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概论

第一节 云南与东南亚的地缘人文关系

　　一、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地缘区位优势及历史发展

云南地处东亚大陆与东南亚、南亚的结合部，与缅甸、老挝、越南三国接壤，国境线长4，061公里，是我国毗邻国家最多的省区之一，并可从陆上经周边国家直达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由于这一区位特点，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的重要通道和门户，经济社会发展与周边国家和地区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一）古代南方陆上丝绸路的开通与民间经贸交往

“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古代。春秋之前，它是一条南北民族迁移、民间贸易的自然通道。战国之后，由于商业的发展，这条古道逐渐演化为一条巴蜀商人秘密通商的通道。秦汉时期，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古道中，已有三条路线开始见诸于史书的明确记载。第一条是以滇池地区为枢纽，北通成都，西经大理、保山、腾冲入缅甸至印度的“蜀身毒道”。这条路在中国境内段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组合而成。五尺道从成都东南起，沿水路到宜宾，经昭通、曲靖、昆明到大理；灵关道由成都经邛崃、雅安、凉山和楚雄，与五尺道在大理汇合后一路往西，称为永昌道；永昌道出大理翻越博南山，经保山、腾冲到缅甸、印度等地。据考古文物和史书文献考证，这条路至迟在公元前4世纪就已开通，至少比北方丝绸路早两个世纪。第二条是从滇池地区向南经蒙自、屏边、河口进入越南北部，再从越南出海到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古称“马援故道”。第三条是牂牁江—番禺海道，即由滇池地区出发，沿牂牁江（今北盘江、南盘江、红水河、珠江）经两广到达番禺（今广州）入海，可航行至东南亚各地。古代四川生产的丝绸就是通过上述路线输往中东和西方各国的，故被称为南方陆上丝绸路。

中原王朝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发，早在秦统一之前就已经开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公元前316年，蜀守李冰父子便开始修筑从成都沿岷江而下的道路，史称“僰道”。秦统一后便派常頞修筑了由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五尺道，这是在民间古道的基础上，由政府组织修筑的第一条到达云南的道路。汉武帝时开始大规模开发西南夷道，至南方丝绸之路国内最后一段“永昌道”开通，前后用了30多年时间。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立了汉王朝开拓西南最边远的郡——永昌郡，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最后一个国内、国外物资集散地。隋唐及以后各朝，又对南方丝绸之路进行了开拓、整修、加固。在7世纪后唐宋王朝时期，开辟了经建水沿红河水路至越南的“步头路”，经思茅、勐腊至老挝、泰国、缅甸东南部的“茶马古道”。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正是由于南方陆上丝绸路的存在，使云南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的桥梁和纽带。自汉唐以来，南方丝绸之路上驿马络绎于途，商贾云集于市，云南与东南亚、南亚诸国的商贸往来历经汉、唐、宋、元、明、清六代未曾衰落。它把西南地区与外界沟通联系起来，使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渐形成了与中国内地联系和与东南亚、南亚联系的双向交往的运行规律，推动了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近代以来滇越铁路对云南与东南亚经贸交往的影响

1897年，法国殖民者通过向清政府施压攫取了由越南海防至昆明的铁路修筑权。1903年，滇越铁路正式动工，1910年3月全线竣工，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云南段昆明至河口长466公里。作为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滇越铁路使云南在一夜之间，从中国最闭塞的边陲省份一跃成为与外部世界发生直接联系的前沿，或说是对外开放的前沿。尽管这种开放是被动的，但客观上促进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滇越铁路通车前，云南进出口商品走滇南线经红河水运至越南海防港要半个月左右。回程逆流而上则要一个月，而这已是云南最近的出口线路了。到内地的北京、上海等地，则一般要先经贵州、湖南到汉口，约需40天。滇越铁路通车后，个旧至碧色寨只要几个小时，而碧色寨到海防港也只需2天左右。如果从昆明上火车，六七天就可以到香港，9天就可以到上海。这就极大地促进了云南外贸的迅速增长。云南1908年前对外贸易年均出口额为1，200万关两左右，到1912年便已达到2，200万关两。到1927年，更增至3，000万关两的水平。

滇越铁路拉响了云南早期工业化的汽笛，促进了沿线地区市场化、城镇化进程。开远成为滇南商业重镇；个旧因大锡经过滇越铁路发往世界各地，又随火车输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及采选技术，使得个旧的采选冶技术在当时达到一流水平。20世纪30年代，个旧锡务公司即已开通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热线电报，随时根据市场情况做出生产决策。滇越铁路成了云南与国外商贸往来最直接的重要通道。

（三）滇缅公路提升了云南国际通道的重要战略地位

抗战时期，整个西南成了中国的大后方，云南作为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最重要的陆路通道，其战略地位凸显。出于战略上的考虑，1937年11月中国政府决定快速修通滇西公路下关至畹町段，建立起与缅甸境内公路、铁路相连接，直达仰光的滇缅运输线。沿线各族人民仅用9个月的时间，便修筑出548公里汽车道，打通了内连川康黔桂四省、外接缅甸印度两国的国际公路通道，云南成为全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和物资进出口通道。抗战后期，伴随着缅北密支那反攻和滇西大反攻逐渐推向胜利之际，以滇缅公路为主的滇缅运输线重又开通。与此同时，从保山经密支那通向印度雷多，连接印度公路、铁路的中印公路，于1945年1月16日全线通车。

以滇缅公路及中印公路、驼峰航线、中印输油管道、滇越铁路为代表的云南国际通道，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云南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以缅甸仰光和印度加尔各答为出海口的对外开放格局，促进了经济社会空前快速发展。

二、云南与东南亚的民族和文化关系

云南与东南亚的人文关系是由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云南是连接亚洲大陆腹地与东南亚、南亚大陆的链环，中南半岛东部和中部的广大山地，均系云南横断山脉向南延伸的亲缘山地，最长的一条一直伸展成为马来半岛的骨干。云南素有“亚洲水塔”之称，是红河、湄公河、萨尔温江、伊洛瓦底江等东南亚着名江河的上游地带，因此可以说，云南与东南亚“山脉同缘，江河同源”，属于同一个地理单元。众多的河谷是大陆通往海洋的走廊，利于古代人类的往来和迁徙。加之这一地区森林茂盛、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物产丰富，既是人类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又是原始民族生存的乐土。这种种因素，使这一地区成为古代人类繁衍和迁徙的中心，成为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从民族源流来看，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东南亚地区的主要种族和民族都可以在云南众多的少数民族中找到相同或相近的族源。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表明，早在新石器时期，这一地区就活动着氐羌、百越、百濮三个大族群的部落，经过长期的发展变迁、分化融合，逐渐形成了今天云南至中南半岛北部的各个民族。从语言系属来看，藏缅语族的民族源于氐羌，壮侗语族的民族源于百越，孟高棉语族的民族源于百濮。至唐宋时期，苗瑶语族的民族从长江中下游开始迁入云南和广西，此后又陆续迁往中南半岛地区各国。在近现代国界形成后，这些民族遂成为跨国界而居的民族。到20世纪50年代初，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构成、分布格局、经济社会形态、文化模式、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育程度等，均与中南半岛国家北部地区基本相同。直到现在，在云南与缅、老、越三国4，060公里的共同边界上，仍有壮、傣、布依、苗、瑶、彝、哈尼、景颇、傈僳、拉祜、怒、阿昌、独龙、佤、布朗、德昂16个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在国境线两侧相邻而居，边境结合部具有山水相连、通道众多，民族相同，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似，边民往来密切的特点，在地理人文和经济发展层次上可视为一个“圈”。

从文化关系来看，云南是亚洲大陆腹地与中南半岛和印巴次大陆的结合部，是连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地带。这一特定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地区自古以来成为中国中原文化和东南亚文化、印度文化三大文化圈的交汇点和边缘重合地带。至迟在秦汉时期，这里就与周边文化发生了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古代连接云南与东南亚、南亚的“蜀身毒道”、“马援故道”、“茶马古道”等等，都不仅仅是商贸通道，同时也是文化交流、文化传授的网络通道。它们的出现，说明云南与东南亚、南亚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云南古代铜鼓文化就是通过这些途径广泛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去的。中外学者发现，东南亚地区民族文化特征在许多方面与云南境内各民族及其先民有着重要的相似或相近之处，如刀耕火种、梯田、祭献用牺牲、干栏式建筑、凿齿、文身、父子连名、铜鼓、点蜡印花布、贯头衣、祖先崇拜、万物有灵、少女房、坐月子等等。在宗教方面，云南民族文化也受到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南传上座部佛教自公元前3世纪传入东南亚，唐代以后又自缅甸、泰国传入云南傣族地区，逐渐成为傣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宗教，对傣族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文化传统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公元11～14世纪，包括缅、泰、柬、老四国在内的东南亚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圈最终形成，而当时云南南部、西南部傣族地区也属于该文化圈的范围。

云南与东南亚在民族方面的共源性和文化方面的互渗性二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云南高原奔腾而下的条条大河，同时也是古代民族迁徙的走廊和文化传播的通道，它们携带着古代民族的文化因子进入东南亚，孕育了中南半岛国家灿烂的古代文明；同时，东南亚、南亚的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又沿着这条通道而上，对云南古代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古代民族不仅是文化创造的主体，而且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和媒介，所以古代云南与东南亚地区的民族迁徙与文化的传播是同步进行的，民族迁徙线也是文化传播带，从而在形成同源异支民族的同时在一个大范围内构成了一个具有许多共同文化特征和一定文化认同的文化圈。

三、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趋势下的地缘人文交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区域经济集团往往拥有促进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等有利条件，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这股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各国、各地区都越来越重视通过区域合作获取集体竞争的优势，使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跨国流动实现优化配置和获得较高利益。一般来说，构成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基本要素是：有关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空间或地理毗邻性，以及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社会、文化的一致性。换言之，所谓区域经济，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而形成的区域经济联合体，因此，相邻各国及其毗邻地区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最佳伙伴。在这一进程中，地缘经济和人文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缘经济一般是指地区位置邻近或地体毗连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用的资源互补、经济合作，以求共同发展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经济地域组织形式。由于地理位置邻近和便利的交通，使投资和贸易活动中的运输、通信等费用降低，从而大大节约投资成本和交易成本。由于区域合作所具有的“地缘”特点，使地缘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在地域表现上的一种特殊形式，通过合作开发地缘经济区，能有效地推动相关国家的开放和发展。此外，文化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各种大大小小的经济圈，总体上均与相应的文化圈重叠或交叉。到目前为止，已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其中比较成功的欧洲联盟（EU）、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无不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区域化的成功，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它也只有扎根于文明共同体中才会有所成就，文化和宗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构成了经济合作的基础。由此可见，云南面向东南亚的地缘区位优势和源远流长的亲缘民族、亲缘文化关系，为云南发展东南亚国家的区域经贸合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基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