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诏失和，南诏建国
（一）东进爨区
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之后，公元739年，皮罗阁迁王府于太和城。南诏势力日益滋长，“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唐朝也愈加重视，“每入觐，朝廷亦加礼仪……归义意望亦高”。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由于唐朝开步头路，唐朝与东方诸爨之间矛盾爆发，导致了爨氏政治集团的覆没，南诏势力由此进入到了滇池地区。
滇池及其周围地带，汉晋以来一直是古代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武德初年（公元618年），唐朝已经在爨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县。但爨氏各首领闭关自守，唐朝中央的势力难于直接深入控制。再者，爨氏各首领之间剧烈的朋党相嫌、经营损害的活动，亦使唐朝深以为虑。当南诏皮罗阁在唐朝的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之时，爨区较有势力的封建主，有爨氏大首领、南宁州（在今云南曲靖一带）都督爨归王，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据今云南马龙），昆州（今昆明市区以西）刺史爨日进，黎州（今云南华宁）刺史爨祺，求州（今云南玉溪）刺史爨守懿，螺山（今昆明市区北部）大鬼主爨彦昌。
在驱逐吐蕃、安定了西部洱海地区之后，唐朝再回首经营东方爨区，为了把爨区完全控制起来，唐朝想打开一条南北纵贯爨区的交通路线，把北部戎州都督府和南部安南都护府的势力连接起来，同时，通过这条交通路线还可以把西南的剑南道和南方的岭南道进一步联系起来，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这条路被称为“步头路”，从岭南道的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沿红河水道而上至“步头”（即渡头或埠头，其地在今云南省建水县南部红河岸边的阿土附近），从步头舍舟登陆北上，经剑南道爨区的安宁，以此为南北联系的中心点，然后北上至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
公元745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奉命筹划开通步头路，以越巂都督竹灵倩至安宁筑城，作为实施整个计划的基地。安宁一带有渔盐之富、稻米之盛，且盐井众多，可供给周围地区，然其资源地利，一直为诸爨首领据有，唐朝难得其利。安宁筑城可谓一举多得。但诸爨领主害怕安宁城筑成之后，唐朝封建中央加强对爨区的控制，于己不利，加之唐军筑城“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天宝四至五年间（公元745～746年），在爨归王的带领下诸爨举兵反抗，杀了安宁筑城使竹灵倩，毁了安宁城。诸爨此举震怒了朝廷，遂派遣唐朝官吏督令南诏皮罗阁率军前往镇压。
唐诏联兵东进，师至波州（在今云南祥云县境），诸爨领主此时又惶恐万分，爨归王、爨崇道等率部众至军前投降。皮罗阁代其向唐朝廷请罪，并获得唐玄宗宽恕，又命诸爨重筑安宁城。显然，在安宁筑城事件中南诏充当了唐与诸爨之间调停人的角色，由此合理地介入了东方爨区的事务中。
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爨区纷争又起，皮罗阁派大将段忠国随唐朝使者黎敬义、李宓等，再至安宁调和诸爨。居住在曲轭（今马龙）的“大鬼主”爨崇道，在李宓的反间之下杀了盘踞石城（今曲靖市）的爨归王，诸爨以此离心离德而内讧。爨归王妻阿姹，族系乌蛮，派使者请求皮罗阁出兵讨伐爨崇道。然而，皮罗阁并没有急于出兵，他征得唐朝允许，使阿姹子爨守隅袭父职为南宁州都督，并嫁一女为爨守隅妻，另嫁一女为爨崇道子爨辅朝妻，以示和解。但诸爨之间攻伐愈烈，爨崇道又杀其弟昆州刺史爨日进，此时，诸爨之间经过相互的攻杀，力量已大为缩减，皮罗阁乘机命阁罗凤率兵占领昆州，讨伐爨崇道。爨崇道败走黎州（今华宁一带），南诏俘获爨辅朝。不久爨崇道亦被杀。爨氏大领主纷纷覆灭，南诏成功地占领了爨区。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皮罗阁死，其子阁罗凤继为云南王。阁罗凤骁勇善战，早在南诏统一洱海的战争中，以“弱冠之年”攻石和城，讨越析，枭于赠，后又随皮罗阁攻爨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阁罗凤继位后，秉承皮罗阁经营爨区的意志，对东方爨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控制，命令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相胁，迁移西爨白蛮二十万户于永昌（今保山），彻底摧毁了爨氏的政治势力。爨氏自东晋以来独步南境的历史结束。
（二）天宝战争与南诏的独立
阁罗凤的行为体现了南诏经营滇池地区的政治倾向，必然触及唐朝利益所在。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为扼制南诏不断膨胀的民族政治势力，唐朝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南诏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
作为代表唐朝的地方官员，云南太守张虔陀在唐、诏冲突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南诏德化碑》记载，为了对付南诏，张虔陀联合吐蕃，密谋合灭南诏。张虔陀还企图扶持阁罗凤的异母弟诚节来取代阁逻凤，并且收留爨崇道余部，授官爵予南诏不和者，培植南诏的敌对势力。此外，还在姚州府缮甲练兵，向南诏倍征军粮，以疲惫南诏。这些做法引起阁罗凤极大的怨恨和反感，唐、诏关系开始恶化。
负责处理西南边境事务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褊急寡谋”，缺乏处理民族事务的政治才干，张虔陀又行事狡诈，德行粗鄙，“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旧唐书·南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尽管如此，阁罗凤还是保持与唐朝继续交好的意愿，并把矛盾的解决寄托于唐朝中央。《南诏德化碑》说：“于时驰表上陈，缕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唐朝从表面上派中使贾奇俊到姚州进行调和，而实际上贾、张二人沆瀣一气，不仅没有处理好与南诏的关系，反而诬告“南诏欲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阁罗凤又派军将杨罗颠等连表控告，唐朝中央没能理会阁罗凤协商解决的意愿，终于激怒南诏上下，“管内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实为之。自可齐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难不防，坐招倾败。’于此，差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等，扬兵送檄，问罪府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出兵攻陷姚州。云南太守张虔陀在这场冲突中首当其冲，南诏杀张虔陀，“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唐诏关系急剧恶化。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从戎州、巂州入云南，安南都护王知进率兵由步头路入安宁讨伐南诏。阁罗凤此时仍不愿与唐朝封建中央公开对垒，故派使臣向进驻安宁城的唐军请求罢兵，并晓以利害：“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鲜于仲通在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拒绝了南诏的请求。南诏于是攻破了安宁城。鲜于仲通率领军队直指向洱海地区，遣大将王天运从点苍山后出兵，自将大军自东南腹背夹击太和城。南诏被迫动员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共同起来战斗，宣言“彼若纳我，犹吾君也。今不我纳，即吾仇也。”并差首领杨利等至浪穹参见吐蕃御史论若赞，向吐蕃求援。阁罗凤又命长子凤迦异、大军将段全葛等迎击苍山后背唐军，自己则率主力正面迎战。双方交战于西洱河畔，南诏军勇猛异常，战斗悲壮激烈，唐军六万陷没，王天运被杀，鲜于仲通只身逃免。
胜利之后，南诏投向吐蕃，“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吐蕃赞普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玉带、金帐床、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驼马、牛鞻等，赐南诏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阁罗凤为赞普锺南国大诏，给金印，号“东帝”，授长子凤迦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于是改元为赞普锺元年，建立年号，成为了独立国家。之后，“阁罗凤之大臣名段忠国者，来至赞普墀德祖赞之帐前，在庞塘大殿之中，致礼示敬，时，赞普群臣引吭高歌。”
面对鲜于仲通的惨败，时任御史大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玩权术于股掌，竟假饰凯旋、称败为胜。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唐朝命“太守司空袭礼、内使贾奇俊帅师再置姚州，以将军贾懽为都督”，企图再谋南诏。南诏断其粮道，“差大军将洪光乘等，神州都兵马使论绮里徐同围府城。信宿未逾，破如拉朽，贾懽面缚，士卒全驱。”
为邀功掩过，此时已谋得右相位子的杨国忠又奏请皇上征兵再战。中原民众闻征南诏，无不厌战之极，“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有人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身体弄残逃避征兵。唐朝对南诏几次战争的失败，使人们对云南心生恐惧，“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如过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唐军以这样的士气赴云南，似已注定了战争的失败。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朝命李宓、何履光率十万重兵进入云南。阁罗凤凭借苍山洱海的天然之险，在龙首关和龙尾关排兵布阵，坚壁自守。唐军粮尽欲退，南诏趁势进攻，在吐蕃的援助下，大败唐军，“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十万唐军几近葬身苍洱。可怜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战争的惨败成为内地人民心里难以抹去的伤痛，同时还成为包藏祸心者谋逆起兵的借口，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即借口杨国忠兵败南诏之事，以“忧国之危”为名公然反叛。
战争之后，南诏把唐朝将士的尸首祭而葬之。南诏赞普钟十五年（公元766年），阁罗凤于太和城立大石碑，表明不得已叛唐的原因，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天宝之战后，唐朝的政治势力彻底退出洱海地区，收缩至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一带。唐朝在西南百年有余的经营轰然倒塌，唐、诏之间正常的政治联系自此中断达四十年之久。
（三）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进入到长达七年之久的平叛战争中，中原地区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盛唐时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国力由盛转衰。为平息叛乱，唐朝倚重于各地藩镇的势力，由此造成了藩镇势力的扩张。部分参加平叛战争的藩镇拥兵自重，有的甚至有意保存安、史旧部与唐朝进行政治博弈，对中央集权造成威胁之势。唐朝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以至割据之风愈演愈烈自穆宗即位之后，藩镇增加至六十一个，仅山南、剑南、岭南、河西四道为朝廷所控制。负责西南边境防范事务的剑南西川节度，也一度卷入了这种政治动荡之中。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唐将崔旰兵据成都，杀节度郭英义，以致蜀中大乱。唐朝不敢制裁，反委任崔旰为成都尹、剑南节度行军司马。在这种形势下，唐朝对南诏也由强硬的军事干涉转为长期的军事防范，南诏由此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
1.疆域的巩固
南诏首先展开稳定边疆、巩固内境的活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趁唐朝内乱之际，南诏与吐蕃联合出兵，越过金沙江进攻唐朝的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南诏德化碑》载云：“诏亲帅大子藩围逼会同（今会理）。越巂（今西昌）固拒被僇，会同请降无害。”越巂被攻克后，南诏大掠而归，“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第二年（公元757年），唐朝复置越巂，以杨廷琎为都督，兼固台登（今冕宁县南部之泸沽）。在南诏和吐蕃的军事联动下，唐朝一败再败，不仅越巂、台登尽失，连邛部（今越西县）及昆明（今盐源）之地也一并不保。南诏与吐蕃共同瓜分了唐朝的巂州之地：越巂（今西昌）周围属吐蕃；会同（今会理）上下归南诏。南诏于会同（今会理）设会川州，并以都督驻其地，称会川都督，兼制邻近的各赕（州）。
越巂一向是为唐朝“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前沿阵地，是捍卫巴蜀的军事屏障。南诏与吐蕃兵攻克了唐朝巂州之地后，公元759年，唐朝在西川黎州南二百三十里的清溪峡置清溪关，唐朝的势力不得不再向内退缩。
南诏减弱了北部边境的军事威胁之后，公元762年，阁罗凤率兵“西开寻传”。“寻传”地区指今澜沧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带，包括三国时期永昌郡之地。“南通渤海，西近大秦（今印度）。开辟以来，声教所不及，羲皇之后，兵甲所不加。”阁罗凤“亲与僚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造舟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民族）不讨自来，祁鲜（山名，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甘高山，这里指居住在甘高山的民族）望风而至”。征服了永昌及其以西地区的金齿、银齿、寻传蛮、朴子蛮、裸形蛮等民族，把势力扩张至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祈鲜山一带。永昌之地及所属民族，自此纳入了南诏统一政权之下。
同年，南诏还加强了对东方爨区的控制力度。公元765年，以昆川（今昆明坝区）“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阁罗凤命其长子凤伽异领兵修筑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内），并以南诏副王的身份坐镇东方，“威慑步头，恩收曲、靖，颁告所及，翕然附从”，东北自曲、靖州（今云南曲靖、东川至贵州威宁一带）、南至步头（今云南省建水县南部红河岸边的阿土附近）的广大区域皆置于南诏的直接统治之下。至此，南诏的势力范围已北越金沙江，西抵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上游），南及步头（今红河州南部），比天宝间统一洱海地区之时扩大了好几倍。
2.制度建设
南诏脱离唐朝之后，随即开始了向国家形态的迅速转化。阁罗凤时期，制度建设是南诏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南诏各项制度均成形于这一时期有关南诏制度建设的内容。
以建立统治机构，确定统治秩序为核心，南诏“列尊叙卑，位分九等”，制定等级制度，又“修文习武，官设百司”，“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建立了国家行政机构，设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士曹、仓曹为中央行政部门；制定了国家行政区划，以洱海腹心地区为中央控制区，设“六”进行管理，对腹心区以外的地区，则分设“节度区”和都督区进行管理。南诏还建立军队组织，制定军队选拔和考核制度，以及军功激励机制。阁罗凤当政的四十余年，通过政治军事制度的建设，建构了相对完善的国家政权组织结构，制定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把西南众多民族纳入统一政权之中，基本上形成了多民族集合体国家的政治形态。
3.文化建设
南诏对代表先进文化的儒家学说非常推崇。南诏独立之后，在文化建设方面大力开展儒学教育，“开三教，宾四门”，唐代有四门学为大学，隶国子监，主要传授儒家经典。南诏效仿唐朝建立了官办的学校，进行儒家经典的普及教育。阁罗凤本人也积极倡导儒学，“不读非圣之书，常学（治）字人之术”，并且重用汉族儒学之士郑回为帝师，“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重爱之，命教凤迦异。”
4.经济开发
南诏以洱海地区为经济中心，加强了对洱海地区的经济建设，建立土地分配制度，依职官大小进行分配；又积极开垦农田、兴修水利，“阨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以至出现“越赕天马生郊，大利流波濯锦”，“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富”的繁荣景象。滇中重镇安宁城为“诸爨要冲”，“盐池鞅掌，利及牂欢，城邑绵延，势连戎僰”，南诏设置城监，垄断鱼盐之利，加强对安宁及其周围地带的控制。南诏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5.对外交往
南诏征服寻传地区后，设永昌、镇西节度进行管辖。至此，南诏的势力扩张到了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祈鲜山（今甘高山）一带。随后南诏展开了向古中南半岛的扩张，公元8世纪中期，阁罗凤“南通骠国”，先后出兵攻打了骠国、弥诺国、弥臣国和昆仑国（均分布在今缅甸境内），影响及于大小婆罗门国（在今印度阿萨姆一带）。南诏还展开了与古中南半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南诏德化碑》盛赞道：“南荒奔凑，覆诏愿为外臣”，于是“信及豚鱼，恩沾草木”，“犀象珍奇，贡献毕至”，“乃能骧首邛南，平眸海表”。这虽是对南诏军事扩张的溢美之词，但也透露了南诏建国后日趋强大、独控一方的历史事实。
南诏统一了洱海地区之后，公元739年，皮罗阁迁王府于太和城。南诏势力日益滋长，“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唐朝也愈加重视，“每入觐，朝廷亦加礼仪……归义意望亦高”。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由于唐朝开步头路，唐朝与东方诸爨之间矛盾爆发，导致了爨氏政治集团的覆没，南诏势力由此进入到了滇池地区。
滇池及其周围地带，汉晋以来一直是古代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武德初年（公元618年），唐朝已经在爨区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县。但爨氏各首领闭关自守，唐朝中央的势力难于直接深入控制。再者，爨氏各首领之间剧烈的朋党相嫌、经营损害的活动，亦使唐朝深以为虑。当南诏皮罗阁在唐朝的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地区之时，爨区较有势力的封建主，有爨氏大首领、南宁州（在今云南曲靖一带）都督爨归王，两爨大鬼主爨崇道（据今云南马龙），昆州（今昆明市区以西）刺史爨日进，黎州（今云南华宁）刺史爨祺，求州（今云南玉溪）刺史爨守懿，螺山（今昆明市区北部）大鬼主爨彦昌。
在驱逐吐蕃、安定了西部洱海地区之后，唐朝再回首经营东方爨区，为了把爨区完全控制起来，唐朝想打开一条南北纵贯爨区的交通路线，把北部戎州都督府和南部安南都护府的势力连接起来，同时，通过这条交通路线还可以把西南的剑南道和南方的岭南道进一步联系起来，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这条路被称为“步头路”，从岭南道的安南都护府（驻今越南河内）沿红河水道而上至“步头”（即渡头或埠头，其地在今云南省建水县南部红河岸边的阿土附近），从步头舍舟登陆北上，经剑南道爨区的安宁，以此为南北联系的中心点，然后北上至戎州都督府（驻今四川宜宾）。
公元745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奉命筹划开通步头路，以越巂都督竹灵倩至安宁筑城，作为实施整个计划的基地。安宁一带有渔盐之富、稻米之盛，且盐井众多，可供给周围地区，然其资源地利，一直为诸爨首领据有，唐朝难得其利。安宁筑城可谓一举多得。但诸爨领主害怕安宁城筑成之后，唐朝封建中央加强对爨区的控制，于己不利，加之唐军筑城“赋重役繁、政苛人弊”，天宝四至五年间（公元745～746年），在爨归王的带领下诸爨举兵反抗，杀了安宁筑城使竹灵倩，毁了安宁城。诸爨此举震怒了朝廷，遂派遣唐朝官吏督令南诏皮罗阁率军前往镇压。
唐诏联兵东进，师至波州（在今云南祥云县境），诸爨领主此时又惶恐万分，爨归王、爨崇道等率部众至军前投降。皮罗阁代其向唐朝廷请罪，并获得唐玄宗宽恕，又命诸爨重筑安宁城。显然，在安宁筑城事件中南诏充当了唐与诸爨之间调停人的角色，由此合理地介入了东方爨区的事务中。
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爨区纷争又起，皮罗阁派大将段忠国随唐朝使者黎敬义、李宓等，再至安宁调和诸爨。居住在曲轭（今马龙）的“大鬼主”爨崇道，在李宓的反间之下杀了盘踞石城（今曲靖市）的爨归王，诸爨以此离心离德而内讧。爨归王妻阿姹，族系乌蛮，派使者请求皮罗阁出兵讨伐爨崇道。然而，皮罗阁并没有急于出兵，他征得唐朝允许，使阿姹子爨守隅袭父职为南宁州都督，并嫁一女为爨守隅妻，另嫁一女为爨崇道子爨辅朝妻，以示和解。但诸爨之间攻伐愈烈，爨崇道又杀其弟昆州刺史爨日进，此时，诸爨之间经过相互的攻杀，力量已大为缩减，皮罗阁乘机命阁罗凤率兵占领昆州，讨伐爨崇道。爨崇道败走黎州（今华宁一带），南诏俘获爨辅朝。不久爨崇道亦被杀。爨氏大领主纷纷覆灭，南诏成功地占领了爨区。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皮罗阁死，其子阁罗凤继为云南王。阁罗凤骁勇善战，早在南诏统一洱海的战争中，以“弱冠之年”攻石和城，讨越析，枭于赠，后又随皮罗阁攻爨部，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阁罗凤继位后，秉承皮罗阁经营爨区的意志，对东方爨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控制，命令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相胁，迁移西爨白蛮二十万户于永昌（今保山），彻底摧毁了爨氏的政治势力。爨氏自东晋以来独步南境的历史结束。
（二）天宝战争与南诏的独立
阁罗凤的行为体现了南诏经营滇池地区的政治倾向，必然触及唐朝利益所在。唐朝与南诏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为扼制南诏不断膨胀的民族政治势力，唐朝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对南诏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
作为代表唐朝的地方官员，云南太守张虔陀在唐、诏冲突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据《南诏德化碑》记载，为了对付南诏，张虔陀联合吐蕃，密谋合灭南诏。张虔陀还企图扶持阁罗凤的异母弟诚节来取代阁逻凤，并且收留爨崇道余部，授官爵予南诏不和者，培植南诏的敌对势力。此外，还在姚州府缮甲练兵，向南诏倍征军粮，以疲惫南诏。这些做法引起阁罗凤极大的怨恨和反感，唐、诏关系开始恶化。
负责处理西南边境事务的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褊急寡谋”，缺乏处理民族事务的政治才干，张虔陀又行事狡诈，德行粗鄙，“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旧唐书·南诏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尽管如此，阁罗凤还是保持与唐朝继续交好的意愿，并把矛盾的解决寄托于唐朝中央。《南诏德化碑》说：“于时驰表上陈，缕申冤枉，皇上照察，降中使贾奇俊详覆。属竖臣无政，事以贿成。一信虔陀，共掩天听，恶奏我将叛。”唐朝从表面上派中使贾奇俊到姚州进行调和，而实际上贾、张二人沆瀣一气，不仅没有处理好与南诏的关系，反而诬告“南诏欲反”，使矛盾进一步激化。阁罗凤又派军将杨罗颠等连表控告，唐朝中央没能理会阁罗凤协商解决的意愿，终于激怒南诏上下，“管内酋渠等皆曰：‘主辱臣死，我实为之。自可齐心戮力，致命全人。安得知难不防，坐招倾败。’于此，差大军将王毗双、罗时、牟苴等，扬兵送檄，问罪府城”，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出兵攻陷姚州。云南太守张虔陀在这场冲突中首当其冲，南诏杀张虔陀，“取姚州及小夷州凡三十二”，唐诏关系急剧恶化。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从戎州、巂州入云南，安南都护王知进率兵由步头路入安宁讨伐南诏。阁罗凤此时仍不愿与唐朝封建中央公开对垒，故派使臣向进驻安宁城的唐军请求罢兵，并晓以利害：“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鲜于仲通在大民族主义思想的支配下，拒绝了南诏的请求。南诏于是攻破了安宁城。鲜于仲通率领军队直指向洱海地区，遣大将王天运从点苍山后出兵，自将大军自东南腹背夹击太和城。南诏被迫动员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共同起来战斗，宣言“彼若纳我，犹吾君也。今不我纳，即吾仇也。”并差首领杨利等至浪穹参见吐蕃御史论若赞，向吐蕃求援。阁罗凤又命长子凤迦异、大军将段全葛等迎击苍山后背唐军，自己则率主力正面迎战。双方交战于西洱河畔，南诏军勇猛异常，战斗悲壮激烈，唐军六万陷没，王天运被杀，鲜于仲通只身逃免。
胜利之后，南诏投向吐蕃，“遣男铎传、旧大酋望赵佺邓、杨传磨侔及子弟六十人，赍重帛珍宝等物，西朝献凯”，吐蕃赞普命宰相倚祥叶乐，持金冠、锦袍、金玉带、金帐床、安扛伞、鞍银兽及器皿珂贝、珠毯、衣服、驼马、牛鞻等，赐南诏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阁罗凤为赞普锺南国大诏，给金印，号“东帝”，授长子凤迦异“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于是改元为赞普锺元年，建立年号，成为了独立国家。之后，“阁罗凤之大臣名段忠国者，来至赞普墀德祖赞之帐前，在庞塘大殿之中，致礼示敬，时，赞普群臣引吭高歌。”
面对鲜于仲通的惨败，时任御史大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玩权术于股掌，竟假饰凯旋、称败为胜。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唐朝命“太守司空袭礼、内使贾奇俊帅师再置姚州，以将军贾懽为都督”，企图再谋南诏。南诏断其粮道，“差大军将洪光乘等，神州都兵马使论绮里徐同围府城。信宿未逾，破如拉朽，贾懽面缚，士卒全驱。”
为邀功掩过，此时已谋得右相位子的杨国忠又奏请皇上征兵再战。中原民众闻征南诏，无不厌战之极，“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有人甚至不惜把自己的身体弄残逃避征兵。唐朝对南诏几次战争的失败，使人们对云南心生恐惧，“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如过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唐军以这样的士气赴云南，似已注定了战争的失败。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朝命李宓、何履光率十万重兵进入云南。阁罗凤凭借苍山洱海的天然之险，在龙首关和龙尾关排兵布阵，坚壁自守。唐军粮尽欲退，南诏趁势进攻，在吐蕃的援助下，大败唐军，“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雍水，三军溃衄，元帅沉江”，十万唐军几近葬身苍洱。可怜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战争的惨败成为内地人民心里难以抹去的伤痛，同时还成为包藏祸心者谋逆起兵的借口，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即借口杨国忠兵败南诏之事，以“忧国之危”为名公然反叛。
战争之后，南诏把唐朝将士的尸首祭而葬之。南诏赞普钟十五年（公元766年），阁罗凤于太和城立大石碑，表明不得已叛唐的原因，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
天宝之战后，唐朝的政治势力彻底退出洱海地区，收缩至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一带。唐朝在西南百年有余的经营轰然倒塌，唐、诏之间正常的政治联系自此中断达四十年之久。
（三）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进入到长达七年之久的平叛战争中，中原地区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盛唐时期“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国力由盛转衰。为平息叛乱，唐朝倚重于各地藩镇的势力，由此造成了藩镇势力的扩张。部分参加平叛战争的藩镇拥兵自重，有的甚至有意保存安、史旧部与唐朝进行政治博弈，对中央集权造成威胁之势。唐朝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割据问题，以至割据之风愈演愈烈自穆宗即位之后，藩镇增加至六十一个，仅山南、剑南、岭南、河西四道为朝廷所控制。负责西南边境防范事务的剑南西川节度，也一度卷入了这种政治动荡之中。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唐将崔旰兵据成都，杀节度郭英义，以致蜀中大乱。唐朝不敢制裁，反委任崔旰为成都尹、剑南节度行军司马。在这种形势下，唐朝对南诏也由强硬的军事干涉转为长期的军事防范，南诏由此进入到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
1.疆域的巩固
南诏首先展开稳定边疆、巩固内境的活动。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趁唐朝内乱之际，南诏与吐蕃联合出兵，越过金沙江进攻唐朝的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南诏德化碑》载云：“诏亲帅大子藩围逼会同（今会理）。越巂（今西昌）固拒被僇，会同请降无害。”越巂被攻克后，南诏大掠而归，“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第二年（公元757年），唐朝复置越巂，以杨廷琎为都督，兼固台登（今冕宁县南部之泸沽）。在南诏和吐蕃的军事联动下，唐朝一败再败，不仅越巂、台登尽失，连邛部（今越西县）及昆明（今盐源）之地也一并不保。南诏与吐蕃共同瓜分了唐朝的巂州之地：越巂（今西昌）周围属吐蕃；会同（今会理）上下归南诏。南诏于会同（今会理）设会川州，并以都督驻其地，称会川都督，兼制邻近的各赕（州）。
越巂一向是为唐朝“西抗吐蕃，南抚蛮夷”的前沿阵地，是捍卫巴蜀的军事屏障。南诏与吐蕃兵攻克了唐朝巂州之地后，公元759年，唐朝在西川黎州南二百三十里的清溪峡置清溪关，唐朝的势力不得不再向内退缩。
南诏减弱了北部边境的军事威胁之后，公元762年，阁罗凤率兵“西开寻传”。“寻传”地区指今澜沧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地带，包括三国时期永昌郡之地。“南通渤海，西近大秦（今印度）。开辟以来，声教所不及，羲皇之后，兵甲所不加。”阁罗凤“亲与僚佐，兼总师徒，刊木通道，造舟为梁”，“耀以威武，喻以文辞。款降者抚慰安居，抵捍者系颈盈贯。矜愚解缚，择胜置城。裸形（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民族）不讨自来，祁鲜（山名，今缅甸克钦邦境内的甘高山，这里指居住在甘高山的民族）望风而至”。征服了永昌及其以西地区的金齿、银齿、寻传蛮、朴子蛮、裸形蛮等民族，把势力扩张至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祈鲜山一带。永昌之地及所属民族，自此纳入了南诏统一政权之下。
同年，南诏还加强了对东方爨区的控制力度。公元765年，以昆川（今昆明坝区）“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阁罗凤命其长子凤伽异领兵修筑拓东城（在今昆明市内），并以南诏副王的身份坐镇东方，“威慑步头，恩收曲、靖，颁告所及，翕然附从”，东北自曲、靖州（今云南曲靖、东川至贵州威宁一带）、南至步头（今云南省建水县南部红河岸边的阿土附近）的广大区域皆置于南诏的直接统治之下。至此，南诏的势力范围已北越金沙江，西抵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上游），南及步头（今红河州南部），比天宝间统一洱海地区之时扩大了好几倍。
2.制度建设
南诏脱离唐朝之后，随即开始了向国家形态的迅速转化。阁罗凤时期，制度建设是南诏国家建设的核心任务，南诏各项制度均成形于这一时期有关南诏制度建设的内容。
以建立统治机构，确定统治秩序为核心，南诏“列尊叙卑，位分九等”，制定等级制度，又“修文习武，官设百司”，“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建立了国家行政机构，设兵曹、户曹、客曹、刑曹、士曹、仓曹为中央行政部门；制定了国家行政区划，以洱海腹心地区为中央控制区，设“六”进行管理，对腹心区以外的地区，则分设“节度区”和都督区进行管理。南诏还建立军队组织，制定军队选拔和考核制度，以及军功激励机制。阁罗凤当政的四十余年，通过政治军事制度的建设，建构了相对完善的国家政权组织结构，制定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把西南众多民族纳入统一政权之中，基本上形成了多民族集合体国家的政治形态。
3.文化建设
南诏对代表先进文化的儒家学说非常推崇。南诏独立之后，在文化建设方面大力开展儒学教育，“开三教，宾四门”，唐代有四门学为大学，隶国子监，主要传授儒家经典。南诏效仿唐朝建立了官办的学校，进行儒家经典的普及教育。阁罗凤本人也积极倡导儒学，“不读非圣之书，常学（治）字人之术”，并且重用汉族儒学之士郑回为帝师，“以回有儒学，更名蛮利，重爱之，命教凤迦异。”
4.经济开发
南诏以洱海地区为经济中心，加强了对洱海地区的经济建设，建立土地分配制度，依职官大小进行分配；又积极开垦农田、兴修水利，“阨塞流潦，高原为稻黍之田；疏决陂池，下隰树园林之业”，以至出现“越赕天马生郊，大利流波濯锦”，“家饶五亩之桑，国贮九年之富”的繁荣景象。滇中重镇安宁城为“诸爨要冲”，“盐池鞅掌，利及牂欢，城邑绵延，势连戎僰”，南诏设置城监，垄断鱼盐之利，加强对安宁及其周围地带的控制。南诏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在这一时期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5.对外交往
南诏征服寻传地区后，设永昌、镇西节度进行管辖。至此，南诏的势力扩张到了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祈鲜山（今甘高山）一带。随后南诏展开了向古中南半岛的扩张，公元8世纪中期，阁罗凤“南通骠国”，先后出兵攻打了骠国、弥诺国、弥臣国和昆仑国（均分布在今缅甸境内），影响及于大小婆罗门国（在今印度阿萨姆一带）。南诏还展开了与古中南半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南诏德化碑》盛赞道：“南荒奔凑，覆诏愿为外臣”，于是“信及豚鱼，恩沾草木”，“犀象珍奇，贡献毕至”，“乃能骧首邛南，平眸海表”。这虽是对南诏军事扩张的溢美之词，但也透露了南诏建国后日趋强大、独控一方的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