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地处黄河中游,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自古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是古代帝王将相虎踞龙盘之地。西安曾经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曾建都的宝地,一千多年来始终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到处皆是,历代珍宝频频出土、举世瞩目,而精美绝伦的周代玉器,在这些闪烁着五彩宾纷的珍稀宝库中以她独有的秀气和嫩润的美姿大放光彩,成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章就近年来陕西考古出土的西周玉品作一概述。
陕西几乎县县都保存着一定数量的古代玉器,总约千件以上,有的是科学发掘出土的,有的是农民、工人从基本建设中挖出捐献的,有的是征购的,但不管从何而来,其基本特点是:时代序列强、品类繁多、质精纹美、造型生动。
据初步统计,从1949年以来,在陕西各地出土的西周玉器近千余件之多,主要存放在周原博物馆、宝鸡市青铜博物馆、西安市文物库房、陕西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西安研究室,这些单位的周代玉器藏品,少量是征集品,大部都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从出土实物分析,西周玉器与青铜器一样,是在继承商代玉器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具商代的速风,又有自身特点。西周时期,陕西地区的玉器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在商代陕西地区的诸假国很多,约有三十多个,这些小国与殷商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它们虽然都是商王的附属国,但同时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关系决定了这些诸侯小国的文化既受商文化的影响,又有其自身独特的创造和发明,作为古文明重要组成的玉器文化也是如此,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青铜工具的出现,琢玉工艺也相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故这个时期陕西各地出土的玉器甚丰,品种多,质料和色泽均上乘。1975年出土于陕西陇县凌底下乡王马嘴村的一件大型玉璋,长77.5厘米,宽28.5~32.5厘米,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大的玉璋之一。1976~1979年在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组宫室中出土的一件商末周初的玉刀,呈墨玉色,刃部显明、通体磨光、小巧玲珑,全长11.7厘米、中宽1.9厘米,隆背、凹刀、翘首,制作十分精致。图E1同时出土的玉凤、玉鸟也相当漂亮。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玉管、玉珠、玉鱼、玉串饰、玉贝、玉笄、玉圭、玉环、柄形器等,越看越爱,美不胜收、赏玩不已,其中岐山贺家村出土的5条玉鱼、栩栩如生,刻工琢节相当高超,玉鱼一般长7.2厘米、宽1.9厘米,头部穿孔,既作眼睛,又可作穿绳携带。线雕鱼鳍。有的尾上翘分叉,有的平齐分叉,用十分简洁明快的刻画手法,琢磨成多种多样的游姿。图E2周原扶风齐家村十九号西周墓中出现了17件玉鱼、玉鸟、玉圆等玉器,特别细小精致。两件玉鸟雕琢成雌雄相恋的一对,有明显的写实性。雄鸟高4厘米,圆尖冠、长尾下垂,作站立状;雌鸟高3.5厘米,圆尖冠,张嘴作鸣状,两翅后翘,小尾下垂微分,作凫卧状,半透明,乳白色。雕琢细腻,刻磨娴熟,形象生动。图E31972年出土于周原扶风云塘上务子村的玉篮,色青白,圆腹平口沿,高足,口沿下刻粗纹二道,下腹有弦纹一道。通高7.5厘米,口径3.7厘米,腹围3.4厘米。1975年在扶风法门庄白齐家村出土了玉西一件,形似青铜西,高4.9厘米,口径6.4厘米,长10.5厘米,腹深2.7厘米。在岐山王家嘴西周墓中出土的玉蚕、玉蚕娥、玉蝉等也都是难得的精品。
在发掘长字沣西西周遗址时也出土了不少玉器,如张家坡西周居民遗址中发现了玉璜、玉环、玉琮、玉佩饰、玉戈、玉圭等。在沣西西周墓葬中出土的玉器更多,有玉鱼17、玉鸟4、玉蝉1、玉蚕1、玉兽7、玉戈6、玉戚1、玉斧2、玉2、玉凿2件以及大批放在死者颈部或胸部的珠串饰和放在死者腰部的柄形器,还有放在死者手旁的玉腕饰等。另外还发现在死者口内常含有玉。这批玉器大部分雕琢得很形象生动,尤以动物鱼类居多,说明周人尚食鱼类之风甚浓,难怪姜太公垂钓于溪的故事为人传颂。
1954年陕西省文管会在长安普渡村发掘一座西周墓葬,一次出土玉器23件,计有玉块1、玉鱼2、峰形饰品1、玉环1、玉1、玉饰品1、柄饰2、虎1、刀1、鸟形饰1、圭1、饰品8件。其中15号玉,玉质坚硬,外经5、宽1、厚0.2厘米,两面雕琢龙纹,浑然天成。05号玉饰长7.1,宽3.8,厚5厘米,一端略宽端小、色青碧,两面雕有栩栩如生的鸟纹。
1974年至1981年,宝鸡市博物馆先后在渭河两岸的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地,发掘了一批西周时期国的墓葬,出土文物十分丰富,而不少文物具有巴蜀文化、寺洼文化的特征,五彩缤纷、品类具全、数量又大的玉器的出现更令人振奋,计有各种礼器、仪仗、工具、装饰、动物等470多件,这批玉器系伯和其妾的随葬品。从现场观察,这批玉器多分布在墓主人的头、颈、胸、腹部位,装饰品特别多。仪仗、工具等类玉器,其器形有璜、环、、戈、工具、柄形饰、佩饰、串饰等,数量多、内容富。在同一串饰物中,使用各种不同的装饰品组合而成,五光十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各种不同的动物形象,既实在,又有艺术夸张,各具情态,造型优美,形象生动,逼真、惟妙惟肖,是这批玉器工艺的代表作,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玉雕艺人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天才。如玉龟全长3.5厘米、宽2.3厘米、厚1.1厘米,重6.2克、小巧玲珑,用黄褐色青玉制作,上有肉绿色斑纹,用圆雕雕出整体,头前伸出小目,四足曲瓜向前,龟甲呈椭圆形,龟背阴刻鳞纹,短尾栩栩如生,像征吉祥长寿玉鹿九件,每件一个样,有的无角,有的双角有叉,有的叉多,有的叉少,有的回首,有的正视前方,有的作奔跑状,有的站立。大部用浮雕,次用圆雕手法琢成,其目、鼻、口、蹄、尾等文饰均用阴线雕出。个个形象逼真,件件栩栩如生。又如玉牛,体呈灰黄色,有白斑,略透明,圆雕作站立状,口微开、头稍低,目平视前方,两角后仰,角下阴雕双耳,状健结实、憨厚可爱,充满了活力,再如玉兔,青玉、灰绿色、略透明。浮雕,其形作蹲伏状,双目炯炯前视,长耳向后展,似乎高度警觉周围发生什么情况似的,细腻刻画出了兔子本身所赋有的内在性格。其他如玉虎体现了猛虎捕食动态,还有玉鸟等动物玉雕都是活龙活现的艺术瑰宝。
1981年,又在扶风北吕村的西周墓地出土了玉鱼2件,长5.6厘米,尾鳍和眼雕也很生动,还有玉帽、玉圆棒状、玉璜等器。
另外,在陕西户县出土的周代圭,长33.7、宽5.2厘米,这么长的圭还是很少见,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这是周代贵族朝见和祭祀用的礼器。1976年出土于兴平县的西周玉坠,面径22厘米,壁平圆,内区无纹、网纹把内区和外区分开。在外区雕有四组龙首纹,雕刻精细,装饰整齐,工艺精巧,又是一件令人赞叹的杰作。
除此外,在河南洛阳的西周墓和遗址中也出土了大批西周玉器,尤其是三门国墓地的玉器,数量大,种类多,雕琢精,也都是仅的。
1993年至1994年,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先后在山西天马曲村遗址北赴晋侯墓地进行了五次发掘,发掘了晋侯及其夫人某大型墓八座之多,出土了千件以上的珍贵玉器,其中四珩四璜联珠佩饰、完整的覆面玉饰、玉牌和玉戈联珠佩饰等都是罕见之精品。而这八组墓的年代次序明确,为晋侯八代相继,从西周穆王至春秋初年连续性很强。这批玉器的色泽有白、青、绿、黄褐色,而以黄褐居多。在造型和纹饰上,既有商末遗风,又集中了西周一代玉琢技艺,有些玉器花纹细如毫发,有的构图细腻,线条多变,既有浅浮雕效果的平面,又有造型逼真,比例准确的圆雕作品。其中63号墓出土的玉戈纹锦,在怪兽头上的须,细如蛛丝,为战国两汉时期的“游丝刻”找到了源头。这批玉器在艺术上较以往时代更显得成熟,作为艺术风格,它对后玉器制作,甚至对铜器纹锦的影响都很深远。因此说,西周晚期晋国玉器制作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发展出自身的技艺特点,它对后古晋国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繁荣发展都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天巴—田村遗址北赵晋使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同时通过这几次发掘,弄清了玉锦的原来结构和用途,如缀面玉饰、胸饰、项饰、串饰等的串连顺序和摆放位置都很清楚,充分说明那时的周王大确是“玉不离身”,挂满了全身上下。再从有些玉器的动物形象与安的好茎有相同之外,这也说明园人善于吸收和继承商文化先进的部分,而其不同处,又说明了周人善于某新创造和发展,这正是周人一大特点。
到西周末春秋时期,玉器工艺又有了飞速发展。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玉器文化也是如此,尽管这时期的玉器工具和武器已近绝迹,但在类别形制或是纹饰、雕技方面都较西周有大的发展和进步,并增加了殓葬玉器和生活实用器。同时在用量上也大为增加,大量出现成组玉器组成的组佩,装饰品的种类也多了。在礼器方面的用玉比以往时代更多,璧和璜春秋时较少并无纹饰,但到战国时又重新大量出现,且纹饰特美,并开始用玉简作为祭祀的礼器,这是唐代玉册之源。
到春秋战国时,陕西地区的玉器也是相当多的,这里由于篇幅所限,只能择要介绍几件如次:1979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八里村的虎纹玉佩(现藏省博物馆),高5厘米、宽11厘米、呈长方形,表面施浮雕花纹,回首卷尾,是只卧虎,其卧态形象生动。
1975年,陕西省凤翔县雍城出土的玉璜,半圆形,长12.1厘米、宽4.9厘米、厚0.6厘米(现藏凤县博物馆),为扇形,两端有小孔。该馆还藏有玉璧一个,上刻勾连云纹,十分精美。
1975年同时在该县又出土了一件玉,长10厘米,是解结用的工具,鹿角形、青白色,尾端有小孔,两面阴刻云纹。另外该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也别具特色,长6厘米,宽6厘米,孔径5.2厘米,外呈方形,中孔为圆形、青白色。这些玉器的特点,体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特色,而在工艺上精益求精,造形更美,纹细饰腻,高度表现出精雕细琢的高超水平。
1992年5月,陕西宝鸡市考古隧发掘的益门村2号春秋墓,也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其花纹细腻,制作精致,是继承西周遗风所致。这些精品现均藏宝鸡市青铜博物馆,若去该馆时千万要细心地欣赏这批玉器的美和温馨之内涵。
总之,西周时期陕西出土的玉器种类多、质量高,充分体现了玉器工艺的发展水平,这种发达的制玉工艺,当与商人的制玉艺术影响有关,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特别是段墟妇好墓出土的大批精美玉器看,陕西的不少玉器工艺是带有商文化影响的,像牛、龟、兔等动物形象,在雕刻手法上基本一脉相承。
古人十分重视玉器的制作,西周时期,官方设置了专门的作坊工场。(周礼,天官:“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货之贿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齐,则共食玉。大丧,共含玉、复衣裳,角枕、角柙。掌王之燕衣服,衽席床第,凡热器若合诸侯,则共珠盘、玉敦。凡王之献,金玉、兵器、文织、良货赌之物,受而藏之。”这说明在西周设置玉府来管理王室所使用的各种不同用途的玉器。同书《冬官考工记下》玉人条,专门记载了玉人的职责范围说:“玉人之事”“谓人造玉瑞玉器之事”。《礼记曲礼下》也说“天子之六工,日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村”(郑注,石工,玉人、磬人也)。《尔雅·释器》说制作玉器称之为雕或琢,即“玉谓之雕”“玉谓之琢”,并把各种玉器名称作了解释。
这些都说明了在商周时代,我国的玉器工艺生产已有了作坊,并设置了专门管理机构,有一大批能工巧匠,专门从事这一项工艺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