“东盟—日本论坛”（ASEAN-Japan Forum）而机制化。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双方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

虽然近年来日本试图在与东盟的对话合作中加入更多的政治内容，但到目前为止双方的合作更多发生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东盟和日本之间签署的重要经济合作协议包括：（1）2002年11月在金边签署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领导人联合宣言》，于2003年10月在巴厘签署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后者包括“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AJFTA）的建设，预计于2012年（东盟新成员延迟5年）建成，双方同意于2005年4月展开自由贸易区谈判。（2）2003年12月在东京签署的《新千年东盟—日本积极和持久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同时开始实施“东盟—日本行动计划”（ASEAN-Japan Plan of Action）。

在具体的合作内容上，日本与东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经济合作：

贸易。由于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东盟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发展比较顺利。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80年代之前，东盟向日本出口的主要是农矿产品，而进口的主要是工业制成品。80年代之后，随着东盟制造业水平的相对提高，东盟出口中制成品的比例有所提高，原料和初级产品比例有所下降。由于日本一向对国内农产品市场实行严格保护，作为东盟出口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产品并没有大量进入日本市场。1993年以来，在东盟与日本的贸易往来中，东盟始终处于逆差地位。相比于对美贸易中东盟始终处于顺差地位来说，美国才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东盟最重要的外部市场，日本和欧盟十五国则居于次要位置。从1996年到2003年，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额超越与日本的贸易额，日本下降为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日本几乎始终是东盟最大的进口来源国（1998年除外）。从1996年开始，东盟对欧盟的出口就超过了日本，欧盟成为东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但由于东盟从欧盟的进口较少，在贸易总量上欧盟还是东盟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目前，东盟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投资。日本对东盟的投资是与贸易、援助和占领市场份额密切相关的。日本对东盟的第一波投资浪潮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整个70年代，日本对东盟的投资年均增长31%，在日本对所有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中居首位。1985年“广场协议”以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日本对东盟投资迅速增加，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东盟最大的外资来源地，进入日本对东盟投资的第二波浪潮。1986年～1989年日本对东盟投资的总额从150亿美元增长到25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的投资维持在100亿美元的水平。此后直到1998年之前，日本对东盟的投资都超过美国。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后，日本对东盟投资出现了急剧下降，1998年日本对东盟的FDI超过35亿美元，到1999年下降到12亿美元，2000年更进一步降低到7.8亿美元，创下1993年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仅占当年东盟FDI比例的4%。2003年，这一数据上升到17.3亿美元，占当年东盟吸纳FDI的10.7%。1995年～2003年期间，日本对东盟投资约占东盟全部FDI的12.9%，与来自东盟内部的投资比例一样，位于欧盟（28.8%）和美国（16.5%）之后并列第三。1951年～2001年的半个世纪里，日本对东盟累计投资额超过11万亿日元，超过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四倍。

援助和贷款。日本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本来是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一种形式，后来成为日本对外援助的最主要项目，而东南亚国家则是主要对象之一。日本向东南亚国家进行战争赔款所支付的不是现金而是机械设备和劳务，即由日本政府向民间企业支付相对于赔偿额的日元，再由民间企业向受偿国提供商品和劳务。这种把赔偿和经济合作合二为一的方式成为日本战后初期对东南亚国家ODA的主要模式。1977年后，日本大幅增加对东盟的ODA金额，当年日本对亚洲的援助金额首次超过美国。在1976年到1986年期间，ODA金额增加了五倍，东盟大约得到日本对外援助总金额的1/3.其中印尼、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是主要对象，1987年时这四国得到17亿美元，到1992年增加到32.5亿美元。2003年的时候，日本ODA的大约65%和日元贷款的70%还集中在东南亚国家。

三、东盟与韩国的“10+1”

1989年11月，韩国成为东盟的部分对话伙伴国，1991年7月成为完全对话伙伴国。2003年10月，在巴厘召开的东盟—韩国峰会上，双方同意就“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ASEAN-ROK FTA，AKFTA）问题开展谈判。后来双方成立了一个专家组对此进行专门研究。2004年11月30日，东盟和韩国在万象签署了全面合作伙伴联合宣言，决定加强在林业、能源、信息技术以及科技方面的合作。宣言的一个重点内容是关于AKFTA的建设，双方同意在2009年年底之前建成自由贸易区，东盟新成员的期限有所延迟（按照专家组的建议推迟5年，但没有写入到宣言中），要求届时双方80%以上的贸易都要实行自由贸易。

在贸易方面，1993年～2003年期间，2001年以前东盟一直处于逆差，仅近几年来是顺差，但其总量不超过300亿美元，贸易不平衡的数字最大不超过50亿美元。2002年，东盟对韩国的出口占其全部出口额的4.1%，2003年的比例为4.0%。2002年，东盟从韩国进口占其全部进口额的4.5%，2003年为4.2%。在投资方面，1995年～2003年期间，来自韩国的FDI约占东盟全部外资来源的3%。对韩国方面来说，韩国对东盟的累计投资达到110亿美元，约占韩国全部对外投资的15.2%，东盟是韩国第三大对外投资市场。

四、“10+1”和“10+3”的发展前景

“10+1”和“10+3”是东亚目前最成熟的合作机制，必将在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必须看到的是，虽然“10+3”似乎表明的是以东盟为一方、以中日韩三国为另一方的对话合作形式，但实际上目前中日韩三国并没有形成以统一身份来集体与东盟打交道，中日韩三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主要还是以“10+1”为基础。

1.中国

中国目前的基本做法是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为基础，在巩固、发展CAFTA的同时，争取逐步开展与韩国、日本的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谈判，稳步对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见本书第五章的专门介绍，这里不再展开。

2.日本

2002年10月，日本外务省发表了题为“日本的FTA战略”的报告，提出了FTA战略的“优先顺序”，其中东亚是最优先的，明确提出“应该首先与韩国及东盟建设FTA，在此基础上，中长期致力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建设FTA”。在优先顺序方面，日本的想法是先韩后中。2003年1月1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表了“朝着充满活力和魅力的日本”的设想（即“奥田设想”），明确提出将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作为日本FTA的具体目标，最迟在2020年前后实现。

2003年6月，“日本国际论坛”的74名政策委员向日本政府联名提出一个名为“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和日本的作用”的报告，提出了15项政策建议，其中要点包括：（1）明确提出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ECEA）的战略目标，建议在2005年形成ECEA的条约文本；争取在2007年条约生效，并创立ECEA总部机构，即“东亚组织”（OEA）；2015年把各国分别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统一起来，建立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并结成关税同盟；到2025年出台东亚单一货币。（2）强调以日本、韩国、新加坡2005年创立自由贸易区为先导，在ECEA中发挥核心作用，希望中国在其中“发挥部分主导作用”，但同时也呼吁中国加快完善体制。

2006年4月，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二阶俊博提出建设“东亚经济伙伴协议”（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 EPA）的构想。EPA与东亚自由贸易区不同在于，它将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了进来。在2006年8月的东亚峰会外长会议上，日本正式向有关国家正式提出该构想，主张在2008年起的十年内，通过与东盟、中韩及澳新印等国家和地区全面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立的“泛东亚EPA网”。出于EPA可能对现有“10+3”框架造成冲击等多方面考虑，东盟及中韩各方对日本的提议均持谨慎态度。

3.韩国

从地缘、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方面来看，韩国有可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中发挥某种桥梁作用，而如何更好地发挥这种作用，并成为“东北亚中枢国家”，这已经是韩国政府、学者和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2002年7月29日，金大中政府发表了关于21世纪韩国“构筑东亚经济中心国家的方案”，正式提出韩国在东亚合作中的策略。

韩国方面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想法：第一是强调东北亚国家应该发挥主要作用。有韩国学者明确提出，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5以及整个东亚经济总量的90%，东亚三国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第二是在韩日达成双边FTA后，再吸收中国加入。在这一点上，韩日有着共同点：日韩方面都有以我为中心，“邀请”中国参加的意图，具体的打算是以2003年开始的日韩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为基础，将中国、东盟融合进来，最终形成东亚自由贸易区。

2003年12月，韩日FTA谈判开始启动。目前韩国方面对于拟议中的中韩自由贸区谈判并不积极，其中一个原因是担心FTA的建设可能会造成对韩国农业的冲击。与东盟方面，2004年11月韩国与东盟发表“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宣言”，2005年4，月21日，韩国与东盟宣布就自由贸易区框架协定达成原则协议，计划在2009年底之前使双方80%以上的商品实现贸易自由。

4.中日韩三国的合作

虽然各国的态度和立场还有所不同，但中日韩三国还是在“10+3”的机制下开展了部分协调与合作。1998年12月，在韩国总统金大中的倡议下，东盟各国和中日韩三国共同建立“东亚愿景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EAVG）。EAVG的成员主要来自各国的专家学者，属于地区合作的“第二轨道”。在2000年11月24日的“10+3”新加坡峰会上，各方同意建立“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 Study Group， EASG），成员是来自各国的高级官员，属于“第一轨道”。在此次会议上，“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EAS）的构想被正式提起。2001年3月，EASG正式成立。

2001年11月，EAVG在“10+3”文莱峰会上提交了题为《走向东亚共同体：地区和平、繁荣和进步》（Towards an East Asia Community：Region of Peace， Prosperity and Progress）的报告，提出了关于在开放、渐进、牢靠的基础上推进东亚一体化的22项建议，涉及经济、财政、政治—安全、环境—能源、社会—文化—教育以及机制合作等方面内容。在经济合作方面，报告提出了15条具体建议，其中主要包括东亚自由贸易区（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EAFTA）以及先于APEC进度实现贸易自由化等措施，并正式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East Asia Community）的目标。报告建议，将目前的“10+3”机制逐步提升为东亚峰会。

2003年10月7日，中日韩三国首脑在巴厘岛“10+3”会议期间发表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宣言》写道，三国研究机构关于“三国自由贸易安排的经济影响”的联合研究已取得较大进展，在此基础上，三国将适时以建立未来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为方向进行研究……三国将共同推动亚洲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三国将抓紧落实《东亚研究小组最终报告》提出的各项措施，推动“10+3”合作向东亚合作方向发展，支持东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等机制中加强合作。

2004年11月27日，在万象举行的“10+3”会议期间，中日韩三方委员会通过了《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和《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行动战略》重申了上述联合宣言的精神，表示三国将在各个层次深入讨论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和建设途径。《进展报告》对中日韩三国的地区合作进行了总结，明确表示“三国一致认为东亚共同体是未来目标，应以‘10+3’为核心框架，尊重东盟的主导地位，以透明和开放的方式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

在东亚一体化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出台，它就是范围更大、更复杂的亚洲经济共同体（Asian Economic Community，AEC“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的英文缩写也是AEC。）。关于“亚洲经济共同体”或“亚洲经济圈”的倡议，最早可能是由学者所提出来的。不过，直到现在，关于这方面的合作还主要停留在研究阶段，其概念、范围、领域、内容与形式等方面还未有定论。

在一体化从东南亚向东亚扩展的过程中，东盟各国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保持它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主导权地位。在将来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盟是否能够保持主导权，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中日韩三国的态度。目前，中日韩三国对于东盟的主导地位是认可的，并在各种场合都做过公开表态。在中日韩三国委员会发表的联合宣言和声明中，三方面都表示尊重东盟的主导权。这种情况在拟议中的东亚峰会问题上得到了体现。在2005年7月的APT外长会议上，东盟方面提出了关于东亚峰会的三项安排：（1）东亚峰会将每三年举行一次；（2）会议举行的地点应为东盟成员国的首都；（3）会议主席由东盟成员国轮流担任。从后两点来看，东盟此举明显是为了维护东盟对东亚峰会的主导权。会议最终协商的结果是会议间隔调整为两年，这主要是按照中国的提议而形成的。不过首届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最终确定以后的东亚峰会在每次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举行，实际上就是每年举行一次。而关于会议地点及主席国的安排则以东盟的意见为准，中日韩三国将不会成为未来EAS的主办国和主席国。此次会议作出的关于东亚峰会的安排，保持了东盟对于东亚峰会的主导地位。在2005年12月12～14日由马来西亚主办的首届东亚峰会（EAS）上，十六方（东盟十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签署了《吉隆坡宣言》。《宣言》说，东亚峰会将定期举行，由东盟主席国主办并担任主席，与东盟年度首脑会议同期举行，峰会的模式将由东盟和东亚峰会其他所有参加国共同审议。这说明，东亚峰会的主导权还掌握在东盟的手里。

总的来看，东南亚经济一体化的前途在于从东南亚向东亚的扩展，这种扩展是由东亚目前的国际贸易、直接投资、市场容量、金融影响及技术、人才等方面因素决定的。2002年后中国、日本和韩国先后分别与东盟开展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及从2005年开始确立的东亚峰会机制，使得东南亚与东亚经济一体化出现了某种融合发展的迹象，预示着东亚经济一体化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目前，东南亚经济一体化呈现出一个特点，即经济一体化从东南亚向东亚的扩展。可以预见的是，大东亚范围之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将可能出现东南亚与东亚的融合趋势，这将使得东亚（包括东南亚在内）经济一体化进程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一体化之一，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呈三足鼎立之势。

　　§§第五章 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