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台北市长任内
拒绝竞选台北市长
1997年5月，马英九辞去公职后，回到台湾政治大学，继续当他的教授。现在他轻松多了，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了，这么多年来忙于工作，几乎让他没有时间去认真看书做学问。他为自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读书计划。从政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现在突然静下来，他还不大习惯，只有把自己全副精力埋进书本里，他才能让自己静下来。不久，他就完全沉浸在学问里，开始正儿八经的做起了他的职业教授。当了一年教授，过了一段清闲日子，又早已把李登辉看透，没了从政的兴趣了，所以拒绝竞选台北市“市长”。
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直辖市”，执政的国民党自然不能再次眼睁睁的看着它落进民进党的陈水扁手中，否则国民党将无法向全体党员交代。于是，国民党方面，动员了很多力量做马英九的工作，包括许多元老级的人物上门劝说，可是，马英九始终是那句话：不干。从他内心来说，李登辉把他的心伤透了，他已经没有了从政的兴趣，宁愿做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老百姓，清清闲闲的做他的大学教授。国民党方面没了办法，只好请出马英九的父亲出面做儿子的工作。
党内登记日期越来越近，马鹤凌一次又一次做工作，而马英九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对马英九说：“这是国民党的特殊时期，如果这一仗败了，那么，未来国民党在台湾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弱，搞台独的民进党就会越来越强。为了台湾，你有责任挑起这个担子。”但马英九仍然拒绝。现在的马英九，已经不是小时候父亲眼中的乖乖宝了，并不是父亲的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的，现在，历尽狂风暴雨的涮洗，他的翅膀已经硬了，有了自己的主意了。
马鹤凌见自己劝说无效，便发动国民党内万人连署。到了登记截止日的前一天，他又打电话约儿子谈判。并告诉儿子，党内有许多人要见他。面对一班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的恳求，又有父亲出面，马英九不好不给面子，便同意第二天在敦化南路协商。这一天是登记截止日，如果马英九拖过这一天，便不再有登记权，那么，国民党只好考虑提名其它人了。
马鹤凌同一大批老同事赶到敦化南路，可是左等右等，不见马英九到来。经过询问，才知道马英九临时出了点状况，在晶华酒店主持一个会议。
马鹤凌带着一帮人，呼啦啦赶到了晶华酒店，这才找到马英九。原来，当天有一个法学会议，马英九是台湾法学学科的带头人，自然要参加这样的会议。会议主持人是会长是丘宏达教授，这次会议，本来是由丘宏达主持，他只是去听一听就可以了。正因为如此，他才准备出席一下，然后借故离开会场去见父亲。没料到，丘宏达当天身体状况不佳，无法主持会议。主持的任务便落到了马英九头上。他如果离开，这个会便开不了。
马鹤凌等人赶到晶华酒店，再次打电话给马英九。马英九只好临时离开会场来见父亲。这一帮老人见了马英九，先是声泪俱下地劝进，一个个言辞恳切。可马英九认为，自己既然已经一次又一次拒绝了，就不可能再答应，他向来说话算数，言出必行，这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因此，他不能做出尔反尔的事。所以，无论怎样劝说，马英九就是不答应竞选台北市长。
那些国民党的老党工见劝说无效，便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有位老人说着说着，情绪一激动，竟然对他说：“英九，我在这里求你了。”话音刚落，双膝一屈，竟然跪了下去。马英九一下子慌了。这些人全都是自己的父执辈，父亲还在自己的面前，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跪请？他立即伸手要扶起这位老人，不料这个没扶起，又齐刷刷跪了一片，一个个老泪纵横。
老人们纷纷表示，如果马英九不答应，他们今天就跪在这里，直到他答应为止。马英九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为了这些老人，他不得不答应下来。
马鹤凌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表格——上面所有内容，均由他代儿子填好了，相片也贴上了，惟一缺的，便是马英九本人的签字。马英九看了父亲一眼，从他手里接过签字笔，满含着热泪，在登记表上仔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马英九把纸笔递回父亲手中，说：“爸爸，我尽孝了！”父亲反驳说：“你错了，这不是父亲来要求你，而是党国需要你，这是尽忠，是尽忠报国！”
得知国民党推出马英九和自己竞选“市长”的消息，陈水扁脑袋一麻，立即意识到，自己碰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敌手了，这次有一场恶仗要打，前途凶多吉少。
陈水扁是有名的辩护律师，伶牙俐齿，巧舌如簧，最大的特长，就是善于从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到对手的弱点或者短处，然后以最为猛烈的炮火轰击，这些炮弹之中，真假都有，假中掺真，真中含假，因为其中有真的，于是，便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全都是真的。但是，现在遇到的对手是马英九，他感到棘手了，因为他知道马英九这人为政极为清廉，名声很好，恐怕找不到什么缺点。连蒋经国都说马英九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他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寻些捕风捉影的事，硬往马英九头上栽桩，否则他的炮弹就难以发射了。
于是陈水扁把自己的手下人召集到一起，面授机宜，吩咐他们去查找马英九的“问题”，不管是私生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家庭问题，只要能与马英九挂得上钩的全搜集拢来，有用没用他自有办法。小事说成大事，一分说成十分，这本来就是他的特长。手下人连连点头，赶紧分头行动。
陈水扁想，像马英九这样的大帅哥，是众所周知的“女人性幻想对象”、“女性的梦中情人”、“最佳捐精人选”、“最美的政治人物”，不可能会没有一点点私生活问题。只要抓住一点，肯定把马英九打翻。手下人查来查去，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得到。马英九这个人似乎不扎堆，平常除了工作上的来往，和异性从来都没有私交，更不会上酒吧之类的地方。
陈水扁没有泄气，这一招不灵，那就从经济上寻找突破点，国民党的腐败，是民众最反感的一个问题，后来国民党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陈水扁想，只要能够抓住马英九有腐败的可能，哪怕是捕风捉影，也可以将他打下马。手下人查了半天，所有能够动用的力量，全都动用了，结果发现，马英九的家庭经济状况只不过是一般，吃的、住的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他在美国那段时间，妻子和他赚了一点钱，算是小有积蓄。回到台湾后，他有政府的那份还算可观的薪水，妻子在银行部门工作，收入比普通人高。他本人没什么不良嗜好，花钱很少，除了“法务部长”任内有些权力，可以搞点腐败外，担任其它职务的时候，想腐败不是那么容易。
而当“法务部长”时因为扫黑，一般人就算是想送黑金给他，也不大敢。这条路又走不通。
如果是几年后，利用族群对立这一点，陈水扁一定可以多赚些选票，但在当时，政权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民进党只是在拼着一切想出头，想煽动族群对立不容易。这张牌时机不成熟，不能用。
既然别的攻击点都不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硬着头皮往前冲。他不是在“法务部长”任上赢得了民声吗？那好，就硬攻这一点，把他的民声打掉。
还是老办法，栽桩、陷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成绩移到别人头上，把问题往他头上扣，让人知道，马英九其实只是一只政治花瓶，是一个无能之辈，除了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以及善于做政治秀，其它的，半点真本事都没有。如果选民将选票投给这样一个人，那就等于是自己害自己。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冥思苦想，陈水扁推出了他的第一个竞选文案，这是一个完全攻击马英九的文案。文案中，陈水扁攻击的第一发炮弹是：
“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及‘政务委员’期间，岛内治安败坏，连续发生刘邦友、彭婉如、白晓燕等三大刑案，连‘内阁’声望都跌落谷底，马英九却潇洒地说了一声‘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然后拍拍P股离开。事实上，马英九任内完全没有扫黑，是廖正豪担任‘部长’后，才开始主导‘治平扫黑专案’，指挥检察官联合军、警、宪、调各单位。雷霆扫黑。”
陈水扁这招十分的阴毒。首先他说“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期间”。因为文中所列的三起案件，全都是廖正豪任内的事，所以，背后再加上“及政务委员期间”，这样就把马英九搭进去。可“政务委员”的职责与这三起案子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有没有关联陈水扁可不管，他只要这事和马英九“任内”搭上了“关系”就行。他需要的就是让别人误以为这事是马英九在任“法务部长”时发生的。而且，马英九还不好站出来辩驳，他如果辩驳，势必向公众说明，这些案子与他无关，真正有关的人是廖正豪。廖正豪也是国民党的人，如果马英九抹黑了廖正豪，那么，国民党内部，便有一部分支持廖正豪者，会不投马英九的票。这一发炮弹，既攻击了马英九的要害，又为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瓦解埋下伏笔，可谓凌厉之至。
陈水扁的第二发炮弹是：“马英九任内，调查局连续发生严重风纪事件，包括调查站主任涉嫌强暴女秘书案、调查员涉人贩卖吗啡案、调查局副局长程泉非礼事件，更让民众对司法人员的信心荡然无存。程泉案后，马英九于7月11日接受媒体询问，为了推卸责任，居然说‘我在’法务部长‘任内是不管’调查局‘的！’这种话‘廖部长’和‘城部长’绝对说不出来。”
这发招同样厉害。“法务部长”自然要管所有的违法行为，调查局出现一连串这类案件，你能推卸责任吗？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大了解的情况，即调查局属于军管机构，“行政院”下面的“法务部”只是一个行政机关，普通民众，哪里清楚？反正只要是能够和马英九扯得上关系的，全都往上扯。看这则文案的人，肯定不会去查一查“法务部”有哪些职责和权限，等他们在以后的某一天知道这些了，选举早已经结束了，谁都不会为当时错投了一票而要求翻案。
第三发炮弹更厉害：“马英九任内，发生严重的黑道介入职棒签赌案，使台湾职棒运动重挫。当时，马英九你在做什么？城仲模‘部长’严厉要求调查局查办职棒签赌案，使职棒运动重现生机。而马英九又做了什么？”职业棒球比赛，在台湾属于第一热点运动项目，民众参与程度相当之高。因为涉及巨额赌金，所以黑道组织介入职业比赛，任意改变比赛结果，使得整个职业棒球赛均操纵在赌博集团的手中，这确实是台湾社会的一大问题，而且，因为涉及千万普通的棒球迷，这一问题，绝对能够影响普通民众对选票的投向。
而实际上，将这发炮弹轰在马英九身上，多少有些冤枉。如果赌博是合法的，那么，就一定存在操纵的可能。即使执法者明知被操纵，那又怎样？没有具体案子发生，谁能做什么？马英九不可能捕风捉影地立一个案子，然后让执法单位去查。再说，他只有那么大的力量，当时扫黑行动，只能集中力量打击某些方面，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他没有可能一夜之间将台湾的黑势力和所有的违法犯罪一网打尽。假如没有他在前面扫黑打下基础，后来的人，能有时间、精力、人力以及物力去扫其它案件吗？可民众不可能如此理性，他们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对于职棒签赌案打击不力，民众普遍不满，这正是陈水扁需要的攻击点。
第四发炮弹是：滥垦山坡地问题。自从蒋经国当政以后，台湾社会开始大转型，由以前的农业经济过渡为后来的工业经济。工业经济高度发达，使得台湾的农业人口快速减少，农用土地，自然也就大幅度减少。土地一少，便出现了一个自然资源保护问题，许多的山坡地，为了保障水土，宁可荒在那里，也不能开垦。这些地一旦开垦，便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而台湾是一个地震多发区，植被破坏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陈水扁选择这一点进行攻击，可以说处心积虑，他要拉拢的，正是那些郊区农民，他们本人或许在城里，可有家人在农村。这些恰恰是下层民众，他们的力量虽弱，可人数众多，每人一票，在选举中，可是极其重要的一股力量。
滥垦山坡地问题很显然是农业部门主管的事，与马英九怎么也难扯到一块。但普通老百姓却弄不懂。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既能这事你没有干好，那自然是你失职了。至于这事是不是该归你管，那属于部门和官员分工问题，普通老百姓到哪里去查？谁又有那么多闲工夫去查？
陈水扁的招数可谓招招毒辣，让人难以躲避。但他所能用的炮弹并不多，打了几发重型炮弹之后，便显得有点无力了。
唯一打败过陈水扁的人
得知马英九决定竞选“台北市长”，马家是全家出动，参与助选，大姐马以南放下在美国的一切工作，回到台湾帮助弟弟竞选，而且成为马英九竞选班子的主角。马家是一个出入才的家庭，大姐马以南是一个做宣传工作的高手，在台湾有着极为广泛的人缘以及颇为有力的手段，她曾担任北一女校友会会长之职。有她加入竞选班子，确实如虎添翼。
当时，马英九竞选班子见到陈水扁的竞选文案后，全都气翻了，在竞选总部里对陈水扁破口大骂。确实，陈水扁的招够毒的。当时，竞选班子的一致意见是要反击，为了这个反击方案，大家动了好几天的脑筋。没料到，马英九走来一看，一句话给否定了。马英九不慌不忙的说：“不能反击，我们一反击，就中了阿扁的计了。”
大家不明白马英九的意思，马以南倒是最先反应过来了。她说：“我们如果反击的话，那就只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廖正豪和城仲模这两任‘法务部长’就不可避免的成了靶子。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当‘法务部长’，他们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这些支持他们的人是谁？是国民党的资源。也正是我们的票源，我们反击陈水扁事小，结果却可能误伤了这两任‘法务部长’，从而失掉我们的一部分基本票源。”她这样一解释，大家才意识到，陈水扁这几招，果然是阴毒之至，暗藏乾坤。
可是，这几招够狠的，纯粹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如果不反击，会不会非常麻烦？果然，民意调查结果出来了，马英九的支持率，一下子掉了好几个百分点。马英九的竞选指挥部里，有点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此，马英九却显得毫不在意，他一眼就看穿了陈水扁的鬼蜮伎俩，他说，陈水扁的竞选策略就是死缠烂打，他就是不断想办法和我们斗，引着我们和他斗下去，跟在他P股后跑，越斗就越出乱子。大家想想看，跟着他的节奏跑，难免会出错。他是当律师出身，打官司，就是这样个搞法，先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然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想办法打乱对方的节奏和阵脚，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指挥棒走。这样下去，我们还能不被动吗？我们如果和他傻缠下去，就上了他的当了。就好比打仗，如果追着敌人打，不仅会把自己跑得筋疲力尽，还容易钻进敌人的伏击圈。聪明的打法就是我们自己掌握主动权，不理他，让他自己去跑，适当的时候，我们再选择时机打个漂亮的伏击战。
这么一说，大家恍然大悟，从心底佩服马英九考虑周到。马英九确定的竞选原则是，他玩他的，我玩我的。不对对手进行任何攻击，只是打出自己的旗帜，公布如果当选，在任内要干哪些实事。
马英九这个方法提出来，立即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大家认为，既然是竞选，自然会提出竞选政纲，如果要列出任内所做的事，那就等于是宣传政纲，这件事，谁都会做，陈水扁也要做这件事的。可他做的时候，肯定是在马英九他们丝毫没有防备的时候。如果不对陈水扁目前的攻击予以还击，就等于承认或者默认了陈水扁的指责，那么，一开始自己就已经输了一招。
马英九却认为，目前台湾的选举，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相互谩骂和揭短，成了一种常态，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行为。他既然要参加竞争，那么，就要进行一场文明竞选、公平竞选、清洁竞选。绝对不搞人身攻击和有损人格的那一套。马英九这样坚持，其它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他的意思办。当他们将自己的这一套搞出来时，并没有预期的效果，支持率调查，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表明，马英九的这一招，太过文人气，对于陈水扁这种人，似乎根本不起作用。
但马英九仍然认为，陈水扁是律师出身，他身边的那帮人，一个个都是“大状”，最善于抓住某一点枝节进行纠缠。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一是要注意检点自己，说话做事，要先想好，否则，就会被阿扁阵营抓住纠缠。第二，大家都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千万别和对方纠缠细节，以免落人他们的节奏。
从理论上说，马英九的竞选观点，大家都能接受，现实的问题是，陈水扁一次又一次攻击，全都奏效，第一轮中，马英九已经输了，现在第二轮，如果再不还击，选民会认为马英九没有手段，自然会对他失去信任。如果第二轮再输，以后就很难扭转这种局面了。
马英九说，反击也要有自己的坚持，要有策略，不能跟着他们走。第一轮，陈水扁不是拿治安做题目吗？现在，我们就来反击他的治安。但我们不搞他泛泛攻击、遍地开花那一套，我们集中火力。这次就拿禁娼扫黄这件事做文章，但不要攻击阿扁，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禁娼决心和扫黄计划，不要涉及其它。此话一出，大家眼前一亮。
1994年，陈水扁出任台北“市长”后，曾推动“禁娼扫黄”运动，1997年9月更下令台北市全面废除“公娼”，但这一举动遭到公娼们的强烈抵制，她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娼妓们竟然公开在社会上亮相，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打出标语惊世骇俗。这样的事，全世界媒体，没有一家不喜欢，所以，采访此事的记者比游行的妓女还多，不仅在台北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全台湾舆论喧腾，甚至成为国际上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报道的焦点。陈水扁一见形势不妙，立即决定暂缓废“公娼”。
公娼制度在台湾实行了几十年，一直都是社会毒瘤，正义人士一直对此强烈不满，尤其是社会中的女性阶层，她们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当初陈水扁宣布废娼的时候，她们均积极支持，岂知陈水扁后来改变了立场，她们自然大为失望，却又不便和那些娼妓公然对抗，所以，娼妓游行，一时无人阻止。马英九如果旗帜鲜明地提出禁娼，既可广泛地争取这些女选民，同时，对陈水扁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是一种打击，还对陈水扁的个人诚信进行了回击。既拉了选票，又还击了陈水扁的两次进攻，同时，整个文案中，只谈计划，看不出半点攻击对手的痕迹，岂不是高招？
除了推出这个文案，在适当的机会，对于陈水扁的两次攻击予以说明，比如第一次陈水扁文案中提到的白晓燕案，马英九阵营便巧妙地做了一篇文章。某家极其支持马英九的报纸派记者采访马英九，有意指出，白晓燕案发生时，马英九已经是“政务委员”而不是“法务部长”，案件原本与他无关。
可是，他竟然为此提出辞职。相反，案件发生在台北市，却没有人为此负责，反而认定是一大功劳。这是在暗指，作为当时的台北“市长”，真正应该对此案负主要责任的恰恰是陈水扁，结果反倒是马英九代其受过。
马英九一副宽宏大度的样子说，别人应该负什么责任，那是别人的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不清楚。或许他们内心也正在为此感到内疚。他只能谈一谈自己当时的心情。这件案子发生时，他心里非常难受，本能地觉得自己应该负一份责任，应该为这件案子为社会做点什么。可当时他确实不可能做别的任何事，惟一能做的，就是辞职以表示自己对此的态度。所以，他不顾上司的一再挽留，毅然辞职了。
马英九有如四两拨千斤的高明拳师，轻轻几招，便将对此案丝毫不“感到内疚”的陈水扁的攻击化于无形，并将矛头暗中指向了陈水扁自己。陈水扁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英九的支持率，却迅速上升。
马英九竞选班子，大多数人都是自愿的而且是无偿的，竞选的时间很长，有些人虽然热情高，毕竟还要回去工作，所以，帮了马英九一段时间之后，便有可能离开，然后由新人进来。就在这样换人的时候，出了一个麻烦。
马英九竞选班子，换了一个竞选副总干事，此人名叫单小琳。消息已经宣布出去，但她还没有正式来竞选总部上班。此前的一天早晨，她应邀出席飞碟早餐节目，由于对某种现状的不满，她在节目中指责陈水扁阵营：“市府员工贪赃枉法的事实俱在，只是‘检调单位’办不办的问题。”
单小姐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她确实是有所指的。陈水扁的背后，有一大帮“高人”，台南的某位黑道大佬，台中的某位财经巨子。这些人与各界都有牵连，呼风唤雨，谁见了都得绕着道走。这事在台湾，是公开的秘密。但另一方面，单小姐这番话，叉确实是犯忌。如果法律没认定某人有罪，你便无权指责别人有罪，这种言语让自己站在了被动地位。单小姐还没有正式加入马英九团体，对马英九的搞法不十分了解，她以为这样是在帮马英九，岂知却让马英九陷入了被动。果然，正需要找这类突破口的陈水扁，抓住这点大做文章。他们正找不到马英九的麻烦，在睁大眼睛，要在马团队中找攻击点呢。
在那以后的几天时间里，陈水扁的办公室又是公开声明，又是谴责，又是质问。他们说：“令人不解，陈水扁上任台北市长以来，检调单位有两年半时间，都是在马英九先生法务部长及政务委员任内的管辖之下，检调单位不办市府官员，难道是马英九先生在包庇陈水扁市长？所以单小琳的说法并不负责，也相当矛盾。”
这么一来，马英九竞选班子就显得异常被动。他们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表示虽有聘请单小姐担任副总干事一议，但此事尚在讨论之中，单小姐目前并未参加马英九竞选总部的任何活动，亦即尚未到任。在其到任之前所说任何话，并不能代表马英九竞选团队的观点。但陈水扁却不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指挥他的宣传机构穷追猛打，一再敦促马英九和单小琳小姐公开向市政府员工及社会大众公开道歉。还派出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林永颂律师前往台北地方法院，按铃控告单小琳，要求还市府团队一个公道。
这其实只是陈水扁的一种做法，他们也都知道，这样的官司，地方法院根本就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也不知要等到何时审理。但陈水扁要的是效果，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马英九团队的人说话是不算数不负责任的，如果选马英九那就是选错了。陈水扁由此发现，马英九这个团队具有很脆弱的地方，如果攻击得当，说不准，这个团队会因此散掉。如果马英九的团队都散了，这场仗，自然没法往下打了。所以，他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攻击马英九的同时，一直都在轰击马英九身边的团队。其中比较大的一次战役，是集中对付马英九的竞选总部主任委员陈健治。
陈健治原是台北市“议会”的议长，“台北市政府”的许多施政方案、政策等，都需要通过他领导下的“议会”批准。所以说，对于当时的“台北市”，陈健治是一个很有实权的人物。这样一个人，担任马英九竞选班底的要员，对于马英九自然是有帮助的。陈水扁班子推出一份文案，指责陈健治担任“议长”期间，曾经两次为人“说情”。陈水扁之所以利用这些事，目的只有一点，就是将马英九的班子搞乱。而普通民众，他们很难判断这之中的真伪，而马英九一是不屑纠缠这一类事件，二是这类事确实是非常难缠，即使大费笔墨，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说清，何况，如果真的为这样的小事斗起来，选民只会认为马英九没有雅量。遇到这样的事，马英九往往只能是哑巴吃黄连——硬吞。
就在这项攻击案发出后，陈水扁却后园起火，自己内部出了问题。有媒体挖出陈水扁和几年前的周伯伦受贿案有关。周伯伦是陈水扁最好的政治盟友，当时和陈水扁一样，都是“议员”，两人在议会上狼狈为奸，呼风唤雨。
期间，台北荣星公司向当局申请开发荣星花园，并且游说某些实权人物，周伯伦等多名议员受贿，周伯伦被指受贿1600万元新台币，于1989年被捕。
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长达16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最终裁定周伯伦罪名成立，入狱6年。陈水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时，周伯伦被捕已经接近8年，只是有关诉讼仍然没有结果。令人费解的是，在此期间，周伯伦还一再竞选获胜，连任多届“立委”。媒体此次揭出的事件，显示陈水扁利用台北“市长”的职权，对周伯伦多方庇护，陈水扁的秘书马永成，打着陈水扁市长的旗号，为周伯伦做了很多事情。
揭发此次事件，与马英九竞选班底没有丝毫关系，只是媒体的一次监督行为。但是，马英九在事情被揭发后，利用这一事件，谈了自己的看法。马永成因为难逃干系，只好辞去陈水扁的特别助理之职。
最终，马英九因为坚持自己的竞选原则，始终以清廉为标榜，取得了台北市民的认同。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竞选，经验不足，又遇到一个像陈水扁这种很善于打纠缠战的对手，露出过手忙脚乱、极端被动的时候，加上资金上的弱势，实在是困难重重。当马英九胜出后，他清理了一下自己的经济账，结果发现，国民党所拨的2.5亿元，他只用了1.1亿，剩下的，他全部交还国民党中央党部。而他所募集到的竞选资金，也剩下一大笔，他全部捐给了吴伯雄基金会。所用的竞选资金，不足陈水扁的十分之一。
按照台湾某种规定，竞选是有补偿的，每获得一票，补助30元。此次选举，马英九共获得70多万票，补助款多达2000多万。别的候选人，会将这笔钱坦然地放进自己的口袋，别人也无权说他们什么。但马英九没有要这笔钱，而是拿出来成立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专门救济弱小族群的“台湾人基金会”，另一个是专门救济老人的“敦安基金会”。敦取自马英九祖母的名字，安则取自其祖父的名字。
此次台北市“市长”竞选，马英九成功地打败了陈水扁，从此在台湾有了“打扁明星”之称。台湾媒体，则将他称为惟一打败过陈水扁的国民党人。
雄心勃勃的台北市长
马英九一直觉得，台湾的选举之所以越来越庸俗化，与台湾的庸俗文化发展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当上台北市长以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展民族文化的精髓，除了完善和发展民间文化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官方的文化指导机构。
马英九上任的时候，列出了500多件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建立文化局，是他要完成的第一批工作之一。
马英九上台伊始，国民党还是“执政党”。由于有国民党方面的配合，前任“市长”陈水扁努力了几年都没能干成的事，马英九上任后几个月便建立了。虽然不能说他的文化局的建立从根本上扭转了台湾文化庸俗化倾向，但毕竟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化研究、文化保护、文化交流、文化推广以及其它方面，均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台北市先后聘请了一些世界知名的华裔作家和艺术家驻市进行交流，便是这项文化工作成果之一。
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发展，以及文化庸俗化倾向等，台湾的青少年，一般都不看小说，不读诗歌，不欣赏严肃而传统的艺术、音乐等作品。传统文化和艺术，越来越边缘化和荒漠化。自从他聘请驻市作家和驻市艺术家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当那些受聘的作家、艺术家来台北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往往会掀起一波热潮，从而影响青少年对文学和艺术的重视和热爱。
马英九也曾对自己和陈水扁的领导艺术进行比较。他说：“他（指陈水扁）比较鸭霸作风。我们常讲冬天寒风跟太阳的故事。他像冬天刮的寒风，使人得穿着厚大衣。我比较像冬天的太阳，使人感到温暖。同样是拆违建，我也拆了好多处，不但没有激烈抗争，更不可能有人自杀，至少还有两次办感恩餐会，这在台湾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马英九拿拆违章建筑来和陈水扁相比，确实是很具有典型性。拆违工作，是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基础工作。城市环境就是投资环境，城市形象就是市民形象，一个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成风、管理无序的城市，无论如何是吸引不了大量外来投资的。违法违章建筑破坏城市规划，侵占城市土地和空间，影响市容市貌，损害城市形象。城市要发展，就必须要有规划，要按规划建造，就必须拆去那些违规建筑，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一样。目的一个，方法却有多种。
陈水扁任上，要拆一个违建社区，这可是个大动作，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可是，那里的房子，又确实都是违规而建。陈水扁的做法是说拆就拆，一声令下，有关工程部门到了，军警也到了，谁不同意就抓谁，人抓了，房子拆了，结果引起许多人抗议，人们上街游行示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市政府屈服。可陈水扁就是硬，他谁的账都不买，亲自带着人去现场，亲自指挥，谁出面都没有用。最终，有人闹到要自杀，事情闹得很大，远近尽知，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的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给“政府”的形象抹了黑。
马英九任上，也有几次大行动，拆的范围比陈水扁的还要大。物主们大概受了陈水扁那次拆违建的影响，于是就事先秘密串联，准备到时候闹事。
一次，几个女人在市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而且看上去还挺年轻漂亮的，过往行人，能不同情？自然是围了一大堆人，媒体的记者来了，他们纷纷进行采访，并且找到马英九，希望他表明态度。事实上，这几个人只是那些被拆物主的“先头部队”，更多的物主是躲在后面伺机而动。
马英九的态度非常明确：“‘打造历史名城，共建美好家园’，这是全体市民的共同心愿，同样需要全体市民为之努力。城市违章建筑，破坏了城市规划，影响城市形象和城市管理，也影响了市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市民反映强烈。这些问题不及早处置，迅速解决，不仅破坏我市的发展环境，损害城市形象，而且会严重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只有拆除违章建筑，才能清除威胁市民生产、生活安全的隐患，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说法，给社会一个公正的解释，创造安全、舒适、文明、优美的人居环境。有记者采访，我欢迎，我还要呼吁记者多报道此事，一旦让大家都明白了，物主自然也知道，不让拆是不行的。”马英九拆违建，往往是先礼后兵，而且运用舆论支持，让被拆的人无话可说。
马英九拆违章建筑，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拆到他的党主席李登辉的头上。李登辉租住在台北士林区中社路1段9巷翠山庄高级别墅区，这个地区，仅仅只有16幢高级别墅，每幢别墅占地约700平方米，周围有山有水，环境一流，是台湾权贵阶层的住所。李登辉所住的13号，位置极好，月租金是30万元新台币。有关资料显示，这幢别墅，系1975年取得使用执照，其后再未申请过任何建筑施工执照。该住宅1980年的面积不过350平方米，但到1994年已经增建到900多平方米。台“总统府”2000年度编列公费，为李登辉的“豪宅”再次进行修缮扩建，将原先的两层楼增建为3层，使其面积再增加约180平方米。为了这次修缮，台湾的纳税人为此支付了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
翠山庄位于水土环境保护区内，有关部门规定，这类区域建筑高度不得超过7米，建筑面积不能多于占地面积的300%李登辉却不听这么多，依然我行我素，先后两次扩建，已经属于严重违规。目前高度为3层，超过10米，建筑面积超过占地面积的65%，属于违法。在陈水扁任上，陈水扁对此不闻不问，视若无睹。现在马英九要拆违建，这幢别墅自然是最大的拦路虎。马英九不象陈水扁那样看人所作。马英九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违建，就一定要拆，不管对方是谁。
李登辉自然不干，站出来大打悲情牌，说马英九是反骨仔，他一下台，立即就翻脸不认人。为此，台湾舆论一时大哗，沸沸扬扬吵了好几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拿眼睛盯着马英九，看他将这个现国民党主席前“总统”怎么办。马英九却不顾这些，公开表示，一定要公事公办，“一视同仁，即报即拆”。对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必须要以铁的手腕，重拳出击，从严治理。因此，市政当局向李登辉发函，规定10日内自行拆除，否则将派员强制拆除。
马英九说，陈水扁好斗，行政时比较喜欢冲撞、对抗。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处理竞选，他都体现这一风格。但马英九自己性格不一样，他比较温和，如果要区别一下的话，陈水扁比较严苛，马英九虽然也是学法出身，但他更偏重于儒家的以德治政，希望施以宽仁。
他说：“同样是达到目的，但是不一定要付出比较高的社会成本。我没有那么强势，好像缺乏魄力，其实，事情还是做成了！……没有破坏社会和谐，族群对立不严重。我觉得这是王道、中道的做法，传统儒家的做法。”这一点，马英九说得十分清楚明白，这也确实是他和陈水扁甚至是与其他当政者的区别。同时，这也是马英九一直受到攻击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支持马英九的人，都觉得他太弱，太温和，缺乏魄力。
有一位资深传媒人评价说：“不光马英九温和，他身边的那帮人，和他的性格非常相近，同样是比较温和。所以，他的整个班子，看上去都缺乏一种魄力。但是，尽管如此，马英九事事处处以身作则，给人一种信赖和鼓舞，这说明马英九没有一点官僚架子，是一个真正为市民办实事的人。”
连任台北市长
2002年，为寻求连任台北“市长”，10月27日，马英九正式成立其竞选总部。国民党几乎全员出动为马英九打气。党主席连战，副主席蒋仲苓、吴伯雄、王金平，马英九竞选总部主任委员江丙坤，以及多位国民党籍“立委”、党籍县市长都到场为马英九加油“挺选”。
台北市府团队也在副市长欧晋德率领下，一齐穿着白夹克向民众致意。亲民党的秘书长钟荣吉亦赴现场表示对马英九的支持。两三千名支持马英九的群众，把竞选总部前的整条八德路挤得水泄不通。马英九在台上提出“让台北成为台湾的骄傲，让台北市民成为最后的赢家”两个目标，并重申追求“优质选风”的理念。
“总统”陈水扁则为李应元站台及上街头游行造势，与10月16日李登辉之女李安妮的站台效应相比，陈水扁对于李应元选情的拉抬明显大于李安妮。在“台北市民较青睐谁呢”的调查中，有43.62%的人支持马英九，29.27%的人支持陈水扁。陈水扁于是批评马英九“心目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香港特首董建华，没有‘中华民国’的陈总统”。但在民调中，有68.34%的民众不同意这种说法，只有15.45%的人同意其说法。
马英九说，他不但要赢得选举，也要挑战他自己、挑战全世界与台北市发展情况相当的城市，赢得未来4年台北市的升级。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民进党阵营不断进行大规模的造势，包括播出电视广告、举办大型晚会，马英九阵营始终显得很低调。马英九说，台湾经济不景气，他要“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不会为选举砸钱。
台北“市长”选举首场辩论会11月10日在台北市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举行，辩论会分三阶段，第一阶段为政见发表，第二阶段是由主办单位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等代表发问，第三阶段是双方交叉提问辩论，经过抽签决定后，由马英九先辩先结，李应元后辩后结。李、马阵营在辩论会后都随即举行记者会，发表对对手和自己交锋表现的看法。
由于马英九比李应元高出七八厘米，主办单位为使画面好看，方便摄影机取镜，特别帮李应元订做一个垫脚台，让李应元站在辩论台前和马英九有同样的高度。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辩论会第三阶段进行“交叉提问”，双方各提问一分钟后，由对方申论两分钟，共提问八个问题后，由双方进行结辩。马英九在结辩时说，选战辩论应回归到市政方面、避免无谓的政治口水战、避免抹黑。
随后台北“市长”选战中的电视政见会如期举行，民进党籍候选人李应元却以“没有交叉辩论”为由缺席，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大唱“独角戏”。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李应元声称，电视政见会没有交叉辩论，收视率又不高，效果不大，他不愿参加。马英九则认为，政见会是很重要的沟通渠道，参加政见会是候选人的义务，也是对市民尊重的表现，即使收视率不高，总比在肥皂箱上发表政见有效果。马英九并指出，在前两次电视辩论会中，李应元对马英九的提问回避得“很厉害”。马英九在政见会中发表体育、教育、文化、客家、人权等“人文关怀”面的政策愿景。他宣称，“不将市民做为工具，要将市民当作目的”。选举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直接影响到台湾前途的台北“市长”选举，经过两个多月的竞争，执政的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李应元，在陈水扁和李登辉双双支持下，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取马英九而代之。但因马英九为人的品德非一般所能及，而为百姓服务的真诚，更为多数选民欣赏，所以马与李的民调支持率为60比20，相差悬殊。
心思诡诈、花样特多、手段极辣的李登辉，为了打马英九、挺李应元，在11月20日与媒体对话时竟提出：“马英九应该竞选‘总统’，让李应元当‘市长’。”李应元听到李登辉的这一主张，及时回应，感谢“前总统”对他的支持，称赞李登辉为活字典，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对李登辉要马英九选“总统”的主张，李应元解释为：李登辉看到四年来的市政建设停滞不前觉得忧心。事实上，李登辉打马用心是很深的，终极目的是要消除外省根。国民党的幕僚与部分立委私下评估，马英九可赢李应元20万票以上。陈水扁也拿马英九的外省籍大作文章。企图煽动族群对立。对此，马英九对陈水扁予以了坚定的回复。
马英九说：“台北市是一个移民城市，三分之二的市民不是在台北出生，因此本是一个多元包容、族群和谐的城市，但是四年前的‘市长’选举就已经听到陈水扁‘市长’阵营许多似乎是故意挑起群族意识的言论，例如：土狗与贵宾狗、包子与比萨，甚至直接指控我是‘新卖台集团的棋子’等等，如今又将我的出生地拿出来做文章。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是谁在将‘族群’这个话题拿来当成选举议题来炒作，台北市民需要的是真正关心市政发展的‘市长’，而不是一个只会谩骂、攻击的政客！”因此，本人在听到这种言论时，就诚恳、良心地呼吁‘国家元首’应自重，发言要审慎，不可如此轻率，不但给国人不好的示范，也损伤了‘总统’的威信，这样子叫为人父母的怎么教小孩？我想‘总统’以这样负面竞选的手法来撕裂国家认同，对台湾的民主进程实在是一种伤害，况且伤害的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另外，我也要恳请李应元先生不要为了选举胜利，不计一切手段乱扣红帽子、乱贴标签，尽快能够回到他一再强调的优质选举，否则不仅不能让台北市长选举成台湾的骄傲，更会进一步造成民主的倒退，长远来看，实非台湾社会之福。”
选举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以马英九的全面胜出而告终。
2003年，马英九成功连任台北市长后，他的目标就定在要把台北打造成世界级城市。他说，第一要打造一个产业城市，加强在高科技资讯或者生物科技上的优势，同时把台北变成会展中心。此外，还要进一步扩大台北南港、内湖两个高科技区。这样，当大型商展会议在东亚举行时，就会考虑选择台北。传统产业部分，在配合商店区的建设过程中，把部分地区改成徒步区，让商机可以恢复。
第二是打造安全城市。台北是台湾大都市中最安全的一个，犯罪率低，同时民众对安全满意度也很高。交通也是一样，台北市2002年车祸死亡人数为81人，几乎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数字，2001年这个数字是98人，以前都是三位数。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因为强力执法。马英九自己的座车被开过14次罚单，包括4次超车，10次违规停车。他没有用特权销单，而是按规定付钱。他自己在街上走路也规规矩矩，走斑马线。
台北是全台湾行人违规处罚最严厉的，有人觉得马英九疯了，选举年居然严惩行人违规，难道不关心选票了吗？马英九的答案是我比较关心他们的生命，因为行人违规死亡率在所有交通事故中占第二位，仅次于机动车。他做这些不是出于财政目的，完全出于安全考虑。
第三是打造文化城市。台北市成立文化局后，整个城市文化活动增加，除了把古迹活化，还深入基层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市民反响非常热烈。
比如在中山堂的广场，办过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麦斯康尼的《乡村骑士》、台湾的歌仔戏；像钱穆、林语堂故居的恢复，红楼、中山堂、台北之家等古迹活用，也都收到了很好的反响。
更进一步，马英九希望把台北变成世界华文出版中心。在世界华人出版品中，大陆的出版物是最多的，但新的出版物大陆是10万出头，台湾有3万，而大陆人口比台湾多五十几倍。换句话说，台湾在华人出版物上人均数是最多的。很多华人作家都到台湾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因为台北出版社多，水准也不错。台湾在出版方面有这个优势。
再一个就是便利城市，便利通常体现在交通、资讯和通讯三个领域。交通上，台北有捷运，也就是地铁7.2公里。台北市政府计划在10年内把它翻一倍，所有工程完成都将在马英九任满后。马英九认为公车要走向民营化，鼓励大众运输。四年前他上任时，大众运输的使用率只有29%，2002年年底已经上升到46%，下一个目标是达到60%。
马英九在台北推广“网路（注：指网络）新都”受到普遍欢迎。“网路新都”是马英九1998年竞选市长的时候，竞选计划中提出的口号，当时，网络在世界范围内还属于新生事物，在欧美一些国家，走得比较靠前一点，亚洲相对落后了。所以，那时各国都有一种迫切感，希望能够迎头赶上。中国内地也差不多在那时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工程。马英九当时竞选的是台北“市长”，所以提出了一个“网路新都”的计划，也就是说，他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将台北建成一个信息都市，一个数字都市，也就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都市。
当时，最为头痛的问题便是台北市的交通，当时台北市机动车的流量，已经比亚洲主要城市新加坡多出近四倍，交通拥挤问题仅次于日本的东京和泰国曼谷，排在亚洲第三位。马英九那时便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让市民少用马路。如果很多事情，市民在自己家里便可以办好，那么，公路的利用率，不就低了下来吗？要怎样解决这一课题？恰巧有人提出了网上办公的设想，马英九立即被这一想法深深地吸引。他进行了一番论证之后，认定这个想法是可以做到的，至少在许多方面，可以借助网络的发展来完善现有的传统办公体系。一旦“网路新都”工程完成，台北市的城市竞争力，便会整体提升。
那时，网络在台湾还属于新生事物，电脑还远远没有普及，虽然那几年正是台湾电子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很快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电脑行业，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私人电脑特别是数字化进入政府部门，都还只是刚刚起步甚至完全没有起步。马英九上任时开始为台北市民提供免费电子邮件信箱，20多万人享受到这一待遇。另外，还向市民提供3个小时的免费上网训练。市政府楼下的资讯中心，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到这里学习。但到了2001年，台北市的网络建设以及办公自动化数字化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据台北市政府资讯中心主任张俊鸿介绍，“网路新都”是马英九重要的政绩，投注的心力和资金都是相当可观的。他说，市长非常重视资讯化工作，在市府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其他预算多少会被打个七八折，只有资讯预算维持增长，每年都有10%左右的增长幅度。
现在台北市拥有电脑的家庭已经达到90万户，占总数的85%左右。目前，台北市民如果想办户口，只要点击“台北市政府全球资讯网”的申办窗口，再点入户口簿申请，依序填写身份证号、姓名等资料，市政府人员确认后，就会核发户口簿，非常简捷方便。这就是马英九的“网路新都”工程。
2002年，美国布朗大学为台湾做了全球调查，其中在E-GOVERN-MENT（电子化政府）方面台湾居全球第一，领先美国十几个百分点。而台北在台湾又是做得最好的。现在台北市一个月有30万件公文通过EDI来交换，台北市市属的436所机关学校统统有自己的网站，统统联了起来。台北的419个里（里是基层单位，有点像大陆的街道），每个也都有自己的网站。
2002年，台北市得到世界资讯科技大会颁给的杰出政府奖。全世界有四十几个城市竞争，台北是唯一获选的城市。目前市政府有580多种表格在互联网上使用，他提出的口号是“多用网路，少用马路”。台北市已经建起的网络，被称为九大市民生活网，分别有市民安全服务网、市民爱心服务网、市民医疗保健网、市民福利及救助网、市民终身学习网、市民文化休闲娱乐网、市民交通旅游网、市民社区服务网、工商服务网等。这些网络，将市民与政府、医院、学校、社区、商场、社会服务机构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市民用电脑就像用公用电话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电脑服务，就近上网，享受市政府提供的资讯及网络服务。
马英九主政台北市两年半后，施政满意度再攀高峰。台湾《联合报》的民意调查发现，有七成七民众满意马英九的施政表现，七成一满意市府施政，这是马英九上任以来的最高点。此外，民众对于市府整体施政表现及市府团队表现的满意度，也都上升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高点。其中，有七成一民众满意市府整体施政，一成八不满意；五成四满意市府团队表现，一成七不满意，二成八无意见。
这次调查于6月20至22日晚间进行，成功访问了1003位台北市成年人，抽样误差在正负3.1个百分点以内。此次调查是以台北市住宅电话号码随机抽样方式进行的。同时在台湾大学生心目中，台北“市长”马英九取代陈水扁，成为台湾二十大风云人物之冠，而陈水扁则位居第四。
阻击四伏逢马必反
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期内并非一帆风顺。他刚刚上台的时候，政权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有些事，他要好办得多。可他的任期才不过两年，风云突变，国民党的天被翻了，轮到民进党“坐天下”了，国民党成了在野党，于是出现了逢马必反的情况。
这些年，台湾的每次选举都像打仗一样，拼得你死我活，最根本之处，就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权力的妙处。
人群之所以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党派，就是因为党派是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以夺取、行使或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任何党派都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并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在当代，党派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当今世界五大洲共有194个国家，无党制国家已经寥寥无几，只限于一些教权统治传统极深的小国。在有党制国家，总有各种政党不断起落浮沉。凡是能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发展、造福最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政党，就能赢得民心，上台执政，甚至连续执政，否则就要下台、衰落，甚至灭亡。
党派之间的残酷斗争，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对手上台，为了保住自己目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占有的优势。所以，陈水扁“逢马必反”。自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他要保住民进党的天下，就必须排挤出任何其他党派人物上台。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未来有希望将民进党掀下台的，似乎就只有马英九，国民党所有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马英九身上。既然马英九成了出头鸟，民进党未雨绸缪，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付他。
台北作为“总统府”所在地，财政预算方面，原本应该倾斜。可是，陈水扁上台之后，立即改变了以前的预算，开始向各县级机构倾斜，这一点十分明确，就是要制衡马英九。台北市和台北县相比，台北市的预算只比台北县多出三分之一，即使如此，台北县也不干，四处造舆论，说台北市的资源比台北县多得多，税收情况也要好得多，而面积又没有台北县大，自然不应该有那么多预算。实际上，无论是人口平均预算，还是成本方面，台北市都要比台北县多出许多。而民进党又在暗中做手脚，补助政策方面向县级倾斜，使得台北县得到的补助，远远多于台北市。
因为经济上的制肘，马英九就有点无可奈何，只好紧缩开支，除了少数项目之外，绝大多数既定项目，都缩减了一到两成。这种削减，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迅速便可以看出效果。台北市民当然不可能看到这些，也不会过问这些，他们只是眼睛盯着自己的菜篮子，盯着自己的钱袋子，盯着市政的变化。有任何一点变化，他们就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只会说马英九无能，而不是想到这背后有那么多猫腻。
马英九当了两任“台北市长”，可谓危机四伏，每走一步，都可能遭到杀机。六年间，他所遭到的暗箭，无以数计，最毒辣的一箭，是造谣惑众，阴谋诬陷马英九是同性恋者。
那是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之后不久，朝野之间，便流传一种说词，称马英九是同性恋者，他之所以没有绯闻，是因为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人们一直都是关注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遗漏了关键。这个谣言确是歹毒。要知道，在台湾，女性选民将近占了一半。在女性选民中，马英九的票源具有绝对优势，甚至许多女性都把马英九当成“性幻想对象”、“最想发生一夜情的对象”，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竞争。谣言制造者知道“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了真理”的道理，所以把它传得有声有色。流传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人找到了证据，因为马英九和金溥聪的私交很好，便有人指他们是同性恋。这种传言一度甚嚣尘上，使很多女性伤心失望，悲痛欲绝。
金溥聪是马英九幕僚班底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两人相识于1985年，当时马英九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金溥聪在国民党中央国际关系室工作，马英九经常帮他修改英文稿。共事3年后，马英九的职位多次变动，金溥聪则去美国学习。1998年，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时，金溥聪是他的主要助选人员，后来担任台北市“新闻处长”。200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金溥聪再次出马，主要负责文宣策划。马英九再度当选后，金溥聪退出了马英九班底，去政大教书，2004年又回到马团队，担任台北市副市长，主抓市政建设，成为马英九的首席幕僚。
有关马英九和金溥聪是同性恋的传言，在台湾流传了很长时间。开始，大多数人听到这个传言，都只是一笑而已，可是，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随着谣言越传越广，越传越“真”，对马英九的伤害就越大。传言到底造成了什么后果，没法估算。很可能在2008的“总统”大选中，此类谣言又会卷土重来，那么，对于可时出现的选战，显然会有潜在影响。
谣言是躲在幕后施放的毒雾。谁也找不到罪魁祸首是谁。2003年，民进党干脆公开跳出来，搞出了一个“马英九受贿案”，一时令台湾舆论大哗。
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台北银行和富邦金控合并案以及台北市政府出售台北银行股份引起的。台北银行的大股东，是台北市政府，两家合并后，台北市府因此成了富邦金控的大股东。但是，自从陈水扁“政府”上台以来，只是一味搞权力斗争而不抓经济，导致台湾经济状况恶化，加上陈水扁一味围堵马英九，对台北市采取种种手段打压，致使台北市3年间收入少了1100亿，而举债又达到15%的上限。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转，台北市府计划出售4亿多富邦金控的股份。
在此期间，民进党怂恿台北银行前董事长出来指控马英九在这起合并案中有内幕交易行为，理由是他曾经受富邦金控的吃请。以民进党为主的泛绿阵营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分别派人前往“监察院”检举马英九多次接受富邦的私人招待，同时前往台北地检署控告马英九渎职，要求检察官查他在出售富邦股票过程中有无收取回扣行为。
其实，民进党也清楚，马英九不会这么蠢，在这么件小事上翻船。可他们的目的，并不指望以此抓住马英九一个受贿罪，而是要将水搅浑，达到损害马英九形象的目的。
在这起控告中，关键在于马英九吃请一事。在人事交往上，吃请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吃请这种事一旦与这起合并案联系起来，就容易让人产生怀疑，是否马英九个人从中得了什么好处，以及是否以职权促进合并。
调查证实，2003年，台北银行委托世界知名的高盛证券公司担任财务顾问，公开选择合并对象，结果富邦金控在激烈竞争中获胜。在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家公司私下找过马英九，但马英九并未就此做过任何事情。
最终的结果，完全是商业运作，与行政干预没有丝毫关系。这项合并案，在2003年8月8日正式签约。至于请吃一事，则是在签约之后，马英九表示，当时主要是双方股东见面，彼此熟悉，并没有别的意思，纯粹是吃饭。吃完饭后，他就回家了。
市议院传询马英九前往应答。马英九的幕僚代马英九前往应答。当时，质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马英九到底去吃了几次，一是马英九吃过鱼翅没有。马英九的幕僚是带着电脑去接受质询的，因为马英九的所有行程，全都输入了电脑，当“议员”提出吃了几次这一问题时，幕僚在电脑中查询到吃饭有两次，至于是否吃鱼翅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但菜不是由马英九点的。
可是，质询议员却表示马英九的幕僚在说谎，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是，马英九至少有10次。马英九的幕僚立即回答：“10次绝对是个错误，这太夸张了。”此事之后，民进党掌握的媒体就此进行恶炒，一些记者也纷纷跑去打听，结果富邦招待所有工作人员说，多次见过马英九来此吃饭。
这一消息出来后，马英九便问其工作人员是怎样答复议会的，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不止去过一次富邦招待所。工作人员重新查询后发现，马英九确实去过5次，其中包括一次参加新生国小的家长会聚会和与敦安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林百里会面。但这二次与富邦完全无关，真正有关的是3次。
马英九不得不召开记者会，向社会说明情况，然后公开道歉。“监察院”和台北“地检署”对于此案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民进党却不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抓住马英九的幕僚将最初的两次改成现在的5次这一事大做文章，针锋相对地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马英九承认的5次之外，还有两次。但事后经查证，民进党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抹黑马英九，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也不管别人是否相信，只要普通选民不明真相，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他们的险恶目的就达到了。
踏上“总统府之路”的起跑点
民进党对马英九的打击，不仅仅是瞄准马英九，有时候还瞄准马英九身边的家人甚至他的父亲马鹤凌。
马鹤凌年纪大了之后，从政坛淡出，却又想趁自己还有精力，能够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经常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其中，他自创了一个有志于祖国统一的组织——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自任会长，还是马氏宗亲会台湾方面的总负责人。为了这些，马鹤凌自然会常常出席一些社会活动，也认识了不少的社会名流，其中不乏娱乐圈人士。有一年，马鹤凌做寿大宴宾客，目的是为他的协会筹集经费。又因为他是马英九的父亲，自然是大受美女欢迎，当时就有不少美女闹着要认他为干爹，他一高兴，便随口应承，结果一下子认了十几个干女儿，有些人只不过见过一两次面，并不熟悉，而且以后也很少再来往。不料有人拿此做文章，说马鹤凌临老人花丛，惹出桃色风波。
这事发生后，涉及事件另一方的“中国小姐”凌蕙蕙立即站出来澄清，马鹤凌也无奈地表示，他已经80多岁，早就没有“性趣”，他认为，这则报道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马英九。记者就此事采访马英九，马英九只是淡淡地说，他不响应这种八卦。
为了围剿马英九，民进党无孔不入，绞尽脑汁，幸亏马英九为政清廉。脚踏实地，民进党没能抓到什么把柄，如果真有点什么事被他们抓到，那可就惨了。这几年来，马英九受到最多责难的，是在施政方面，有点风吹草动，马英九的麻烦就接踵而至。这是因为，在他四围，有无数双敌视的眼睛在密切监视着他。稍有差错，便会授人以柄，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台湾是座海岛，每年都可能受到几次甚至几十次强台风的袭击。每当有台风来袭，就算是预防工作做得再好，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灾难，八九级以上的台风，几乎难有不受任何损失的时候，比如某棵绿化树被刮倒砸伤了人或者砸坏了物，某处房子上的玻璃掉下来打伤了行人，某处汽车压伤了人，某处危房倒塌了，某处山体滑
1997年5月，马英九辞去公职后，回到台湾政治大学，继续当他的教授。现在他轻松多了，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了，这么多年来忙于工作，几乎让他没有时间去认真看书做学问。他为自己列出了一个长长的读书计划。从政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现在突然静下来，他还不大习惯，只有把自己全副精力埋进书本里，他才能让自己静下来。不久，他就完全沉浸在学问里，开始正儿八经的做起了他的职业教授。当了一年教授，过了一段清闲日子，又早已把李登辉看透，没了从政的兴趣了，所以拒绝竞选台北市“市长”。
台北市是台湾最大的“直辖市”，执政的国民党自然不能再次眼睁睁的看着它落进民进党的陈水扁手中，否则国民党将无法向全体党员交代。于是，国民党方面，动员了很多力量做马英九的工作，包括许多元老级的人物上门劝说，可是，马英九始终是那句话：不干。从他内心来说，李登辉把他的心伤透了，他已经没有了从政的兴趣，宁愿做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老百姓，清清闲闲的做他的大学教授。国民党方面没了办法，只好请出马英九的父亲出面做儿子的工作。
党内登记日期越来越近，马鹤凌一次又一次做工作，而马英九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对马英九说：“这是国民党的特殊时期，如果这一仗败了，那么，未来国民党在台湾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弱，搞台独的民进党就会越来越强。为了台湾，你有责任挑起这个担子。”但马英九仍然拒绝。现在的马英九，已经不是小时候父亲眼中的乖乖宝了，并不是父亲的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的，现在，历尽狂风暴雨的涮洗，他的翅膀已经硬了，有了自己的主意了。
马鹤凌见自己劝说无效，便发动国民党内万人连署。到了登记截止日的前一天，他又打电话约儿子谈判。并告诉儿子，党内有许多人要见他。面对一班国民党元老级人物的恳求，又有父亲出面，马英九不好不给面子，便同意第二天在敦化南路协商。这一天是登记截止日，如果马英九拖过这一天，便不再有登记权，那么，国民党只好考虑提名其它人了。
马鹤凌同一大批老同事赶到敦化南路，可是左等右等，不见马英九到来。经过询问，才知道马英九临时出了点状况，在晶华酒店主持一个会议。
马鹤凌带着一帮人，呼啦啦赶到了晶华酒店，这才找到马英九。原来，当天有一个法学会议，马英九是台湾法学学科的带头人，自然要参加这样的会议。会议主持人是会长是丘宏达教授，这次会议，本来是由丘宏达主持，他只是去听一听就可以了。正因为如此，他才准备出席一下，然后借故离开会场去见父亲。没料到，丘宏达当天身体状况不佳，无法主持会议。主持的任务便落到了马英九头上。他如果离开，这个会便开不了。
马鹤凌等人赶到晶华酒店，再次打电话给马英九。马英九只好临时离开会场来见父亲。这一帮老人见了马英九，先是声泪俱下地劝进，一个个言辞恳切。可马英九认为，自己既然已经一次又一次拒绝了，就不可能再答应，他向来说话算数，言出必行，这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因此，他不能做出尔反尔的事。所以，无论怎样劝说，马英九就是不答应竞选台北市长。
那些国民党的老党工见劝说无效，便采取了更进一步的行动——有位老人说着说着，情绪一激动，竟然对他说：“英九，我在这里求你了。”话音刚落，双膝一屈，竟然跪了下去。马英九一下子慌了。这些人全都是自己的父执辈，父亲还在自己的面前，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跪请？他立即伸手要扶起这位老人，不料这个没扶起，又齐刷刷跪了一片，一个个老泪纵横。
老人们纷纷表示，如果马英九不答应，他们今天就跪在这里，直到他答应为止。马英九的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为了这些老人，他不得不答应下来。
马鹤凌拿出早已经准备好的表格——上面所有内容，均由他代儿子填好了，相片也贴上了，惟一缺的，便是马英九本人的签字。马英九看了父亲一眼，从他手里接过签字笔，满含着热泪，在登记表上仔细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马英九把纸笔递回父亲手中，说：“爸爸，我尽孝了！”父亲反驳说：“你错了，这不是父亲来要求你，而是党国需要你，这是尽忠，是尽忠报国！”
得知国民党推出马英九和自己竞选“市长”的消息，陈水扁脑袋一麻，立即意识到，自己碰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敌手了，这次有一场恶仗要打，前途凶多吉少。
陈水扁是有名的辩护律师，伶牙俐齿，巧舌如簧，最大的特长，就是善于从鸡蛋里挑骨头，寻找到对手的弱点或者短处，然后以最为猛烈的炮火轰击，这些炮弹之中，真假都有，假中掺真，真中含假，因为其中有真的，于是，便被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全都是真的。但是，现在遇到的对手是马英九，他感到棘手了，因为他知道马英九这人为政极为清廉，名声很好，恐怕找不到什么缺点。连蒋经国都说马英九是个“没有缺陷的年轻人”。他想来想去，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寻些捕风捉影的事，硬往马英九头上栽桩，否则他的炮弹就难以发射了。
于是陈水扁把自己的手下人召集到一起，面授机宜，吩咐他们去查找马英九的“问题”，不管是私生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家庭问题，只要能与马英九挂得上钩的全搜集拢来，有用没用他自有办法。小事说成大事，一分说成十分，这本来就是他的特长。手下人连连点头，赶紧分头行动。
陈水扁想，像马英九这样的大帅哥，是众所周知的“女人性幻想对象”、“女性的梦中情人”、“最佳捐精人选”、“最美的政治人物”，不可能会没有一点点私生活问题。只要抓住一点，肯定把马英九打翻。手下人查来查去，结果，却什么都没有得到。马英九这个人似乎不扎堆，平常除了工作上的来往，和异性从来都没有私交，更不会上酒吧之类的地方。
陈水扁没有泄气，这一招不灵，那就从经济上寻找突破点，国民党的腐败，是民众最反感的一个问题，后来国民党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陈水扁想，只要能够抓住马英九有腐败的可能，哪怕是捕风捉影，也可以将他打下马。手下人查了半天，所有能够动用的力量，全都动用了，结果发现，马英九的家庭经济状况只不过是一般，吃的、住的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他在美国那段时间，妻子和他赚了一点钱，算是小有积蓄。回到台湾后，他有政府的那份还算可观的薪水，妻子在银行部门工作，收入比普通人高。他本人没什么不良嗜好，花钱很少，除了“法务部长”任内有些权力，可以搞点腐败外，担任其它职务的时候，想腐败不是那么容易。
而当“法务部长”时因为扫黑，一般人就算是想送黑金给他，也不大敢。这条路又走不通。
如果是几年后，利用族群对立这一点，陈水扁一定可以多赚些选票，但在当时，政权控制在国民党手里，民进党只是在拼着一切想出头，想煽动族群对立不容易。这张牌时机不成熟，不能用。
既然别的攻击点都不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硬着头皮往前冲。他不是在“法务部长”任上赢得了民声吗？那好，就硬攻这一点，把他的民声打掉。
还是老办法，栽桩、陷害，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把成绩移到别人头上，把问题往他头上扣，让人知道，马英九其实只是一只政治花瓶，是一个无能之辈，除了有一张漂亮的脸蛋以及善于做政治秀，其它的，半点真本事都没有。如果选民将选票投给这样一个人，那就等于是自己害自己。
经过一番绞尽脑汁的冥思苦想，陈水扁推出了他的第一个竞选文案，这是一个完全攻击马英九的文案。文案中，陈水扁攻击的第一发炮弹是：
“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及‘政务委员’期间，岛内治安败坏，连续发生刘邦友、彭婉如、白晓燕等三大刑案，连‘内阁’声望都跌落谷底，马英九却潇洒地说了一声‘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然后拍拍P股离开。事实上，马英九任内完全没有扫黑，是廖正豪担任‘部长’后，才开始主导‘治平扫黑专案’，指挥检察官联合军、警、宪、调各单位。雷霆扫黑。”
陈水扁这招十分的阴毒。首先他说“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期间”。因为文中所列的三起案件，全都是廖正豪任内的事，所以，背后再加上“及政务委员期间”，这样就把马英九搭进去。可“政务委员”的职责与这三起案子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有没有关联陈水扁可不管，他只要这事和马英九“任内”搭上了“关系”就行。他需要的就是让别人误以为这事是马英九在任“法务部长”时发生的。而且，马英九还不好站出来辩驳，他如果辩驳，势必向公众说明，这些案子与他无关，真正有关的人是廖正豪。廖正豪也是国民党的人，如果马英九抹黑了廖正豪，那么，国民党内部，便有一部分支持廖正豪者，会不投马英九的票。这一发炮弹，既攻击了马英九的要害，又为国民党内部的分化瓦解埋下伏笔，可谓凌厉之至。
陈水扁的第二发炮弹是：“马英九任内，调查局连续发生严重风纪事件，包括调查站主任涉嫌强暴女秘书案、调查员涉人贩卖吗啡案、调查局副局长程泉非礼事件，更让民众对司法人员的信心荡然无存。程泉案后，马英九于7月11日接受媒体询问，为了推卸责任，居然说‘我在’法务部长‘任内是不管’调查局‘的！’这种话‘廖部长’和‘城部长’绝对说不出来。”
这发招同样厉害。“法务部长”自然要管所有的违法行为，调查局出现一连串这类案件，你能推卸责任吗？可是，这里面有一个普通老百姓不大了解的情况，即调查局属于军管机构，“行政院”下面的“法务部”只是一个行政机关，普通民众，哪里清楚？反正只要是能够和马英九扯得上关系的，全都往上扯。看这则文案的人，肯定不会去查一查“法务部”有哪些职责和权限，等他们在以后的某一天知道这些了，选举早已经结束了，谁都不会为当时错投了一票而要求翻案。
第三发炮弹更厉害：“马英九任内，发生严重的黑道介入职棒签赌案，使台湾职棒运动重挫。当时，马英九你在做什么？城仲模‘部长’严厉要求调查局查办职棒签赌案，使职棒运动重现生机。而马英九又做了什么？”职业棒球比赛，在台湾属于第一热点运动项目，民众参与程度相当之高。因为涉及巨额赌金，所以黑道组织介入职业比赛，任意改变比赛结果，使得整个职业棒球赛均操纵在赌博集团的手中，这确实是台湾社会的一大问题，而且，因为涉及千万普通的棒球迷，这一问题，绝对能够影响普通民众对选票的投向。
而实际上，将这发炮弹轰在马英九身上，多少有些冤枉。如果赌博是合法的，那么，就一定存在操纵的可能。即使执法者明知被操纵，那又怎样？没有具体案子发生，谁能做什么？马英九不可能捕风捉影地立一个案子，然后让执法单位去查。再说，他只有那么大的力量，当时扫黑行动，只能集中力量打击某些方面，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他没有可能一夜之间将台湾的黑势力和所有的违法犯罪一网打尽。假如没有他在前面扫黑打下基础，后来的人，能有时间、精力、人力以及物力去扫其它案件吗？可民众不可能如此理性，他们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对于职棒签赌案打击不力，民众普遍不满，这正是陈水扁需要的攻击点。
第四发炮弹是：滥垦山坡地问题。自从蒋经国当政以后，台湾社会开始大转型，由以前的农业经济过渡为后来的工业经济。工业经济高度发达，使得台湾的农业人口快速减少，农用土地，自然也就大幅度减少。土地一少，便出现了一个自然资源保护问题，许多的山坡地，为了保障水土，宁可荒在那里，也不能开垦。这些地一旦开垦，便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而台湾是一个地震多发区，植被破坏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陈水扁选择这一点进行攻击，可以说处心积虑，他要拉拢的，正是那些郊区农民，他们本人或许在城里，可有家人在农村。这些恰恰是下层民众，他们的力量虽弱，可人数众多，每人一票，在选举中，可是极其重要的一股力量。
滥垦山坡地问题很显然是农业部门主管的事，与马英九怎么也难扯到一块。但普通老百姓却弄不懂。在普通老百姓看来，既能这事你没有干好，那自然是你失职了。至于这事是不是该归你管，那属于部门和官员分工问题，普通老百姓到哪里去查？谁又有那么多闲工夫去查？
陈水扁的招数可谓招招毒辣，让人难以躲避。但他所能用的炮弹并不多，打了几发重型炮弹之后，便显得有点无力了。
唯一打败过陈水扁的人
得知马英九决定竞选“台北市长”，马家是全家出动，参与助选，大姐马以南放下在美国的一切工作，回到台湾帮助弟弟竞选，而且成为马英九竞选班子的主角。马家是一个出入才的家庭，大姐马以南是一个做宣传工作的高手，在台湾有着极为广泛的人缘以及颇为有力的手段，她曾担任北一女校友会会长之职。有她加入竞选班子，确实如虎添翼。
当时，马英九竞选班子见到陈水扁的竞选文案后，全都气翻了，在竞选总部里对陈水扁破口大骂。确实，陈水扁的招够毒的。当时，竞选班子的一致意见是要反击，为了这个反击方案，大家动了好几天的脑筋。没料到，马英九走来一看，一句话给否定了。马英九不慌不忙的说：“不能反击，我们一反击，就中了阿扁的计了。”
大家不明白马英九的意思，马以南倒是最先反应过来了。她说：“我们如果反击的话，那就只有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廖正豪和城仲模这两任‘法务部长’就不可避免的成了靶子。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当‘法务部长’，他们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这些支持他们的人是谁？是国民党的资源。也正是我们的票源，我们反击陈水扁事小，结果却可能误伤了这两任‘法务部长’，从而失掉我们的一部分基本票源。”她这样一解释，大家才意识到，陈水扁这几招，果然是阴毒之至，暗藏乾坤。
可是，这几招够狠的，纯粹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如果不反击，会不会非常麻烦？果然，民意调查结果出来了，马英九的支持率，一下子掉了好几个百分点。马英九的竞选指挥部里，有点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此，马英九却显得毫不在意，他一眼就看穿了陈水扁的鬼蜮伎俩，他说，陈水扁的竞选策略就是死缠烂打，他就是不断想办法和我们斗，引着我们和他斗下去，跟在他P股后跑，越斗就越出乱子。大家想想看，跟着他的节奏跑，难免会出错。他是当律师出身，打官司，就是这样个搞法，先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然后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想办法打乱对方的节奏和阵脚，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指挥棒走。这样下去，我们还能不被动吗？我们如果和他傻缠下去，就上了他的当了。就好比打仗，如果追着敌人打，不仅会把自己跑得筋疲力尽，还容易钻进敌人的伏击圈。聪明的打法就是我们自己掌握主动权，不理他，让他自己去跑，适当的时候，我们再选择时机打个漂亮的伏击战。
这么一说，大家恍然大悟，从心底佩服马英九考虑周到。马英九确定的竞选原则是，他玩他的，我玩我的。不对对手进行任何攻击，只是打出自己的旗帜，公布如果当选，在任内要干哪些实事。
马英九这个方法提出来，立即遭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大家认为，既然是竞选，自然会提出竞选政纲，如果要列出任内所做的事，那就等于是宣传政纲，这件事，谁都会做，陈水扁也要做这件事的。可他做的时候，肯定是在马英九他们丝毫没有防备的时候。如果不对陈水扁目前的攻击予以还击，就等于承认或者默认了陈水扁的指责，那么，一开始自己就已经输了一招。
马英九却认为，目前台湾的选举，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相互谩骂和揭短，成了一种常态，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行为。他既然要参加竞争，那么，就要进行一场文明竞选、公平竞选、清洁竞选。绝对不搞人身攻击和有损人格的那一套。马英九这样坚持，其它人也无可奈何，只好按照他的意思办。当他们将自己的这一套搞出来时，并没有预期的效果，支持率调查，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表明，马英九的这一招，太过文人气，对于陈水扁这种人，似乎根本不起作用。
但马英九仍然认为，陈水扁是律师出身，他身边的那帮人，一个个都是“大状”，最善于抓住某一点枝节进行纠缠。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第一是要注意检点自己，说话做事，要先想好，否则，就会被阿扁阵营抓住纠缠。第二，大家都要有一种思想准备，千万别和对方纠缠细节，以免落人他们的节奏。
从理论上说，马英九的竞选观点，大家都能接受，现实的问题是，陈水扁一次又一次攻击，全都奏效，第一轮中，马英九已经输了，现在第二轮，如果再不还击，选民会认为马英九没有手段，自然会对他失去信任。如果第二轮再输，以后就很难扭转这种局面了。
马英九说，反击也要有自己的坚持，要有策略，不能跟着他们走。第一轮，陈水扁不是拿治安做题目吗？现在，我们就来反击他的治安。但我们不搞他泛泛攻击、遍地开花那一套，我们集中火力。这次就拿禁娼扫黄这件事做文章，但不要攻击阿扁，我们只是提出我们的禁娼决心和扫黄计划，不要涉及其它。此话一出，大家眼前一亮。
1994年，陈水扁出任台北“市长”后，曾推动“禁娼扫黄”运动，1997年9月更下令台北市全面废除“公娼”，但这一举动遭到公娼们的强烈抵制，她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娼妓们竟然公开在社会上亮相，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打出标语惊世骇俗。这样的事，全世界媒体，没有一家不喜欢，所以，采访此事的记者比游行的妓女还多，不仅在台北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全台湾舆论喧腾，甚至成为国际上多个国家和地区争相报道的焦点。陈水扁一见形势不妙，立即决定暂缓废“公娼”。
公娼制度在台湾实行了几十年，一直都是社会毒瘤，正义人士一直对此强烈不满，尤其是社会中的女性阶层，她们是这种制度的最大受害者。当初陈水扁宣布废娼的时候，她们均积极支持，岂知陈水扁后来改变了立场，她们自然大为失望，却又不便和那些娼妓公然对抗，所以，娼妓游行，一时无人阻止。马英九如果旗帜鲜明地提出禁娼，既可广泛地争取这些女选民，同时，对陈水扁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是一种打击，还对陈水扁的个人诚信进行了回击。既拉了选票，又还击了陈水扁的两次进攻，同时，整个文案中，只谈计划，看不出半点攻击对手的痕迹，岂不是高招？
除了推出这个文案，在适当的机会，对于陈水扁的两次攻击予以说明，比如第一次陈水扁文案中提到的白晓燕案，马英九阵营便巧妙地做了一篇文章。某家极其支持马英九的报纸派记者采访马英九，有意指出，白晓燕案发生时，马英九已经是“政务委员”而不是“法务部长”，案件原本与他无关。
可是，他竟然为此提出辞职。相反，案件发生在台北市，却没有人为此负责，反而认定是一大功劳。这是在暗指，作为当时的台北“市长”，真正应该对此案负主要责任的恰恰是陈水扁，结果反倒是马英九代其受过。
马英九一副宽宏大度的样子说，别人应该负什么责任，那是别人的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不清楚。或许他们内心也正在为此感到内疚。他只能谈一谈自己当时的心情。这件案子发生时，他心里非常难受，本能地觉得自己应该负一份责任，应该为这件案子为社会做点什么。可当时他确实不可能做别的任何事，惟一能做的，就是辞职以表示自己对此的态度。所以，他不顾上司的一再挽留，毅然辞职了。
马英九有如四两拨千斤的高明拳师，轻轻几招，便将对此案丝毫不“感到内疚”的陈水扁的攻击化于无形，并将矛头暗中指向了陈水扁自己。陈水扁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英九的支持率，却迅速上升。
马英九竞选班子，大多数人都是自愿的而且是无偿的，竞选的时间很长，有些人虽然热情高，毕竟还要回去工作，所以，帮了马英九一段时间之后，便有可能离开，然后由新人进来。就在这样换人的时候，出了一个麻烦。
马英九竞选班子，换了一个竞选副总干事，此人名叫单小琳。消息已经宣布出去，但她还没有正式来竞选总部上班。此前的一天早晨，她应邀出席飞碟早餐节目，由于对某种现状的不满，她在节目中指责陈水扁阵营：“市府员工贪赃枉法的事实俱在，只是‘检调单位’办不办的问题。”
单小姐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她确实是有所指的。陈水扁的背后，有一大帮“高人”，台南的某位黑道大佬，台中的某位财经巨子。这些人与各界都有牵连，呼风唤雨，谁见了都得绕着道走。这事在台湾，是公开的秘密。但另一方面，单小姐这番话，叉确实是犯忌。如果法律没认定某人有罪，你便无权指责别人有罪，这种言语让自己站在了被动地位。单小姐还没有正式加入马英九团体，对马英九的搞法不十分了解，她以为这样是在帮马英九，岂知却让马英九陷入了被动。果然，正需要找这类突破口的陈水扁，抓住这点大做文章。他们正找不到马英九的麻烦，在睁大眼睛，要在马团队中找攻击点呢。
在那以后的几天时间里，陈水扁的办公室又是公开声明，又是谴责，又是质问。他们说：“令人不解，陈水扁上任台北市长以来，检调单位有两年半时间，都是在马英九先生法务部长及政务委员任内的管辖之下，检调单位不办市府官员，难道是马英九先生在包庇陈水扁市长？所以单小琳的说法并不负责，也相当矛盾。”
这么一来，马英九竞选班子就显得异常被动。他们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表示虽有聘请单小姐担任副总干事一议，但此事尚在讨论之中，单小姐目前并未参加马英九竞选总部的任何活动，亦即尚未到任。在其到任之前所说任何话，并不能代表马英九竞选团队的观点。但陈水扁却不放过这一难得的机会，指挥他的宣传机构穷追猛打，一再敦促马英九和单小琳小姐公开向市政府员工及社会大众公开道歉。还派出市政府的法律顾问林永颂律师前往台北地方法院，按铃控告单小琳，要求还市府团队一个公道。
这其实只是陈水扁的一种做法，他们也都知道，这样的官司，地方法院根本就不会受理，即使受理，也不知要等到何时审理。但陈水扁要的是效果，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马英九团队的人说话是不算数不负责任的，如果选马英九那就是选错了。陈水扁由此发现，马英九这个团队具有很脆弱的地方，如果攻击得当，说不准，这个团队会因此散掉。如果马英九的团队都散了，这场仗，自然没法往下打了。所以，他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攻击马英九的同时，一直都在轰击马英九身边的团队。其中比较大的一次战役，是集中对付马英九的竞选总部主任委员陈健治。
陈健治原是台北市“议会”的议长，“台北市政府”的许多施政方案、政策等，都需要通过他领导下的“议会”批准。所以说，对于当时的“台北市”，陈健治是一个很有实权的人物。这样一个人，担任马英九竞选班底的要员，对于马英九自然是有帮助的。陈水扁班子推出一份文案，指责陈健治担任“议长”期间，曾经两次为人“说情”。陈水扁之所以利用这些事，目的只有一点，就是将马英九的班子搞乱。而普通民众，他们很难判断这之中的真伪，而马英九一是不屑纠缠这一类事件，二是这类事确实是非常难缠，即使大费笔墨，也难以在短时间内说清，何况，如果真的为这样的小事斗起来，选民只会认为马英九没有雅量。遇到这样的事，马英九往往只能是哑巴吃黄连——硬吞。
就在这项攻击案发出后，陈水扁却后园起火，自己内部出了问题。有媒体挖出陈水扁和几年前的周伯伦受贿案有关。周伯伦是陈水扁最好的政治盟友，当时和陈水扁一样，都是“议员”，两人在议会上狼狈为奸，呼风唤雨。
期间，台北荣星公司向当局申请开发荣星花园，并且游说某些实权人物，周伯伦等多名议员受贿，周伯伦被指受贿1600万元新台币，于1989年被捕。
这起案件经历了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长达16年之久，直到2003年才最终裁定周伯伦罪名成立，入狱6年。陈水扁竞选连任台北“市长”时，周伯伦被捕已经接近8年，只是有关诉讼仍然没有结果。令人费解的是，在此期间，周伯伦还一再竞选获胜，连任多届“立委”。媒体此次揭出的事件，显示陈水扁利用台北“市长”的职权，对周伯伦多方庇护，陈水扁的秘书马永成，打着陈水扁市长的旗号，为周伯伦做了很多事情。
揭发此次事件，与马英九竞选班底没有丝毫关系，只是媒体的一次监督行为。但是，马英九在事情被揭发后，利用这一事件，谈了自己的看法。马永成因为难逃干系，只好辞去陈水扁的特别助理之职。
最终，马英九因为坚持自己的竞选原则，始终以清廉为标榜，取得了台北市民的认同。他虽然是第一次参加竞选，经验不足，又遇到一个像陈水扁这种很善于打纠缠战的对手，露出过手忙脚乱、极端被动的时候，加上资金上的弱势，实在是困难重重。当马英九胜出后，他清理了一下自己的经济账，结果发现，国民党所拨的2.5亿元，他只用了1.1亿，剩下的，他全部交还国民党中央党部。而他所募集到的竞选资金，也剩下一大笔，他全部捐给了吴伯雄基金会。所用的竞选资金，不足陈水扁的十分之一。
按照台湾某种规定，竞选是有补偿的，每获得一票，补助30元。此次选举，马英九共获得70多万票，补助款多达2000多万。别的候选人，会将这笔钱坦然地放进自己的口袋，别人也无权说他们什么。但马英九没有要这笔钱，而是拿出来成立了两个基金会，一个是专门救济弱小族群的“台湾人基金会”，另一个是专门救济老人的“敦安基金会”。敦取自马英九祖母的名字，安则取自其祖父的名字。
此次台北市“市长”竞选，马英九成功地打败了陈水扁，从此在台湾有了“打扁明星”之称。台湾媒体，则将他称为惟一打败过陈水扁的国民党人。
雄心勃勃的台北市长
马英九一直觉得，台湾的选举之所以越来越庸俗化，与台湾的庸俗文化发展有很大关系。所以，他当上台北市长以后所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展民族文化的精髓，除了完善和发展民间文化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官方的文化指导机构。
马英九上任的时候，列出了500多件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建立文化局，是他要完成的第一批工作之一。
马英九上台伊始，国民党还是“执政党”。由于有国民党方面的配合，前任“市长”陈水扁努力了几年都没能干成的事，马英九上任后几个月便建立了。虽然不能说他的文化局的建立从根本上扭转了台湾文化庸俗化倾向，但毕竟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文化研究、文化保护、文化交流、文化推广以及其它方面，均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台北市先后聘请了一些世界知名的华裔作家和艺术家驻市进行交流，便是这项文化工作成果之一。
近些年来，由于网络的发展，以及文化庸俗化倾向等，台湾的青少年，一般都不看小说，不读诗歌，不欣赏严肃而传统的艺术、音乐等作品。传统文化和艺术，越来越边缘化和荒漠化。自从他聘请驻市作家和驻市艺术家之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善。当那些受聘的作家、艺术家来台北进行文化交流的时候，往往会掀起一波热潮，从而影响青少年对文学和艺术的重视和热爱。
马英九也曾对自己和陈水扁的领导艺术进行比较。他说：“他（指陈水扁）比较鸭霸作风。我们常讲冬天寒风跟太阳的故事。他像冬天刮的寒风，使人得穿着厚大衣。我比较像冬天的太阳，使人感到温暖。同样是拆违建，我也拆了好多处，不但没有激烈抗争，更不可能有人自杀，至少还有两次办感恩餐会，这在台湾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马英九拿拆违章建筑来和陈水扁相比，确实是很具有典型性。拆违工作，是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城市形象的基础工作。城市环境就是投资环境，城市形象就是市民形象，一个违法占地、违法建设成风、管理无序的城市，无论如何是吸引不了大量外来投资的。违法违章建筑破坏城市规划，侵占城市土地和空间，影响市容市貌，损害城市形象。城市要发展，就必须要有规划，要按规划建造，就必须拆去那些违规建筑，这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城市都一样。目的一个，方法却有多种。
陈水扁任上，要拆一个违建社区，这可是个大动作，涉及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可是，那里的房子，又确实都是违规而建。陈水扁的做法是说拆就拆，一声令下，有关工程部门到了，军警也到了，谁不同意就抓谁，人抓了，房子拆了，结果引起许多人抗议，人们上街游行示威，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市政府屈服。可陈水扁就是硬，他谁的账都不买，亲自带着人去现场，亲自指挥，谁出面都没有用。最终，有人闹到要自杀，事情闹得很大，远近尽知，也因此得罪了不少的人，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也给“政府”的形象抹了黑。
马英九任上，也有几次大行动，拆的范围比陈水扁的还要大。物主们大概受了陈水扁那次拆违建的影响，于是就事先秘密串联，准备到时候闹事。
一次，几个女人在市政府门前下跪请愿，而且看上去还挺年轻漂亮的，过往行人，能不同情？自然是围了一大堆人，媒体的记者来了，他们纷纷进行采访，并且找到马英九，希望他表明态度。事实上，这几个人只是那些被拆物主的“先头部队”，更多的物主是躲在后面伺机而动。
马英九的态度非常明确：“‘打造历史名城，共建美好家园’，这是全体市民的共同心愿，同样需要全体市民为之努力。城市违章建筑，破坏了城市规划，影响城市形象和城市管理，也影响了市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市民反映强烈。这些问题不及早处置，迅速解决，不仅破坏我市的发展环境，损害城市形象，而且会严重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只有拆除违章建筑，才能清除威胁市民生产、生活安全的隐患，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高城市竞争力，给老百姓一个明确的说法，给社会一个公正的解释，创造安全、舒适、文明、优美的人居环境。有记者采访，我欢迎，我还要呼吁记者多报道此事，一旦让大家都明白了，物主自然也知道，不让拆是不行的。”马英九拆违建，往往是先礼后兵，而且运用舆论支持，让被拆的人无话可说。
马英九拆违章建筑，最典型的案例，便是拆到他的党主席李登辉的头上。李登辉租住在台北士林区中社路1段9巷翠山庄高级别墅区，这个地区，仅仅只有16幢高级别墅，每幢别墅占地约700平方米，周围有山有水，环境一流，是台湾权贵阶层的住所。李登辉所住的13号，位置极好，月租金是30万元新台币。有关资料显示，这幢别墅，系1975年取得使用执照，其后再未申请过任何建筑施工执照。该住宅1980年的面积不过350平方米，但到1994年已经增建到900多平方米。台“总统府”2000年度编列公费，为李登辉的“豪宅”再次进行修缮扩建，将原先的两层楼增建为3层，使其面积再增加约180平方米。为了这次修缮，台湾的纳税人为此支付了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
翠山庄位于水土环境保护区内，有关部门规定，这类区域建筑高度不得超过7米，建筑面积不能多于占地面积的300%李登辉却不听这么多，依然我行我素，先后两次扩建，已经属于严重违规。目前高度为3层，超过10米，建筑面积超过占地面积的65%，属于违法。在陈水扁任上，陈水扁对此不闻不问，视若无睹。现在马英九要拆违建，这幢别墅自然是最大的拦路虎。马英九不象陈水扁那样看人所作。马英九的态度非常明确，只要是违建，就一定要拆，不管对方是谁。
李登辉自然不干，站出来大打悲情牌，说马英九是反骨仔，他一下台，立即就翻脸不认人。为此，台湾舆论一时大哗，沸沸扬扬吵了好几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拿眼睛盯着马英九，看他将这个现国民党主席前“总统”怎么办。马英九却不顾这些，公开表示，一定要公事公办，“一视同仁，即报即拆”。对违法用地违法建筑必须要以铁的手腕，重拳出击，从严治理。因此，市政当局向李登辉发函，规定10日内自行拆除，否则将派员强制拆除。
马英九说，陈水扁好斗，行政时比较喜欢冲撞、对抗。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处理竞选，他都体现这一风格。但马英九自己性格不一样，他比较温和，如果要区别一下的话，陈水扁比较严苛，马英九虽然也是学法出身，但他更偏重于儒家的以德治政，希望施以宽仁。
他说：“同样是达到目的，但是不一定要付出比较高的社会成本。我没有那么强势，好像缺乏魄力，其实，事情还是做成了！……没有破坏社会和谐，族群对立不严重。我觉得这是王道、中道的做法，传统儒家的做法。”这一点，马英九说得十分清楚明白，这也确实是他和陈水扁甚至是与其他当政者的区别。同时，这也是马英九一直受到攻击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支持马英九的人，都觉得他太弱，太温和，缺乏魄力。
有一位资深传媒人评价说：“不光马英九温和，他身边的那帮人，和他的性格非常相近，同样是比较温和。所以，他的整个班子，看上去都缺乏一种魄力。但是，尽管如此，马英九事事处处以身作则，给人一种信赖和鼓舞，这说明马英九没有一点官僚架子，是一个真正为市民办实事的人。”
连任台北市长
2002年，为寻求连任台北“市长”，10月27日，马英九正式成立其竞选总部。国民党几乎全员出动为马英九打气。党主席连战，副主席蒋仲苓、吴伯雄、王金平，马英九竞选总部主任委员江丙坤，以及多位国民党籍“立委”、党籍县市长都到场为马英九加油“挺选”。
台北市府团队也在副市长欧晋德率领下，一齐穿着白夹克向民众致意。亲民党的秘书长钟荣吉亦赴现场表示对马英九的支持。两三千名支持马英九的群众，把竞选总部前的整条八德路挤得水泄不通。马英九在台上提出“让台北成为台湾的骄傲，让台北市民成为最后的赢家”两个目标，并重申追求“优质选风”的理念。
“总统”陈水扁则为李应元站台及上街头游行造势，与10月16日李登辉之女李安妮的站台效应相比，陈水扁对于李应元选情的拉抬明显大于李安妮。在“台北市民较青睐谁呢”的调查中，有43.62%的人支持马英九，29.27%的人支持陈水扁。陈水扁于是批评马英九“心目中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香港特首董建华，没有‘中华民国’的陈总统”。但在民调中，有68.34%的民众不同意这种说法，只有15.45%的人同意其说法。
马英九说，他不但要赢得选举，也要挑战他自己、挑战全世界与台北市发展情况相当的城市，赢得未来4年台北市的升级。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民进党阵营不断进行大规模的造势，包括播出电视广告、举办大型晚会，马英九阵营始终显得很低调。马英九说，台湾经济不景气，他要“精打细算、省吃俭用”，不会为选举砸钱。
台北“市长”选举首场辩论会11月10日在台北市公务人力发展中心举行，辩论会分三阶段，第一阶段为政见发表，第二阶段是由主办单位中国时报、联合报和自由时报等代表发问，第三阶段是双方交叉提问辩论，经过抽签决定后，由马英九先辩先结，李应元后辩后结。李、马阵营在辩论会后都随即举行记者会，发表对对手和自己交锋表现的看法。
由于马英九比李应元高出七八厘米，主办单位为使画面好看，方便摄影机取镜，特别帮李应元订做一个垫脚台，让李应元站在辩论台前和马英九有同样的高度。
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辩论会第三阶段进行“交叉提问”，双方各提问一分钟后，由对方申论两分钟，共提问八个问题后，由双方进行结辩。马英九在结辩时说，选战辩论应回归到市政方面、避免无谓的政治口水战、避免抹黑。
随后台北“市长”选战中的电视政见会如期举行，民进党籍候选人李应元却以“没有交叉辩论”为由缺席，争取连任的国民党籍候选人马英九大唱“独角戏”。据台湾《联合报》报道，李应元声称，电视政见会没有交叉辩论，收视率又不高，效果不大，他不愿参加。马英九则认为，政见会是很重要的沟通渠道，参加政见会是候选人的义务，也是对市民尊重的表现，即使收视率不高，总比在肥皂箱上发表政见有效果。马英九并指出，在前两次电视辩论会中，李应元对马英九的提问回避得“很厉害”。马英九在政见会中发表体育、教育、文化、客家、人权等“人文关怀”面的政策愿景。他宣称，“不将市民做为工具，要将市民当作目的”。选举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直接影响到台湾前途的台北“市长”选举，经过两个多月的竞争，执政的民进党推出的候选人李应元，在陈水扁和李登辉双双支持下，使出了浑身解数，试图取马英九而代之。但因马英九为人的品德非一般所能及，而为百姓服务的真诚，更为多数选民欣赏，所以马与李的民调支持率为60比20，相差悬殊。
心思诡诈、花样特多、手段极辣的李登辉，为了打马英九、挺李应元，在11月20日与媒体对话时竟提出：“马英九应该竞选‘总统’，让李应元当‘市长’。”李应元听到李登辉的这一主张，及时回应，感谢“前总统”对他的支持，称赞李登辉为活字典，与他是亦师亦友的关系。
对李登辉要马英九选“总统”的主张，李应元解释为：李登辉看到四年来的市政建设停滞不前觉得忧心。事实上，李登辉打马用心是很深的，终极目的是要消除外省根。国民党的幕僚与部分立委私下评估，马英九可赢李应元20万票以上。陈水扁也拿马英九的外省籍大作文章。企图煽动族群对立。对此，马英九对陈水扁予以了坚定的回复。
马英九说：“台北市是一个移民城市，三分之二的市民不是在台北出生，因此本是一个多元包容、族群和谐的城市，但是四年前的‘市长’选举就已经听到陈水扁‘市长’阵营许多似乎是故意挑起群族意识的言论，例如：土狗与贵宾狗、包子与比萨，甚至直接指控我是‘新卖台集团的棋子’等等，如今又将我的出生地拿出来做文章。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是谁在将‘族群’这个话题拿来当成选举议题来炒作，台北市民需要的是真正关心市政发展的‘市长’，而不是一个只会谩骂、攻击的政客！”因此，本人在听到这种言论时，就诚恳、良心地呼吁‘国家元首’应自重，发言要审慎，不可如此轻率，不但给国人不好的示范，也损伤了‘总统’的威信，这样子叫为人父母的怎么教小孩？我想‘总统’以这样负面竞选的手法来撕裂国家认同，对台湾的民主进程实在是一种伤害，况且伤害的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社会。
“另外，我也要恳请李应元先生不要为了选举胜利，不计一切手段乱扣红帽子、乱贴标签，尽快能够回到他一再强调的优质选举，否则不仅不能让台北市长选举成台湾的骄傲，更会进一步造成民主的倒退，长远来看，实非台湾社会之福。”
选举结果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以马英九的全面胜出而告终。
2003年，马英九成功连任台北市长后，他的目标就定在要把台北打造成世界级城市。他说，第一要打造一个产业城市，加强在高科技资讯或者生物科技上的优势，同时把台北变成会展中心。此外，还要进一步扩大台北南港、内湖两个高科技区。这样，当大型商展会议在东亚举行时，就会考虑选择台北。传统产业部分，在配合商店区的建设过程中，把部分地区改成徒步区，让商机可以恢复。
第二是打造安全城市。台北是台湾大都市中最安全的一个，犯罪率低，同时民众对安全满意度也很高。交通也是一样，台北市2002年车祸死亡人数为81人，几乎是有史以来的最低数字，2001年这个数字是98人，以前都是三位数。为什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因为强力执法。马英九自己的座车被开过14次罚单，包括4次超车，10次违规停车。他没有用特权销单，而是按规定付钱。他自己在街上走路也规规矩矩，走斑马线。
台北是全台湾行人违规处罚最严厉的，有人觉得马英九疯了，选举年居然严惩行人违规，难道不关心选票了吗？马英九的答案是我比较关心他们的生命，因为行人违规死亡率在所有交通事故中占第二位，仅次于机动车。他做这些不是出于财政目的，完全出于安全考虑。
第三是打造文化城市。台北市成立文化局后，整个城市文化活动增加，除了把古迹活化，还深入基层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市民反响非常热烈。
比如在中山堂的广场，办过普契尼的《蝴蝶夫人》、麦斯康尼的《乡村骑士》、台湾的歌仔戏；像钱穆、林语堂故居的恢复，红楼、中山堂、台北之家等古迹活用，也都收到了很好的反响。
更进一步，马英九希望把台北变成世界华文出版中心。在世界华人出版品中，大陆的出版物是最多的，但新的出版物大陆是10万出头，台湾有3万，而大陆人口比台湾多五十几倍。换句话说，台湾在华人出版物上人均数是最多的。很多华人作家都到台湾来出版自己的作品，因为台北出版社多，水准也不错。台湾在出版方面有这个优势。
再一个就是便利城市，便利通常体现在交通、资讯和通讯三个领域。交通上，台北有捷运，也就是地铁7.2公里。台北市政府计划在10年内把它翻一倍，所有工程完成都将在马英九任满后。马英九认为公车要走向民营化，鼓励大众运输。四年前他上任时，大众运输的使用率只有29%，2002年年底已经上升到46%，下一个目标是达到60%。
马英九在台北推广“网路（注：指网络）新都”受到普遍欢迎。“网路新都”是马英九1998年竞选市长的时候，竞选计划中提出的口号，当时，网络在世界范围内还属于新生事物，在欧美一些国家，走得比较靠前一点，亚洲相对落后了。所以，那时各国都有一种迫切感，希望能够迎头赶上。中国内地也差不多在那时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工程。马英九当时竞选的是台北“市长”，所以提出了一个“网路新都”的计划，也就是说，他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将台北建成一个信息都市，一个数字都市，也就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都市。
当时，最为头痛的问题便是台北市的交通，当时台北市机动车的流量，已经比亚洲主要城市新加坡多出近四倍，交通拥挤问题仅次于日本的东京和泰国曼谷，排在亚洲第三位。马英九那时便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法让市民少用马路。如果很多事情，市民在自己家里便可以办好，那么，公路的利用率，不就低了下来吗？要怎样解决这一课题？恰巧有人提出了网上办公的设想，马英九立即被这一想法深深地吸引。他进行了一番论证之后，认定这个想法是可以做到的，至少在许多方面，可以借助网络的发展来完善现有的传统办公体系。一旦“网路新都”工程完成，台北市的城市竞争力，便会整体提升。
那时，网络在台湾还属于新生事物，电脑还远远没有普及，虽然那几年正是台湾电子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并且很快在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电脑行业，占有了一席之地，但是私人电脑特别是数字化进入政府部门，都还只是刚刚起步甚至完全没有起步。马英九上任时开始为台北市民提供免费电子邮件信箱，20多万人享受到这一待遇。另外，还向市民提供3个小时的免费上网训练。市政府楼下的资讯中心，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老先生老太太到这里学习。但到了2001年，台北市的网络建设以及办公自动化数字化建设，已经颇具规模。据台北市政府资讯中心主任张俊鸿介绍，“网路新都”是马英九重要的政绩，投注的心力和资金都是相当可观的。他说，市长非常重视资讯化工作，在市府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其他预算多少会被打个七八折，只有资讯预算维持增长，每年都有10%左右的增长幅度。
现在台北市拥有电脑的家庭已经达到90万户，占总数的85%左右。目前，台北市民如果想办户口，只要点击“台北市政府全球资讯网”的申办窗口，再点入户口簿申请，依序填写身份证号、姓名等资料，市政府人员确认后，就会核发户口簿，非常简捷方便。这就是马英九的“网路新都”工程。
2002年，美国布朗大学为台湾做了全球调查，其中在E-GOVERN-MENT（电子化政府）方面台湾居全球第一，领先美国十几个百分点。而台北在台湾又是做得最好的。现在台北市一个月有30万件公文通过EDI来交换，台北市市属的436所机关学校统统有自己的网站，统统联了起来。台北的419个里（里是基层单位，有点像大陆的街道），每个也都有自己的网站。
2002年，台北市得到世界资讯科技大会颁给的杰出政府奖。全世界有四十几个城市竞争，台北是唯一获选的城市。目前市政府有580多种表格在互联网上使用，他提出的口号是“多用网路，少用马路”。台北市已经建起的网络，被称为九大市民生活网，分别有市民安全服务网、市民爱心服务网、市民医疗保健网、市民福利及救助网、市民终身学习网、市民文化休闲娱乐网、市民交通旅游网、市民社区服务网、工商服务网等。这些网络，将市民与政府、医院、学校、社区、商场、社会服务机构等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市民用电脑就像用公用电话一样，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电脑服务，就近上网，享受市政府提供的资讯及网络服务。
马英九主政台北市两年半后，施政满意度再攀高峰。台湾《联合报》的民意调查发现，有七成七民众满意马英九的施政表现，七成一满意市府施政，这是马英九上任以来的最高点。此外，民众对于市府整体施政表现及市府团队表现的满意度，也都上升到了两年半以来的最高点。其中，有七成一民众满意市府整体施政，一成八不满意；五成四满意市府团队表现，一成七不满意，二成八无意见。
这次调查于6月20至22日晚间进行，成功访问了1003位台北市成年人，抽样误差在正负3.1个百分点以内。此次调查是以台北市住宅电话号码随机抽样方式进行的。同时在台湾大学生心目中，台北“市长”马英九取代陈水扁，成为台湾二十大风云人物之冠，而陈水扁则位居第四。
阻击四伏逢马必反
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期内并非一帆风顺。他刚刚上台的时候，政权掌握在国民党手里，有些事，他要好办得多。可他的任期才不过两年，风云突变，国民党的天被翻了，轮到民进党“坐天下”了，国民党成了在野党，于是出现了逢马必反的情况。
这些年，台湾的每次选举都像打仗一样，拼得你死我活，最根本之处，就是为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这就是权力的妙处。
人群之所以会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党派，就是因为党派是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并以夺取、行使或参与行使国家权力为目标的政治组织。任何党派都是阶级的政治组织，并集中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在当代，党派已经成为现代化国家政治生活的中枢。当今世界五大洲共有194个国家，无党制国家已经寥寥无几，只限于一些教权统治传统极深的小国。在有党制国家，总有各种政党不断起落浮沉。凡是能促进社会协调稳定发展、造福最大多数人民大众的政党，就能赢得民心，上台执政，甚至连续执政，否则就要下台、衰落，甚至灭亡。
党派之间的残酷斗争，一切都是为了阻止对手上台，为了保住自己目前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占有的优势。所以，陈水扁“逢马必反”。自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他要保住民进党的天下，就必须排挤出任何其他党派人物上台。而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未来有希望将民进党掀下台的，似乎就只有马英九，国民党所有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马英九身上。既然马英九成了出头鸟，民进党未雨绸缪，自然要想尽一切办法对付他。
台北作为“总统府”所在地，财政预算方面，原本应该倾斜。可是，陈水扁上台之后，立即改变了以前的预算，开始向各县级机构倾斜，这一点十分明确，就是要制衡马英九。台北市和台北县相比，台北市的预算只比台北县多出三分之一，即使如此，台北县也不干，四处造舆论，说台北市的资源比台北县多得多，税收情况也要好得多，而面积又没有台北县大，自然不应该有那么多预算。实际上，无论是人口平均预算，还是成本方面，台北市都要比台北县多出许多。而民进党又在暗中做手脚，补助政策方面向县级倾斜，使得台北县得到的补助，远远多于台北市。
因为经济上的制肘，马英九就有点无可奈何，只好紧缩开支，除了少数项目之外，绝大多数既定项目，都缩减了一到两成。这种削减，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迅速便可以看出效果。台北市民当然不可能看到这些，也不会过问这些，他们只是眼睛盯着自己的菜篮子，盯着自己的钱袋子，盯着市政的变化。有任何一点变化，他们就会出现反对的声音，只会说马英九无能，而不是想到这背后有那么多猫腻。
马英九当了两任“台北市长”，可谓危机四伏，每走一步，都可能遭到杀机。六年间，他所遭到的暗箭，无以数计，最毒辣的一箭，是造谣惑众，阴谋诬陷马英九是同性恋者。
那是在马英九担任台北“市长”之后不久，朝野之间，便流传一种说词，称马英九是同性恋者，他之所以没有绯闻，是因为他对女人不感兴趣。人们一直都是关注他和女人的关系，因而遗漏了关键。这个谣言确是歹毒。要知道，在台湾，女性选民将近占了一半。在女性选民中，马英九的票源具有绝对优势，甚至许多女性都把马英九当成“性幻想对象”、“最想发生一夜情的对象”，任何人都无法与之竞争。谣言制造者知道“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了真理”的道理，所以把它传得有声有色。流传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人找到了证据，因为马英九和金溥聪的私交很好，便有人指他们是同性恋。这种传言一度甚嚣尘上，使很多女性伤心失望，悲痛欲绝。
金溥聪是马英九幕僚班底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两人相识于1985年，当时马英九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金溥聪在国民党中央国际关系室工作，马英九经常帮他修改英文稿。共事3年后，马英九的职位多次变动，金溥聪则去美国学习。1998年，马英九竞选台北“市长”时，金溥聪是他的主要助选人员，后来担任台北市“新闻处长”。2002年，马英九竞选连任，金溥聪再次出马，主要负责文宣策划。马英九再度当选后，金溥聪退出了马英九班底，去政大教书，2004年又回到马团队，担任台北市副市长，主抓市政建设，成为马英九的首席幕僚。
有关马英九和金溥聪是同性恋的传言，在台湾流传了很长时间。开始，大多数人听到这个传言，都只是一笑而已，可是，谎话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随着谣言越传越广，越传越“真”，对马英九的伤害就越大。传言到底造成了什么后果，没法估算。很可能在2008的“总统”大选中，此类谣言又会卷土重来，那么，对于可时出现的选战，显然会有潜在影响。
谣言是躲在幕后施放的毒雾。谁也找不到罪魁祸首是谁。2003年，民进党干脆公开跳出来，搞出了一个“马英九受贿案”，一时令台湾舆论大哗。
事件的起因，是因为台北银行和富邦金控合并案以及台北市政府出售台北银行股份引起的。台北银行的大股东，是台北市政府，两家合并后，台北市府因此成了富邦金控的大股东。但是，自从陈水扁“政府”上台以来，只是一味搞权力斗争而不抓经济，导致台湾经济状况恶化，加上陈水扁一味围堵马英九，对台北市采取种种手段打压，致使台北市3年间收入少了1100亿，而举债又达到15%的上限。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转，台北市府计划出售4亿多富邦金控的股份。
在此期间，民进党怂恿台北银行前董事长出来指控马英九在这起合并案中有内幕交易行为，理由是他曾经受富邦金控的吃请。以民进党为主的泛绿阵营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分别派人前往“监察院”检举马英九多次接受富邦的私人招待，同时前往台北地检署控告马英九渎职，要求检察官查他在出售富邦股票过程中有无收取回扣行为。
其实，民进党也清楚，马英九不会这么蠢，在这么件小事上翻船。可他们的目的，并不指望以此抓住马英九一个受贿罪，而是要将水搅浑，达到损害马英九形象的目的。
在这起控告中，关键在于马英九吃请一事。在人事交往上，吃请本来是很平常的事。但吃请这种事一旦与这起合并案联系起来，就容易让人产生怀疑，是否马英九个人从中得了什么好处，以及是否以职权促进合并。
调查证实，2003年，台北银行委托世界知名的高盛证券公司担任财务顾问，公开选择合并对象，结果富邦金控在激烈竞争中获胜。在这一过程中，确实有很多家公司私下找过马英九，但马英九并未就此做过任何事情。
最终的结果，完全是商业运作，与行政干预没有丝毫关系。这项合并案，在2003年8月8日正式签约。至于请吃一事，则是在签约之后，马英九表示，当时主要是双方股东见面，彼此熟悉，并没有别的意思，纯粹是吃饭。吃完饭后，他就回家了。
市议院传询马英九前往应答。马英九的幕僚代马英九前往应答。当时，质询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马英九到底去吃了几次，一是马英九吃过鱼翅没有。马英九的幕僚是带着电脑去接受质询的，因为马英九的所有行程，全都输入了电脑，当“议员”提出吃了几次这一问题时，幕僚在电脑中查询到吃饭有两次，至于是否吃鱼翅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但菜不是由马英九点的。
可是，质询议员却表示马英九的幕僚在说谎，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是，马英九至少有10次。马英九的幕僚立即回答：“10次绝对是个错误，这太夸张了。”此事之后，民进党掌握的媒体就此进行恶炒，一些记者也纷纷跑去打听，结果富邦招待所有工作人员说，多次见过马英九来此吃饭。
这一消息出来后，马英九便问其工作人员是怎样答复议会的，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不止去过一次富邦招待所。工作人员重新查询后发现，马英九确实去过5次，其中包括一次参加新生国小的家长会聚会和与敦安社会福利基金会董事长林百里会面。但这二次与富邦完全无关，真正有关的是3次。
马英九不得不召开记者会，向社会说明情况，然后公开道歉。“监察院”和台北“地检署”对于此案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但民进党却不轻易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他们抓住马英九的幕僚将最初的两次改成现在的5次这一事大做文章，针锋相对地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马英九承认的5次之外，还有两次。但事后经查证，民进党的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抹黑马英九，不管事实真相如何，也不管别人是否相信，只要普通选民不明真相，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他们的险恶目的就达到了。
踏上“总统府之路”的起跑点
民进党对马英九的打击，不仅仅是瞄准马英九，有时候还瞄准马英九身边的家人甚至他的父亲马鹤凌。
马鹤凌年纪大了之后，从政坛淡出，却又想趁自己还有精力，能够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经常会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其中，他自创了一个有志于祖国统一的组织——世界华人和平建设协会，自任会长，还是马氏宗亲会台湾方面的总负责人。为了这些，马鹤凌自然会常常出席一些社会活动，也认识了不少的社会名流，其中不乏娱乐圈人士。有一年，马鹤凌做寿大宴宾客，目的是为他的协会筹集经费。又因为他是马英九的父亲，自然是大受美女欢迎，当时就有不少美女闹着要认他为干爹，他一高兴，便随口应承，结果一下子认了十几个干女儿，有些人只不过见过一两次面，并不熟悉，而且以后也很少再来往。不料有人拿此做文章，说马鹤凌临老人花丛，惹出桃色风波。
这事发生后，涉及事件另一方的“中国小姐”凌蕙蕙立即站出来澄清，马鹤凌也无奈地表示，他已经80多岁，早就没有“性趣”，他认为，这则报道的目的只是为了打击马英九。记者就此事采访马英九，马英九只是淡淡地说，他不响应这种八卦。
为了围剿马英九，民进党无孔不入，绞尽脑汁，幸亏马英九为政清廉。脚踏实地，民进党没能抓到什么把柄，如果真有点什么事被他们抓到，那可就惨了。这几年来，马英九受到最多责难的，是在施政方面，有点风吹草动，马英九的麻烦就接踵而至。这是因为，在他四围，有无数双敌视的眼睛在密切监视着他。稍有差错，便会授人以柄，弄得自己下不了台。
台湾是座海岛，每年都可能受到几次甚至几十次强台风的袭击。每当有台风来袭，就算是预防工作做得再好，也难免会出现一些不同程度的灾难，八九级以上的台风，几乎难有不受任何损失的时候，比如某棵绿化树被刮倒砸伤了人或者砸坏了物，某处房子上的玻璃掉下来打伤了行人，某处汽车压伤了人，某处危房倒塌了，某处山体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