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商业的发展
（一）商品交换的发展
南诏时期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桥梁的商品交换，也相应有了发展，商品交换领域也随之变得空前活跃。
南诏建立后，曾模仿唐王朝的六部设立六曹管理各种政事，但未见商业管理的机构。到了异牟寻时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改六曹为九爽，在原来六曹的基础上，增设慈、厥、禾三爽。慈爽主礼乐，厥爽主工作，禾爽主商贾。禾爽的设立说明：第一，南诏中期，商品的交换已有了巨大发展，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增长因素；第二，禾爽与其他行政机构并立，商业已成为南诏重要的经济部门；第三，在南诏经济发达的地区，商人的出现，表明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已经完成。
商品是商业交换的载体。南诏时期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多。南诏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大量剩余，这就为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商品来源。“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新唐书·南诏传》和《蛮书》的记载，举凡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产品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交换领域。《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记载：“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值若干幂。”毫无疑问，其中提到的商品都是当时的大宗商品。此外，银生城诸山所产的茶以及金齿、茫蛮等地所产的荔枝、槟榔、诃黎勒、波罗蜜、青木香等，也进入了商品流通渠道。商品的流通促使缯帛、盐、黄金等商品从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起到了货币的作用。
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南诏时期专业的商人群体已经出现。他们或穿梭往来于商道之上，从事着商品的贩卖，或囤积居奇，开列店肆。在各地的商人中，洱海地区的商人经济实力最强，活动范围最广。他们不仅到中原内地贸易，而且还到寻传（今德宏）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有的商人甚至远离家乡多年不归，《蛮书》卷二说：“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参与交换的人口数量也不断增多。不仅经济发达区域的一些民族参与交换活动，就连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交换关系。如地处今文山州、红河州南部至越南北部的崇魔蛮，“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牛马，每一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永昌西北大雪山旁的大赕（今缅甸克钦邦坎底），“周围百余里，悉皆野蛮”。“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大雪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
商品交换的发展还表现为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南诏的内部交通较为发达。以王都阳苴咩城为中心，西出永昌可达滇西北、滇西、滇西南各地；北经威楚可到云南北部；东到拓东可转道滇东北、滇南、滇东南乃至安南等地。交通的发展为区域之间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得南诏内部的商业贸易更为活跃。据《蛮书》记载，银生节度区的茶、丽水节度区的波罗蜜果、永昌节度区的青木香，均可以通过流通渠道到达洱海地区，为南诏大众所喜爱。
在内部商品交换发展的同时，南诏与外部区域的贸易也得以展开。南诏有数条交通线通往唐朝内地。一条为清溪关自今四川成都，南经黎、雅渡大渡河，再经越西、会理、姚安、祥云等地至大理都城；一条为石门道，自今四川宜宾，南经鲁甸、大关、曲靖、昆明等地而达大理；一条为黔中道，自今四川彭水，经瓮安、贵阳、安顺、贞丰、凌云、兴义、曲靖、昆明等地到大理；一条为邕州道，自今广西南宁西行至凌云，与黔中道合而入大理。还有通安南道，自大理往东，经今祥云、安宁、昆明、江川、曲江，再取道文山州境内入安南。通过这些交通线，南诏与唐朝展开了商品的贸易往来。
自大理往西，经腾冲北上，亦有道路通入吐蕃地区。沿这条交通线，南诏与吐蕃的商品贸易也随之展开。《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说：“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
与古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是南诏与外部区域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蛮书》卷十记载，古中南半岛国家主要有骠国、昆仑国、水真腊国、陆真腊国等。南诏疏通了通往古中南半岛地区的路线：从今大理西行经保山至龙陵，在龙陵分为二道，一道经遮放入缅甸；另一道经腾冲、盏西、达罗基、猛拱入印度。经过这条通道，南诏与东南亚国家发生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如骠国，“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及琉璃、罂为贸易”。
（二）城镇的发展
城镇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城镇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诏商品交换所达到的水平。
洱海地区是南诏的经济中心，南诏在这一地区修建的城镇，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有的城镇甚至还有“客馆”之类的设施。《蛮书》卷五载洱海地区主要的城市有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旁）、大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大厘城（今大理喜洲）、龙尾城（在今下关）、邆川城（在今邓川县德源村）、白崖城（今弥渡县红岩）等。大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大厘城，“邑居人户尤众”，为南诏手工业之城。规模最大、最为繁荣的莫过于其都城阳苴咩城。《蛮书》描述道：“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甃以青石为磴，南北城门相对，大和往来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楼相对，各有牖，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入第二重门，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馆前有亭，亭临方池。周围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阳苴咩城布局严谨，庄重威严。整个结构分为贵族居住区、南北通衢和客馆。会馆是供过往来客及商人住宿的地方，会馆的出现，说明阳苴咩城的商品交换是十分发达的。考古专家在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发现了来自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贝币，还发现了来自于唐代的铜钱，再联系南诏受唐朝影响，也使用缯帛做流通货币的情况，可以看出，阳苴咩城既是南诏政治中心，同时还是南诏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商旅集散地。
南诏城镇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域分成几个大块，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个大的区域。各区域内围绕着居于核心地位的城镇，形成了或疏或密的网络。城镇既是南诏统治机构所在地，又是扼控一方的军事据点，同时还具有着商业交通枢纽、重要站口和商旅集散地的重要功能。如拓东城，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是整个滇池农业区的经济中心，安宁城，“盐池鞅掌，利及牂欢”，盐业兴盛，所供人群甚至远至牂州（在今贵州境内）、欢州（今越南清化）；昆明城（今盐源），有大盐池，贞元十年南诏从吐蕃手中夺取之后，即设置盐官垄断煮盐业，昆明城遂成为南诏重要的盐业基地和食盐交易市场。永昌城，有“南通北海，西近大秦”的对外商业交通优势，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商业集散地，银生城，“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是面向东南半岛古国的重要商品中转站。
（三）多种货币的流通
据林文勋教授考证，南诏境内流通的货币主要有贝币、缯帛，其次还有盐币和黄金。
南诏流通贝币，是受同时期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海贝市场的影响。随着南诏对外贸易的发展，海贝作为一种参与交换的重要商品，沿着商道被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南诏使用外来的海贝做货币，首先是因为，那时云南普遍用贝做装饰品等用途，社会上对贝有着很大的需求，而正好贝又非云南本地所产。这样，就使得贝显得极为难得和贵重，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性和一定的价值；其次，从海贝的自然特性讲，它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大量携带，而且质地坚硬，极耐磨损，可在一次又一次的商品交换中重复投入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唐代云南的商品交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总的来看，这种发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商品交易还较为分散和零碎，交换的总量并不是很高。而海贝相对其他贵重物品来说，价值小，正好与交易的零碎性相适应，最能够表现当时的商品交换关系。这一点是云南长期使用贝币的根本原因所在。”南诏的贝币有一定的单位和制度，《新唐书·南诏传》说：“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
近年在滇西的腾冲、下关、大理、洱源、宾川、剑川、鹤庆等地也先后出土了不少的海贝，在曲靖市珠街乡八塔台村的古墓中发掘一批唐代晚期至明初的贝币。经有关专家鉴定，这种贝并非云南本土所产，而是同云南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的海贝一样，产于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其中，较多的是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一带和环印度洋的东南亚国家的濒海区域。联系缯帛、盐、黄金主要流通于边远民族地区和海贝是沿西南丝绸之路输入云南这两方面的情况，林教授推定，唐代云南的贝币主要流通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带以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几个区域，诸如洱海区域、滇池区域、滇东北曲靖坝子等。从整个云南的地理范围看，贝币的流通和分布从滇西南到滇西、滇中再到滇东北，沿交通干线呈长条带状态势。
缯帛是南诏最为重要的商品，同时又是一种货币。《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说：“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值若干幂。”《蛮书》又载：“帛曰幂，汉四尺五寸也。”从上述记载可知：缯帛的货币单位叫“幂”，一个计量单位的缯帛约长133.2厘米。“据樊绰《蛮书》卷四《名类》部分的记载，当时，云南境内的施蛮、顺蛮、望蛮外喻部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以及茫蛮部落等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红、白、黑缯帛缠髻、为衣；缯帛在那里有着广泛的使用和很大的需求。因此，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分布的地区当是唐代云南使用缯帛做货币的主要区域。从地理范围上来看，这些地区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永昌城（今保山市）的北部、西北及东南部。也就是说，南诏时期缯帛这种货币的主要流通区域就是在今丽江地区、大理州的西北部、保山地区的东南部、临沧地区的西北部等。”
南诏有关于盐币的记载。樊绰《蛮书》卷七载：“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由此可看出：第一，盐既是南诏的重要商品，同时也是当时流通的一种重要货币；第二，盐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时，以“颗”计算商品的价值。每颗盐币重约一两、二两不等。“关于盐币流通的区域，应结合元明清时期盐币流通的区域和唐代云南的食盐产地这两点来分析。根据多种地方志的记载，元明清三代云南流通盐币的地区主要有武定府、镇源府、楚雄府、元江府、广西府、临安府等，即今武定、楚雄一带和元江、蒙自、开远、通海片区以及师宗、罗平区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传承性和连续性的角度推测，这些地区唐代当也通行盐币。就唐代云南的盐产地来看，当时，在今安宁、楚雄、大姚、盐源、剑川、兰坪、丽江、盐津、打罗、拖角、镇源、景谷、普洱等地，食盐的生产和交换都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考虑贝币流通的加强会对盐币形成排挤这一因素，因此推测，唐代流通盐币的区域远比元明清三代要广泛；想必是在这些主要盐产区和食盐交换活跃的地区，都曾使用过食盐作为货币。”
黄金在南诏也曾起过货币作用。《蛮书》卷六在记述南诏重要城镇银生城（今景洪）时说：“银生城在扑赕之南，……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这是关于唐代用黄金做货币的典型记载。“黄金做为货币流通的主要区域应该是今西双版纳、德宏州一带。”需要明确的是，“唐代云南的黄金货币在本质上，它与贝币、盐币、缯帛等一样，同属于实物货币，而非贵金属意义上的货币。”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各地高低不一，一种货币很难流通于比它所适应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高或低的地区，各地只能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区商品交换及发展水平的货币，于是，就形成了多种货币并存流通的局面。”不同实物货币在不同地区的流通，反映出地区间社会产生力的差异和交换水平的高低。例如，海贝作为货币的出现，是这一地区生产力发展并产生对外贸易要求的结果，海贝的耐磨性，适应于这一地区交换频繁的情况，虽然海贝体积小便于零散交换，而重量轻，便于大量携带的特点，也使较大规模的交换成为可能。缯帛原为满足生活需要的商品，缯帛与海贝相比，体积大，厚重，极不便于携带，并且容易损坏和难以分割，以缯帛作为货币，适应了这一地区商品交换周期缓慢、交换规模有限的情况。
南诏商品交换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但对其所达到的水平不能高估。因为，南诏虽然在交换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交换关系的场所、空间范围、交换手段等方面都有不小的进步与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各民族、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南诏商品交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多种实物货币在南诏不同地区流通的情形，所反映出的，正是南诏商品交换水平不均衡，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这一事实。
南诏时期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巨大发展，作为联系生产和消费桥梁的商品交换，也相应有了发展，商品交换领域也随之变得空前活跃。
南诏建立后，曾模仿唐王朝的六部设立六曹管理各种政事，但未见商业管理的机构。到了异牟寻时期，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改六曹为九爽，在原来六曹的基础上，增设慈、厥、禾三爽。慈爽主礼乐，厥爽主工作，禾爽主商贾。禾爽的设立说明：第一，南诏中期，商品的交换已有了巨大发展，商业已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增长因素；第二，禾爽与其他行政机构并立，商业已成为南诏重要的经济部门；第三，在南诏经济发达的地区，商人的出现，表明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已经完成。
商品是商业交换的载体。南诏时期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大为增多。南诏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产品有了大量剩余，这就为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商品来源。“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新唐书·南诏传》和《蛮书》的记载，举凡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产品都不同程度地进入了交换领域。《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记载：“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值若干幂。”毫无疑问，其中提到的商品都是当时的大宗商品。此外，银生城诸山所产的茶以及金齿、茫蛮等地所产的荔枝、槟榔、诃黎勒、波罗蜜、青木香等，也进入了商品流通渠道。商品的流通促使缯帛、盐、黄金等商品从商品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起到了货币的作用。
商人是商业活动的主体。南诏时期专业的商人群体已经出现。他们或穿梭往来于商道之上，从事着商品的贩卖，或囤积居奇，开列店肆。在各地的商人中，洱海地区的商人经济实力最强，活动范围最广。他们不仅到中原内地贸易，而且还到寻传（今德宏）等边远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商品交换。有的商人甚至远离家乡多年不归，《蛮书》卷二说：“河赕贾客在寻传羁离未还者为之谣曰：‘冬时欲归来，高黎共上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
商品交换的发展，使参与交换的人口数量也不断增多。不仅经济发达区域的一些民族参与交换活动，就连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部落也不同程度地卷入交换关系。如地处今文山州、红河州南部至越南北部的崇魔蛮，“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自大中八年经略使苛暴，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牛马，每一头匹只许盐一斗，因此隔绝，不将牛马来”。永昌西北大雪山旁的大赕（今缅甸克钦邦坎底），“周围百余里，悉皆野蛮”。“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大雪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
商品交换的发展还表现为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南诏的内部交通较为发达。以王都阳苴咩城为中心，西出永昌可达滇西北、滇西、滇西南各地；北经威楚可到云南北部；东到拓东可转道滇东北、滇南、滇东南乃至安南等地。交通的发展为区域之间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使得南诏内部的商业贸易更为活跃。据《蛮书》记载，银生节度区的茶、丽水节度区的波罗蜜果、永昌节度区的青木香，均可以通过流通渠道到达洱海地区，为南诏大众所喜爱。
在内部商品交换发展的同时，南诏与外部区域的贸易也得以展开。南诏有数条交通线通往唐朝内地。一条为清溪关自今四川成都，南经黎、雅渡大渡河，再经越西、会理、姚安、祥云等地至大理都城；一条为石门道，自今四川宜宾，南经鲁甸、大关、曲靖、昆明等地而达大理；一条为黔中道，自今四川彭水，经瓮安、贵阳、安顺、贞丰、凌云、兴义、曲靖、昆明等地到大理；一条为邕州道，自今广西南宁西行至凌云，与黔中道合而入大理。还有通安南道，自大理往东，经今祥云、安宁、昆明、江川、曲江，再取道文山州境内入安南。通过这些交通线，南诏与唐朝展开了商品的贸易往来。
自大理往西，经腾冲北上，亦有道路通入吐蕃地区。沿这条交通线，南诏与吐蕃的商品贸易也随之展开。《蛮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说：“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博易。”
与古中南半岛国家的贸易是南诏与外部区域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蛮书》卷十记载，古中南半岛国家主要有骠国、昆仑国、水真腊国、陆真腊国等。南诏疏通了通往古中南半岛地区的路线：从今大理西行经保山至龙陵，在龙陵分为二道，一道经遮放入缅甸；另一道经腾冲、盏西、达罗基、猛拱入印度。经过这条通道，南诏与东南亚国家发生了频繁的贸易往来。如骠国，“有移信使到蛮界河赕，则以江猪、白及琉璃、罂为贸易”。
（二）城镇的发展
城镇是商品交换的重要场所，城镇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诏商品交换所达到的水平。
洱海地区是南诏的经济中心，南诏在这一地区修建的城镇，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有的城镇甚至还有“客馆”之类的设施。《蛮书》卷五载洱海地区主要的城市有阳苴咩城（今大理古城旁）、大和城（在今大理太和村）、大厘城（今大理喜洲）、龙尾城（在今下关）、邆川城（在今邓川县德源村）、白崖城（今弥渡县红岩）等。大和城，“巷陌皆垒石为之，高丈余，连延数里不断”。大厘城，“邑居人户尤众”，为南诏手工业之城。规模最大、最为繁荣的莫过于其都城阳苴咩城。《蛮书》描述道：“阳苴咩城，南诏大衙门。上重楼，左右又有阶道，高二丈余。甃以青石为磴，南北城门相对，大和往来通衢也。从楼下门行三百步至第二重门，门屋五间。两行门楼相对，各有牖，并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宅也。入第二重门，行二百余步，至第三重门。门列戟，上有重楼。入门是屏墙。又行一百余步，至大厅，阶高丈余。重屋制如蛛网，架空无柱。两边皆有门楼。下临清池。大厅后小厅，小厅后即南诏宅也。客馆在门楼外东南二里。馆前有亭，亭临方池。周围七里，水深数丈，鱼鳖悉有。”阳苴咩城布局严谨，庄重威严。整个结构分为贵族居住区、南北通衢和客馆。会馆是供过往来客及商人住宿的地方，会馆的出现，说明阳苴咩城的商品交换是十分发达的。考古专家在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发现了来自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贝币，还发现了来自于唐代的铜钱，再联系南诏受唐朝影响，也使用缯帛做流通货币的情况，可以看出，阳苴咩城既是南诏政治中心，同时还是南诏的经济中心和重要的商旅集散地。
南诏城镇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分布密集和居中的重点城镇把南诏领域分成几个大块，划分为东西南北中几个大的区域。各区域内围绕着居于核心地位的城镇，形成了或疏或密的网络。城镇既是南诏统治机构所在地，又是扼控一方的军事据点，同时还具有着商业交通枢纽、重要站口和商旅集散地的重要功能。如拓东城，既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又是整个滇池农业区的经济中心，安宁城，“盐池鞅掌，利及牂欢”，盐业兴盛，所供人群甚至远至牂州（在今贵州境内）、欢州（今越南清化）；昆明城（今盐源），有大盐池，贞元十年南诏从吐蕃手中夺取之后，即设置盐官垄断煮盐业，昆明城遂成为南诏重要的盐业基地和食盐交易市场。永昌城，有“南通北海，西近大秦”的对外商业交通优势，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商业集散地，银生城，“又南有婆罗门、波斯、阇婆、勃泥、昆仑数种外道。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是面向东南半岛古国的重要商品中转站。
（三）多种货币的流通
据林文勋教授考证，南诏境内流通的货币主要有贝币、缯帛，其次还有盐币和黄金。
南诏流通贝币，是受同时期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海贝市场的影响。随着南诏对外贸易的发展，海贝作为一种参与交换的重要商品，沿着商道被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南诏使用外来的海贝做货币，首先是因为，那时云南普遍用贝做装饰品等用途，社会上对贝有着很大的需求，而正好贝又非云南本地所产。这样，就使得贝显得极为难得和贵重，从而具有广泛的社会需求性和一定的价值；其次，从海贝的自然特性讲，它体积小，重量轻，便于大量携带，而且质地坚硬，极耐磨损，可在一次又一次的商品交换中重复投入使用；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唐代云南的商品交换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总的来看，这种发展还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主要表现就是商品交易还较为分散和零碎，交换的总量并不是很高。而海贝相对其他贵重物品来说，价值小，正好与交易的零碎性相适应，最能够表现当时的商品交换关系。这一点是云南长期使用贝币的根本原因所在。”南诏的贝币有一定的单位和制度，《新唐书·南诏传》说：“以缯帛及贝市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
近年在滇西的腾冲、下关、大理、洱源、宾川、剑川、鹤庆等地也先后出土了不少的海贝，在曲靖市珠街乡八塔台村的古墓中发掘一批唐代晚期至明初的贝币。经有关专家鉴定，这种贝并非云南本土所产，而是同云南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的海贝一样，产于印度洋及西太平洋沿岸地区。其中，较多的是产于印度洋的马尔代夫群岛一带和环印度洋的东南亚国家的濒海区域。联系缯帛、盐、黄金主要流通于边远民族地区和海贝是沿西南丝绸之路输入云南这两方面的情况，林教授推定，唐代云南的贝币主要流通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带以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经济较为发达的几个区域，诸如洱海区域、滇池区域、滇东北曲靖坝子等。从整个云南的地理范围看，贝币的流通和分布从滇西南到滇西、滇中再到滇东北，沿交通干线呈长条带状态势。
缯帛是南诏最为重要的商品，同时又是一种货币。《蛮书》卷八《蛮夷风俗》说：“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罽、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值若干幂。”《蛮书》又载：“帛曰幂，汉四尺五寸也。”从上述记载可知：缯帛的货币单位叫“幂”，一个计量单位的缯帛约长133.2厘米。“据樊绰《蛮书》卷四《名类》部分的记载，当时，云南境内的施蛮、顺蛮、望蛮外喻部落、栗粟两姓蛮、雷蛮、梦蛮以及茫蛮部落等少数民族普遍使用红、白、黑缯帛缠髻、为衣；缯帛在那里有着广泛的使用和很大的需求。因此，这些少数民族部落分布的地区当是唐代云南使用缯帛做货币的主要区域。从地理范围上来看，这些地区分布在南方丝绸之路的重镇永昌城（今保山市）的北部、西北及东南部。也就是说，南诏时期缯帛这种货币的主要流通区域就是在今丽江地区、大理州的西北部、保山地区的东南部、临沧地区的西北部等。”
南诏有关于盐币的记载。樊绰《蛮书》卷七载：“蛮法煮盐，咸有法令。颗盐每颗约一两二两，有交易即以颗计之。”由此可看出：第一，盐既是南诏的重要商品，同时也是当时流通的一种重要货币；第二，盐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时，以“颗”计算商品的价值。每颗盐币重约一两、二两不等。“关于盐币流通的区域，应结合元明清时期盐币流通的区域和唐代云南的食盐产地这两点来分析。根据多种地方志的记载，元明清三代云南流通盐币的地区主要有武定府、镇源府、楚雄府、元江府、广西府、临安府等，即今武定、楚雄一带和元江、蒙自、开远、通海片区以及师宗、罗平区域。从社会经济发展的传承性和连续性的角度推测，这些地区唐代当也通行盐币。就唐代云南的盐产地来看，当时，在今安宁、楚雄、大姚、盐源、剑川、兰坪、丽江、盐津、打罗、拖角、镇源、景谷、普洱等地，食盐的生产和交换都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考虑贝币流通的加强会对盐币形成排挤这一因素，因此推测，唐代流通盐币的区域远比元明清三代要广泛；想必是在这些主要盐产区和食盐交换活跃的地区，都曾使用过食盐作为货币。”
黄金在南诏也曾起过货币作用。《蛮书》卷六在记述南诏重要城镇银生城（今景洪）时说：“银生城在扑赕之南，……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这是关于唐代用黄金做货币的典型记载。“黄金做为货币流通的主要区域应该是今西双版纳、德宏州一带。”需要明确的是，“唐代云南的黄金货币在本质上，它与贝币、盐币、缯帛等一样，同属于实物货币，而非贵金属意义上的货币。”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各地高低不一，一种货币很难流通于比它所适应的经济发展水平或高或低的地区，各地只能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本地区商品交换及发展水平的货币，于是，就形成了多种货币并存流通的局面。”不同实物货币在不同地区的流通，反映出地区间社会产生力的差异和交换水平的高低。例如，海贝作为货币的出现，是这一地区生产力发展并产生对外贸易要求的结果，海贝的耐磨性，适应于这一地区交换频繁的情况，虽然海贝体积小便于零散交换，而重量轻，便于大量携带的特点，也使较大规模的交换成为可能。缯帛原为满足生活需要的商品，缯帛与海贝相比，体积大，厚重，极不便于携带，并且容易损坏和难以分割，以缯帛作为货币，适应了这一地区商品交换周期缓慢、交换规模有限的情况。
南诏商品交换的发展是十分显著的，但对其所达到的水平不能高估。因为，南诏虽然在交换关系的主体、客体以及交换关系的场所、空间范围、交换手段等方面都有不小的进步与发展，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各民族、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南诏商品交换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多种实物货币在南诏不同地区流通的情形，所反映出的，正是南诏商品交换水平不均衡，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性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