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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德国的纳粹运动
德国是在普鲁士容克贵族的领导下通过战争统一和迅速发展起来的。这形成了德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封建残余。在德国政治生活中，普鲁士王室与容克贵族占据显赫的地位，容克贵族的政治代表德国皇帝掌握着政治、军事、外交的最后决定权，容克贵族的经济地位受到保护。
由于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统一中的特殊作用，使其在德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欧洲，德国极其崇尚武力，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其相比，军队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军官团成了拥有特权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基本上由贵族子弟组成。
德国统一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高度垄断的工业强国。资产阶级虽在经济上占据优势，但在政治上却难敌容克贵族。它既畏惧日益倾向革命的工人阶级，又拜倒在容克贵族的脚下，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从未形成一个在国内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因而无力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1918年，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德皇威廉二世慌忙于9月30日下诏改革。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马克斯担任首相，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制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任不管部长，鲍尔任劳工部长。随后，新政府向美国表示愿意结束战争。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让步已经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了。
在政府向协约国求和的时候，坚持战争政策的海军司令部于1918年10月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这种让8万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威廉港水兵拒绝起锚出海，军舰上出现了反战传单。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并把第三分舰队从威廉港调往基尔港。11月1日夜，到达基尔的水兵举行集会，讨论如何阻止舰队再次出海，并要求释放被抓的同伴。11月3日下午，5000多名水兵在练兵场集合，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会后，水兵举行游行，基尔港的工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到政府军警开枪镇压，死伤30余人。示威者也开枪回击，打响了反对帝国政权的第一枪。
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到4日晚，整个基尔已经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手中。
基尔起义震动了统治当局。马克斯、谢德曼等人签署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同时，派遣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去基尔恢复秩序。诺斯克后来承认，他去基尔是想利用他同海军的关系平息事件。但是，他“遇到的已不是罢工者，而是3万名叛乱者”。诺斯克见阻止起义已不可能，就转而答应水兵提出的一部分要求，许诺改善供应，从而取得水兵信任，被选为基尔水兵苏维埃主席。
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各个邦的君主诸侯都被赶下宝座。到11月8日，大城市中只剩下柏林仍在反动政府手中。
1918年11月9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社会党人挤满了德国大街。水兵哗变，陆军占领了指挥部。革命热情支配着德国人民，德皇威廉二世已被迫退位，踪影皆无。在德国各地，皇室垮台。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三世逃之夭夭，布伦瑞克公爵和其他5位国王、王子和大公们均被赶出了城堡。上午11点30分，德军司令给总理官邸打电报通知说，威廉将立即退位。中午，德国总理、巴登亲王马克斯宣布皇帝正式退位。12点30分，柏林报纸号外大肆报道德皇退位的消息。12点30分，总理在办公室接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把权力移交给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下午2点，社会民主党菲利普·谢德曼站在总理官邸的窗前，向人群宣布成立德国共和国。下午3点，军事司令部给总理官邸打来一封电报说：“为避免流血，威廉二世陛下愿意放弃德国皇位，但决不放弃普鲁士国王头衔。”
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威风凛凛地接受检阅。下午3点30分，总理官邸拍给军事司令部的电报说：“没有必要再注意威廉二世的行踪，因为他退位的消息已于午间宣布。”下午4点，斯巴达克斯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诞生了。”
这时，德国反动分子也在积极地活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头子艾伯特勾结资产阶级，从皇室巴登亲王的手里接过权力，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并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团，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他们二人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创办了《红旗报》，同艾伯特为首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德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口号：“全世界政权归苏维埃！”
1919年1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艾伯特政府调集来大批军队冲向柏林，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反动军队攻进了柏林，工人武装英勇奋战，血洒街头，起义最后失败了。反动政府开始了大屠杀。特务机关悬赏10万马克，高价索购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首级。白匪军警在全城展开搜捕。由于叛徒告密，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避居的地下室里被捕。
艾伯特不敢公开杀害两位革命领袖，于是便策划了一场卑鄙的谋杀事件。当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卜克内西被押赴监狱。半路上，白匪军官将他推下车，从背后向他开了枪，之后造谣说他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不久，反动分子又杀害了卢森堡，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兰维尔运河。直到5月31日，才被人们找到。
德国工人将卢森埋葬在李卜克内西和另外32名被害工人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艾伯特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全国工人的反抗。3月间，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英勇的工人群众丝毫不屈服于敌人的血腥屠杀。
镇压了革命的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联邦共和国，艾伯特出任总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容克贵族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建立起魏玛共和国。但是，魏玛共和国的基础十分薄弱，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存在着十分尖锐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矛盾，社会危机四伏，政局动荡不安。容克贵族的势力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保守的政府执行机构与司法机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们作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右翼保守势力，不断威胁着魏玛共和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尤为深刻。作为战败国，德国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对它的制裁。这在德国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因民族压迫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心理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德国各阶层人民由于对现状不满而出现的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心理。战争使德国经济受到巨大破坏，背上了战争赔款的沉重包袱，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破产，失业者成千上万，他们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改变现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纳粹运动在德国勃然兴起。
1919年1月，慕尼黑机车厂机士安东·德雷克斯勒联合报社记者卡尔·哈勒创建了德国工人党，即德国纳粹党的前身。同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党员，并成为该党主席团第七位委员。1920年2月他与德雷克斯勒合作起草了《二十五条纲领》，2月24日，德国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二十五条纲领》成为该党正式的党纲。
《二十五点纲领》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情绪，“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和约”。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十五点纲领》公然宣传泛日耳曼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主张只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非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不仅不能“享有决定国家领导和法律的权利”，而且无权住在德国，要在未来大一统的日耳曼国家里清除所有的犹太人，以此煽动民族复仇主义。
希特勒为了吸收工人和下层群众，发展纳粹力量和开展纳粹运动，在纲领中猛烈攻击资本主义、托拉斯、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宣称：“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百货公司收归国有，租给小商人。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对中下层群众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批退伍军人、破产的中间阶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和无业的流氓无产者，加入了纳粹党。
1920年3月12日在柏林，德国国防军和志愿军对共和国发动进攻。晚上，他们在瓦尔特·弗莱赫尔·芳·吕特维茨将军和海军少校赫尔曼·艾尔哈特·芳·多不里茨的率领下朝柏林进发。次日早晨，他们举着黑、白、红三色旗进入首都，占领了政府办公区。东普鲁士邦政府机关高级官员、地方总督沃夫冈·卡普是政变的领袖，他自封为德国首相。在政变分子到达之前，政府官员逃到了德累斯顿，后来又转往斯图加特。
政变的原因是数月以来极右运动和民族主义分子与军人势力中一直有潜在的诉诸武力的情绪。另一方面，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国防军和民团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中，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也是导致政变的因素之一。军队必须从40万人裁减为10万人，2万名高级军官和40万名士兵面临被解雇的命运。
政府的解散令很自然地引起了军队的反抗。艾尔哈特的海军旅奉命在柏林附近的多不里茨集合，执行解散军队的任务，但他拒绝执行命令。这个做法得到柏林卫戍区司令吕特维茨的支持。3月10日，吕特维茨向总统提出最后通牒性的政治要求。第二天，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解除了吕特维茨的职务，并下令逮捕卡普和其他政变参与者。这个行动迫使国防军提前行动，然而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准备工作并未就绪。当政变分子开始进军时，国防部部长诺斯克请求国防军军官们保护共和国，但为汉斯·芳·赛克特将军所拒；他不答应对政变分子采取任何行动，他说：“军人不能向军人开枪。”
为了维持政府运作的能力，政府离开了柏林。在此之前，政府曾要求居民举行大罢工。政变分子成立的反对派政府最后不免失败。官员们的观望态度和全国性的大罢工，使卡普的反对派政府处于瘫痪状态。3月17日，政变彻底失败。政变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卡普与吕特维茨逃出柏林，前往瑞典，艾尔哈特旅逐渐结束行动。在20日，政府从斯图加特重返柏林。国防军这次政变为纳粹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921年10月5月，希特勒在党内建立军事组织——冲锋队。冲锋队是纳粹党的武装恐怖组织。最初主要从事破坏革命运动冲击其他党派群众集会等活动。1923年1月27日至29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简称纳粹）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该党只举行领导成员大会，并且是以秘密方式集会。28日突击队在马尔斯费尔德集合，阿道夫·希特勒为突击队举行首次授旗仪式。在党代表会上，希特勒要求废除凡尔赛和平条约，并在会上高喊“打倒11月的罪犯们”。
1923年4月，法国占领鲁尔区之后，德国政府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做消极反抗。这时，国防军却为发生武装冲突做好了准备。它悄悄地招募临时志愿军，以扩大军力。另外，国防军还非法打开武器库，这些武器库是他们违反凡尔赛条约私下偷建的。临时志愿军伪装成工人队伍，一时达到相当可观的数目。仅设在柏林的第三军区就有1.8万人，编成27个分队。整个部队自称“黑色国防军”，实际上是在替秘密动员作准备。
1923年5月1日，为了破坏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希特勒与他组织的“祖国武装团体工作协会”发动了一场武装游行，2万名希特勒党员列队进入奥伯维森费尔德地区。希特勒声称左派即将发动政变。希特勒的党徒被值勤的巴伐利亚邦警察和国防军解除武装，于是希特勒的操练行动只好变成一场游行和集会。希特勒或许想发动政变，但这种近乎叛国的罪行并没有受到追究。此后几个星期内他暂时隐遁起来，继续筹划这类行动。
随着纳粹党羽翼渐丰，纳粹党开始密谋夺权。1923年2月，纳粹党与几个极右团体组成了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的祖国战斗工作联盟。9月，又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德国人战斗联盟”。其任务是推翻魏玛共和国，并摧毁凡尔赛和约。11月初，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导层与前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串通一气，密谋策划在巴伐利亚建立法西斯政权，然后组织向柏林进军，夺取全国政权。
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在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的支持下，率领法西斯武装的冲锋队员包围了在慕尼黑东南郊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强行冲进正在举行集会的会场。当时巴伐利亚州长官冯·卡尔正在向3000多名听众发表讲话，这一行动使会场一片骚乱。希特勒在戈林、赫斯等人的簇拥有下走向讲台，叫喊“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了”。
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发动政变，但不久这次政变便流产了。随后，希特勒扣留了州长卡尔、驻军司令洛索和警察局长泽塞尔上校，向他们宣布巴伐利亚州政府已被推翻，他自己将出任德国政府总理，鲁登道夫担任全国军队的领导者，威逼他们3个人担任巴伐利亚的摄政者、陆军部长和公安部长，甚至拔出手枪相威胁。之后跳上讲台欺骗群众，说这3个人已同意和他一起组织新政府，并将组织对柏林的进军，以“拯救德国人民”。
与此同时，一个亲希特勒的武装团体与正规军发生冲突，希特勒离开啤酒馆前去处理，卡尔等人趁机溜走，并改变了“同意”希特勒暴动的态度。为挽救局势，11月9日下午12时15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从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
之后，暴乱者遭到警察部队的阻击，16名纳粹分子被打死，游行队伍一片混乱。希特勒不顾死伤者，自己登上汽车逃向一个朋友的别墅。11月11日警察在那里逮捕了希特勒，并把他关进兰茨贝格炮台监狱。鲁登道夫在奥茅昂广场被捕，受伤的戈林和赫斯逃到奥地利。这样，希特勒的“向柏林进军”以失败而告终。
巴伐利亚人民法院1924年4月1日对犯有谋反罪的希特勒、埃里希·鲁登道夫以及其他参与政变未遂案的被告人进行宣判。该法院提请将他们从轻判刑，因此虽然鲁登道夫的罪行证据很多，但仍被宣判释放。至于希特勒和其他几名被告则判处每人5年的监禁，这是最轻的惩罚，每人还被判罚款200金马克。不过，希特勒可以有法定的6个月缓刑的权利。这个审判法案从2月26日开庭之后，便引起德国国内外舆论界的极大关注。
在24天的审理期间，德国各大报纸均以头条大标题的篇幅报导发生在法庭上的一切事情，各家报纸都刻意着重报道希特勒在法庭上所发表的极具煽动性及蛊惑性演说以及对德国共和国的攻击，而且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并没有被巴伐利亚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打断。因此，希特勒之名首次越过巴伐利亚邦的范围，而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希特勒很成功地将这次对他叛逆谋反罪的审理变成一次政治上的免费宣传，使自己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次审理仅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进行，并未提交更高级的国家法院，原因是总统艾伯特对中央地方均权所做的让步。在这次审判中，希特勒被判在距慕尼黑60公里外的列锡附近的兰茨堡监狱服刑。
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被取缔，纳粹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德国的纳粹运动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导致纳粹运动崛起的种种因素没有改变，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没有对希特勒及纳粹分子给予严厉的惩罚。希特勒入狱后写下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德国法西斯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鼓吹种族论，宣扬德意志人民是优等种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德意志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者，建立联合一切德意志人的大德意帝国，对内实行元首独裁统治，对外夺取“生存空间”。
1924年12月24日，希特勒服刑不满9个月便从监狱提前释放。希特勒刚出狱两个月就立刻重新组织遭禁的政党。此时，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德国社会亦随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改变暴力夺权方针，主张依靠袭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重建纳粹党。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选择了另一家啤酒店，宣布恢复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事助手鲁登道夫将军当天没有出席，但希特勒受到其他一些信仰纳粹事业人的支持，包括尤里乌斯·肖布尤里乌斯·施特赖谢尔，戈特夫里德·弗德尔和赫尔曼·埃塞。在他的党报中，希特勒表示要重新开始。他重新宣布要使用武力，但保证只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政权。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政党的反应还不清楚。
自从1923年希特勒的政党发动暴动失败后，右翼党派就拒绝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在受审时以其热烈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讲话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在押期间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但一些热心的拥护者希望希特勒能履行他受审时许下的诺言。他当时说：“我们建立的军队会一天天壮大。我自豪地希望这些庞杂的连会发展成营，营发展成师，我们从前的旗帜会重新飘扬，这一天会到来的。”
1925年4月26日，兴登堡当选德意志帝国的第二任总统。当时77岁的兴登堡获得1470万选民的支持。在这次大选中，右派政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巴巴伐利亚农民联盟）支持兴登堡为候选人，结果击败了德国社会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所支持的前帝国首相威廉·马克斯和德国共产党提名的恩斯特·塔勒曼，而当选总统。马克斯获得1370万张选票，塔勒曼则获得190万张选票。决定兴登堡获胜的近百万张关键性选票，来自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个政党一向与中央党联盟，不过这次大选却加入右派政权的联盟。
当时，国外人士对兴登堡的当选，多采取观望存疑的态度。因为他们感到其中似乎蕴含德国对协约国的挑战，以及德国人民否认败于世界大战的心理。法国的《时代报》评论说，兴登堡的当选透露一种讯息，代表“德意志民族意欲否认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兴登堡生于1847年，最初任职于参谋本部，1903年出任陆军元帅，1911年退休。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被征召复职，在东普鲁士大败俄军；继之又在马苏利亚湖泽区重创俄军。1916年升为陆军总司令，这两场主要的东线战役，使兴登堡与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成为德国胜利的象征。大战结束后，兴登堡强调德国战场上的失败，乃是“为内政纷争中伤”。他因而引退，隐居于汉诺威，并撰写回忆录。兴登堡当选总统之后，颇能遵守其维护宪法的誓言，因此他在1932年再度竞选时，获得社会民主党及中央党的支持而连任。
1925年11月9日，希特勒授意海因里希·希姆莱组建党卫队。希特勒建立党卫队，目的是要与冲锋队首脑罗姆对抗。希姆莱从当年4月开始召集队员，9月份已扩展到德国全境。
1926年2月，在南德班堡举行的纳粹党全德领袖会议上，希特勒压倒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使纳粹党日益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1926年7月4日，希特勒在德国魏玛举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重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希特勒击败了他的对手斯特拉塞集团。该集团的领袖格里高尔·斯特拉塞和奥托·斯特拉塞在德国北部及莱茵河地区颇具影响力。斯特拉塞集团在魏玛大会中所提出的纲领却不合时宜，以致约瑟夫·戈培尔转而投靠希特勒。希特勒在魏玛检阅了5000人组成的行列，并首次以高举手臂的方式致意。
1928年4月30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控制文宣及电影。戈培尔在《进攻报》上发表纳粹党的竞选政见：“我们之所以要进入德国国会，是为了从民主的武器库中，取得自己的武器。我们之所以要成国会的议员，是为了借着魏玛政府的体制，压制魏玛思想。如果民主是如此的愚蠢，对我们而言，所有能够变革现状的合法手续都是正确的。”
1928年6月28日，根据五月大选的结果，由社会民主党海曼·穆勒进行组阁工作。本次内阁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5个大党的党魁组成，但每个党都不愿受制于新内阁的决策。因此这个联合政府自始便无法承担重责。不过外交部长古斯达夫·史特莱斯曼继续留任，这对于各派之间的协调及统合有很大的作用。
1929年11月8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在图林根邦议会的选举中，得票比例从4.6%提高到11.3%，显示出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势力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得势来自于采取反对杨格计划的行动，以及通过赫根伯格出版社的宣传。这些措施不但使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打出知名度，并且赢得了选民。
1929年度在萨克森（5月）、巴登（10月）、鲁贝克（11月）的选举中，特别是在巴伐利亚举行的普选中，该党都赢得了议会的席位。希特勒的亲信威廉·弗列克并担任图林根邦政府的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的要员。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曾积极地争取全民表决，共同反对杨格计划。到22日止，只有580万票表示赞同，离通过全民表决2000万票数之标准，仍有相当距离。
为了骗取农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农业专家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党农业部长，由他负责制定农业方面的政策。1930年3月6日，达雷宣布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民纳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在土地交易中国家享有优先权，纲领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放款”。
1930年7月份是德国历史上危机重重的一个月。虽然最后一批法国军队在6月30日撤离莱茵河地区，但是庆祝撤军的活动也因经济危机而黯然失色。由于德国财政状况严重萧条，兴登堡总统援引紧急条例来处理政府事务。新任财政部长海曼·迪特列希提出一项抵偿方案，虽经过不断的修改，在国会中仍然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左、右两派的反对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共产党）的反对。
布鲁宁总理所领导的内阁认为，他们所提出的财政调整方案只有通过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才可能实现。7月16日，他们要求总统将方案作为紧急条例予以实行。两天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国会议员和德国民族人民党的部分议员共256人否决了这项紧急条例。兴登堡按布鲁宁的建议，根据宪法第25条，解散国会，重新收回被否决的紧急条例。
1930年上半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的政治危机，3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内阁垮台，刚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中央党布鲁宁内阁也失去了国会的信任。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决定1930年9月13日进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趁此机会，发起了一场选举战。
在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针对中小资产阶级反垄断资本的心理，针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和失望，以及战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绪，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宣扬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
希特勒首先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中小城市，争取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所到之处，举行各种群众集会、青年集会、演讲会、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在这次竞选活动中，纳粹党举行了34.1万次竞选大会，有2.1～3.1万名在纳粹党演说学校培养的演说家，其中有1000名专门为竞选训练的宣传家登台表演。希特勒在各种集会上摇唇鼓舌，大谈人民的苦难，共和国的无能，并向各阶层人民许愿说，他能给他们带来所需要的一切。
1930年9月14日，德国政府在议会选举中惨遭失败，而对议会表示轻蔑态度的党派却以优势获胜。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过去的议会里只有12个席位，而在新的政府里猛增到107个。现在纳粹党比共产党强大，他们是德国第二大党。西欧各国对希特勒的成功大为惊恐。他被视为战争贩子。他说德国一定要东山再起，要报上次战争中的一箭之仇。希特勒的一些年轻的追随者为他激烈的言词所感染，老一代德国人为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对战争所做的准备以及政府的议会形式所吸引。
1930年10月14日，纳粹党的107名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银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犹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员及其亲属的财产，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机会增加的一切财产，应无条件没收，归公所有。各大银行应立即收归国家管理。”
1931年2月9日，德国极右派政党钢盔协会和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试图削弱政府的实力。在审议预算项目中的“外交”一款时，纳粹党议员弗朗斯·史都尔在议程开始之前发表了抨击民主的声明。纳粹党员特别视会议的新议事规则为眼中钉，因为新规则让左派和右派喋喋不休地讨论没有意义的提案。史都尔在发言中宣称，纳粹党员不接受这样的议事规则，不再与这种破坏宪法的组织共事，于是纳粹党全体议员连呼三声“嗨”之后退出会场。几天之前，普鲁士邦政府被迫处理钢盔协会提出的公民表决建议，这个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协会曾援引邦宪法，强迫政府举行公民表决是否解散邦议会。钢盔协会的领袖在海德堡的一次集会上，宣布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希望“通过民族的力量，争取群众，在1932年以前取得政权”。
1931年3月28日，德国发布紧急条例，要求德国的政治激进分子中止他们的行动，原因是13日和14日，汉堡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展开暗杀活动，一名警察官员开枪打死了一名在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犹太人，因为他不愿意由犹太人审问他加人纳粹党的活动情况。此外，3名纳粹党员枪杀一名市议会议员，因为他们猜想他可能与汉堡的红色退伍军人联盟的首领有关。
为此，参议院在汉堡禁止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报纸，还禁止这些党派的一切群众集会。这次颁布的紧急条例，包括一系列关于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规定。其中之一是，禁止政治团体穿戴统一的服装和佩挂相同的徽章，并且亦针对激进组织印刷证件制定了措施。德国政府对德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采取行动的原因有详细的说明。德国的天主教会也首次警告激进主义的危险性。
1931年10月11日，德国纳粹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联盟等反动政党和团体的代表在布伦瑞克的哈尔兹堡温泉举行会议。参加者有希特勒、民族人民党领袖胡根堡、泛德意志同盟主席克拉斯、联合钢厂代表彭斯根、钢盔团首脑译尔特·杜斯特堡、银行家沙赫特、塞克特将军及霍尔兹将军等。与会者一致要求尽快取消民主制度，由垄断资本中最富有侵略性和极端沙文主义的集团来建立政权。
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党联合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天主教党右翼的支持下成立了所谓的哈尔兹堡阵线，预谋15个月后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他们在会上还明确宣布：“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毒害，以法律权力从经济崩溃的旋流中挽救我们的政策。”
纳粹党通过宣传、小恩小惠等手段，使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农民、大批涌向纳粹党。因此，该党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成倍增加。1928年底，纳粹党有1.7万名党员，1930年5月达到24万，1933年1月达到85万。1930年9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选票640万张，占全部选票的18.3%，在国会获107个席位。除中央党之外，其他资产阶级传统政党选票明显减少，在本身的意料之外，由此激发了纳粹党人通过选举搞垮魏玛体制的欲望。
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纳粹党选票又增加了1倍。达1370万张，占全部选票37.3%，国会席位增至230席。尽管纳粹党在1932年11月选举中失掉200万张选票，但是它仍然得到1100万德国选民的拥护，其中主要是德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
纳粹党利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积极开展宣传蛊惑活动，从1928年前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1928年国会选举仅获选票2.6%，共81万张）至1930年一跃而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至1932年则已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成了德国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这就为与垄断资本家讨价还价和夺取政权赢得了资本。
由于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统一中的特殊作用，使其在德国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欧洲，德国极其崇尚武力，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与其相比，军队几乎成了“国中之国”，军官团成了拥有特权的特殊社会阶层，其成员基本上由贵族子弟组成。
德国统一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高度垄断的工业强国。资产阶级虽在经济上占据优势，但在政治上却难敌容克贵族。它既畏惧日益倾向革命的工人阶级，又拜倒在容克贵族的脚下，在政治上始终是分裂的，从未形成一个在国内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政党，因而无力建立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1918年，德军在前线不断溃败，国内政局动荡。德皇威廉二世慌忙于9月30日下诏改革。10月3日，具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巴登亲王马克斯担任首相，组成了包括中央党、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国会制政府。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任不管部长，鲍尔任劳工部长。随后，新政府向美国表示愿意结束战争。但是，统治集团的这种让步已经无法阻止革命的爆发了。
在政府向协约国求和的时候，坚持战争政策的海军司令部于1918年10月下令远洋舰队出海与英国海军决战，如果不能取胜就“光荣地沉没”。这种让8万水兵送死的冒险行径引起水兵的极大愤慨。威廉港水兵拒绝起锚出海，军舰上出现了反战传单。海军司令部下令逮捕闹事的水兵，并把第三分舰队从威廉港调往基尔港。11月1日夜，到达基尔的水兵举行集会，讨论如何阻止舰队再次出海，并要求释放被抓的同伴。11月3日下午，5000多名水兵在练兵场集合，要求结束战争，要求和平、自由和面包。会后，水兵举行游行，基尔港的工人也加入了示威行列。当游行队伍到达卡尔大街时遭到政府军警开枪镇压，死伤30余人。示威者也开枪回击，打响了反对帝国政权的第一枪。
11月4日，起义的水兵和工人解除了反动军官的武装，占领了火车站等重要据点。奉命前来镇压的士兵也转到起义者一边。到4日晚，整个基尔已经掌握在新成立的苏维埃手中。
基尔起义震动了统治当局。马克斯、谢德曼等人签署呼吁书，要求水兵不要开始内战。同时，派遣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诺斯克去基尔恢复秩序。诺斯克后来承认，他去基尔是想利用他同海军的关系平息事件。但是，他“遇到的已不是罢工者，而是3万名叛乱者”。诺斯克见阻止起义已不可能，就转而答应水兵提出的一部分要求，许诺改善供应，从而取得水兵信任，被选为基尔水兵苏维埃主席。
基尔起义成为德国革命的开始。起义浪潮从北向南迅速扩展。汉堡、莱比锡、慕尼黑等城市相继取得革命胜利。各个邦的君主诸侯都被赶下宝座。到11月8日，大城市中只剩下柏林仍在反动政府手中。
1918年11月9日，参加游行示威的社会党人挤满了德国大街。水兵哗变，陆军占领了指挥部。革命热情支配着德国人民，德皇威廉二世已被迫退位，踪影皆无。在德国各地，皇室垮台。巴伐利亚国王路易三世逃之夭夭，布伦瑞克公爵和其他5位国王、王子和大公们均被赶出了城堡。上午11点30分，德军司令给总理官邸打电报通知说，威廉将立即退位。中午，德国总理、巴登亲王马克斯宣布皇帝正式退位。12点30分，柏林报纸号外大肆报道德皇退位的消息。12点30分，总理在办公室接见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并把权力移交给社会民主党主席弗里德里希·艾伯特。
下午2点，社会民主党菲利普·谢德曼站在总理官邸的窗前，向人群宣布成立德国共和国。下午3点，军事司令部给总理官邸打来一封电报说：“为避免流血，威廉二世陛下愿意放弃德国皇位，但决不放弃普鲁士国王头衔。”
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威风凛凛地接受检阅。下午3点30分，总理官邸拍给军事司令部的电报说：“没有必要再注意威廉二世的行踪，因为他退位的消息已于午间宣布。”下午4点，斯巴达克斯党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宣布：“自由的社会主义德意志共和国诞生了。”
这时，德国反动分子也在积极地活动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头子艾伯特勾结资产阶级，从皇室巴登亲王的手里接过权力，宣布成立“自由德意志共和国”，并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在革命的紧急关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等人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左派斯巴达克团，成立了德国共产党。他们二人担任了党的领导工作，并创办了《红旗报》，同艾伯特为首的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德国共产党向人民发出了战斗的口号：“全世界政权归苏维埃！”
1919年1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了柏林工人武装起义。艾伯特政府调集来大批军队冲向柏林，进行血腥镇压。由于起义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反动军队攻进了柏林，工人武装英勇奋战，血洒街头，起义最后失败了。反动政府开始了大屠杀。特务机关悬赏10万马克，高价索购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首级。白匪军警在全城展开搜捕。由于叛徒告密，1月15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在避居的地下室里被捕。
艾伯特不敢公开杀害两位革命领袖，于是便策划了一场卑鄙的谋杀事件。当晚，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卜克内西被押赴监狱。半路上，白匪军官将他推下车，从背后向他开了枪，之后造谣说他是在逃跑中被打死的。不久，反动分子又杀害了卢森堡，并将他的尸体投入了兰维尔运河。直到5月31日，才被人们找到。
德国工人将卢森埋葬在李卜克内西和另外32名被害工人的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艾伯特临时政府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了全国工人的反抗。3月间，柏林工人再次举行总罢工。英勇的工人群众丝毫不屈服于敌人的血腥屠杀。
镇压了革命的艾伯特政府宣布德国为联邦共和国，艾伯特出任总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德国的战败，容克贵族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软弱的德国资产阶级建立起魏玛共和国。但是，魏玛共和国的基础十分薄弱，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存在着十分尖锐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民族矛盾，社会危机四伏，政局动荡不安。容克贵族的势力没有从根本上触动，保守的政府执行机构与司法机构几乎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它们作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右翼保守势力，不断威胁着魏玛共和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尤为深刻。作为战败国，德国接受了《凡尔赛和约》对它的制裁。这在德国导致了两种后果：一是因民族压迫而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复仇主义心理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二是德国各阶层人民由于对现状不满而出现的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心理。战争使德国经济受到巨大破坏，背上了战争赔款的沉重包袱，大批中小企业倒闭破产，失业者成千上万，他们对现实强烈不满，渴望改变现状。正是在这种条件下，纳粹运动在德国勃然兴起。
1919年1月，慕尼黑机车厂机士安东·德雷克斯勒联合报社记者卡尔·哈勒创建了德国工人党，即德国纳粹党的前身。同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工人党党员，并成为该党主席团第七位委员。1920年2月他与德雷克斯勒合作起草了《二十五条纲领》，2月24日，德国工人党更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二十五条纲领》成为该党正式的党纲。
《二十五点纲领》利用德国人民对凡尔赛条约的不满情绪，“要求一切德意志人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日耳曼和约”。纳粹党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二十五点纲领》公然宣传泛日耳曼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主张只有日耳曼血统的人才能成为德国公民，而非日耳曼血统的德国人不仅不能“享有决定国家领导和法律的权利”，而且无权住在德国，要在未来大一统的日耳曼国家里清除所有的犹太人，以此煽动民族复仇主义。
希特勒为了吸收工人和下层群众，发展纳粹力量和开展纳粹运动，在纲领中猛烈攻击资本主义、托拉斯、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宣称：“取缔不劳而获的收入”、“取缔和没收一切靠战争发财的非法所得”，分享大工业利润，将大百货公司收归国有，租给小商人。纳粹党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改革要求，对中下层群众有一定的吸引力。一批退伍军人、破产的中间阶层、失意的知识分子和无业的流氓无产者，加入了纳粹党。
1920年3月12日在柏林，德国国防军和志愿军对共和国发动进攻。晚上，他们在瓦尔特·弗莱赫尔·芳·吕特维茨将军和海军少校赫尔曼·艾尔哈特·芳·多不里茨的率领下朝柏林进发。次日早晨，他们举着黑、白、红三色旗进入首都，占领了政府办公区。东普鲁士邦政府机关高级官员、地方总督沃夫冈·卡普是政变的领袖，他自封为德国首相。在政变分子到达之前，政府官员逃到了德累斯顿，后来又转往斯图加特。
政变的原因是数月以来极右运动和民族主义分子与军人势力中一直有潜在的诉诸武力的情绪。另一方面，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国防军和民团陷入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中，这种不稳定的状况也是导致政变的因素之一。军队必须从40万人裁减为10万人，2万名高级军官和40万名士兵面临被解雇的命运。
政府的解散令很自然地引起了军队的反抗。艾尔哈特的海军旅奉命在柏林附近的多不里茨集合，执行解散军队的任务，但他拒绝执行命令。这个做法得到柏林卫戍区司令吕特维茨的支持。3月10日，吕特维茨向总统提出最后通牒性的政治要求。第二天，国防部部长古斯塔夫·诺斯克解除了吕特维茨的职务，并下令逮捕卡普和其他政变参与者。这个行动迫使国防军提前行动，然而卡普和吕特维茨的政变准备工作并未就绪。当政变分子开始进军时，国防部部长诺斯克请求国防军军官们保护共和国，但为汉斯·芳·赛克特将军所拒；他不答应对政变分子采取任何行动，他说：“军人不能向军人开枪。”
为了维持政府运作的能力，政府离开了柏林。在此之前，政府曾要求居民举行大罢工。政变分子成立的反对派政府最后不免失败。官员们的观望态度和全国性的大罢工，使卡普的反对派政府处于瘫痪状态。3月17日，政变彻底失败。政变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卡普与吕特维茨逃出柏林，前往瑞典，艾尔哈特旅逐渐结束行动。在20日，政府从斯图加特重返柏林。国防军这次政变为纳粹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921年10月5月，希特勒在党内建立军事组织——冲锋队。冲锋队是纳粹党的武装恐怖组织。最初主要从事破坏革命运动冲击其他党派群众集会等活动。1923年1月27日至29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简称纳粹）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之前，该党只举行领导成员大会，并且是以秘密方式集会。28日突击队在马尔斯费尔德集合，阿道夫·希特勒为突击队举行首次授旗仪式。在党代表会上，希特勒要求废除凡尔赛和平条约，并在会上高喊“打倒11月的罪犯们”。
1923年4月，法国占领鲁尔区之后，德国政府几乎无能为力，只能做消极反抗。这时，国防军却为发生武装冲突做好了准备。它悄悄地招募临时志愿军，以扩大军力。另外，国防军还非法打开武器库，这些武器库是他们违反凡尔赛条约私下偷建的。临时志愿军伪装成工人队伍，一时达到相当可观的数目。仅设在柏林的第三军区就有1.8万人，编成27个分队。整个部队自称“黑色国防军”，实际上是在替秘密动员作准备。
1923年5月1日，为了破坏社会民主党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希特勒与他组织的“祖国武装团体工作协会”发动了一场武装游行，2万名希特勒党员列队进入奥伯维森费尔德地区。希特勒声称左派即将发动政变。希特勒的党徒被值勤的巴伐利亚邦警察和国防军解除武装，于是希特勒的操练行动只好变成一场游行和集会。希特勒或许想发动政变，但这种近乎叛国的罪行并没有受到追究。此后几个星期内他暂时隐遁起来，继续筹划这类行动。
随着纳粹党羽翼渐丰，纳粹党开始密谋夺权。1923年2月，纳粹党与几个极右团体组成了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的祖国战斗工作联盟。9月，又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德国人战斗联盟”。其任务是推翻魏玛共和国，并摧毁凡尔赛和约。11月初，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领导层与前德国陆军参谋长鲁登道夫串通一气，密谋策划在巴伐利亚建立法西斯政权，然后组织向柏林进军，夺取全国政权。
1923年11月8日晚，希特勒在军国主义分子鲁登道夫的支持下，率领法西斯武装的冲锋队员包围了在慕尼黑东南郊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强行冲进正在举行集会的会场。当时巴伐利亚州长官冯·卡尔正在向3000多名听众发表讲话，这一行动使会场一片骚乱。希特勒在戈林、赫斯等人的簇拥有下走向讲台，叫喊“国民革命已经开始了”。
希特勒在慕尼黑一家啤酒店发动政变，但不久这次政变便流产了。随后，希特勒扣留了州长卡尔、驻军司令洛索和警察局长泽塞尔上校，向他们宣布巴伐利亚州政府已被推翻，他自己将出任德国政府总理，鲁登道夫担任全国军队的领导者，威逼他们3个人担任巴伐利亚的摄政者、陆军部长和公安部长，甚至拔出手枪相威胁。之后跳上讲台欺骗群众，说这3个人已同意和他一起组织新政府，并将组织对柏林的进军，以“拯救德国人民”。
与此同时，一个亲希特勒的武装团体与正规军发生冲突，希特勒离开啤酒馆前去处理，卡尔等人趁机溜走，并改变了“同意”希特勒暴动的态度。为挽救局势，11月9日下午12时15分，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大约3000名冲锋队员，从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向慕尼黑市中心进发。
之后，暴乱者遭到警察部队的阻击，16名纳粹分子被打死，游行队伍一片混乱。希特勒不顾死伤者，自己登上汽车逃向一个朋友的别墅。11月11日警察在那里逮捕了希特勒，并把他关进兰茨贝格炮台监狱。鲁登道夫在奥茅昂广场被捕，受伤的戈林和赫斯逃到奥地利。这样，希特勒的“向柏林进军”以失败而告终。
巴伐利亚人民法院1924年4月1日对犯有谋反罪的希特勒、埃里希·鲁登道夫以及其他参与政变未遂案的被告人进行宣判。该法院提请将他们从轻判刑，因此虽然鲁登道夫的罪行证据很多，但仍被宣判释放。至于希特勒和其他几名被告则判处每人5年的监禁，这是最轻的惩罚，每人还被判罚款200金马克。不过，希特勒可以有法定的6个月缓刑的权利。这个审判法案从2月26日开庭之后，便引起德国国内外舆论界的极大关注。
在24天的审理期间，德国各大报纸均以头条大标题的篇幅报导发生在法庭上的一切事情，各家报纸都刻意着重报道希特勒在法庭上所发表的极具煽动性及蛊惑性演说以及对德国共和国的攻击，而且他滔滔不绝的讲话并没有被巴伐利亚人民法院的法官们打断。因此，希特勒之名首次越过巴伐利亚邦的范围，而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希特勒很成功地将这次对他叛逆谋反罪的审理变成一次政治上的免费宣传，使自己成为德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次审理仅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进行，并未提交更高级的国家法院，原因是总统艾伯特对中央地方均权所做的让步。在这次审判中，希特勒被判在距慕尼黑60公里外的列锡附近的兰茨堡监狱服刑。
啤酒馆暴动使纳粹党被取缔，纳粹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德国的纳粹运动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导致纳粹运动崛起的种种因素没有改变，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没有对希特勒及纳粹分子给予严厉的惩罚。希特勒入狱后写下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希特勒在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德国法西斯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鼓吹种族论，宣扬德意志人民是优等种族，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劣等种族，德意志人应该成为世界的主宰者，建立联合一切德意志人的大德意帝国，对内实行元首独裁统治，对外夺取“生存空间”。
1924年12月24日，希特勒服刑不满9个月便从监狱提前释放。希特勒刚出狱两个月就立刻重新组织遭禁的政党。此时，由于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德国社会亦随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改变暴力夺权方针，主张依靠袭断资产阶级、军官团和容克贵族，重建纳粹党。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选择了另一家啤酒店，宣布恢复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军事助手鲁登道夫将军当天没有出席，但希特勒受到其他一些信仰纳粹事业人的支持，包括尤里乌斯·肖布尤里乌斯·施特赖谢尔，戈特夫里德·弗德尔和赫尔曼·埃塞。在他的党报中，希特勒表示要重新开始。他重新宣布要使用武力，但保证只通过合法手段获得政权。德国人民对希特勒政党的反应还不清楚。
自从1923年希特勒的政党发动暴动失败后，右翼党派就拒绝支持希特勒。希特勒在受审时以其热烈的、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讲话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在押期间已被大多数人遗忘。但一些热心的拥护者希望希特勒能履行他受审时许下的诺言。他当时说：“我们建立的军队会一天天壮大。我自豪地希望这些庞杂的连会发展成营，营发展成师，我们从前的旗帜会重新飘扬，这一天会到来的。”
1925年4月26日，兴登堡当选德意志帝国的第二任总统。当时77岁的兴登堡获得1470万选民的支持。在这次大选中，右派政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德国人民党、巴伐利亚人民党和巴巴伐利亚农民联盟）支持兴登堡为候选人，结果击败了德国社会党、德国民主党和中央党所支持的前帝国首相威廉·马克斯和德国共产党提名的恩斯特·塔勒曼，而当选总统。马克斯获得1370万张选票，塔勒曼则获得190万张选票。决定兴登堡获胜的近百万张关键性选票，来自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个政党一向与中央党联盟，不过这次大选却加入右派政权的联盟。
当时，国外人士对兴登堡的当选，多采取观望存疑的态度。因为他们感到其中似乎蕴含德国对协约国的挑战，以及德国人民否认败于世界大战的心理。法国的《时代报》评论说，兴登堡的当选透露一种讯息，代表“德意志民族意欲否认在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兴登堡生于1847年，最初任职于参谋本部，1903年出任陆军元帅，1911年退休。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被征召复职，在东普鲁士大败俄军；继之又在马苏利亚湖泽区重创俄军。1916年升为陆军总司令，这两场主要的东线战役，使兴登堡与参谋长埃里希·鲁登道夫成为德国胜利的象征。大战结束后，兴登堡强调德国战场上的失败，乃是“为内政纷争中伤”。他因而引退，隐居于汉诺威，并撰写回忆录。兴登堡当选总统之后，颇能遵守其维护宪法的誓言，因此他在1932年再度竞选时，获得社会民主党及中央党的支持而连任。
1925年11月9日，希特勒授意海因里希·希姆莱组建党卫队。希特勒建立党卫队，目的是要与冲锋队首脑罗姆对抗。希姆莱从当年4月开始召集队员，9月份已扩展到德国全境。
1926年2月，在南德班堡举行的纳粹党全德领袖会议上，希特勒压倒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使纳粹党日益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
1926年7月4日，希特勒在德国魏玛举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重组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希特勒击败了他的对手斯特拉塞集团。该集团的领袖格里高尔·斯特拉塞和奥托·斯特拉塞在德国北部及莱茵河地区颇具影响力。斯特拉塞集团在魏玛大会中所提出的纲领却不合时宜，以致约瑟夫·戈培尔转而投靠希特勒。希特勒在魏玛检阅了5000人组成的行列，并首次以高举手臂的方式致意。
1928年4月30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控制文宣及电影。戈培尔在《进攻报》上发表纳粹党的竞选政见：“我们之所以要进入德国国会，是为了从民主的武器库中，取得自己的武器。我们之所以要成国会的议员，是为了借着魏玛政府的体制，压制魏玛思想。如果民主是如此的愚蠢，对我们而言，所有能够变革现状的合法手续都是正确的。”
1928年6月28日，根据五月大选的结果，由社会民主党海曼·穆勒进行组阁工作。本次内阁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德国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和巴伐利亚人民党5个大党的党魁组成，但每个党都不愿受制于新内阁的决策。因此这个联合政府自始便无法承担重责。不过外交部长古斯达夫·史特莱斯曼继续留任，这对于各派之间的协调及统合有很大的作用。
1929年11月8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在图林根邦议会的选举中，得票比例从4.6%提高到11.3%，显示出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势力有持续上升的趋势。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得势来自于采取反对杨格计划的行动，以及通过赫根伯格出版社的宣传。这些措施不但使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打出知名度，并且赢得了选民。
1929年度在萨克森（5月）、巴登（10月）、鲁贝克（11月）的选举中，特别是在巴伐利亚举行的普选中，该党都赢得了议会的席位。希特勒的亲信威廉·弗列克并担任图林根邦政府的内政部和国民教育部的要员。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曾积极地争取全民表决，共同反对杨格计划。到22日止，只有580万票表示赞同，离通过全民表决2000万票数之标准，仍有相当距离。
为了骗取农民的支持，1930年希特勒任命农业专家理查德·瓦尔特·达雷为纳粹党农业部长，由他负责制定农业方面的政策。1930年3月6日，达雷宣布了一个取悦于农民的《农民纳领》，规定取缔土地投机，禁止地产抵押和拍卖，在土地交易中国家享有优先权，纲领向农民许诺，“在尽可能公道的条件下，得到经营土地放款”。
1930年7月份是德国历史上危机重重的一个月。虽然最后一批法国军队在6月30日撤离莱茵河地区，但是庆祝撤军的活动也因经济危机而黯然失色。由于德国财政状况严重萧条，兴登堡总统援引紧急条例来处理政府事务。新任财政部长海曼·迪特列希提出一项抵偿方案，虽经过不断的修改，在国会中仍然遭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左、右两派的反对党（德国国家人民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共产党）的反对。
布鲁宁总理所领导的内阁认为，他们所提出的财政调整方案只有通过宪法第四十八条的协助，才可能实现。7月16日，他们要求总统将方案作为紧急条例予以实行。两天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的国会议员和德国民族人民党的部分议员共256人否决了这项紧急条例。兴登堡按布鲁宁的建议，根据宪法第25条，解散国会，重新收回被否决的紧急条例。
1930年上半年，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德国的政治危机，3月27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米勒内阁垮台，刚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中央党布鲁宁内阁也失去了国会的信任。兴登堡总统宣布解散国会，决定1930年9月13日进行国会选举。纳粹党趁此机会，发起了一场选举战。
在经济危机期间，纳粹党针对中小资产阶级反垄断资本的心理，针对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和失望，以及战后存在的民族屈辱情绪，提出了“反资本主义”、“反共和制”和“民族主义”的口号，宣扬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开展了一场争取民心的宣传战。
希特勒首先把党内数千名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派往农村和中小城市，争取对现状不满的农民和中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所到之处，举行各种群众集会、青年集会、演讲会、火炬游行等活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广告，在这次竞选活动中，纳粹党举行了34.1万次竞选大会，有2.1～3.1万名在纳粹党演说学校培养的演说家，其中有1000名专门为竞选训练的宣传家登台表演。希特勒在各种集会上摇唇鼓舌，大谈人民的苦难，共和国的无能，并向各阶层人民许愿说，他能给他们带来所需要的一切。
1930年9月14日，德国政府在议会选举中惨遭失败，而对议会表示轻蔑态度的党派却以优势获胜。希特勒的纳粹党在过去的议会里只有12个席位，而在新的政府里猛增到107个。现在纳粹党比共产党强大，他们是德国第二大党。西欧各国对希特勒的成功大为惊恐。他被视为战争贩子。他说德国一定要东山再起，要报上次战争中的一箭之仇。希特勒的一些年轻的追随者为他激烈的言词所感染，老一代德国人为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和对战争所做的准备以及政府的议会形式所吸引。
1930年10月14日，纳粹党的107名议员在国会提出一份提案，要求“银行家、交易所大王、1914年8月1日以后移入的犹太人和一切外籍人员及其亲属的财产，以及自1914年8月1日以后利用战争、革命、通货膨胀等机会增加的一切财产，应无条件没收，归公所有。各大银行应立即收归国家管理。”
1931年2月9日，德国极右派政党钢盔协会和国家社会主义劳工党（纳粹党）试图削弱政府的实力。在审议预算项目中的“外交”一款时，纳粹党议员弗朗斯·史都尔在议程开始之前发表了抨击民主的声明。纳粹党员特别视会议的新议事规则为眼中钉，因为新规则让左派和右派喋喋不休地讨论没有意义的提案。史都尔在发言中宣称，纳粹党员不接受这样的议事规则，不再与这种破坏宪法的组织共事，于是纳粹党全体议员连呼三声“嗨”之后退出会场。几天之前，普鲁士邦政府被迫处理钢盔协会提出的公民表决建议，这个由退伍军人组成的协会曾援引邦宪法，强迫政府举行公民表决是否解散邦议会。钢盔协会的领袖在海德堡的一次集会上，宣布他们的奋斗目标是希望“通过民族的力量，争取群众，在1932年以前取得政权”。
1931年3月28日，德国发布紧急条例，要求德国的政治激进分子中止他们的行动，原因是13日和14日，汉堡的纳粹党积极分子展开暗杀活动，一名警察官员开枪打死了一名在政府主管部门工作的犹太人，因为他不愿意由犹太人审问他加人纳粹党的活动情况。此外，3名纳粹党员枪杀一名市议会议员，因为他们猜想他可能与汉堡的红色退伍军人联盟的首领有关。
为此，参议院在汉堡禁止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的报纸，还禁止这些党派的一切群众集会。这次颁布的紧急条例，包括一系列关于集会和示威游行的规定。其中之一是，禁止政治团体穿戴统一的服装和佩挂相同的徽章，并且亦针对激进组织印刷证件制定了措施。德国政府对德政治和文化上的激进主义采取行动的原因有详细的说明。德国的天主教会也首次警告激进主义的危险性。
1931年10月11日，德国纳粹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钢盔团、泛德联盟等反动政党和团体的代表在布伦瑞克的哈尔兹堡温泉举行会议。参加者有希特勒、民族人民党领袖胡根堡、泛德意志同盟主席克拉斯、联合钢厂代表彭斯根、钢盔团首脑译尔特·杜斯特堡、银行家沙赫特、塞克特将军及霍尔兹将军等。与会者一致要求尽快取消民主制度，由垄断资本中最富有侵略性和极端沙文主义的集团来建立政权。
在这次会议上，纳粹党联合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在天主教党右翼的支持下成立了所谓的哈尔兹堡阵线，预谋15个月后在德国建立法西斯专政。他们在会上还明确宣布：“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免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毒害，以法律权力从经济崩溃的旋流中挽救我们的政策。”
纳粹党通过宣传、小恩小惠等手段，使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农民、大批涌向纳粹党。因此，该党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成倍增加。1928年底，纳粹党有1.7万名党员，1930年5月达到24万，1933年1月达到85万。1930年9月，纳粹党在国会选举中获选票640万张，占全部选票的18.3%，在国会获107个席位。除中央党之外，其他资产阶级传统政党选票明显减少，在本身的意料之外，由此激发了纳粹党人通过选举搞垮魏玛体制的欲望。
1932年7月31日国会选举，纳粹党选票又增加了1倍。达1370万张，占全部选票37.3%，国会席位增至230席。尽管纳粹党在1932年11月选举中失掉200万张选票，但是它仍然得到1100万德国选民的拥护，其中主要是德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工人。
纳粹党利用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积极开展宣传蛊惑活动，从1928年前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党（1928年国会选举仅获选票2.6%，共81万张）至1930年一跃而成为国会第二大党，至1932年则已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成了德国最有影响的政治集团。这就为与垄断资本家讨价还价和夺取政权赢得了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