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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最后的访问
概述
——记黎莉莉
2005年5月23日，我访问了黎莉莉，为撰写《黎莉莉画传》作准备，并得到为她写画传的首肯。访问归来刚开始写了第一章，突然传来黎莉莉8月7日辞世的消息。我的访问竟成为黎莉莉接受外界的最后访问。
——2005年8月9日补记
这一年，黎莉莉已是90岁高龄，是中国默片时代就享有盛名的电影演员中，唯一健在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银幕上，留下她大量的多姿多彩的青春倩影。
2003年，与她晚年结为伴侣、相爱甚深的著名美术家艾中信去世了。
黎莉莉一直心情抑郁，一直身体不好，一直拒绝外界采访。
2004年，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陈鲁豫访问黎莉莉，用的是瞒天过海的办法。请黎莉莉儿子罗丹、儿媳叶向真帮忙，事先没有告诉黎莉莉，摄像机架好，引鲁豫入室，才请她出来，完成了访问任务。
送我画册借机访问
2005年5月下旬，我到了北京。打电话和黎莉莉联系，她说她没有忘记我这位朋友，要把她精心编写出版的画册送给我，邀我到她的新居去。
既然作客到了她家中，访问的事我就不必点明了。其实，我认识黎莉莉不过二十年，见面不过二三次，虽然和她有信函往来，对她的许多事知道得并不详细。我这个记者出身的人，在重庆动身之前，对于访问她就做好充分准备。今天，不过是弄清楚一些人和事。
1985年3月，我初识黎莉莉，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一间低矮的陋室里，室内放下两张床和一个沙发，就没有多少活动的余地了。这般情景真叫人难以相信，这就是中国一位著名影星和一位著名美术家的居室。
然而就在这间陋室当中的墙上，挂着艾中信画的一幅水粉画，画上树木掩映着大路、辽阔无尽头的大路上他们夫妇俩正行进其中。这幅鼓舞人心、充满希望与光明的艺术品，真的让这间陋室蓬荜生辉了。我在这幅画下为黎莉莉拍了一张照片，艾中信先生又为我和黎莉莉拍了一张合影。
那时，黎莉莉刚步入古稀之年，身体还好，圆圆的脸上泛着紫红色健康的光彩。她和我畅谈她的影剧生涯，长达三个多小时。告别她时已临近午夜，院子里月色正浓，她一定要把我送到大门外，厚重又温暖的手拉着我，重申她的心愿。希望我多写追忆她的好友舒绣文、应云卫、吴茵、孙瑜、罗及之以及她的丈夫罗静予的文章。这些人都是抗战功臣，却惨遭极“左”路线不公平的待遇和“四人帮”的迫害。更要我不忘周恩来几十年对文艺界人士的关怀。
二十年来，我都一一照办了，并寄给她看了这些文章，她说没有忘记我，是没有忘记我的诚信。
黎莉莉的新居在广安门的一座高层建筑里，北京的朋友们都很羡慕她这座宽敞、明亮、室内有跃层，还有个小花园的新居。
黎莉莉在跃层的会客室里等着我，面前放着由吴作人题写的“行云流水篇”，副题：回忆、追念、影存的画册。她把打开的画册捧给我，她的名字后面加了个括弧，写着钱蓁蓁三个字，这是她的原名。她的父亲是著名的革命烈士钱壮飞。
当年抗日情绪化为直觉行动
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承认他们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而且十分嚣张。我们一交谈，就触及30年代旧事。
那时，日本鬼子杀我同胞掠我地，国民党政府当局，在我们演戏和拍电影时，却不准说“东北是我们的”，不准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黎莉莉说：
“从1933年到1936年，我参加拍摄了《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记》几部电影，都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那时只能以‘敌国’、‘野狼’来称呼他们，凡是有爱国心的演员谁不愤怒。”用什么来描述黎莉莉的抗日情绪呢？“那时”，黎莉莉做了个扔东西的手势给我看，我一下子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她补充给我说：“一看到是日本的东西，我就扔。热天，渴了也不买日本饮料，别人买来送给我喝，我就扔在垃圾桶里。”这就是说，黎莉莉的抗日情绪已经化成直觉行动。
“八一三”，日军攻打上海，黎莉莉丝毫也没有犹豫，放弃了她在联华影片公司的工作，公司欠她一千多块钱薪水也不要了，立刻跑到前线，投身到抢救伤兵的工作中去。在伤兵医院里，她把沾满血污的纱布、绷带洗干净，给断了胳臂、失去腿的伤员擦洗伤口，喂他们吃饭。抗战期间常唱的那支《慰劳伤兵歌》，这时蓦然在我心中响起：“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父母儿童，受了极荣誉的伤，躺在病院的床上。”我仿佛看到黎莉莉在闸北伤兵医院病区，为伤兵服务穿梭的身影。
奔赴武汉的日子里
1937年9月初，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抗日电影《热血忠魂》，请黎莉莉担任女主角。这是正面宣传抗日的影片，再不是采取寓言、象征、暗示的手法影射日本。就凭这一点，就够黎莉莉高兴得跳起来。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黎莉莉拿600元一月的高薪；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只给50元一月的待遇。虽这样，黎莉莉也去。
9月中旬，黎莉莉、史东山、舒绣文、王士珍，连同黎莉莉的弟弟钱江等，从上海出发。一路上，铁路上的桥梁被炸断了，下火车背着行李步行，走一段路再上火车；路难行就把行李丢掉一部分。有个逃难者，孩子掉在河里救不起来，难以割舍也没办法。大家都见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最后，他们从镇江坐船，溯长江而上，9月25日才到了汉口。
这一趟逃难的经历，黎莉莉切实尝到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痛苦。她在扮演《热血忠魂》抗日旅长的妻子这个角色时，把这次逃难中对日寇罪行的感受，体现在角色当中去，她扮演的人物在被日寇惨杀之前，坚强地说道：“你们杀吧！你们杀吧！你就是杀到最后一个中国人，我们也不会屈服的。”黎莉莉说：“有了在日本鬼子炮火下逃命的体验，说这段话时，这种仇恨情绪填满了胸膛，自然地喷涌而出，给人予强烈的感染与共鸣。”1938年秋天，黎莉莉在武汉还有一项重要活动，那就是演戏募捐。
那时候集中在武汉的演剧团体很多。著名的就有来自南方的救亡演剧一、二、三、四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川旅外剧社；来自北方的有中国旅行剧团，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抗战剧团，华北流亡学生工作队，等等。有一次几个演剧团体举行《放下你的鞭子》表演比赛。黎莉莉和凌子风一组，舒绣文、叶子（仲寅）各是一组。舒绣文的表演当然很好，但是评比下来，却是黎莉莉拿了第一。为什么呢？
黎莉莉说：“我是中华歌舞团出身，12岁就练舞蹈的基本功，弯腰、翻筋斗、拿大顶不在话下。表演香姐卖艺这场戏，要的就是这一套本事。因此，我这个演香姐的就占了便宜。”黎莉莉在武汉还有一件大事。1938年3月16日，她和罗静予在普海春酒店结婚了。郭沫若作他们证婚人，即席贺诗云：“静夜月明，唯予与汝；珂佩声澈，既玲且珑。”正要举行婚礼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躲到防空洞里去，解除警报后，才举行婚礼，这真正是有抗战特色的婚礼。著名电影家伊文思正在武汉，也参加了婚礼。那时，罗静予还没有名气，黎莉莉结识他是在1937年秋天，到了武汉中国电影厂之后。黎莉莉早已是著名影星，追求她的人，都遇到黎莉莉冷面孔相对。
罗静予怎样受到黎莉莉青睐的呢？
黎莉莉到武汉去，带的行李很少，只有一条被子，没有垫絮，睡在光板子上。一天，忽然有人给她铺了一条垫絮，后来发现是罗静予的。罗静予自己睡在光板子上，他没有钱，没有给自己再买一床。十月天，虽然不很冷，却温暖了黎莉莉的心。罗静予是搞电影技术工作的，沉默寡言，为人诚恳，后来才出名的。
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黎莉莉想到自己12岁参加中华歌舞团，到南洋去卖艺，后来进入电影界，闯荡了十年，现在23岁了，也该成个家，有个安定生活，在这种心情下和罗静予成婚。从此，他们在电影战线上共同奋斗了32年，1970年，罗静予被“四人帮”迫害，辞世而去。黎莉莉也被江青点名，江青说：黎莉莉很坏。
黎莉莉说：“罗静予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前为了进步电影事业，坐过牢，坚贞不屈。他没有死在国民党手里，却不清不白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倒下了。”黎莉莉从来是乐观地对待人生，她虽然被江青点名，抱着没有翻不过去的山的态度来对待。因此，她对罗静予的离世，稍有怨言。
躲着江青仍遭江青忌恨
话说到这里，当然要把江青说一说了。
蓝苹（即江青）本名李云鹤，蓝苹是她在1935年第三次到上海进入话剧界起的艺名。为什么叫蓝苹呢？据说：她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又是从北平来，为此取名蓝平，到了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平为苹，更艺术性一些，蓝苹从此成为她的艺名。
蓝苹在话剧《娜拉》中扮演主角，一举成名。后加入“电通公司”，成为电影明星。随即又参加联华影业公司二厂。戏和电影演的拍的都不多，和唐纳结婚，和章泯同居，闹得唐纳自杀，章泯离婚，却轰动大上海，都是因为蓝苹。
“因为她生活上很不检点，为人怪僻，性格暴戾，难以接近。我就是躲着她，和她没有密切的交往。”黎莉莉这样叙述江青。
1936年下半年，黎莉莉主演电影《狼山喋血记》，蓝苹在片中扮演刘三妻，是个配角。配角就是配角，配角的戏比主角少，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江青纠缠着导演费穆，要费穆替她加戏，费穆不理她。江青不依不饶地大闹，有时闹到半夜一两点钟，竟然蛮横地威胁费穆说：“你不要以为我这是第一次演电影，如果在这部电影里，你不能把我捧出来，以后别人把我捧出来了，那就说明你费穆无能。”费穆是位艺术才能很高的导演，他当时考虑的是按时拍好片子。那时，联华只有一部拍有声片的摄影机，晴天供《狼山喋血记》在苏州拍外景用，阴天送回上海，供另一部片子在摄影棚拍内景。费穆要在三个月内把《狼山喋血记》拍完、拍好，当然拒绝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这件事过去15年，费穆于1950年从香港到了北京，准备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作贡献。那一年江青有了官职：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于是江青对于当年《狼山喋血记》的导演费穆进行“指导”了。她要费穆先写一个检讨。
“检讨”？费穆搞不清楚，他一片热心回到北京为什么要写检讨，检讨什么？难道真的要检讨当年拍摄《狼山喋血记》时，没有给江青扮演的刘三妻增加些台词，检讨没有把江青捧出名吗？费穆因此对于到北京来很失望，出乎意料的失望。他见到的江青比当年的蓝苹更加蛮横，而且威风凛凛。费穆感觉到事情不妙，很不妙，只得败兴而归。
1951年，费穆在香港患心脏病逝世。新中国失去了一位本来能为电影艺术作出重大贡献的导演。
黎莉莉在《狼山喋血记》的演员表中排名第一，蓝苹排名第五。黎莉莉虽然从来没有惹过江青，江青为了这件事却恨得牙痒痒，谨记在心。
1940年，黎莉莉拍摄《塞上风云》外景时，两次路过延安，那时的江青已经贵为毛泽东夫人，只听说江青常常穿着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军官大衣，骑马，威风得很。黎莉莉虽和江青相熟，也没有想见见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五次点了黎莉莉的名，叫唤黎莉莉很坏。
“旗手”既然发了话，黎莉莉当然就是“牛鬼蛇神”了。主演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就是黎莉莉的罪行之一。其实，那些搞大批判的“造反派”、“积极分子”，有几个懂得什么叫“国防电影”的，“国防电影”又有什么不好？他们不过是跟着瞎嚷嚷，于是批判黎莉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黎莉莉看这些搞大批判的人，抄书、抄报、编大字报，扛着梯子拉横幅，唯恐表现得不积极。她心里纳闷：“你们批判《狼山喋血记》，里面有蓝苹，这样一来，连江青不是一块都批了吗？你们知不知道？”批判大会即将开始时，黎莉莉找到负责批判大会的“工宣队”头头说，我有话对你说：“批判《狼山喋血记》要犯错误。”工宣队头头把黎莉莉带到办公室问：“你是什么意思？”黎莉莉告诉他，《狼山喋血记》片中有个演员叫蓝苹，蓝苹就是现在的“旗手”江青，你知不知道？你们要批判“旗手”吗？这个头头听了这番话吓得不得了，赶紧宣布停开大会，叫大家把大字报、横幅统统撕下来毁掉，还叫大家保密。从此再也不提批判“国防电影”的事了。
黎莉莉说：“从这一场滑稽戏可以看出‘文革’搞的是些什么名堂，多么可笑可气又可恨。”接着黎莉莉深深地叹息道：“当年蓝苹的丑事知道的人太多，今天的江青能一手遮天吗？其实在建国后，电影界的同仁看她是第一夫人，‘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没有揭她的老底。但是江青做贼心虚，对当年与她共事的人进行非人性的残害，实在令人发指。”
最难忘在重庆的日子里
1938年9月间，黎莉莉和陈波儿、叶子（仲寅）、阳翰笙的夫人唐棣华等先到重庆，住在通远门外一座高达二百多台阶、满坡都是坟茔的纯阳洞，坡上有一座祭祀道家始祖吕纯阳（洞宾）的大庙，这就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找好了的厂址。厂旁边还有一座五彩十色的菩提金刚塔，内供佛像、舍利、经文。佛道两家同在一个山头，和平共处。这里树木阴翳，荒草遍地。此时正是夏秋之交，蚊子一抓一大把。先到的人切盼“中制”第二批、第三批人赶快来，人多了好分担被蚊子吸血的灾难。吃也是艰苦卓绝的，有一个时期，黎莉莉和秦怡住在一起，吃光面条当顿，吃了这顿不知下一顿在哪里。用水要极端节约，水是请人从长江边，一步一步挑到这个可俯瞰全市的最高点上来的。当时，男的在大殿打地铺，三面围着许许多多的菩萨；女的睡在侧殿，也有菩萨端坐逼视着她们。男女都在法眼监视之下，气氛显得森严。生活上一些洗洗换换的事，还担心亵渎了神灵。很快，舒绣文、王士珍、高占非、王为一、凌子风、俞佩珊、朱铭仙、陈天国、王珏、罗静予、罗及之都来了。众家明星聚集在一起，嬉笑打闹，全没有把这些菩萨放在眼中。薰死的蚊子也一畚箕一畚箕的倒掉了。
黎莉莉后来搬到中一路“中制”的宿舍里。前面临街，后面是悬崖，是一座破旧瓦房，人来人往，没有院子，一座十足的大杂院。黎莉莉回忆当年说：“初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没有摄影棚，拍不成电影，大家用怒潮剧社的名称演话剧。还好，重庆新闻界同业公会，也想为前方将士募捐作贡献。他们卖报能卖几个钱，找到我们怒潮剧社联合募捐。于是，我们排演了《为自由和平而战》。”《为自由和平而战》由王为一编剧，他是由抗敌剧团调到“中制”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导演这出大戏。这出大戏实际上是一个大型活报剧，综合了朗诵、舞蹈、歌唱、短剧等各种文艺形式，加以暗转、背景叠印等电影手法，不闭幕演一个半小时。内容是反映在日寇铁蹄下，中国同胞遭受烧杀奸淫的耻辱，号召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自由和平而战》被称为话歌剧，或音乐剧。它以简单的有吸引力的情节为支撑，以演员卓越的表演为根基，使音乐舞蹈尽力发挥它的能量。它的律动节奏涤荡人们心胸。五彩纷呈的艺术效果使人沉迷在故事情节当中。
“我扮演一个遭到蹂躏的农妇，用舞蹈形式与一个敌人搏斗，发挥了我的艺术所长。”黎莉莉说：“全剧对白很少，近乎哑剧。全剧结束时，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大家手执火炬合唱《为自由和平而战》，情绪激昂，如火如荼。可见我的表演激发了人们的情感。”黎莉莉介绍舒绣文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她在剧中是解说员，她的任务比一般的演员更重。因为要通过她的讲解把整个剧情串起来。绣文穿着蓝布旗袍，姿态端庄。她还有个在台下募捐的任务，拿个小箩筐，每场能募三五百元。是全剧最重要的人物。”《为自由和平而战》创下了中国演出史上最高票价的纪录。为在10月4日至7日4天内募齐5万元，捐献5万套棉衣送到前线将士手中去。
演出除3元、5元、10元的普通票外，设置50元、100元、500元的荣誉券。
当时50元等于壹两黄金的价格，500元就是十两黄金。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康心如带领银行界，为响应爱国募捐买走两万多元高价票，十两黄金一张荣誉券就在其中。十两黄金今天约为5万人民币。这样高额的票价，中国至今没有任何演出破了这项纪录。尤其这是为了抗日爱国的演出，更值得称道。
为纪念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10月中旬，《为自由和平而战》到重庆附近的铜梁演出。铜梁戏院的老板知道黎莉莉、舒绣文都是著名的明星，她们都能歌善舞。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戏院老板竟然贴出“价钱好，真公道，看明星，呱呱叫”的广告，宣传她们的演出，并要求加演摩登歌舞。舒绣文见了这样广告，伸手就要撕掉。黎莉莉说：“他贴他的，我们演我们的，你撕他的广告，闹僵了，我们的《为自由和平而战》也演不成了。”果然，全剧演完以后，老板提出加演摩登歌舞的要求，全体演员拒绝说：“我们为宣传抗日救亡而来的。”
花花世界里的穷明星
故事片《孤岛天堂》虽然是在香港拍的，拍这部电影的“大地影业公司”是重庆“中制”的分厂，为了应付英国人，取了这个名字的公司。建这个公司，为的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人，宣传为反侵略的抗日战争，在香港建立一个摄制进步国语片的据点，更有利于向南洋和世界各国发行影片。
1939年春，黎莉莉和摄影师吴蔚云等七八个人，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调到香港大地影业公司，筹备拍摄。
香港是个花花世界，黎莉莉这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和大家依然过着清苦生活。道是为何？原来她和史东山、舒绣文等进步人士，在武汉参加“中制”时都有约在先。“中制”是军事机构，他们都不要军衔，声明是自由职业者，免得受军事处分的灾难，并且来去自由。二是不要高薪，史东山、舒绣文、黎莉莉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工作，每月都是300元以上的高薪，到“中制”只要50元月薪，不让薪水把人套住。郭沫若在他写的《洪波曲》里赞扬他们说：“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电影界的精华，而他们也是受着极菲薄的待遇，专诚为抗战服务。”到了香港，虽然每人每月又加了港币20元津贴，仍然是七八个人住一间屋子，自己动手烧大锅饭吃。那时黎莉莉已怀上了孩子，和大家吃一样伙食，尝到了营养不良的痛苦。为了在镜头上看不出来，每天还要做捆绑腰杆的工作。住医院生孩子，高级的病房要上千元一天，低等的三十元一天，真正叫天渊之别。黎莉莉几十元一月的薪水，只有住低等的阁楼，又闷又热。就这样为了不耽误《孤岛天堂》的拍摄，产后三天就起床拍戏。
说到这里，黎莉莉脸上泛起自豪的微笑说：“虽然这样苦，我还是高兴，我不去和在联华公司拍片去比，我知道这是为抗战贡献我的力量。”《孤岛天堂》写的是上海沦陷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与汉奸特务进行生死搏斗的故事，这群爱国青年首领的活动，被同住一楼的东北流亡舞女（黎莉莉饰）发现后，得到舞女的帮助，又进一步得到普通市民哑巴小贩、傻子、卖报小孩的支持，最后在一次盛大舞宴上，巧妙地把汉奸特务一网打尽。这群青年完成任务后，按照原定计划转移他处，参加了游击队。这是著名导演蔡楚生编导的一部有组织、有领导、有群众支持、有计划与敌斗争的好影片。
蔡楚生是一位长期在电影工作中自学成才的导演，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他最大的特点是了解人，善于沟通剧中人和观众的感情，充分发挥演员的才能，让观众充分欣赏演员的演技，也就是极大地发挥而不是遏制了演员的生产力。黎莉莉是蔡楚生拍电影的老搭档，她在《新女性》这部电影艺术珍品中就和蔡楚生合作过，在配唱《新女性》主题歌中，发挥了她的所长。在《孤岛天堂》里，蔡楚生为黎莉莉创造了唱《流亡曲》的机会，让她扮演的舞女，在影片中充分表达了她离乡背井四处逃亡的悲痛情感。蔡楚生的艺术风格是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手法又灵活多样。黎莉莉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孤岛天堂》的主题歌唱到”还有那多少人变成傀儡，多少人干趁火打劫的勾当“时，银幕上出现的是汪精卫正在装模作样，慷慨激昂地高喊：‘我们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完了’的画面。”这时，蔡楚生用特技把一个小丑面具向这个貌似大人物实为汉奸的脸上飞扑过去。这种灵活的漫画手法，把这个政治小丑揭露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
《塞上风云》西北行
《塞上风云》是一出写蒙汉两族团结抗日的剧本。阳翰笙早在抗战前夕把它写成电影，却没有来得及拍摄。1937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赵丹一行到了武汉，为救他们无戏公演之急，阳翰笙把它改成话剧，一经演出，深受欢迎。从此，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各地剧团争相演出，成为大后方演出场次最多的话剧之一。1939年，阳翰笙在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主任，为解决剧本荒，他又把《塞上风云》改成电影剧本，由应云卫导演，组成“西北电影摄影队”，拍摄人员这样长途远征深入生活，开中国拍摄电影之先河；又经阳翰笙等人策划，摄影队走西安到延安，再经榆林到内蒙的伊克昭盟。这样，这群文艺工作者可以目睹抗日根据地民主团结抗日情景，参观学习，接受教育。这支队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的身份，大批的进入延安，历时大半年，这也是国共合作以来第一次。因此留下的故事很多。
黎莉莉在香港突然接到重庆发来的电报：“有任务，速归。”黎莉莉带着几分激动地对我说：“我于1940年1月1日飞重庆，1月3日跟着应云卫同志出发。应云卫担任西北摄影队和赴绥电影放映队队长，又是《塞上风云》导演，身兼三职。一行四十多人，都穿军装。”穿国民党军装本来不是进步文化人所愿意的事。这次不同了，为了应付沿途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们不仅开来了前往延安、榆林、内蒙的军委政治部的通行证，应云卫还在市场上的旗帜店里买来了少将、上校、中校军衔的领章，放在军装里面口袋里，到了与国民党方面办交涉的时候，应云卫挂起少将军衔领章，带着挂上校军衔的周伯勋、挂中校军衔的潘直庵出马。少将带两位校官出马还真管用，有些地方官员对这些中央下来的人，巴结他们唯恐巴结不上，不但顺利通行，有的还开欢迎会、茶话会，甚至于酒宴招待一番。事情办完以后，黎莉莉说：“应云卫，顺手摘下领章，往里面口袋一塞，骂一声‘他妈的’，以消胸中闷气。”所以这个少将衔的领章，大家戏谑地给它取了个外号就叫“他妈的”。
有了这些也不是就没有麻烦，大队到了临近革命根据地的陕西洛川，洛川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是个制造国共摩擦的顽固派，他先制造谣言说，这里前往延安的路上，共产党埋有地雷，很危险。应云卫婉言表示，感谢他们关心，只说：“上级要我们限期完成任务，不能耽搁。”县党部书记长又生一计，要求电影队留下放几天电影。应云卫说：“你去通知民众，今天晚上我们就放电影，明天一早电影队也要出发。”应云卫喊起已经睡下的放映队员，累了一天的队员，有些睡下不愿起来，应云卫咚的一声跪在雪地里说：“谁不起来，我去顶替谁。”当夜总算把电影放给洛川群众看了。
第二天一早，应云卫又带着上校和中校副官，先走一步前去探测地雷，结果并无路上埋雷的事。黎莉莉兴奋地说：“摩擦专家的谣言破产了。那天正逢下雪，大队人马的汽车循着应队长探雷汽车的辙印，顺利地进入革命根据地。”“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延安的天是明朗的天！”黎莉莉抑制不住高兴的情绪对我说：“那天是2月14日，我们车到甘泉，就抛锚了。当地老乡和八路军协助我们修车，推车。我们向他们连声感谢，其中一个小伙子回答说：‘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他说得那么真挚、自然。”还有，黎莉莉继续说：“车到交际处停了下来，接待我们的是上海老熟人田方同志，行李、摄影器材都替我们搬卸停当。接着吃饭，长条桌上两盘白面馒头和一大桶红枣小米粥，几大盘菜，荤素齐全。田方告诉我们，一大盘炒肉丝，只卖边币两毛钱，便宜得惊人。”这时，他们看到有位中年干部蹲在门外，捧着一碗小米饭，就着几条萝卜干吃得起劲。舒绣文问田方，这个人怎么不和我们一块吃。田方说，他是我们交际处长。他招待客人，从不入席陪客人吃喝。黎莉莉说：“这对我来说又惊讶又感慨，国民党当官的哪有不陪吃，不陪喝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他住的窑洞设晚宴招待了摄影队。毛主席称大家是来自大后方的英雄，问了大家在国统区生活的情况，这是真正欢乐的宴会，许多人请毛主席题了字。应云卫见毛主席一支又一支吸烟不断，他问：“毛主席，您一天抽多少根烟。”毛主席说：“要抽一听烟罗。”应云卫说：“我也要抽一听，还用不了几根火柴。”毛主席风趣地说：“五十（每听烟50支）对五十，我们棋逢对手罗！”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又接见摄影队全体同志一次，这次讲了许多团结抗日的道理，其中尤其鼓舞人心，引起人们向往延安的有一段话：
“我们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这里的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你们是做宣传工作的，你们在延安看见什么就可以讲什么，你们认为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讲，这就是言论自由。”这段话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最受欢迎，黎莉莉回到重庆，悄悄地向追求民主自由的同行们传的也是这些话，因此，许多人更增加对延安的向往。秦怡听到后都想到延安去。
在以后两天里，给黎莉莉留下深刻印象是看演《日出》。延安没有电，舞台上的灯光，却能做到渐亮和渐暗。原来，“鲁艺”的同志们在舞台前安上一排汽油灯，灯上扣上四方黑盒，拉动黑盒，就做到亮和暗自如了。
再有一件事也留下深刻印象，看“鲁艺”演出《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亲自指挥，唱到最后，冼星海转身面向观众，台上台下共同大合唱，气势汹涌澎湃，犹如黄河奔腾。黎莉莉说：“我就是这次学会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首歌的，唱了一辈子都没忘。”摄影队2月18日离开延安，前往榆林，这是到内蒙去的最后一个大站，大队人马在这里短期休整，主要是让大家学骑马。学骑马太重要了，演员们是为了拍电影需要，黎莉莉、舒绣文、吴茵、周峰、陈天国、王斑、韩涛在戏中都有角色，都有骑马的镜头，有的镜头要表现人物擅长骑技，不练习、不请人指点怎么能行；不是演员的也要学会骑马，一出长城，代步的工具只有骑的马和骆驼等牲口。再不然就是坐“夹窝子”，那是前后由两匹马抬着竹棚的窝铺。应云卫的夫人程梦莲因为怀有身孕，不得已，只能坐“夹窝子”走。
这里是邓宝珊将军的辖区，虽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邓将军派骑兵指导他们骑马十分认真、负责、耐心。演员们不怕磨破双腿，不怕摔得鼻青脸肿。学习骑马对不同的演员要求也各不相同。黎莉莉扮演的金花儿是个少女，她要练好骑蹦子马的技能，表现她泼辣的野性；舒绣文扮演的罗安姬娜，是位少妇，要求她用劲挺着腰杆，练好小走马，表现她稳重端庄。
吴茵受阳翰笙之托，写摄影队日记。她把演员学骑马的情况写成报导，寄到重庆，发表在《大公报》、《新民报》上。
黎莉莉说：“邓宝珊将军对我们特好，为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他接待我们时，想送一点零用钱给我们，又怕太直接了不好。他手下的参谋给他出了个主意，安排我们打麻将玩，每个座位上都放上20块银元，说明白不论输钱赢钱，钱都归各人所有。我们商量好，牌尽情地打，牌打完，每人20块银元，原样放在各自座位上。这样一来，邓宝珊将军对我们更加留下好印象。我们到伊克昭盟去，路难走。他怕我们有什么闪失，派人护送我们，一直送达目的地。”1949年，邓宝珊将军宣布起义，投到解放军这方面来。
“历尽艰险，吃尽苦头”是黎莉莉对于《塞上风云》西北之行的描述。
这样艰苦的经历，不仅是她在抗战八年期间第一次，也是她生平第一次。
日晒、雨淋，挨饿、受渴，铺路、推车；臭虫满身爬、跳蚤成把抓；汗渍染衣裤，浑身臭难闻；漫天皆风沙，狼狗常袭击且不说它了，到了蒙古地区，政治形势多险恶，民族关系隔阂深，蒙奸蓄意搞破坏，日寇战火近咫尺都遇上了。从另一方面来看，真如郭沫若勉励他们此行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拓宽了视野，丰富了生活，认识到形形色色人物，了解到他们思想活动。黎莉莉既感慨又兴奋地说：“这次是吃了大苦，却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塑造一个人物，不了解人物的生活环境、经历，不了解她们的风俗习惯，是难以完成任务的。这次深入生活的成果，在我以后的艺术生涯中，也常享用它。”黎莉莉到了塞北大草原，最重要的事就是到蒙族姑娘当中去，了解她们的生活习惯、衣饰打扮、待人接物的礼节，乃至她们心中的秘密。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她和舒绣文第一次走向蒙古包去，看见两位姑娘站着正在做活，看见黎莉莉、舒绣文走过来，她们十分惊慌地逃走，躲起来。后来才知道，摄影队的男女都穿着灰棉布军装，蒙奸造谣说，摄影队来，男的要被拉去当兵，女的要被剪掉辫子。经过沟通，告诉她们，摄影队是来拍蒙汉两族团结抗日电影的，女演员还要梳蒙族辫子，戴蒙族头冠，这些都要请蒙族妇女来教她们。这样，黎莉莉、舒绣文、吴茵都请蒙族妇女教她们梳蒙古发式，跳蒙女舞，唱蒙古歌，结交了蒙古朋友。
由于历史的原因，蒙汉两族的隔阂还是很深的。摄影队扛着摄影器材外出选景，有人烟的地方遇到的是冷漠，敌视的眼睛；无人烟的沙漠里，人陷在深沙里矮了大半截，行动不得，找口水喝更困难，工作开展不了。
领队应云卫，平常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这天急得一夜合不上眼，天亮时决心采用“朝王、拜佛、庙会、教化”的办法，寻求出路。他佩着少将军衔领章，带着周伯勋等上、中、少校三位副官，拿上从四川买来的砖茶、冰糖、美酒各色礼品，“朝见”身为蒙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朝布。从沙克都尔朝布那里才知道，有蒙奸在造谣挑拨摄影队与蒙族人民的关系。
怎么办呢？
应云卫发现蒙族人民最崇拜的是活佛，能被活佛摸一下额头，就觉得恩泽无量。于是，应云卫想法接近活佛阿克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他包括电影在内的新事物。这位活佛竟成为应云卫的知心朋友，并且自愿穿上应队长全副少将的军装，站在“众生”面前讲话说：“政府派来的摄影队是行善事的。王爷要听应队长的话，我也要听。以后，你们要听应队长的话，帮摄影队的忙。”这以后，摄影队的工作顺利了一些。但是，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一次，摄影队要在贡尼召大寺拍摄一些群众赶集的场面，这里面集中有许多蓄一根辫子的蒙古姑娘和满头珠翠的蒙古妇女。大家本来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热热闹闹，有许多生动的镜头可以抓拍的。谁知道“埃摩”摄影机一响，这些姑娘、小媳妇们都惊慌失措地大声叫嚷，站起身来四散跑开。
恰巧，这时阿克旺活佛赶庙会来了，应云卫向他一打听，才知道又是奸人造谣。说是摄影机会勾魂摄魄，机器一响，人的魂魄就装进匣子里，从此活不长了。
幸亏，又是活佛当众辟谣。他风趣地面对“众生”说：“我最喜欢照相。”于是他拉着应云卫对着镜头摄影。他又说：“还要多照几张。”于是他又拉着几位演员在摄影机前合影留作纪念。阿克旺活佛这样“现身说法”，才消除了谣言。
接着，应云卫又叫摄影队为蒙民做了放映抗战电影，为蒙民医病送药的教化工作，深得蒙民的赞赏和拥护，拍摄外景的工作，这样才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不料，摄影队在塞北，真的遇到了一场像电影《塞上风云》中描写的战斗。一天晚上，日本鬼子打到札萨克旗来了，距离摄影队驻地只有五里路。这时外面正雷雨交加，面对鬼子有可能打过来，大家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吴茵一不小心，把煤油灯打翻了，烧起一些易燃物，又引来一阵慌乱。还是领队的应云卫镇静，他和外界取得联系后，看到驻地门前，许许多多荷枪实弹的骑兵疾驶而过，前往增援。应云卫叫大家收拾好重要器材和胶片，穿好灰军服。若是日寇打来，大家以死相拼。大家安静下来，谛听着前线的枪炮声，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未知胜负结果时，传来打退了鬼子进攻消息。摄影队人员免去了这场灾难，最终完成全部外景任务。
应云卫是一位在中国电影戏剧事业上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前辈。《塞上风云》写的是蒙汉团结抗日的故事，实际上寓意国共团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拍完《塞上风云》返回重庆不久，就遇到“皖南事变”，应云卫在周恩来倡议下，又负起组成中华剧艺社的重任，演出《屈原》、《法西斯细菌》、《升官图》等抗日救亡、反对法西斯统治的剧目，中华剧艺社成为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的主力军，应云卫乃有“中国戏剧之魂”之称。
“只因为他深知江青不光彩的底细，”黎莉莉说：“‘文化大革命’初起，在应云卫心脏病十分严重时刻，被造反派拉出来游斗，当场毙命。”谈起四十年前应云卫之死，黎莉莉格外心酸……
——记黎莉莉
2005年5月23日，我访问了黎莉莉，为撰写《黎莉莉画传》作准备，并得到为她写画传的首肯。访问归来刚开始写了第一章，突然传来黎莉莉8月7日辞世的消息。我的访问竟成为黎莉莉接受外界的最后访问。
——2005年8月9日补记
这一年，黎莉莉已是90岁高龄，是中国默片时代就享有盛名的电影演员中，唯一健在者。半个世纪前的中国银幕上，留下她大量的多姿多彩的青春倩影。
2003年，与她晚年结为伴侣、相爱甚深的著名美术家艾中信去世了。
黎莉莉一直心情抑郁，一直身体不好，一直拒绝外界采访。
2004年，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陈鲁豫访问黎莉莉，用的是瞒天过海的办法。请黎莉莉儿子罗丹、儿媳叶向真帮忙，事先没有告诉黎莉莉，摄像机架好，引鲁豫入室，才请她出来，完成了访问任务。
送我画册借机访问
2005年5月下旬，我到了北京。打电话和黎莉莉联系，她说她没有忘记我这位朋友，要把她精心编写出版的画册送给我，邀我到她的新居去。
既然作客到了她家中，访问的事我就不必点明了。其实，我认识黎莉莉不过二十年，见面不过二三次，虽然和她有信函往来，对她的许多事知道得并不详细。我这个记者出身的人，在重庆动身之前，对于访问她就做好充分准备。今天，不过是弄清楚一些人和事。
1985年3月，我初识黎莉莉，在北京西总布胡同51号一间低矮的陋室里，室内放下两张床和一个沙发，就没有多少活动的余地了。这般情景真叫人难以相信，这就是中国一位著名影星和一位著名美术家的居室。
然而就在这间陋室当中的墙上，挂着艾中信画的一幅水粉画，画上树木掩映着大路、辽阔无尽头的大路上他们夫妇俩正行进其中。这幅鼓舞人心、充满希望与光明的艺术品，真的让这间陋室蓬荜生辉了。我在这幅画下为黎莉莉拍了一张照片，艾中信先生又为我和黎莉莉拍了一张合影。
那时，黎莉莉刚步入古稀之年，身体还好，圆圆的脸上泛着紫红色健康的光彩。她和我畅谈她的影剧生涯，长达三个多小时。告别她时已临近午夜，院子里月色正浓，她一定要把我送到大门外，厚重又温暖的手拉着我，重申她的心愿。希望我多写追忆她的好友舒绣文、应云卫、吴茵、孙瑜、罗及之以及她的丈夫罗静予的文章。这些人都是抗战功臣，却惨遭极“左”路线不公平的待遇和“四人帮”的迫害。更要我不忘周恩来几十年对文艺界人士的关怀。
二十年来，我都一一照办了，并寄给她看了这些文章，她说没有忘记我，是没有忘记我的诚信。
黎莉莉的新居在广安门的一座高层建筑里，北京的朋友们都很羡慕她这座宽敞、明亮、室内有跃层，还有个小花园的新居。
黎莉莉在跃层的会客室里等着我，面前放着由吴作人题写的“行云流水篇”，副题：回忆、追念、影存的画册。她把打开的画册捧给我，她的名字后面加了个括弧，写着钱蓁蓁三个字，这是她的原名。她的父亲是著名的革命烈士钱壮飞。
当年抗日情绪化为直觉行动
去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不承认他们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而且十分嚣张。我们一交谈，就触及30年代旧事。
那时，日本鬼子杀我同胞掠我地，国民党政府当局，在我们演戏和拍电影时，却不准说“东北是我们的”，不准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黎莉莉说：
“从1933年到1936年，我参加拍摄了《小玩意》、《大路》、《狼山喋血记》几部电影，都有反帝国主义的内容，那时只能以‘敌国’、‘野狼’来称呼他们，凡是有爱国心的演员谁不愤怒。”用什么来描述黎莉莉的抗日情绪呢？“那时”，黎莉莉做了个扔东西的手势给我看，我一下子没有搞懂是什么意思。她补充给我说：“一看到是日本的东西，我就扔。热天，渴了也不买日本饮料，别人买来送给我喝，我就扔在垃圾桶里。”这就是说，黎莉莉的抗日情绪已经化成直觉行动。
“八一三”，日军攻打上海，黎莉莉丝毫也没有犹豫，放弃了她在联华影片公司的工作，公司欠她一千多块钱薪水也不要了，立刻跑到前线，投身到抢救伤兵的工作中去。在伤兵医院里，她把沾满血污的纱布、绷带洗干净，给断了胳臂、失去腿的伤员擦洗伤口，喂他们吃饭。抗战期间常唱的那支《慰劳伤兵歌》，这时蓦然在我心中响起：“你们正为着我们老百姓，为着千百万父母儿童，受了极荣誉的伤，躺在病院的床上。”我仿佛看到黎莉莉在闸北伤兵医院病区，为伤兵服务穿梭的身影。
奔赴武汉的日子里
1937年9月初，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抗日电影《热血忠魂》，请黎莉莉担任女主角。这是正面宣传抗日的影片，再不是采取寓言、象征、暗示的手法影射日本。就凭这一点，就够黎莉莉高兴得跳起来。在上海联华影片公司，黎莉莉拿600元一月的高薪；武汉中国电影制片厂，只给50元一月的待遇。虽这样，黎莉莉也去。
9月中旬，黎莉莉、史东山、舒绣文、王士珍，连同黎莉莉的弟弟钱江等，从上海出发。一路上，铁路上的桥梁被炸断了，下火车背着行李步行，走一段路再上火车；路难行就把行李丢掉一部分。有个逃难者，孩子掉在河里救不起来，难以割舍也没办法。大家都见识了生离死别的痛苦。最后，他们从镇江坐船，溯长江而上，9月25日才到了汉口。
这一趟逃难的经历，黎莉莉切实尝到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民众带来的痛苦。她在扮演《热血忠魂》抗日旅长的妻子这个角色时，把这次逃难中对日寇罪行的感受，体现在角色当中去，她扮演的人物在被日寇惨杀之前，坚强地说道：“你们杀吧！你们杀吧！你就是杀到最后一个中国人，我们也不会屈服的。”黎莉莉说：“有了在日本鬼子炮火下逃命的体验，说这段话时，这种仇恨情绪填满了胸膛，自然地喷涌而出，给人予强烈的感染与共鸣。”1938年秋天，黎莉莉在武汉还有一项重要活动，那就是演戏募捐。
那时候集中在武汉的演剧团体很多。著名的就有来自南方的救亡演剧一、二、三、四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四川旅外剧社；来自北方的有中国旅行剧团，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抗战剧团，华北流亡学生工作队，等等。有一次几个演剧团体举行《放下你的鞭子》表演比赛。黎莉莉和凌子风一组，舒绣文、叶子（仲寅）各是一组。舒绣文的表演当然很好，但是评比下来，却是黎莉莉拿了第一。为什么呢？
黎莉莉说：“我是中华歌舞团出身，12岁就练舞蹈的基本功，弯腰、翻筋斗、拿大顶不在话下。表演香姐卖艺这场戏，要的就是这一套本事。因此，我这个演香姐的就占了便宜。”黎莉莉在武汉还有一件大事。1938年3月16日，她和罗静予在普海春酒店结婚了。郭沫若作他们证婚人，即席贺诗云：“静夜月明，唯予与汝；珂佩声澈，既玲且珑。”正要举行婚礼时，响起了空袭警报，大家躲到防空洞里去，解除警报后，才举行婚礼，这真正是有抗战特色的婚礼。著名电影家伊文思正在武汉，也参加了婚礼。那时，罗静予还没有名气，黎莉莉结识他是在1937年秋天，到了武汉中国电影厂之后。黎莉莉早已是著名影星，追求她的人，都遇到黎莉莉冷面孔相对。
罗静予怎样受到黎莉莉青睐的呢？
黎莉莉到武汉去，带的行李很少，只有一条被子，没有垫絮，睡在光板子上。一天，忽然有人给她铺了一条垫絮，后来发现是罗静予的。罗静予自己睡在光板子上，他没有钱，没有给自己再买一床。十月天，虽然不很冷，却温暖了黎莉莉的心。罗静予是搞电影技术工作的，沉默寡言，为人诚恳，后来才出名的。
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里，黎莉莉想到自己12岁参加中华歌舞团，到南洋去卖艺，后来进入电影界，闯荡了十年，现在23岁了，也该成个家，有个安定生活，在这种心情下和罗静予成婚。从此，他们在电影战线上共同奋斗了32年，1970年，罗静予被“四人帮”迫害，辞世而去。黎莉莉也被江青点名，江青说：黎莉莉很坏。
黎莉莉说：“罗静予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前为了进步电影事业，坐过牢，坚贞不屈。他没有死在国民党手里，却不清不白地在‘文化大革命’中倒下了。”黎莉莉从来是乐观地对待人生，她虽然被江青点名，抱着没有翻不过去的山的态度来对待。因此，她对罗静予的离世，稍有怨言。
躲着江青仍遭江青忌恨
话说到这里，当然要把江青说一说了。
蓝苹（即江青）本名李云鹤，蓝苹是她在1935年第三次到上海进入话剧界起的艺名。为什么叫蓝苹呢？据说：她喜欢穿蓝色的衣服，又是从北平来，为此取名蓝平，到了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平为苹，更艺术性一些，蓝苹从此成为她的艺名。
蓝苹在话剧《娜拉》中扮演主角，一举成名。后加入“电通公司”，成为电影明星。随即又参加联华影业公司二厂。戏和电影演的拍的都不多，和唐纳结婚，和章泯同居，闹得唐纳自杀，章泯离婚，却轰动大上海，都是因为蓝苹。
“因为她生活上很不检点，为人怪僻，性格暴戾，难以接近。我就是躲着她，和她没有密切的交往。”黎莉莉这样叙述江青。
1936年下半年，黎莉莉主演电影《狼山喋血记》，蓝苹在片中扮演刘三妻，是个配角。配角就是配角，配角的戏比主角少，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江青纠缠着导演费穆，要费穆替她加戏，费穆不理她。江青不依不饶地大闹，有时闹到半夜一两点钟，竟然蛮横地威胁费穆说：“你不要以为我这是第一次演电影，如果在这部电影里，你不能把我捧出来，以后别人把我捧出来了，那就说明你费穆无能。”费穆是位艺术才能很高的导演，他当时考虑的是按时拍好片子。那时，联华只有一部拍有声片的摄影机，晴天供《狼山喋血记》在苏州拍外景用，阴天送回上海，供另一部片子在摄影棚拍内景。费穆要在三个月内把《狼山喋血记》拍完、拍好，当然拒绝了江青的要求。江青因此怀恨在心。
这件事过去15年，费穆于1950年从香港到了北京，准备为新中国电影事业作贡献。那一年江青有了官职：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于是江青对于当年《狼山喋血记》的导演费穆进行“指导”了。她要费穆先写一个检讨。
“检讨”？费穆搞不清楚，他一片热心回到北京为什么要写检讨，检讨什么？难道真的要检讨当年拍摄《狼山喋血记》时，没有给江青扮演的刘三妻增加些台词，检讨没有把江青捧出名吗？费穆因此对于到北京来很失望，出乎意料的失望。他见到的江青比当年的蓝苹更加蛮横，而且威风凛凛。费穆感觉到事情不妙，很不妙，只得败兴而归。
1951年，费穆在香港患心脏病逝世。新中国失去了一位本来能为电影艺术作出重大贡献的导演。
黎莉莉在《狼山喋血记》的演员表中排名第一，蓝苹排名第五。黎莉莉虽然从来没有惹过江青，江青为了这件事却恨得牙痒痒，谨记在心。
1940年，黎莉莉拍摄《塞上风云》外景时，两次路过延安，那时的江青已经贵为毛泽东夫人，只听说江青常常穿着八路军缴获的日本军官大衣，骑马，威风得很。黎莉莉虽和江青相熟，也没有想见见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五次点了黎莉莉的名，叫唤黎莉莉很坏。
“旗手”既然发了话，黎莉莉当然就是“牛鬼蛇神”了。主演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就是黎莉莉的罪行之一。其实，那些搞大批判的“造反派”、“积极分子”，有几个懂得什么叫“国防电影”的，“国防电影”又有什么不好？他们不过是跟着瞎嚷嚷，于是批判黎莉莉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黎莉莉看这些搞大批判的人，抄书、抄报、编大字报，扛着梯子拉横幅，唯恐表现得不积极。她心里纳闷：“你们批判《狼山喋血记》，里面有蓝苹，这样一来，连江青不是一块都批了吗？你们知不知道？”批判大会即将开始时，黎莉莉找到负责批判大会的“工宣队”头头说，我有话对你说：“批判《狼山喋血记》要犯错误。”工宣队头头把黎莉莉带到办公室问：“你是什么意思？”黎莉莉告诉他，《狼山喋血记》片中有个演员叫蓝苹，蓝苹就是现在的“旗手”江青，你知不知道？你们要批判“旗手”吗？这个头头听了这番话吓得不得了，赶紧宣布停开大会，叫大家把大字报、横幅统统撕下来毁掉，还叫大家保密。从此再也不提批判“国防电影”的事了。
黎莉莉说：“从这一场滑稽戏可以看出‘文革’搞的是些什么名堂，多么可笑可气又可恨。”接着黎莉莉深深地叹息道：“当年蓝苹的丑事知道的人太多，今天的江青能一手遮天吗？其实在建国后，电影界的同仁看她是第一夫人，‘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没有揭她的老底。但是江青做贼心虚，对当年与她共事的人进行非人性的残害，实在令人发指。”
最难忘在重庆的日子里
1938年9月间，黎莉莉和陈波儿、叶子（仲寅）、阳翰笙的夫人唐棣华等先到重庆，住在通远门外一座高达二百多台阶、满坡都是坟茔的纯阳洞，坡上有一座祭祀道家始祖吕纯阳（洞宾）的大庙，这就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找好了的厂址。厂旁边还有一座五彩十色的菩提金刚塔，内供佛像、舍利、经文。佛道两家同在一个山头，和平共处。这里树木阴翳，荒草遍地。此时正是夏秋之交，蚊子一抓一大把。先到的人切盼“中制”第二批、第三批人赶快来，人多了好分担被蚊子吸血的灾难。吃也是艰苦卓绝的，有一个时期，黎莉莉和秦怡住在一起，吃光面条当顿，吃了这顿不知下一顿在哪里。用水要极端节约，水是请人从长江边，一步一步挑到这个可俯瞰全市的最高点上来的。当时，男的在大殿打地铺，三面围着许许多多的菩萨；女的睡在侧殿，也有菩萨端坐逼视着她们。男女都在法眼监视之下，气氛显得森严。生活上一些洗洗换换的事，还担心亵渎了神灵。很快，舒绣文、王士珍、高占非、王为一、凌子风、俞佩珊、朱铭仙、陈天国、王珏、罗静予、罗及之都来了。众家明星聚集在一起，嬉笑打闹，全没有把这些菩萨放在眼中。薰死的蚊子也一畚箕一畚箕的倒掉了。
黎莉莉后来搬到中一路“中制”的宿舍里。前面临街，后面是悬崖，是一座破旧瓦房，人来人往，没有院子，一座十足的大杂院。黎莉莉回忆当年说：“初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没有摄影棚，拍不成电影，大家用怒潮剧社的名称演话剧。还好，重庆新闻界同业公会，也想为前方将士募捐作贡献。他们卖报能卖几个钱，找到我们怒潮剧社联合募捐。于是，我们排演了《为自由和平而战》。”《为自由和平而战》由王为一编剧，他是由抗敌剧团调到“中制”来的，首要任务就是导演这出大戏。这出大戏实际上是一个大型活报剧，综合了朗诵、舞蹈、歌唱、短剧等各种文艺形式，加以暗转、背景叠印等电影手法，不闭幕演一个半小时。内容是反映在日寇铁蹄下，中国同胞遭受烧杀奸淫的耻辱，号召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反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自由和平而战》被称为话歌剧，或音乐剧。它以简单的有吸引力的情节为支撑，以演员卓越的表演为根基，使音乐舞蹈尽力发挥它的能量。它的律动节奏涤荡人们心胸。五彩纷呈的艺术效果使人沉迷在故事情节当中。
“我扮演一个遭到蹂躏的农妇，用舞蹈形式与一个敌人搏斗，发挥了我的艺术所长。”黎莉莉说：“全剧对白很少，近乎哑剧。全剧结束时，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大家手执火炬合唱《为自由和平而战》，情绪激昂，如火如荼。可见我的表演激发了人们的情感。”黎莉莉介绍舒绣文在剧中扮演的角色：“她在剧中是解说员，她的任务比一般的演员更重。因为要通过她的讲解把整个剧情串起来。绣文穿着蓝布旗袍，姿态端庄。她还有个在台下募捐的任务，拿个小箩筐，每场能募三五百元。是全剧最重要的人物。”《为自由和平而战》创下了中国演出史上最高票价的纪录。为在10月4日至7日4天内募齐5万元，捐献5万套棉衣送到前线将士手中去。
演出除3元、5元、10元的普通票外，设置50元、100元、500元的荣誉券。
当时50元等于壹两黄金的价格，500元就是十两黄金。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康心如带领银行界，为响应爱国募捐买走两万多元高价票，十两黄金一张荣誉券就在其中。十两黄金今天约为5万人民币。这样高额的票价，中国至今没有任何演出破了这项纪录。尤其这是为了抗日爱国的演出，更值得称道。
为纪念第一届戏剧节在重庆举行，10月中旬，《为自由和平而战》到重庆附近的铜梁演出。铜梁戏院的老板知道黎莉莉、舒绣文都是著名的明星，她们都能歌善舞。为了迎合小市民趣味，戏院老板竟然贴出“价钱好，真公道，看明星，呱呱叫”的广告，宣传她们的演出，并要求加演摩登歌舞。舒绣文见了这样广告，伸手就要撕掉。黎莉莉说：“他贴他的，我们演我们的，你撕他的广告，闹僵了，我们的《为自由和平而战》也演不成了。”果然，全剧演完以后，老板提出加演摩登歌舞的要求，全体演员拒绝说：“我们为宣传抗日救亡而来的。”
花花世界里的穷明星
故事片《孤岛天堂》虽然是在香港拍的，拍这部电影的“大地影业公司”是重庆“中制”的分厂，为了应付英国人，取了这个名字的公司。建这个公司，为的是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更多的人，宣传为反侵略的抗日战争，在香港建立一个摄制进步国语片的据点，更有利于向南洋和世界各国发行影片。
1939年春，黎莉莉和摄影师吴蔚云等七八个人，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调到香港大地影业公司，筹备拍摄。
香港是个花花世界，黎莉莉这位著名的电影明星和大家依然过着清苦生活。道是为何？原来她和史东山、舒绣文等进步人士，在武汉参加“中制”时都有约在先。“中制”是军事机构，他们都不要军衔，声明是自由职业者，免得受军事处分的灾难，并且来去自由。二是不要高薪，史东山、舒绣文、黎莉莉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工作，每月都是300元以上的高薪，到“中制”只要50元月薪，不让薪水把人套住。郭沫若在他写的《洪波曲》里赞扬他们说：“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电影界的精华，而他们也是受着极菲薄的待遇，专诚为抗战服务。”到了香港，虽然每人每月又加了港币20元津贴，仍然是七八个人住一间屋子，自己动手烧大锅饭吃。那时黎莉莉已怀上了孩子，和大家吃一样伙食，尝到了营养不良的痛苦。为了在镜头上看不出来，每天还要做捆绑腰杆的工作。住医院生孩子，高级的病房要上千元一天，低等的三十元一天，真正叫天渊之别。黎莉莉几十元一月的薪水，只有住低等的阁楼，又闷又热。就这样为了不耽误《孤岛天堂》的拍摄，产后三天就起床拍戏。
说到这里，黎莉莉脸上泛起自豪的微笑说：“虽然这样苦，我还是高兴，我不去和在联华公司拍片去比，我知道这是为抗战贡献我的力量。”《孤岛天堂》写的是上海沦陷为“孤岛”后，一群爱国青年与汉奸特务进行生死搏斗的故事，这群爱国青年首领的活动，被同住一楼的东北流亡舞女（黎莉莉饰）发现后，得到舞女的帮助，又进一步得到普通市民哑巴小贩、傻子、卖报小孩的支持，最后在一次盛大舞宴上，巧妙地把汉奸特务一网打尽。这群青年完成任务后，按照原定计划转移他处，参加了游击队。这是著名导演蔡楚生编导的一部有组织、有领导、有群众支持、有计划与敌斗争的好影片。
蔡楚生是一位长期在电影工作中自学成才的导演，作为一位电影艺术家，他最大的特点是了解人，善于沟通剧中人和观众的感情，充分发挥演员的才能，让观众充分欣赏演员的演技，也就是极大地发挥而不是遏制了演员的生产力。黎莉莉是蔡楚生拍电影的老搭档，她在《新女性》这部电影艺术珍品中就和蔡楚生合作过，在配唱《新女性》主题歌中，发挥了她的所长。在《孤岛天堂》里，蔡楚生为黎莉莉创造了唱《流亡曲》的机会，让她扮演的舞女，在影片中充分表达了她离乡背井四处逃亡的悲痛情感。蔡楚生的艺术风格是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手法又灵活多样。黎莉莉举了一个例子说：“当《孤岛天堂》的主题歌唱到”还有那多少人变成傀儡，多少人干趁火打劫的勾当“时，银幕上出现的是汪精卫正在装模作样，慷慨激昂地高喊：‘我们不能再退了，再退就完了’的画面。”这时，蔡楚生用特技把一个小丑面具向这个貌似大人物实为汉奸的脸上飞扑过去。这种灵活的漫画手法，把这个政治小丑揭露得淋漓尽致，大快人心。
《塞上风云》西北行
《塞上风云》是一出写蒙汉两族团结抗日的剧本。阳翰笙早在抗战前夕把它写成电影，却没有来得及拍摄。1937年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赵丹一行到了武汉，为救他们无戏公演之急，阳翰笙把它改成话剧，一经演出，深受欢迎。从此，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各地剧团争相演出，成为大后方演出场次最多的话剧之一。1939年，阳翰笙在重庆任中国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主任，为解决剧本荒，他又把《塞上风云》改成电影剧本，由应云卫导演，组成“西北电影摄影队”，拍摄人员这样长途远征深入生活，开中国拍摄电影之先河；又经阳翰笙等人策划，摄影队走西安到延安，再经榆林到内蒙的伊克昭盟。这样，这群文艺工作者可以目睹抗日根据地民主团结抗日情景，参观学习，接受教育。这支队伍，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的身份，大批的进入延安，历时大半年，这也是国共合作以来第一次。因此留下的故事很多。
黎莉莉在香港突然接到重庆发来的电报：“有任务，速归。”黎莉莉带着几分激动地对我说：“我于1940年1月1日飞重庆，1月3日跟着应云卫同志出发。应云卫担任西北摄影队和赴绥电影放映队队长，又是《塞上风云》导演，身兼三职。一行四十多人，都穿军装。”穿国民党军装本来不是进步文化人所愿意的事。这次不同了，为了应付沿途国民党军警的检查，他们不仅开来了前往延安、榆林、内蒙的军委政治部的通行证，应云卫还在市场上的旗帜店里买来了少将、上校、中校军衔的领章，放在军装里面口袋里，到了与国民党方面办交涉的时候，应云卫挂起少将军衔领章，带着挂上校军衔的周伯勋、挂中校军衔的潘直庵出马。少将带两位校官出马还真管用，有些地方官员对这些中央下来的人，巴结他们唯恐巴结不上，不但顺利通行，有的还开欢迎会、茶话会，甚至于酒宴招待一番。事情办完以后，黎莉莉说：“应云卫，顺手摘下领章，往里面口袋一塞，骂一声‘他妈的’，以消胸中闷气。”所以这个少将衔的领章，大家戏谑地给它取了个外号就叫“他妈的”。
有了这些也不是就没有麻烦，大队到了临近革命根据地的陕西洛川，洛川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是个制造国共摩擦的顽固派，他先制造谣言说，这里前往延安的路上，共产党埋有地雷，很危险。应云卫婉言表示，感谢他们关心，只说：“上级要我们限期完成任务，不能耽搁。”县党部书记长又生一计，要求电影队留下放几天电影。应云卫说：“你去通知民众，今天晚上我们就放电影，明天一早电影队也要出发。”应云卫喊起已经睡下的放映队员，累了一天的队员，有些睡下不愿起来，应云卫咚的一声跪在雪地里说：“谁不起来，我去顶替谁。”当夜总算把电影放给洛川群众看了。
第二天一早，应云卫又带着上校和中校副官，先走一步前去探测地雷，结果并无路上埋雷的事。黎莉莉兴奋地说：“摩擦专家的谣言破产了。那天正逢下雪，大队人马的汽车循着应队长探雷汽车的辙印，顺利地进入革命根据地。”“正如一首歌曲中所唱的，延安的天是明朗的天！”黎莉莉抑制不住高兴的情绪对我说：“那天是2月14日，我们车到甘泉，就抛锚了。当地老乡和八路军协助我们修车，推车。我们向他们连声感谢，其中一个小伙子回答说：‘为人民服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他说得那么真挚、自然。”还有，黎莉莉继续说：“车到交际处停了下来，接待我们的是上海老熟人田方同志，行李、摄影器材都替我们搬卸停当。接着吃饭，长条桌上两盘白面馒头和一大桶红枣小米粥，几大盘菜，荤素齐全。田方告诉我们，一大盘炒肉丝，只卖边币两毛钱，便宜得惊人。”这时，他们看到有位中年干部蹲在门外，捧着一碗小米饭，就着几条萝卜干吃得起劲。舒绣文问田方，这个人怎么不和我们一块吃。田方说，他是我们交际处长。他招待客人，从不入席陪客人吃喝。黎莉莉说：“这对我来说又惊讶又感慨，国民党当官的哪有不陪吃，不陪喝的。”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在他住的窑洞设晚宴招待了摄影队。毛主席称大家是来自大后方的英雄，问了大家在国统区生活的情况，这是真正欢乐的宴会，许多人请毛主席题了字。应云卫见毛主席一支又一支吸烟不断，他问：“毛主席，您一天抽多少根烟。”毛主席说：“要抽一听烟罗。”应云卫说：“我也要抽一听，还用不了几根火柴。”毛主席风趣地说：“五十（每听烟50支）对五十，我们棋逢对手罗！”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后来，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又接见摄影队全体同志一次，这次讲了许多团结抗日的道理，其中尤其鼓舞人心，引起人们向往延安的有一段话：
“我们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这里的人民，有充分的民主自由。你们是做宣传工作的，你们在延安看见什么就可以讲什么，你们认为好的、不好的，都可以讲，这就是言论自由。”这段话对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最受欢迎，黎莉莉回到重庆，悄悄地向追求民主自由的同行们传的也是这些话，因此，许多人更增加对延安的向往。秦怡听到后都想到延安去。
在以后两天里，给黎莉莉留下深刻印象是看演《日出》。延安没有电，舞台上的灯光，却能做到渐亮和渐暗。原来，“鲁艺”的同志们在舞台前安上一排汽油灯，灯上扣上四方黑盒，拉动黑盒，就做到亮和暗自如了。
再有一件事也留下深刻印象，看“鲁艺”演出《黄河大合唱》，冼星海亲自指挥，唱到最后，冼星海转身面向观众，台上台下共同大合唱，气势汹涌澎湃，犹如黄河奔腾。黎莉莉说：“我就是这次学会了‘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这首歌的，唱了一辈子都没忘。”摄影队2月18日离开延安，前往榆林，这是到内蒙去的最后一个大站，大队人马在这里短期休整，主要是让大家学骑马。学骑马太重要了，演员们是为了拍电影需要，黎莉莉、舒绣文、吴茵、周峰、陈天国、王斑、韩涛在戏中都有角色，都有骑马的镜头，有的镜头要表现人物擅长骑技，不练习、不请人指点怎么能行；不是演员的也要学会骑马，一出长城，代步的工具只有骑的马和骆驼等牲口。再不然就是坐“夹窝子”，那是前后由两匹马抬着竹棚的窝铺。应云卫的夫人程梦莲因为怀有身孕，不得已，只能坐“夹窝子”走。
这里是邓宝珊将军的辖区，虽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邓将军派骑兵指导他们骑马十分认真、负责、耐心。演员们不怕磨破双腿，不怕摔得鼻青脸肿。学习骑马对不同的演员要求也各不相同。黎莉莉扮演的金花儿是个少女，她要练好骑蹦子马的技能，表现她泼辣的野性；舒绣文扮演的罗安姬娜，是位少妇，要求她用劲挺着腰杆，练好小走马，表现她稳重端庄。
吴茵受阳翰笙之托，写摄影队日记。她把演员学骑马的情况写成报导，寄到重庆，发表在《大公报》、《新民报》上。
黎莉莉说：“邓宝珊将军对我们特好，为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他接待我们时，想送一点零用钱给我们，又怕太直接了不好。他手下的参谋给他出了个主意，安排我们打麻将玩，每个座位上都放上20块银元，说明白不论输钱赢钱，钱都归各人所有。我们商量好，牌尽情地打，牌打完，每人20块银元，原样放在各自座位上。这样一来，邓宝珊将军对我们更加留下好印象。我们到伊克昭盟去，路难走。他怕我们有什么闪失，派人护送我们，一直送达目的地。”1949年，邓宝珊将军宣布起义，投到解放军这方面来。
“历尽艰险，吃尽苦头”是黎莉莉对于《塞上风云》西北之行的描述。
这样艰苦的经历，不仅是她在抗战八年期间第一次，也是她生平第一次。
日晒、雨淋，挨饿、受渴，铺路、推车；臭虫满身爬、跳蚤成把抓；汗渍染衣裤，浑身臭难闻；漫天皆风沙，狼狗常袭击且不说它了，到了蒙古地区，政治形势多险恶，民族关系隔阂深，蒙奸蓄意搞破坏，日寇战火近咫尺都遇上了。从另一方面来看，真如郭沫若勉励他们此行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拓宽了视野，丰富了生活，认识到形形色色人物，了解到他们思想活动。黎莉莉既感慨又兴奋地说：“这次是吃了大苦，却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塑造一个人物，不了解人物的生活环境、经历，不了解她们的风俗习惯，是难以完成任务的。这次深入生活的成果，在我以后的艺术生涯中，也常享用它。”黎莉莉到了塞北大草原，最重要的事就是到蒙族姑娘当中去，了解她们的生活习惯、衣饰打扮、待人接物的礼节，乃至她们心中的秘密。可是，奇怪的事发生了。她和舒绣文第一次走向蒙古包去，看见两位姑娘站着正在做活，看见黎莉莉、舒绣文走过来，她们十分惊慌地逃走，躲起来。后来才知道，摄影队的男女都穿着灰棉布军装，蒙奸造谣说，摄影队来，男的要被拉去当兵，女的要被剪掉辫子。经过沟通，告诉她们，摄影队是来拍蒙汉两族团结抗日电影的，女演员还要梳蒙族辫子，戴蒙族头冠，这些都要请蒙族妇女来教她们。这样，黎莉莉、舒绣文、吴茵都请蒙族妇女教她们梳蒙古发式，跳蒙女舞，唱蒙古歌，结交了蒙古朋友。
由于历史的原因，蒙汉两族的隔阂还是很深的。摄影队扛着摄影器材外出选景，有人烟的地方遇到的是冷漠，敌视的眼睛；无人烟的沙漠里，人陷在深沙里矮了大半截，行动不得，找口水喝更困难，工作开展不了。
领队应云卫，平常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这天急得一夜合不上眼，天亮时决心采用“朝王、拜佛、庙会、教化”的办法，寻求出路。他佩着少将军衔领章，带着周伯勋等上、中、少校三位副官，拿上从四川买来的砖茶、冰糖、美酒各色礼品，“朝见”身为蒙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朝布。从沙克都尔朝布那里才知道，有蒙奸在造谣挑拨摄影队与蒙族人民的关系。
怎么办呢？
应云卫发现蒙族人民最崇拜的是活佛，能被活佛摸一下额头，就觉得恩泽无量。于是，应云卫想法接近活佛阿克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告诉他包括电影在内的新事物。这位活佛竟成为应云卫的知心朋友，并且自愿穿上应队长全副少将的军装，站在“众生”面前讲话说：“政府派来的摄影队是行善事的。王爷要听应队长的话，我也要听。以后，你们要听应队长的话，帮摄影队的忙。”这以后，摄影队的工作顺利了一些。但是，新的矛盾又产生了。一次，摄影队要在贡尼召大寺拍摄一些群众赶集的场面，这里面集中有许多蓄一根辫子的蒙古姑娘和满头珠翠的蒙古妇女。大家本来坐在一起说说笑笑，热热闹闹，有许多生动的镜头可以抓拍的。谁知道“埃摩”摄影机一响，这些姑娘、小媳妇们都惊慌失措地大声叫嚷，站起身来四散跑开。
恰巧，这时阿克旺活佛赶庙会来了，应云卫向他一打听，才知道又是奸人造谣。说是摄影机会勾魂摄魄，机器一响，人的魂魄就装进匣子里，从此活不长了。
幸亏，又是活佛当众辟谣。他风趣地面对“众生”说：“我最喜欢照相。”于是他拉着应云卫对着镜头摄影。他又说：“还要多照几张。”于是他又拉着几位演员在摄影机前合影留作纪念。阿克旺活佛这样“现身说法”，才消除了谣言。
接着，应云卫又叫摄影队为蒙民做了放映抗战电影，为蒙民医病送药的教化工作，深得蒙民的赞赏和拥护，拍摄外景的工作，这样才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不料，摄影队在塞北，真的遇到了一场像电影《塞上风云》中描写的战斗。一天晚上，日本鬼子打到札萨克旗来了，距离摄影队驻地只有五里路。这时外面正雷雨交加，面对鬼子有可能打过来，大家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吴茵一不小心，把煤油灯打翻了，烧起一些易燃物，又引来一阵慌乱。还是领队的应云卫镇静，他和外界取得联系后，看到驻地门前，许许多多荷枪实弹的骑兵疾驶而过，前往增援。应云卫叫大家收拾好重要器材和胶片，穿好灰军服。若是日寇打来，大家以死相拼。大家安静下来，谛听着前线的枪炮声，一场激烈的战斗过后，未知胜负结果时，传来打退了鬼子进攻消息。摄影队人员免去了这场灾难，最终完成全部外景任务。
应云卫是一位在中国电影戏剧事业上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前辈。《塞上风云》写的是蒙汉团结抗日的故事，实际上寓意国共团结才能取得抗战胜利。拍完《塞上风云》返回重庆不久，就遇到“皖南事变”，应云卫在周恩来倡议下，又负起组成中华剧艺社的重任，演出《屈原》、《法西斯细菌》、《升官图》等抗日救亡、反对法西斯统治的剧目，中华剧艺社成为创造中国话剧黄金时代的主力军，应云卫乃有“中国戏剧之魂”之称。
“只因为他深知江青不光彩的底细，”黎莉莉说：“‘文化大革命’初起，在应云卫心脏病十分严重时刻，被造反派拉出来游斗，当场毙命。”谈起四十年前应云卫之死，黎莉莉格外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