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阴谋：揭露骗局

第一节 枪伤复发

　　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1938年12月29日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日。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时被人刺杀，后虽侥幸没死，但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体内。

　　投靠日本后，汪精卫的背部虽然不时仍有疼痛和麻木感，但并无大碍，一切活动都能照常进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节节失利，汪精卫及其伪政权也危在旦夕。这时，汪精卫的心情日趋恶劣，以至于一改“温文尔雅”的风度，动辄大发雷霆，极大地影响了健康。

　　从1943年8月起，他的背部由阵痛发展为剧痛。这是因为体内的弹头所含铅毒已损及脊椎的缘故。

　　病情加重的汪精卫，此时本应卧床休息，但却已经身不由己，他的工作加倍地繁忙——既要竭力为日本强制收买上海等地的棉纱棉布，又要加紧“清乡”；既要大力进行奴化宣传，又要促进日本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因此，他不断地在上海、南京、东京之间来回穿梭。终于，这年的11月9日，当他又一次从东京返回南京后，病情加重，遂向东条英机请求派几名有经验的医生来南京会诊。当时，汪精卫怀疑自已得了癌症，但又不能肯定，便佯称：因为德国医生怀疑其夫人陈璧君患了胃癌，想请日本医生确诊一下。

　　东条英机于是派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的内科专家、癌病研究会医院院长黑川利雄博士前往南京。

　　黑川接到命令后，便和其助手松永藤雄一起，带着必要的检查器械到了南京。黑川到达南京后，先后为汪精卫做了两次体检，体检后发现，汪精卫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伤到了骨头，但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黑川认为没有必要取出。

　　后来黑川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时称，检查后发现：“原来（遇刺时）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出为好，后来我们就回国了。”

　　虽然黑川认为汪背部的子弹不取出为好，但汪的病况在继续恶化，疼痛实在难忍，不得不再请日本“中国派遣军”军医部长桃井直干中将和南京日军第一医院院医后藤？诊治。

　　黑川是内科专家，而桃井和后藤则在骨科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他们在给汪精卫作了检查后决定为汪施行手术，取出子弹。汪精卫同意，并决定到台城（日军第一）病院诊治背上留弹，时间定为19日的上午。

　　施行手术取出子弹的决定，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因为手术涉及脊椎，万一不慎，重则可能致死，轻则也能致残。但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定。为此，汪精卫在18号为不测作了相应的准备，料理了各方面的事务。

　　手术很顺利，关于手术的经过，在汪精卫的日记中有记载：“晨9时赴台城病院，11时开始手术，仅20分钟即将留弹取出。是日卧病院中。”

　　手术的第二天上午，汪精卫便出院，回到北极阁（即原宋子文公馆）疗养。

　　由于汪精卫在手术后一时不能主持工作，21日，伪行政院会议即决定由副院长周佛海代理院长。22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进一步作出决定：在汪治疗时期，国民政府主席职务由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代理执行；最高国防会议、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军事委员会常务会议均由陈公博主持；行政院事务、全国经济委员会事务由周佛海代理执行。在公开发表这一消息时，为防不测，佯称汪精卫已“易地治疗”，不在南京。

　　汪精卫在北极阁疗养期间，除桃井和后藤两名医生每天来检查伤口外，伪政府的一些重要人物，陈公博、周佛海，还有参谋总长鲍文樾、中央军官学校教育长刘启雄、中央政治委员会副秘书长陈春圃、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部长褚民谊等人，也都不时前往探望。

　　术后的汪精卫精神状况还算好，也能略讲些话。据周佛海日记所记：“9时起，旋探问汪先生，精神尚佳，略谈政务。医云7日可封口，10日后或可痊愈，惟因汪先生有糖尿病，恐多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