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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俾斯麦的大陆政策与欧洲和平
德国的统一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是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摧毁了欧洲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以至于英国著名政治家迪斯雷里称之为影响大于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德国革命”。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在外交上推行一套所谓的大陆政策，即从保持欧洲和平中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俾斯麦推行大陆政策的主要背景在于当时的德国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尚无法与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抗衡，且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不允许德国将争霸目光转向欧洲大陆以外的世界。
大陆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二、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拉拢俄国，防止因法俄接近而使德国两面受敌，另一方面则支持奥匈帝国，以防止法俄可能的联合给德国带来的威胁，并遏制俄国向欧洲中部和巴尔干扩张；三、在殖民地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一心一意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其中，孤立法国是大陆政策的基点，是俾斯麦时期德国基本的外交路线。
俾斯麦之所以将孤立法国作为大陆政策的基点，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在1870-1871年战争中对法国的掠夺所造成的法德对立格局。俾斯麦深知，法国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寻找机会复仇。而要遏制法国的复仇欲望，一是请求德国宽容并忘记国土的丢失；二是彻底击溃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三是把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联合在德国的周围，孤立法国。只要法国孤立无援，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复仇无望。现实状况最终使俾斯麦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从国内看，德国需要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有充裕的时间来消除国内的分离主义，巩固统一的成果。从国际角度看，法国不可能忘记1870-1871年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国际社会也不允许德国进一步打击法国。奉行均势政策的英国不允许继续削弱法国，俄国更不愿单独面对强大的邻国。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就选择了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孤立法国，使之不能复仇的外交路线。这一政策被一些史学家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按照俾斯麦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对我们构不成威胁。”而当时俄、英、奥三国在巴尔干等地区的矛盾有利于俾斯麦推行上述外交路线。
俾斯麦孤立法国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以德奥俄三皇同盟为基础的大陆同盟体系。俾斯麦认为，德奥俄三国因瓜分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且都是不同于西方的君主制国家，由于英国奉行孤立政策，只要三国团结一致，法国就不会妄动。而奥、俄两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正好为俾斯麦的联盟计划提供了机会。奥地利在被逐出德意志以后，开始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东方，试图在巴尔干地区取得补偿。但是它在巴尔干碰到了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俄国。由于法国新败，英国奉行孤立政策，奥地利只能转而争取德国的支持。俾斯麦对奥地利寻求德国的支持很高兴，但他不愿因此而得罪俄国，而是希望这三国能在君主制的原则上团结起来，孤立共和制的法国。这时的俄国正在中亚与英国争夺，由于法国新败待复，德奥的接近就使俄国在欧洲有孤立之虞。因此，俄国也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1872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访问柏林，希图加强奥德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得知这一消息后，明确表示想加入这一会晤，以便通过介入德奥接触来防止可能导致俄国的孤立。1872年9月，德、奥、俄三国皇帝聚会柏林。此后，俾斯麦有意继续加强三皇之间的关系。1873年5月，俄国提出德俄两国签订一项旨在保障俄国西部边界安全的协定，以便集中精力与英国在中亚争夺。对此，俾斯麦却提出要奥地利参加，否则“协定不会有效”。在此情形下，俄国被迫与奥匈修好。1873年6月，奥、俄两国皇帝签订兴布隆协定，规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危险时，两国互相协商。10月，德皇在访问维也纳时加入该协定。三皇同盟形成。三皇同盟虽然性质含糊，但俾斯麦的目的已经达到。只要这三国关系紧密，就不存在奥匈和俄国援助法国的危险。
就在俾斯麦为孤立法国的政策顺利实施而洋洋自得之际，1875年法德战争危机的爆发给这位外交老手沉重一击。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起因于法国重整军备。战败后的法国不甘处于被压制状态。它从1872年开始恢复其陆军。1873年，主张复仇的保皇党在法国选举中获胜，法国南锡城主教甚至发表《牧师教令》，号召教徒为阿尔萨斯-洛林回归法国而祈祷。1875年，法国议会又通过扩军法案，加增军费开支。法国的重整军备和复仇呼声，引起俾斯麦的不安。他决定采取恫吓方式来制止法国的重整军备。1875年4月9日，柏林《邮报》刊登《战争在望？》文章，认为德法“战争就在眼前”。文章既出，欧洲为之震惊。
俾斯麦的原意是恫吓法国，使之停止重整军备。他自己在私下曾表示，其实“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他这一次遇到了法国外长德卡兹这位强有力的对手。德卡兹大肆渲染法国正受到德国预防性战争的威胁，要求英、俄等国出面干预，保护法国。结果，俄国立即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英国也支持俄国的态度。俾斯麦一时陷入极为被动的窘境。
正当俾斯麦被德法战争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之际，东方问题的出现终于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1875年7月，巴尔干地区的黑塞哥维纳爆发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这一事件引起欧洲列强的关注。俄国支持起义者，以便趁机向巴尔干扩张势力；境内有数百万斯拉夫人的奥匈反对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更反对俄国南下巴尔干；英国也反对俄国南下威胁其通往印度的生命线。在这场角逐中，英、奥、俄三国都期望得到德国的支持，这给德国分化瓦解它们提供了有利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德国的任何不慎举动都可能使其中一方投入法国的怀抱去寻求支持。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当俄国提出一旦俄奥开战，德国能否中立的问题时，德国政府谨慎地表示，不允许欧洲联合打击俄国，同时也不能容忍作为欧洲均势因素的奥匈帝国受到削弱。由于奥匈力量弱于俄国，这一回答实际上是“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帝国”。德国的态度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于1877年1月签订了《布达佩斯协定》。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以“诚实的掮客”自居，多方讨好，一面支持俄国对黑海海滨的领土要求，一面又支持奥匈驻军波黑。结果，在奥英联合的形势下，俄国被迫吐出了对土耳其战争中已经到手的一些果实。俄国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德国的不合作造成的，因此开始通过与法国接近来对德国施加压力。
为了应付法俄接近带来的威胁，俾斯麦决定加强与奥匈的关系。1879年10月，德奥两国签订同盟条约，规定两国之一受到俄国的进攻，另一方全力援助；一方受到俄国以外国家攻击时，另一方善意中立；如果进攻国受到俄国的支持，另一方应在盟国一边作战，并且不单独媾和。此外，俾斯麦还授意德国大使与英国谈判，试图以此向俄国施压，迫使其重新与德国接近。
鉴于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处于孤立状态，以及俄英两国在黑海海峡和中亚地区的紧张关系，俄国迫切需要改善对德关系，以保证西部边界的安全。因此，面对德奥英三国的接近，万分不安的俄国被迫妥协，向德国示好，同时根据俾斯麦的要求与奥匈和好。1881年，新三皇同盟条约在柏林缔结。这一同盟通过具体的义务将俄国拴得更紧，规定一旦发生德法战争，俄国保持中立，在英俄战争中则德国保持中立。条约还保证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新三皇同盟实际上是俄国以背弃法国为代价，换取德国的承诺，即不帮助英国反对俄国。
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后，俾斯麦继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大陆同盟体系。
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为转移法国对德国的注意力，曾鼓励法国向海外扩张，支持其占领北非的突尼斯。同时，他又私下建议意大利去占领突尼斯，以便挑起法意之间的冲突。1881年，法国抢先占领了突尼斯。在争夺突尼斯中败北的意大利自知力量不足，主动提出加入德奥同盟，以便与法国抗衡。1882年5月，出于战略上孤立和包围法国的需要，俾斯麦拉着奥匈一道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意大利没有直接挑衅而遭到法国攻击，德奥以全部军队援助意大利；俄奥发生冲突，意大利保持中立；德国未直接挑衅而遭到法国侵略或德奥未直接挑衅而遭到法俄攻击时，意大利参加战争。意大利承担的义务很轻，但法国若要对德国战争，意大利就可以成为法国后方的威胁。
此后，俾斯麦又怂恿奥匈和罗马尼亚接近。1878年柏林会议上，俄国抢走了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心生怨恨，转而寻找德奥两国的保护。为了抵制俄国向欧洲中南部扩张，德奥也愿意接纳这一小伙伴。1883年10月，德奥罗订立同盟条约。根据该约，罗马尼亚未有挑衅受到攻击，德奥须及时援助；如果与罗马尼亚毗连的奥匈地区在同样情况下受到攻击，罗马尼亚立即履行条约。
至此，俾斯麦建立起以德国为中心的德奥俄、德奥意、德奥罗联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孤立法国和防备法俄联盟两个方面：一方面，只要这一体系不动摇，法国在欧洲大陆将处于孤立，复仇无望；另一方面，一旦法俄联合，这一体系将变为反对法俄的同盟集团。俾斯麦的这一复杂联盟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欧洲国际关系，成功地孤立了法国，使德国左右着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为统一后的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一联盟体系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是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对抗。因此，这一联盟体系不可能长期地稳定下去。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重心在欧洲大陆，对于海外殖民扩张一直很谨慎。他认为，德国地处中欧，强邻环绕，宿敌法国随时会复仇，而且他担心抢夺海外殖民地会与殖民强国英国发生冲突，使英法联合对付德国。因此，他曾宣称，只要自己当宰相，就不会推行殖民政策。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一度使他加入殖民扩张的行列。在国际上：第一，当时俾斯麦已经建立起庞大的联盟体系，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安全有了保障，不用担心法国复仇，可以放心对外扩张；第二，此时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重心在殖民扩张上，法德关系缓和，使德国暂时有空将目光转向海外；第三，这时英国在埃及问题上与法国发生冲突，在阿富汗与俄国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不愿得罪欧洲大陆头号强国德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可能向德国让步。英国首相格拉斯顿、索尔斯伯里等都曾明确表示，为了取得德国在埃及和亚洲的支持，必须在殖民地问题上与德国合作。从国内看：第一，德国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对国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需求增强；第二，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德国国内出现了诸如德国殖民联合会等许多以促进殖民扩张为目的的组织。在这种形势下，推行殖民政策成为俾斯麦捞取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俾斯麦在私下谈话中曾表示：“我们需要它帮助选举。”
德国的殖民扩张在短时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882年，不莱梅商人吕德里茨在西南非洲的安格腊-佩昆纳湾向当地土著头领买下第一块土地，并申请德国政府保护。1884年4月，德国政府宣布吕德里茨所占之地在德国的保护之下。德国殖民帝国诞生。随后，德国将殖民扩张目标转向西非。1884年7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纳赫蒂加尔先后宣布多哥、喀麦隆置于德国的保护下。接着，德国又将矛头转向东非。1884年9-11月，德国人卡尔·彼得斯以烈性酒等为诱饵，诱使当地土著首领接受保护。188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彼得斯颁发特许证，认可其在东非攫取的权利。德国在非洲扩张的同时，还在南太平洋地区展开了殖民活动。1884年8月，俾斯麦派帝国专员奥尔岑前往新几内亚北部，以德皇的名义宣布对这一带岛屿的所有权。1885年5月，英德达成协议，德国取得新几内亚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的部分岛屿以及新不列颠岛、约克公爵岛（即俾斯麦群岛）等的宗主权。至此，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德国就在西南非、西非、东非、南太平洋地区升起了自己的殖民大旗。
正当德国人为新创立的殖民帝国兴奋不已之际，欧洲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积极推行殖民政策的法国茹尔·费里内阁因谅山战役中败给中国而于1885年3月倒台，法国国内重新出现对德国复仇的呼声。同年9月，东鲁米利亚爆发反土耳其起义，东方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列强间出现了一系列外交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政府急忙将注意力从海外转向欧洲大陆，以防不测。事后俾斯麦在会见非洲问题专家、殖民扩张鼓吹者欧根·沃尔夫时指出：“你的非洲地图的确很美，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可见，虽然俾斯麦创建了德国殖民帝国，但在他的眼里，殖民问题同欧洲问题相比，只是“枝末问题”。
俾斯麦执政期间推行的大陆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左右逢源，使欧洲僻壤柏林成为欧洲国际事务裁决的中心。到他下野为止，尽管这一路线多次遇险，他圆滑的外交手腕使矛盾重重的各欧洲列强保持了多年的和平。英国《泰晤士报》在谈到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时指出：“德国确实是欧洲的一种重要的、温和而又节制的势力。它大得惊人的军事实力被用来贯彻其巧妙的有远见的外交策略，这种策略，经常而确实地阻止了任何破坏欧洲和平的企图。”
德意志帝国建立后，俾斯麦在外交上推行一套所谓的大陆政策，即从保持欧洲和平中谋求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俾斯麦推行大陆政策的主要背景在于当时的德国工业发展水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尚无法与世界头号工业强国英国抗衡，且整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不允许德国将争霸目光转向欧洲大陆以外的世界。
大陆政策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孤立法国，防止其复仇；二、建立以柏林为中心的德奥俄三皇同盟、德奥意三国同盟和德奥罗三国同盟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一方面拉拢俄国，防止因法俄接近而使德国两面受敌，另一方面则支持奥匈帝国，以防止法俄可能的联合给德国带来的威胁，并遏制俄国向欧洲中部和巴尔干扩张；三、在殖民地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一心一意谋求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其中，孤立法国是大陆政策的基点，是俾斯麦时期德国基本的外交路线。
俾斯麦之所以将孤立法国作为大陆政策的基点，根本原因在于德国在1870-1871年战争中对法国的掠夺所造成的法德对立格局。俾斯麦深知，法国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寻找机会复仇。而要遏制法国的复仇欲望，一是请求德国宽容并忘记国土的丢失；二是彻底击溃法国，使之不能东山再起；三是把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联合在德国的周围，孤立法国。只要法国孤立无援，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复仇无望。现实状况最终使俾斯麦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从国内看，德国需要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有充裕的时间来消除国内的分离主义，巩固统一的成果。从国际角度看，法国不可能忘记1870-1871年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国际社会也不允许德国进一步打击法国。奉行均势政策的英国不允许继续削弱法国，俄国更不愿单独面对强大的邻国。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就选择了拉拢可能成为法国盟友的国家，孤立法国，使之不能复仇的外交路线。这一政策被一些史学家称为“保守性的和平政策”。按照俾斯麦的话说，“如果法国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我们就必须阻止她找到盟友。只要没有盟友，法国对我们构不成威胁。”而当时俄、英、奥三国在巴尔干等地区的矛盾有利于俾斯麦推行上述外交路线。
俾斯麦孤立法国的第一个步骤是建立以德奥俄三皇同盟为基础的大陆同盟体系。俾斯麦认为，德奥俄三国因瓜分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有共同语言，且都是不同于西方的君主制国家，由于英国奉行孤立政策，只要三国团结一致，法国就不会妄动。而奥、俄两国对外政策的转变正好为俾斯麦的联盟计划提供了机会。奥地利在被逐出德意志以后，开始将对外政策重心转向东方，试图在巴尔干地区取得补偿。但是它在巴尔干碰到了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俄国。由于法国新败，英国奉行孤立政策，奥地利只能转而争取德国的支持。俾斯麦对奥地利寻求德国的支持很高兴，但他不愿因此而得罪俄国，而是希望这三国能在君主制的原则上团结起来，孤立共和制的法国。这时的俄国正在中亚与英国争夺，由于法国新败待复，德奥的接近就使俄国在欧洲有孤立之虞。因此，俄国也想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
1872年，奥皇弗兰茨·约瑟夫访问柏林，希图加强奥德关系。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得知这一消息后，明确表示想加入这一会晤，以便通过介入德奥接触来防止可能导致俄国的孤立。1872年9月，德、奥、俄三国皇帝聚会柏林。此后，俾斯麦有意继续加强三皇之间的关系。1873年5月，俄国提出德俄两国签订一项旨在保障俄国西部边界安全的协定，以便集中精力与英国在中亚争夺。对此，俾斯麦却提出要奥地利参加，否则“协定不会有效”。在此情形下，俄国被迫与奥匈修好。1873年6月，奥、俄两国皇帝签订兴布隆协定，规定遇有第三国侵略危险时，两国互相协商。10月，德皇在访问维也纳时加入该协定。三皇同盟形成。三皇同盟虽然性质含糊，但俾斯麦的目的已经达到。只要这三国关系紧密，就不存在奥匈和俄国援助法国的危险。
就在俾斯麦为孤立法国的政策顺利实施而洋洋自得之际，1875年法德战争危机的爆发给这位外交老手沉重一击。
1875年德法战争危机起因于法国重整军备。战败后的法国不甘处于被压制状态。它从1872年开始恢复其陆军。1873年，主张复仇的保皇党在法国选举中获胜，法国南锡城主教甚至发表《牧师教令》，号召教徒为阿尔萨斯-洛林回归法国而祈祷。1875年，法国议会又通过扩军法案，加增军费开支。法国的重整军备和复仇呼声，引起俾斯麦的不安。他决定采取恫吓方式来制止法国的重整军备。1875年4月9日，柏林《邮报》刊登《战争在望？》文章，认为德法“战争就在眼前”。文章既出，欧洲为之震惊。
俾斯麦的原意是恫吓法国，使之停止重整军备。他自己在私下曾表示，其实“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但他这一次遇到了法国外长德卡兹这位强有力的对手。德卡兹大肆渲染法国正受到德国预防性战争的威胁，要求英、俄等国出面干预，保护法国。结果，俄国立即表示难以容忍德国再次打击法国，英国也支持俄国的态度。俾斯麦一时陷入极为被动的窘境。
正当俾斯麦被德法战争危机弄得焦头烂额之际，东方问题的出现终于使他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1875年7月，巴尔干地区的黑塞哥维纳爆发反土耳其统治的起义。这一事件引起欧洲列强的关注。俄国支持起义者，以便趁机向巴尔干扩张势力；境内有数百万斯拉夫人的奥匈反对斯拉夫人的解放运动，更反对俄国南下巴尔干；英国也反对俄国南下威胁其通往印度的生命线。在这场角逐中，英、奥、俄三国都期望得到德国的支持，这给德国分化瓦解它们提供了有利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德国的任何不慎举动都可能使其中一方投入法国的怀抱去寻求支持。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当俄国提出一旦俄奥开战，德国能否中立的问题时，德国政府谨慎地表示，不允许欧洲联合打击俄国，同时也不能容忍作为欧洲均势因素的奥匈帝国受到削弱。由于奥匈力量弱于俄国，这一回答实际上是“不允许俄国击溃奥匈帝国”。德国的态度迫使俄国与奥匈妥协，于1877年1月签订了《布达佩斯协定》。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以“诚实的掮客”自居，多方讨好，一面支持俄国对黑海海滨的领土要求，一面又支持奥匈驻军波黑。结果，在奥英联合的形势下，俄国被迫吐出了对土耳其战争中已经到手的一些果实。俄国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德国的不合作造成的，因此开始通过与法国接近来对德国施加压力。
为了应付法俄接近带来的威胁，俾斯麦决定加强与奥匈的关系。1879年10月，德奥两国签订同盟条约，规定两国之一受到俄国的进攻，另一方全力援助；一方受到俄国以外国家攻击时，另一方善意中立；如果进攻国受到俄国的支持，另一方应在盟国一边作战，并且不单独媾和。此外，俾斯麦还授意德国大使与英国谈判，试图以此向俄国施压，迫使其重新与德国接近。
鉴于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处于孤立状态，以及俄英两国在黑海海峡和中亚地区的紧张关系，俄国迫切需要改善对德关系，以保证西部边界的安全。因此，面对德奥英三国的接近，万分不安的俄国被迫妥协，向德国示好，同时根据俾斯麦的要求与奥匈和好。1881年，新三皇同盟条约在柏林缔结。这一同盟通过具体的义务将俄国拴得更紧，规定一旦发生德法战争，俄国保持中立，在英俄战争中则德国保持中立。条约还保证了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新三皇同盟实际上是俄国以背弃法国为代价，换取德国的承诺，即不帮助英国反对俄国。
俄国重返三皇同盟后，俾斯麦继续巩固和扩大他的大陆同盟体系。
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为转移法国对德国的注意力，曾鼓励法国向海外扩张，支持其占领北非的突尼斯。同时，他又私下建议意大利去占领突尼斯，以便挑起法意之间的冲突。1881年，法国抢先占领了突尼斯。在争夺突尼斯中败北的意大利自知力量不足，主动提出加入德奥同盟，以便与法国抗衡。1882年5月，出于战略上孤立和包围法国的需要，俾斯麦拉着奥匈一道与意大利签订了三国同盟条约。根据条约，意大利没有直接挑衅而遭到法国攻击，德奥以全部军队援助意大利；俄奥发生冲突，意大利保持中立；德国未直接挑衅而遭到法国侵略或德奥未直接挑衅而遭到法俄攻击时，意大利参加战争。意大利承担的义务很轻，但法国若要对德国战争，意大利就可以成为法国后方的威胁。
此后，俾斯麦又怂恿奥匈和罗马尼亚接近。1878年柏林会议上，俄国抢走了罗马尼亚的南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心生怨恨，转而寻找德奥两国的保护。为了抵制俄国向欧洲中南部扩张，德奥也愿意接纳这一小伙伴。1883年10月，德奥罗订立同盟条约。根据该约，罗马尼亚未有挑衅受到攻击，德奥须及时援助；如果与罗马尼亚毗连的奥匈地区在同样情况下受到攻击，罗马尼亚立即履行条约。
至此，俾斯麦建立起以德国为中心的德奥俄、德奥意、德奥罗联盟体系。这一体系包括孤立法国和防备法俄联盟两个方面：一方面，只要这一体系不动摇，法国在欧洲大陆将处于孤立，复仇无望；另一方面，一旦法俄联合，这一体系将变为反对法俄的同盟集团。俾斯麦的这一复杂联盟体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了欧洲国际关系，成功地孤立了法国，使德国左右着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为统一后的德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一联盟体系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特别是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对抗。因此，这一联盟体系不可能长期地稳定下去。
俾斯麦外交政策的重心在欧洲大陆，对于海外殖民扩张一直很谨慎。他认为，德国地处中欧，强邻环绕，宿敌法国随时会复仇，而且他担心抢夺海外殖民地会与殖民强国英国发生冲突，使英法联合对付德国。因此，他曾宣称，只要自己当宰相，就不会推行殖民政策。但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一度使他加入殖民扩张的行列。在国际上：第一，当时俾斯麦已经建立起庞大的联盟体系，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安全有了保障，不用担心法国复仇，可以放心对外扩张；第二，此时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重心在殖民扩张上，法德关系缓和，使德国暂时有空将目光转向海外；第三，这时英国在埃及问题上与法国发生冲突，在阿富汗与俄国剑拔弩张。在这种形势下，英国不愿得罪欧洲大陆头号强国德国，在殖民地问题上有可能向德国让步。英国首相格拉斯顿、索尔斯伯里等都曾明确表示，为了取得德国在埃及和亚洲的支持，必须在殖民地问题上与德国合作。从国内看：第一，德国统一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对国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需求增强；第二，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德国国内出现了诸如德国殖民联合会等许多以促进殖民扩张为目的的组织。在这种形势下，推行殖民政策成为俾斯麦捞取政治资本的重要途径。俾斯麦在私下谈话中曾表示：“我们需要它帮助选举。”
德国的殖民扩张在短时期内就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882年，不莱梅商人吕德里茨在西南非洲的安格腊-佩昆纳湾向当地土著头领买下第一块土地，并申请德国政府保护。1884年4月，德国政府宣布吕德里茨所占之地在德国的保护之下。德国殖民帝国诞生。随后，德国将殖民扩张目标转向西非。1884年7月，德国驻突尼斯总领事纳赫蒂加尔先后宣布多哥、喀麦隆置于德国的保护下。接着，德国又将矛头转向东非。1884年9-11月，德国人卡尔·彼得斯以烈性酒等为诱饵，诱使当地土著首领接受保护。188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彼得斯颁发特许证，认可其在东非攫取的权利。德国在非洲扩张的同时，还在南太平洋地区展开了殖民活动。1884年8月，俾斯麦派帝国专员奥尔岑前往新几内亚北部，以德皇的名义宣布对这一带岛屿的所有权。1885年5月，英德达成协议，德国取得新几内亚北部沿岸地区、所罗门群岛的部分岛屿以及新不列颠岛、约克公爵岛（即俾斯麦群岛）等的宗主权。至此，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中，德国就在西南非、西非、东非、南太平洋地区升起了自己的殖民大旗。
正当德国人为新创立的殖民帝国兴奋不已之际，欧洲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积极推行殖民政策的法国茹尔·费里内阁因谅山战役中败给中国而于1885年3月倒台，法国国内重新出现对德国复仇的呼声。同年9月，东鲁米利亚爆发反土耳其起义，东方问题再次提上日程。列强间出现了一系列外交冲突。在这种形势下，俾斯麦政府急忙将注意力从海外转向欧洲大陆，以防不测。事后俾斯麦在会见非洲问题专家、殖民扩张鼓吹者欧根·沃尔夫时指出：“你的非洲地图的确很美，可是我的非洲地图在欧洲。这里是俄国，这里是法国，而我们在中间，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可见，虽然俾斯麦创建了德国殖民帝国，但在他的眼里，殖民问题同欧洲问题相比，只是“枝末问题”。
俾斯麦执政期间推行的大陆政策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左右逢源，使欧洲僻壤柏林成为欧洲国际事务裁决的中心。到他下野为止，尽管这一路线多次遇险，他圆滑的外交手腕使矛盾重重的各欧洲列强保持了多年的和平。英国《泰晤士报》在谈到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外交政策时指出：“德国确实是欧洲的一种重要的、温和而又节制的势力。它大得惊人的军事实力被用来贯彻其巧妙的有远见的外交策略，这种策略，经常而确实地阻止了任何破坏欧洲和平的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