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西周

第一百二十九章 周原甲骨文的研究及价值意义

　　关于周原甲骨文的研究，以前不少学者都发表过许多好的意见。

　　周原甲骨文发现以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至今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出版了这些方面的专著，王宇信同志在《西周甲骨探论》一书中就这些论著作了系统的分类，把各方面的代表作都详细地表列出来了，但此书出版于1984年，后来他又在《甲骨学通论》中补充了这方面的论著，在此之后学术界又出版了一些新作，如田昌王先生的《周原出土甲骨中反映的商周关系》，在1993年10月发表于《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出版）。另外台湾的朱岐祥先生的《周原甲骨研究》（专著）由台湾学生书局印行于1997年。

　　综阅发表的各类论著，所讨论的问题大体可归纳为文字考释、甲骨族属、断代分期、商周关系和周与周边民族小国的关系、周初政治、官制、地名、动物名的研究以及卦画符号的研究等。因文字考释量大，兹不赘述，下边就其他各论概述如下：

　　1.关于周原甲骨文族属问题的讨论。

　　这个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是讨论的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并持不同意见较多。这些意见主要有四种，一是认为周原出土于宗庙龟室的甲骨文全是周人的库存。二多数殷人说，认为大多属甲骨文是武王灭商后移到周原的。三是部分甲骨文是殷人利用周人贞卜的殷人庙祭甲骨，但文中的“王”有的是殷王，有的是周王，要具体分析。四是大部是周人的。还有部分是殷人的，部分是殷人“奔周”带去的。

　　持第一种观点的最早是我们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提出的，这还是1979年发表于《文物》杂志的观点，是以周原考古队名义发表的。该文未经考古讨论研究，因时间紧迫、稿成后就送北京了。适逢《文物》杂志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在该期开辟了《笔谈建国三十年来的文物考古工作》栏目，所以我撰写的《周初甲骨文》一文也是为配合这一活动发表的。文中强调了“周确实是殷的附属国，但附属国祭祀宗主国的祖宗，这在文献记载中是没有见过的。”

　　从发表该文以后，周原甲文陆续公布发表，对其族属问题提出同样观点的同志也不少。1981年10月，我们在四川大学参加全国古文字研讨会时，带去了《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甲骨文概论》一文和部分照片及全部摹本，后来在徐中舒、胡厚宣、伍仕谦等先生的支持下，鼓励我发表结果于1982年5月在《古文字研究论文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发表了，我在该文中说：“我们认为这种卜甲普遍凿方孔，卜骨只钻圆孔，未见黄方孔的现象，是周人整治甲骨的特点，它体现了我国古代整治甲骨的历史阶段性，也反映了周与殷，在整治甲骨中的联系和区别”。同时徐中舒先生在周期刊出《周原甲骨初论》一文，他进一步论证了周原甲骨的族属问题，他说：“文王在周原建立殷王宗庙，在旧史中也有此事例、《史记·秦本纪》记秦昭王五十三年（公元前二五三年）韩王入朝，魏举国听令。此时韩魏已沦为秦之属国，委质于秦，‘称东藩、筑帝宫，受冠带，祠春秋’。此虽战国纵横策士之言（一见于张俯说韩王，一见于苏秦说魏王），也是他们耳闻目睹的事实。《后汉书·南匈奴传》说：‘匈奴岁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兼祠汉帝’。汉宣帝时匈奴降汉，尚在三龙祠兼祠汉帝，这和周文王在周原建立殷王宗庙，在这里与周大臣杀牲受盟，又有什么不同呢？”

　　持这一观点的徐锡召先生说：“臣属周祭祀宗主国先生是很自然的。至于《周礼》一书是战国时的产物，其中有关祭祀的原则，是否能适用于周初还值得研究。此外，商王先祖与天神并列，《尚书·秦誓》申的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檄文，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遗其先宗庙弗祀’。也正是把商王祖与上帝神并列。周王祭祀商王的先祖，这如同祭祀上天的神灵一样，同样是神圣的。武王宣布商纣王罪行并加以讨伐，就显得出师有名了。故此，周人祭祀殷商的先王就不奇怪了。”

　　对涉及到周人祭告殷人祖先的甲骨文，田昌五先生是这样解释的，他说：“周人的甲骨文有商王的卜辞，这种矛盾现象应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几片甲骨是周人所记商王卜辞，于商王为祭祀卜辞，于周人则为记事刻辞，乃周人记其事以告于自己的宗庙而后归档入库的，周原出土的甲骨几乎全为记事刻辞，这几片也不例外，唯所记乃商王的卜祭而已，周人这样作，是有来由的。”并就有关祭祀商王的甲骨结合文献资料，从历史的角度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对H11：1的解释是：“武王到帝乙的宗庙里，用妲已姐妹为牲，并将少牢之血盛在器里，祭成汤，表示周已代商受命了，结果，斯又正，一切顺利”。“这说明，武王克商之后，曾在商都举行过受命登级的典礼。既如此，他为什么不能献于帝乙宗、祭告成汤、表示他已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呢？有人以为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商、周族类不同，武王不会献祭于商王之宗庙，殊不知变革之际，当另作别论。何况，周人曾臣服于商，现在告祭于商之先王，表明自己受命革殷，有何不可呢？如果说这样作与礼不合，则武王在商社宣布受命登级，能合于礼吗？武王之所以违反常礼，无非是向殷民宣布，朝代已换，今后他们应心悦诚服地臣服于周罢了，否则按常礼行事，武王即使凯旋而归，也无疑于默认为商朝继续存在，那就谈不上受天有大命了，这样，他也就只能在关中而不能王天下了。因此，我认为这条卜辞是武王克商后的受命之作，班师西归后将之告知于周之先祖，而后存档入常库的”

　　持第二种观点，即认为周原甲骨大部分是殷人说，王玉哲先生认为周原甲骨“绝大部分是商王室的卜辞”。但他又说：“必须承认周原甲骨中也还有一小部分卜甲，确乎是属于周人的”，“时代应略晚于商王室卜辞”。他的理由是：“商周两族在殷商末年民族矛盾极为严重，他们已处在敌对的地位，《古本竹出纪年》曾记载着，周文王的父亲王季被商纣王的祖父文丁所杀。纣的父亲帝乙二年，周人伐商。从此，商周两族已构成世仇。”“周原甲骨到底是出于周族人之手？还是出于商族人之手？这个问题对商周两族的历史关系颇为重大。认为是周族人的甲骨，就可以把商亡之前的商、周两族关系说成是极为亲密；若说是商族王室的甲骨，就可以把它说成是商周敌对物证”。假若说“周文王曾祭祀商的祖先成汤，周人求佑于殷之先王太甲，还祭祀商纣的父亲常乙等。这样一来，商周的关系不但是密切无间，而且两个在历史上，不同种姓的异族，居然变成同族同宗了。但是从中国历史传统上看，这种现象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事”。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教授古德炜先生说：“在这种特殊的刻辞中，没有任何迹象能够说明这个占卜者是周人”。

　　持第三种观点者，认为周原甲骨有些是属于商人的，特别是那些涉及商王名的被祭者，李学勤、王宇信先生曾对此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著作。其理由是：“按我国礼制，祭祀的原则是：‘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周虽然是商朝的诸侯国，也没有必要（或可能）去祭祀商王的祖先，因为周是姬姓，商是子姓，其间没有共同的联系。辞中之王，居处于帝乙宗庙之中，占问致祭成汤之事，他只能是商王。从帝乙有庙者看，这位商王又只能是商代末一个王，即名纣的帝辛。”“这些卜辞都是在占卜后移来同原的”。王宇信先生把有争议的涉及祭祀商王的甲骨文命名为“周原出土的庙祭甲骨”。他认为：“周原庙祭甲骨确为商人之物”。他说：“根据以上对古代礼制和宗法制度的分析，可知不仅周人不可能在周原为商王立庙并祭祀商人先王，而且周文王也不可能进入殷都的商王宗庙参与对商王的祭典并占卜。因此，我们认为，周原出土的庙祭甲骨，应是属于商族而不是周人的”。

　　同时李学勤先生在1986年发表的《续论西周甲骨》又说：“它们的卜法是周人系统的，又有两片提到‘方伯’，所以我们还是把它们划为周的卜辞”

　　台湾静宜大学朱岐祥先生持第四种观点，他说：“这些甲骨（指涉及殷王祖先的）如认定是周人所刻，则可判断当日周氏族的宗教信仰都受制于殷商，故不得不祭拜殷先祖的宗庙，如认为是商人的遗物，则可推断晚商时期史官曾有‘奔周’的实况。目前看来，恐怕以后有的可能性较高。”又说：“甲骨有可能分别为商人和周人所刻，各具有特殊的习惯用语和文例。属于商人所刻的，文词比较完整而详尽，属于周人所刻的，字形刻写轻率，文句简省。有许多甲骨只单刻一字，可能是周人的试刻或习刻，至少不是属于恭谨的占卜记录。”“属于商人所刻的甲骨有记载祭祀商王先祖，例与殷墟卜辞相同，但属于周人所刻的却鲜见有祭祀周王先祖的例子。商、周之间刻写甲骨的性质恐有不同，而商人所刻的甲骨在当时可能是作为一种范文来参考和保存”。

　　2.关于周原甲骨断代问题的讨论

　　对周原甲骨的时代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二，至目前为止，说法虽有差异，但严格言之，可谓大同小异。诸家观点都认为是殷末周初之物、这是大同之处，但具体涉及哪些是殷末、哪些是西周早、中、晚期之物，这就有分歧，这亦可说是小异。归纳诸家观点有以下几种：

　　首先是大的两期说，即“这批甲骨文中，（指岐山凤雏村H11窖穴的甲骨文），从字体和内容看，似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如H11：1文武帝2），H11：84（其又大甲）、H11：68（伐蜀）、H11：1105（征巢），似在武王克商以前。H11：45（毕公）、H11：（太保），似在武王克商以后，是否如此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个观点是我在1979年撰写《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时表达的。以后我在1981年10月在成都参加古文字研究会时，全部发了岐山凤雏村H11、H31两窖穴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并列表对35片甲骨文进行了断代，则出属文王时期和武、成康时期的两大类，当时的想法是抛砖引玉，我在文中曾说：“以上卜辞断代，均据其内容，结合文献资料划分，不一定确切。但为了供研究参考，作为一个复杂问题，提出初步看法，故列表如上，以求正于学者”。

　　徐锡名先生在他的《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国名、地名浅释》一文中也持两期说。

　　李学勤、王宇信先生在《周原卜辞选释》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了属于帝辛时期的卜辞。李学勤先生明确断定“凤雏甲骨的年代上起周文王，下及康、昭，包括了整个的西周的前期”。

　　我们根据周原扶风以往出土的青铜铭文即还指方鼎，把这批甲骨文最迟时代断为穆王恭王时物，同意李学勤先生所说：“卜甲中还有一个人名，见于扶风出土的方鼎，同出在周原，应该是一个人。鼎的时代是穆王，故该卜甲恐不早于昭王，这很可能是H11甲骨年代的下限了”。

　　其二，认为周原甲骨“绝大部分是商王室的卜辞”，“很可能是在殷商末年商纣王时，掌握占卜的卜人投奔周人时，携带过去的”。认为只有一小部分是周人的，其“时代应略晚于商王室卜辞”。

　　其三，徐中舒先生认为“周原甲骨绝大部分皆为文王时代遗物。”“武王时代的卜辞可以肯定的只有三条”“也当有成王遗物在内”，即“毕公”、“太保”二片。

　　关于周原甲骨的年代大体分期为上边所说三类，但从各片的具体断代，王宇信先生所作的研究最为深入，他在《西周甲骨探论》和《甲骨学通论》两书中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从西周甲骨中“王”字字形的变化和所载史迹及书体三方面着手，判断出“西周甲骨（主要是周原甲骨）基本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即文王时期（主要是凤雏所出文王“受命”前、“受命”后，及与文王同时的帝乙、帝辛卜辞），武威康时期（包括凤雏及洪赵坊堆村所出甲骨），昭穆时期（包括周原齐家及北京昌平白浮所出）。”“周原凤雏出土二八九片有字甲骨，除去文字不能辨识的四九片，实际有字可识者仅二四片左右，这二四片甲骨中，根据上文三个方面的分析，文王时期（包括同时的帝乙、帝辛时期）甲骨共有二三片（据“王”字判定一五片、据事类判定五片、据书体判定三片）其余大部分应为武成康时代物。”他认为“王”字的变化顺序是由王→王→王（文王时期）→天（武成康时期）→天（昭穆时期）的演变过程。

　　根据甲骨文中“王”变化断代的还有台湾学者朱岐祥先生，翻阅周王宇信先生送我的《周原甲骨研究》一书的复印件中，发现朱先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王’字的字形，归纳其流变分期，明显的是由第一期卜辞的大过渡到第二期至第四期卜辞增短横的，以迄第五期卜辞三横一竖的王、王。这一条客观的文字纵线铺排出殷人对‘王’字的常态写法，无例外的是由而而王。”“所以，王宇信先生单纯说‘王’字由而的过渡方式是并不合理的。反观以上据殷卜辞论证由而的流变，正好与下线周金文的王而王而王而王而王相连接，在整个文字纵线的发展来看，这是十分完整清楚的。”据此他推论说：“而这些作王字写法的甲骨，其时限应与殷墟第五期卜辞相当，属于帝辛时期，作字写法的，则应属于帝辛以前的甲骨。另外一批属于周人甲骨的‘王’都作形，下一横划作弧形外弯，应受殷第五期卜辞王字作王的影响。此宜为早周时期周人书写‘王’字的特征，下开周全文‘王’字的风格。

　　3.关于西周甲骨中出现的数字符号的讨论。对此自从陕西来西出土数字符号以来，在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讨论，在此之前，李学勤先生在《谈安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一文说：“这种记数的辞和殷代卜辞显然不同，而使我们联系到《周易》的‘九’‘六’。”这是学术界最早提出与周易有关的观点，该文发表在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1期。以后在1957年唐兰是先提出“这既不是殷文字，也不是周部族先世的文字，但可能是曾经住过现沣、镐地域的一个民族（例如古沣国之类）的文字”。李孝定先生对此提出不同意见，他说：“窃疑此乃记氏族世系之特殊标识，为一种太古民族习惯之遗留，至其为用”。

　　周原出土较多的这类数字卜骨后，又一次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1978年张政琅先生在吉林大学古文字会上演讲了这种数字符号是八卦的卦画符号。1980年张先生在《考古学报》第4期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指出奇数是阳爻、偶数是明爻并写出卦名。1981年张亚初，刘雨先生在《考古》第2期发表了《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问题》一文，认为这是“占筮的八卦数字符号”，同年李学勤先生在《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一文中，更明确的论证了这种数字符号是“筮法”，他说：“卜和筮是中国古代两种占卜吉凶的方术。卜用龟骨，依卜兆的形状判断吉凶；筮用蓍草，按筮得数排列卦爻，从而决定休咎”。“‘凡国之事，先筮而后卜’，这时为了参照，就可以将筮得的数刻记在有关卜兆旁边，表明其间的关系。估计西周甲骨上的数字符号，都是卜前所行关于同一事项筮的结果，与卜兆有参照的联系，却不是由兆象得出来的。”

　　王宇信先生在《西周甲骨探论》和《甲骨学通论》两书中对此进一步作了探讨，他认为“西周甲骨上的六位数字，当为蓍六次的总记录，我们也称之为‘筮数’。”“即使这些筮数就是阴阳爻，但距离创造出易卦以乾坤为首的六十四卦各恐怕还要有一殷距离。因为在人们头脑中还没有‘天、地’对立观念的商末周初，是不可如此自觉并如此严格地将这些筮数称为乾、坤等卦名的”。

　　九、西周的陶文和陶瓷文化

　　上边讲的宫室、青铜器、玉器等高级用品，都是被奴隶主贵族所占用的，读者要问当时一般老百姓的，也就是广大平民、奴隶的情况又是如何呢？本章就这些问题加以介绍。

　　从居室说，一般平民和奴隶都住在半地穴式的简陋房子里，我们考古工作者在沣西的遗址中就发掘了不少这样的房子，另外在周原扶风齐家村发掘了平民住宅区，其房子与上边说的相似。

　　当时一般的奴隶是没有文化的，但在一些工匠（即平民）人群中却流行一种文字，这种文字都刻在陶器、瓦片上、所以称陶文，是流行于民间的文字，是他们在劳动实践中创造的，与甲骨文相辅相成。而甲骨文是上层统治阶级用的。陶器、瓷器是当时平民和奴隶阶层所使用及主要生活用具。这两种文化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当你走进半坡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周原博物馆时，总会在不同时代的文物陈列室看到刻划在陶器上的笔道，有人常问这是什么啊，是文字吗，我说是的，是字。许多问题，我在这一章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