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唐朝、吐蕃在洱海地区的博弈
（一）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
就在洱海诸部展开激烈兼并斗争的同时，唐朝的政治势力也开始逐步向西南推进。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之后，随即改隋蜀郡为益州，置益州总管府（驻今成都），以段纶为益州刺史、总管。以益州总管府为依托，在隋朝时期一度失去控制的南宁州地区，置南宁州（今曲靖地区）、昆州（今滇中地区）、恭州、协州（今昭通地区至黔西一带），隶益州总管府。《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说：“帝（唐高祖李渊）即位，以翫子宏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益州刺史段纶因遣使招谕，其部落皆来降。”唐王朝把爨氏贵族视为经营南宁州的一把钥匙。大姓爨氏自东晋始据地自雄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至公元7世纪初，爨氏仍是西南最大的政治势力。滇池上下周围地带（包括今曲靖地区至楚雄州东部）仍是爨氏的势力中心，对此唐朝不能不加以重视。爨宏达归附之后，诸爨及部分部落首领也纷纷接受唐朝官秩，与唐朝建立了臣属关系。唐朝的经营获得初步成效。
为使经营力度向纵深推进，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置南宁州总管府，治味县（今曲靖市），辖境为今曲靖地区、昭通地区、昆明市和楚雄州一带。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南宁州总管府为都督府。尽管政区形式如此更迭，但在爨氏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唐朝统治并不能深入其内部，唐朝的官吏没有进驻南宁等州，只能寄治越巂（巂州都督府，府治今四川西昌），然后每年至南宁州巡视抚慰。这种管理是非常松散的，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朝干脆撤销了南宁州都督府，以其所统辖的州、县隶之于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南宁州即此作为戎州都督府所属的羁縻州之一，与滇中地区的昆州，滇东北至黔西一带的曲州、靖州、协州，滇西的览州（在今楚雄、牟定一带）、匡州（今祥云、弥渡）、褒州（今姚安北部）等共六十四个羁縻州，皆由戎州都督府统辖。
在经营东方爨区的同时，唐朝加强了对滇西北地区的经营，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汉云南县地置姚州云南郡（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的姚安、大姚一带），管辖范围到达了今大理、洱源、鹤庆一带，但尚未深入至今巍山、漾濞、永平等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巂（今西昌），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今洱海），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豪帅为牧宰。”《旧唐书·韦仁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韦仁寿之行，是唐朝对洱海地区政治招徕的一次成功。洱海诸部人心悦服，羁縻而治的方式对唐朝赢得人心归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唐朝政治意图的推行也并非一帆风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松外蛮”（今四川盐源及其西南、云南华坪、永胜一带）反，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讨之，“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杀获千余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皆来归附。”梁建方属蒙和等大酋为县令，统帅其部，又派一支军队，从巂州出发进入到了西洱河地区，招降了西洱河白蛮大首领杨盛，给洱海诸部极大的震动。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东部昆州的乌蛮反叛，唐朝派兵讨平之后，随后征服了青蛉蛮、弄栋蛮（皆白蛮苗裔）部落，开青蛉（在今云南永仁、大姚北部）、弄栋（在今云南姚安一带）为县。但弄栋之西的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在今祥云、弥渡一带），“恒扇诱弄栋，欲使之反”，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四月，左领军将军赵孝祖“大破西南蛮，斩小勃弄酋长殁盛，擒大勃弄酋长杨承颠。自余皆屯聚保险，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蛮遂定”。
唐朝前后几次军事行动，对唐朝经营滇西北产生了微妙的作用。羁縻而治，体现了唐朝对西南各民族首领政治利益的承认，对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而武力征服，则体现了唐朝政治权力的威严和统治西南的意志和决心。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8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蛮首领蒙羽朝贡长安，并领得唐朝的官秩。
并且，对处于政治上升势头的洱海诸部来说，利用强大政权的支持与认可，来巩固和扩展自身的政治利益，应当是明智的选择。唐朝经营西南的初期，南诏正在细奴逻的领导下日趋强盛。公元653年，南诏细奴逻遣使朝贡，唐高宗赐锦袍。这是南诏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主动与唐朝政治交往的开始。公元654年，细奴逻派出长子逻盛朝长安，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并赐予锦袍。为答谢唐朝，在随后的一年南诏又遣逻盛再朝长安。在朝贡与觐见中，蒙氏王族拓展了政治眼界、增长了政治才能。在南诏的带动下，公元656年西洱河蛮酋长杨栋附显也入朝贡方物。
唐朝的统治也日益深入。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姚州都督府（驻今姚安）置，管辖的范围，东与戎州都督府辖地相接，西至今保山地区，北面曾达今维西，南部抵今云南元江。《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姚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十三个，即：于州（在今姚安县境内），异州、五陵州、袖州和往州、舍利州（在今大理县境内），范邓州、野共州（在今鹤庆县境内），洪郎州、日南州、眉邓州、备州（今洱源县邓川），洛诺州。这十三个羁縻州实际上应当是姚州初建之时设置的。至武后神功年间（公元697年），姚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已扩张达五十七州。据《蛮书》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前，还先后设置了如下一些羁縻州：浪穹州（在今洱源县北部）、越析州（在今宾川县境内）、沙壶州、杨瓜州、蒙舍州（在今巍山、南涧一带）、双祝州、江东州（在今弥渡），等等。至此，整个洱海地区基本置于唐朝的管理之下了。
应该说，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唐书·南蛮传》载：爨蛮“岁入朝”，昆明蛮也“岁与牂牁使偕来”，牂牁蛮更是“数遣使，或朝正月，讫开成不绝”。滇西乌蛮六诏与白蛮各部也纷纷归附唐朝，领得唐朝官秩。南诏主先后被授予蒙舍州、阳瓜州、沙壶州刺史的职衔，越析诏的磨些贵族则充当越析州刺史，邓赕诏主、浪穹诏主分别充当邓备州刺史、浪穹州刺史。
羁縻府州制的推行使唐朝在西南地区的经营维持了一百余年。这种政策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但这种政策由于自身局限性所在，并不能真正深入民族社会内部解决民族问题，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竞争和矛盾纷争依然存在。
例如，戎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姚州都督府管辖下的诸爨首领和各少数民族豪酋虽然归附了唐王朝，但仍然“各有部落”，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为扩张势力相互之间“朋仇相嫌，经营损害”，以至安南都护府、姚州都督府、戎州都督府都无法调停，开元初（公元713年），南宁州都督所辖诸爨首领内讧，分投姚州、戎州都督府和安南都护府，引起了骚动，唐朝不得不降赦书命其合好，并派使节前来调解。由此可见，李唐王朝煞费苦心的经营，虽取得了西南一隅表面的和平与宁静，但并未真正解决西南社会的根本问题。
姚州都督府经营下的西部洱海地区的情况也同东方爨区类似。自南北朝以来，这里的乌蛮、白蛮便处在“兵将不能相君”的状态中，政治发展的要求强烈。虽然姚州都督府以军兼政，实行了对滇西地区的管理，但是，对洱海各白蛮、乌蛮贵族，“朋仇相嫌”、“兵戈相防”的情况，姚州都督府显然也难以控制。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阳瓜州刺史蒙俭、和舍率众叛乱蒙俭身份难考，疑与蒙巂诏有关。被唐朝讨平。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永昌蛮又叛，唐军战败，郎将刘会基战死，致姚州府废置，直到武后时期，公元688年姚州府又重置。
姚州府的动荡，体现了洱海地区形势的动荡。武后神功二年（公元698年），蜀州刺史张柬之曾向武则天上疏说：“今姚府所置之官，唯知诡谋狡算，恣意割剥，贪功劫掠，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遣成朋党，折支（肢）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迎，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啸引凶顽，聚会蒲博，一掷累万。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现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滑游客，不可胜数。……并深见道路劫杀，不可禁止。”《旧唐书·张柬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张柬之描绘了洱海周围地带的真实情况：酋首渠帅在各自政治利益的牵引下投靠唐吏，而唐吏则为一己之私利与酋首渠帅结成朋党劫掠百姓，游滑亡命之徒以掠夺为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破坏。洱海地区已是波涛暗涌、山雨欲来，处于社会突变的前夕。
（二）吐蕃南下与洱海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吐蕃势力的介入，又使得洱海地区的形势更为复杂。
公元6世纪后半期至7世纪前半期，在唐朝着手经营西南地区的初期，北部的青藏高原崛起了强大的吐蕃王国。吐蕃的直接统治区域，西自帕克的叶瓦纳，东至工域的哲纳，大约包括现今西起帕里，东至太昭的西藏地方的主要部分。四邻各民族群体如吐谷浑、党项、白兰等，对吐蕃称臣纳贡，和吐蕃建立了政治关系。公元629年松赞干布继位后，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之后吐蕃展开了向四周的扩张。
公元656年，吐蕃开始与唐朝争夺吐谷浑，公元670年夺取了吐谷浑的领地，唐朝失去了西部屏障，吐蕃则获得了在北向西域、东向黄河中上游、东南向川康滇边区进行拓展所必需的出口及回旋空间，以及优厚的农牧资源。与此同期，唐朝剑南道诸羁縻州频频遭到了吐蕃的攻打，“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皆在今四川阿坝州西部），《旧唐书》说：“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州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黑水县）、悉（州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等州诸羌尽降之。”《旧唐书·吐蕃传》称其“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有鉴于此，唐朝决定加强对剑南西川的防御力量。《资治通鉴》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七月条载：“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安戎城的失陷，使吐蕃势力迅速南下进入到了云南洱海地区。磨些蛮、施蛮、顺蛮，西洱河蛮，以及洱海乌蛮六诏中的施浪、浪穹、邓赕几诏，皆臣服于吐蕃。
吐蕃势力南下，对李唐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和挑战。综观唐之西南，巴蜀可称关中外府、长安拱卫，巴蜀起事则关中可危；滇西之地尤巴蜀藩篱，如果洱海地区为吐蕃所得，唐朝西南边境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洱海地区的局势变化，引起了长安唐朝中央的忧虑，唐朝不得不把经营西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滇西洱海地区，并以姚州都督府为据点展开与吐蕃的争夺。
在吐蕃势力的影响下，唐朝在洱海地区的政治经营受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两种政治势力的争锋相对、此长彼消，促使各部族不得不寻求保全之道。各部落贵族利用唐朝与吐蕃的矛盾，朝秦暮楚地依违于唐朝与吐蕃之间。这是夹缝中求生存的需要使然。例如，浪穹渠帅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降附于吐蕃，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因不愿受吐蕃的控制而转向唐朝。唐朝则授傍时昔为浪穹州（在今洱源县境）刺史进行拉拢。洱海地区的部落贵族们，就这样“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叛去”，“或叛或附，恍忽无常”，唐朝很难把他们控制住。
唐朝曾借助于武力驱逐吐蕃。公元707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唐朝任命监察御史唐九征率兵征伐，吐蕃筑城固守，并于漾水、濞水上架设铁索桥扼守西洱河地区。唐九征夷其城堡，焚毁铁桥，俘虏三千余人，并豪迈地铸铁柱以标记战功。这次战争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把吐蕃势力驱逐出去，一俟唐军远去，吐蕃复又卷土重来。三年之后，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唐朝命摄监察御使李知古击洱河蛮，李知古急于把这一带地区控制住，乃修筑城垒加强防御，同时又对各部落加重赋敛，并掠部落子女为奴婢，为防止三浪诏复叛归吐蕃，李知古设计杀死了邓赕诏主丰咩，这种粗暴的作为，引起诸部落极大的愤恨，甚至相率以叛，浪穹诏主傍时昔引吐蕃兵杀了李知古。这一事件影响甚大，洱海诸部由是多投向吐蕃，甚至于公元713年发兵攻击姚州，姚州都督战死，姚州与巂州之间的交通由此阻断。
在唐蕃较量的初期，唐朝虽有局部的胜利，但唐吏的处置失当，又使形势愈加恶化。吐蕃南下使唐朝在西南地区多年的苦心经营面临颠覆之虞，政治的招徕已不能统一洱海的人心归向，军队的远征又劳师动众，且不能保证长久的稳定，这种情况促使唐朝试图从洱海诸部中寻找一个帮手，借助其力量来遏制吐蕃。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个帮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分担和降低唐与吐蕃的对抗成本，是唐王朝的一个战略同盟。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以夷治夷”思想的一种体现，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南诏开始走上西南历史舞台的中心。
就在洱海诸部展开激烈兼并斗争的同时，唐朝的政治势力也开始逐步向西南推进。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之后，随即改隋蜀郡为益州，置益州总管府（驻今成都），以段纶为益州刺史、总管。以益州总管府为依托，在隋朝时期一度失去控制的南宁州地区，置南宁州（今曲靖地区）、昆州（今滇中地区）、恭州、协州（今昭通地区至黔西一带），隶益州总管府。《资治通鉴》卷一八八《唐纪四》说：“帝（唐高祖李渊）即位，以翫子宏达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尸归葬。益州刺史段纶因遣使招谕，其部落皆来降。”唐王朝把爨氏贵族视为经营南宁州的一把钥匙。大姓爨氏自东晋始据地自雄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至公元7世纪初，爨氏仍是西南最大的政治势力。滇池上下周围地带（包括今曲靖地区至楚雄州东部）仍是爨氏的势力中心，对此唐朝不能不加以重视。爨宏达归附之后，诸爨及部分部落首领也纷纷接受唐朝官秩，与唐朝建立了臣属关系。唐朝的经营获得初步成效。
为使经营力度向纵深推进，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朝置南宁州总管府，治味县（今曲靖市），辖境为今曲靖地区、昭通地区、昆明市和楚雄州一带。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南宁州总管府为都督府。尽管政区形式如此更迭，但在爨氏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情况下，唐朝统治并不能深入其内部，唐朝的官吏没有进驻南宁等州，只能寄治越巂（巂州都督府，府治今四川西昌），然后每年至南宁州巡视抚慰。这种管理是非常松散的，到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朝干脆撤销了南宁州都督府，以其所统辖的州、县隶之于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南宁州即此作为戎州都督府所属的羁縻州之一，与滇中地区的昆州，滇东北至黔西一带的曲州、靖州、协州，滇西的览州（在今楚雄、牟定一带）、匡州（今祥云、弥渡）、褒州（今姚安北部）等共六十四个羁縻州，皆由戎州都督府统辖。
在经营东方爨区的同时，唐朝加强了对滇西北地区的经营，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以汉云南县地置姚州云南郡（在今楚雄彝族自治州西部的姚安、大姚一带），管辖范围到达了今大理、洱源、鹤庆一带，但尚未深入至今巍山、漾濞、永平等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高祖以仁寿素有能名，令检校南宁州都督，寄听政于越巂（今西昌），使每岁一至其地，以慰抚之，仁寿将兵五百人，至西洱河（今洱海），承制置八州十七县，授其豪帅为牧宰。”《旧唐书·韦仁寿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韦仁寿之行，是唐朝对洱海地区政治招徕的一次成功。洱海诸部人心悦服，羁縻而治的方式对唐朝赢得人心归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唐朝政治意图的推行也并非一帆风顺。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松外蛮”（今四川盐源及其西南、云南华坪、永胜一带）反，梁建方率巴蜀十三州兵讨之，“蛮酋双舍帅众拒战，建方击败之，杀获千余人。群蛮震慑，亡窜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谕以利害，皆来归附。”梁建方属蒙和等大酋为县令，统帅其部，又派一支军队，从巂州出发进入到了西洱河地区，招降了西洱河白蛮大首领杨盛，给洱海诸部极大的震动。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东部昆州的乌蛮反叛，唐朝派兵讨平之后，随后征服了青蛉蛮、弄栋蛮（皆白蛮苗裔）部落，开青蛉（在今云南永仁、大姚北部）、弄栋（在今云南姚安一带）为县。但弄栋之西的小勃弄、大勃弄二川（在今祥云、弥渡一带），“恒扇诱弄栋，欲使之反”，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四月，左领军将军赵孝祖“大破西南蛮，斩小勃弄酋长殁盛，擒大勃弄酋长杨承颠。自余皆屯聚保险，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人，孝祖皆破降之，西南蛮遂定”。
唐朝前后几次军事行动，对唐朝经营滇西北产生了微妙的作用。羁縻而治，体现了唐朝对西南各民族首领政治利益的承认，对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具有极强的适应性；而武力征服，则体现了唐朝政治权力的威严和统治西南的意志和决心。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8年），西洱河大首领杨同外、东洱河大首领杨敛、松外蛮首领蒙羽朝贡长安，并领得唐朝的官秩。
并且，对处于政治上升势头的洱海诸部来说，利用强大政权的支持与认可，来巩固和扩展自身的政治利益，应当是明智的选择。唐朝经营西南的初期，南诏正在细奴逻的领导下日趋强盛。公元653年，南诏细奴逻遣使朝贡，唐高宗赐锦袍。这是南诏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主动与唐朝政治交往的开始。公元654年，细奴逻派出长子逻盛朝长安，唐高宗封细奴逻为巍州刺史，并赐予锦袍。为答谢唐朝，在随后的一年南诏又遣逻盛再朝长安。在朝贡与觐见中，蒙氏王族拓展了政治眼界、增长了政治才能。在南诏的带动下，公元656年西洱河蛮酋长杨栋附显也入朝贡方物。
唐朝的统治也日益深入。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姚州都督府（驻今姚安）置，管辖的范围，东与戎州都督府辖地相接，西至今保山地区，北面曾达今维西，南部抵今云南元江。《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载姚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十三个，即：于州（在今姚安县境内），异州、五陵州、袖州和往州、舍利州（在今大理县境内），范邓州、野共州（在今鹤庆县境内），洪郎州、日南州、眉邓州、备州（今洱源县邓川），洛诺州。这十三个羁縻州实际上应当是姚州初建之时设置的。至武后神功年间（公元697年），姚州都督府所属羁縻州已扩张达五十七州。据《蛮书》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以前，还先后设置了如下一些羁縻州：浪穹州（在今洱源县北部）、越析州（在今宾川县境内）、沙壶州、杨瓜州、蒙舍州（在今巍山、南涧一带）、双祝州、江东州（在今弥渡），等等。至此，整个洱海地区基本置于唐朝的管理之下了。
应该说，唐朝对西南地区的经营，的确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新唐书·南蛮传》载：爨蛮“岁入朝”，昆明蛮也“岁与牂牁使偕来”，牂牁蛮更是“数遣使，或朝正月，讫开成不绝”。滇西乌蛮六诏与白蛮各部也纷纷归附唐朝，领得唐朝官秩。南诏主先后被授予蒙舍州、阳瓜州、沙壶州刺史的职衔，越析诏的磨些贵族则充当越析州刺史，邓赕诏主、浪穹诏主分别充当邓备州刺史、浪穹州刺史。
羁縻府州制的推行使唐朝在西南地区的经营维持了一百余年。这种政策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但这种政策由于自身局限性所在，并不能真正深入民族社会内部解决民族问题，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竞争和矛盾纷争依然存在。
例如，戎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姚州都督府管辖下的诸爨首领和各少数民族豪酋虽然归附了唐王朝，但仍然“各有部落”，拥有自己的地盘和武装，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为扩张势力相互之间“朋仇相嫌，经营损害”，以至安南都护府、姚州都督府、戎州都督府都无法调停，开元初（公元713年），南宁州都督所辖诸爨首领内讧，分投姚州、戎州都督府和安南都护府，引起了骚动，唐朝不得不降赦书命其合好，并派使节前来调解。由此可见，李唐王朝煞费苦心的经营，虽取得了西南一隅表面的和平与宁静，但并未真正解决西南社会的根本问题。
姚州都督府经营下的西部洱海地区的情况也同东方爨区类似。自南北朝以来，这里的乌蛮、白蛮便处在“兵将不能相君”的状态中，政治发展的要求强烈。虽然姚州都督府以军兼政，实行了对滇西地区的管理，但是，对洱海各白蛮、乌蛮贵族，“朋仇相嫌”、“兵戈相防”的情况，姚州都督府显然也难以控制。唐高宗咸亨三年（公元672年），阳瓜州刺史蒙俭、和舍率众叛乱蒙俭身份难考，疑与蒙巂诏有关。被唐朝讨平。唐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永昌蛮又叛，唐军战败，郎将刘会基战死，致姚州府废置，直到武后时期，公元688年姚州府又重置。
姚州府的动荡，体现了洱海地区形势的动荡。武后神功二年（公元698年），蜀州刺史张柬之曾向武则天上疏说：“今姚府所置之官，唯知诡谋狡算，恣意割剥，贪功劫掠，积以为常。扇动酋渠，遣成朋党，折支（肢）谄笑，取媚蛮夷，拜跪趋迎，无复惭耻。提挈子弟，啸引凶顽，聚会蒲博，一掷累万。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现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滑游客，不可胜数。……并深见道路劫杀，不可禁止。”《旧唐书·张柬之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张柬之描绘了洱海周围地带的真实情况：酋首渠帅在各自政治利益的牵引下投靠唐吏，而唐吏则为一己之私利与酋首渠帅结成朋党劫掠百姓，游滑亡命之徒以掠夺为业，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破坏。洱海地区已是波涛暗涌、山雨欲来，处于社会突变的前夕。
（二）吐蕃南下与洱海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吐蕃势力的介入，又使得洱海地区的形势更为复杂。
公元6世纪后半期至7世纪前半期，在唐朝着手经营西南地区的初期，北部的青藏高原崛起了强大的吐蕃王国。吐蕃的直接统治区域，西自帕克的叶瓦纳，东至工域的哲纳，大约包括现今西起帕里，东至太昭的西藏地方的主要部分。四邻各民族群体如吐谷浑、党项、白兰等，对吐蕃称臣纳贡，和吐蕃建立了政治关系。公元629年松赞干布继位后，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之后吐蕃展开了向四周的扩张。
公元656年，吐蕃开始与唐朝争夺吐谷浑，公元670年夺取了吐谷浑的领地，唐朝失去了西部屏障，吐蕃则获得了在北向西域、东向黄河中上游、东南向川康滇边区进行拓展所必需的出口及回旋空间，以及优厚的农牧资源。与此同期，唐朝剑南道诸羁縻州频频遭到了吐蕃的攻打，“尽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皆在今四川阿坝州西部），《旧唐书》说：“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州在今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黑水县）、悉（州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西北）等州诸羌尽降之。”《旧唐书·吐蕃传》称其“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巂等州相接”。有鉴于此，唐朝决定加强对剑南西川的防御力量。《资治通鉴》高宗永隆元年（公元680年）七月条载：“先是，剑南募兵于茂州西南筑安戎城，以断吐蕃通蛮之路。吐蕃以生羌为乡导，攻陷其城，以兵据之，由是西洱河诸蛮皆降于吐蕃。”安戎城的失陷，使吐蕃势力迅速南下进入到了云南洱海地区。磨些蛮、施蛮、顺蛮，西洱河蛮，以及洱海乌蛮六诏中的施浪、浪穹、邓赕几诏，皆臣服于吐蕃。
吐蕃势力南下，对李唐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和挑战。综观唐之西南，巴蜀可称关中外府、长安拱卫，巴蜀起事则关中可危；滇西之地尤巴蜀藩篱，如果洱海地区为吐蕃所得，唐朝西南边境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洱海地区的局势变化，引起了长安唐朝中央的忧虑，唐朝不得不把经营西南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滇西洱海地区，并以姚州都督府为据点展开与吐蕃的争夺。
在吐蕃势力的影响下，唐朝在洱海地区的政治经营受到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两种政治势力的争锋相对、此长彼消，促使各部族不得不寻求保全之道。各部落贵族利用唐朝与吐蕃的矛盾，朝秦暮楚地依违于唐朝与吐蕃之间。这是夹缝中求生存的需要使然。例如，浪穹渠帅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降附于吐蕃，武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因不愿受吐蕃的控制而转向唐朝。唐朝则授傍时昔为浪穹州（在今洱源县境）刺史进行拉拢。洱海地区的部落贵族们，就这样“彼不得所即叛来，此不得所即叛去”，“或叛或附，恍忽无常”，唐朝很难把他们控制住。
唐朝曾借助于武力驱逐吐蕃。公元707年，“吐蕃及姚州蛮寇边”，唐朝任命监察御史唐九征率兵征伐，吐蕃筑城固守，并于漾水、濞水上架设铁索桥扼守西洱河地区。唐九征夷其城堡，焚毁铁桥，俘虏三千余人，并豪迈地铸铁柱以标记战功。这次战争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但并未把吐蕃势力驱逐出去，一俟唐军远去，吐蕃复又卷土重来。三年之后，唐睿宗景云元年（公元710年），唐朝命摄监察御使李知古击洱河蛮，李知古急于把这一带地区控制住，乃修筑城垒加强防御，同时又对各部落加重赋敛，并掠部落子女为奴婢，为防止三浪诏复叛归吐蕃，李知古设计杀死了邓赕诏主丰咩，这种粗暴的作为，引起诸部落极大的愤恨，甚至相率以叛，浪穹诏主傍时昔引吐蕃兵杀了李知古。这一事件影响甚大，洱海诸部由是多投向吐蕃，甚至于公元713年发兵攻击姚州，姚州都督战死，姚州与巂州之间的交通由此阻断。
在唐蕃较量的初期，唐朝虽有局部的胜利，但唐吏的处置失当，又使形势愈加恶化。吐蕃南下使唐朝在西南地区多年的苦心经营面临颠覆之虞，政治的招徕已不能统一洱海的人心归向，军队的远征又劳师动众，且不能保证长久的稳定，这种情况促使唐朝试图从洱海诸部中寻找一个帮手，借助其力量来遏制吐蕃。就这一意义而言，这个帮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分担和降低唐与吐蕃的对抗成本，是唐王朝的一个战略同盟。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以夷治夷”思想的一种体现，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南诏开始走上西南历史舞台的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