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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屈原》六十年记
概述
1942年《屈原》的剧本与演出在重庆问世，震惊了蒋家王朝；《雷电颂》之声，人们至今耳熟能详。与此同时把“重庆雾季公演”推向高潮，创造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国内外演出《屈原》者，延续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笔者采集重庆抗战剧坛史料未敢稍懈，兹披露有关《屈原》部分以飨读者。
《屈原》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1941年的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在蒋介石统治区，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还遭受着重重压迫。
这时的国民党政府，既用重兵封锁着延安的八路军，又对抗日功勋卓著的江南新四军四面围剿，黑暗笼罩着中国土地，其中重庆是最黑暗的中心。
是生存或是灭亡？每一位觉醒了的中国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愤怒出诗人，也出作品。“皖南事变”消息的传来，郭沫若就写了一大摞充满愤怒之情的标语，贴到大街上去。接着，他重写了《棠棣之花》剧本，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在黑暗中燃起第一支火把。《棠棣之花》演出的成功鼓舞了郭沫若，他斗志昂扬地以话剧为武器，向黑暗展开进一步进攻。他把远在1920年写下的讴歌屈原诗剧《湘累》，编写为大型话剧，把对现实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歌颂屈原不畏奸佞，冲破黑暗，至死不屈的精神，呼唤光明世界的到来。
192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郭沫若虽在异国他乡，也没有间断过对屈原的研究。1935年，他在日本用现代语译过屈原的《离骚》；同年，他为中学生写《屈原》一书。他在序中说：“要想成就一个屈原，那儿须得有一幕亡国灭种的惨剧”，所以，“我国的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在这里，郭沫若深刻认识到屈原时代的悲剧性。1941年，蒋介石在中国土地上正在制造一幕亡国灭种的悲剧，这就是逼使郭沫若，拿起如椽之笔，写出不朽之作历史剧《屈原》。
由于郭沫若积蓄着对蒋介石惨杀新四军极大的愤怒，又对屈原遭遇谗谄横受迫害的悲剧命运烂熟于胸，因此，他自1942年1月2日晚间开始写《屈原》，至11日夜间五幕历史剧《屈原》遂告完成。这十天内，郭沫若每天照常会见上十位的客人，照常给别人看稿子，照常每天写作时间不过四小时，而他的心中，对蒋介石残害忠良的怒火越燃越烈。基于这样的原因，他妙思如泉涌，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央日报》给《屈原》提供了宣传阵地
《屈原》剧本自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连载在《中央日报》副刊，《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屈原》这样一部借古讽今，怒斥楚王专横无道，残害忠良，矛头直指蒋介石黑暗统治的剧本，怎样会登在《中央日报》上面去的？
郭沫若《屈原》剧本既成，且不说有多少进步报刊争相伸手，要想把它发表在自己园地上。剧本既没有拿给中共的《新华日报》，也没有拿给倾向进步的《新蜀报》，郭沫若对索稿的编辑们说：“对不起，这次稿子不给你们了。我已经交给《中央日报》的孙伏园了。”孙伏园是一位老编辑，1921年鲁迅的《阿Q正传》就发表在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他现在是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日报》副刊编辑。这次，他抢先一步找到郭老，请求把《屈原》交给他发表。郭老做了深远的考虑，问他：“《中央日报》敢登吗？”孙伏园说：“这包在我身上。”郭老叮咛道：“交给你发表，我有个条件，稿子一字不改。”《屈原》在《中央日报》刊登时，孙伏园实践了他的承诺。
这件事倒是引起一些进步朋友不解，他们问郭老为什么把《屈原》交给《中央日报》发表。郭老说：“《中央日报》难得给我们一块宣传阵地，这有什么不好。”其实，这件出人意料之举，是一个策略，是郭老和周恩来商量过的。
果然，《屈原》在《中央日报》上登载不久，反动文化头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嗅出气味来了，他大为震惊和恐慌地说：
“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竟然登起骂我们的文章。”但是，木已成舟，郭沫若的名气又大，蒋介石对他还待之以礼，潘公展只有徒唤奈何。后来，只得把孙伏园的副刊编辑职务撤了。
之后，《屈原》投入排练，潘公展又想禁演。然而，《中央日报》登载《屈原》，已给《屈原》的演出铺下一条合法的路。阻挠若经不住质问：
“《中央日报》能够登，我们为啥不能演？”
《屈原》完稿以后的郭沫若，他高兴得有些“狂”，有些“疯”
1月11日夜，把《屈原》打上最后一个句号的郭沫若，他高兴得不断地高声自语：“真是快活，真是快活。”以至于把已经进入梦乡的夫人于立群吵醒了。第二天他又把刚刚醒来的汉英和蜀英抱起狂吻，吓得两个孩子不知道所以然。
在以后几天里，郭沫若完全陶醉于创作成功的喜悦里。他好像自己就是屈原，在这部创作中一泄几千年间心中的愤懑。他变得像小孩子，在家中、在办公室里有朋友来，他就要拉人家听他朗读他的剧本。
1月13日，阳翰笙来，他朗读了《屈原》整整的四、五两幕，阳翰笙听了很满意。郭沫若追着要阳翰笙发表意见。阳翰笙对他说：“陷害屈原的主谋人物，似乎不应是南后，否则又会被人认为是女人误国。”在天官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大厅里，郭沫若紧握着拳头，四周站满了文工会的工作人员，听郭沫若朗诵《雷电颂》，他的声音高亢激越，用他那摆不脱的四川普通话，狂呼着：“爆炸了吧，爆炸……”这时的郭沫若把双手高高举起。他最喜欢朗诵《雷电颂》给别人听。听者真的全身心都被震撼了。
郭沫若把《屈原》朗诵给江村、孙坚白、周峰、白杨、张瑞芳这些演员们听。有一天周恩来到郭沫若家来，郭老把《屈原》的全剧念给他听，用了四个多小时。周恩来听了十分感动，他也特别重视《雷电颂》这一大段诗作。之后，他发表意见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来他自己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郭老最纵情朗诵《雷电颂》的一次，是《屈原》上演之前，演出《屈原》的主要演职员们的一次集会上。金山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不小的官员，有私人住宅，金山住在这里。这一天他借花献佛请穷剧人们吃顿丰盛的饭。几瓶大曲上来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给大家出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他开始是席地而坐，靠在金山的床边，把它当作太乙庙的神龛，徐缓地朗诵着：“啊！我思念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他以诗人的气质，澎湃的感情朗诵下去，越来越激动起来，有如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到了“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劈吧！
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这一大段时，郭老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在床上床下跳来跳去，直到朗诵完《雷电颂》。
全体演员们都被郭老这气吞山河的气势震慑住了。郭老作为演员是无法和金山相比的，作为诗人的感情，只有郭老才表达出如此深切。
金山本人也沉浸在郭老燃烧起来的火焰般的感情中，许久，他才缓和下来，却说了句：“郭老，我床上的白被单可给您踩得一塌糊涂了。”
调兵遣将演《屈原》，演戏竟然跟打仗一样
《屈原》脱稿后，周恩来肯定《屈原》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是好作品。
指示说：选择和动员最好的演员来参加这次演出，并委托阳翰笙为幕后负责人。
首先，《屈原》交给哪个剧团演出，颇费思量。重庆当时的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中国万岁剧团的人力才力最为雄厚。厂长郑用之是黄埔的学生，与郭沫若、阳翰笙的关系都比较好。“皖南事变”后，他迫于国民党政治上的压力，他阻止过《天国春秋》的演出，现在他又想阻止《屈原》的演出。阳翰笙、应云卫经过和中制厂的史东山、王瑞麟、周峰、孙坚白（石羽）、江村反复商量，郭沫若决定《屈原》交中华剧艺社演出。
中华剧艺社是中共领导下的民营剧团，演《屈原》当然好，但是自己的演员少，要演出就要到其他官办剧团去挖人，这可是一件要打破头的事。
阳翰笙遵照周恩来指示，要用最好的演员扮演每一个角色，他从而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来打这场大战，哪怕是一个配角，也要有名演员来演。屈原本想由江村扮演，江村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又是一位诗人，可是他有肺病，身体虚弱，常吐血，《屈原》中一段近两千字的《雷电颂》，他无法支持下来。这时正好金山从海外回到重庆，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张瑞芳饰婵娟，她早由周恩来安排，不固定在哪一个剧团，哪里需要到哪里。其他演员请来就犯难了，顾而已饰楚怀王，白杨饰南后，施超饰靳尚，都要从国民党中宣部的“中电”剧团拉出来；孙坚白饰宋玉，要从军委的“中万”剧团拉出来；导演陈鲤庭要从江安国立剧专拉出来。弄得不好，这不仅影响他们饭碗，而且有受迫害的危险。
3月8日，阳翰笙带着这许多问题，在七星岗孙师毅家中向周恩来汇报。戏还没演，就碰到这么多困难。周恩来像举行战前会议一样，就这些问题作了对策性指示，阳翰笙据此多方面奔走劝说，终于排难解纷。比如：白杨名声大，“中电”剧团要仰仗她演戏，对她出来，不敢怎么样于她；“中万”只拉孙坚白一人出来，和郑用之好商量；其他的人，政治色彩不是太红，他们可无大的危险，等等。直到2月28日，全体演员才定下来，并在郭老家开始对词。排演则在中华剧艺社住地，国泰大戏院对面一座被炸塌了半边的茶馆堂屋里。
山城传遍《雷电颂》到处响起“爆炸”声
“爆炸了吧！”“烧毁了吧！”“你们滚下云头来！”《屈原》自4月3日在国泰大戏院上演，虽然在晚场电影映完后开幕，演完已是次晨两点，仍然场场客满。不仅轰动重庆、成都，贵阳也有人专程来看戏。“皖南事变”后，人们对国事充满愤激之情，《屈原》有如冲破阴霾的生命之火，《雷电颂》对国民党顽固派喊出人民的心声。一时间，在夜深人静时，在太阳升起前，大学的校园深处，公路的盘山道上，嘉陵江边，缙云山头，纷纷响起“爆炸吧！”、“毁灭吧！”的怒吼声，猛烈地发泄对黑暗统治的愤怒。这时，连人力车力在受到屈辱之后，也会喊出几声“爆炸吧”来，他们不一定看过《屈原》，却知道这是对不公道的抗议。
《屈原》上演，使重庆进步人士处于高度昂奋之中。4月8日，黄炎培观《屈原》后，作七绝二首赠郭沫若。11日，郭沫若作七绝二首，步原韵奉酬。这时，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成了英美的同盟国，蒋介石为了争取更多的美援，不得不做出一点“民主”的样子。《新华日报》奉周恩来指示：把《屈原》的文章作足。乃开辟“《屈原》唱和”专栏，董必武、沈钧儒、陈铭枢、张西曼、龙潜、柯璜等皆步原韵和诗，和诗一发而不可收，达百首之多。柳亚子、茅盾、田汉远在桂林，都为之作诗著文。
国民党顽固派战栗了。
文化界反动头目潘公展举办所谓文艺界招待会。他当着郭老狂叫：
“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针对《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气急败坏的辩护说：“我们的领袖（指蒋介石）不是楚怀王。”号叫至此，潘公展脸上的白癜风都涨红了。他悍然地要《屈原》立即停演。
演员们则报以盖碗茶盖叩击声，以示抗议。郭老拂袖而起，带领演员们退场。
东方不亮西方亮，《屈原》在国泰演出18天，连满22场后，又去北碚演出了5场。
当时，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看了《屈原》后说：“可惜这是战争年代，不然的话，我一定要把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演出。”1942年4月26日，为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举行宴会。席间周恩来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屈原》演出的异常现象，外国演出《屈原》比中国演出多
1942年《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和北碚共演出27场，演出的政治影响和艺术成就都是震动中外的。可能因为首次演出的水平高不可攀，直到全国解放，未见那个剧团演出该剧。
1953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屈原》。陈鲤庭导演，赵丹饰屈原，除白杨、顾而已是重庆演出时的原班人马，其他角色都换了演员。其时，笔者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听到文艺界领导人传下话说，现在演《屈原》，要把重点放在屈原的爱国主义上，让观众更热爱我们的国家，为我们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屈原》创作之初，是表达人民对黑暗统治愤怒之情的。如今怎样演《屈原》，够得编、导、演们绞脑汁了。80年代初期，中央戏剧学院公演了《屈原》。1942年迄今，国内演出话剧《屈原》，总共不足百场。
在国外，自1952年起，就有日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演出《屈原》。
1952年，日本著名的前进座剧团主要领导人河原崎长十郎一行50名演职员，自7月间在日本各地公演《屈原》（见日本戏剧家饭冢容给笔者寄来的演出说明书），前后演出264场，观众22万多人，深受日本人民热爱和欢迎。日本长野县的农民看了戏说：“今天的戏真是好戏，我流了很多眼泪。楚怀王和南后真把我气死了。”在静冈和沼泽一带公演时，有人拿煮熟的鸡蛋向楚王身上砸去，说：“这个好色鬼，怎么不懂女狐狸精的毒计！”遭到打击的楚王和南后都愣在那里，以至于把台词都忘掉了。之后，日本又有两度演出《屈原》，突破500场上演记录。
《屈原》这样一出思想艺术俱佳的名剧，为什么在我们12亿人口大国，反而不如日本演出的场次多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首演《屈原》健在者情长谊深系重庆
1942年在重庆首演《屈原》者今何在？
60年来，他们历经坎坷，几番风雨，硕果仅存者不及半数，皆80耄耋老人矣！
扮演靳尚的施超，1944年因肺病拖延日久，吐血倒毙在大后方舞台上。建国后，先后作古者有郭沫若（编剧）、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丁然（饰子兰）、张立德（饰巫师）。房勉（饰詹尹）则远去台湾。
今日健在者还有导演陈鲤庭，饰婵娟的张瑞芳，饰宋玉的孙坚白（石羽），饰钓者的张逸生，饰子椒者卢业高，饰卫士的周峰以及当年负责舞台工作的苏丹。他们欣喜在重庆抗战剧坛度过他们艺术创造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同心协力演出《屈原》的战斗中，把享誉于中国话剧史的“重庆雾季公演”推向高潮。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他们或以信函文稿，或馈赠剧照史料给我，或重返山城表达他们对重庆的思念，他们同声道出“重庆是我们的第二故乡”。1985年重庆雾季艺术节，他们大都来渝参与盛会，重演《放下你的鞭子》，山城观众重睹他们艺术风采。陈鲤庭捐出他的《屈原》导演本给重庆市博物馆，作为珍贵文物永留重庆；1944年张瑞芳为恢复国泰大戏院授牌再来重庆。《重庆文化史料》创办，石羽写信数十封给当年重庆抗战剧人，张瑞芳、白杨、吴茵、秦怡、周峰、吕恩、姚亚影、张逸生、卢业高以及音乐家张定和等，都寄来回忆重庆抗战剧坛的稿件，为此该刊出版10年来，名家稿件源源不断，抗战剧照之丰富引得各地许多刊物羡慕不已。重庆抗战戏剧陈列馆成立，张瑞芳为征集史料和题词，亲自奔走一些老戏剧家中，征得郑君里、章泯、杨村彬、张骏祥等40年代在重庆的留影，白杨、张瑞芳并为重庆抗战戏剧陈列馆题词。
最近，秦怡为重庆抗战戏剧陈列馆也题词纪念之。词曰：“黑暗中的火光，危难时的歌声。”纪念《屈原》演出60周年，以此语誉《屈原》亦极恰当。如今留给后世者火光永在，歌声嘹亮。
2001年11月22日稿
1942年《屈原》的剧本与演出在重庆问世，震惊了蒋家王朝；《雷电颂》之声，人们至今耳熟能详。与此同时把“重庆雾季公演”推向高潮，创造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国内外演出《屈原》者，延续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笔者采集重庆抗战剧坛史料未敢稍懈，兹披露有关《屈原》部分以飨读者。
《屈原》是蒋介石逼出来的
1941年的中国，大片国土沦丧在日本帝国主义手中；在蒋介石统治区，人民挣扎在生死线上，食不能果腹，衣不能蔽体，还遭受着重重压迫。
这时的国民党政府，既用重兵封锁着延安的八路军，又对抗日功勋卓著的江南新四军四面围剿，黑暗笼罩着中国土地，其中重庆是最黑暗的中心。
是生存或是灭亡？每一位觉醒了的中国人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愤怒出诗人，也出作品。“皖南事变”消息的传来，郭沫若就写了一大摞充满愤怒之情的标语，贴到大街上去。接着，他重写了《棠棣之花》剧本，以“主张集合，反对分裂”为主题，在黑暗中燃起第一支火把。《棠棣之花》演出的成功鼓舞了郭沫若，他斗志昂扬地以话剧为武器，向黑暗展开进一步进攻。他把远在1920年写下的讴歌屈原诗剧《湘累》，编写为大型话剧，把对现实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歌颂屈原不畏奸佞，冲破黑暗，至死不屈的精神，呼唤光明世界的到来。
192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郭沫若虽在异国他乡，也没有间断过对屈原的研究。1935年，他在日本用现代语译过屈原的《离骚》；同年，他为中学生写《屈原》一书。他在序中说：“要想成就一个屈原，那儿须得有一幕亡国灭种的惨剧”，所以，“我国的屈原，深幸有一，不望有二。”在这里，郭沫若深刻认识到屈原时代的悲剧性。1941年，蒋介石在中国土地上正在制造一幕亡国灭种的悲剧，这就是逼使郭沫若，拿起如椽之笔，写出不朽之作历史剧《屈原》。
由于郭沫若积蓄着对蒋介石惨杀新四军极大的愤怒，又对屈原遭遇谗谄横受迫害的悲剧命运烂熟于胸，因此，他自1942年1月2日晚间开始写《屈原》，至11日夜间五幕历史剧《屈原》遂告完成。这十天内，郭沫若每天照常会见上十位的客人，照常给别人看稿子，照常每天写作时间不过四小时，而他的心中，对蒋介石残害忠良的怒火越燃越烈。基于这样的原因，他妙思如泉涌，也就可以理解了。
《中央日报》给《屈原》提供了宣传阵地
《屈原》剧本自1942年1月24日至2月7日连载在《中央日报》副刊，《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屈原》这样一部借古讽今，怒斥楚王专横无道，残害忠良，矛头直指蒋介石黑暗统治的剧本，怎样会登在《中央日报》上面去的？
郭沫若《屈原》剧本既成，且不说有多少进步报刊争相伸手，要想把它发表在自己园地上。剧本既没有拿给中共的《新华日报》，也没有拿给倾向进步的《新蜀报》，郭沫若对索稿的编辑们说：“对不起，这次稿子不给你们了。我已经交给《中央日报》的孙伏园了。”孙伏园是一位老编辑，1921年鲁迅的《阿Q正传》就发表在他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上。他现在是郭老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央日报》副刊编辑。这次，他抢先一步找到郭老，请求把《屈原》交给他发表。郭老做了深远的考虑，问他：“《中央日报》敢登吗？”孙伏园说：“这包在我身上。”郭老叮咛道：“交给你发表，我有个条件，稿子一字不改。”《屈原》在《中央日报》刊登时，孙伏园实践了他的承诺。
这件事倒是引起一些进步朋友不解，他们问郭老为什么把《屈原》交给《中央日报》发表。郭老说：“《中央日报》难得给我们一块宣传阵地，这有什么不好。”其实，这件出人意料之举，是一个策略，是郭老和周恩来商量过的。
果然，《屈原》在《中央日报》上登载不久，反动文化头目、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嗅出气味来了，他大为震惊和恐慌地说：
“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竟然登起骂我们的文章。”但是，木已成舟，郭沫若的名气又大，蒋介石对他还待之以礼，潘公展只有徒唤奈何。后来，只得把孙伏园的副刊编辑职务撤了。
之后，《屈原》投入排练，潘公展又想禁演。然而，《中央日报》登载《屈原》，已给《屈原》的演出铺下一条合法的路。阻挠若经不住质问：
“《中央日报》能够登，我们为啥不能演？”
《屈原》完稿以后的郭沫若，他高兴得有些“狂”，有些“疯”
1月11日夜，把《屈原》打上最后一个句号的郭沫若，他高兴得不断地高声自语：“真是快活，真是快活。”以至于把已经进入梦乡的夫人于立群吵醒了。第二天他又把刚刚醒来的汉英和蜀英抱起狂吻，吓得两个孩子不知道所以然。
在以后几天里，郭沫若完全陶醉于创作成功的喜悦里。他好像自己就是屈原，在这部创作中一泄几千年间心中的愤懑。他变得像小孩子，在家中、在办公室里有朋友来，他就要拉人家听他朗读他的剧本。
1月13日，阳翰笙来，他朗读了《屈原》整整的四、五两幕，阳翰笙听了很满意。郭沫若追着要阳翰笙发表意见。阳翰笙对他说：“陷害屈原的主谋人物，似乎不应是南后，否则又会被人认为是女人误国。”在天官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大厅里，郭沫若紧握着拳头，四周站满了文工会的工作人员，听郭沫若朗诵《雷电颂》，他的声音高亢激越，用他那摆不脱的四川普通话，狂呼着：“爆炸了吧，爆炸……”这时的郭沫若把双手高高举起。他最喜欢朗诵《雷电颂》给别人听。听者真的全身心都被震撼了。
郭沫若把《屈原》朗诵给江村、孙坚白、周峰、白杨、张瑞芳这些演员们听。有一天周恩来到郭沫若家来，郭老把《屈原》的全剧念给他听，用了四个多小时。周恩来听了十分感动，他也特别重视《雷电颂》这一大段诗作。之后，他发表意见说：“屈原并没有写过这样的诗词，也不可能写出来，这是郭老借屈原的口说出来他自己的怨愤，也表达了蒋管区广大人民的愤恨之情，是对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控诉，好得很！”郭老最纵情朗诵《雷电颂》的一次，是《屈原》上演之前，演出《屈原》的主要演职员们的一次集会上。金山的哥哥是国民党的一个不小的官员，有私人住宅，金山住在这里。这一天他借花献佛请穷剧人们吃顿丰盛的饭。几瓶大曲上来后，郭沫若被大家敬酒喝得满脸通红，眼睛灼灼发光。他自告奋勇给大家出个余兴节目，朗诵《雷电颂》，并向扮演屈原的金山说：“你听听我的感情。”他开始是席地而坐，靠在金山的床边，把它当作太乙庙的神龛，徐缓地朗诵着：“啊！我思念洞庭湖，我思念那长江，我思念那东海……”他以诗人的气质，澎湃的感情朗诵下去，越来越激动起来，有如雷霆万钧的波涛从他胸中汹涌而出。到了“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劈吧！
劈吧！把这比铁还坚固的黑暗，劈开，劈开……”这一大段时，郭老一个箭步跳到了床上，在床上床下跳来跳去，直到朗诵完《雷电颂》。
全体演员们都被郭老这气吞山河的气势震慑住了。郭老作为演员是无法和金山相比的，作为诗人的感情，只有郭老才表达出如此深切。
金山本人也沉浸在郭老燃烧起来的火焰般的感情中，许久，他才缓和下来，却说了句：“郭老，我床上的白被单可给您踩得一塌糊涂了。”
调兵遣将演《屈原》，演戏竟然跟打仗一样
《屈原》脱稿后，周恩来肯定《屈原》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是好作品。
指示说：选择和动员最好的演员来参加这次演出，并委托阳翰笙为幕后负责人。
首先，《屈原》交给哪个剧团演出，颇费思量。重庆当时的剧团，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中国万岁剧团的人力才力最为雄厚。厂长郑用之是黄埔的学生，与郭沫若、阳翰笙的关系都比较好。“皖南事变”后，他迫于国民党政治上的压力，他阻止过《天国春秋》的演出，现在他又想阻止《屈原》的演出。阳翰笙、应云卫经过和中制厂的史东山、王瑞麟、周峰、孙坚白（石羽）、江村反复商量，郭沫若决定《屈原》交中华剧艺社演出。
中华剧艺社是中共领导下的民营剧团，演《屈原》当然好，但是自己的演员少，要演出就要到其他官办剧团去挖人，这可是一件要打破头的事。
阳翰笙遵照周恩来指示，要用最好的演员扮演每一个角色，他从而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来打这场大战，哪怕是一个配角，也要有名演员来演。屈原本想由江村扮演，江村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又是一位诗人，可是他有肺病，身体虚弱，常吐血，《屈原》中一段近两千字的《雷电颂》，他无法支持下来。这时正好金山从海外回到重庆，无疑是最恰当的人选。张瑞芳饰婵娟，她早由周恩来安排，不固定在哪一个剧团，哪里需要到哪里。其他演员请来就犯难了，顾而已饰楚怀王，白杨饰南后，施超饰靳尚，都要从国民党中宣部的“中电”剧团拉出来；孙坚白饰宋玉，要从军委的“中万”剧团拉出来；导演陈鲤庭要从江安国立剧专拉出来。弄得不好，这不仅影响他们饭碗，而且有受迫害的危险。
3月8日，阳翰笙带着这许多问题，在七星岗孙师毅家中向周恩来汇报。戏还没演，就碰到这么多困难。周恩来像举行战前会议一样，就这些问题作了对策性指示，阳翰笙据此多方面奔走劝说，终于排难解纷。比如：白杨名声大，“中电”剧团要仰仗她演戏，对她出来，不敢怎么样于她；“中万”只拉孙坚白一人出来，和郑用之好商量；其他的人，政治色彩不是太红，他们可无大的危险，等等。直到2月28日，全体演员才定下来，并在郭老家开始对词。排演则在中华剧艺社住地，国泰大戏院对面一座被炸塌了半边的茶馆堂屋里。
山城传遍《雷电颂》到处响起“爆炸”声
“爆炸了吧！”“烧毁了吧！”“你们滚下云头来！”《屈原》自4月3日在国泰大戏院上演，虽然在晚场电影映完后开幕，演完已是次晨两点，仍然场场客满。不仅轰动重庆、成都，贵阳也有人专程来看戏。“皖南事变”后，人们对国事充满愤激之情，《屈原》有如冲破阴霾的生命之火，《雷电颂》对国民党顽固派喊出人民的心声。一时间，在夜深人静时，在太阳升起前，大学的校园深处，公路的盘山道上，嘉陵江边，缙云山头，纷纷响起“爆炸吧！”、“毁灭吧！”的怒吼声，猛烈地发泄对黑暗统治的愤怒。这时，连人力车力在受到屈辱之后，也会喊出几声“爆炸吧”来，他们不一定看过《屈原》，却知道这是对不公道的抗议。
《屈原》上演，使重庆进步人士处于高度昂奋之中。4月8日，黄炎培观《屈原》后，作七绝二首赠郭沫若。11日，郭沫若作七绝二首，步原韵奉酬。这时，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成了英美的同盟国，蒋介石为了争取更多的美援，不得不做出一点“民主”的样子。《新华日报》奉周恩来指示：把《屈原》的文章作足。乃开辟“《屈原》唱和”专栏，董必武、沈钧儒、陈铭枢、张西曼、龙潜、柯璜等皆步原韵和诗，和诗一发而不可收，达百首之多。柳亚子、茅盾、田汉远在桂林，都为之作诗著文。
国民党顽固派战栗了。
文化界反动头目潘公展举办所谓文艺界招待会。他当着郭老狂叫：
“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针对《屈原》骂楚怀王昏庸，潘公展气急败坏的辩护说：“我们的领袖（指蒋介石）不是楚怀王。”号叫至此，潘公展脸上的白癜风都涨红了。他悍然地要《屈原》立即停演。
演员们则报以盖碗茶盖叩击声，以示抗议。郭老拂袖而起，带领演员们退场。
东方不亮西方亮，《屈原》在国泰演出18天，连满22场后，又去北碚演出了5场。
当时，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看了《屈原》后说：“可惜这是战争年代，不然的话，我一定要把全班人马请到莫斯科去演出。”1942年4月26日，为祝贺《屈原》演出成功举行宴会。席间周恩来说：“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斗争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
《屈原》演出的异常现象，外国演出《屈原》比中国演出多
1942年《屈原》在国泰大戏院和北碚共演出27场，演出的政治影响和艺术成就都是震动中外的。可能因为首次演出的水平高不可攀，直到全国解放，未见那个剧团演出该剧。
1953年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中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逝世2230周年，由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屈原》。陈鲤庭导演，赵丹饰屈原，除白杨、顾而已是重庆演出时的原班人马，其他角色都换了演员。其时，笔者住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听到文艺界领导人传下话说，现在演《屈原》，要把重点放在屈原的爱国主义上，让观众更热爱我们的国家，为我们伟大的理想共产主义而奋斗。《屈原》创作之初，是表达人民对黑暗统治愤怒之情的。如今怎样演《屈原》，够得编、导、演们绞脑汁了。80年代初期，中央戏剧学院公演了《屈原》。1942年迄今，国内演出话剧《屈原》，总共不足百场。
在国外，自1952年起，就有日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演出《屈原》。
1952年，日本著名的前进座剧团主要领导人河原崎长十郎一行50名演职员，自7月间在日本各地公演《屈原》（见日本戏剧家饭冢容给笔者寄来的演出说明书），前后演出264场，观众22万多人，深受日本人民热爱和欢迎。日本长野县的农民看了戏说：“今天的戏真是好戏，我流了很多眼泪。楚怀王和南后真把我气死了。”在静冈和沼泽一带公演时，有人拿煮熟的鸡蛋向楚王身上砸去，说：“这个好色鬼，怎么不懂女狐狸精的毒计！”遭到打击的楚王和南后都愣在那里，以至于把台词都忘掉了。之后，日本又有两度演出《屈原》，突破500场上演记录。
《屈原》这样一出思想艺术俱佳的名剧，为什么在我们12亿人口大国，反而不如日本演出的场次多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首演《屈原》健在者情长谊深系重庆
1942年在重庆首演《屈原》者今何在？
60年来，他们历经坎坷，几番风雨，硕果仅存者不及半数，皆80耄耋老人矣！
扮演靳尚的施超，1944年因肺病拖延日久，吐血倒毙在大后方舞台上。建国后，先后作古者有郭沫若（编剧）、金山（饰屈原）、白杨（饰南后）、顾而已（饰楚怀王）、丁然（饰子兰）、张立德（饰巫师）。房勉（饰詹尹）则远去台湾。
今日健在者还有导演陈鲤庭，饰婵娟的张瑞芳，饰宋玉的孙坚白（石羽），饰钓者的张逸生，饰子椒者卢业高，饰卫士的周峰以及当年负责舞台工作的苏丹。他们欣喜在重庆抗战剧坛度过他们艺术创造的黄金时代，尤其是在同心协力演出《屈原》的战斗中，把享誉于中国话剧史的“重庆雾季公演”推向高潮。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间，他们或以信函文稿，或馈赠剧照史料给我，或重返山城表达他们对重庆的思念，他们同声道出“重庆是我们的第二故乡”。1985年重庆雾季艺术节，他们大都来渝参与盛会，重演《放下你的鞭子》，山城观众重睹他们艺术风采。陈鲤庭捐出他的《屈原》导演本给重庆市博物馆，作为珍贵文物永留重庆；1944年张瑞芳为恢复国泰大戏院授牌再来重庆。《重庆文化史料》创办，石羽写信数十封给当年重庆抗战剧人，张瑞芳、白杨、吴茵、秦怡、周峰、吕恩、姚亚影、张逸生、卢业高以及音乐家张定和等，都寄来回忆重庆抗战剧坛的稿件，为此该刊出版10年来，名家稿件源源不断，抗战剧照之丰富引得各地许多刊物羡慕不已。重庆抗战戏剧陈列馆成立，张瑞芳为征集史料和题词，亲自奔走一些老戏剧家中，征得郑君里、章泯、杨村彬、张骏祥等40年代在重庆的留影，白杨、张瑞芳并为重庆抗战戏剧陈列馆题词。
最近，秦怡为重庆抗战戏剧陈列馆也题词纪念之。词曰：“黑暗中的火光，危难时的歌声。”纪念《屈原》演出60周年，以此语誉《屈原》亦极恰当。如今留给后世者火光永在，歌声嘹亮。
2001年11月22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