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抗战戏剧

第五章 应云卫跑码头

　　概述

　　1921年，应云卫参加中国戏剧协社，他不吝家中财富贡献于戏剧事业。以后几十年间，他甘冒政治迫害之危险，任劳任怨，克服各种困难，典质俱尽，为党的戏剧工作，竭尽毕生精力，谱写了中国“戏剧春秋”。为此，应云卫乃有“中国戏剧魂”之称，中国戏剧界写一部《戏剧春秋》，以应云卫为代表最恰当不过。这里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应云卫社带领中华剧艺社在巴山蜀水间跑码头，遇到的各种艰难险阻，具有话剧工作者在旧社会遭遇的普遍意义。值此话剧百岁之际，写出以飨读者。

　　初到蓉城

　　在旧社会，剧团到外地去演出叫“跑码头”，话剧团体用了文明的说法，叫“旅行公演”。1943年，六个以“中”字起头的大型职业话剧团体都挤在重庆抢饭碗，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党领导的中华剧艺社调往川西演出。应云卫在党领导的戏剧队伍中，从来都是担子拣重的挑。这样，成都《华西晚报》以筹集文化事业基金演出的名义发出邀请，1943年6月，由应云卫为社长的中华剧艺社到了成都，开始了艰难困苦的“跑码头”的生活。

　　应云卫，人称应老板。他是剧团负责人、大管家，又是大导演。他重义气，广交四方朋友，天大的让人发愁的事，摆在他面前，他都沉着地乐呵呵对待。

　　1943年10月，中华剧艺社在成都演出曹禺改编巴金的小说《家》。

　　巴金是成都人，他写的《家》，就是发生在他家中老少男女、兄弟姐妹间的故事，现在搬到巴金的老家来演，蓉城风光、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等，差错不得。

　　排演这出戏，先由《华西晚报》记者车辐陪同导演贺孟斧、设计方菁前往正通顺街巴金老宅参观，回来以后，导演和设计都要求《家》中的服装、道具要像巴金家中那样贵重典雅，要让成都观众看了伸大拇指叫好。

　　按照这种要求来制作服装、道具，是需要一大笔钱的。中华剧艺社从成立那天起，就和“穷”字连在一起，想都没敢想花这么一大笔钱。只有使出老招数来：借，需要哪样东西，借哪样。

　　借，是应云卫惯用的绝招，人家说他借的本事像变戏法，戏里缺服装、道具，他总能变得出来。整堂的红木家具，他能从人家家里借出来，主人家还高高兴兴地送到剧场，帮忙搬到舞台上。剧中人物需要古老精致的手杖，需要俄罗斯大皮帽、香港时髦的女式手提包，只要发现看戏的观众当中有，他能在戏开幕前借到手，有的人还自愿捐赠给剧社。著名女演员沙漠好奇地问过他：“应大哥，你这绝招怎么学来的？”他苦笑着说：“靠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会哄，会骗。还靠我真诚的央求，明白告诉人家，剧团穷，有些东西剧团自己做不了，又没钱买。人家看我们可怜，也就发善心了。其实，这都是观众热爱话剧，对我们支持。我们要把戏演好，才对得住观众。”就是这样，《家》里面的许多道具是从巴金的弟弟李济人那里借来的；觉新、瑞珏结婚新房里的一些摆设，是成都著名小儿科医生王伯岳动员他新婚的表姐，把新房里的花缎被子、枕头，连同帐子、床围全部借来了。剧中白杨演瑞玨，是从中央电影摄影场剧团借来的；耿震演觉新，是从中央青年剧社借来的。他又特地借来在成都的李恩琪，扮演梅表姐。

　　《家》的演出轰动蓉城，连演40场卖座不衰。一天，戏演到第三幕，突然停电，应云卫宣布明日续演，坐票有效。观众无论如何都不答应，提出点蜡烛也要看完演出，于是买了许多蜡烛点在台口和舞台中间，戏继续演下去，观众仍然看得如醉如痴。应云卫被感动得说：“成都的观众是世界上最可爱的观众！”成都的观众最可爱，但是，当时成都的歪人也不少。抗战前，四川是个军阀割据的省份；抗战后，他们的势力虽然给削弱了，他们的公子哥儿、脚脚爪爪，为非作歹，欺压善良，旧性不改。加上地方官员、袍哥大爷、地痞流氓这一班子人，他们认为自己吃得开，看戏是不买票的，若是掏钱买票看戏就失了面子。他们不仅自己看白戏，还要带上三朋四友、姨太太、小舅子看白戏耍威风，有的还带上跟包的捧茶壶，老妈子捧衣裳。守门的向他们要票，他们轻则瞪你一眼，重则手往腰间一拍，恶狠狠地说：“要票没得，要炮倒是有的。”至于警察、宪兵，还要格外优待，为他们安排好座位，摆上茶水，表示欢迎，这些座位美其名曰：“弹压席。”其实，他们是借此看白戏、收包袱，对那些强行看白戏的人，他们沆瀣一气，丝毫也不“弹压”。

　　应云卫自从演戏以来，熟知这是中国剧场的陋习，各地皆然，不过成都为甚。

　　他眼看着大笔票款流失，打落了牙齿连血吞。就这样忍辱负重，有一天，应云卫还是被一个军阀的少爷带来的人打了，大家要去找这个少爷讲理，为了剧社的生存，个人事小，应云卫劝大家不要介意，免得再起风波。

　　然而，应云卫对关系到话剧界的荣辱大事，决不屈服于官方。本来抗战后期话剧的卖票收入，已被苛捐杂税剥夺得所剩无几，中华剧艺社已经到了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里的境地。这时，税务部门居然要向剧社收“花捐”，这是成都当时对妓女收捐的称谓。这些政府官员，把抗日救亡的话剧工作者视同被迫受人玩弄的妓女，实在是糊涂之极！混账之极！

　　反动之极！应云卫率领中华剧艺社的同志和留蓉的全体剧人，向税务当局提出强烈抗议，成都新闻界对剧人予以支持，有关当局这才醒悟到做了糊涂事，收回了这桩混账的举措。

　　与穷相伴

　　应云卫带领中华剧艺社演话剧，卖满座是经常的。初到成都，在提督街国民大戏院公演《法西斯细菌》、《孔雀胆》、《家》，观众都空前踊跃，打破了成都多年未见的话剧卖票纪录。然而在剧团身上捞油水的太多，常常卖满座也入不敷出。演职员们一天三顿能填饱肚皮就算不错了，难得一个星期吃上了一次回锅肉，全团上下就乐开了花。至于薪水，工人们要养家糊口，应老板事先都和他们讲好待遇的，恪守信用付出，演员们好像没有这一说。每隔三四十天，有一天若是男演员不再两个人吸一根香烟，女演员嘻嘻哈哈在一起剥盐水花生吃，腰上一根绳子拴在板凳腿上的家属娃儿，不再蹲在地上玩泥巴，而是嘴上在啃烧饼。这一天，准是应老板给大家发零用钱了。至于穿着，秦怡在抗战八年间，穿的都是一件长袍，冬天塞些棉花进去，春秋抽出来当夹袍。白杨曾经三年买不起一双皮鞋。

　　项堃替剧社找银行经理办事，借剧社演戏用的西装，穿出去当门面。这就是中华剧艺社在成都生活的剪影。

　　从1943年到1945年，应云卫带着剧团跑码头，生活之艰苦一言难尽，既然当了这个剧团的老板，借债、躲债是经常的。但是他不能愁眉苦脸，让大家垂头丧气。天大的困难摆在面前，他总是面带笑容对大家说：

　　“小事一桩，我有办法。”有一天，剧社眼看要揭不开锅了，他带着管财务的骆可出去借钱。跑了三四处地方，费了一整天时间，分文也没有借到手。在回剧社的路上，应云卫问骆可身上还有多少钱，骆可掏光口袋里所有的钱，也不够全社人员打一次牙祭。应云卫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也掏出来说，你把这些钱买些花生、瓜子、香烟、糖果拿回去，让大家高兴一下。

　　果然，骆可回去把东西一撒，大家还以为他们借到钱了，困难已经解决，欢天喜地。第二天，应云卫悄悄地抱着他那件价值不菲、已是几进几出典当行的皮大衣，换来了钞票，解救了剧社燃眉之急。

　　应云卫就是这样当老板的，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仍不忘给全社人员带来欢乐与力量，这样的事，何止一件两件。

　　苦中作乐

　　中华剧艺社舞台部门有位大能人胡阿土，他本是著名的上海共舞台做机关布景的工人，变换布景飞快，犹如放电影。舞台上古今中外的布景、道具制作，没有哪样能难倒他，应老板称他是编、导、演之外的第四方面军。他带出来的徒弟遍及重庆、贵阳、成都、昆明各地。胡阿土四十开外，膝下无儿女是件苦闷事。他看中了女演员吕恩，戏演得好，没有演员架子，想收她为干女儿，只怕人家嫌他是工人，不好开口。应云卫一心想成全这件事，他和吕恩直说道：“你们都是江苏同乡，阿土人好，看你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只身流亡在外，他要当了你的干爹，可以名正言顺保护你。”吕恩善良，想到阿土出门在外，没有家庭温暖，爽快地点头答应。拜干爹那一天，应云卫亲自唱礼，吕恩向阿土叩了三个响头，喊了三声干爹。

　　好事成双，有干女儿还没有干儿子，应云卫又叫自己儿子应小白，也给阿土叩了三个头，给阿土做干儿子。全社一片欢腾，都说应老板看得起工人，为胡阿土想得周到。

　　应云卫肯为社员带来欢乐，既投之以桃，大家也报之以李。1943年，应云卫年届四十。戏剧界有鉴于应云卫对影剧事业付出的巨大劳动和心血，重庆由夏衍、于伶、宋之的参照应云卫业绩，集体创作话剧《戏剧春秋》演出。中华剧艺社的同仁们，也在成都演出这出戏，并为应云卫举办了祝寿典礼。在一对红烛闪闪光亮照耀下，由丁聪吹笛奏乐，包括陈白尘夫妇在内的朋友们，半开玩笑、半尊重地向应云卫、程梦莲夫妇行跪拜礼。

　　一场哈哈大笑声中，苦中作乐了一番。

　　朋友相助

　　就在这无酒无席为应云卫祝寿期间，从重庆来了一位富家子弟、业余话剧爱好者、思想进步的银行职员徐世骐（现在成都的著名川剧女作家徐棻的哥哥），他刚调到成都一家银行工作，立刻在少城公园静宁饭店招待剧社老朋友们吃了一顿油大，然后为应云卫解决经济困难问题。他先垫付一笔钱，让应云卫在他们银行开了一个户头，没钱时可以先开支票透支，有钱再进账填平，这样又灵活又可以解决燃眉之急。应云卫大喜过望，这样一来剧社就免遭断炊之虞，演《大明英烈传》、《草木皆兵》、《离离草》几出戏，借钱也有了着落。之后，徐世骐为应云卫垫付了十几笔透支款。应云卫也很守信用，一卖得票款就把透支款全部归还。徐世骐及时雨的行径也惠及剧社其他一些同志。有一次，他请周峰、丁然洗澡，看他们汗衫、内裤都破烂不堪，马上买了新的给他们换上；著名演员耿震结婚，看中了拍卖行一套旧西装，但又买不起，徐世骐慷慨解囊买下，作为贺礼送给耿震。这都是应云卫广交朋友，得道多助结下的果实，也是应云卫跑码头到成都最难忘的一件事。

　　泸州遇险

　　1944年春夏之交，中华剧艺社员跑码头到了泸州。应云卫留在乐山结账，带队的刘郁民同志遵照应云卫办事的做法，向当地一位司令去拜码头。那位司令原是个小军阀，他先来个下马威，说你们剧社有共产党，要查个明白，当场把刘郁民扣留了。应云卫星夜赶来，找关系把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刘郁民救出来。这批地头蛇又出坏主意，借宴请为名，要女演员伴舞，男演员一个也不请。还是应云卫找江湖上的朋友去周旋，推辞说，理应行客请座客，你们宴请实不敢当。

　　泸州是国民党川南特务领导机关所在地。有消息说，特务发现郁风隐身在中华剧艺社，泸州的水陆码头都有人监视，准备对郁风下手。女画家郁风本在桂林，处境险恶。夏衍致电在成都的应云卫，以需要服装设计为名，让郁风躲在中华剧艺社。应云卫甘冒风险答应了老友夏衍的重托。

　　当务之急，送郁风急速逃离泸州，到重庆《新华日报》社找夏衍去。这件事不能让外人知道，只有胡阿土能办。胡阿土在上海为挣饭吃曾经参加过帮会，辈分和杜月笙差不多，剧社这次出来跑码头，胡阿土的关系起了不少作用。这时，胡阿土说：送郁风逃离泸州容易，由我护送她到重庆，交给夏衍先生，大家才能放心。胡阿土找到轮船上的朋友，果然把这件事办妥了。剧社在泸州的演出也顺利完成。

　　秦怡登台

　　1944年10月，秦怡从西康流浪了几个月跑到成都，要求回中华剧艺社演戏。秦怡因为和陈天国的婚姻纠纷，从重庆逃离出来的。去年，秦怡逃离出来后，找过应云卫，那时报纸上“秦怡出走”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在“追缉”秦怡，陈天国声言找应云卫要人，应云卫当时收留秦怡对秦怡不利，安排秦怡躲到西康少数民族地区去。现在“追缉”秦怡的风声渐微，陈天国有了新的女朋友，于是，11月间，秦怡登上成都舞台，第一个戏是《李香君》，一个戏接一个戏的演下去。

　　这时，白杨、舒绣文都回重庆去了，应云卫正发愁剧社缺少超级明星叫座。秦怡来成都，救了他的急。秦怡是话剧四大名旦中最年轻、最美丽的一位，“秦怡复出成都登台”一经报上宣扬出去，成都的话剧迷打拥堂地在“三益公”剧场（现新闻电影院）门前排队买票。他们不说买什么戏的票，只说“看秦怡”。应云卫是发现秦怡演剧才能的伯乐，1941年，秦怡因生活不幸，想离开文艺界。是应云卫在重庆及时把秦怡引进中华剧艺社。剧社成立后的打炮戏是《大地回春》，应云卫启用秦怡担任剧中女主角黄树蕙，一炮打响，秦怡跻身话剧“四大名旦”之列。现在，成都观众如此追捧秦怡，应云卫又高兴得一跳一跳的走起雀步来。秦怡也说过：

　　“没有应先生，不一定有中华剧艺社；没有中华剧艺社，也就没有我。”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在追捧秦怡的观众队伍中，华西大学出现了一个“秦怡追求团”，人数众多，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追求秦怡为目的。

　　秦怡虽然不理这件事，却给剧社带来麻烦。

　　“秦怡追求团”中一位西装革履的追求者，在剧场包下一个固定的座位，每晚必来看戏。剧社的人摸不透他是话剧迷，或是洋场阔少，只能表示欢迎。一天戏散后，这位追求者跳上舞台找到秦怡，递上名片，上面头衔一大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国大代表”。秦怡一看这个头衔就反感，没有给他好脸色。

　　第二天，这位“国大代表”又跳上舞台来，要请秦怡吃饭，一而再，再而三地缠着不走，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

　　这就引起应云卫和演职员们的注意。应云卫对这样的事见得多了，他自有对付三教九流的办法，那就是既不让他得逞，也不得罪他。剧社年轻人的鬼点子多，他们对秦怡说：“有好吃的为什么不去，不吃白不吃。你就说一个人去吃不好意思，要去剧社的人都去吃。”“你真的要请我们吃饭吗？要请，剧社的人都去吃。”秦怡背后站着许多年轻人，她的胆子也壮了。那位国大代表一看既定目的达不到，只好尴尬地说，那就改天吧！这一改天，他就再未现踪影。

　　应云卫对这件事的处理也很满意，他说出门在外，和气生财。

　　秦怡在成都一部接一部地演了六部大戏，280天的时间都在舞台上，最后一部戏是《结婚进行曲》，秦怡饰主角黄瑛，接连演了60个满座，秦怡的嗓子哑了，只剩了气音。应云卫考虑让B组的演员上。没有想到戏牌挂出去，观众大闹退票。应云卫急了，找秦怡商量上场，秦怡说，我上台说话没有声音，观众也要退票的。应云卫分析说，观众既然非你演出不看，我们说明你是抱病登台，观众就会原谅你的哑嗓子，还要同情你。果然，应云卫最懂得观众心情。秦怡用的气音演戏，场内嗑瓜子的都停了下来，观众格外安静，剧场里似乎掉根针在地下也听到声音。全剧演完落幕，观众竟然鼓掌要秦怡谢幕。

　　秦怡后来说：“这是我当演员以来得到的最高奖赏和最大的尊重。应先生最懂得观众。这是他含辛茹苦，一步一个脚印得来的经验。在成都我度过了最幸福的280天。”

　　重磅炸弹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投降。应云卫经过短暂的抗战胜利的喜悦后，又陷入“复员”与“内战”的愁绪中去。中华剧艺社的同仁们大多数来自上海、南京，眼看着国民政府接收大员飞往四面八方“刼收”发横财，他们这群抗日救亡戏剧工作者，复员无钱，有家回不去。大家在愤怒与怨恨中，由陈白尘写出了讽刺接收大员的《升官图》剧本。剧本问世已三月，却没有搬上舞台，大家心里明白，这出讽刺喜剧有如投向蒋家王朝的一颗重磅炸弹，剧本审查这一关难以通过。中华剧艺社只有复员这一条路，挪动到了重庆。

　　1946年2月，旧政协开过了，国内有了一点假民主气氛。重庆由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成立了现代戏剧学会，他们和中华剧艺社合作演出《升官图》。

　　应云卫预见到《升官图》的演出必有一场凶险的斗争。他首先搞到两张去上海的票，准备把作者陈白尘夫妇送走。第二，他日夜奔走在三教九流、大小权贵之间，寻找可供演出的剧场。知名的国泰大戏院、抗建堂，他想都不去想。因为，还在《升官图》借三青团的青年馆（现在的实验剧场）连排时，一些文化官员看了这出戏，反过来哀求应云卫说：“老应哎，你也太狠了！借剧场给你排戏，你硬要到我青年馆里排这个戏，这不成了和尚庙里卖肉了吗？帮帮忙，让我们能交代！”排戏的目的已经达到，应云卫却装出倾家荡产的样子：“唉！不够朋友，没有办法，我老应背债，要混口饭吃。”结果还是有朋友帮忙，找到了地处偏僻，七星岗巴蔓子墓旁的江苏同乡会的礼堂，把它当剧场来用。第三，剧场有了，又借了部发电机来，预防有人搞停电，破坏演出。第四，当时已有沧白堂、较场口特务打人事件发生，应云卫找好剧场左右退路，让演出人员认清。应云卫亲自把守后门通道。

　　《升官图》初演两场平平淡淡，看戏的观众把戏的内容传出去了。

　　《升官图》假托是一场梦幻，反映是活生生现实，一传十，十传百，造成轰动效应，上千观众抢购戏票，形成万人空巷，争看《升官图》。

　　国民党当局一心想把的《升官图》的演出砸烂于舞台，驱逐出重庆，慑于国内民主浪潮高涨，不敢一意孤行，于是招来地痞流氓破坏演出。开演前，剧场门前泼大粪，臭气冲天；开演后，剧场附近敲锣鼓，扰你安宁。

　　应云卫对于这种卑鄙行径也有对策。现代戏剧学会有位负责人周特生，中共地下党员，为了斗争需要，他参加了哥老会，封为“管事五排”。他招来兄弟伙说：“我周某投资演戏，赚了点钱。警察局想插一腿来，我不答应就搔我的皮，每天把戏园子闹得鸡犬不宁。你们说怎么办？”兄弟伙个个揎拳撸袖说：“放心，跟这些龟儿干到底。”哥老会的兄弟伙团结一心，果然把地痞流氓轰得远远的。

　　艺之侠者

　　《升官图》胜利结束在重庆的演出，应云卫没有就地解散剧社，让大家流落异乡。他要让小兄弟们也能“复员”，仗义出名的应老板全力奋斗，靠朋友相帮，找黄鱼车，搭复员船，硬是把几十人送到上海，在北四川路住到一起，再开大锅饭，直到每个人都找到职业。

　　“艺之侠者”，这是戏剧界对应云卫又一种崇高的评价。

　　1967年初，上海的“四人帮”头子掀起夺权的“一月风暴”。深知江青底细的应云卫，成为上海电影局首批“牛鬼蛇神”，1月16日，应云卫在重病中被造反派拉出去游斗，惨死于街头。1978年11月，上海为应云卫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夏衍在致大会的悼文中披露：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不久，应云卫即加入剧联，为了保持他的公开身份有利于进步戏剧运动的开展，对外不发表他的盟员身份。这项秘密公开以后，在场的亲朋好友惊愕不已。虽新中国成立后，应云卫临终前，也没有向家人透露过这一革命者身份。应云卫做到终身保守秘密，品质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