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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国电影制片厂纪事
概述
抗日战争时期，位于重庆渝中区纯阳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今天的重庆人知道它的已经不多了。虽然在它门前，那座镶着五颜六色瓷砖的金刚塔，今天依然在闪闪发光。
我这里谈及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年汇集了中国电影界著名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灯光、置景、化妆、效果等方面人士何止百数。这些人的名字和摄制出来的影片，不仅为国内民众所熟知；外国记者、海外华侨、美、英、苏、的电影界人士，对它也不陌生。他们凡是到了重庆的，都不避长达二百余级的石阶，喘气、流汗也要爬上去参观。他们都要了解一下，全世界上百个城市上映的，以抗日战争为内容的故事片和成百集的新闻纪录片，在这个制片厂里是怎样诞生的。尤其是反映抗日前线激烈战斗和大后方民众抗击敌人轰炸的新闻纪录片，更加受到关注。
一、因《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而扬名
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首先扬名于中国和世界，是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秋天。那时，“中制”还设在武汉的杨森花园，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电影股，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爱国的、资深摄影师罗及之，他舍弃在香港的高薪待遇，投奔到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他急于上前线去，拍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鬼子侵略的新闻纪录片。
要上前线，需要有军委会政训处的证明，不然，会被当做汉奸抓起来枪毙。
这样，罗及之参加到“中制”。穿上军装的罗及之，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多拍一些中国军队打胜仗的镜头。可惜，那时大半个中国，都是前方战士遭屠杀，后方百姓遭轰炸的场面。1937年9月，罗及之在西北战场采访，适逢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他勇敢地奔赴战斗的最前线，拍摄了八路军向前挺进，克服平型关，一举消灭日军三千多人，俘虏日军将领，缴获大批战利品的镜头；同时拍摄了朱德在前线的高大形象，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传说已久的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
为了尽早把这批珍贵的底片冲洗出来，罗及之不避风雨，不顾险阻，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骑上一匹快马，从西北前线直奔武汉，不慎中途坠马负伤。当他到了武汉，竟被加以“擅赴共区”的罪名，险乎受到处分，幸而八路军的彭德怀将军正在武汉，时逢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由他出面向有关方面周旋，罗及之才得幸免遭殃。
影片刚做完后期工作，还没有对外发行的一天晚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彭德怀，带领了二十几位指战员，到杨森花园“中制”来看“毛片”。
放映室只为配音工作人员准备了不到十个座位，接待的人一下傻了眼，正在手忙脚乱地找椅子找板凳时，彭德怀伸手劝阻了他们。彭大将军带头席地而坐，跟工作人员说，这样不是很好吗？同来的八路军指战员们也跟着坐在地上，大家有说有笑。
彭德怀对这部片子非常满意，当场对罗及之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希望摄影师多上前线去，多拍新闻纪录片。不久，彭德怀带上制作成功了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回到西北前线去。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公映，引起国内外极大的轰动，尤其是俘虏日寇军官和士兵，收缴了大批战利品的那一部分，在观众中响起长久不息掌声。这部新闻短片选入《抗日特辑》第二集，发行到港、澳，发行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并和《中国抗战电影特辑》在一起，发行到巴黎、日内瓦、利物浦等地。利物浦的华侨看到《抗日特辑》中平型关战役大获胜利时，当地华侨和民众还掀起支援中国抗战的献金运动。这部影片真正的既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它的最大功效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中国电影制片厂伴随着《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纪录片而被全世界知晓。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不仅在当时鼓舞了抗日军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而且有着不可磨灭的文献价值。就凭这部纪录片，罗及之也称得上是抗日战争的功臣。更何况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又拍摄了《东亚之光》、《血溅樱花》颇受赞赏的抗战故事片。
二、不要军衔、不要高薪的艺术家
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到纯阳洞，已是1938年10月间，“中制”还附属有一个“怒潮剧社”（后改名为“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厂长郑用之，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是周恩来的学生，四川人，不反共，和郭沫若、阳翰笙都有交情。抗战开始，郑用之就延揽电影界名人参加“中制”，想大干一番。
进步人士史东山，陈波儿等找到阳翰笙，问可否参加？因为军委会委员长是蒋介石，蒋介石这会说抗战，会不会背信弃义。阳翰笙也没把握，他在武汉请示周恩来和博古。博古说：“这么好的机会，人家不请你，也要钻进去。”周恩来说：“应该进去，与他们合作。”（见阳翰笙：《泥泞中的战斗》一文）于是，史东山、陈波儿、黎莉莉、舒绣文、朱铭仙等影剧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参加了“中制”。阳翰笙担任了“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应云卫、马彦祥任编导。他们参加是有条件的，“中制”是国民党的军事机构，这些进步人士都不要军衔，声明是自由职业者，免得出了事受军事处分，并且来去自由。二是不要高薪，史东山、舒绣文、黎莉莉，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工作，都是三百元左右的高薪，到“中制”只要五十元薪水，不让薪水把人套住。郭沫若在他写的《洪波曲》里赞扬他们说：“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电影界的精华，而他们也是受着极菲薄的待遇，专诚为抗战服务的。”以后史东山、江村、孙坚白（石羽）等，在1943年退出“中制”，就是有这个先见之明。郑用之是有上校军衔的，1942年他与CC闹矛盾被撤职，就被软禁在乡下。
国民党办事不是很认真的，进步电影工作者有时候也利用军衔为抗战服务。1940年，应云卫率领西北摄影队去蒙古拍摄《塞上风云》外景，为了便于应付沿途国民党的检查，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是政治部副部长）开出证明，应云卫挂少将军衔，着军装、挂武装带、佩刀出发，周伯勋是上校秘书长，他们手下挂中校、少校军衔的一大堆。舒绣文、黎莉莉、吴茵等都穿上了军装。所到之处威风凛凛，不仅一路畅通，有的官员唯恐巴结不上，还搞迎送宴请那一套。
三、抗战电影主流在重庆，斗争也在重庆
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分成了大后方抗战电影、孤岛电影、沦陷区敌伪电影和延安根据地的人民电影四种格局。大后方的抗战电影是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主流。抗战八年间，大后方共生产故事片22部，一部是西北电影公司所出，三部是中央电影摄影场所出，其余18部都是“中制”出品（包括三部产自“中制”武汉时期，以及“中制”人员在香港组成的’大地‘、’新生‘影片公司出品的三部电影）。事实说明，中国电影制片厂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生产影片的主力军，生产的基地。它的18部故事片电影，有12部都生产在重庆纯阳洞的“中制”。这12部故事片电影，它们分别是：《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家乡》、《警魂歌》。
“中制”和中央电影摄影场相比较而言，“中制”是在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为三厅厅长时期组成，又有阳翰笙担任“中制”艺术创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吸纳了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国民党虽然想限制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但终归是进步力量大权在握，因此“中制”在1941年“皖南事变”前，拍摄了一大批反映动员民众、全民抗战的好片子。诸如：《八百壮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等影片。“中电”属于国民党中宣部所管辖，在那里党禁森严，进步力量单薄，常常无事可做，甚至有“养老院”之称。
然而，“中制”的进步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是艰苦的。阳翰笙的《塞上风云》，由应云卫带队，历经十个月的千辛万苦，去榆林、蒙古伊克昭盟拍摄外景回来，内景工作就受到国民党顽固派严重的卡、压和刁难。由于外景队两度路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外景队一些人员回来就受到怀疑和监视，再拍内景就被推托说没有胶片。摄制组求爹爹、告奶奶似的，讨得一点胶片拍一点戏。同时有人扬言，拍好的外景片有的曝了光，有的失了火，使摄制组人员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影响了艺术创造，致使《塞上风云》拖到了1942年才和观众见面。
拍摄故事片《日本间谍》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引来蒋介石亲自审查影片，并横加干涉。这部片子由阳翰笙根据意大利人范斯伯的《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一书改编。范斯伯本是意大利人，为日寇当特务，后来范斯伯看到东北义勇军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作风，转变在暗中帮助义勇军抗日。
书中入骨三分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导演袁丛美虽然亲近国民党，拍摄这部片子是很用心的。1943年初夏，《日本间谍》在重庆，由国泰、唯一、抗建堂三家电影院上映，观众买票十分踊跃，比争买平价米还要热闹。观众称赞这部电影暴露了日寇惨无人道的罪行，鼓舞了观众的抗日情绪。蒋介石也调《日本间谍》的拷贝去看，看后勃然大怒地说：“你们没有看到那些义勇军吗？那就是共产党的抗日联军，这是替共产党做宣传的。”于是一面下令停映，一面派来他二儿子蒋纬国坐镇，监督袁丛美改影片，把电影中的义勇军改成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拿去放映。这就是蒋介石在《日本间谍》中篡改历史的丑行。
影片《东亚之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种奇迹。即由被俘虏的日本官兵拍摄电影，反对自己参加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样来表示东亚才有光明。它所遭遇的是另一种斗争。
《东亚之光》由何非光任编导，罗及之任摄影。拍摄时用了一大批日本反战志士，他们都是被中国军队俘虏过来的侵华日本官兵，经过在巴县鹿角镇接受感化教育，思想有了转变。这项工作是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领导的。
日本俘虏拍摄《东亚之光》的消息传出去后，日本军部大为恼怒。他们到处鼓吹日本皇军只有忠于天皇而死，没有一个当了中国军队俘虏的。
现在一下子涌现出一大群日本俘虏，演戏、拍电影，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犯下的罪行，他们岂甘罢休。于是，日军总部在轰炸重庆的同时，专门对着金刚塔和中国电影制片厂投掷炸弹，弹中金刚塔旁的摄影棚，炸死了一位工友和一位日本反战士兵山本黑，机器也炸坏了。《东亚之光》因此停拍了一个时期，拖到了1942年才和观众见面。
四、影响深远的抗战电影
从1938年到1945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创作的18部电影故事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适应抗战的需要，反映抗战生活的。它们反映帝国主义占我城市掠我地、杀我同胞的残暴行为，指出只有抗日才能救亡，只有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团结一心，发动全民抗战才能获得最后胜利。这些影片，既有我国军民惨遭伤亡的悲壮，更有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敌的激情。在艺术的形式上也有一个特点：通俗易懂，有头有尾，节奏明快，动作性强，这种民族化、大众化的手法，正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易于接受的。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艺术追求和别具一格的美学意义。
它所产生的激励军民抗日救亡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
举电影《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来说。1940年，我在河南一个县城的电影院，看到这部片子。那一年我12岁，刚进初中。看这部片子的那一天，是在日本飞机轰炸了这个县城和我们学校后几日，学校操场大树上，挂着死去同学的肢体的印象还在。电影开映前，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热血已经沸腾；又播《松花江上》，唤起我思念家乡南京之情。电影中，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誓不投降，童子军杨惠敏冒险泅渡苏州河，向八百壮士献国旗，这一下把我的爱国情绪推向高潮，一方面热烈鼓掌，一方面泪水滚滚而下。影片中《歌八百壮士》响起，我和满场观众都起立应和，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愈发增加了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坚定我打倒日本鬼子的决心。从此，我在学校做作文、办壁报，都宣传抗日救亡，进而演出抗日戏剧。至今，我回忆初看《八百壮士》影片情景，激动之情又起，老泪纵横而下。
拍自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胜利进行曲》，也是引人注目的。
《胜利进行曲》取材自1939年的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在军民团结下，取得了胜利。电影前半部分，着重描写了下级官兵英勇作战的英雄气概，后半部分反映了湖南人民在日寇面前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这都是以当时生活真实为依据拍摄的，影片放映后，发生动人的事情也多。
史东山的导演是出色的，这部片子经他艺术加工后，极富煽动力。一些待命出征的部队，看了《胜利进行曲》后，纷纷要求早日奔赴前线杀敌；许多伤兵医院的病员，也要求立刻走出医院，参加到战斗行列中去。
这部影片有三处写老百姓的情节最动人。一是农民何大嫂，他誓死抗拒日寇侮辱，抱着日寇一起滚入池塘；二是慧海和尚为营救农妇破了杀戒，他击毙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三是三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在敌军官面前对着汪精卫照片，大骂“汉奸领袖”而被杀害。这部影片影响所及，凡是在湖南的日本官兵，都发有一种《军中要览》，内中说：“湖南人的危险性最大，你等对湖南伕子和民众要严加提防，否则你等的性命和枪械，就会被他们拐掉。”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湖南人民面前，胆战心惊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
影片《塞上风云》的影响最为巨大。它先有话剧《塞上风云》演出，在各地产生广泛影响；又有主题歌《蒙汉青年进行曲》到处流行，这首歌当时可与《游击队员之歌》相媲美。在歌声影响下，大批青年在各自生活中，担当起团结抗日重任。更有黎莉莉、舒绣文、周伯勋、吴茵、陈天国、周峰这些著名明星在其中扮演角色，影片公映轰动一时，自不奇怪。请看重庆老观众徐世骐的一篇回忆文字（载《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224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塞上风云》公映时“我已是高中学生，邀约了不少同学，在星期天从化龙桥一早步行进城观看，下午又步行返校。
该片不但剧情感人，演员的精彩表演更令人难以忘怀，因此给我留下了对他们的钦佩与崇敬的心情，总想找机会结识他们，与他们交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接受了不少新知识、新事物。他们的工作热情，吃苦耐劳、不计报酬、不争名位、乐观向上的高贵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这位徐世骐同时也让我感动不已。之后，徐世骐投身到演剧队伍中来，他在抗战胜利时，先后担任话剧《风雪夜归人》、《天国春秋》、《日出》的演出者，为抗战影剧人复员还乡筹措路费。为此，他既倾家荡产，又遭忌于国民党政府，受了三个月牢狱之灾，却不后悔。
从这件事看，一部好的影片，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五、生活乳汁的浇灌，丰富了电影艺术的创造
抗战电影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社会功能。我的回答是：生活乳汁的浇灌，使电影艺术之花开放得这般绚丽。
战争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动，没有人能游离其外。一些著名的电影工作者，在这场空前大变动中，都卷入了战争的洪流。他们或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或流离失所于家乡千里之外，身受日寇残暴的驱赶，封建势力的迫害，既看到广大人民受苦受难，也看到全民奋起齐心协力打“东洋”的力量。比之以往，他们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进出于灯红酒绿的酒吧，住的是豪华公寓，吃的是牛奶面包。现在来到宽阔天地里，有了真正意义的平民生活，从而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空想，多了几分生活实践。从前慷慨激昂地高呼反帝反封建口号，现在身体力行地参加战斗。他们耳闻目睹人民大众和抗日将士为战争作出贡献，或毁家纾难，或英勇献身。
这些感天地、泣鬼神的动人事迹，震撼了他们的心灵，丰富了他们艺术创作的底蕴。这里，我以白杨为例叙说一番。
名满大上海乃至全国的电影明星白杨，抗战开始时，她还是一个17岁的女孩，生活面的狭窄可想而知。她刚在《十字街头》中扮演了纱厂女职员杨芝瑛，这个人物在电影中遭遇了失业和贫困，粉碎了她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走上了反抗和斗争的道路。进步的内容加上白杨的优秀演技，影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宣传白杨的广告，挂在大光明电影院旁，有两层楼高。实际上，白杨扮演杨芝瑛时，只是走马观花地访问过工厂，距离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差之甚远。
“八一三”给白杨的生活带来巨变，上海在日寇袭击下，成为一片火海。先是明星电影公司停发员工薪水，接着，白杨的哥嫂全家逃难到西南大后方，姐姐杨沫要回北方，这都需要钱。白杨卖掉了一批又一批衣物和家具，给他们作路费。她自己参加了上海影人剧团，到四川去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时，国民党官方规定：“抗敌演剧要自备资金，不得募捐，不得要求地方供应。”幸而四川爱国影片商夏云瑚承当了影人剧团赴川费用，白杨得以成行。
从上海到南京的一路上，白杨看到日本鬼子的炮火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逃难的拖儿带女，饥无食，渴无水，难得吃上难民所的稀饭就打发了一天；伤兵缺胳膊断腿，鲜血淋淋无人救护。影人剧团第一站住在南京下关，敌机一颗炸弹丢在他们旅馆后院，幸而没有爆炸，差一点中国电影史上就没有了白杨、吴茵、谢添、刘莉影、龚稼农，以及陈白尘、孟君谋，沈浮这些著名人物的踪影。影人剧团后来乘船入川，一路上登岸演戏宣传抗日，为伤兵洗衣换药，受到热烈欢迎。到了重庆，最欢迎白杨的是重庆市长李宏锟，他竟然派手下人来，指名叫白杨到市长官邸陪市长跳舞。
到了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下条子叫白杨陪他喝咖啡。这种恶劣行径，把白杨视同妓女。虽然依靠集体力量，躲过这些土皇帝的玩弄，白杨这才懂得什么叫封建势力，什么叫军阀横行，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反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封建。
抗战生活是艰苦的，1946年我初识白杨时，她就对我说过她在重庆的生活情况：“那时我们吃的是石子、沙子、稗子、老鼠屎掺合在一起的平价米，下饭的菜是海椒面拌牛皮菜；一件旗袍冬改棉、夏改单、春秋改成夹衣裳；住的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刮起大风石灰瓦片砸满身。半个月吃不上一回肉，三年买不起一双皮鞋。”她说：“这算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了。真正劳苦大众的生活，比我们还不如。一夜北风吹，重庆大街上就有专收冻死尸骨的。”
得益于抗战生活，白杨在“中制”拍摄电影《青年中国》时，扮演救亡演剧队队员沈晓霞，就轻车熟路了。同演这部影片的魏鹤龄、陶金、项堃、吴茵都是救亡演剧队的同志，演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既得心应手，又真实自然。以后白杨在话剧《重庆24小时》、《金玉满堂》、《法西斯细菌》、《万世师表》中担任各种角色，有了抗战时期辗转几千里的经历，遇到过许许多多工、农、兵、学、商中的各色人等，扮演剧中这些少女、老妇、科学家的夫人、穷教授的妻子就觉得胜任愉快多了。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拍摄著名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这两部电影里，白杨既有江玲玉抗战生活中血与火的经历，又对素芬这样善良、诚实、朴素、吃苦耐劳、孝敬婆母、爱护孩子的劳动妇女，有了更深的体会。白杨在这两部片子里创造人物的成就，都达到了新的高峰，成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经典之作。其他著名演员陶金、魏鹤龄、石羽、周峰、张瑞芳、吴茵、秦怡等莫不得益抗战生活乳汁的哺养，在表演艺术上大有作为是有目共睹的。
勤奋学习对于艺术创作当然也是重要的。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们，工余之暇，玩扑克打百分也是有的。但是，所有演员都知道提高表演技艺的重要。史坦尼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以及《苏联演剧方法论》，虽然都是苏俄的，思想倾向不论是左、是中、是右的演员，都你争我抢的要看这两本书。尤其是要求进步的演员，再穷，省下几顿饭钱也要把《演员自我修养》买来，当作表演的圣经来学习。至于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也是蔚然成风的。张瑞芳就是在抗战时期读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许多作品。
1940年，秦怡生孩子后患病住在纯阳洞51号“中制”宿舍里，因为婚姻不如意，心灰意懒，甚至连生的欲望都没有了。就在这座51号房子里，叶浅予、戴爱莲、葛一虹、丁聪、徐迟等文艺名家常相往来，他们把一本本世界文学名著借给秦怡看，不仅振奋了秦怡的精神，因为注意力集中到书本，她连身上的病痛也忘记了。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成就了秦怡把戏演好，居于话剧四大名旦之列。
抗战时期许多著名演员，学历都不高，他们台上演戏演得好，台下写文章也写得好。许多人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勤奋学习是主要原因。
六、拍摄日本签字投降，再创“中制”历史辉煌
中国电影制片厂，1937年以新闻纪录片《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而闻名于世。1945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又以派出单人匹马，前赴“米苏里”号军舰，拍摄日本向同盟国签字投降新闻纪录片，再创“中制”历史辉煌。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是谁呢？他是人称“大难不死”的韩仲良。
韩仲良在“中制”，人们用四个最字来形容他：“最正直、最敢说话、最能吃苦、最卖力工作”。最正直的事情太多了。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上海，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日本的仇恨，韩仲良却一刀砍掉自己的半根指头，用血书写了“抵制日货”几个大字，以表示他和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的决心。最正直又最敢说话的事情，便著名于“中制”史册。1945年，蔡劲军任“中制”厂长，此人当过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既不学无术，又横行霸道。一日，因找一名技师谈话，技师累了一整天刚睡下，未以置理。蔡劲军一纸布告，就把技师开除了。韩仲良满腔气愤进了办公室，打了蔡劲军两记耳光，并要他收回开除的命令。蔡劲军调特务逮捕韩仲良，厂里由青年人带头，发动全厂罢工，迫使蔡劲军自行停职。韩仲良身强力壮，他的大难不死的故事近于神话。一次，他从印度拍新闻片回重庆，飞机撞毁在半山腰，他把摄影机保护在自己怀中，从半空中落下，摔伤却未死；再一次他拍外景归来，所乘汽车与火车相撞，他又是紧抱摄影机，活着回来。
我和韩仲良相识，是1946年秋《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无锡拍摄外景的时候。归途的航船上，白杨向我讲韩仲良的一些传奇故事。导演史东山把韩仲良拉过来对我说：“你应该采访他，拍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国，他是唯一的。”于是我立即开始对韩仲良一问一答的采访。
我是孤单单地乘美国军用飞机，捞了一个座位，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到日本去的。9月2日，在“米苏里”号上，每个摄影师的位置都是分配好的。美国有120人，英、苏、加拿大都有6至8人。我们中国只有我一个，孤单单的。他又讲了一次“孤单单的”。作为中、美、英、苏四强之一，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大国，只派了韩仲良一个摄影师，难怪他总说“孤单单的”。
“你的成绩一定不如他们。”当时只有19岁的我，不善辞令，说出我直率的判断。
“也差不到哪里去。”他也直率，并且不服气。“重要镜头只漏掉一个，日本代表重光葵取笔签字，发觉没有墨水，是借美国代表的笔签的。”
“你想了些什么办法？”
“我事先把外围的景拍好，把要用的器材放在准确的位子上。签降仪式22分钟，我抢拍了6卷片子，7百多呎。
9月9日，韩仲良亲自剪接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新闻纪录片，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唯一电影院和观众见面了。
“这次我胜利了，跑在美国片子的前面。”说这话时，韩仲良张着嘴大笑起来，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那表情我记忆至今。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璀璨光华照射在中国电影史页。可是，从那以后，我再没和韩仲良见过面，留给我的只是一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照片。我只听说，1952年批判《武训传》时，为摄制这部影片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仲良，不顾风向而捶胸顿足大哭。为此，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一个地方电影制片厂去了。
在那家电影制片厂，他这位著名摄影师因为艺高又肯吃苦耐劳，成为导演们抢夺合作的对象，每年都有导演找他合作排不上号。韩仲良一心扑在摄影事业上，大龄未娶，把满腔情爱都贯注在研究电影摄影上。1956年，韩仲良在厂里又做出一件在当时堪称惊天动地的事。在一次会议上，他用热水瓶砸了党委书记。这次他付出的代价，就不是沉重，只能以惨重称之了。以后几十年间，在新片上映的银幕上，再也看不到著名摄影师韩仲良的名字。不仅如此，在那漫长的不准他有所作为的岁月里，他要求再为电影摄影事业出力，而且不挂名。就这样，也没有给他再抱摄影机的机会。
七、台湾影人来渝寻访中国电影制片厂
这以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怎么样了？
1946年“中制”迁回南京。阳翰笙请示周恩来后，决定进步人士暂不退出“中制”，跟着“中制”来重庆的郑君里、舒绣文、王瑞麟、史东山等，随同“中制”复员回上海、南京。不然，他们连复员的交通工具和路费都没有。
“中制”迁到南京后，张治中看到还是进步人士中有人才，起用电影技术专家罗静予为厂长，王瑞麟为副厂长。罗静予是中共烈士钱壮飞的女婿，黎莉莉的丈夫。这时，他刚从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回来，正值厂里获得一批新电影器材。他把“中制”原有的一些器材暗地里送给昆仑公司，供拍摄进步电影用。1947年，陈诚当上国防部总参谋长，他一再命令“中制”拍摄反共的“戡乱”电影，配合国民党打内战。不拍这些反共电影，厂长有被杀头的危险。罗静予、王瑞麟找到阳翰笙，寻求抵制办法。罗、王都说，我们要是拍了“戡乱”片，有何面目去见进步朋友，去见周恩来。罗静予是厂长，首当其冲。阳翰笙同意他到英国去考察，借此避风。由王瑞麟留在厂里拖延其事；实在推脱不了时，采取把影片拍坏的办法，使影片拿不出手，根本无法放映。王瑞麟说：“我可以用拖或拍坏的办法，但是这瞒不过内行。假如有人打报告，说我同情共产党、搞破坏，我可能被枪毙。
如果我被枪毙了，希望告诉周先生，我王瑞麟为革命，为党做了这件事，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党。”说到这里，王瑞麟的泪水与声俱下。幸亏南京很快解放了。“中制”只有袁丛美带领二十多人和部分器材跑到台湾去，在台湾建立中国电影制片厂。
跟随“中制”去了台湾的员工，还有房勉、井淼、田琛等人，很多人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怀念不已。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从海外各地，常有原“中制”工作人员或家属，来纯阳洞的金刚塔下、抗建堂旁寻根。
“中制”去了台湾的老员工们，对于抗战时期在重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拍摄反映抗日的影片，视作他们毕生光荣的一页。
抗日战争时期，位于重庆渝中区纯阳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今天的重庆人知道它的已经不多了。虽然在它门前，那座镶着五颜六色瓷砖的金刚塔，今天依然在闪闪发光。
我这里谈及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年汇集了中国电影界著名的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音、灯光、置景、化妆、效果等方面人士何止百数。这些人的名字和摄制出来的影片，不仅为国内民众所熟知；外国记者、海外华侨、美、英、苏、的电影界人士，对它也不陌生。他们凡是到了重庆的，都不避长达二百余级的石阶，喘气、流汗也要爬上去参观。他们都要了解一下，全世界上百个城市上映的，以抗日战争为内容的故事片和成百集的新闻纪录片，在这个制片厂里是怎样诞生的。尤其是反映抗日前线激烈战斗和大后方民众抗击敌人轰炸的新闻纪录片，更加受到关注。
一、因《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而扬名
中国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中制”）首先扬名于中国和世界，是在抗战爆发的1937年秋天。那时，“中制”还设在武汉的杨森花园，刚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电影股，改名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爱国的、资深摄影师罗及之，他舍弃在香港的高薪待遇，投奔到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他急于上前线去，拍摄中国军队抗击日本鬼子侵略的新闻纪录片。
要上前线，需要有军委会政训处的证明，不然，会被当做汉奸抓起来枪毙。
这样，罗及之参加到“中制”。穿上军装的罗及之，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多拍一些中国军队打胜仗的镜头。可惜，那时大半个中国，都是前方战士遭屠杀，后方百姓遭轰炸的场面。1937年9月，罗及之在西北战场采访，适逢八路军在平型关打了大胜仗，他勇敢地奔赴战斗的最前线，拍摄了八路军向前挺进，克服平型关，一举消灭日军三千多人，俘虏日军将领，缴获大批战利品的镜头；同时拍摄了朱德在前线的高大形象，让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传说已久的中国红军总司令朱德。
为了尽早把这批珍贵的底片冲洗出来，罗及之不避风雨，不顾险阻，跋山涉水、披星戴月，骑上一匹快马，从西北前线直奔武汉，不慎中途坠马负伤。当他到了武汉，竟被加以“擅赴共区”的罪名，险乎受到处分，幸而八路军的彭德怀将军正在武汉，时逢国共合作较好的时期，由他出面向有关方面周旋，罗及之才得幸免遭殃。
影片刚做完后期工作，还没有对外发行的一天晚上，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彭德怀，带领了二十几位指战员，到杨森花园“中制”来看“毛片”。
放映室只为配音工作人员准备了不到十个座位，接待的人一下傻了眼，正在手忙脚乱地找椅子找板凳时，彭德怀伸手劝阻了他们。彭大将军带头席地而坐，跟工作人员说，这样不是很好吗？同来的八路军指战员们也跟着坐在地上，大家有说有笑。
彭德怀对这部片子非常满意，当场对罗及之和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希望摄影师多上前线去，多拍新闻纪录片。不久，彭德怀带上制作成功了的《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回到西北前线去。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公映，引起国内外极大的轰动，尤其是俘虏日寇军官和士兵，收缴了大批战利品的那一部分，在观众中响起长久不息掌声。这部新闻短片选入《抗日特辑》第二集，发行到港、澳，发行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并和《中国抗战电影特辑》在一起，发行到巴黎、日内瓦、利物浦等地。利物浦的华侨看到《抗日特辑》中平型关战役大获胜利时，当地华侨和民众还掀起支援中国抗战的献金运动。这部影片真正的既轰动了中国，也轰动了世界。它的最大功效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决心。
中国电影制片厂伴随着《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纪录片而被全世界知晓。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不仅在当时鼓舞了抗日军民，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而且有着不可磨灭的文献价值。就凭这部纪录片，罗及之也称得上是抗日战争的功臣。更何况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又拍摄了《东亚之光》、《血溅樱花》颇受赞赏的抗战故事片。
二、不要军衔、不要高薪的艺术家
中国电影制片厂迁到纯阳洞，已是1938年10月间，“中制”还附属有一个“怒潮剧社”（后改名为“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厂长郑用之，黄埔军校三期毕业，是周恩来的学生，四川人，不反共，和郭沫若、阳翰笙都有交情。抗战开始，郑用之就延揽电影界名人参加“中制”，想大干一番。
进步人士史东山，陈波儿等找到阳翰笙，问可否参加？因为军委会委员长是蒋介石，蒋介石这会说抗战，会不会背信弃义。阳翰笙也没把握，他在武汉请示周恩来和博古。博古说：“这么好的机会，人家不请你，也要钻进去。”周恩来说：“应该进去，与他们合作。”（见阳翰笙：《泥泞中的战斗》一文）于是，史东山、陈波儿、黎莉莉、舒绣文、朱铭仙等影剧界知名人士，在武汉参加了“中制”。阳翰笙担任了“中制”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应云卫、马彦祥任编导。他们参加是有条件的，“中制”是国民党的军事机构，这些进步人士都不要军衔，声明是自由职业者，免得出了事受军事处分，并且来去自由。二是不要高薪，史东山、舒绣文、黎莉莉，在上海的电影公司工作，都是三百元左右的高薪，到“中制”只要五十元薪水，不让薪水把人套住。郭沫若在他写的《洪波曲》里赞扬他们说：“那些人差不多都是电影界的精华，而他们也是受着极菲薄的待遇，专诚为抗战服务的。”以后史东山、江村、孙坚白（石羽）等，在1943年退出“中制”，就是有这个先见之明。郑用之是有上校军衔的，1942年他与CC闹矛盾被撤职，就被软禁在乡下。
国民党办事不是很认真的，进步电影工作者有时候也利用军衔为抗战服务。1940年，应云卫率领西北摄影队去蒙古拍摄《塞上风云》外景，为了便于应付沿途国民党的检查，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是政治部副部长）开出证明，应云卫挂少将军衔，着军装、挂武装带、佩刀出发，周伯勋是上校秘书长，他们手下挂中校、少校军衔的一大堆。舒绣文、黎莉莉、吴茵等都穿上了军装。所到之处威风凛凛，不仅一路畅通，有的官员唯恐巴结不上，还搞迎送宴请那一套。
三、抗战电影主流在重庆，斗争也在重庆
抗战时期的中国电影，分成了大后方抗战电影、孤岛电影、沦陷区敌伪电影和延安根据地的人民电影四种格局。大后方的抗战电影是抗战时期中国电影的主流。抗战八年间，大后方共生产故事片22部，一部是西北电影公司所出，三部是中央电影摄影场所出，其余18部都是“中制”出品（包括三部产自“中制”武汉时期，以及“中制”人员在香港组成的’大地‘、’新生‘影片公司出品的三部电影）。事实说明，中国电影制片厂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生产影片的主力军，生产的基地。它的18部故事片电影，有12部都生产在重庆纯阳洞的“中制”。这12部故事片电影，它们分别是：《保家乡》、《好丈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火的洗礼》、《青年中国》、《塞上风云》、《日本间谍》、《气壮山河》、《血溅樱花》、《还我家乡》、《警魂歌》。
“中制”和中央电影摄影场相比较而言，“中制”是在周恩来为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为三厅厅长时期组成，又有阳翰笙担任“中制”艺术创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吸纳了一大批进步电影工作者。国民党虽然想限制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抗日救亡活动，但终归是进步力量大权在握，因此“中制”在1941年“皖南事变”前，拍摄了一大批反映动员民众、全民抗战的好片子。诸如：《八百壮士》、《东亚之光》、《胜利进行曲》、《塞上风云》等影片。“中电”属于国民党中宣部所管辖，在那里党禁森严，进步力量单薄，常常无事可做，甚至有“养老院”之称。
然而，“中制”的进步力量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是艰苦的。阳翰笙的《塞上风云》，由应云卫带队，历经十个月的千辛万苦，去榆林、蒙古伊克昭盟拍摄外景回来，内景工作就受到国民党顽固派严重的卡、压和刁难。由于外景队两度路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外景队一些人员回来就受到怀疑和监视，再拍内景就被推托说没有胶片。摄制组求爹爹、告奶奶似的，讨得一点胶片拍一点戏。同时有人扬言，拍好的外景片有的曝了光，有的失了火，使摄制组人员心惊胆战地过日子，影响了艺术创造，致使《塞上风云》拖到了1942年才和观众见面。
拍摄故事片《日本间谍》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引来蒋介石亲自审查影片，并横加干涉。这部片子由阳翰笙根据意大利人范斯伯的《神明的子孙在中国》一书改编。范斯伯本是意大利人，为日寇当特务，后来范斯伯看到东北义勇军官兵平等，军民一致的作风，转变在暗中帮助义勇军抗日。
书中入骨三分地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犯下的滔天罪行。导演袁丛美虽然亲近国民党，拍摄这部片子是很用心的。1943年初夏，《日本间谍》在重庆，由国泰、唯一、抗建堂三家电影院上映，观众买票十分踊跃，比争买平价米还要热闹。观众称赞这部电影暴露了日寇惨无人道的罪行，鼓舞了观众的抗日情绪。蒋介石也调《日本间谍》的拷贝去看，看后勃然大怒地说：“你们没有看到那些义勇军吗？那就是共产党的抗日联军，这是替共产党做宣传的。”于是一面下令停映，一面派来他二儿子蒋纬国坐镇，监督袁丛美改影片，把电影中的义勇军改成穿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拿去放映。这就是蒋介石在《日本间谍》中篡改历史的丑行。
影片《东亚之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一种奇迹。即由被俘虏的日本官兵拍摄电影，反对自己参加的侵略中国的战争，这样来表示东亚才有光明。它所遭遇的是另一种斗争。
《东亚之光》由何非光任编导，罗及之任摄影。拍摄时用了一大批日本反战志士，他们都是被中国军队俘虏过来的侵华日本官兵，经过在巴县鹿角镇接受感化教育，思想有了转变。这项工作是由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领导的。
日本俘虏拍摄《东亚之光》的消息传出去后，日本军部大为恼怒。他们到处鼓吹日本皇军只有忠于天皇而死，没有一个当了中国军队俘虏的。
现在一下子涌现出一大群日本俘虏，演戏、拍电影，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犯下的罪行，他们岂甘罢休。于是，日军总部在轰炸重庆的同时，专门对着金刚塔和中国电影制片厂投掷炸弹，弹中金刚塔旁的摄影棚，炸死了一位工友和一位日本反战士兵山本黑，机器也炸坏了。《东亚之光》因此停拍了一个时期，拖到了1942年才和观众见面。
四、影响深远的抗战电影
从1938年到1945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创作的18部电影故事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适应抗战的需要，反映抗战生活的。它们反映帝国主义占我城市掠我地、杀我同胞的残暴行为，指出只有抗日才能救亡，只有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团结一心，发动全民抗战才能获得最后胜利。这些影片，既有我国军民惨遭伤亡的悲壮，更有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抗敌的激情。在艺术的形式上也有一个特点：通俗易懂，有头有尾，节奏明快，动作性强，这种民族化、大众化的手法，正是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兵易于接受的。这样就形成了新的艺术追求和别具一格的美学意义。
它所产生的激励军民抗日救亡的效果，是不可低估的。
举电影《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来说。1940年，我在河南一个县城的电影院，看到这部片子。那一年我12岁，刚进初中。看这部片子的那一天，是在日本飞机轰炸了这个县城和我们学校后几日，学校操场大树上，挂着死去同学的肢体的印象还在。电影开映前，播放着《义勇军进行曲》，我的热血已经沸腾；又播《松花江上》，唤起我思念家乡南京之情。电影中，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誓不投降，童子军杨惠敏冒险泅渡苏州河，向八百壮士献国旗，这一下把我的爱国情绪推向高潮，一方面热烈鼓掌，一方面泪水滚滚而下。影片中《歌八百壮士》响起，我和满场观众都起立应和，高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愈发增加了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坚定我打倒日本鬼子的决心。从此，我在学校做作文、办壁报，都宣传抗日救亡，进而演出抗日戏剧。至今，我回忆初看《八百壮士》影片情景，激动之情又起，老泪纵横而下。
拍自纯阳洞中国电影制片厂，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的《胜利进行曲》，也是引人注目的。
《胜利进行曲》取材自1939年的长沙会战，中国军队在军民团结下，取得了胜利。电影前半部分，着重描写了下级官兵英勇作战的英雄气概，后半部分反映了湖南人民在日寇面前誓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这都是以当时生活真实为依据拍摄的，影片放映后，发生动人的事情也多。
史东山的导演是出色的，这部片子经他艺术加工后，极富煽动力。一些待命出征的部队，看了《胜利进行曲》后，纷纷要求早日奔赴前线杀敌；许多伤兵医院的病员，也要求立刻走出医院，参加到战斗行列中去。
这部影片有三处写老百姓的情节最动人。一是农民何大嫂，他誓死抗拒日寇侮辱，抱着日寇一起滚入池塘；二是慧海和尚为营救农妇破了杀戒，他击毙敌人，自己也壮烈牺牲；三是三个十二岁的小学生，在敌军官面前对着汪精卫照片，大骂“汉奸领袖”而被杀害。这部影片影响所及，凡是在湖南的日本官兵，都发有一种《军中要览》，内中说：“湖南人的危险性最大，你等对湖南伕子和民众要严加提防，否则你等的性命和枪械，就会被他们拐掉。”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湖南人民面前，胆战心惊到了何等地步，由此可见。
影片《塞上风云》的影响最为巨大。它先有话剧《塞上风云》演出，在各地产生广泛影响；又有主题歌《蒙汉青年进行曲》到处流行，这首歌当时可与《游击队员之歌》相媲美。在歌声影响下，大批青年在各自生活中，担当起团结抗日重任。更有黎莉莉、舒绣文、周伯勋、吴茵、陈天国、周峰这些著名明星在其中扮演角色，影片公映轰动一时，自不奇怪。请看重庆老观众徐世骐的一篇回忆文字（载《重庆与中国抗战电影学术论文集》224页，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塞上风云》公映时“我已是高中学生，邀约了不少同学，在星期天从化龙桥一早步行进城观看，下午又步行返校。
该片不但剧情感人，演员的精彩表演更令人难以忘怀，因此给我留下了对他们的钦佩与崇敬的心情，总想找机会结识他们，与他们交朋友。在他们的影响下，我接受了不少新知识、新事物。他们的工作热情，吃苦耐劳、不计报酬、不争名位、乐观向上的高贵精神使我深受感动。”这位徐世骐同时也让我感动不已。之后，徐世骐投身到演剧队伍中来，他在抗战胜利时，先后担任话剧《风雪夜归人》、《天国春秋》、《日出》的演出者，为抗战影剧人复员还乡筹措路费。为此，他既倾家荡产，又遭忌于国民党政府，受了三个月牢狱之灾，却不后悔。
从这件事看，一部好的影片，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五、生活乳汁的浇灌，丰富了电影艺术的创造
抗战电影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社会功能。我的回答是：生活乳汁的浇灌，使电影艺术之花开放得这般绚丽。
战争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变动，没有人能游离其外。一些著名的电影工作者，在这场空前大变动中，都卷入了战争的洪流。他们或奔走于枪林弹雨之中，或流离失所于家乡千里之外，身受日寇残暴的驱赶，封建势力的迫害，既看到广大人民受苦受难，也看到全民奋起齐心协力打“东洋”的力量。比之以往，他们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进出于灯红酒绿的酒吧，住的是豪华公寓，吃的是牛奶面包。现在来到宽阔天地里，有了真正意义的平民生活，从而少了几分知识分子的空想，多了几分生活实践。从前慷慨激昂地高呼反帝反封建口号，现在身体力行地参加战斗。他们耳闻目睹人民大众和抗日将士为战争作出贡献，或毁家纾难，或英勇献身。
这些感天地、泣鬼神的动人事迹，震撼了他们的心灵，丰富了他们艺术创作的底蕴。这里，我以白杨为例叙说一番。
名满大上海乃至全国的电影明星白杨，抗战开始时，她还是一个17岁的女孩，生活面的狭窄可想而知。她刚在《十字街头》中扮演了纱厂女职员杨芝瑛，这个人物在电影中遭遇了失业和贫困，粉碎了她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走上了反抗和斗争的道路。进步的内容加上白杨的优秀演技，影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当时，宣传白杨的广告，挂在大光明电影院旁，有两层楼高。实际上，白杨扮演杨芝瑛时，只是走马观花地访问过工厂，距离对工人生活的了解，差之甚远。
“八一三”给白杨的生活带来巨变，上海在日寇袭击下，成为一片火海。先是明星电影公司停发员工薪水，接着，白杨的哥嫂全家逃难到西南大后方，姐姐杨沫要回北方，这都需要钱。白杨卖掉了一批又一批衣物和家具，给他们作路费。她自己参加了上海影人剧团，到四川去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当时，国民党官方规定：“抗敌演剧要自备资金，不得募捐，不得要求地方供应。”幸而四川爱国影片商夏云瑚承当了影人剧团赴川费用，白杨得以成行。
从上海到南京的一路上，白杨看到日本鬼子的炮火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逃难的拖儿带女，饥无食，渴无水，难得吃上难民所的稀饭就打发了一天；伤兵缺胳膊断腿，鲜血淋淋无人救护。影人剧团第一站住在南京下关，敌机一颗炸弹丢在他们旅馆后院，幸而没有爆炸，差一点中国电影史上就没有了白杨、吴茵、谢添、刘莉影、龚稼农，以及陈白尘、孟君谋，沈浮这些著名人物的踪影。影人剧团后来乘船入川，一路上登岸演戏宣传抗日，为伤兵洗衣换药，受到热烈欢迎。到了重庆，最欢迎白杨的是重庆市长李宏锟，他竟然派手下人来，指名叫白杨到市长官邸陪市长跳舞。
到了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下条子叫白杨陪他喝咖啡。这种恶劣行径，把白杨视同妓女。虽然依靠集体力量，躲过这些土皇帝的玩弄，白杨这才懂得什么叫封建势力，什么叫军阀横行，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反帝国主义的同时，也要反封建。
抗战生活是艰苦的，1946年我初识白杨时，她就对我说过她在重庆的生活情况：“那时我们吃的是石子、沙子、稗子、老鼠屎掺合在一起的平价米，下饭的菜是海椒面拌牛皮菜；一件旗袍冬改棉、夏改单、春秋改成夹衣裳；住的房子，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刮起大风石灰瓦片砸满身。半个月吃不上一回肉，三年买不起一双皮鞋。”她说：“这算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了。真正劳苦大众的生活，比我们还不如。一夜北风吹，重庆大街上就有专收冻死尸骨的。”
得益于抗战生活，白杨在“中制”拍摄电影《青年中国》时，扮演救亡演剧队队员沈晓霞，就轻车熟路了。同演这部影片的魏鹤龄、陶金、项堃、吴茵都是救亡演剧队的同志，演亲身经历过的生活，既得心应手，又真实自然。以后白杨在话剧《重庆24小时》、《金玉满堂》、《法西斯细菌》、《万世师表》中担任各种角色，有了抗战时期辗转几千里的经历，遇到过许许多多工、农、兵、学、商中的各色人等，扮演剧中这些少女、老妇、科学家的夫人、穷教授的妻子就觉得胜任愉快多了。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拍摄著名电影《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在这两部电影里，白杨既有江玲玉抗战生活中血与火的经历，又对素芬这样善良、诚实、朴素、吃苦耐劳、孝敬婆母、爱护孩子的劳动妇女，有了更深的体会。白杨在这两部片子里创造人物的成就，都达到了新的高峰，成为中国百年电影史上经典之作。其他著名演员陶金、魏鹤龄、石羽、周峰、张瑞芳、吴茵、秦怡等莫不得益抗战生活乳汁的哺养，在表演艺术上大有作为是有目共睹的。
勤奋学习对于艺术创作当然也是重要的。抗战时期，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们，工余之暇，玩扑克打百分也是有的。但是，所有演员都知道提高表演技艺的重要。史坦尼的《演员的自我修养》以及《苏联演剧方法论》，虽然都是苏俄的，思想倾向不论是左、是中、是右的演员，都你争我抢的要看这两本书。尤其是要求进步的演员，再穷，省下几顿饭钱也要把《演员自我修养》买来，当作表演的圣经来学习。至于阅读世界文学名著，也是蔚然成风的。张瑞芳就是在抗战时期读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许多作品。
1940年，秦怡生孩子后患病住在纯阳洞51号“中制”宿舍里，因为婚姻不如意，心灰意懒，甚至连生的欲望都没有了。就在这座51号房子里，叶浅予、戴爱莲、葛一虹、丁聪、徐迟等文艺名家常相往来，他们把一本本世界文学名著借给秦怡看，不仅振奋了秦怡的精神，因为注意力集中到书本，她连身上的病痛也忘记了。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成就了秦怡把戏演好，居于话剧四大名旦之列。
抗战时期许多著名演员，学历都不高，他们台上演戏演得好，台下写文章也写得好。许多人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勤奋学习是主要原因。
六、拍摄日本签字投降，再创“中制”历史辉煌
中国电影制片厂，1937年以新闻纪录片《八路军平型关大捷》而闻名于世。1945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又以派出单人匹马，前赴“米苏里”号军舰，拍摄日本向同盟国签字投降新闻纪录片，再创“中制”历史辉煌。
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是谁呢？他是人称“大难不死”的韩仲良。
韩仲良在“中制”，人们用四个最字来形容他：“最正直、最敢说话、最能吃苦、最卖力工作”。最正直的事情太多了。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略上海，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表示对日本的仇恨，韩仲良却一刀砍掉自己的半根指头，用血书写了“抵制日货”几个大字，以表示他和日本帝国主义誓不两立的决心。最正直又最敢说话的事情，便著名于“中制”史册。1945年，蔡劲军任“中制”厂长，此人当过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既不学无术，又横行霸道。一日，因找一名技师谈话，技师累了一整天刚睡下，未以置理。蔡劲军一纸布告，就把技师开除了。韩仲良满腔气愤进了办公室，打了蔡劲军两记耳光，并要他收回开除的命令。蔡劲军调特务逮捕韩仲良，厂里由青年人带头，发动全厂罢工，迫使蔡劲军自行停职。韩仲良身强力壮，他的大难不死的故事近于神话。一次，他从印度拍新闻片回重庆，飞机撞毁在半山腰，他把摄影机保护在自己怀中，从半空中落下，摔伤却未死；再一次他拍外景归来，所乘汽车与火车相撞，他又是紧抱摄影机，活着回来。
我和韩仲良相识，是1946年秋《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无锡拍摄外景的时候。归途的航船上，白杨向我讲韩仲良的一些传奇故事。导演史东山把韩仲良拉过来对我说：“你应该采访他，拍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在中国，他是唯一的。”于是我立即开始对韩仲良一问一答的采访。
我是孤单单地乘美国军用飞机，捞了一个座位，从重庆九龙坡机场起飞到日本去的。9月2日，在“米苏里”号上，每个摄影师的位置都是分配好的。美国有120人，英、苏、加拿大都有6至8人。我们中国只有我一个，孤单单的。他又讲了一次“孤单单的”。作为中、美、英、苏四强之一，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的大国，只派了韩仲良一个摄影师，难怪他总说“孤单单的”。
“你的成绩一定不如他们。”当时只有19岁的我，不善辞令，说出我直率的判断。
“也差不到哪里去。”他也直率，并且不服气。“重要镜头只漏掉一个，日本代表重光葵取笔签字，发觉没有墨水，是借美国代表的笔签的。”
“你想了些什么办法？”
“我事先把外围的景拍好，把要用的器材放在准确的位子上。签降仪式22分钟，我抢拍了6卷片子，7百多呎。
9月9日，韩仲良亲自剪接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新闻纪录片，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和唯一电影院和观众见面了。
“这次我胜利了，跑在美国片子的前面。”说这话时，韩仲良张着嘴大笑起来，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那表情我记忆至今。
《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璀璨光华照射在中国电影史页。可是，从那以后，我再没和韩仲良见过面，留给我的只是一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照片。我只听说，1952年批判《武训传》时，为摄制这部影片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仲良，不顾风向而捶胸顿足大哭。为此，他付出沉重的代价，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调到一个地方电影制片厂去了。
在那家电影制片厂，他这位著名摄影师因为艺高又肯吃苦耐劳，成为导演们抢夺合作的对象，每年都有导演找他合作排不上号。韩仲良一心扑在摄影事业上，大龄未娶，把满腔情爱都贯注在研究电影摄影上。1956年，韩仲良在厂里又做出一件在当时堪称惊天动地的事。在一次会议上，他用热水瓶砸了党委书记。这次他付出的代价，就不是沉重，只能以惨重称之了。以后几十年间，在新片上映的银幕上，再也看不到著名摄影师韩仲良的名字。不仅如此，在那漫长的不准他有所作为的岁月里，他要求再为电影摄影事业出力，而且不挂名。就这样，也没有给他再抱摄影机的机会。
七、台湾影人来渝寻访中国电影制片厂
这以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怎么样了？
1946年“中制”迁回南京。阳翰笙请示周恩来后，决定进步人士暂不退出“中制”，跟着“中制”来重庆的郑君里、舒绣文、王瑞麟、史东山等，随同“中制”复员回上海、南京。不然，他们连复员的交通工具和路费都没有。
“中制”迁到南京后，张治中看到还是进步人士中有人才，起用电影技术专家罗静予为厂长，王瑞麟为副厂长。罗静予是中共烈士钱壮飞的女婿，黎莉莉的丈夫。这时，他刚从美国学习电影技术回来，正值厂里获得一批新电影器材。他把“中制”原有的一些器材暗地里送给昆仑公司，供拍摄进步电影用。1947年，陈诚当上国防部总参谋长，他一再命令“中制”拍摄反共的“戡乱”电影，配合国民党打内战。不拍这些反共电影，厂长有被杀头的危险。罗静予、王瑞麟找到阳翰笙，寻求抵制办法。罗、王都说，我们要是拍了“戡乱”片，有何面目去见进步朋友，去见周恩来。罗静予是厂长，首当其冲。阳翰笙同意他到英国去考察，借此避风。由王瑞麟留在厂里拖延其事；实在推脱不了时，采取把影片拍坏的办法，使影片拿不出手，根本无法放映。王瑞麟说：“我可以用拖或拍坏的办法，但是这瞒不过内行。假如有人打报告，说我同情共产党、搞破坏，我可能被枪毙。
如果我被枪毙了，希望告诉周先生，我王瑞麟为革命，为党做了这件事，对得起朋友，对得起党。”说到这里，王瑞麟的泪水与声俱下。幸亏南京很快解放了。“中制”只有袁丛美带领二十多人和部分器材跑到台湾去，在台湾建立中国电影制片厂。
跟随“中制”去了台湾的员工，还有房勉、井淼、田琛等人，很多人对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怀念不已。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从海外各地，常有原“中制”工作人员或家属，来纯阳洞的金刚塔下、抗建堂旁寻根。
“中制”去了台湾的老员工们，对于抗战时期在重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加拍摄反映抗日的影片，视作他们毕生光荣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