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西周

第九章 岐山、扶风周原西周建筑的规模与研究

　　在上一节对周原遗址考古的基本情况作了介绍，现在我们就着重介绍这二处基址是如何确定，规模和研究情况如何，还有哪些问题需要深化，下边就这些问题进行叙述。

　　第一，岐山凤雏村西周早期宫室（宗庙）建筑基址的发掘是经历了一个有趣的过程，我们在选择发掘点时就确定这是一处西周时期的遗址，但从内心说也不敢很肯定，因为尚未看到充分的实物依据，特别是对断代起决定作用的实物还有待发掘出土，在没有这些实物出土之前，当然心里仍不忠实，加之古文献记载这里在西周之后曾不断被改断，也有可能是西周之后的遗址，所以有人曾怀疑是秦人遗址，《史记·秦本纪》又有这么一段记载，即在西周末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时说：“西戎犬戎与申侯代周，杀幽王骊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国，战勘，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又文公四年说：“‘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这些记载也是部分队员生疑的根据，但话又要说回来，正是这种疑问促使我们从各方面去思考，尤其是出土文物的鉴别成为确定遗址时代的惟一实证，作为火烧的夯土块任何时代都能形成，光靠夯土块，若夯窝又看不清的红烧土块是无法确定其时代的。然“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随着我们发掘工作的步步深入，当我们把积积存堆积的红烧土块进行清理时，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在遗址的西侧即西厢房内的文化层中露出了西周早期的陶鬲，高领、锤足，这一实物的出土即时轰动了工地的所有工作人员，这一消息传出后，隔了深沟的沟东，即扶风县召陈村等工地工作人员也纷纷前来观察，发表意见，一致认为这是西周早期的器物，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大家遗址认识的信心和把握性。不久又出土了被烧毁的木炭灰迹，经北京大学炭14鉴测属三千年前的木炭，这样一来这是一座西周时期的建筑就确凿无疑了。

　　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劳动，终于全部发掘清理了该座建筑群甲组建筑和其西侧乙组建筑基址的全貌，其平面布局、也土文物一目了然显现于人间。

　　甲组建筑的平面布局为：房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总面积1490平方米，坐北朝南，偏西北10度。以门道、前堂和过廊为中轴线，东西两侧配置门房、厢房等，左右对称，布局谨严，整齐有序。

　　1，影壁，位于门前4米处，与门道等居中轴线上。东西长4.8米，壁厚1.2米。在残基壁面的南北两侧，抹有由细沙、黄土和白灰搅拌的“三合土”墙皮。在影壁的东端有南北排列的柱础石二块，西端有木炭痕迹，这说明影壁有扩顶覆盖。

　　在东西房门和厢房及南侧台基下分布有七个擎檐柱洞，洞内有红烧土块，底有灰土。

　　在东西门房和厢房台基相连接的交角处各有一个台阶，并对称，通过这二个台阶可以进入东、西门房和东、西厢房。台阶呈斜坡状，长1.2米，宽1.4米。

　　2，门厅；由正门和东、西门房三部分组成。正门居中，门道南北长6米，宽3米。门道中间地面稍高，二头缓坡，这种作法与防水有关。基地面也用“三合土”涂抹，坚硬光滑。门坎在门道中间偏北。在门道东西两侧各有南北排列的、东西对称的柱洞、础石各四个，在东列南端的一个柱洞内还残存木炭灰，深约0.5米。

　　东门房台基，东西长8米，南北宽6米，高出南壁檐坡地面0.48米，高出中院南边地面0.6米。房内原地面已被破坏，共有柱洞、柱石11个。

　　西门房，其台基大小，高度与东门房相同。也有柱洞，础石11个，有的柱洞底无础石，有的础石已露出地面，分布较有规律。以北边一排为例，距台基边沿0.5米，其间距由东向西分别为2.7、2、2.3米。从残迹看，两侧有房各三间。《尔雅》曰：“门侧之堂谓之塾。”这里的门房与此记载相合。

　　西门房有窖穴2个。

　　中院，这是一个东西宽18.5米，南北长12米，面积212平方米的大院子。整个院子四周高，中间低，并向东南倾斜，以利于排水。院子周围低于房屋台基0.61米，中间最低处低于台基1米。在四周接近房屋台基处均有檐坡，坡面抹有灰浆。四周有擎檐柱洞12个。属东厢房走廊的四个，有长方形和方形二种，底有础石和小石块，深度不一，有的已露出地面，一般在0.2-0.34米之间，间距由南往北为3.85、3.8、3.85米。属西厢房走廊的前檐柱洞共6个，其中二个紧靠走廊台基，其余四个均距走廊台基边沿1.3米左右，全是圆形，间距为1.8-3.2米之间。

　　堂前的檐柱柱洞只清理出四个，也是长方形和圆形二种，在中阶两侧与前堂台基交角处一个柱洞，底无础石，在东阶东侧有一堆较平整的铺石，疑是立柱用石。

　　院子东西两边各有台阶二个，其大小相同，残长1.2米，宽1.3米，东侧两阶相距2.5米，西边两阶相距2.9米。在阶面和两侧残存有灰浆面，约三层。

　　院子北面有三个大台阶，均为斜坡形，在阶面和二侧涂有灰浆面，中间的一台阶的饰面保留最好。三阶大小不一，中阶最大，长2.1米，宽2.2米。东阶长1.9米，宽1.9米。西阶长1.8米，宽1.9米，东阶距中阶4米，中阶距西阶4.4米。中阶偏离中轴线往东约1米，东、西二阶也相应往东偏离。这当与前堂偶数开间有关。

　　3，前堂，这是主体建筑，其台基最高，约比周围房屋台基高出0.3-0.4米。其柱洞排列整齐，东西四行，南北七列，共32个。础石也较大，面较平，亦为自然石块，东西间距为3米左右，南北柱距各为2米。通面宽17，5米，共六间，进深6米。总平面105平方米。四周外檐大部被破坏。在由东向西的第1、3、5室正对台阶。在后檐墙中多三个柱洞，似与置门有关。

　　堂的前廊有擎檐柱，廊宽1.1米，后檐廊宽1.2米。在台基的东北角和西北角的柱洞内有一个础石。紧靠西北角的柱洞的础石呈椭圆形，并有一条倒向西小院的木柱灰痕迹，残长2.35米，残宽0.15米，当是立柱的残迹。

　　台基北壁用土坯砌成，上涂三合土，用以加固保护，也说明此墙是土坯墙。

　　前堂的西半部有四个窖穴，出土鸡骨、猪骨和残陶片等。

　　东、西小院和过廊。东、西小院低于周围房屋台阶0.59-0.61米，略呈正方形，长7.8米，宽8.1米。过廊位于东、西小院中间，在过廊的两侧各有柱洞三个，间距为3.8米。过廊全长7.85米，宽5米。两小院内堆积着很厚的红烧土块，经清理，两小院地面四周略高，有一定的坡度，整个地面略向东南倾斜。在东小院北侧偏东、西小院北侧偏西各有一个台阶，通向后室。西小院有窖穴2个。

　　后室，东西排列，面南，共五间。通面宽23米，进深3.1米，带有走廊、廊宽1.5米，长20.5米，共有柱洞8个，柱距在2.3-2.7米之间，地面为三合土，保存完整。在走廊西端有窖穴1个。后室的后檐墙和东、西厢房的北墙连为一体，厚0.75米，墙外台檐宽约1米，东西长23.5米，也用三合土抹面。后室的前檐墙和隔断墙厚0.58米。后墙较厚说明当时人们已懂得和风雨作斗争的知识。后室自东向西数，共五间，各室情况如下：室，面宽3.8米，无前檐墙，在后檐墙偏西有后门，门坎槽长1.1米，宽0.2米，深0.1米。门外地面有土坯横置。室，面宽5.2米，后檐墙有夹壁沙粒柱基3个，用碎石子和白灰做成，径0.25米，西墙残高0.15米。前檐墙偏东有门，门宽1.1米。室内地面为灰浆面。室，面宽5.2米，前檐无墙，后檐墙有沙粒柱础一个。室内地面较平整，亦为灰浆面。室，面宽5.2米，从残迹看，在前檐墙偏西有门，门宽1.1米。室内堆积大量的红烧土。室，由于塌陷，室内地面不清。在后檐墙偏东有门的残迹。

　　4，东、西厢房，南北排列，左右对称，东西各8间。前檐均有走廊，其台基和东西门房、后室的台基大体在一个水平面上。

　　东厢房，通长43.4米，进深3.2米，由南往北数，共8间，除室西墙，室北墙较厚外，其余各墙厚约0：58米，全是夯土墙。与前廓宽1.5米，有廓柱柱洞9个，间距均为2.5米，各室大小不一，第一间最大，面宽6.4米，南墙有柱洞3个，西墙有扰乱础石4块。第二间，面宽5.2米，南墙有柱洞3个，西墙有扰乱础石4块，第二间，面宽5.2米，有8个柱洞，其中沙粒柱洞4个。第三间，面宽5.4米，室内西南角有长方形火烧坑一个，坑长0.92，宽0.52，深0.5米，底部和四壁被火烤红。第四间面宽5.2米，室内东南角有沙粒柱洞。第五间，面宽5.8米，西墙较厚为0.9米，第六间，面宽4.3米。第七间，面宽5.5米，三合土灰浆地面保存较好，室内南边有一块长1，4米，宽0.5米，厚0.15米的夯实沙粒地面，特别坚硬，在它的北边有一个长0.7米，宽0.6米，深0.4米的火烧坑，四壁被火烤红。西墙偏南有门，门宽1.1米。第八间，面宽5.4米，室内地面除中部不清楚外，其余部分均为三合土灰浆面。门也开在西墙偏南，门宽1.1米，其北墙与后室北墙相连，但较薄，厚0.6米。东厢共有夹壁沙粒柱础13个，并在东墙中有与墙厚一致的沙粒槽4条，每条宽0.15米。

　　西厢房与东厢房对称，也是8间，前带走廊，其通长、廊宽、廊柱、间距。各室大小，基本与东厢相同。西墙中有柱洞20个，东墙有柱洞和扰乱础石有22个。其第六间的室内地面和走廊地面保存较完整，全为三合土灰浆面，其西墙和隔墙的墙基，有明显的夯层，每层厚约0.08-0.16米，夯窝呈半圆状，窝径0.03米。墙残高0.15-0.2米，厚0.58米，在墙的两壁面抹有厚0.01米的三合土墙皮，也有一条沙粒糟。第七间四周墙的残基高在0.15-0.25米之间，夯层薄厚不一，有0.1、0.15和0.18米三种，室内灰浆地面除极少数被窖穴H8破坏外，其余保存完好，厚在0.02-0.03米左右，距北墙0.45米处有二个径0.15，中深0.12的窝状洼坑，两坑相距0.5米。在东墙南段朝东开有门，门宽1.1米，门坎糟宽0.7，深0.07米。坎糟西有与坎糟等长的木炭，可能是门楣被毁的木料灰痕，室内紧靠墙，距门0.65米处出土有西周早期的锤足鬲一个，器盖和径长10厘米的大贝壳等文物，在门外走廊上出土有原始瓷一个。第八间大部下陷，只余片断墙基。在第二、第三、第六、第八间内部有窖穴打破地面，其中第二室的H11、H31窖穴中出土了一万七千多片西周甲骨，其中有292片有文字。

　　5，排水设施，十分科学合理，设计的非常周到，在东门房台基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排水管道，它的南口西距门道5.6米，北口西距门道5.04米，把中院的水向南排出。该排水道的作法，先在台基上挖一条宽0.6米，深0.5米的槽，在槽内放置互相套接的陶水管七节，全长6米。水管表饰粗绳纹，水管一头大，一头小，长度不一，由北向南的第一、二、三节均长0.9米，大头口径0.24米，小头口径0.15米。第四节长0.95米，大头径0.28米，小头径0.22米。第五节长0.91米，大头径0.23米，小头径0.14米，第六、七节长0.77，大头径0.32，小头径0.14米，全将小口套在大口内，安放妥后，再填土夯实，与室内地面相平。第七节管出口以南的水道用河卵石砌成。《周礼·考工记》说：“窦其崇三尺”。郑玄注：“宫中水道”。这个水道似与此相合。其大小不一的管道，安装部位不同，与承重和排水有关。

　　在过廊的正中台基下设计了一条东西走向的水道，也是用河卵石砌筑而成，使东、西小院的水，经过东厢第六室下部的排水道排到东边向北走向的大濠沟。

　　同时，在整座建筑群的东、西、北三面都设计有台檐，东边的檐宽1米，西边的檐宽0.8米，北侧的檐宽1-1.1米，在台檐外有0.12米宽的散水沟。所有台檐均缓缓向外倾斜，并用三合土涂抹。东厢房第四间的散水沟外，还设置了用瓦铺和石砌的水沟，以利排水。所有这些设计思想与自然天气、风雨知识紧密结合在一起了。其散水的宽度不一，当与受雨面的大小有关，北边和东边的散水檐面宽，当是受风受雨大所致。

　　同时，在甲组建筑基址的西侧，我们还发掘了乙组西周建筑基址。距甲组基址12.25米，位于甲组基址的前堂西侧，东西宽20、南北进深12.5米，面积250平方米。从残存的柱础看，南北5排，东西7列，也是六个开间，在第三间的南侧有宽1.75米的残台阶一个。每室面宽3米，进深11米，由于破坏严重，地面已不复存在。

　　在该基址的南部还清理出土了不少西周时期的陶片和瓦片，其中带有柱形、菌头形的瓦钉的瓦居多。

　　我们在发掘这座基址前曾考虑到左宗，右社的布局，据夯土台基发掘的，但不料只发现了这座与甲组前堂相似的房基，在其周围也未曾发现有其他迹象，连夯土台基也没有。

　　第二，岐山风雏村西周甲、乙建筑基址的研究

　　自1979年在《文物》发表该建筑基址发掘简报以来，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许多学者对该建筑的年代，性质、营造技术和复原等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下边就这些研究情况作一概述。

　　1、关于年代问题。

　　有关岐山风雏村西周建筑基址的年代问题包括始建年代和被毁年代两部分，对此我们在《简报》中推测：“这组建筑群的始建年代，有可能在武王灭商以前。”至于它的下限，我们认为：“这组建筑物的使用下限，当延长到了西周晚期。”后来在1984年我在《文博》杂志发表的《周原西周建筑基址概述》一文中，对其始建年代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四方面加以论证：

　　①从出土文物，即西周甲骨文有关内容和出土器物分析：

　　西周甲骨文共有290多片有文字，其中有些甲骨文的内容明确了时代性，属于文王时期甲骨文也很明确。如H11：112、H11：84、H11：136、H11：1等都记载了周初祭祀问卜的情况，H11：112云：“彝文武宗贞……王翌日乙酉，其（拜）旗……丙戍武（璺）……裂卯……左王”。H11：84云：“贞，其拜又（估）太（告）周方伯，（惟）足，不（佐）于受（纣），又（有）又（佑）”。H11：136云：“今秋王西克往密（密须国）”。这里前二片是记载周文王在宗庙祭祀王先祖的事，后一片是记载文王征伐密须国的事。史。”这明显是周初的大事情。以上这些足以说明该建筑年代的上限当在周文王时期。

　　从遗址中发掘出土的器物看，也富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有西周早、中、晚各期的器物，如T6方出土的高领锤足鬲无疑是西周早期的类型。T33（3B）层出土的瓷豆和西厢房七室出土的瓷，也是西周早期的器物。这些都可以说明该建筑上限和下限的年代。

　　②从建筑技术水平分析，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从建筑仍停留在“茅茨土阶”，刚刚开始使用陶瓦看，反映了该建筑时代较早，在整个屋顶以茅草覆盖为主，只是天沟部分使用瓦。

　　同时该建筑擎檐柱洞开挖的方法、特征、即口大底小的特点，也说明建筑还带有一定的原始性，与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的商代早期、中期的作法相似。

　　③该遗址的木炭灰，经北京大学化学测定为公元前1095i90，距今约3000多年，与上述推测相一致。

　　迄今学术界对凤雏西周建筑基址的年代看法，基本同意上边说的意见，出入不十分大，杨鸿勋先生说：“据《诗。小雅·斯干》推测，西周宫室擎檐柱发展为斜撑，从而向插拱转化的阶段约在西周晚期。看来甲组建筑水平略与殷晚期建筑相当。就承担结构的发展来说，将甲组断为殷末的早周是·合适的”。

　　王恩田先生在其论文中也说：“此片卜辞（H11：1）年代应属帝辛，似无疑问，因此，我们认为这组建筑的始建年代不迟于殷商末年。”此外他又据卜辞中的“征巢”、“伐蜀”说明都是周初发生的事件，“因此可证这组建筑在周初早期仍然使用。遗址内出土木炭的C14年代测定的公元前1095±95年，亦与此相符”。

　　2、有关性质问题

　　有关该建筑的性质，我在简报和有关著作中暂定为宗庙一类的建筑，所以在叙文中在宫室后边多加括号宗庙，现在看来有的同志同意这种看法，并重新作了深入的论述，也有同志表示疑义，特别对该建筑属于哪一阶层的人所有，持有不同的说法。

　　我在《简报》中认为：“凤雏甲组建筑基址，是由许多单体建筑组成的建筑群，是西周时大奴隶主贵族使用的。它与沣西张家坡西周早期的、平民居住的土窑式房屋迥然不同。这组建筑物的用途，《尔雅·释宫》：‘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仪礼·士冠礼》：‘筮于庙门……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塾，这组建筑物有东西厢房，每一排厢房又有室八间，在西厢房的第二室的窖穴H11中又出土了大批的甲骨，因此这组建筑应是作为宗庙来使用的。”

　　《简报》发表后，不久王恩田先生撰写论文，进一步就该建筑各部的名称和性质等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根据《简报》的平面图，就该建筑的各部分的定名和古文献记载相结合，他把门外的前院定名为“大廷”，影壁定为“屏”，东西门房定名为“东塾”、“西塾”，中院定为“中廷”，前堂定为“太室”东西小院定为“东廷”、“西廷”，中间三间后室定名为“寝”，东西厢房的第一间房定为“阙”，出土甲骨文的厢房定为“龟室”；有后门的两室房子的，门定名为“闹”。把堂前的三个台阶由东向西分别定名为“阼阶”、“中阶”、“宾阶”。中院通向东、西厢房的台阶定名为“侧阶”，两厢房前的走廊定名为“庑”。他的这些定名都有充分的文献依据的。同时他根据《尔雅·释宫》、《周礼·龟人》、《史记·龟策列传》等记载认为“凤雏建筑群有东西厢的设置，其性质应属宗庙”另外他认为这座宗庙，即“凤雏建筑属于周王室所有的可能性很大。”其理由是按周代礼制规定只有天子和诸侯使用“台门”（指门建在台基之上）；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权藏龟；从规模看，“凤雏建筑群与周天子之堂大体相符。《考工记·匠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古人席地而坐，因而以席度量室内面积。筵就是铺的席子，筵长九尺，东西九筵应为八十一尺，以周尺合今22.5厘米计算，共合18.225米，与凤雏堂的宽度比较接近”。

　　杨鸿勋先生在《西周岐邑建筑遗址初步考察》一文中，把后室东边有门的一室定名为“北堂”与东、西厢房相连的最北的三室定名为“夹”和“旁”，其他部位的定名和王恩田先生的意见大体一致。但对该建筑性质问题和属于谁所用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说：“但是作为奴隶主奉祀祖先之用的庙，其布局与生人起居的建筑基本相同，从天子，诸侯宫廷到王室、贵族邸宅，也都是前堂（朝）后室（寝），又有厢房和闹的二’由于岐邑总平面关系还不了解，甲组遗址并未提供足以说明建筑性质的伴出器物，现在还难肯定它究竟是生活起居的宫室，还是奉祀祖先的宗庙抑或别的什么建筑。同时他从该建筑设有“屏”或“树”，认为“这组西周时期的建筑大概并非一般奴隶主所有，而应是属于王室、诸侯或采邑领主的。附近董家村出土的卫鼎，铭文中有裘卫与邦君厉为土地争讼的记载，或者这里的建筑为邦君厉一类地位的人所有，这一带历来出土的铜器还没有属于周天子的。据此可以判断，这些建筑并非周王宫室。”

　　傅熹年先生则认为材料不够，判定其性质为时过早，他说：“关于这座遗址性质的判断，由于西周建筑遗址较完整的只见凤雏以及待发表的召陈二组，近于孤例，史籍记载又颇多岐异，时代也未尽相合，看来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希望在对岐邑的总平面布局、功能分区有所了解之后，再通过发掘遗址，积累一定资料，掌握一些规律，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

　　还有依据《礼记·王制》的记载，把凤雏建筑说成是士一级住的庙院，说：“凤雏基址属于哪一级贵族呢？《礼记·王制》说：‘天子七庙，二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士一庙。”据唐兰先生的意见，“七庙”或“五庙”，指在一座大院里修五座或七座庙，凤雏基址只有一座，故应当是士”。

　　有的根据历年来出土的西周青铜器认为周原地区似乎没有出土过王器，故把凤雏基址说成是士大夫的宅院。并认为凤雏的炭灰测定年代数据偏老，“以窖穴中出上的某些卜甲的年代作为确定基址始建年代的依据显然是不妥当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凤雏建筑是活人居住的宫室可能性大些，说：“凤雏宫殿究竟是庙寝还是朝寝，比较难定。按照李如圭释宫的说法，则庙在寝东，故《士冠礼》、《聘礼》都说，曲揖至庙门，《士丧礼》也说‘君出门，庙中器’。可见‘庙’和‘寝’，虽同在宫内，而却不在南北一线上。因此，凤雏宫室，在未找到其他证据以前，还不能直接判断其为死人的宗庙，而为活人居住的宫室可能性似乎较大。”又说：“今凤雏殿堂17.6，北房、东房、西房广3.7-5米，可见其堂广正合士一级而房广则合诸侯，大夫一级”。（11）

　　由于凤雏村乙组建筑破坏较大，但已清理的殿基刚好在甲组建筑之西，所以有的同志也据此判断为宗庙说：“已发掘的乙组前堂基址位于甲组前堂正西，规模比甲组前堂大，两侧前方没有房屋，正合庙在寝东的布局。这就增加了凤雏甲组是宗庙建筑的可信程度”（12）。

　　学术界的研究和讨论步步深入，直到1992年在西安召开的《第二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暨纪念中国先秦史学会成立十周年》会上，我们总结以前的研究成果，对凤雏建筑的始建年代、级别、性质及其与殷商建筑的关系作了较全面系统的进一步论述，发表了《岐山风雏西周宫室建筑的几个问题》一文，在文中用较多的资料说明了这些问题。首先从凤雏基址中出土的陶鬲、原始瓷器的特点和比较，和原始的建筑用瓦的演进变化关系，以及与二里头P1尸乡沟D4，盘龙城F1，郑州CSG15、C8G16的擎檐柱的构作形式相比较分析，说明凤雏西周建筑始建年代可能在周武王灭商以前。其次，从凤雏建筑使用台门、藏龟、旅树（屏）、建筑规模、建筑装饰等五方面论证其应是西周王室的宫室建筑，属于天子级别使用规定的礼制建筑。第三，进一步从文献记载、龟室、金文牛直到西周中期周王仍去周（即岐邑）活动，如“王在周、格太庙”等记载，说明直到西周中晚期周王还在周原的庙中进行活动，以此论证凤雏建筑的性质当是宗庙。第四，从建筑台基、网柱结构、木构框架、群体组合、中轴对称、前朝后寝、宽檐回廊等七个方面，把凤雏建筑与已发掘的偃师二里头，湖北黄陂盘龙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地的商代建筑进行比较研究，找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诸多相同结构与一脉相承的脉络关系”（13）。

　　3、关于营造技术与复原的研究。

　　我国商周时期的房屋营造技术水平，在我国建筑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很重要的，无论从文献记载抑或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其水平已发展到了崭新阶段，为后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凤雏西周初期的建筑确是承上启下的实物例证之一，它的营造技术的特点是足说明这一点。围绕着这个问题学术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绘出了当时建筑的复原图。

　　我们在《简报》中有一段话是专门叙述凤雏建筑的营造技术，我们的看法是：这组建筑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在建造之前就有设计方案，在建造中是按照设计要求开展各项工序的，先要整治地面和基地，然后在整治好的基址上夯筑台基，就地取土。台基的高度至少在1.3米以上。修建程序是：在夯筑成台基后，再挖去院子的土和门道的夯土，把院子和门道的边沿切齐，依次完成开沟排水，挖洞立柱，筑墙建屋的工序。因为中院的大台阶与前堂的台基有明显的分割线，门房和过廊底部的排水沟也是挖去夯土台基后安置排水管道的。

　　房屋的墙大部分是夯筑而成的，而墙的厚度因各部位的不同，尤其是受雨量和受风的不同，其厚度也不一，在受风雨多而大的一面显得厚些。

　　墙的夯打技术也有了进步，夯窝呈梅花形，显然是将五个夯捶捆扎在一起夯打形成的，这比单锤夯前进了一步。也是夯锤扩大的开始。有的墙基内有与墙厚相等、宽0.15厘米的砂粒条，这是填实的两堵夯墙的合缝的，应是版筑技术的进步。

　　墙面和地面都用“三合土”涂抹，在墙上先用耙子类的工具划刻条槽，然后抹上“三合土”以便固定，这也是泥匠技术的一种进步。草泥土坯使用于墙，为后世用砖开辟了先河性的砌墙方法。当然土坯的发明比这还要早，在蒿城商代遗址中也有发现。

　　关于柱洞的作法，呈现出多种形式，有方形、长方形和圆形三种，大部底部置柱础石，有的础石较大，平面向上。有的用若干小石块，或在较大的石块四周填塞小石块。有的用0.5-1厘米直径的碎石子搅拌白灰，再注入柱间15-20厘米，作成砂粒柱础，这种柱础大多是夹壁柱，有的全夹在墙内，有的只夹三分之二，这种柱础一般较小，直径约25厘米，说明立柱较细。其排列也较密，间距1.8-2米。廊柱、檐柱和前堂的柱洞，有明柱和暗柱二种。这类柱洞分布较疏，间距在1.8-3米。柱径30-50厘米，柱洞的深浅也不一，最深的1.3米，一般在30-60厘米。

　　这组房子的屋顶从大量倒塌在地的红烧土堆积为痕迹分析，用立柱和横梁组成构架后，在横梁上承檩，再列椽，构成屋顶骨架，然后用芦苇铺在椽上，上抹几层草秸泥，厚7-8厘米，形成屋面。在屋脊和天沟处用瓦复盖，这种瓦是不分简瓦、板瓦的，当是我国最早的瓦。有瓦钉和瓦环。

　　傅熹年先生对凤雏建筑各部分构造和外形作了详细的探讨和研究，总结了凤雏建筑技术上的七大特点：散水和排水系统比商代完备、复杂，有较大的进步；从墙的厚度看，似以版筑的可能性为大。至于墙中的砂粒条，宽达15厘米，不可能是版筑接缝，其功能待考：所用土坯是属“水脱坯”，即草泥做成的土坯；遗址的全部台基、地面、墙面和屋顶等大量涂抹白灰，仅靠蜃灰能否满足？可能当时已掌握了烧石灰的技术；屋顶用苇束代替椽子和望板的做法，是很古老的传统做法，复瓦用在脊上，仰瓦用在天沟上，每行隔几块加一有环的，环上系草绳，绑在脊檩或角梁上；凤雏甲组遗址所出玉饰、贝饰很有可能是建筑装饰。若是这样，建筑的梁柱等物件，其主要的应是经过加工磨制的。那么对这时建筑的制作和装饰的水平的估计还应再高一些。他绘制了平面复原图和断面复原图，并说：“这样，我们就可以在1：100平面图为基础上画出两种不同的复原图：其一是室、庑为单坡顶，堂的两坡悬山顶；其二是室、庑为两坡顶，堂为四阿顶。然后得到两种全景鸟瞰图”（14）。

　　杨鸿勋先生在研究凤雏建筑的营造技术时，从建筑地基的加固、版筑墙、地面、屋架与屋面的作法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大夯土台构成整组建筑的底盘，即堂、室内房屋的台基是在此大台上夯筑起来的。并非挖去院子和门道的夯土而形成的。”“甲组版筑墙与藁城遗址不同，墙内立有木柱。其施工程序为先于墙基内立柱，然后版筑，则柱被打入墙内……有的柱包藏在墙内，有的则紧靠模板，拆模后形成露于壁面的壁柱。墙内设木柱，显然是囿于传统木骨泥墙的概念，然而木骨泥墙由木骨（柱）承重，此处的版筑墙从墙内柱不排直线可知，屋盖荷载主要由版筑墙体承受。”“地面装饰所涂抹的砂土泥中，掺有少量的石灰质材料”。“从这组建筑所处的发展阶段估计，屋架应为大叉手——人字木结构，这可由遗址保存的屋面残迹得到证明。”“屋面为砂子灰抹面”，“用于天沟的瓦先扎结在苇束椽上，茅茨屋面再搭接在瓦面上”（15）。

　　由上可见，对凤雏建筑的营造技术和复原其基本看法是一致的，可谓大同小异，小的分岐还存在。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凤雏建筑年代，性质，营造技术和复原的讨论研究是颇有成就的，有些问题，如性质问题，局部功能问题虽还有一定的分岐，但这些分岐正是研究深入的标尺，有些问题随着讨论的深入和今后考古资料的逐渐增多，是能够解决的，问题是可惜1983年来周原的田野考古停滞不前，处在无人过问的状态下，即使有些零星发现，也缺乏严格的计划性，针对解决问题去计划发掘看来是迟早的事。

　　扶风召陈村西周中期宫室（宗庙）建筑基址的发现与研究

　　第一，关于扶风召陈村西周中期宫室（宗庙）建筑基址的发现与发掘

　　我们在前文选择考古发掘地点时谈到把扶凤召陈村作一个点，当时我们曾经考虑把离岐山风雏村不远的强家村作为点，因为强家的建筑夯土台基被农民平地破坏很严重，当时看到的残留部分仅有少量的散水残迹，主体建筑已不复存在，故改变地点，把g陈村作为发掘点，当时似乎召陈村的村名也吸引了我们，认为这与召公分封周地有关，加之在该村北地势较高，堆积不少西周时期的砖砾残片等，在村西北的土壕内，发现有和西周遗物，加之村北据这些迹象分析确定为发掘点，这个点的确定与凤雏建筑已被农民挖出红烧土的情况不同。

　　我们确定召陈村发掘点后，首先在堆积的乱砖堆处周围布方发掘。初开工不久，就发现这里的堆积物十分复杂，从近代开始的耕土层往下发掘，有宋代的墓葬，有汉、唐的遗物，在2B层堆积中发现了与凤雏村相同的少量的红烧土研讨会块和西周瓦房片。它虽然是碎瓦片好似星星之火，给考古工作者闪烁着希望之光，增强了发掘的信心，一个一个后期的灰坑被清理，直到第三层堆积被清理时，发现了部分台基和红烧土堆积，尽管这些台基是局部的，但它是西周时期的遗迹。

　　整个工地的发掘阶段和风雏建筑发掘是相同的，都是按照周原考古队统一计划进行的。发掘至五层地层时，全部迹象得到了暴露，由于破坏较厉，整体布局不如岐山风雏建筑那样整齐，但仍可推测一般状况，而有些建筑体现了时代的特征，与凤雏建筑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经过发掘清理，在整个工区6375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十五处西周时期的建筑基址，其中T1层建筑二处，已发掘的F7、F9属下层，时代较早，约在周初；上层建筑十三处，P1-F6，F8、F10-F15都属上层建筑，时代为西周中期以后，其平面布局是：

　　F7东西柱础五排，间距4-4.5米，南北五排，间距2.7-4米。石础直径在30厘米左右。南北残存的四间，面宽8.75米。东西四间，进深11.4米。在F7以东30米处有一条大壕沟，长约1000多米，宽在3—33米之间。在F7西侧有一条南向的排水沟，通入大壕沟。F7南有2米长的地下水道。在F7以南20米处是F9房子，偏西8米。有一部分台基被F8压在下边，保存尚可，有的地方的地面沙面厚5厘米，有用卵石筑的散水，宽60-65厘米。残长9.6米，南北柱础四排，夯土筑成，础径65-80厘米，东西四排，间距2.5米。

　　属于西周上层的建筑，分为甲乙两区，甲区有十处，东西为三排，间距8米左右。甲区的F5、F3和F2是大型的建筑基址。乙区有P12、F4、F14.

　　F1和F2破坏较甚，只清理出了部分散水和少量柱础。原貌无法辨认。但部分散水保存较好。

　　F5位于甲区中部，有七座房基。东西32米，南北残存7.56米。有散水，宽70厘米。东北角有一台阶，东西长5.6，南北宽1.3米。台阶夯筑而成，在其侧面抹有2厘米厚的细泥皮，西台沿中部有一台阶。在残存的台基上清出柱础20个，擎檐柱洞12个。东西二排，间距4米，南北三排，间距3米。中间部分南北保存二排。间距4.5米。其余部分被崖破坏。

　　F8台基东西长约22.5米，南北宽约10.4米，四周的台沿宽55、散水宽50-55厘米。柱础东西八排，南北四排。东西七间，总面宽约20米，进深9米。

　　F10残存台基很少，东西残存柱础四排，南北二排，多数是夯土筑成，个别为石础。东西面宽16米，南北进深约4米，带西廊，并有一台阶。

　　F13有东西柱础五排，南北残存二排，也分夯土和石础二种。东西面宽9米，进深约3.5米。

　　F6东西柱础四排，南北三排，面宽15米，进深4.5米。

　　F1l、F15南北柱础都是三排，间距2.5米左右。东西柱础二排，间距3米左右。面宽5米，进深3米。

　　F3保存较完整，规模也较大，夯土台基东西长24，南北宽15米。室内柱础41个，

　　分东西和中间三部分。东西两端各有二排，间距3米。每排南北6个，间距2.5-3米。中间部分东西三排，间距5.5米，每排南北5个。加中柱左右和附加的柱础，F3东西共七排，六间，面宽2.2米。南北五间，进深13.5米。F3东西有一条墙基，分别通过东西的两个附加柱。东墙基残长2、宽0.8米，西墙基残长6、宽0.8米。台阶共9个，正面、背面各四个，东西二阶各长6、宽1.2米，南边斜坡下中间有八字形大台阶一个，保存长50、高10厘米的一段。

　　乙区的F12有柱础东西三排，南北二排。都是夯土筑成。F4和F14破坏过甚，F4保存夯土台基南北长11.5、东西宽6米。也有夯土柱础。F14仅存一个夯土柱础（16）。

　　第二，关于扶风召陈西周建筑基址的研究

　　扶风召陈西周建筑公布简报以来，学术界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讨论，这些讨论意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关于年代问题，以上简报公布的意见见世以来，学术界至今未见异议，兹不赘述。

　　关于性质问题，学界争论不少，至目前讨论的情况看，有三种意见：

　　其一，认为F5可能是正寝性质的寝宫，为王听政，治事之所。F8与F2为东寝与西寝，亦即以后的东宫与西宫。属于小寝性质的寝宫，是王居息、宴饮之所。F6与F10或许就是所谓的翼室，也叫“昭室”“左路寝”。F3可能是“太室”。（17）

　　其二，杨鸿勋先生认为：“已揭露的部分遗存并不完整，未发现凤雏甲组那种四合院布局，但其规模则较凤雏甲组为大。从遗址所反映的建筑形制和工程做法来看，此处建筑无疑是当时的高级设置。历来这一带所出窖藏铜器也都不是周王宫廷之物，说明这些建筑也并非周王宫廷，其业主身份或与凤雏甲组相似”，“召陈这十二座西周中期遗址，废弃后的堆积无存，台基也损失大部，单体建筑的平面分隔情况不明。从伴出较多陶制炊、餐器具来看，这些似乎原是居住环境。相信以后的发掘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更多的现象和材料”。（18）

　　其三，“至于遗址的性质，一时还颇难断定，看来需要随着发掘工作的进展，对较多的遗址综合研究，才比较有条件获得结论。”（19）

　　关于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营造技术和复原的研究，讨论比较深入，傅熹年先生对西周中期以后的主要建筑的构架特点作了细微而深入的探索，他研究出了各单体建筑的特点是：F8的构架以纵架为主，其屋顶应是四阿顶。它的构架是在外檐四周搭二十根檐柱上搭外圈纵架，在内部十根金柱上的搭内圈纵架。F3的柱网分布与F8相似，也分内外二圈，以二十二根外檐柱为外圈，以外檐柱以内的一圈十四根金柱为内圈。其主要梁架也是沿柱列方向架楣组成两圈纵架。也应是四阿屋顶。而F3的构架有两种可能性，“一一种是单层四阿顶，一种是下层四阿上层圆形。”F5的构架也是四阿顶。F6、F10、F13的构架可能是在前后檐墙上架单坡斜梁，梁上再架檩铺苇笮，与风雏的室和庑的做法相同。C13也有可能是两坡顶。并画出了F3、F5、P8、F9、F10、F13等基址的外观想象图。

　　对各建筑群的关系上，傅熹年认为不像凤雏清晰、整齐。“已无法考查是否有一条轴线。”“东面F12在最后，它既不和F3对中，又不在F5与F3间夹道当中，如果说它是甲区通乙区的通道，门宽1.2米又太窄，那是单扇门，至多算角门的规模，对这些情况一时还难做出解释。也可能因为召陈遗址范围较大，沿用时间较长，而已揭出的面积较小，还需要更大范围内才能看出总平面布局和长期的演变。图九所示只是各建筑外观在遗址上位置的大体设想。”（20）至于召陈基址的原高推测不能超过70至80厘米。召陈三座大型建筑的柱础都是在夯土基上挖柱坑，另行夯筑柱下的磉墩。F3柱墩直径1.1米，埋深2.4米左右，用卵石和土分层夯实，说明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这样深的柱墩应当是这座建筑承重特别大，或性质特别重要，需要严格防止湿陷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他说：“召陈遗址中最能说明建筑技术水平的是F3遗址。尽管目前还不好确定它上层有圆顶，仅就四阿顶单层建筑而言，建造这座面积达281平方米的建筑物也是颇不简单的。”（21）。

　　杨鸿勋先生把简报中称“柱础”的素夯土和夹石子的情况，对照文献记载确信为“磉”。这对柱基来说可以冻不透，确保建筑无虞。“简易的磉只是素土夯实，进而掺和砾石、瓦、骨料等，晚期更出现砖砌的磉墩。”“召陈所见只在柱位重点处理而形成的磉，显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其做法是在筑就的台基上，按柱位挖坑，另行着意夯筑磉墩。”这样可减少台基夯筑量，节省工、料。以前所知最早磉墩实例为西安唐青龙寺遗址，那是素土或填少许瓦片夯筑的，平面为方形。现在召陈遗址提供了更早的磉墩实例”（22）。并认为召陈遗址都有擎檐柱表明由擎檐柱经斜撑而转化为插拱的时间约在西周晚期。召陈建筑上部结构和基本形制，F3、F5、F8可能是四阿屋盖。他说：“召陈遗址出土西周早期屋瓦的形制与凤雏相同。中期遗存大量屋瓦中，除一部分保持早期式样外，并出现不同的规格的筒瓦（1/2圆弧）、最大的有58厘米长，矢高15.5厘米。过去沣西曾出土‘V’形截面的脊瓦，现在这种半圆弧的瓦似乎也是一种脊瓦。晚期出现带花纹的小形筒瓦，略如以前所见的战国瓦，并有素面及带图案的半瓦当。根据出土残瓦数量推测，召陈中期的屋盖已全面铺瓦，遗址出土塌落屋瓦局部保存了仰复叠置的原状，提供了证据。晚期建筑由瓦当可知，筒瓦并非只用于脊部，而是与版瓦合用。在这以前我们主要根据文献推测屋盖全面用瓦的时间约在西周晚期，现在看来可提前到中期。但是从《春秋》隐公八年‘盟于瓦屋’的记载来看，时至春秋全瓦屋盖仍未普及”。他还认为F3散水的烧烤迹象，可能是一种防水、加固工程的做法。（23）

　　综上所述，足见中国古代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三千年前的商周时代，它就以独树一帜的风格傲居于世界的东方。大量考古发掘材料，更有力地证实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科学领域中奇迹般的创造和发明。1976年以来在陕西周原地区的岐山县和扶风县发掘了二座规模宏大、结构谨严、排列有序的西周早期、中期宗庙建筑基址，并出土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建筑材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在很古的时代，在建筑科学领域内已经步入了世界建筑科技的前列。综观这两座建筑基址的环境布局和出土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值得注意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