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
南诏的历史几乎与唐王朝相始终，在二百余年的发展进程中，政治问题成为影响双边关系的主要因素，并决定了双方政治交往的方式与途径。在南诏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唐王朝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吐蕃势力的介入、双方政治势力的消长等因素的影响，南诏与唐朝之间存在不同的政治趋向，从而使双边政治关系出现了复杂多变的情形。
（一）南诏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性质
1.唐初南诏与唐朝的政治隶属关系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空前的统一时期，公元618年建立的唐王朝，不仅恢复了两汉疆域的统一，而且超出了两汉统一的空间范围，把更多的民族群体纳入其统治的范围之内，造成一个更大的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新兴的唐王朝善于汲取前朝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唐高祖在《命行人镇抚外藩诏》里就说道：“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在乎。”《全唐文》卷一。表明“羁縻”“怀柔”是唐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核心，谋求的是边境的稳定与民族的安宁。这与前朝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有明显的不同。唐太宗的民族观更为开明，曾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对自古以来“贵中华、贱夷狄”传统思想进行了否定，这与唐朝皇室具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有一定的关系唐高祖的母亲独孤氏、皇后窦氏以及唐太宗长孙皇后皆为鲜卑人。所以唐太宗主张“以德治夷”，能以平等的角度看待少数民族。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朝前期形成了“四夷宾服”的民族大统一景象。在北方地区，唐朝积极经营东西突厥，较好地处理了长期困扰中原地区的突厥问题，唐太宗被西域、北疆各族君长尊为各族共同的大首领“天可汗”；在南方则与百越诸族关系和睦，以至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的民族团结盛况。在西南地区，通过羁縻州县的设置，西南地区纳入到统一王朝的版图之内，各民族也纷纷加入到了民族统一的历史潮流。南诏第一代诏主细奴逻也数次遣使朝贡，与唐朝建立起了政治关系。
唐朝的羁縻府州通常是沿袭各民族上层的辖境设治，大者为州，小者为县，以各部落贵族充当刺史、县令，可世袭，隶属国家职官系统。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封赐细奴逻为巍州刺史。此后，南诏几代诏主都与唐保持政治隶属关系，逻盛于武后时期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赐锦袍金带、缯綵数百匹，归本国”，皮逻阁则被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壸州刺史，赐名归义”。这一时期，南诏主领得唐朝授予的官秩，是隶属于唐朝封建国家的地方官员。
公元7世纪后期，吐蕃南下与唐朝争夺洱海地区，林旅芝先生说：“唐因吐蕃强盛，迭次进侵边塞，唐军多非其敌，而南中形势又告危急，于是便饥不择食，尽力扶助南诏，使其统一西南，合力对付吐蕃。唐之支持南诏旨在能解除一时之困境，绝不顾及将来之后果。”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皮罗阁并五诏、逐河蛮，据云南郡故地，南诏势力已经坐大。“戎功若此，朝宠宜加”，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与其说这是唐朝对南诏的奖励，更不如说是对南诏的政治笼络。
云南王的册封，南诏已然不可同昔日的“刺史”相类，虽然政治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南诏隶属于唐朝的政治性质并未改变，从行政实质上看皮罗阁仍然还是受命于唐朝姚州都督府和云南郡太守的地方大员，南诏的领地和居民“俱属国家”，是唐统一王朝版图的一部分。
2.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发展为国家
唐朝驱逐吐蕃，取得洱海地区的胜利之际，正是唐玄宗执政、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鼎盛时期。唐玄宗自恃国力雄厚、军队强盛，“有吞四夷之志”。加强了边镇节度的军备，并不断挑起边境的战争。在北方和东北，唐朝主动展开与吐蕃、契丹、奚等民族的战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玄宗时期，唐朝对四周少数民族的政策已经有了变化。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玄宗以“西戎摧殄，北虏归降，南蛮东夷，咸来稽颡，亦可谓四海无事，万里廓清”，下诏“减戍息人”殊不知西南地区新的矛盾斗争正在悄悄展开。史言唐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之不悟也。”李林甫口蜜腹剑、阴险奸诈，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拜相，十九年之后，又是杨国忠擅权。这一时期是唐朝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的黑暗时期。南诏与唐朝矛盾的爆发，正发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旧唐书》载：“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随着势力的扩大，南诏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膨胀。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往往导致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当某个地区、某个民族中的经济文化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时，就会要求政治上的重新平衡，由此产生封建中央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造成统一国家的分裂。南诏分裂的原因正在于此。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南诏兼并东方爨区后，唐朝开始对南诏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以张虔陀事件为导火索，南诏与唐朝之间兵戈相见，在杨国忠的操纵下，天宝之战爆发，三次恶战后南诏脱离了唐朝的控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可以说，天宝之战既与唐玄宗武力开边的征服欲望有关，同时又是以杨国忠为首的一群政治腐败分子邀功掩过、不惜破坏民族团结、挑起民族纷争的恶果。
天宝之战后，南诏脱离唐朝的统治建立国家。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述的观点，国家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形态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有国民”，即按照地缘而不是血缘来划分国民，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特别是阶级武装的建立。南诏以十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行集权统治，又依地缘关系设八节度、二都督统治洱海地区以外的各民族，建立起了职官组织系统，并且还建立了军队，有相对完善的军事制度，说明它已经进入到国家的发展阶段，新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关系已经形成了。马克思曾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的道德化》，贡赋和捐税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南诏国家意识的经济体现。此外，多项物质文明要素的集中出现或共同出现，只能够产生于国家社会，这已为世界古代文明史所充分证实。国家形式的政治组织结构可对物质文明要素的产生提供社会文化环境和背景，南诏城镇、大型石雕、大型宗教礼仪建筑如崇圣寺三塔等物质文化成果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如果再结合居民、领土等要素来考察，南诏的国家要素更为清晰可见。有研究还指出，南诏的国家形态是处于一种“有边陲而无国界”的发展状态。“边陲”是指其国家的边远地区（不必与另一国家毗邻），中心区的政治权威会波及或者只是脆弱地控制着这些地区。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南诏作为古代国家在领土方面所具有的一般性特点。古代国家的边界在某些情况下是不断变化和模糊的，这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力量的消长有很大关系，因此，对大多数古代国家国界或边界的描述，往往采用“边境”、“边疆”之类的词语。只有在现代国家的语境里，才有严格的国家地理界线。
天宝之战后国家的建立是南诏必然的政治选择。政治权威的认同，实质上就是从人类权力纷立的状态中，获得一种高度的权威力量来保护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在南诏初期，由于唐朝所采取的维护少数民族民族利益的政策，在与内地唐朝存在巨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差异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通过政治上的归属来获取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一种必然选择。与唐朝关系破裂后，面对吐蕃潜在的威胁，“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南诏正是以建立国家政权的形式，获取高度的权威力量，以应对来自唐朝、吐蕃的侵犯。
可以说，南诏国的出现是应对唐朝、吐蕃政治压力的结果，是借助外力催生的产物，这就使南诏这一暴力机器具有原始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诸多痕迹，比如，境内部落组织的存在，脱胎于原始公共权力组织的政治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制度，均表现了南诏国家形态的不完备性。但南诏与吐蕃一样，都是以国家形态存在于唐朝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治实体，对此持否定的观点有违历史事实。
南诏国的出现是西南地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迂回前进的体现。南诏的独立虽然造成了唐代西南边境的分裂，但放眼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南诏对西南地区领土和民族的统一，又超越了秦汉至唐以来任何王朝，为西南地区最终从整体上纳入中国统一王朝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看，南诏的历史贡献是应当肯定的。
3.贞元会盟之后南诏与唐朝的政治藩属关系
贞元会盟是南诏与唐朝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南诏与唐朝又恢复了政治臣属关系，但与从前不同的是，南诏此时已然具有了国家的政治形态，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决定了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不可能复原至“云南王”时期。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与唐朝苍洱盟誓，盟文云：“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祇共罚。……”从盟文内容来看，有以下意思：其一，南诏在政治上与吐蕃决裂，与唐朝保持一致；其二，南诏与唐朝各有疆土，双方互不侵犯；其三，遭遇灾祸时，唐朝有对南诏救恤的义务。由此可见，贞元会盟既是唐朝对南诏国既有政治势力的承认，同时也是南诏以藩属国身份臣从属于唐朝的政治宣言。作为藩属国，南诏不仅要以朝贡、纳质的形式向唐朝表示政治上的服从，更重要是的要与唐朝保持相同的政治立场。唐朝则以册封新王、吊祭故王的形式表示对南诏政治上的领导。唐朝还负有经济救助的义务，但对南诏内部事务不予干涉。
南诏与唐朝建立起的政治臣服关系，与唐朝初期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唐初南诏王是隶属于唐朝封建管理体系的地方官员，虽拥有部众和势力范围，但总的来说“俱属国家”，唐朝的政策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深入，如南诏控诉张虔数条劣迹，其中就有“倍税军粮，征求无度”，说明南诏对姚州都督府还是有赋税义务的。贞元会盟之后，南诏国家政治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对唐朝也没有赋税的义务。但是，南诏王的册封要从形式上经过唐朝中央的认可，也足以说明南诏臣服于唐朝的历史本质，从政治从属关系来讲南诏及其领地还是归属于唐统一王朝的版图。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既有唐初的和睦友好，又有天宝年间的兵戈相向，还有贞元会盟后的亲密融洽。促成贞元会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的政治回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南诏虽叛，但对唐朝表现出来的政治趋向仍是十分鲜明。首先，面对张虔陀制造的种种压制措施，南诏采取的是隐忍的态度，继续保持着与唐朝交好的意愿，并寄希望于唐朝封建中央的干涉，“驰表上陈，缕申冤枉”，但在唐朝错误政策的指导下，战争终于爆发。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讨伐南诏。南诏此时仍不愿与唐朝封建中央公开对垒，派使臣请求罢兵，“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府城复置，幸容自新”。说明南诏是不愿意与唐朝分裂的。南诏独立建国后，在思想上仍表现出奉唐朝正朔的意愿。天宝之战后，阁罗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大礼。”下令把唐朝将士的尸骸祭而葬之，“以存旧恩”。南诏赞普钟十五年（公元766年），阁罗凤于太和城立《南诏德化碑》，表明不得已叛唐的原因，这正说明在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发展差异条件下，南诏统治者深知在发展方面与唐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希望后代能修复双边关系，与唐朝重修旧好。
南诏的独立意味着南诏与唐朝政治关系的中断，但南诏与内地文化上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南诏的文化建设基本上是在内地汉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不仅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制度体系提供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借鉴，同时也为从王室到平民的儒学意识提供了吸收和沉淀的基础。从南诏的政治制来看，六曹和节度都督区的设置，基本取法于唐朝，甚至是对唐朝政治文化某种程度的移植，从本质上说南诏政治文化是从属于汉文化体系的。
南诏崇尚儒学，这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在南诏得到了有利的社会生存环境。南诏统治者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有极强的认同感。儒家主张人治，他们把政治视为道德的延伸和外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做是道德感化过程，并把儒家所提倡的礼、忠、信等视为道德的标准。南诏前期阁罗凤所立的《南诏德化碑》，就以“德化”为名，以德为评是非、辨内外，斥奸佞、赞南诏的标尺，通篇洋溢着极强的儒学思想。在南诏统治者的思想深处，儒家的“礼义”规范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处理唐朝关系的一种准则。南诏先祖历史上与唐朝形成的君臣关系，一直在“礼”的范畴里作用于南诏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并对南诏归化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阁罗凤即声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表示对君臣之礼的承认，并为修复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埋下伏笔。异牟寻更是在“中国尚礼义”的文化感召下回归唐朝，并公开表明愿“深思祖考”，“子子孙孙永为唐臣”。
这充分说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起到了极强的调和、整饬作用，在政治矛盾表象下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文化，始终成为维系西南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内在动力。从南诏的独立到回归可以看出，就前进的趋势而言，分而不裂并最终归于融合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4.世隆之后南诏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的企图
贞元会盟后的六十余年内，唐朝恢复了对西南地区的政治所有权。南诏则在解除了吐蕃的军事威胁之后，再次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机遇。
南诏一直以藩属国的形式与唐朝保持着政治联系，而唐朝也极为谨慎地维护着双方的关系，在边地问题上甚至显得十分退让。例如，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王嵯巅借口剑南西川节度杜元颖不恤军士，无理兴兵侵扰西川，先后陷巂（州驻今西昌）、戎（州驻今宜宾）、邛（州驻今邛崃）三州，然后兵入成都，在成都西城驻兵十天，安抚百姓，不行劫掠，但退兵时却大肆掠夺，“自成都以南，越以北，八百里间，民畜为空。”给川西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但唐文宗最后却“恕嵯巅”平息事态，没有把矛盾进一步扩大。
这是因为，开元、天宝间唐朝与四周少数民族之间战争的失利，使唐朝的民族政策，与玄宗前期有了较大的不同。
唐朝重臣杜佑在《通典》里曾论治边政策：“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夫持盈固难，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我国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勳伐。西垂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当事者溃之势岂右量耶！前事之元龟，足为殷鉴者矣。”
这一观点在唐朝中后期统治集团中颇具代表性。杜佑继承秦汉以来传统的治边观点，认为对待四周少数民族应该采取守势而不宜主动用兵，并以唐朝与南诏天宝战争，以及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战争的失利为例，反对穷兵黩武。从唐太宗的“四海一家”到唐玄宗的“开边黩武”，再到后期的“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唐朝最后“退到了保境为安、以消弭四域烽火为满足的状态”，对少数民族的经营以“防备”为主，初唐时期锐意进取的朝气基本消失殆尽。
正在南诏势力向上发展的时期，唐朝势力却每况愈下。唐朝晚期，藩镇割据之风愈演愈烈，内政腐败，“官乱人贫”，衰败不堪。面对日益衰落的大唐王朝，处于发展上升状态的南诏产生了更高的政治要求。蒙氏乌蛮贵族虽奉唐朝为正朔，但对内又以王者自居，寻阁劝继位之后，“自称骠信”，以皇帝自居。公元859年，唐朝以世隆“名近玄宗讳”为由，“遂不行册礼”，导致了唐、诏关系的恶化。世隆复称“骠信”，国号大礼，断绝了与唐朝的关系，双方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战争之中。
在双方关系破裂后，世隆的民族主义思想急剧膨胀，对内对外均以皇帝自居，“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世隆）不肯拜，使者遂绝”。唐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南诏清平官董成等人至成都见西川节度使李福。按陈礼，南诏使者必须有跪拜之礼，但董成等却傲慢地说：“骠信已应天顺人，我见节度使者当抗礼。”
隆舜即位后，战争停息，“遣清平官赵宗政、质子三十入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由藩属之国而兄弟之国或舅甥之国，体现了南诏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的企图。公元879年，唐摄节度使巡官徐云虔出使南诏，隆舜派人对徐云虔说：“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对此，唐朝摄节度巡官徐云虔答道：“骠信既欲为弟、为甥，骠信景庄之子，景庄岂无兄弟，于骠信为诸父。骠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况弟与甥乎！且骠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骠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宗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面对徐云虔充满礼义思想的辩驳，南诏竟无言以对，相反还对徐云虔一行给予了热情的招待。这说明，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南诏并不否认历史上所形成的唐诏关系，尽管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修复至从前，但在儒学层面上对双方关系实质的认识，是较为一致的。
此后，南诏一直没有奉表称贡，南诏的要求也遭到了唐朝的拒绝而没有成为现实。南诏末期，唐朝与南诏都陷入了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摇摇欲坠。公元883年，虽然南诏与唐朝最终进行了一次和亲，但对双方关系之短长，均已无力顾及。公元10世纪初，南诏与唐朝相继灭亡。
（二）南诏与唐朝的经济交流
1.朝贡与赏赐
南诏与唐朝共生共存了二百五十余年间，有一百四十余年与唐朝保持了友好关系。朝贡与赏赐这一封建社会特有的政治交往形式，不仅对维护唐朝与南诏的政治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在和平时期成为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方式。
朝贡是以贡品作为载体表达南诏与唐朝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赏赐则是唐王朝对贡者政治态度的物质回报。从经济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物物交换。南诏所贡物品，据《蛮书》卷十载，有“铎鞘、浪川剑、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白纺丝、象牙、犀角、越赕马、统备甲马、并甲金文，皆方土所贵之物。”韦齐休《云南行记》载：“南诏遣使致南国诸果，有椰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九七二卷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24年）四月，……西南蛮大酋蒙归义遣使献麝香、牛黄。……（贞元）十一年九月，南诏异牟寻遣使献马六十匹。”从记载来看，除铎鞘和浪剑是南诏著名的手工制品，南诏其余的贡品，也只是一些自然的物产和畜牧产品。这与南诏所处的经济发展状态是相符合的。在南诏境内的民族，从经济文化的类型来分，有农耕经济、畜牧经济、采集狩猎经济三种类型。除滇西洱海地区和滇中滇池地区外，其余地区普遍没有发展起农耕经济。因此，与畜牧经济、采集狩猎经济相对应的畜牧产品和自然物产就成为了“方土所贵之物”。
唐朝作为农业文明大国，其赏赐的物品，往往代表了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程度。《蛮书》卷三载：“当天后时，逻盛入朝……，赐锦袍金带，缯彩数百疋，归本国。”《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载开元二十二年，唐朝赐蒙归义“绢二千匹、杂彩二百匹、衣一副以酬之。”《唐会要》卷九九载：“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正月，上御龙德殿，入对朝贺正南诏酋赵莫三十七人，赐官告，并金彩银器、金银带、衣服等有差。”可见，唐朝所赐之物，以缯帛、金银手工制品为主要。其中，缯帛是最受南诏欢迎的内地物品，甚至充当了南诏国内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蛮书》卷八即载：“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当然，朝贡与赏赐的物品是无法从商品价值的角度加以评价的。但在商品经济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南诏社会，这一方式却不失为南诏与唐朝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应该说明的是，由于这种交换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以及所针对人群的特定性，在交换品种和交换数量上均是有限的。
2.战争掠夺
战争掠夺是南诏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方式。由于南诏与唐朝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使南诏对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的需求尤为迫切。掠夺战争成为了南诏获取唐朝生产技术和物质财富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在南诏与唐朝政治关系破裂的一百余年间，与唐朝正常的经济交流渠道受阻塞，战争又成为经济交流最重要的方式。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南诏与吐蕃联合出兵，越过金沙江进攻唐朝的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越巂被攻克后，南诏大掠而归，“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
公元829年11月，南诏以西川节度杜元颖克扣士兵衣粮、致使士兵偷盗南诏边境为由，劝丰佑遣弄王嵯巅率兵攻西川，在成都西城驻兵十天，安抚百姓，不行劫掠，将还，“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
公元861年，南诏进攻邕州，据二十余日大掠而退，致邕州“城邑居人十不存一”。
公元865年南诏犯西川，“掠工匠玉帛以归”。公元874年，南诏再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崃关，“掠工匠、玉帛、男女、金银而归”此二条史料，一般史书未言及，这里所述据元代张宗道之《记古滇记》。
战争作为一种单向的经济交流方式，其实就是南诏对唐朝实施的经济上的掠夺。从上述记录可见，南诏对掠夺对象是有选择的，工匠拥有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自然为南诏掠夺重点；人口为南诏发展奴隶制度之所需，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源；玉帛、金银、牛羊则是满足南诏贵族生活享受的物质财富。
3.民间商业活动
唐朝与南诏之间有数条交通路线，一为清溪关道，从成都经黎、雅渡大渡河，再经今会理、姚安、祥云至大理；一为石门关道，从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曲靖、昆明至大理；一为黔中道，自今四川彭水经贵阳、安顺、贞丰、凌云、兴义、曲靖、昆明至大理，邕州道则自今广西南宁至凌云，并入黔中道至大理。此外还有安南道，从今越南河内经河口至大理。这数条交通路线，既打开了南诏与唐朝的交通往来，同时也是南诏与唐朝民间商业活动的通道。
商人往来于南诏各地，南诏与唐朝民间的商业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在唐朝内地，产自于南诏的“赤藤杖”深受人们喜爱。《蛮书》卷七载：“藤弥生永昌、河赕。彼处无竹根，以藤渍经数月，色赤光，彼土尚之。”白居易在《红藤杖》里描述道：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火山生远处，泸水洗来新。粗细才盈手，高低仅过身。天边望乡客，何日枉归秦？
赤藤杖是商人作为南诏的特产远销至内地，则以同种方式销往唐朝内地的，还当有不少南诏本地特产。同时，来自内地的商品也进入到南诏境内，唐朝铜钱流入南诏就证明了这种交换的存在。1976年，在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内即发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的“开元通宝”。这种铜钱直径2.45厘米，厚0.15厘米，重4克，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联系唐代云南的货币流通状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铜钱应是在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有一定的流通。
此外，在南诏与唐朝的边境，少数民族也参与了商品的交换活动。分布在今文山州、红河州南部以及越南北部的棠魔蛮，“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
（三）南诏与唐朝的文化交流
总的来说，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但与唐朝存在巨大发展差异的前提下，南诏与唐朝之间文化的交流又具有明显的倾斜性。在共同发展的二百余年之间，尽管双方的关系跌宕起伏，彼此间的政治联系甚至中断百年有余，但文化的交流却从未中断过。这既得益于唐朝以开放的姿态所进行的文化传播，又与南诏兼容并蓄的学习态度有关。
唐朝在京城设国子学，成为周边民族酋长子弟学习唐文化的场所，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在对各民族首领的赏赐中，文化典籍是重要的一部分。唐朝积极推行文化传播是有深远意义的，正如就是否赐书给吐蕃一事上，侍中裴光庭所言：“今所请诗书，随时给予，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使也。”
南诏对汉文化的学习是十分积极的。葛剑雄先生说：“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所以对其他民族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就是‘汉化’的过程。”“要进步就只有学习汉族文化，这是别无选择的道路。”在一次次的朝贡中，南诏统治者曾亲赴内地，“知中华礼乐教化”，领略了内地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南诏诸王学习汉文化者甚多，史载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常学字人之术”，异牟寻也是“颇知书，有才智”，劝丰佑更是“慕中国（文化），不肯连父名”，隆舜则好学“春秋大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南诏与内地王朝的文化交流从规模和程度上说，均超越了南诏以前西南地区任何历史时期。南诏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官方交流
南诏以云南王身份经营滇西时，就积极派遣贵族子弟到内地学习，“天子缘其勤，合六诏为一，附庸成都，名之以国，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南诏“慕唐朝礼仪威严，君臣有序，派遣蒙氏族人子弟、诸官子弟、王子六十人，入学长安三年。以后每三年入学一批，每批二十人，请长安学师授课，并习礼乐。南诏多沙金，唐室要臣贪金，喜欢南诏子弟挥霍，衡以良师受课”。
南诏方面是“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高骈《回云南牒》亦载：“云南倾者求合六诏，并为一藩，与开道途，得接邛蜀，赐书习读，降使交欢，礼待情深，招延意厚，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可见早在南诏建国前期，唐朝就通过赐书、培养南诏贵族子弟的形式，形成与南诏之间文化交流的良好态势。
异牟寻时期，随着政治友好关系的恢复，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到了高潮时期。异牟寻归唐后上书唐朝，请求以贵族子弟充质，一来表示对唐朝的忠诚，更重要的是要沿旧例开通与唐朝文化交流的途径。“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通过就学成都，唐朝为南诏培养了一个以贵族子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饱读经书、通晓儒学，熟悉唐朝诗歌文学以及典章制度，又活跃于南诏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是南诏当之无愧的社会精英。
音乐艺术的交流是南诏与唐朝官方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唐、诏关系友好的时期，音乐成为双方增进了解、促进和睦的重要媒介。《僰古通纪浅述》载：凤伽异曾“入贡宿卫，拜鸿胪寺卿”，唐玄宗“赐鼓乐一部。自此云南始有中华之乐。”除鼓乐之外，玄宗还并赐了乐伎若干。《蛮书》卷十载，异牟寻归唐后，袁滋出使南诏，见“伎乐中有老人吹笛妇人唱歌，各年近七十余。牟寻指之曰，先人归蕃来国，开元皇帝赐胡部及龟兹音各两部。今死亡零落尽，只余此二人在国”。
以音乐为载体，南诏与唐朝又掀起了文化交流的另一个高潮。“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气势庞大的《南诏奉圣乐》在长安引起了轰动，人们被宏大的乐舞规模、奇异的服饰、美妙的音乐、原生态的歌声和独特的民族特色所吸引，唐德宗阅于麟德殿，又令宫乐工舞女学习模仿学习，常在宫中演奏。《南诏奉圣乐》以乐舞的形式表达了西南各族人民对大唐王朝的尊重，是文化交融、民族和睦的历史见证。
2.民间交流
内地人口以经商、逃罪、避难等原因进入南诏，对汉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具有促进作用。
唐代由唐朝内地通往南诏的交通路线主要有清溪关道、石门关道、黔中道、安南道。这些路线既是交通之路，又是经济文化之路。早在唐代初期，洱海地区的白蛮就已经“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深受汉文化影响，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后，与交通沿线的白蛮发生融合，成为近代白族的重要来源之一。武后临朝时期，姚州都督府已成为汉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现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滑游客，不可胜数”。应该说，南诏时期汉族人口一直以种种原因不断流入西南，使汉族的思想、礼仪、习俗，甚至生产技术在南诏得以传播，进而使以白蛮为主的南诏诸族在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杜光庭。有关杜光庭的事迹《明一统志》、正德《蛮书》、万历《云南通志》、《滇史》等地方史志均有记载，各本略有出入，明清史志《鸡足山志》卷六记载最详：“杜光庭，青城人，以学士谪蜀，非唐御史也。光庭得因安南经略使王式愿请赎使滇，许之。迨光庭至滇，因事未果，光庭遂决志南中，曰：‘得以文学变化蛮俗，俾知王教，吾愿足矣！’遂闻于南诏王，广集生徒。”
尽管有关杜氏的身份、流寓原因、在滇事迹歧说颇多，但杜氏以文章教南诏之民是各书中最为一致的地方，视其为唐代以来流寓南诏，并在民间从事汉文化教育的汉族学士代表，亦为允当。
3.战争促成的交流
战争的目的不是文化交流，但战争客观上却促成了文化交流的发生。
天宝战争期间，“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回”。唐军虽伤亡惨重，但“绝大部分成了俘虏，在滇西落了户，最终加入了洱海地区的白蛮之中。后来李宓居然成了洱海地区白族中的本主，就是由于加入了白族的那些汉族军队后裔尊李宓为本主的缘故”。这些落籍的汉族士兵，促成了洱海地区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南诏著名的清平官郑回，原为唐巂州西泸县令，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南诏攻巂州时被俘，阁罗凤爱其才能，南诏凤伽异、异牟寻、寻梦凑（阁劝）三代国王均以其为师，南诏的各种制度多是其为之策划，对唐朝与南诏的文化交流可谓贡献斐然。
在唐、诏关系交恶的时期，正常的文化交流途径被关闭，南诏甚至采取了战争的形式，多次从内地掳掠文化典籍和具有专业技术才能的工匠，为南诏文化的发展提供补给。南诏中期末至晚期数犯西川，不仅掠金宝、人口，还有选择地掠夺工匠、典籍，特别是公元829年寇成都之后，“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掳掠人数之多世所罕见，尤其是这些有技术才能的工匠，对南诏物质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南诏的纺织业一直落后于唐朝，自掠西川后，“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
（一）南诏与唐朝政治关系的性质
1.唐初南诏与唐朝的政治隶属关系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空前的统一时期，公元618年建立的唐王朝，不仅恢复了两汉疆域的统一，而且超出了两汉统一的空间范围，把更多的民族群体纳入其统治的范围之内，造成一个更大的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新兴的唐王朝善于汲取前朝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充分意识到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唐高祖在《命行人镇抚外藩诏》里就说道：“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怀柔远人，义在羁縻，……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于是在乎。”《全唐文》卷一。表明“羁縻”“怀柔”是唐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核心，谋求的是边境的稳定与民族的安宁。这与前朝帝王“好招来绝域，以求服远之名”有明显的不同。唐太宗的民族观更为开明，曾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对自古以来“贵中华、贱夷狄”传统思想进行了否定，这与唐朝皇室具有北方少数民族血统有一定的关系唐高祖的母亲独孤氏、皇后窦氏以及唐太宗长孙皇后皆为鲜卑人。所以唐太宗主张“以德治夷”，能以平等的角度看待少数民族。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唐朝前期形成了“四夷宾服”的民族大统一景象。在北方地区，唐朝积极经营东西突厥，较好地处理了长期困扰中原地区的突厥问题，唐太宗被西域、北疆各族君长尊为各族共同的大首领“天可汗”；在南方则与百越诸族关系和睦，以至出现了“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的民族团结盛况。在西南地区，通过羁縻州县的设置，西南地区纳入到统一王朝的版图之内，各民族也纷纷加入到了民族统一的历史潮流。南诏第一代诏主细奴逻也数次遣使朝贡，与唐朝建立起了政治关系。
唐朝的羁縻府州通常是沿袭各民族上层的辖境设治，大者为州，小者为县，以各部落贵族充当刺史、县令，可世袭，隶属国家职官系统。高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封赐细奴逻为巍州刺史。此后，南诏几代诏主都与唐保持政治隶属关系，逻盛于武后时期向唐朝入贡，“大蒙恩奖，赐锦袍金带、缯綵数百匹，归本国”，皮逻阁则被朝廷“授特进台登郡王，知沙壸州刺史，赐名归义”。这一时期，南诏主领得唐朝授予的官秩，是隶属于唐朝封建国家的地方官员。
公元7世纪后期，吐蕃南下与唐朝争夺洱海地区，林旅芝先生说：“唐因吐蕃强盛，迭次进侵边塞，唐军多非其敌，而南中形势又告危急，于是便饥不择食，尽力扶助南诏，使其统一西南，合力对付吐蕃。唐之支持南诏旨在能解除一时之困境，绝不顾及将来之后果。”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皮罗阁并五诏、逐河蛮，据云南郡故地，南诏势力已经坐大。“戎功若此，朝宠宜加”，唐朝封皮罗阁为云南王，与其说这是唐朝对南诏的奖励，更不如说是对南诏的政治笼络。
云南王的册封，南诏已然不可同昔日的“刺史”相类，虽然政治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南诏隶属于唐朝的政治性质并未改变，从行政实质上看皮罗阁仍然还是受命于唐朝姚州都督府和云南郡太守的地方大员，南诏的领地和居民“俱属国家”，是唐统一王朝版图的一部分。
2.天宝战争之后南诏发展为国家
唐朝驱逐吐蕃，取得洱海地区的胜利之际，正是唐玄宗执政、唐朝处于开元盛世的鼎盛时期。唐玄宗自恃国力雄厚、军队强盛，“有吞四夷之志”。加强了边镇节度的军备，并不断挑起边境的战争。在北方和东北，唐朝主动展开与吐蕃、契丹、奚等民族的战争，“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玄宗时期，唐朝对四周少数民族的政策已经有了变化。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玄宗以“西戎摧殄，北虏归降，南蛮东夷，咸来稽颡，亦可谓四海无事，万里廓清”，下诏“减戍息人”殊不知西南地区新的矛盾斗争正在悄悄展开。史言唐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之不悟也。”李林甫口蜜腹剑、阴险奸诈，于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拜相，十九年之后，又是杨国忠擅权。这一时期是唐朝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的黑暗时期。南诏与唐朝矛盾的爆发，正发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旧唐书》载：“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随着势力的扩大，南诏民族主义思想开始膨胀。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往往导致民族之间的矛盾与纷争。当某个地区、某个民族中的经济文化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时，就会要求政治上的重新平衡，由此产生封建中央与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如果这种矛盾处理不好，就会造成统一国家的分裂。南诏分裂的原因正在于此。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南诏兼并东方爨区后，唐朝开始对南诏采取了种种压制措施。以张虔陀事件为导火索，南诏与唐朝之间兵戈相见，在杨国忠的操纵下，天宝之战爆发，三次恶战后南诏脱离了唐朝的控制，建立了独立的国家。可以说，天宝之战既与唐玄宗武力开边的征服欲望有关，同时又是以杨国忠为首的一群政治腐败分子邀功掩过、不惜破坏民族团结、挑起民族纷争的恶果。
天宝之战后，南诏脱离唐朝的统治建立国家。按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阐述的观点，国家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形态的特点有两点：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有国民”，即按照地缘而不是血缘来划分国民，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特别是阶级武装的建立。南诏以十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进行集权统治，又依地缘关系设八节度、二都督统治洱海地区以外的各民族，建立起了职官组织系统，并且还建立了军队，有相对完善的军事制度，说明它已经进入到国家的发展阶段，新的统治秩序和统治关系已经形成了。马克思曾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的道德化》，贡赋和捐税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南诏国家意识的经济体现。此外，多项物质文明要素的集中出现或共同出现，只能够产生于国家社会，这已为世界古代文明史所充分证实。国家形式的政治组织结构可对物质文明要素的产生提供社会文化环境和背景，南诏城镇、大型石雕、大型宗教礼仪建筑如崇圣寺三塔等物质文化成果的出现，正说明了这一问题。
如果再结合居民、领土等要素来考察，南诏的国家要素更为清晰可见。有研究还指出，南诏的国家形态是处于一种“有边陲而无国界”的发展状态。“边陲”是指其国家的边远地区（不必与另一国家毗邻），中心区的政治权威会波及或者只是脆弱地控制着这些地区。这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南诏作为古代国家在领土方面所具有的一般性特点。古代国家的边界在某些情况下是不断变化和模糊的，这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力量的消长有很大关系，因此，对大多数古代国家国界或边界的描述，往往采用“边境”、“边疆”之类的词语。只有在现代国家的语境里，才有严格的国家地理界线。
天宝之战后国家的建立是南诏必然的政治选择。政治权威的认同，实质上就是从人类权力纷立的状态中，获得一种高度的权威力量来保护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在南诏初期，由于唐朝所采取的维护少数民族民族利益的政策，在与内地唐朝存在巨大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差异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通过政治上的归属来获取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是一种必然选择。与唐朝关系破裂后，面对吐蕃潜在的威胁，“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南诏正是以建立国家政权的形式，获取高度的权威力量，以应对来自唐朝、吐蕃的侵犯。
可以说，南诏国的出现是应对唐朝、吐蕃政治压力的结果，是借助外力催生的产物，这就使南诏这一暴力机器具有原始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诸多痕迹，比如，境内部落组织的存在，脱胎于原始公共权力组织的政治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制度，均表现了南诏国家形态的不完备性。但南诏与吐蕃一样，都是以国家形态存在于唐朝边境的少数民族政治实体，对此持否定的观点有违历史事实。
南诏国的出现是西南地区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发展进程中迂回前进的体现。南诏的独立虽然造成了唐代西南边境的分裂，但放眼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来看，南诏对西南地区领土和民族的统一，又超越了秦汉至唐以来任何王朝，为西南地区最终从整体上纳入中国统一王朝奠定了基础。从这一点看，南诏的历史贡献是应当肯定的。
3.贞元会盟之后南诏与唐朝的政治藩属关系
贞元会盟是南诏与唐朝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南诏与唐朝又恢复了政治臣属关系，但与从前不同的是，南诏此时已然具有了国家的政治形态，这样一个既成事实，决定了南诏与唐朝的关系不可能复原至“云南王”时期。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南诏与唐朝苍洱盟誓，盟文云：“牟寻与清平官洪骠利时，大军将段盛等全部落归附汉朝。山河两利，……如会盟之后发起二心，及与吐蕃私相会合，或辄窥侵汉界田地，即愿天地神祇共降灾罚，……如蒙汉与通和之后，有起异心，窥图牟寻所管疆土，侵害百姓，致使部落不安，及有患难，不赐救恤，亦请准此誓文，神祇共罚。……”从盟文内容来看，有以下意思：其一，南诏在政治上与吐蕃决裂，与唐朝保持一致；其二，南诏与唐朝各有疆土，双方互不侵犯；其三，遭遇灾祸时，唐朝有对南诏救恤的义务。由此可见，贞元会盟既是唐朝对南诏国既有政治势力的承认，同时也是南诏以藩属国身份臣从属于唐朝的政治宣言。作为藩属国，南诏不仅要以朝贡、纳质的形式向唐朝表示政治上的服从，更重要是的要与唐朝保持相同的政治立场。唐朝则以册封新王、吊祭故王的形式表示对南诏政治上的领导。唐朝还负有经济救助的义务，但对南诏内部事务不予干涉。
南诏与唐朝建立起的政治臣服关系，与唐朝初期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唐初南诏王是隶属于唐朝封建管理体系的地方官员，虽拥有部众和势力范围，但总的来说“俱属国家”，唐朝的政策可以有一定程度的深入，如南诏控诉张虔数条劣迹，其中就有“倍税军粮，征求无度”，说明南诏对姚州都督府还是有赋税义务的。贞元会盟之后，南诏国家政治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对唐朝也没有赋税的义务。但是，南诏王的册封要从形式上经过唐朝中央的认可，也足以说明南诏臣服于唐朝的历史本质，从政治从属关系来讲南诏及其领地还是归属于唐统一王朝的版图。
南诏与唐朝的关系，既有唐初的和睦友好，又有天宝年间的兵戈相向，还有贞元会盟后的亲密融洽。促成贞元会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的政治回归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南诏虽叛，但对唐朝表现出来的政治趋向仍是十分鲜明。首先，面对张虔陀制造的种种压制措施，南诏采取的是隐忍的态度，继续保持着与唐朝交好的意愿，并寄希望于唐朝封建中央的干涉，“驰表上陈，缕申冤枉”，但在唐朝错误政策的指导下，战争终于爆发。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唐朝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讨伐南诏。南诏此时仍不愿与唐朝封建中央公开对垒，派使臣请求罢兵，“伏乞居存见亡，在得思失，府城复置，幸容自新”。说明南诏是不愿意与唐朝分裂的。南诏独立建国后，在思想上仍表现出奉唐朝正朔的意愿。天宝之战后，阁罗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大礼。”下令把唐朝将士的尸骸祭而葬之，“以存旧恩”。南诏赞普钟十五年（公元766年），阁罗凤于太和城立《南诏德化碑》，表明不得已叛唐的原因，这正说明在与唐朝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存在巨大发展差异条件下，南诏统治者深知在发展方面与唐朝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希望后代能修复双边关系，与唐朝重修旧好。
南诏的独立意味着南诏与唐朝政治关系的中断，但南诏与内地文化上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南诏的文化建设基本上是在内地汉文化的影响下进行的，这不仅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制度体系提供了从形式到内容的借鉴，同时也为从王室到平民的儒学意识提供了吸收和沉淀的基础。从南诏的政治制来看，六曹和节度都督区的设置，基本取法于唐朝，甚至是对唐朝政治文化某种程度的移植，从本质上说南诏政治文化是从属于汉文化体系的。
南诏崇尚儒学，这使得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在南诏得到了有利的社会生存环境。南诏统治者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有极强的认同感。儒家主张人治，他们把政治视为道德的延伸和外化，把政治的实施过程看做是道德感化过程，并把儒家所提倡的礼、忠、信等视为道德的标准。南诏前期阁罗凤所立的《南诏德化碑》，就以“德化”为名，以德为评是非、辨内外，斥奸佞、赞南诏的标尺，通篇洋溢着极强的儒学思想。在南诏统治者的思想深处，儒家的“礼义”规范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处理唐朝关系的一种准则。南诏先祖历史上与唐朝形成的君臣关系，一直在“礼”的范畴里作用于南诏统治者的思想意识，并对南诏归化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阁罗凤即声称：“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表示对君臣之礼的承认，并为修复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埋下伏笔。异牟寻更是在“中国尚礼义”的文化感召下回归唐朝，并公开表明愿“深思祖考”，“子子孙孙永为唐臣”。
这充分说明，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对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起到了极强的调和、整饬作用，在政治矛盾表象下代表先进文化的汉文化，始终成为维系西南与内地、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合与统一的内在动力。从南诏的独立到回归可以看出，就前进的趋势而言，分而不裂并最终归于融合与统一，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4.世隆之后南诏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的企图
贞元会盟后的六十余年内，唐朝恢复了对西南地区的政治所有权。南诏则在解除了吐蕃的军事威胁之后，再次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机遇。
南诏一直以藩属国的形式与唐朝保持着政治联系，而唐朝也极为谨慎地维护着双方的关系，在边地问题上甚至显得十分退让。例如，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王嵯巅借口剑南西川节度杜元颖不恤军士，无理兴兵侵扰西川，先后陷巂（州驻今西昌）、戎（州驻今宜宾）、邛（州驻今邛崃）三州，然后兵入成都，在成都西城驻兵十天，安抚百姓，不行劫掠，但退兵时却大肆掠夺，“自成都以南，越以北，八百里间，民畜为空。”给川西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但唐文宗最后却“恕嵯巅”平息事态，没有把矛盾进一步扩大。
这是因为，开元、天宝间唐朝与四周少数民族之间战争的失利，使唐朝的民族政策，与玄宗前期有了较大的不同。
唐朝重臣杜佑在《通典》里曾论治边政策：“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前代达识之士亦已言之详矣。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夫持盈固难，知足非易，唯后汉光武，深达理源。……我国开元、天宝之际，宇内谧如，边将邀宠，竞图勳伐。西垂青海之戍，东北天门之师，碛西怛逻之战，云南渡泸之役，没于异域数十万人。向无幽寇内侮，天下四征未息，离当事者溃之势岂右量耶！前事之元龟，足为殷鉴者矣。”
这一观点在唐朝中后期统治集团中颇具代表性。杜佑继承秦汉以来传统的治边观点，认为对待四周少数民族应该采取守势而不宜主动用兵，并以唐朝与南诏天宝战争，以及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战争的失利为例，反对穷兵黩武。从唐太宗的“四海一家”到唐玄宗的“开边黩武”，再到后期的“来则御之，去则备之”，唐朝最后“退到了保境为安、以消弭四域烽火为满足的状态”，对少数民族的经营以“防备”为主，初唐时期锐意进取的朝气基本消失殆尽。
正在南诏势力向上发展的时期，唐朝势力却每况愈下。唐朝晚期，藩镇割据之风愈演愈烈，内政腐败，“官乱人贫”，衰败不堪。面对日益衰落的大唐王朝，处于发展上升状态的南诏产生了更高的政治要求。蒙氏乌蛮贵族虽奉唐朝为正朔，但对内又以王者自居，寻阁劝继位之后，“自称骠信”，以皇帝自居。公元859年，唐朝以世隆“名近玄宗讳”为由，“遂不行册礼”，导致了唐、诏关系的恶化。世隆复称“骠信”，国号大礼，断绝了与唐朝的关系，双方陷入了近二十年的战争之中。
在双方关系破裂后，世隆的民族主义思想急剧膨胀，对内对外均以皇帝自居，“自南诏叛，天子数遣使至其境，酋龙（世隆）不肯拜，使者遂绝”。唐懿宗咸通七年（公元866年），南诏清平官董成等人至成都见西川节度使李福。按陈礼，南诏使者必须有跪拜之礼，但董成等却傲慢地说：“骠信已应天顺人，我见节度使者当抗礼。”
隆舜即位后，战争停息，“遣清平官赵宗政、质子三十入朝乞盟，请为兄弟若舅甥”。由藩属之国而兄弟之国或舅甥之国，体现了南诏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的企图。公元879年，唐摄节度使巡官徐云虔出使南诏，隆舜派人对徐云虔说：“贵府牒欲使骠信称臣，奉表贡方物。骠信已遣人自西川入唐，与唐约为兄弟，不则舅甥。夫兄弟舅甥，书币而已，何表贡之有？”对此，唐朝摄节度巡官徐云虔答道：“骠信既欲为弟、为甥，骠信景庄之子，景庄岂无兄弟，于骠信为诸父。骠信为君，则诸父皆称臣，况弟与甥乎！且骠信之先，由大唐之命，得合六诏为一，恩德深厚，中间小忿，罪在边鄙。今骠信欲修旧好，岂可违祖宗之故事乎！顺祖考，孝也；事大国，义也；息战争，仁也；审名分，礼也。四者，皆令德也，可不勉乎！”面对徐云虔充满礼义思想的辩驳，南诏竟无言以对，相反还对徐云虔一行给予了热情的招待。这说明，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南诏并不否认历史上所形成的唐诏关系，尽管南诏与唐朝之间的关系并未完全修复至从前，但在儒学层面上对双方关系实质的认识，是较为一致的。
此后，南诏一直没有奉表称贡，南诏的要求也遭到了唐朝的拒绝而没有成为现实。南诏末期，唐朝与南诏都陷入了内部的政治斗争中，摇摇欲坠。公元883年，虽然南诏与唐朝最终进行了一次和亲，但对双方关系之短长，均已无力顾及。公元10世纪初，南诏与唐朝相继灭亡。
（二）南诏与唐朝的经济交流
1.朝贡与赏赐
南诏与唐朝共生共存了二百五十余年间，有一百四十余年与唐朝保持了友好关系。朝贡与赏赐这一封建社会特有的政治交往形式，不仅对维护唐朝与南诏的政治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在和平时期成为双方经济交流的重要方式。
朝贡是以贡品作为载体表达南诏与唐朝政治上的从属关系，赏赐则是唐王朝对贡者政治态度的物质回报。从经济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物物交换。南诏所贡物品，据《蛮书》卷十载，有“铎鞘、浪川剑、生金、瑟瑟、牛黄、琥珀、白纺丝、象牙、犀角、越赕马、统备甲马、并甲金文，皆方土所贵之物。”韦齐休《云南行记》载：“南诏遣使致南国诸果，有椰子”。《册府元龟》卷九七一、九七二卷载：“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24年）四月，……西南蛮大酋蒙归义遣使献麝香、牛黄。……（贞元）十一年九月，南诏异牟寻遣使献马六十匹。”从记载来看，除铎鞘和浪剑是南诏著名的手工制品，南诏其余的贡品，也只是一些自然的物产和畜牧产品。这与南诏所处的经济发展状态是相符合的。在南诏境内的民族，从经济文化的类型来分，有农耕经济、畜牧经济、采集狩猎经济三种类型。除滇西洱海地区和滇中滇池地区外，其余地区普遍没有发展起农耕经济。因此，与畜牧经济、采集狩猎经济相对应的畜牧产品和自然物产就成为了“方土所贵之物”。
唐朝作为农业文明大国，其赏赐的物品，往往代表了其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程度。《蛮书》卷三载：“当天后时，逻盛入朝……，赐锦袍金带，缯彩数百疋，归本国。”《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载开元二十二年，唐朝赐蒙归义“绢二千匹、杂彩二百匹、衣一副以酬之。”《唐会要》卷九九载：“开成四年（公元839年）正月，上御龙德殿，入对朝贺正南诏酋赵莫三十七人，赐官告，并金彩银器、金银带、衣服等有差。”可见，唐朝所赐之物，以缯帛、金银手工制品为主要。其中，缯帛是最受南诏欢迎的内地物品，甚至充当了南诏国内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蛮书》卷八即载：“本土不用钱。凡交易缯帛、毡、金、银、瑟瑟、牛、羊之属，以缯帛幂数计之，云某物色直若干幂。”
当然，朝贡与赏赐的物品是无法从商品价值的角度加以评价的。但在商品经济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南诏社会，这一方式却不失为南诏与唐朝经济交流的重要途径。应该说明的是，由于这种交换所具有的政治意义，以及所针对人群的特定性，在交换品种和交换数量上均是有限的。
2.战争掠夺
战争掠夺是南诏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一种方式。由于南诏与唐朝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巨大差异性，使南诏对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的需求尤为迫切。掠夺战争成为了南诏获取唐朝生产技术和物质财富最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在南诏与唐朝政治关系破裂的一百余年间，与唐朝正常的经济交流渠道受阻塞，战争又成为经济交流最重要的方式。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南诏与吐蕃联合出兵，越过金沙江进攻唐朝的巂州（今四川省凉山州）。越巂被攻克后，南诏大掠而归，“子女玉帛，百里塞途；牛羊积储，一月馆谷”。
公元829年11月，南诏以西川节度杜元颖克扣士兵衣粮、致使士兵偷盗南诏边境为由，劝丰佑遣弄王嵯巅率兵攻西川，在成都西城驻兵十天，安抚百姓，不行劫掠，将还，“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
公元861年，南诏进攻邕州，据二十余日大掠而退，致邕州“城邑居人十不存一”。
公元865年南诏犯西川，“掠工匠玉帛以归”。公元874年，南诏再寇西川，陷黎州，入邛崃关，“掠工匠、玉帛、男女、金银而归”此二条史料，一般史书未言及，这里所述据元代张宗道之《记古滇记》。
战争作为一种单向的经济交流方式，其实就是南诏对唐朝实施的经济上的掠夺。从上述记录可见，南诏对掠夺对象是有选择的，工匠拥有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自然为南诏掠夺重点；人口为南诏发展奴隶制度之所需，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源；玉帛、金银、牛羊则是满足南诏贵族生活享受的物质财富。
3.民间商业活动
唐朝与南诏之间有数条交通路线，一为清溪关道，从成都经黎、雅渡大渡河，再经今会理、姚安、祥云至大理；一为石门关道，从今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曲靖、昆明至大理；一为黔中道，自今四川彭水经贵阳、安顺、贞丰、凌云、兴义、曲靖、昆明至大理，邕州道则自今广西南宁至凌云，并入黔中道至大理。此外还有安南道，从今越南河内经河口至大理。这数条交通路线，既打开了南诏与唐朝的交通往来，同时也是南诏与唐朝民间商业活动的通道。
商人往来于南诏各地，南诏与唐朝民间的商业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在唐朝内地，产自于南诏的“赤藤杖”深受人们喜爱。《蛮书》卷七载：“藤弥生永昌、河赕。彼处无竹根，以藤渍经数月，色赤光，彼土尚之。”白居易在《红藤杖》里描述道：南诏红藤杖，西江白首人，时时携步月，处处把寻春。劲健孤茎直，疏圆六节匀。火山生远处，泸水洗来新。粗细才盈手，高低仅过身。天边望乡客，何日枉归秦？
赤藤杖是商人作为南诏的特产远销至内地，则以同种方式销往唐朝内地的，还当有不少南诏本地特产。同时，来自内地的商品也进入到南诏境内，唐朝铜钱流入南诏就证明了这种交换的存在。1976年，在大理崇圣寺千寻塔内即发现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铸造的“开元通宝”。这种铜钱直径2.45厘米，厚0.15厘米，重4克，与史书记载完全一致。联系唐代云南的货币流通状况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铜钱应是在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有一定的流通。
此外，在南诏与唐朝的边境，少数民族也参与了商品的交换活动。分布在今文山州、红河州南部以及越南北部的棠魔蛮，“溪洞而居，俗养牛马。比年与汉博易”。
（三）南诏与唐朝的文化交流
总的来说，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但与唐朝存在巨大发展差异的前提下，南诏与唐朝之间文化的交流又具有明显的倾斜性。在共同发展的二百余年之间，尽管双方的关系跌宕起伏，彼此间的政治联系甚至中断百年有余，但文化的交流却从未中断过。这既得益于唐朝以开放的姿态所进行的文化传播，又与南诏兼容并蓄的学习态度有关。
唐朝在京城设国子学，成为周边民族酋长子弟学习唐文化的场所，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增筑学舍千二百间，增学生满二千二百六十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乃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在对各民族首领的赏赐中，文化典籍是重要的一部分。唐朝积极推行文化传播是有深远意义的，正如就是否赐书给吐蕃一事上，侍中裴光庭所言：“今所请诗书，随时给予，庶使渐陶声教，混一车书，文轨大同，斯可使也。”
南诏对汉文化的学习是十分积极的。葛剑雄先生说：“在19世纪以前的两千多年间，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一直是总体上最先进、文化水准最高的民族，所以对其他民族而言，‘现代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就是‘汉化’的过程。”“要进步就只有学习汉族文化，这是别无选择的道路。”在一次次的朝贡中，南诏统治者曾亲赴内地，“知中华礼乐教化”，领略了内地文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南诏诸王学习汉文化者甚多，史载阁罗凤“不读非圣之书，常学字人之术”，异牟寻也是“颇知书，有才智”，劝丰佑更是“慕中国（文化），不肯连父名”，隆舜则好学“春秋大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南诏与内地王朝的文化交流从规模和程度上说，均超越了南诏以前西南地区任何历史时期。南诏与唐朝文化交流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官方交流
南诏以云南王身份经营滇西时，就积极派遣贵族子弟到内地学习，“天子缘其勤，合六诏为一，附庸成都，名之以国，许子弟入太学，使习华风”，南诏“慕唐朝礼仪威严，君臣有序，派遣蒙氏族人子弟、诸官子弟、王子六十人，入学长安三年。以后每三年入学一批，每批二十人，请长安学师授课，并习礼乐。南诏多沙金，唐室要臣贪金，喜欢南诏子弟挥霍，衡以良师受课”。
南诏方面是“子弟朝不绝书，供献府无余月”。高骈《回云南牒》亦载：“云南倾者求合六诏，并为一藩，与开道途，得接邛蜀，赐书习读，降使交欢，礼待情深，招延意厚，传周公之《礼》、《乐》，习孔子之《诗》、《书》。”可见早在南诏建国前期，唐朝就通过赐书、培养南诏贵族子弟的形式，形成与南诏之间文化交流的良好态势。
异牟寻时期，随着政治友好关系的恢复，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到了高潮时期。异牟寻归唐后上书唐朝，请求以贵族子弟充质，一来表示对唐朝的忠诚，更重要的是要沿旧例开通与唐朝文化交流的途径。“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异牟寻请以大臣子弟质于皋，皋辞，固请，乃尽舍成都，咸遣就学”，“业成则去，复以他子弟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通过就学成都，唐朝为南诏培养了一个以贵族子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饱读经书、通晓儒学，熟悉唐朝诗歌文学以及典章制度，又活跃于南诏政治领域和军事领域，是南诏当之无愧的社会精英。
音乐艺术的交流是南诏与唐朝官方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在唐、诏关系友好的时期，音乐成为双方增进了解、促进和睦的重要媒介。《僰古通纪浅述》载：凤伽异曾“入贡宿卫，拜鸿胪寺卿”，唐玄宗“赐鼓乐一部。自此云南始有中华之乐。”除鼓乐之外，玄宗还并赐了乐伎若干。《蛮书》卷十载，异牟寻归唐后，袁滋出使南诏，见“伎乐中有老人吹笛妇人唱歌，各年近七十余。牟寻指之曰，先人归蕃来国，开元皇帝赐胡部及龟兹音各两部。今死亡零落尽，只余此二人在国”。
以音乐为载体，南诏与唐朝又掀起了文化交流的另一个高潮。“贞元中，南诏异牟寻遣使杨加明诣剑南节度使韦皋请献夷中歌曲，且令骠国进乐人。于是皋作《南诏奉圣乐》”气势庞大的《南诏奉圣乐》在长安引起了轰动，人们被宏大的乐舞规模、奇异的服饰、美妙的音乐、原生态的歌声和独特的民族特色所吸引，唐德宗阅于麟德殿，又令宫乐工舞女学习模仿学习，常在宫中演奏。《南诏奉圣乐》以乐舞的形式表达了西南各族人民对大唐王朝的尊重，是文化交融、民族和睦的历史见证。
2.民间交流
内地人口以经商、逃罪、避难等原因进入南诏，对汉文化在南诏的传播具有促进作用。
唐代由唐朝内地通往南诏的交通路线主要有清溪关道、石门关道、黔中道、安南道。这些路线既是交通之路，又是经济文化之路。早在唐代初期，洱海地区的白蛮就已经“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铤，言语虽小讹舛，大略与中夏同。有文字，颇解阴阳历数”，深受汉文化影响，汉族人口进入云南后，与交通沿线的白蛮发生融合，成为近代白族的重要来源之一。武后临朝时期，姚州都督府已成为汉族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剑南逋逃，中原亡命，有二千余户，现散在彼州，专以掠夺为业。……且姚府总管五十七州，巨滑游客，不可胜数”。应该说，南诏时期汉族人口一直以种种原因不断流入西南，使汉族的思想、礼仪、习俗，甚至生产技术在南诏得以传播，进而使以白蛮为主的南诏诸族在意识形态、文化习俗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
在这种文化交流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杜光庭。有关杜光庭的事迹《明一统志》、正德《蛮书》、万历《云南通志》、《滇史》等地方史志均有记载，各本略有出入，明清史志《鸡足山志》卷六记载最详：“杜光庭，青城人，以学士谪蜀，非唐御史也。光庭得因安南经略使王式愿请赎使滇，许之。迨光庭至滇，因事未果，光庭遂决志南中，曰：‘得以文学变化蛮俗，俾知王教，吾愿足矣！’遂闻于南诏王，广集生徒。”
尽管有关杜氏的身份、流寓原因、在滇事迹歧说颇多，但杜氏以文章教南诏之民是各书中最为一致的地方，视其为唐代以来流寓南诏，并在民间从事汉文化教育的汉族学士代表，亦为允当。
3.战争促成的交流
战争的目的不是文化交流，但战争客观上却促成了文化交流的发生。
天宝战争期间，“自仲通、李宓再举讨蛮之军，其征发皆中国利兵，……凡举二十万众，弃之死地，只轮不回”。唐军虽伤亡惨重，但“绝大部分成了俘虏，在滇西落了户，最终加入了洱海地区的白蛮之中。后来李宓居然成了洱海地区白族中的本主，就是由于加入了白族的那些汉族军队后裔尊李宓为本主的缘故”。这些落籍的汉族士兵，促成了洱海地区民族与文化的融合。
南诏著名的清平官郑回，原为唐巂州西泸县令，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南诏攻巂州时被俘，阁罗凤爱其才能，南诏凤伽异、异牟寻、寻梦凑（阁劝）三代国王均以其为师，南诏的各种制度多是其为之策划，对唐朝与南诏的文化交流可谓贡献斐然。
在唐、诏关系交恶的时期，正常的文化交流途径被关闭，南诏甚至采取了战争的形式，多次从内地掳掠文化典籍和具有专业技术才能的工匠，为南诏文化的发展提供补给。南诏中期末至晚期数犯西川，不仅掠金宝、人口，还有选择地掠夺工匠、典籍，特别是公元829年寇成都之后，“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经籍珍货而去”。掳掠人数之多世所罕见，尤其是这些有技术才能的工匠，对南诏物质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南诏的纺织业一直落后于唐朝，自掠西川后，“南诏自是工文织，与中国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