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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英九的青少年时代

  祖籍在湖南的几种说法

  1998年,马英九竞选连任台北“市长”的时候,曾遭到来自李登辉和陈水扁的狙击——李登辉直言不讳地说,马英九是外省人,怕做错事,作风保守,远离人群。陈水扁更是直接说马英九是“香港脚走香港路”,以煽动台湾的族群对立。

  在台湾政坛,有本省族和外省族之分。由于本地人占绝大多数,约80%,外省人仅占少部分,因此每一次选战,族群问题,都会被拿出来大做文章。民进党极力把马英九边缘化,让他成为外省族群的代表。在许多次选举过程中,陈水扁都以此作为攻击马英九的武器,说他是“香港脚走香港路”。

  陈水扁阴险毒辣,企图利用血统论,提醒那些台湾本土民众注意,马英九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是出生在香港,是地地道道的外省人,因此马英九不会真正为台湾人着想。陈水扁为达到分裂祖国的险恶目的,故意割裂海峡两岸的历史,拒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否认台湾和大陆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心极为险恶。

  关于马英九在香港出生,马英九本人并不否认这一点,所以,面对陈水扁“香港脚走香港路”的攻击,马英九进行了巧妙的还击。有关马英九的这次还击,源自凤凰卫视著名女主持人吴小莉对马英九的采访。2004年12月30日下午4时,在台北“市长”办公室,马英九接受了吴小莉的采访,在这个长篇采访的旁白中,吴小莉提到马英九是“大陆制造、香港出土、台湾加工”。同时还提到,马英九的祖籍是湖南省衡山县。

  所谓“大陆制造、香港出土、台湾加工”一说,是指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怀上这个儿子时,人在中国大陆,但马英九却在香港出生,迁移到台湾后长大。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

  有关马英九的祖籍,吴小莉提到是湖南衡山县。在国内和海外备媒体对马英九的介绍中,其籍贯也大都为湖南省衡山县。然而,如果翻查马英九的资料,便会发现,有关马英九的祖籍,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基本一致的说法是,肯定马英九是湖南人,至于具体湖南哪里,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上面吴小莉提到的湖南衡山,一说是湖南湘潭,另还有一说,是湖南衡东。

  如此之多的说法,真的把人给搞糊涂了。那么,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到底是哪里?有关祖籍,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有几句描述,目的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忘祖不忘根。马英九年纪很小的时候,便开始牢记父亲的这几句描述:

  “自门前的湘江边,湘水涟漪,碧波荡漾,下望朱亭,上望石湾,空间辽阔。我家在这湘江岸畔,就像一只匍匐的大鹏,展翅欲飞。”这是马鹤凌所描述的祖籍地外景,而且是他本人的出生地,自然不应该错了。

  马老先生所描述的这个如大鹏展翅欲飞之地,正在湖南湘潭,就在湘江边上。据马英九的嫡亲表兄、湘潭原政协主席刘肇礼先生介绍,马英九的准确祖籍,是现在的湖南湘潭县白石铺乡马家堰寺门前村。湖南话中,寺和自同一个发音,马老先生或许误以为寺便是自,所以,他的描述中才会有“自门前”一说。

  在湘潭易俗河镇马英九的表哥刘肇礼家中,有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亲笔书写的个人简历说明。马鹤凌在说明中称,自己出生在湘潭县天马乡寺门前,即现湘潭县白石铺乡马家堰潭口村寺门前。上世纪三十年代,马鹤凌在南岳衡山脚下的岳云中学就读6年,在与亲朋好友通信以及相关学籍等资料上,马鹤凌均落款“衡山”,可能籍贯由此被媒体误传。刘肇礼说,马鹤凌先生在与其通信以及诗作中,均称自己是湘潭县马家堰人。而且,马家的祖坟在他的照看下,仍保留完好。马家堰东临湘江,至今还有一块记录着曾为望族的马家义渡两岸民众事迹的石碑。

  刘肇礼先生是马英九的嫡亲表哥,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是他的亲舅舅。刘肇礼先生说:“舅舅有着很浓的家乡情结,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就能够体味出来。”刘肇礼先生特意介绍了舅舅马鹤凌的一首七言律诗:“割别家乡四十年,乍看录影七情煎。独儿卓立谁呵护,节妇余生谁爱怜。庐墨已为衰草蚀,江乡抒共生槐眠。临安末许歌归去,老泪纵横感万千。”他解释说,当年他给马鹤凌寄去一本全家人在湘潭生活的录像带,马鹤凌看后百感交集,并写下了这首诗。

  “外界的资料都说马英九是湖南衡阳人,其实这是一个笔误,有必要澄清一下。”刘肇礼透露了马英九不为人知的家史。原来马家的旧址就在湘潭县白石乡寺门前,这里正是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的故乡。马英九的爷爷开了家规模比较大的“寺门前锅厂”,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当年舅舅在衡东云麓中学读了6年中学,毕业以后他在档案中填写了‘湖南衡东’的字样,因此后来被误认为他的籍贯就是湖南衡阳。”

  目前马家堰乡寺门前通往湘江的码头渡口,两只石狮子依稀能分辨眉目,三百块近百年前的大石碑铭刻着包括很多马姓人氏在内的马家堰人当初捐资兴建码头的功德。其中自然包括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来到码头南面不到一百米远的一片荒草地,拨开周围的乱草丛,一段残墙赫然出现。这就是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家昔日的院墙。当年,马英九的爷爷马立安在这里不仅经营铸铁锅厂,还拥有米厂和南货杂品店。此外,殷实的马家当年置地近四百亩,是当地一个最受人尊敬的乡绅家庭。刘肇礼先生解释说:“按照《扶风马氏五修族谱》的记载,马氏祖屋当称‘扶风堂’,早年供奉着‘扶风马氏祖先神位’。”

  邻近的双阳村太王山上,安葬着马英九祖父马立安的坟墓。他的墓建于1928年,由汉白玉石碑、花岗岩石柱和糯米混合“三合土”打造的墓园基本完好如初。这座坟墓足以显示出马家的显赫。当年,马鹤凌在著名教育家何炳麟(迥程先生)于1909年创办的南岳衡山脚下的岳云中学度过了他最幸福的少年时期,并且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所学校曾经培养出丁玲、贺绿汀及毛泽东的第一位夫人杨开慧等名人。

  衡山的原岳云中学校长、现年八十一岁余为骐老先生谈起马鹤凌在岳云中学的情况,犹显激动地说:“在当时体育主任杨一南老师的培养下,马鹤凌成为一名国家级运动健将。他(指马鹤凌)在初中二年级就夺得湖南省运动会万米冠军。其后从政,还在湖南省运动会中夺得四百米、八百米、一千五百米和一万米四个冠军;全国运动会再次拿到‘全能大满贯’后,蒋介石亲书‘胜利第一’给他做奖品。”

  刘肇礼先生说:“后来,马鹤凌把国学、体育精神都灌输到了马英九身上。儿时的马英九,天天随父晨跑,这个传统保留至今。因此,马英九的身体非常棒。”

  真正祖籍在江西永新县

  其实,海内外各大媒体,包括马鹤凌先生和刘肇礼先生都没有把马家的真正祖籍说准。当然这与当时战乱频繁、人民流离失所、四处迁居有关。

  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在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的马家村。最近,江西安福发现修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确定江西永新县系马英九先生真正的祖籍故里。

  这事还得从远古说起。相传古代的帝颛顼有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孕生子大业。大业之子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赐他姓赢。伯益之子大廉,传至季胜有个曾孙叫造父,是周穆王的驾车大夫,因平定徐偃王之乱有功,被封在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称为赵氏。后建立赵国。

  战国时赵王有子叫赵奢,以善于用兵着称。赵奢于公元前270年率军在秦、赵瘀氏之战中大败秦军,赵惠文王因此把马服一地分封给赵奢,并赐其号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职位相等。赵奢的子孙后代便以“马服”为姓,后又改为单姓“马”。此后,马家后代又在西汉武帝时期从马服迁到了当时的陕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定居下来。《姓谱》一书中记载说,“马”姓的发源地是陕西扶风。

  历史上的马姓,分布极广,人数众多。著名人物有东汉马融、三国蜀马谡、马超、元马致远、近代马建忠等。马姓的主要来源是马服君。马姓还有许多其它来源,如:东汉大司徒马宫本为马矢氏,后改为马氏;金人马庆祥原为西域人,名习礼吉恩,人居临洮后,改姓马氏;元人月乃和因祖先为金马步指挥史,改姓马等等。

  赵奢之子牧,亦为赵将,居住在邯郸。公元前100年,秦国灭赵国,将牧之子迁徙至陕西咸阳。马兴后人马何罗徙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从此,扶风茂陵成为马氏的发展繁衍中心。两汉至南北朝时期,马氏除在扶风茂陵成为望族外,还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四川、甘肃、江苏、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

  据《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记载:江西省永新县象形乡有个马家村,村前有一条小溪,故又称为溪冈,居民亦称溪冈马氏,誉称“螺水无双族,禾川第一家”。溪冈马氏源出于陕西扶风,既马服的后人。南唐末年,有马十九郎者,从扶风流寓江西南昌黄金巷。十一传后,出了个马子仪,号浣溪,此人“具经世之才,爱游览名山大川”。时值宋末元初大乱,马子仪遂于游历之地永新县城北50里的西山“筑屋以居,买田以膳”,成为永新西山马氏始祖。

  西山马氏传至5世,“子孙益盛,资产益增”,因地狭人繁,西山马氏子孙又分徙于县内的象形乡溪冈等地。现西山没有马氏居民。

  元末明初,又是天下纷乱之时,永新溪冈马成中,毅然投笔从戎,离开江西永新溪冈家乡,在湖南安仁县参加了朱元璋的军队,与陈友谅所部激战,后又参加平息湖南武岗动乱,立下了战功,57岁时,殁于军中,葬于长沙。于是,马成中之子马光佑,从安仁县携母转居于株洲县王十万乡,后子孙发旺,族人分徙于湖南株洲、衡东、衡山、湘潭湖田各地,至今湖南这支马氏人口达6万人之多。仅湖田之裔就达3万人之众。

  马英九先生属湘潭县湖田马氏转徙衡山的支裔,是江西永新马氏始迁祖马子仪的第22世孙,他的父亲马鹤凌1920年生,毕业于政大。抗战时,在重庆投笔从戎。去台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由马鹤凌代表国民党政要宣读祭文。

  2005年,湖南湘潭县湖田马氏,决定重修马氏族谱,经多方努力,寻访到了祖居地的江西永新马氏,并在永新迁安福的柘田马氏处找到了修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经与湘潭1933年所修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核对,确定湖南湘潭湖田马氏出于江西永新县无误。

  值得一提的是,马英九的前辈中有多人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与国民党首要人物关系密切,因此1933年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修成后,国民党总栽蒋介石写下“化家族为国族”、胡汉民写下“世世守之”、汪兆铭写下“世德长留”、何键写下“敬宗收族”的题词。

  2005年清明节,湖南湘潭湖田马氏派出代表,至江西永新祭扫始祖马子仪之墓05月10日,湖南、江西马氏代表数百人,在湖南株洲召开《溪冈湖田马氏重修族谱》会议,研究重修族谱事宜。据悉,远在台湾的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先生得知此事,欢喜异常,来电热烈祝贺,表达了将台、港、澳及在海外的马氏后裔人谱的希望,并请将会议情况录像光盘寄台湾一睹盛况。

  由此可见,各个媒体以及马英九嫡亲表兄刘肇礼先生早年说的“马英九的祖籍地系湖南省湘潭县马家堰寺门前村”之语,并非马英九的真正祖籍地。

  2005年7月18日,马英九在湖南湘潭易俗河镇百花社区的嫡亲表哥、现任湖南省政协委员、湘潭市政协常委的刘肇礼先生在得知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的消息后,马上致电祝贺。刘肇礼先生对《大公报》记者说,当马英九听到他的祝贺后,亦显得相当激动。刘肇礼先生说,在此之前,他一直关注着国民党主席选举,一直期待表弟能够当选。刘肇礼先生说,表弟当选国民党主席后,希望他能够加强两岸、国共两党的交流。在促进两岸贸易、农业、教育、科技、卫生、文化、旅游等多方面体现他的魄力和才能,为两岸和平统一作贡献,为两岸同胞谋福祉。

  刘肇礼先生同时还表示,因台湾当局的政策,马英九从来没有回过故乡。所以,希望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后,能够像连战、宋楚瑜一样,多回祖国大陆,回家乡看看亲人,拜拜祖坟,踏上这块故乡的土地。

  在台湾,其实许多政要都在大陆出生。台湾“内政部”有关数据显示。台湾约有2300万人口,其中98%是汉族。可以说台湾地区汉族人的祖籍都在大陆,他们大部分是在明末和清朝年间从大陆福建、广东地区移居到台湾的。其中近80%祖籍福建,以漳(州)、泉(州)人为最多;近20%祖籍广东,以梅(县)、潮(州)人为最多。在汉族中约有280万人是外省籍,他们或是祖父,或是父亲,或者本人就是在大陆出生的。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祖籍在浙江奉化是众所周知。原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祖籍是福建省漳州龙海市(旧称龙溪县)长洲村马崎社。1682年,17岁的连氏后裔连兴位从马崎社渡过台湾海峡赴台湾,定居台南马兵营。连战就是连兴位的第九世孙。连战的祖父和父亲出于爱国心,从台湾返回祖国大陆效力,父亲还长期在西安工作。1936年8月27日,连战在西安降生,因此连战与西安结下不解之缘。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则是1942年6月在南京出生,1949年随父宋达去台。他的祖籍是湖南省湘潭县射埠镇巨鱼村。直到现在,巨鱼村还有宋楚瑜祖上的3座坟墓,一座是曾祖父的,一座是祖父的,一座是祖母的,3座墓都保存完好,而且都立有石刻的墓碑。而宋楚瑜在巨鱼村还有一个五服之内的亲戚,那就是他的堂姑宋扬锡。老人家今年68岁,身体硬朗,她还能清楚地记得1948年宋楚瑜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回家乡的场景。老人回忆道,“当时的宋楚瑜很活泼,也很大方,显得特别聪明,还有点调皮”,而且“宋楚瑜还是一个感情很深的人,在他奶奶下葬的那天,他哭得非常伤心,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后来离开湘潭回南京时,他说过一定会回家拜祭奶奶。没想到,这一别就是57年。”老人说,当年宋达随国民党逃到台湾时,大陆只留下了她们一家,就是为了看好宋家的祖坟。

  国民党中常委、“立委”蒋孝严(原名章孝严)是蒋经国与章亚若的儿子,祖籍浙江奉化,1942年出生在桂林。母亲章亚若在蒋孝严不到1岁时去世。

  他随即被送往章亚若的故乡江西省南昌市,由外婆抚养。1949年,外婆带着蒋孝严移居台湾。多年来,蒋孝严一直渴望认祖归宗,2002年他提出更换身份证,称认祖归宗是出于对父母的追思和孝心,也是为了能给子女一个交待。当新身份证发下来之后,当时的“立法院长”王金平和“副院长”江丙坤还专门为他办了一个盛大的“归宗”茶会。2005年3月,他正式把名字从章孝严改为蒋孝严。4月5日,蒋孝严访问大陆,他在祭祀黄帝陵时动情地说:

  “这次来是向祖先做个报告。清明节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节日,我来尽些孝道。”4月7日,蒋孝严第一次以“蒋家后人”的身份,在浙江奉化的蒋氏故居祭祖。蒋孝严希望将自己的名字正式列入蒋家“宗谱”。蒋孝严还称自己是湖南的女婿,他岳母是湖南长沙人。

  不仅许多“泛蓝”政要的根在大陆,许多“泛绿”政客祖籍也在大陆。不是在大陆出生,但祖籍在大陆的台湾高层人士更是数不胜数。经常矢口否认自己是中国人的陈水扁、吕秀莲、游锡垫等“绿营”高层及数典忘祖的李登辉的祖籍都在大陆。

  陈水扁在2000年“大选”之时,就曾对客家人和诏安同乡会宣称:“我也是客家人,是诏安人,诏安二都的。”陈水扁所说的“诏安二都”就是今天的福建诏安县,而诏安太平镇星斗村就是陈水扁祖籍的发源地。当地陈氏家族的寿星、星斗村的陈水滚老人说,陈水扁是唐代“开漳圣王”,陈元光的后裔。陈元光的第22代传人陈元隆明末时曾当过江西的布政使,后觉得当官没意思,回到诏安霞葛镇隐居,死后就葬在霞葛,墓地现在还完好未损。

  陈元隆的儿子分散居住在诏安的几个村庄,其中一个儿子来到星斗村,成为星斗村的开基祖,从此,陈氏家族的一支就在这里繁衍生息。200多年前,陈氏家族中有个叫陈乌的人离开星斗村到了台湾,陈水扁就是陈乌的第九代孙。

  现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游锡堃的祖籍也在诏安县。当地游氏宗亲会理事长游文锦介绍,开基祖的第12世孙东山公渡海去台湾,在宜兰定居开垦,游锡堃即为开基祖的第20世孙,东山公的第9世孙。1990年后,台湾游氏子孙开始回祖籍地寻根谒祖,双方往来密切。游锡堃的母亲和弟弟游锡贤多次来到诏安县。而且祖祠重建时,时任宜兰县长的游锡堃不仅捐了2万元人民币,还以“台湾宜兰县长、第20代裔孙游锡堃”之名赠匾一块,上书“祖德留芳”。另赠一副对联:“东耸云霄宫墙原绮丽,升腾海峤家道更丰融”。

  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祖籍是漳州市南靖县。清朝康熙年间,南靖县田中村吕氏家族中的吕廷玉携带家眷渡海到台湾谋生,后定居桃园县,成为桃园吕氏家族的开基祖。200多年来,海峡两岸的吕氏宗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吕秀莲的胞兄吕传胜先生就4次带团回来。据吕氏族人披露。1990年8月29日,时任台湾“民主人同盟”理事长的吕秀莲曾经回到南靖县书洋镇田中村,面对祖先300多年前建起的宏伟建筑,面对台湾吕氏宗亲血脉的源头,吕秀莲曾感慨万分地说:“我们吕氏先祖确实了不起。”在一口古井前,吕秀莲还亲口对宗亲们说:“我要喝一口故乡的井水,这叫饮水思源。”直到1999年,身为台湾桃园县长的吕秀莲还曾经托其胞兄吕传胜给南靖县的吕氏宗亲捎去其为族谱写的题词:“吕祖万古流芳,我族日月增光。”

  鲜为人知的是,被称为“台独精神领袖”的李登辉虽然口口声声强调自己是台湾本省人,出生于台湾台北县三芝乡,但据考证,他的祖籍则是在福建永定。根据李氏族谱记载,李氏的来台祖先是崇文公,李登辉是来台李氏15代兴发公的第四代孙,是崇文公的第19代孙。而至今台湾李氏与其祖籍地——福建永定楼下村李氏还有着密切联系。1991年元宵节,李登辉派侄儿李道雄率先回乡寻根谒祖,随后李登辉的堂弟李登泉、李重耀、李延耀等楼下村在台人士也纷纷回到祖籍地祭祖扫墓。可是,出于不可告人的险恶目的,“台独”政客们竟然数典忘祖,出卖祖宗和灵魂,否认自己是中国人,实在是可耻又可怜!

  祖辈艰难的创业史

  马英九的祖父名叫马立安,少时家境贫寒,他本人几乎没有读过书。但马立安是一个极其勤奋聪明的人,有胆有识,颇有经济头脑。平常,他除了经营家里的农活,还做点小生意,农闲时,往来于湘潭和长沙之间,行走在湘江之上,渐渐积累了一点资本。正是这种行走江湖般的阅历,使得他学会了一宗制铁生意,待稍稍有了一点钱之后,他便在家乡开了一间手工作坊,主要是帮乡里补锅。

  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唱红过一首湖南花鼓戏《打铜锣补锅》,人们只知道那种流行的韵味,听起来十分悦耳动听,让人如醉如痴。却不知道,李谷一唱的《打铜锣补锅》恰恰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南一带,制锅业的繁荣。马立安正好赶上了这班快车,所以没几年,小小的补锅作坊便迅速扩大了,发展成为一间制锅厂。

  在今天,这种企业属于生产日用品的小企业,不大好搞,竞争激烈,钢铁又受到外来企业的压制,而锅的生产又多样化和现代化。可在当年,锅的制造是非常单一的,也就是铸铁锅,工序虽然不复杂,可懂得这项技术并且有能力和资金生产的人却不多,马家的企业,独占鳌头,所以便很快做大,所产的锅,行销衡阳、湘潭以及长沙等地区,销路十分好,也因此财源广进,迅速富了起来。

  马立安很有经营头脑,他有了钱之后,便准备将这些钱投入再生产。但自己已经有了一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铸锅厂”,不可能开第二家。他看到新兴的大米加工业很有潜力,便决定投资建造一间大米加工厂。大米加工工艺简单,投资不多,但因为地处农村,原料来源和销路均不用愁,见效却很快。

  这一着走得非常之准,他的加工厂开业以后,周围的乡亲,排着队前来加工。相对而言,除了那台机器,他几乎没有太多的投入,土地房屋都是自己的,请的工人,工钱也是非常之低。因此,别看只有一台机器的大米加工厂,因为收效快,经济效益是非常之好。

  马立安是当地的大能人,非常有经营头脑,眼光很准,所经营的产业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自然不愁销路,所以财源广进,几年时间,靠着勤奋努力和刻苦经营,很快便发家致富,成了当地的首富和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富贵没有使马立安忘记祖辈们的贫苦,马立安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可毕竟是伏波将军的后代家学渊源深厚,有着极善的一面。以前,自己过着穷日子的时候,吃百家食穿万家衣,受过乡村邻里的恩,现在自己发达了,便饮水思源,知恩图报。他开始广结善缘,广施善举,修路架桥、扶贫助学……几乎把一半的家当都用在公益事业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还非常落后,湘潭县马家堰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即使当地出了一个像马立安这样的能人,可整体的贫穷落后,不会改变太多。道路不通以及教育落后,是乡村贫穷的两大原因。于是,马立安便从这两大方面着手,一方面拿出大笔的钱为乡亲们架桥修路,同时,又拿出很多的钱扶贫助学。寺门前的渡口,便是马立安当年捐资所建,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在使用。

  正因为如此,马立安便有了一个马大善人的名声。当然,名声对于马立安并不那么重要,更为重要的,他是想以善立家。所以,他特别制定了一个家训,共十四个字,构成一副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这副对联写得非常好,大俗又大雅,而且颇有禅意。马家事后便将这副对联作为传家宝代代相传,从马立安传到马鹤凌,又传到马英九。马英九不仅将其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还悬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在马英九台北的办公室里,无论什么人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副对联,异常醒目,似乎是时刻在提醒马英九要以善为本,以书为根。不仅如此,马英九还将这副对联制成书签。书签的正面,是马英九的照片,背面,是由美国华裔学者傅申先生题写的马家这则祖训。

  在刘肇礼先生家中,也有一张印有马英九相片的个人书签,上面题写着这行由美国华裔学者傅申先生题写的警句。刘肇礼先生称,这幅“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的警句,是马氏家训和传家宝,50多年来,马英九一直将它作为座右铭,时刻谨记,还特意制成书签时刻提醒自己。1990年,刘肇礼到台北探亲时,在马英九的办公室里看到这句家训被制成匾额高高悬挂,家族的祖训和父亲的教育让马英九一直时刻保持着修身扬善的美德,并以此激励自己。

  不知是不是由于幼年生活太清苦成年又太操劳的缘故,马立安竟在英年时撒手尘寰,留下孤儿寡母。这时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才刚刚年满八岁。

  马英九的祖母带着一大群儿女,苦苦支撑着这个家。马立安虽然辞世,毕竟留下了一份很大的产业,制锅厂和大米加工厂,仍然能够正常运转,收入也还不错。

  不巧的是,当时时局不稳,战乱频繁,到处兵荒马乱。1911年的武昌起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武昌起义的枪声,立即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回响,仅仅50余天的时间,先后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和四川等14个省区,宣布独立,使清王朝的统治陷入了灭顶之灾。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才三个月,就不得不把总统职位让给窃国大盗袁世凯。

  随后便出现了袁世凯称帝、黎元洪上台、段祺瑞执政、冯国璋继任、徐世昌接位、张勋复辟等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国从此进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时代。

  军阀混战使中国战乱不休,民不聊生,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期可说是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动荡不安和黑暗残暴,和历史上三国、五代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各派军阀都占据一块地盘,独立为王。军阀间的争夺和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混战之处,百姓生命财产受到无情的摧残和掠夺,军阀们公开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在湖南平江,军阀曾下令血洗县城,宣布三日不封刀,烧杀、奸淫、抢劫,为所欲为,全城一空,百姓背井离乡,死尸载道。

  1926年7月,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发动北伐。与占据在湖北、河南和湖南北部一带的吴佩孚;占据福建、浙江、江苏、安徽和江西一带的孙传芳作战,北伐军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湘、鄂、赣、闽四省光复,并继续向豫、皖、苏、浙进军。

  1928年2月,蒋介石又指挥第一集团军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对奉军作战,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随后蒋介石以“裁军建设”相号召,力图“编遣”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军队,激起冯、阎、李等强烈不满,遂至兵戎相见,相继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阎冯战争。马家和其他老百姓一样,从此陷入了困境和灾难之中。

  马家迁移衡东及台湾

  湖南这个地方,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地方。清代的湘军名震一时,确实是出了不少不怕死的硬汉。到了民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有一大批武将出自这个地方,除此之外,湖南还出了一大批土匪。

  有了这样一个背景,孤儿寡母的马家,还能有好日子过么?马立安在世时,结交了一些头面人物,虽然也有些土匪上门索要,他毕竟还能对付过去。现在,马立安不在了,那些以前的所谓官场朋友,也都翻脸不认人,暗中联络土匪,来马家巧取豪夺。马英九的母亲见势不妙,意识到如果再这样下去,别说是保住丈夫留下的这份家业,就是保住马家的根,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无可奈何,她只得痛下决心,结束了家族的生意,拖儿带女离开了湘潭马家堰,来到了数百里之外的衡东落户。马家在衡东住了很多年,尤其是马鹤凌,几乎整个少年时代,都是在衡东度过的。所以,有马英九祖籍湖南衡东一说。

  六年后,刘肇礼的母亲马元英出落得亭亭玉立,才貌出众,经人介绍,嫁到时任湖南省财政厅长的刘岳峙(刘肇礼的祖父,蒋介石爱将)家。刘岳峙当时不仅担任湖南省财政厅长一职,而且是蒋介石手下的大红人。有了这顶保护伞,马家才又从衡东搬回了湘潭继续发展事业。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后来担任了蒋介石的侍从官,大概与刘岳峙同蒋介石的交情不无关系。

  台湾公布的有关马英九个人简历资料,说明马英九于民国39年(1950年)7月13日出生于香港。后来,更有人准确地说出他的出生地是位于香港九龙的广华医院。实际上,身在台湾的马英九一直都没有出生证,直到几十年后,马英九从政坛暂退,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当教授,才第一次来到香港,终于在广华医院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这才清楚自己的准确出生日期和地点。

  马英九出生于香港,这一点勿庸置疑,问题是,他何以出生在香港而不是大陆或者台湾?有关的介绍文字,出了多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1949年,马鹤凌带着妻子秦厚修从大陆来到台湾。可是,他们的三个女儿还留在大陆。为了接女儿来台,马鹤凌只身潜回大陆。他前往大陆前,因为将怀孕的妻子留在台湾不太放心,便将其安置在香港,以便自己从大陆返回时,一家人能立即团聚。就在马鹤凌在大陆找女儿的时候,秦厚修在香港生下了马英九。直到1951年,马鹤凌带着三个女儿从大陆来港,家人团聚,然后才一起来到台湾。

  版本之二: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马鹤凌因为在蒋介石和蒋经国身边,知道国民党下一步将经营台湾,所以,他将妻女等送到台湾,安顿之后,又重返大陆。他返回大陆,据说是为了参加西南的会战。岂知,他离开不久,秦厚修因为送朋友到香港治病,来到香港,并且在香港生下马英九。因为孩子太小,一时无法离去,兼且丈夫身在大陆,她便决定在此等丈夫回来。

  版本之三:1949年,马鹤凌全家到达台湾,一段时间后,他奉命前往大陆公干。考虑到在台湾没有任何亲人,马鹤凌便将妻子安置在香港。随后,马英九在香港出生,直到1岁以后,父亲从大陆来到香港,一家人才离开香港前往台湾。

  有人说,马英九的名字源于他的出生地——香港九龙。但据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说,儿子名字中的“英”字,其实并非指香港属英国殖民地。他是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会以儿子的名字来做这种纪念。同时,他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取名是很有讲究的,第二个字,往往是此人的辈份。湖南湘潭湖田马氏族谱所记,实际是这一支第二十代的字辈。他们所使用的分别是“上尊大人,英才继起”八个字,马鹤凌是人字辈,他的儿子,自然就是英字辈。这个英字,代表的是英才而不是英国,与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没有半点关系。马英九名字中的英字,可以说,并不是马鹤凌为儿子取的,而是祖上传下来的。

  事实上,“马英九”这个名字,早在马英九出生前便已经有了。那时,马鹤凌就对妻子说,如果生的是个男孩,便叫他英九。妻子虽然也是名门闺秀,可国学方面,毕竟没有马鹤凌研究得那么深那么透,一时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取这个“九”字为名。他对妻子解释说,九的含义非常广,中国国学最讲究九了。孔子《论语》中有“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的话,马鹤凌极其喜欢并且引为座右铭,成为自己终身奋斗的目标。还有父亲也希望儿子的身体有“九如”的健康:“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经过马鹤凌一番解说,妻子秦厚修也觉得这个九字用得好用得绝,所以立即同意了。

  在香港,马英九仅仅生活了一年。1951年,马鹤凌结束了他在香港的工作,返回台湾。马鹤凌到台湾后,时刻没有忘记亲人和祖国大陆。在与家人阔别四十年后,马鹤凌给已年届七十的妹妹寄了一首七言绝句:“割别家乡四十年,乍看录影七情煎。独儿卓立谁呵护,节妇余生谁爱怜。庐墨已为衰草蚀,江乡抒共生槐眠。临安末许款归去,老泪纵横感万千。”寄托了对亲人的无限思念和对祖国大陆的深深眷恋。

  不仅如此,马英九的骨子里还浸染着割舍不断的浓浓湘情,虽然从没回过湖南老家,但能够说一口地道的长沙话,最爱喝的白酒也是湖南特产酒鬼酒。台湾是中国白酒继大陆之外最大的消费市场,包括五粮液、贵州茅台酒等知名度颇高的白酒都先后进入了台湾市场,湖南特产酒鬼酒更是受到台湾许多政商名流的青睐。2001年6月10日,酒鬼酒董事长王锡炳、总经理宋清宏率代表团一行前住台湾考察,就曾拜会过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

  得知家乡朋友远道而来,马英九格外高兴,在交谈中,马英九兴致勃勃地提议:“我们莫讲国语哒,讲长沙话罗!”据当时参加会见的代表回忆,马英九的长沙话说得很地道,间或插一两句老长沙的俚话,让人倍感亲切。马英九解释说,他虽然出生成长都在台湾,但从小却是由长沙宁乡籍的外婆一手带大的,外婆不会说国语,几十年来他和外婆的交流一直是用长沙话。

  马英九说,他一直很想回家乡看看,但这个愿望至今仍未实现。每每有家乡的客人来到台北,他也一定会用家乡话来交流。马英九给外界健康、清新的形象,很容易让人误会他滴酒不沾,其实不然,马英九也颇有酒量,尤其喜爱红酒。而举行家宴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拿出家乡产的酒鬼酒来喝一小杯,聊慰思乡之情。只有最受他尊敬的客人,才能喝到他珍藏的家乡产的酒鬼酒。

  马英九深受父亲的影响,对大陆有着深厚感情。他的两个女儿皆以“中”字为名:大女儿马唯中,小女儿马元中。家国情怀昭然。每当马鹤凌给马英九讲起在祖国大陆的故事时,父子俩都会忍不住热泪纵横。

  到达台北之后,马家住在万华一带。万华是台北的富人区。在整个日据时代,万华一带,住的都是台北本土冒出来的富人,虽然他们的财富相对于那些日本商人要少一大截,可对于整个台北的穷人来说,他们的富裕,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当时的台湾首富蔡溪,就住在这里。

  因为这里是富人区,环境自然是台湾最好的。台湾的富人,是在日据时代形成的,他们也不太可能像那些统治一切的日本人一样,将商业区和居住区严格区分开来,所以,万华一带,也是商业繁荣区,居民来自五湖四海,五花八门,难免会有贫富悬殊,鱼龙混杂。

  马鹤凌刚刚来到台湾,职位又不高,便可以住在这样一个区域,可见当时的蒋经国,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和重用的,至少说明当时的党工,身份极其特殊,各方面待遇十分优厚。当时的经济条件,马英九谈到陈水扁时,曾经提及。他指出,自己和陈水扁相比,幼年时家庭条件稍好一些,但也不是非常宽裕那种,小时候同样属于没什么零用钱的。这其实也可以想象,即使蒋介石将大量的黄金白银运去了台湾,毕竟坐吃山空,各方面都得紧缩开支,党工的待遇虽相对一般人好,也好不到哪里。何况,马家祖孙三代,十几口人生活,日子能不艰难?正因为如此,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不得不出来工作。她的工作单位是陈诚主持的重要建设项目石门水库。

  马鹤凌是一个十分爱国爱家的人,打从马英九开蒙,懂得读书时起,马鹤凌便开始教他,自己的家乡在湖南湘潭,那里有美丽的湘江。“自门前的湘江边,湘水涟漪,碧波荡漾,下望朱亭,上望石湾,空间辽阔。我家在这湘江岸畔,就像一只匍匐的大鹏,展翅欲飞。”直到今天,这段话,马英九还可以脱口而出。

  对于这个儿子,父亲寄予莫大的期望。后来有人说,当英九还小的时候,马鹤凌便希望他将来能够成为“中华民国总统”,这种说法,未免太夸张。当马英九正处于幼年时,台湾是蒋氏的家天下,经过几年折冲,蒋介石已经完全控制了台湾政权,并且正暗中扶持太子蒋经国继位。这是一个极其明显的家天下父传儿承的搞法,别人或许会被蒋介石表面上的言辞蒙蔽,马鹤凌作为蒋经国麾下的一名党工,不可能不清楚。在那种形势下,如果做帝王梦,就是谋反,就是大逆不道。以马鹤凌的儒学渊源,无论如何,他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更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父亲对子女的严格教育

  父亲马鹤凌是马英九人生的基石。在教育孩子方面,马鹤凌是极其严格的,虽然马英九是独子,可父亲对他的严厉,远远超过了对几个女儿。马英九说:“父亲就像是理论家,母亲就像是实践家。”虽然在母亲的支持和爱护下成长,每天还督促他读古文、念唐诗,但是严厉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

  马鹤凌一路指点着独子的仕途,但两人个性相差太多,经常意见相左。

  例如马英九第一次竞选市长前,原本已经说过一百多次不会参选,未料父亲却禁不住媒体的纠缠,透露出将会说服儿子投入选战,从此大众有了成见,觉得马英九只是个听话的儿子,自己根本决定不了大事。后来马英九的表现可圈可点,也逐渐有了自己抉择上的坚持,不过到了2005年竞逐国民党主席,父亲再度在镜头前和儿子唱反调,媒体一阵惊愕,但也都体谅马英九的处境。好在马英九顺利当选主席后,父亲也同感欣慰。

  小时候学校教育恶补成风,不补习仿佛就跟不上时代,刚好马鹤凌的中学同学开了一家补习班,表示愿意让马家小孩免费补习,没想到马鹤凌毫不留情地说:“你不要害我的小孩!”父亲不拘泥于世俗的勇气,一直深印在马英九的脑海里。

  马英九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毕业生。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校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还未毕业的马鹤凌,在新婚时就响应蒋介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成为“青年军”的一员。马鹤凌不是为功利而追随国民党,而是终身信奉三民主义的理想而成为一名称职党工。抗战胜利后,他曾本着“民生主义”理念,回到老家,召集家中佃农,把积欠的帐目全部烧毁。1949年,他在已经携家人逃到台湾后,竟然又只身返回大陆,劝说宋希濂率领他的12万部队到缅越边境去打游击。

  正是因为基于理想行事,马鹤凌才会在官场玩不转,大多数时候都停在副职的位置上。他在担任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长,做青年工作的时候,曾经在校园举办“国会”改革探讨会,请资深“国代”、“立委”与学生对话,在学生中赢得好感,却在三个月内被撤换,成为“百日维新”。在赋闲后的低落情绪中,儿子却为父亲的正直所鼓舞,儿子对他说:“爸爸,你还有什么好担忧的?您的做法,让我在学校里做人,抬得起头来!”

  马鹤凌的父亲幼孤失学,做学徒出身,经商致富后深感失学之痛,就捐出善款助学,以“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作为家训,劝子孙后代要读书为善。马鹤凌在马英九7岁时将家训告知马英九。1987年马英九出版的第一本博士论文上,首页即标着这句家训,可见儿子牢记之深,令父亲马鹤凌十分感动。在马英九的少年时代,马鹤凌还以曾国藩的“唯天下之至诚,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胜天下之至巧”送给儿子为座右铭,马英九一直将这段话牢记在心中,并时刻警醒自己要身体力行。由马鹤凌对国学钻研之深可以看出,他本人对于“书为宝”的祖训,是贯彻得非常深入的。

  他以对自己的要求严格约束儿子,并且取得了成功。

  除了这条祖训之外,他还从国学精髓中找出了另一些准则,要求儿子做到:有原则不乱,有计划不忙,有预算不穷。

  这位老父亲可真是教子的典范,仅仅这三个“不字”,完全说透了做人的根本。任何人,之所以当断不断,左右摇摆,根本症结,便在没有目标没有原则没有信念。相反,一个人如果有自己明确的信念,便可以始终如一,便可以明辨是非,立场坚定。仅仅有了原则和信念显然还不够,还得有自己明确的人生计划,如果没有计划,并且不脚踏实地去执行这一计划,那么,即使有原则,也可能只成为一个空谈家。所以,一个人在确定了人生原则之后,第二要点,便是确定人生的计划。

  人生的计划应该怎样确定?马鹤凌又为儿子解决了这一难题,他说:

  “此生理想,近期计划,今日功课。”原来一切都是那么具体,人生的计划,原是分为三大部分的,第一部分,是要确定一个人这一生的理想。这一点,似乎绝大多数人都曾做过,有人想当科学家,有人想当医生,甚至有人想当总理、总统。至于未来是否实现,那是另一回事。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不曾实现少年时的人生理想吧。针对这一症结,马鹤凌为儿子开出了药方:近期计划。此生的理想,是由一个又一个近期计划组成的,只要能够将这些近期计划实现,那么,每实现一个计划,便离理想近了一步。怎样实现近期计划?说起来也很简单:今日功课。在你的近期计划中,要明确每天必须完成的功课,只要你能够一步步地扎实把握今天,那么,明天肯定就能走向成功。

  在这个人生三大步骤中,最为重要的一步,恐怕还是第二步,即近期计划。如果有周密的近期计划,即使你没有远期理想,那么,你也可能达成一个相对理想的目标。哪怕你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的人,每天都异常努力地工作、学习,但如果没有近期计划,你的学习或者工作,也同样是盲目的。那么,怎样确定自己的近期计划?

  马鹤凌又为儿子开出了一剂药:认清环境,了解自我,慎选目标,力行计划。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马英九果真能够实现父亲为自己确定的这几条人生准则,那么,未来无论功绩大小,他都能成就一番事业。

  马鹤凌并非只是开药方,实践中,他更注重执行。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马英九确实是在按照他所计划的方向,逐步向前迈进。

  马英九生长的环境比较特殊。初中之前,他家住在万华。这里是台湾的富人区,隔壁邻居,不是政界要人,便是商界精英,家里有洋房有汽车。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富了就摆阔,不仅自己摆,儿孙也一样要摆。这些名人的子女,上的都是名校,男孩子上师大附小、大安初中以及建国高中等,这些都是台北的名校。女孩子便上台北第一女中、第二女中或者第三女中,这三所学校建校于日据时代,一女中和二女中当时只收日籍学生,而三女中,除了收部分日籍学生,再就是收读台湾名门政要的子女,所以,当时的三女中,便成为台湾名人选择儿媳的专校,哪一家选择的媳妇如若不是三女中毕业,便会自觉矮人一等,脸上无光。身在万华的孩子们,除了上这些名校之外,他们还衣着光鲜,很多人出入都可以乘汽车。与他们相比,马家在万华只能算是底层的贫民。

  马鹤凌当时最为担心的是儿女们受这种习气的影响,产生攀比心理以及其它心理阴影,所以,他时刻在孩子们耳边叮嘱,一个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一切,那才是最值得的。如果从小便养成了不付出努力而只顾享受的习惯,那么,这样的人,将来肯定一事无成。正因为这类教育,使得马英九从小便和那些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日后,他进入政坛,获得了一个“不粘锅”的绰号,意思是说,无论是哪一帮哪一派,他都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感,与各种势力不即不离地保持着接触,却又不会和他们有太深的交情。这种性格的形成,大概与幼年时,万华的那段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几乎是从开始认字时开始,马鹤凌便培养儿子阅读的兴趣。最初所读的书,并非今天一般孩子喜爱的卡通之类,而是非常的国粹,像《论语》之类,不懂不要紧,先背会,然后由父亲为他一点一点地讲解。当然,除此之外,还会让他读一些历史。历史里有许多精彩的故事,这是马英九所喜欢的。

  正因为父亲的刻意培养,马英九差不多从二年级开始,便成了小说迷。

  但在三年级的时候,他的阅读开始出现了一点点偏差。这时候,正是武侠小说开始流行的时候。台湾当时的情况,和后来武侠小说流进大陆的情况差不多,一开始,这种文学门类并不为以正统自诩的文学界所接受。台湾甚至比后来大陆更甚,因为台湾更讲国粹。除了文学界,教育界对这种文学形式更是深恶痛绝,觉得这类文学,严重毒害青少年,所以,武侠小说在台湾的学校,被绝对列入禁书之列。马英九受了流行之风的影响,开始悄悄地看武侠小说。

  这件事,大概是马英九一生所做的最为叛逆的事,因为要看武侠小说,他不仅要瞒着对此极为反感的父亲,也要瞒着下过禁令的学校。既违背父亲又违背学校这样的事,在马英九的整个学生时代,可算是绝无仅有。

  学习广泛且屡遇名师

  进入六年级后,马英九开始更多地集中精力在学业上面,他十分清楚,父亲希望他能够考上一所名校,而他也不想让父亲失望。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台北名校大安初中。

  而进入名校大安初中之后的马英九,学习兴趣更加的广泛起来。和小学不同的是,中学增加了很多课程,比如英语,就是此时开始的。但马英九所学到的东西,远在课堂教学之外。

  马英九很有语言天分,他在家里,和父母说的是长沙话,一旦进入了社会,便说国语,同时,他还会说闽南话。在语言方面,他的模仿能力极强,几乎是一听就懂,一学就会。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台北当时集中了很多外省人,他们来自中国的各个不同方言区,南腔北调,五花八门,说什么方言的都有。完全是出于兴趣,马英九常常模仿这些人说方言,时间一久,他竟然可以达到乱真的程度,能见什么人就说什么话,让听者惊叹不已。

  他的高中历史老师孙静山就记得一件事,一次上课的时候,孙静山突然想起要问一件事,便用四川话问道:“你们那个大专联考,历史和地理是不是一起考?”没料到,他的话音刚落,马英九便依样学样地说了一句,不仅字正腔圆,甚至连音调也极其相似,猛一听,他还真以为是自己在说。

  当时,他自然十分恼火,尤其是这件事发生在学校奉为楷模的好学生马英九身上。他原本想大发一次脾气,可是,因为马英九学得太像了,引得堂下的学生一片善意的笑声,如此一来,他倒是不好当场说什么了,只是事后将马英九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非常友善地批评了他几句。

  马英九后来对他解释说,并非他有意学老师说话要出老师的丑,只是这位孙老师在全校老师之中太特别了,他留着很有特色的胡子,给人一种仙风道骨的感觉,讲起历史的时候,也特别带劲,谈古论今,嘻笑怒骂,自如快意,无论是他的语调,还是他的四川腔以及他的神态,都很令学生们神往。他在台上讲课,不少学生便在台下模仿他,马英九便是其中之一。这一次,是因为马英九有些忘形,才不留神说出了声。

  后来,马英九的英语学得非常好,也是此时打下的基础,日后,他前往美国留学的时候,语言根本不是障碍,对这一点,他是非常得意的。也是这一个时期,马英九开始爱上了作文课。他爱上作文,主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是父亲对于写文章非常重视,他的每一次作文,父亲都要亲自督导和过目。马鹤凌是一个推崇国学的人,而国学中,对于文的重视,是优于其它任何一门的。历史上绝大多数名人,都能写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马老先生要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才,自然就特别注意这方面对他的培养。还是很小的时候,他便要求儿子,每读到一本好书,便要记下笔记,以此练笔。

  另一方面的影响,则主要是来自武侠小说的影响。那段最痴迷武侠小说的时候,他除了讲,竟然还自己动手写,偶尔编排那么一个故事。四、五十年代的台湾,小小的租书店里,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武侠小说。从小就浸沉在古典文学中的小马哥,早在国小三、四年级的时候,就是个武侠小说迷。小马哥练功的等级,非同凡响,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梁羽生、独孤红、卧龙生、诸葛青云、云中岳、上官鼎、古龙,都是他口中喊得出名字的名家。

  当然,也少不了金庸。当时,金庸的小说在台湾,还算是禁书,他那套成名作《射雕英雄传》,当时的名字是《大漠英雄传》。

  马英九最喜欢的金庸小说人物是郭靖,“郭靖憨厚老实、身体强壮、武功高强、充满正义感,却又不解风情。”这是小马哥的答案。武侠小说看多了,小马哥忍不住技痒,五年级上说话课时,他到台上就讲武侠小说,老师如果没有其它安排,就会在同学们的央求下,请小马哥上台“垫档”。台上口沫横飞,台下如醉如痴。写作文时,老师竟然给他的评语是:“文笔老练,有江湖味”,真的是练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除了啃武侠小说,马英九也爱看漫画和世界儿童名著。在他记忆中存过文件的,包括了《牛伯伯打游击》、《诸葛四郎》、《阿三哥》、《大婶婆》、《月光假面》,还有《基度山恩仇记》、《西游记》和《金银岛》。如果说,跑步是小马哥用来锻炼体力、强健体魄的方式,那么读书就是他增长知识、锻炼智能的“心灵长跑”。小马哥身上有着浓厚的书卷气味。你总是能在他众多的面向中,找到一个非常“文艺青年”式的小马哥。

  就读大安初中的小马哥,就已经是“幼狮文艺”的忠实读者。许多知名的资深作家,像是季季、洛夫和杨牧的作品,都让马英九得以一窥文学殿堂之美。当时,马英九最迷的是司马中原的《荒原》和《狂风沙》,只要一翻开书,他就觉得自己置身在那充满着神秘气息的乡野中,传奇故事如野花怒放,曲折离奇的剧情,看得人心动神驰,不能自已。马英九总是会被书里那种庞大的历史苍茫感所震撼。合上书,他仍然感觉到遥远时空中,那些乡野人物如歪胡癞儿、六指儿贵隆的呼吸。

  朱西宁的《铁浆》和《狼》中,一股原始而厚实的力量,也触动了小马哥的心,对《八二三注》更是爱不释手。有一次,马英九碰见了作家朱天心,曾幽默地表示:“我和你父亲比较熟。”

  除了小说,马英九竟然还是一个现代新诗的爱好者。后来,他成了名人,有一次遇到了台湾著名意象派诗人杨牧,见面的第一句话,他便对杨牧说:“我是你的读者,初中的时候,就崇拜你了。”他这话,让杨牧暗吃了一惊,当时还以为他是有意奉迎自己说的违心话。因为杨牧的诗不像一般传统的表现手法,他的诗讲究的是意象,比如《瓶中稿》,对于一般人来说,那是一种很晦涩难懂的作品。随着交谈的深入,马英九竟然一首又一首地背出来,并且就诗中的某些意象的理解,和诗人进行讨论。

  此时,杨牧才相信,马英九所说初中时便喜欢他的诗,并不是一句虚言。而且,他在诗歌修养方面,也让老诗人异常惊讶。最后甚至感慨地说:

  “你不当诗人,真是太可惜了。”接着又说:“当然,你如果当了诗人,那就更可惜。”意思是说,马英九确实有诗才,如果他当诗人的话,肯定会有一番成就。相反,如果他当了诗人,那么,台湾文坛多了一个马英九,台湾政坛则会因此而少一个马英九。

  进了建中后,马英九的阅读书单中,开始出现了思想方面的书。当时的马英九读胡适之、殷海光、胡秋原、李敖等人的书,也看卡缪、沙特及王尚义的作品(如《从异乡人到失落的一代》),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思维,还曾经让他着迷了一阵子。另外,马英九也涉猎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颇为风行的留学生文学,包括于梨华的《又见棕榈》,及张系国、刘大任的作品等。书本,是马英九了解世界的起点,是一枚指向智能星空的望远镜头。

  要说哪一本书对当时的马英九留下了最深刻的影响,第一个跳进他脑海里的名字,就是罗家伦的《新人生观》。马英九认为,《新人生观》一书说法活泼、语言形象化,对比强烈。书中提到的:“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侠是出于伟大的同情”,都让他感到共鸣。

  最让马英九心有戚戚焉的是罗家伦的这段话:“一个现代的青年要有文明人的头脑,野蛮人的身体,和不可屈服的意志。”马英九自己的诠释是:文明人的头脑指的是格局和器宇、真诚与智能。历史的潮流急遽推移,身为一个跨世纪的青年,面临时代的风云际会,想要引领风骚,必须具备优美的品性,轩昂的器宇,加上真诚的心地、清纯的智虑,才是世纪青年的典范,才是真正的e时代。

  “野蛮人的身体”指的是体力和健康。马英九不喜欢有些人喊“苍白的一代”、“失落的一代”,苍白是一种病态,失落是一种颓废,愿大家在身体上一起加入野蛮族。不可屈服的意志绝非时下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马英九非常佩服屈原,他为了不向昏君屈服,宁可一死以明志。心自强,志不迁,定心广志,如此何所惧。马英九认为这就是不可屈服意志的真谛。

  经典古籍,是马英九的首选。除了《中庸》和《论语》,马英九也研读过清朝名臣曾国藩的著作《挺经》,学习曾国藩以退为进、以弱为强的哲学。

  长大后,马英九还会和两个女儿分享阅读经验。他和大女儿马唯中都喜欢看近年走红的美国法律小说家约翰·葛里辛(John Grisham)的作品。马英九说:“JohnGrisham是一位出身美国南方的律师,他对于拉丁事务相当熟悉,所以小说中所提到的背景多半是拉丁美洲。我们两个会对小说中的情节加以讨论,但是一讨论就发现,女儿竟然读得比我快,这一点倒教我既吃惊又开心。”

  马英九的阅读范围,广泛而多元,连年轻小说家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和《61x57》,马英九也不陌生,本来这是二女儿马元中看的书,作老爸的马英九也不放过。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马英九阅读不同的书,每打开一本书,他就被带往一个知识发光的国度。

  如今的年轻人,往往忽视读书。尤其是当代青少年,这主要是中国仍然未能摆脱几十年来的考试教育模式,让学生们课业负担过重,难以应付;另一个原因是网络高度发展,青年学子们的兴趣,被这个快速膨胀的网络弄得无所适从,盲目追随,反而是将读书给忽略了。其实,一个人精力最旺盛记忆力最好的时候,正是青少年时期,此时读的书,一辈子都能记牢。

  马英九高中上的是台北著名的建国高中。后来,马英九回忆说:“建中的老师都非常有料。学生来听老师讲课,不是为了准备联考。如果只是准备联考,建中的学生自己回家看书就够了。”因为他高中所读的建国高中,又是台北的另一所名校,能够考上这所学校的,全都是优中选优的优秀学生,一般来说,只要能够得到这所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就等于取得了联考的保险票。所以,建国高中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并不完全重视考试教育,反倒更注重素质培养。这也正是他们之所以几十年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高中时,马英九又遇到一个水平相当不错的语文老师,这个老师名叫丁荣。这个丁荣老师,对于学生的作文非常重视,他教作文,和父亲马鹤凌那种教法完全不同,他十分专业,而且分得极其仔细,记叙文、论说文、说明文,各种文体,从他的口里讲出来,十分的清晰,丝毫不枯燥。有一次,他讲述论说文和说明文的异同,竟然写了满满一黑板。如果是那些水平不高的老师,如此满堂灌下来,学生早便厌烦了。可这个老师就是不同,学生们竟然听得入迷,记得仔细。

  建中的老师,个个别具神采,让正在探索更大世界的少年小马哥,大开眼界。原本就喜欢写文章的小马哥,从丁荣老师这里,收获特别多。大学联考放榜时,丁老师看见小马哥的成绩单,虽然是第一志愿台大法律系,总是爱之深、责之切:“马英九,你考是考得不错,不过国文成绩还可以考得更好一点。”马英九的作文基础原本就不错,又有这方面的爱好,加上遇到这么一位好老师,自然是受益匪浅,进步神速。日后,马英九进入政界,成为蒋经国的秘书,受蒋经国之命,起草过不少文案,正是这些文案,深受蒋经国的赏识,也为他日后的政坛生涯,提供了很好的铺垫。这一切,恰恰得益于他在中学时的作文训练。

  还有那位四川籍的历史老师孙静山,大家都觉得他仙风道骨,羽扇纶巾,有三国周郎之风,谈论起古今人物,特别有味道,深得马英九和同学们的爱戴。许多人听孙老师上课,不是为了联考,而是去领受历史的洗礼。就是因为他,班上好几位同学第一志愿填了历史系。

  不同风格的老师,曾经在不同时期,形塑了马英九待人处事的基本观念。在马英九心里,老师的影响既深而远,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只要有机会,他总会表达自己的感谢,感谢这些老师在成长路途上的教导和栽培。

  马英九念大学时,喧腾一时的保钓事件,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后来在哈佛攻读博士时,论文写的就与“钓鱼台事件”有关。当时,客座台大法律系的丘宏达教授,接受研究生协会的邀请,曾经针对保钓事件发表演讲,马英九一听就着迷。马英九虽然不是丘宏达的正式门生,但是他常常向丘教授请益。多年来,丘宏达教授一直是马英九非常景仰的师长。

  “不论是经师,人师,丘老师都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马英九说,丘老师就是一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每次买书,一定买两套,一套放在办公室,一套放在家里,一有疑问,就可以随时查阅。因此每逢记者半夜打越洋电话来请教国际法方面的问题,丘老师总是能立刻确认资料,给一个最清楚、完整的回复。

  最让小马哥感动的是丘老师的爱国精神。那分爱国心,并不是盲目的、过分感性的热血澎湃,而是对这块土地发自内心的认同。“在美国,丘老师是知名的学者,可以享受很好的生活,但是他就是不入美国籍。”马英九说,光是这点坚持,就让他觉得想掉眼泪。而且返国参加国建会,丘老师还会在名册上备注栏注明:“中华民国的后备军人”。马英九感动之余,还跟丘老师开玩笑说:“我们国军可能不需要您这种年纪的后备军人。”

  马英九在纽约大学读硕士时,修了楼文菲(Andrew F。Lowenfeld)教授的航空法,他的上课方式和讲义内容,后来成为小马哥自己执教鞭时的参考对象,包括采取“Open Book,take-home”的考试方式,七十二个小时内交卷,很刺激、灵活的出题,让马英九收获良多。

  其间还发生一件有趣的事。航空法这门课很难,“每一个字都看得懂,但是却搞不清楚什么意思,”马英九回忆:“那是我刚到美国念书选修的第一门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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