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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这三十年
大革文化之命期间，我最不服气的是：把抗敌演剧队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抗敌演剧队是由周恩来亲自组织建立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它历尽千辛万苦，发挥党在国统区占领文化宣传阵地的作用。建国前，我当记者并研究话剧史，曾为宣传演剧九队写了很多报导与文章。
“文革”中，江青一手遮天，借诬陷演剧队反周公，周总理莫可奈何。那时，造反派借此批斗我是演剧队的孝子贤孙，我只有签字画押认罪的份儿。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2月，原演剧九队队长、戏剧家吕复告诉我，他们已经打报告给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要求为抗敌演剧队平反。不到两个月，4月24日中组部就发出通知，抗敌演剧队连同我常为之宣传的孩子剧团、重庆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等都是革命团体，革命工龄从参加之日算起。这样一来，“文革”中给我新添的罪名不仅一风吹了，反而给我的历史上又增添了光荣。
好事来得快出乎我的意料，重庆市话剧团创作歌颂周恩来革命实践的剧本，我这个“右派”，竟被列为作者之一，到全国各地访问周恩来总理身边人物。我心知肚明，我不过多读了几本书，小有知识，知识还是有用处的。到了北京、上海等地，见到了戏剧界的阳翰笙、吴雪、刘厚生、白杨等一些熟人，他们一方面庆幸我时隔二十多年仍在人世，一方面透露给我，胡耀邦正在努力为全国几十万被划为右派的解决问题，知识分子的日子要好过些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戏剧，遭受“右倾”不白之冤也该洗刷干净。我研究抗战戏剧多年，有了用武之地。
果不其然，我回到重庆不久，迅速从“右派”改正为同志。我干涸多年不忘抗战戏剧辉煌业绩的心田，又涌起汩汩不息的活水。中央戏剧学院要重写话剧史教材，派人来找我提供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陈默来渝，约我写书出版。《四川日报》、《重庆日报》首先恢复我石曼的署名，刊用文稿。从此我放开手脚，在《文汇报》、《戏剧报》、《戏剧电影报》、《新文化史料》、《抗战文艺研究》、《红岩》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重庆抗战戏剧为抗日救亡、争取民主作出重大贡献的文章。刘厚生、张瑞芳都说：“石曼是有心人，下了多年工夫，把抗战戏剧史料搞得很好，把我们忘掉的又从记忆中恢复起来。”但也有个别以“左派”自居的人，看我今后不再被“监督改造”，重新活动在文艺界，老大地不愉快。
1985年是特别值得说一说的一年。这一年《重庆晚报》创刊，刘子茵和我受命前往上海、北京组稿，住三等小旅馆、坐硬席火车，让我们结下友谊。我们访问了白杨、张瑞芳、吴茵、石凌鹤、石羽、黎莉莉等抗战剧人。
刘子茵本来就喜爱话剧，这样更引起她对抗战戏剧家的敬仰，她回来在报上写了几篇别具一格、清淡高雅，幽香频传的访问记，与此同时，在刘子茵主编的副刊《夜雨》上，有了为抗战戏剧鼓与呼的一席之地，我则得其所哉，长时期在这一席之地上担任吹鼓手。在这一年举行的“重庆雾季艺术节”前后，副刊更发表了黎莉莉、吴茵，黄宗江、吕恩、刘厚生等，回忆当年抗战戏剧盛况的文章。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邀请了党员艺术家刘厚生、陈白尘、吴雪、张瑞芳、周峰、张颖等，座谈周恩来当年在重庆领导抗战戏剧，创造了话剧史上辉煌业绩的往事，洗雪了抗战戏剧“右”了的不实之词。以创作《结婚进行曲》、《升官图》闻名于世的喜剧大师陈白尘，双手高高地举过花白的头欢呼着说：“重庆市委、市府为我们平了反。”
1988年，“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戏剧，创造了现代戏剧黄金时代”，作为标题出现在南京大学的国家科研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上。
1987年，重庆出版社编纂20卷本《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邀我当戏剧编编选者。著名的抗战戏剧剧本，无论是专业演出的，或是抗敌演剧队创作的，对其作者历史、写作背景、演出经过、社会效果及评价，我都熟悉。有的戏演了多少场，我能一口道出。编选起来，省得再找资料、查数据、阅读剧本、寻访有关当事人，真应了“胜任愉快”“事半功倍”那句话。出版社派出的责任编辑陈兴芜，与我配合默契，我们提前两月完成28部剧本的编选与校勘，得到书系总顾问夏衍、阳翰笙的首肯，以及戏剧编主编曹禺的赞赏。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于1989年出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隆重举行了出版座谈会，名扬海内外。1990年《书系》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在这以后的时日里，因为写作有关戏剧、电影的文章，连续15年（1985-1999），我被《重庆晚报》评为优秀作者。
进入新世纪，我应重庆文化局之邀，编辑《重庆文化史料》已有十年，在这十年间，我激励自己每晚11时起，至次晨四时专攻抗战戏剧，以弥补我在被“监督”劳动22年间大好时光之所失。在夏衍、阳翰笙、陈白尘、张瑞芳、刘厚生等抗战剧人，重庆的周永林、胡康民、李畅培、邓菱、何蜀等党史专家的鼓励及支持下，我撰写了《重庆抗战剧坛纪事》、《雾都剧坛风云录》、《又见大后方影剧明星》、《抗战戏剧》、《黎莉莉》多种专著出版；多年来几易其稿的论文《既为黄金时代何来右倾之说》影响尤为广泛。
1995年，酬我辛勤耕耘，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全国革命文化史料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研究抗战戏剧的业绩面世以后，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山东、香港、台湾等地，拍摄有关抗战戏剧资料；教授授课，研究生研究抗战戏剧专题、撰写毕业论文，找到我的门上求教者络绎不绝。如今，请我提供抗战戏剧史料、与我相互切磋抗战戏剧的专家、学者，已延伸至近邻日本，大洋彼岸的美国。
我欣喜周恩来领导的抗日大后方戏剧重新活在人们心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滚滚向前，研究这一专题者日众，硕士、博士辈出，不但后继有人，而且在发扬光大。
“文革”中，江青一手遮天，借诬陷演剧队反周公，周总理莫可奈何。那时，造反派借此批斗我是演剧队的孝子贤孙，我只有签字画押认罪的份儿。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2月，原演剧九队队长、戏剧家吕复告诉我，他们已经打报告给新上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要求为抗敌演剧队平反。不到两个月，4月24日中组部就发出通知，抗敌演剧队连同我常为之宣传的孩子剧团、重庆中华剧艺社、中国艺术剧社等都是革命团体，革命工龄从参加之日算起。这样一来，“文革”中给我新添的罪名不仅一风吹了，反而给我的历史上又增添了光荣。
好事来得快出乎我的意料，重庆市话剧团创作歌颂周恩来革命实践的剧本，我这个“右派”，竟被列为作者之一，到全国各地访问周恩来总理身边人物。我心知肚明，我不过多读了几本书，小有知识，知识还是有用处的。到了北京、上海等地，见到了戏剧界的阳翰笙、吴雪、刘厚生、白杨等一些熟人，他们一方面庆幸我时隔二十多年仍在人世，一方面透露给我，胡耀邦正在努力为全国几十万被划为右派的解决问题，知识分子的日子要好过些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戏剧，遭受“右倾”不白之冤也该洗刷干净。我研究抗战戏剧多年，有了用武之地。
果不其然，我回到重庆不久，迅速从“右派”改正为同志。我干涸多年不忘抗战戏剧辉煌业绩的心田，又涌起汩汩不息的活水。中央戏剧学院要重写话剧史教材，派人来找我提供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社长陈默来渝，约我写书出版。《四川日报》、《重庆日报》首先恢复我石曼的署名，刊用文稿。从此我放开手脚，在《文汇报》、《戏剧报》、《戏剧电影报》、《新文化史料》、《抗战文艺研究》、《红岩》等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重庆抗战戏剧为抗日救亡、争取民主作出重大贡献的文章。刘厚生、张瑞芳都说：“石曼是有心人，下了多年工夫，把抗战戏剧史料搞得很好，把我们忘掉的又从记忆中恢复起来。”但也有个别以“左派”自居的人，看我今后不再被“监督改造”，重新活动在文艺界，老大地不愉快。
1985年是特别值得说一说的一年。这一年《重庆晚报》创刊，刘子茵和我受命前往上海、北京组稿，住三等小旅馆、坐硬席火车，让我们结下友谊。我们访问了白杨、张瑞芳、吴茵、石凌鹤、石羽、黎莉莉等抗战剧人。
刘子茵本来就喜爱话剧，这样更引起她对抗战戏剧家的敬仰，她回来在报上写了几篇别具一格、清淡高雅，幽香频传的访问记，与此同时，在刘子茵主编的副刊《夜雨》上，有了为抗战戏剧鼓与呼的一席之地，我则得其所哉，长时期在这一席之地上担任吹鼓手。在这一年举行的“重庆雾季艺术节”前后，副刊更发表了黎莉莉、吴茵，黄宗江、吕恩、刘厚生等，回忆当年抗战戏剧盛况的文章。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办，邀请了党员艺术家刘厚生、陈白尘、吴雪、张瑞芳、周峰、张颖等，座谈周恩来当年在重庆领导抗战戏剧，创造了话剧史上辉煌业绩的往事，洗雪了抗战戏剧“右”了的不实之词。以创作《结婚进行曲》、《升官图》闻名于世的喜剧大师陈白尘，双手高高地举过花白的头欢呼着说：“重庆市委、市府为我们平了反。”
1988年，“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日大后方戏剧，创造了现代戏剧黄金时代”，作为标题出现在南京大学的国家科研重点项目《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上。
1987年，重庆出版社编纂20卷本《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邀我当戏剧编编选者。著名的抗战戏剧剧本，无论是专业演出的，或是抗敌演剧队创作的，对其作者历史、写作背景、演出经过、社会效果及评价，我都熟悉。有的戏演了多少场，我能一口道出。编选起来，省得再找资料、查数据、阅读剧本、寻访有关当事人，真应了“胜任愉快”“事半功倍”那句话。出版社派出的责任编辑陈兴芜，与我配合默契，我们提前两月完成28部剧本的编选与校勘，得到书系总顾问夏衍、阳翰笙的首肯，以及戏剧编主编曹禺的赞赏。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于1989年出版，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隆重举行了出版座谈会，名扬海内外。1990年《书系》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
在这以后的时日里，因为写作有关戏剧、电影的文章，连续15年（1985-1999），我被《重庆晚报》评为优秀作者。
进入新世纪，我应重庆文化局之邀，编辑《重庆文化史料》已有十年，在这十年间，我激励自己每晚11时起，至次晨四时专攻抗战戏剧，以弥补我在被“监督”劳动22年间大好时光之所失。在夏衍、阳翰笙、陈白尘、张瑞芳、刘厚生等抗战剧人，重庆的周永林、胡康民、李畅培、邓菱、何蜀等党史专家的鼓励及支持下，我撰写了《重庆抗战剧坛纪事》、《雾都剧坛风云录》、《又见大后方影剧明星》、《抗战戏剧》、《黎莉莉》多种专著出版；多年来几易其稿的论文《既为黄金时代何来右倾之说》影响尤为广泛。
1995年，酬我辛勤耕耘，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全国革命文化史料先进工作者”称号。
我研究抗战戏剧的业绩面世以后，北京、上海、浙江、江苏、湖北、四川、山东、香港、台湾等地，拍摄有关抗战戏剧资料；教授授课，研究生研究抗战戏剧专题、撰写毕业论文，找到我的门上求教者络绎不绝。如今，请我提供抗战戏剧史料、与我相互切磋抗战戏剧的专家、学者，已延伸至近邻日本，大洋彼岸的美国。
我欣喜周恩来领导的抗日大后方戏剧重新活在人们心上，随着改革开放的洪流滚滚向前，研究这一专题者日众，硕士、博士辈出，不但后继有人，而且在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