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

第十二章 唐太宗心目中的王羲之

　　东晋王羲之（321—379，一作303—361）的书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有唐一代，特别是唐初，人们对王羲之书法的崇拜更是无以复加。许多大书法家，都是从学习王羲之书法开始起步的。欧阳询“初学王羲之书，后更渐变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楷模焉”。（《旧唐书》卷一八九上《欧阳询传》）虞世南因为学习王羲之书法，“妙得其体，由是声名籍甚”。（《旧唐书》卷七十二《虞世南传》）魏征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王羲之字逸少）体”。（《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由于褚遂良熟悉王羲之书法，所以，能准确地辨别混入王羲之遗作中的伪品。后来，文宗时的柳公权，也是“初学王书，遍阅近代笔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唐太宗。唐太宗在做皇帝以前，主要是戎马生涯；做了皇帝后，他深感治国之道的重要，所以，命魏征等人编撰《群书治要》，以便他通过读书从历史上寻找治理国家的借鉴。他读了《群书治要》以后说：“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大唐新语》卷九《著述》）可见他在戎马生涯后是迫切需要学习文化的。

　　唐太宗在热心读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习书法。贞观十四年（640），他曾对朝臣说：“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异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惰，不能专精耳。”这就是说，正当他大力为创建唐朝而努力奋斗的时候，书法只是“小道”，也非“急务”，故而他仅是“时或留心”。他认为，不管什么业务，没有学而不成的。只要专心致之，必然有所收获。学习书法，也是如此。他说：“我今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既然他认为学习书法主要是学习书法家的功力所在，而不是仅学习其外形，可见他已经掌握了学习书法的要领。正因为他掌握了学习书法的要领，所以，唐太宗也成了唐初的书法家。

　　唐太宗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也和唐初其他书法家一样，非常重视王羲之的书法。

　　购求王羲之书迹

　　唐太宗下令搜集散失在民间的王羲之书迹，许多人抱着各种目的，竞相把自己所藏古书迹进献朝廷。其中有真有假，难以识别。幸好被太宗命为侍书的褚遂良在这方面造诣颇深，“备论所出，一无舛误”。（《旧唐书》卷八十《褚遂良传》）

　　太宗大力购求王羲之书迹的结果，共得“人间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十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太平广记》卷二九《褚遂良》）在这次购求中，还有王羲之的后代进献了不少王羲之的真迹。武则天执政时，曾向王羲之的后代、凤阁侍郎王方庆索要王羲之的遗作，王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进之。”看来，唐太宗购王羲之的遗作是很多的。由于王羲之的大量遗作被太宗购求，所以，到武则天向王方庆索取时，王方庆说：“惟有一卷见今在”。除此而外，“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实、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旧唐书》卷八十九《王方庆传》）这就是说，到武则天时，再搜集王羲之的遗作已经非常困难了。也可以说，王羲之的遗作在唐太宗时都集中在皇室了。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初，贞观中，搜访王羲之等真迹。人间古本毕集。”（《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到开元年间，王羲之真迹还有130卷。由此可见，唐太宗是酷爱王羲之书法的。

　　唐太宗对《兰亭序》的追求，更是非同一般。所谓《兰亭序》，是指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志同道合者，宴集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山阴之兰亭，王羲之作序，以表示其共同心情。王羲之作该序，用的是蚕茧纸、鼠须笔，在全文324字中有重文者，字体不同，后世又称《兰亭帖》。在隋以前，《兰亭序》还没有被人视为稀世珍宝，到了唐初，由于唐太宗的特别重视，大加推崇，更有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的备加赞颂，《兰亭序》就身价百倍，成为名副其实的绝无仅有之物了。

　　唐太宗是怎样追求《兰亭序》的呢？

　　东晋以后，《兰亭序》为王羲之七世孙僧智永所存，智永临终前又交付其弟子辩才收藏。唐太宗在购求王羲之遗作时，知道了《兰亭序》的下落，但辩才矢口否认《兰亭序》在他手中，他只是说其师在世时他见过此物，其师去世后不知失落何处。为此，唐太宗征求左仆射房玄龄的意见，房玄龄建议道：监察御史萧翼，是梁元帝之曾孙，他智慧超人，可遣他出使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智取《兰亭序》。唐太宗召见萧翼，面授其使命。萧翼领受任务，脱去官服，带了几件王羲之的真迹，以书生身份前往越州。

　　萧翼于一天傍晚到了辩才所在寺院，见了辩才，自称是北方人，来此是为了销售蚕种。二人首先共谈文史，甚为投机。接着，萧翼常来寺内与辩才共同下棋、赋诗、弹琴，友谊日益深厚。后来，他们又谈到书法，萧翼说，他保存有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楷书。第二天，辩才见到了萧翼带来的二王遗作，才说王羲之的佳作《兰亭序》在他手中。萧翼笑道：“数经乱离，真的《兰亭序》早不知去向了，你手中的必是仿制的伪品。”辩才自认为他可使萧翼大吃一惊，遂从屋梁上取出珍藏的《兰亭序》，要萧翼观看。萧翼故意吹毛求疵地说是仿制品，二人各持己见，当然不能达成共识。

　　自此以后，辩才不再把《兰亭序》藏于梁上，而是把它和萧翼带来的二王真迹都放在几案上。80多岁的辩才，每天都要临学数遍。

　　由于萧翼常常出入该寺，寺中的其他僧人也都不把萧翼视为外人，不加任何猜疑。有一天，辩才外出，萧翼单独前往辩才住处，对一个小和尚说，他是来取回遗在这里的物件。小和尚遂为其开门，萧翼顺手拿起几案上的《兰亭序》和自己从长安带来的二王真迹，扬长而去。萧翼到永安驿，说明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当地都督齐善行派人找来辩才。萧翼向辩才表示，自己是监察御史，奉皇帝之命来取《兰亭序》，现已完成任务，特以当面告别，回京复命。辩才如雷击顶，昏倒在地，久而复苏，但也无可奈何。太宗得了《兰亭序》，喜悦异常，对萧翼加官晋级，奖励丰厚。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是隋末《兰亭序》流失在广州（今广东广州）一僧人手中。该僧自称有三宝，《兰亭序》是其中之一。太宗闻知后，派人以欺骗的手段而得。

　　不管哪一种说法确切，都说明唐太宗对《兰亭序》的追求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对王羲之的崇拜也堪称无与伦比了。

　　唐太宗得到《兰亭序》后，将其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在他临终时，又要求其子李治（高宗）允许《兰亭序》随他而去，李治当然遵命照办，把《兰亭序》当做殉葬品藏于昭陵。由此可见，唐太宗心目中的王羲之是无可比拟的书法家。

　　为《王羲之传》写《论》

　　贞观年间修撰的《晋书》，成书于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等众人之手。唐太宗虽未参加修撰，但由于他为其中的《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各写了一篇《论》，故而《晋书》又题“御撰”。《晋书》130卷，纪、传很多，唐太宗仅为其中四篇纪、传写《论》，决不是随心所欲，而是有其用意的。

　　为《宣帝纪》、《武帝纪》写《论》，是因为西晋统一了三国的分裂局面，但西晋又是短命的王朝，仅仅30多年就又出现了战乱，继而形成南北对立的局面。唐太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非常重视从历史上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所以，他为宣帝、武帝两《纪》写《论》，实际上是从司马懿、司马炎建立晋朝，统一全国，西晋又很快灭亡的经验教训中寻找治理国家的借鉴。为《陆机传》写《论》，是因为陆机的文学成就卓著。为《王羲之传》写《论》，是因为唐太宗崇拜王羲之的书法。

　　在《王羲之传》的《论》中，唐太宗对以前的著名书法家都有评论。在他看来，“逮乎钟王（指钟繇，王献之）以降，略可言焉。”可见他认为三国以前是无书法家可言的。他说：三国时的钟繇，“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因为“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至于王献之，“虽有父风，殊非新巧。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之枯树；览其笔拘束，若严家之饿隶。其枯树也，虽槎而无屈伸；其饿隶也，则羁羸而不放纵。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欤！”梁朝的萧子云，虽然“擅名江表，然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还有东晋的王等人，“皆誉过其实”。也就是说，以上诸位书法家都是名实不符的。

　　唐太宗认为，最值得推崇的是王羲之的书法。他说：“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其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乎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论》）这就是说，王羲之是前所未有的大书法家，他的书法达到了“尽善尽美”的高度，不管怎样欣赏都不会厌倦，不管怎样看也难认清其妙处，值得羡慕学习的仅此一人，其他都是不入流者，何必谈起呢！不难看出，在唐太宗的心目中，王羲之是一个十全十美、不可逾越的书法家。

　　以王羲之女字为临川郡公主字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无限崇敬表现在各个方面。王羲之的女儿字孟姜，他就以孟姜为自己第十二女的字。这又是崇敬王羲之的一个方面。

　　1972年春，在陕西礼泉出土的《大唐故临川郡长公主墓志铭并序》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件事情：“公主讳，字孟姜，高祖神尧皇帝之孙，太宗文武圣皇帝之女，今上（高宗）第十一姊，母曰韦贵妃……贞观初，圣皇避暑甘泉，公主随傅京邑，载怀温情，有切晨昏，乃自 表起居，兼手缮写。”太宗看了，欣喜万分，遂对长孙无忌道：“朕女年少，未多习学，词迹如此，足以 人。朕闻王羲之女字孟姜，颇工书艺，慕之为字，庶可齐。因字曰孟姜，大加恩赏。仍令宫官善书者侍书，兼遣女师侍读。”

　　王羲之的女儿字孟姜，“颇工书艺”，唐太宗也很想使自己的女儿在书法方面有所成就，故而就使自己的第十二女也以孟姜为字。太宗这样做，并非主观的梦想，而是有一定的根据。《新唐书》卷八十三《临川公主传》说：“主工籀隶，能属文。”这和其《墓志铭》中所载，她可“自 表起居，兼手缮写”，而且受到太宗与长孙无忌的重视，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说，唐太宗认为其第十二女在书法上有发展前途，才使她以孟姜为字的。这件事情说明，在唐太宗看来，王羲之书法不仅是他学习的楷模，而且也是下一代继续学习的典范。

　　重视整理王羲之遗作

　　唐太宗对王羲之的崇敬，是在他学习王羲之书法的过程中日益加深的。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日益提高了他对王羲之书法价值的认识，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书法水平，从而使他也成为著称于时的书法家。

　　贞观十四年（640），太宗写草书于屏风，由于“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太平广记》卷二八《唐太宗》）当然受到群臣的称道。后来，由于“太宗工王羲之书，尤善飞白，尝宴三品已上于玄武门”，他“操笔作飞白字赐群臣”，群臣都想争取到手，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座抢到手中。未取得飞白字的众臣当然不满，遂向太宗奏曰：“洎登御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道：“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旧唐书》卷七十四《刘洎传》）不了了之。

　　贞观十八年（644）五月，“太宗为飞白书，作鸾凤蟠龙等字，笔势惊绝，谓司徒长孙无忌、吏部尚书杨师道曰：‘五日旧俗，必用服玩相贺，朕今各赐君飞白扇二枚，庶动清风，以增美德’”（《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

　　既然唐太宗的草书“为一时之绝”，他的飞白字“笔势惊绝”，又被众臣视为难以到手的珍品，当然可以说，唐太宗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成绩卓著，而且在书法方面的成就也是引人注目的。

　　因为唐太宗酷爱书法，特别是对王羲之的书法，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不仅千方百计地购求王羲之的遗作，同时，还提倡学习书法，形成风气。例如，他“初置弘文馆，选贵臣子弟有性识者为学生，内出书，命之令学。又人间有善书，追徵入官，十数年间，海内从风”。为了促使学习书法的风气盛行，他还对搜集到的王羲之等人遗作进行了整理。

　　开元十六年（728）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旭等古迹，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依文榻四本进内，分赐诸王”。这些古籍，都是贞观年间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迹，及小王、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章迹，又令遂良真书小字贴纸，影其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增、朱异等，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书名记”。（《唐会要》卷三十五《书法》）非常明显，开元年间保存的二王真迹等书法珍品，都是在贞观年间经过鉴别、编排，整理过的。由此可见，王羲之的书法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唐太宗对其遗作的整理、保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这些情况，说明在唐太宗的心目中，王羲之不仅是前所未有的书法家，也是应该名垂青史的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