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西周

第八十二章 周原陶文及其研究

　　1979-1980年春，周原考古队在发掘清理岐山风雏村西周甲组建筑基址的东水沟和扶风召陈村西周建筑基址及其东壕村，出土了不少有刻划符号和文字的器物片、瓦片，经初步统计，计约八十四片（件）。这些陶文的发现有不少是清洗陶片时发现的，少部分是在发掘出土时发现的，因为刚出土的陶片一般都被黄土粘染，有些文字、符号也都被黄土填实了笔道不清洗 是看不出来的。

　　这些陶片、瓦片上的文字、符号确属不多见的，特别是西周时期有这么多，这在以往的西周考古中也是少有的。以往发现较多的大多在东周春秋战国，后来秦代考古中发现就更多了，像陕西咸阳秦都宫殿和秦始兵马俑出土的陶文就更多了，所以陶文的历史，是一部很好的古代文字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出土的陶文、刻划符号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经我们整理，有文字或刻划符号的器物陶片，共有三十一片（件），主要出土于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的4、5、6号探方，和扶风召陈村西周中期建筑基址及其东壕沟内。尤其在一件三足器上有言和（五）字，其五字在前者的上部。同时在该房基即3号房基的北边五米处的一个灰坑内，出土的残陶簋圈足上端有一周陶文，共七个字，左往右行，为“器书成为王”环绕残陶簋的圈足上端刻了一圈，像这样多字的陶文，在西周更属少见。

　　在瓦片上的文字或刻划符号共有五十三片，（件），其中岐山凤雏村西周早期建筑基址的3号探方的15号灰坑内出土三十片，4号探方出土十一片，5号探方出土二片。扶风召陈村西周中期建筑基址3号房基出土十片（件）。

　　不管是陶器残片抑或是瓦片上的文字和符号，其基本内容大体可分为二大类，即文字类、符号类，而在文字类中又可分为数字，象形、形声等几类。内容十分丰富，有不少值得研究的课题。譬如说，这些陶文是不是属于文字的范畴，其意义是什么，每个字的函义能否解释清楚以及它和甲骨文、金文的关系等问题。

　　关于以上问题学术界早有不同的意见，至于陶文是不是属于文字的范畴的问题，大部分人的意见是明确的，认为应该属于文字，因为构成文字的要素是由“形”、“音”、“义”组成，只要具备这些要素了，就应该是字。郭沫若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半坡出土的陶文符号是字，所以他把我国文字起源史推断到新时器时代。后来唐兰先生在香港讲学时，正式提出山东大汶口陶器上的陶文是字，再次明确提出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后来于省吾先生又把西安半坡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陶文“”、“+”、“｜”、“‖”、“┬”、“丰”、“↑”、“↓”、“”，分别考释为五、七、十、二十、示、玉、矛、、阜等，同时他把山东莒县出土的龙山文化灰陶尊外部所刻划的“”释作“旦”，他说：“距今约四千年前后相当于夏代的龙山文化，已经出现了用三个偏旁构成的会意字，由此可以设想，当时已经有了由更早的单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这说明单体字的渊源就更早了，应追溯到半坡仰韶时期或此以前了。

　　从已出土的陶器文字或刻划符号，迄今为止最早的材料当是仰韶期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山东大汶口文化（早于龙山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左右）的陶尊上的“炅”、“戌”、“斤”等字。

　　其次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出土了陶器刻划符号。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夏、商之间的陶文，也不少。这种陶文到商代有郑州二里罔和南关外出土的数字符号，有“一”、“二”、“三”、“五”、“七”、“九”等。绝大部分刻在大口尊口沿里边，少数也有刻在其他器物口沿上的。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出土了十二片陶器残片上的刻划文字，而这些文字是在烧制陶器前就刻在坯子上了，有人认为“台西时期的文字正是殷墟文字的前行阶段”。

　　殷墟遗址中出土的陶文，据不完全统计约八十件陶件、陶器刻有文字，其中有七十件是单字，大部出土于小屯，有一件出土于大司空村外。此外在江西清江具吴城商代遗址中也出土了三十八件有刻划符号的陶器和石范。

　　到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这种陶器文字和符号更为流行了。1977年以来，河南省博物馆登封工作站、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调查组和登封县文管所共同在告成镇东北调查试掘后，发现了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阳城遗址，并出土了有印而或刻划的文字、筹码、符号总计约五十九个字。其数一到四个不等。这些陶文出现在豆、瓮、碗、量、釜和筒瓦等多类器物上，以豆上的文字为最多。内容有官印、私印，和筹码、符号等，而钤印居多。发现的刻划符号也很多，主要有、、、、、、‖、（四）（六）、十（七）、（八）、、、、、、、、、等。刻文大多出现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是在入窑前刻划在陶器上的，大多是上边举例的符号，到战国中期后印文居多了。以后到齐国陶文字数大增，最多达十二字，燕国陶文之最多达十七字（7）。1949年以来，在河南郑州商城区域内出土东周陶文达100多件其中有十六个单字，多为地名（张松林、《郑州商城区域内出土的东周陶文》《文物》1985年第3期）。

　　从以上列举出的先后材料来看，陶文是我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最早的字源所在，它的发展历史是一脉相承，从未间断过。战国以后，陶文大盛，直至秦汉，像秦咸阳宫的大量市亭陶文，秦兵马俑的陶文等。

　　我们以前有这样的认识，“从仰韶文化的陶器刻符到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金文是历代陶器刻符的发展。”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金文实际上也是先刻在模子上而后浇铸而成的，它的第一道工序仍是陶泥为串写的对象。所以陶胎上刻字是劳动人民最早创造发明的书写对象，以后随着绢帛和纸的发明，扩大了书写对象。即使如此，在陶器上刻字或书写、刻印文字也始终未断，直到西周、春秋又兴起了瓦书，不像以前简单草率的刻划文字和符号了，而已长篇大论。如今珍藏在陕西师范大学图书殿的周代瓦书（长达一百二十多家）图 就是一例到了汉代在陶、或砖上不乏出现成篇文章的朱出。至于在历代瓷器上刻画文字至今仍在沿用，故认真研究我国陶文的发展史是件颇有意义的事，周原出土的这批陶文，无疑是研究我国陶文发展史的重要材料。同时陶文是研究我国文字的源流，以前那种只把甲骨文看作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之始的看法，无疑是片面的。

　　总之，陶文的出现比甲骨文还要早，最初大部分属于象形符号，以后逐渐发展为文字，到商周时，它成为我国古文字的二大系统的一个方面，它的字体基本与甲金文相似，不过字体显得草率而已，这当与这些字出于工匠之手有关。

　　经各方面研究，出现在周原陶片、瓦片上的这些陶文，内容和函义也是十分清楚的，当然极个别的符号另当别论。这些陶文我以前均作了考释，随着大量陶文的出土，一定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文字研究者的关注，有些不识之“符号”，很有可能像考释甲、金文那样逐渐被破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