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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章 追念任白戈——兼记《四十年的愿望》创作始末
20世纪50年代，重庆市文工团创作的话剧《四十年的愿望》，在全囯享有盛名。这个剧本的创作，贯注有任白戈的心血与汗水。尤其是这个剧本又被选入中国话剧50年剧作选和百年剧作选，成为建国后重庆唯一入选的剧本时，更引起了我对任白戈的思念。
我在1949年到重庆以前，并不认识任白戈，只知道他是知名的左翼作家，与四川的著名作家沙汀、艾芜相知相处，三十年代曾任“左联”秘书长，1935年东渡日本领导留日中国学生的文化运动，著文参加过“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抗大教员，还写过话剧《血祭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当时为数不多参与讨论建国大计的全国政协委员之一。
我所在的二野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到重庆后立即改编为重庆市委文工团，当时任白戈是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一天早晨他不请自来，到了分配给我团的破破烂烂的抗建堂剧场，他指着那一排排坐上去就摇晃的长椅子说，这样不行，既是欣赏艺术，就要让观众坐得舒服些，他没有讲研究研究之类的话，立即批了张相当于现在20万元的专款购置座椅，把剧场修理粉刷一新。
重庆市文工团首演大型话剧《红旗歌》，名扬成渝两地；但在我们接管的演员中有位叫郑榕的远走北京，在《龙须沟》中扮演重要角色赵大爷，名扬全国。任白戈听说后惋惜不已，立即发出“善待英才”的指示。
市文工团在一年半时间内，连续演出了百场《红旗歌》以及《保尔·柯察金》、《俄罗斯问题》等名剧，誉满大西南。不料，1951年的全国文工团会议上，重庆市文工团剧本创作成绩却是空白。中共重庆市委10月发出指示：“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
当时，我和石玺在101厂（现重钢）体验生活，並在军代表工作室兼任工作已经一年多了。101厂有以往40多年间要修成渝铁路的许多故事。
炼钢车间有位民国32年来厂当工人的破产农民，他在家时已缴纳了民国60年的“按粮认股”铁路捐，他朝思暮想火车能从他家乡门前开过；轧钢车间有位在国外学成归来的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前来这个厂，厂里一寸钢轨也没有轧出来过，他痛心学而无用，已经把轧钢技术书籍尘封多年。他对我和石玺说：“国民党的成渝铁路工程局成立多年，那些当官的修铁路，除了铺路的石头子打算用中国的，铁轨、道钉、鱼尾板都要买外国的。”
任白戈听了我和石玺的汇报后，他说，以社会生活为文艺创作的源泉你们做得不错，具备了写钢铁厂供应钢轨、修建成渝铁路剧本的基础。他要亲自领导这个剧本的创作，并叫剧团的导演和演员及早参加到剧本创作中来。
剧本创作过程当中，最苦恼的是写出来的军代表和先进工人，说的都是正确话，做的都是正确事，却缺少对人物性格化的创造。我们对情所独钟的老工人，对虽有技术、思想上却赶不上生产需要的工程师的塑造，许多地方都妙语连珠，栩栩如生。任白戈看了后无奈地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们这个剧本只能以长补短了。”
剧本初稿出来，就受到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剧本，剧作者不论是否党员，都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
1952年7月，剧本创作进入攻坚阶段。任白戈请来了老作家沙汀，和我们一起解决剧本中塑造正面人物的难题。创作组成员加上沙汀，六个人坐在抗建堂剧场的地上讨论剧本的修改，酷暑难挡，汗水打湿了衣裳，我们一个个索性打着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汉。任白戈一有空就来，他的汽车只能开到纯阳洞街口马路上，到剧场来的二百多级石梯坎还得他自己爬。任白戈每一次来都累得满头大汗，和我们共饮白开水解渴，稍有优待的是，他坐在从票房拉过来的一张旧籐椅上。他不满意我们剧中人物说的一些口水话，每看到剧本中有放在哪个人物口中都可以说的语言，他就摇头说：“人物的语言要沙里淘金。”有一次，我们把老工人对军工参加修成渝铁的感慨概括为“过去是老百姓修路给当兵的走，现在是当兵的修路给老百姓走”这样一句话，用在剧中那位老工人身上，他大为赞扬地说：“这样形象化的对比，道出新旧社会的不同，才叫艺术化的语言。”
一天晚上，为了赶一场戏，任白戈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开夜车。他先和我们聊天，问我们几十个日日夜夜赶写剧本，恋爱的对象有没有意见？
当时谁也没有好意思回答，却感受到他关心我们的感情生活，心中暖融融的。夜半三点多钟，我们把稿子赶出来了，他从里屋的床上起来，拿出准备好的锅盔和卤肉招待我们。他逐句逐字地看我们的稿子，或点头称是，或停下来和我们商量共同改好。那个年代，文学作品中很少写人物有恋爱关系的，我们在剧中写了一个青工积极分子与老工人的女儿偷偷地谈恋爱，颇富戏剧性，却怕有小资情调之嫌。任白戈看了后说：“饮食男女，人之常情，当然可以写。”我们听了十分高兴，狼吞虎咽地吃着消夜。他看完一页，马上拿去刻印，省掉了层层审查。早上8点，剧本已到了导演和演职员手中，进行排练。
紧接着成渝铁路通车，剧本即将上演，市委领导传来一项对剧本演出的要求：“一定要在舞台上看到成渝铁路跑火车。”我们马上想到，在舞台上表现跑火车，侧面的、象征性的才是艺术。造一个火车模型搬到舞台上来开动，不仅是技术上有困难，更重要的是不艺术化，太笨，岂不贻笑大方。心中埋怨市委领导不懂艺术，给我们出难题。于是我们搬来了任白戈，心想他是懂艺术的，请他去回复市委领导。任白戈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思索了一下说：“写四十年来的愿望，观众看不到舞台上通车，感情上得不到充分满足，尤其对重庆的观众是这样的。”任白戈鼓励我们说：“你们在技术上想想办法，能让火车在舞台上跑，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也就是艺术。”
果然，我们舞台技术方面的能人，在布景上出了点主意，从远处长江边的山体隧道出口处让一列火车从那里沿着轨道跑出来，车头还突突突地冒烟长鸣。演出时，满场观众兴奋地站起来争看火车，热烈地鼓掌欢呼。
任白戈的这番见解，让我们自认为懂得艺术的作者，领悟到艺术形式应该和时代要求、和人民思想感情相通，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这真应了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演出了150多场，剧场观众对演出的反应特别热烈，极大地感染了前来看戏的著名戏剧家吴雪。吴雪时任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他要把这个剧本带往北京演出，並请作者尽快赴京修改剧本。
国家剧院要演《四十年的愿望》，这对我和石玺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嘴里念着“不要骄傲自满”，在一片欢腾氛围中，任白戈又请市长曹荻秋批准我们坐飞机启程，我们怎能不像腾云驾雾似的飘飘然起来。就在这时，任白戈具名让我们给在中央负责文艺工作的周扬带去一封信，信的内容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却在谈话中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因为剧本在北京演出，就像状元及第，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现在的剧本里，党的代表、先进工人的性格刻画、语言推敲都很不够，要欢迎别人’吹毛求疵‘。要记住’道吾恶者是吾师‘这句话，别人给剧本提意见，你拿金银财宝也换不来。”他着重地嘱咐我们：“不要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要想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到了北京，我们才看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人才济济。在吴雪、金山两位院长下面，拥有来自延安的孙维世、周来、邓止怡、李章、雷平、白玲，他们不仅是戏剧家，又是师、团级干部，有的还是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又有陈永倞、石羽、张逸生、路曦、金淑之、冀淑平等，抗日时期在重庆创造了中国话剧黄金时代的明星。国家剧院的演出水平，不愧为第一流的，尤其是在《四十年的愿望》中扮演军代表的周来，他自己就是党的老干部，在剧中规定情境中的言谈举止，一如是他自己的生活。周扬时任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长，派来了张光年（光未然）、李之华领导我们修改剧本。耑请话剧界前驱洪深担任《四十年的愿望》导演。“青艺”党组织在支部大会上，要求全院党员为剧本献计献策，照顾好我们几位作者的生活，把我们安排在吴雪院长住的同一层楼里。“青艺”的同志和洪深给剧本提出了许多意见和修改的点子，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夜以继日地修改剧本。几个月下来，每个人身上都掉了几斤肉，剧本在思想上、艺术上确有不少长进。这时，原重庆市领导张霖之、段君毅，作家沙订也调到北京工作，他们对剧本的修改另有看法，认为剧本的生活气息不如本来浓厚了。
我们几个写本子的处在两难之中，难以应对，痛苦到极点。这时，重庆的任白戈、北京的吴雪都了解作者为难处，鼓励我们不要打退堂鼓，坚定地把剧本写下去。
1953年5月，经过11次修改的《四十年的愿望》即将由“青艺”在北京上演。一天上午，贺龙忽然来到剧院，召集《四》剧剧组人员谈话。他指着我们说，你们吃了四川人民几年大米，要写四川军工、民工对修铁路的贡献。又说，这是第一部反映我国大规模建设的剧本，要让它长上翅膀，演到全国、演到外国去（后来，《四十年的愿望》不但有十四个省、市剧团演出，並由’青艺‘出国前往朝鲜演出）。贺老总问到谁在领导修改剧本时，忽然来了句：“周扬不行，他是小资产阶级。我替你们请客，请总理明天来看戏。”
贺老总一走，急坏了吴雪院长。他首先宣布：贺老总说周扬的那句话不准外传。接着找我们作者商量，怎样加上表现军工、民工对修成渝铁路的贡献。导演洪深也被请来了，洪深说：“这有何难？在尾声通车典礼时，安排几位修路的军工、民工英雄代表，由军乐队演奏乐曲欢送上场，台上群众欢迎，台下观众必然也会鼓掌。我要观众鼓多久掌声，就鼓多久。”大家同声称妙，佩服洪深不愧为导演大师。
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汽车一辆接一辆开到青艺剧场门前。罗瑞卿来了，万里来了，张霖之、段君毅来了，周扬也来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车，从东单排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我们四个作者犹如命悬一线的紧张，我们当时所想的确实不是个人得失，想的若是剧本被否定，难见重庆101厂员工，难见重庆观众，对不起任白戈，对不起扶植我们这个剧本成长的吴雪院长。我们紧张地不敢在剧场看戏等待结果，而是漫步向天安门方向走去，打发这难挨的几个小时。
我们回到剧场时，观众已经散尽，只见导演洪深先生夹着办公大皮包出来，匆匆忙忙地对我们说了句，“演出通过了，我要赶紧去发个外文稿的公演消息。”周总理对《四十年的愿望》的评价：“这是一出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好戏，可以公演。”吴雪又告诉我们说：贺老总看到军工代表上场，他跟观众一起热烈地鼓掌，高兴极了。周总理既称赞《四十年的愿望》是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好戏，那些对这个修改本持有不同的意见，也就烟消云散。北京许多同志都对我们说：“你们有任白戈领导文艺工作是幸福的。”
任白戈不仅是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最令人钦佩的是：他思想解放，认准该办的事，敢于负责；对上不唯唯诺诺，对下不敷衍塞责，系情于民。
市文工团成立之初，就人才济济，演出成绩卓著，誉满大西南。当时，市文化局想接手过去。任白戈对他们说：我领导好这个团都很费力，你们等两年再说吧。
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市文工团想演出《雷雨》、《日出》之类的话剧，有人却忧心忡忡地说，市文工团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改造，才有了点无产阶级气质，演那些戏，又要演回去了。仼白戈直言说：“《雷雨》、《日出》可以演，无产阶级气质演不回去的。”
话剧团演员曹樱，她扮演的角色屡受好评，在《雾重庆》中饰女主角林卷妤，观众通宵排队争看她的演出；在电影《五更寒》、《勐龙沙》中外聘担任女一号，声名大振。在调级中，因为她的丈夫被划为右派，领导对她调级举棋不定，任白戈主张“善待英才”，曹樱从文艺11级提至8级。
文艺界搞集体创作署名时有个陋习，凡领导、级别高者，不论对作品创作贡献大小，皆署名在前；长期深入生活，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创作员，反而排名在后。任白戈主张根据作者对作品创作贡献多少署名。《四十年的愿望》最后获奖演出本及出版本，就是这样做的。
1960年，市川剧团接受赴京演出任务。这时正值三年饥荒期间，演职员们一日两餐，食不果腹，饿得身薄体瘦，人人仍黎明即起，练功、练嗓、练乐器不懈。精神虽可嘉，但终归影响舞台演出质量。任白戈时任市委书记，他权为民所用，批示每月补助川剧团菜油一百斤（当时每人每月仅供应菜油二两），全团演职工激动非常，倍加努力地把戏演好。
50多年来，任白戈悉心领导文艺工作的事迹在全国都传为佳话。至今，仍有媒体向我们采访时谈及此事。我们说：不要求领导文艺创作的人，都像任白戈是文学家。但要有任白戈关心文艺工作、关心人的细致入微的精神；敢于负责，权为民所用。
（该文原刊于大型文学双月刊《红岩》2007年第六期）
我在1949年到重庆以前，并不认识任白戈，只知道他是知名的左翼作家，与四川的著名作家沙汀、艾芜相知相处，三十年代曾任“左联”秘书长，1935年东渡日本领导留日中国学生的文化运动，著文参加过“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奔赴延安，曾任抗大教员，还写过话剧《血祭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是当时为数不多参与讨论建国大计的全国政协委员之一。
我所在的二野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到重庆后立即改编为重庆市委文工团，当时任白戈是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一天早晨他不请自来，到了分配给我团的破破烂烂的抗建堂剧场，他指着那一排排坐上去就摇晃的长椅子说，这样不行，既是欣赏艺术，就要让观众坐得舒服些，他没有讲研究研究之类的话，立即批了张相当于现在20万元的专款购置座椅，把剧场修理粉刷一新。
重庆市文工团首演大型话剧《红旗歌》，名扬成渝两地；但在我们接管的演员中有位叫郑榕的远走北京，在《龙须沟》中扮演重要角色赵大爷，名扬全国。任白戈听说后惋惜不已，立即发出“善待英才”的指示。
市文工团在一年半时间内，连续演出了百场《红旗歌》以及《保尔·柯察金》、《俄罗斯问题》等名剧，誉满大西南。不料，1951年的全国文工团会议上，重庆市文工团剧本创作成绩却是空白。中共重庆市委10月发出指示：“市文工团关门一年，也要拿出自己的剧本来。”
当时，我和石玺在101厂（现重钢）体验生活，並在军代表工作室兼任工作已经一年多了。101厂有以往40多年间要修成渝铁路的许多故事。
炼钢车间有位民国32年来厂当工人的破产农民，他在家时已缴纳了民国60年的“按粮认股”铁路捐，他朝思暮想火车能从他家乡门前开过；轧钢车间有位在国外学成归来的工程师，新中国成立前来这个厂，厂里一寸钢轨也没有轧出来过，他痛心学而无用，已经把轧钢技术书籍尘封多年。他对我和石玺说：“国民党的成渝铁路工程局成立多年，那些当官的修铁路，除了铺路的石头子打算用中国的，铁轨、道钉、鱼尾板都要买外国的。”
任白戈听了我和石玺的汇报后，他说，以社会生活为文艺创作的源泉你们做得不错，具备了写钢铁厂供应钢轨、修建成渝铁路剧本的基础。他要亲自领导这个剧本的创作，并叫剧团的导演和演员及早参加到剧本创作中来。
剧本创作过程当中，最苦恼的是写出来的军代表和先进工人，说的都是正确话，做的都是正确事，却缺少对人物性格化的创造。我们对情所独钟的老工人，对虽有技术、思想上却赶不上生产需要的工程师的塑造，许多地方都妙语连珠，栩栩如生。任白戈看了后无奈地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们这个剧本只能以长补短了。”
剧本初稿出来，就受到出乎我们意料的重视，市委召开常委会讨论剧本，剧作者不论是否党员，都列席市委常委会参加讨论。
1952年7月，剧本创作进入攻坚阶段。任白戈请来了老作家沙汀，和我们一起解决剧本中塑造正面人物的难题。创作组成员加上沙汀，六个人坐在抗建堂剧场的地上讨论剧本的修改，酷暑难挡，汗水打湿了衣裳，我们一个个索性打着赤膊，好在都是男子汉。任白戈一有空就来，他的汽车只能开到纯阳洞街口马路上，到剧场来的二百多级石梯坎还得他自己爬。任白戈每一次来都累得满头大汗，和我们共饮白开水解渴，稍有优待的是，他坐在从票房拉过来的一张旧籐椅上。他不满意我们剧中人物说的一些口水话，每看到剧本中有放在哪个人物口中都可以说的语言，他就摇头说：“人物的语言要沙里淘金。”有一次，我们把老工人对军工参加修成渝铁的感慨概括为“过去是老百姓修路给当兵的走，现在是当兵的修路给老百姓走”这样一句话，用在剧中那位老工人身上，他大为赞扬地说：“这样形象化的对比，道出新旧社会的不同，才叫艺术化的语言。”
一天晚上，为了赶一场戏，任白戈把我们叫到他家里去开夜车。他先和我们聊天，问我们几十个日日夜夜赶写剧本，恋爱的对象有没有意见？
当时谁也没有好意思回答，却感受到他关心我们的感情生活，心中暖融融的。夜半三点多钟，我们把稿子赶出来了，他从里屋的床上起来，拿出准备好的锅盔和卤肉招待我们。他逐句逐字地看我们的稿子，或点头称是，或停下来和我们商量共同改好。那个年代，文学作品中很少写人物有恋爱关系的，我们在剧中写了一个青工积极分子与老工人的女儿偷偷地谈恋爱，颇富戏剧性，却怕有小资情调之嫌。任白戈看了后说：“饮食男女，人之常情，当然可以写。”我们听了十分高兴，狼吞虎咽地吃着消夜。他看完一页，马上拿去刻印，省掉了层层审查。早上8点，剧本已到了导演和演职员手中，进行排练。
紧接着成渝铁路通车，剧本即将上演，市委领导传来一项对剧本演出的要求：“一定要在舞台上看到成渝铁路跑火车。”我们马上想到，在舞台上表现跑火车，侧面的、象征性的才是艺术。造一个火车模型搬到舞台上来开动，不仅是技术上有困难，更重要的是不艺术化，太笨，岂不贻笑大方。心中埋怨市委领导不懂艺术，给我们出难题。于是我们搬来了任白戈，心想他是懂艺术的，请他去回复市委领导。任白戈听了我们的意见后，思索了一下说：“写四十年来的愿望，观众看不到舞台上通车，感情上得不到充分满足，尤其对重庆的观众是这样的。”任白戈鼓励我们说：“你们在技术上想想办法，能让火车在舞台上跑，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也就是艺术。”
果然，我们舞台技术方面的能人，在布景上出了点主意，从远处长江边的山体隧道出口处让一列火车从那里沿着轨道跑出来，车头还突突突地冒烟长鸣。演出时，满场观众兴奋地站起来争看火车，热烈地鼓掌欢呼。
任白戈的这番见解，让我们自认为懂得艺术的作者，领悟到艺术形式应该和时代要求、和人民思想感情相通，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这真应了那句话：“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四十年的愿望》在重庆演出了150多场，剧场观众对演出的反应特别热烈，极大地感染了前来看戏的著名戏剧家吴雪。吴雪时任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他要把这个剧本带往北京演出，並请作者尽快赴京修改剧本。
国家剧院要演《四十年的愿望》，这对我和石玺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嘴里念着“不要骄傲自满”，在一片欢腾氛围中，任白戈又请市长曹荻秋批准我们坐飞机启程，我们怎能不像腾云驾雾似的飘飘然起来。就在这时，任白戈具名让我们给在中央负责文艺工作的周扬带去一封信，信的内容虽然没有告诉我们，却在谈话中对我们说：“你们不能因为剧本在北京演出，就像状元及第，文章都是自己的好。现在的剧本里，党的代表、先进工人的性格刻画、语言推敲都很不够，要欢迎别人’吹毛求疵‘。要记住’道吾恶者是吾师‘这句话，别人给剧本提意见，你拿金银财宝也换不来。”他着重地嘱咐我们：“不要把个人得失看得太重，要想到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到了北京，我们才看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人才济济。在吴雪、金山两位院长下面，拥有来自延安的孙维世、周来、邓止怡、李章、雷平、白玲，他们不仅是戏剧家，又是师、团级干部，有的还是红军时代参加革命的；又有陈永倞、石羽、张逸生、路曦、金淑之、冀淑平等，抗日时期在重庆创造了中国话剧黄金时代的明星。国家剧院的演出水平，不愧为第一流的，尤其是在《四十年的愿望》中扮演军代表的周来，他自己就是党的老干部，在剧中规定情境中的言谈举止，一如是他自己的生活。周扬时任中宣部、文化部副部长，派来了张光年（光未然）、李之华领导我们修改剧本。耑请话剧界前驱洪深担任《四十年的愿望》导演。“青艺”党组织在支部大会上，要求全院党员为剧本献计献策，照顾好我们几位作者的生活，把我们安排在吴雪院长住的同一层楼里。“青艺”的同志和洪深给剧本提出了许多意见和修改的点子，我们就一次又一次夜以继日地修改剧本。几个月下来，每个人身上都掉了几斤肉，剧本在思想上、艺术上确有不少长进。这时，原重庆市领导张霖之、段君毅，作家沙订也调到北京工作，他们对剧本的修改另有看法，认为剧本的生活气息不如本来浓厚了。
我们几个写本子的处在两难之中，难以应对，痛苦到极点。这时，重庆的任白戈、北京的吴雪都了解作者为难处，鼓励我们不要打退堂鼓，坚定地把剧本写下去。
1953年5月，经过11次修改的《四十年的愿望》即将由“青艺”在北京上演。一天上午，贺龙忽然来到剧院，召集《四》剧剧组人员谈话。他指着我们说，你们吃了四川人民几年大米，要写四川军工、民工对修铁路的贡献。又说，这是第一部反映我国大规模建设的剧本，要让它长上翅膀，演到全国、演到外国去（后来，《四十年的愿望》不但有十四个省、市剧团演出，並由’青艺‘出国前往朝鲜演出）。贺老总问到谁在领导修改剧本时，忽然来了句：“周扬不行，他是小资产阶级。我替你们请客，请总理明天来看戏。”
贺老总一走，急坏了吴雪院长。他首先宣布：贺老总说周扬的那句话不准外传。接着找我们作者商量，怎样加上表现军工、民工对修成渝铁路的贡献。导演洪深也被请来了，洪深说：“这有何难？在尾声通车典礼时，安排几位修路的军工、民工英雄代表，由军乐队演奏乐曲欢送上场，台上群众欢迎，台下观众必然也会鼓掌。我要观众鼓多久掌声，就鼓多久。”大家同声称妙，佩服洪深不愧为导演大师。
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汽车一辆接一辆开到青艺剧场门前。罗瑞卿来了，万里来了，张霖之、段君毅来了，周扬也来了。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车，从东单排到王府井大街南口。我们四个作者犹如命悬一线的紧张，我们当时所想的确实不是个人得失，想的若是剧本被否定，难见重庆101厂员工，难见重庆观众，对不起任白戈，对不起扶植我们这个剧本成长的吴雪院长。我们紧张地不敢在剧场看戏等待结果，而是漫步向天安门方向走去，打发这难挨的几个小时。
我们回到剧场时，观众已经散尽，只见导演洪深先生夹着办公大皮包出来，匆匆忙忙地对我们说了句，“演出通过了，我要赶紧去发个外文稿的公演消息。”周总理对《四十年的愿望》的评价：“这是一出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好戏，可以公演。”吴雪又告诉我们说：贺老总看到军工代表上场，他跟观众一起热烈地鼓掌，高兴极了。周总理既称赞《四十年的愿望》是歌颂中国工人阶级的好戏，那些对这个修改本持有不同的意见，也就烟消云散。北京许多同志都对我们说：“你们有任白戈领导文艺工作是幸福的。”
任白戈不仅是学识渊博，眼界开阔，最令人钦佩的是：他思想解放，认准该办的事，敢于负责；对上不唯唯诺诺，对下不敷衍塞责，系情于民。
市文工团成立之初，就人才济济，演出成绩卓著，誉满大西南。当时，市文化局想接手过去。任白戈对他们说：我领导好这个团都很费力，你们等两年再说吧。
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市文工团想演出《雷雨》、《日出》之类的话剧，有人却忧心忡忡地说，市文工团的这些知识分子的改造，才有了点无产阶级气质，演那些戏，又要演回去了。仼白戈直言说：“《雷雨》、《日出》可以演，无产阶级气质演不回去的。”
话剧团演员曹樱，她扮演的角色屡受好评，在《雾重庆》中饰女主角林卷妤，观众通宵排队争看她的演出；在电影《五更寒》、《勐龙沙》中外聘担任女一号，声名大振。在调级中，因为她的丈夫被划为右派，领导对她调级举棋不定，任白戈主张“善待英才”，曹樱从文艺11级提至8级。
文艺界搞集体创作署名时有个陋习，凡领导、级别高者，不论对作品创作贡献大小，皆署名在前；长期深入生活，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创作员，反而排名在后。任白戈主张根据作者对作品创作贡献多少署名。《四十年的愿望》最后获奖演出本及出版本，就是这样做的。
1960年，市川剧团接受赴京演出任务。这时正值三年饥荒期间，演职员们一日两餐，食不果腹，饿得身薄体瘦，人人仍黎明即起，练功、练嗓、练乐器不懈。精神虽可嘉，但终归影响舞台演出质量。任白戈时任市委书记，他权为民所用，批示每月补助川剧团菜油一百斤（当时每人每月仅供应菜油二两），全团演职工激动非常，倍加努力地把戏演好。
50多年来，任白戈悉心领导文艺工作的事迹在全国都传为佳话。至今，仍有媒体向我们采访时谈及此事。我们说：不要求领导文艺创作的人，都像任白戈是文学家。但要有任白戈关心文艺工作、关心人的细致入微的精神；敢于负责，权为民所用。
（该文原刊于大型文学双月刊《红岩》2007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