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洪武十五年(1382),南征的明军攻下大理,平定云南全境。次年,南征大军班师,太祖留其义子沐英统兵镇守云南。沐英死后追封黔宁王,其后代从此世守云南,与明王朝相始终。全国统一之后,明太祖整顿地方官制,全国划设十三个布政使司。在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则由都指挥使司和宣慰使司、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蛮夷长官司、军民州、土州、土县等,统管军民之政。
麓川位于云南的西南端,与缅甸接壤,其辖境相当于今云南省瑞丽县及畹町镇等地。洪武十七年(1384),明朝在此设置军民宣慰使司,任命土蛮首领思伦发担任其职。宣慰使既是武职又是边疆土官最高职衔。为了安定麓川地区,明政府赏赐思伦发朝服冠带、织金交椅等物以示荣宠。但由于鞭长莫及,思伦发时服时叛,反复无常。思伦发死后,其长子思行发袭承父职。思行发死后,思伦发的次子思任发继任。思任发比其父兄更为狡猾,经常不给明朝廷纳贡,还不断侵犯附近其他边寨,抢掠财物人口。正统二年(1437),思任发公然反叛明朝。到正统五年(1440)时,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晟,都指挥方瑛等才将思任发的叛乱平息。思任发致书英宗皇帝,表示愿意谢罪进贡。
在如何处理麓川土司反叛这一民族事务上,正统初年的阁臣杨士奇等人不主张武力征讨。英国公张辅则认为思任发父子六十余年来,叛服无常,多次扰动军队征讨,应当予以严惩。这时,王振已经开始专权用事,为所欲为地处理一些军政大事。思任发上书表示甘愿臣服,这本是处理善后的问题,但毫无主见的英宗却让大臣们讨论此事。
兵部侍郎何文渊上疏认为麓川地处边远且狭小地区,不宜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而应以政治影响使该地区归顺臣服。首辅阁臣杨士奇、侍讲学士刘球赞同何文渊的意见。刘球还进一步分析整个边疆防务形势,指出北方“瓦刺终为边患”,应将边防重点放在西北地区。
然而,专擅威福的王振,却企图“示威荒服”,主张用兵。兵部尚书王骥等人不敢得罪王振,附合其一意孤行,说道:“麓川土司背负皇恩,怙恶不改,应当选将练兵,以昭天讨。”王振听后非常满意,于是麓川之役开始大规模兴起。
正统六年(1441)正月,王振命定西伯蒋贵为征蛮将军,兵部尚书王骥提督军务,太监曹吉祥为监军,调发川、贵、湖广等地兵马15万众,分为三路,浩浩荡荡地直奔国境最西南的弹丸之地麓川。思任发见明军来势凶猛,压境而进,便利用错综复杂的地形之便,带领部众在龙川江设障相拒。王骥督军进攻,被阻于暗道、树排之前。几天后,大风骤起,王骥下令纵火焚烧龙川江,思任发的蛮众溃败。接着,思任发又组织人马,绕道袭击明军后背,但明军早有准备,思任发几次冲击都未奏效,只好退守寨中。明军副总指挥方瑛率兵猛攻敌寨,思任发排出象阵,被明军以箭矢击退。适值西风再起,王骥命再用火攻,大军发起环形攻势。蛮众阵脚大乱,被杀伤无数,思任发带着两个儿子仓惶逃入缅甸。明军凯旋班师,朝廷一片欢呼之声。王振大为高兴。蒋贵因功晋封定西侯,王骥封为靖远伯。
明军从麓川全部撤离之后,思任发父子从缅甸又杀回麓川,重占这一地区。王振得到报告后,气急败坏,复命蒋贵、王骥再次南征,务必平定西南一隅之地。这二人唯王振之命是从,调发大军50万,分路而进。明军与思任发的叛众激战一昼夜,思任发再次败逃缅甸境内。缅甸政府早已通过使臣得到明军方面的引渡要求,便派人把思任发及其随从30余人,押送交给云南地方官府。王振下令将思任发斩首,把人头装函送到京城。这时已是正统十一年(1446)了,明军虽然得胜奏捷,但动用数十万大军征讨边陲一隅,扰动天下,耗费甚为巨大,为征南大军转送粮饷物资,征用民夫无数,实在是得不偿失。“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全是由王振一人的意向所定。在征讨战争中,督军的王骥等人又乘机营私,让民夫为他们运送缯,与西南地区的土司们相交易,牟取厚利。为了邀功请赏,甚至捕杀当地渔户充作叛逆蛮众,给百姓带来无由之灾。
思任发虽然兵败被杀,但麓川地区并没有真正平服。王骥大军退走后,当地部落又拥立思任发少子思禄继续称乱。王骥深知麓川地形不利大军征讨,蛮部亦难完全剿灭,便与思禄签约,让其统领当地各部夷众,以金沙江为界,相誓永不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