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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日本军国主义运动
日本是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浓厚的封建残余和军国主义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日本暴露了其内在结构的脆弱而开始面临危机。在日本国内，资本主义陷入了全面的社会危机。
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在布列斯特和谈的前后，英法两国政府曾强烈请求日本出兵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当时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这样会把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而且恶化同苏俄的关系。日本国内统治阶层对出兵也意见不一，军部、外务省积极主张并寻找出兵的时机。
1918年4月5日，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海参崴登陆。5月经西伯利亚向西部战线转移的捷克斯洛克兵团叛乱，使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有了借口。7月初根据英法两国的要求，美国向日本提出以援助捷克斯洛克兵团为目的、限定各国出兵7000人到海参崴的建议，于是上述四国缔结了一项协定，四国派兵2.8万去苏俄。但日本寺内内阁计划全面出兵干涉苏俄革命，最后决定出兵1.2万人，而且声明日军行动将不止于海参崴，“为援助捷克军，可向海参崴以外地方出动，并随形势的发展，预料有增派的必要”，这就为扩大武装干涉埋下了伏笔。
8月中旬日本第十二师团在海崴登陆，第三师团向外贝加尔方向出动，并对海参威增派了兵力。9月上旬日本占领了从海参崴到伯力、赫塔的铁路沿线，10月末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干涉军已达7.2万人。1920年6月，日本继续出兵西伯利亚。直到1922年6月，日本政府才声明在10月末以前从北库页岛以外的地区撤兵。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结果死亡官兵6000余人，耗资6亿日元之多，在国内外遭到强烈的谴责。
1920～1921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9.5%，处于寄生地主控制压迫下的农民纷纷破产。
经济危机袭击下的日本失业工人。经济危机尚未过去，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县突然发生强烈地震。震源在距东京市中心约200公里，震级7.9级，地震最严重的地方是神奈川西部的小田原一带。横滨的人造陆地地区很多人被压死，东京以下町为中心燃起大火，一直到9月3日拂晓仍在继续燃烧。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是午饭时间，更加重了灾情。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和灾难，地震中死亡9.9万人，伤1.4万人，4.3万人失踪，房屋被震倒毁者12.8万户，半毁者12.6万户，烧毁44.7万户，被水冲走868户，受害者总数达340万众之多。这次大地震使京滨一带的电信、电话、交通网被切断。下町一带被熊熊大火烧光，在一处被烧毁的遗址上，4万多人被活活烧死，大量居民因地震成为饥饿的难民。
9月2日，山本权兵已内阁实施戒严令，发布《取缔暴利令》和《延期支付令》，着手收拾因地震造成的混乱局面。但日本政府却借口地震中的混乱要求近卫师出兵，并命令“严厉取缔捣乱计划及其他不逞之徒的各种计划”。
12月午间出现了“朝鲜人要暴动”、“社会主义者要暴动”以及放火、抢劫的谣言，于是12日傍晚起在东京、神奈川县、玉县、千叶县，新设了以福田雅太郎大将为司令官的戒严司令部。17日颁布了《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到20日出动兵力已达5万人。戒严期间大肆逮捕朝鲜人，连续发生屠杀朝鲜人事件。当时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被残杀者达6000人之多，2万人被监禁。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公司和银行倒闭，金融界一片混乱。日本半封建的农业则一直陷入慢性危机。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使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新的更大的冲击，社会再也不能保持大战前那种稳定了。
伴随经济危机同来的是社会政治危机。频繁发生的经济动荡和危机，不仅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农民大量破产，而且也威胁到中间阶层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层出不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毅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
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减少。地主和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四个月内米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点燃。因男子出去打仗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她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
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女们所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向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像是受到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初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
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持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8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3/4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以1918年席卷全国的米骚运动为起点，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农民的租佃纠纷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建立和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
在国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结构，仍由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与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市场与资源的计划。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又从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于日本的猛烈冲击。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对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开始陷入了危机四伏、到处碰壁的困境。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阶层、集团、政治力量对于本民族的历史与前途进行集中的反思，并作出自己的反应与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队法西斯运动发展，并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这两种法西斯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化，为天皇法西斯体制奠定了基础。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特色所在。
全面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利用中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恐惧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提出了“革新”和“反财阀”的口号，大肆攻击政党政治，极力进行迎合民意的宣传。它们对外鼓吹侵略扩张、称霸亚洲和世界，对内宣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对现存体制进行“革新”，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而获得了这一阶层广大成员和青年军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法西斯运动。
日本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派别林立，五花八门。主要有北一辉代表的“改造法案”派，大川周明代表的所谓“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代表的农本自治主义，有高畠素之、赤松克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派。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法西斯团体。至1932年3月，由权藤成卿和橘孝三郎等人领导的“爱乡会”，已经设立了28个支部，成员发展到560余人。他们发动的农村请愿运动曾轰动一时。1932年5月，赤松克和下中弥三郎同一天分别建立日本国家社会党和新日本国民同盟，公开支持军部法西斯化和对外侵略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底日本法西斯团体和准法西斯团体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1932～1933年出现的，共有成员28万人，主要成员来自中小资产阶级。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方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同年8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标志着法西斯运动在日本的兴起。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北一辉强烈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嚣战争。
《改造法案》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0年，北一辉从中国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
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引起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植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
虽然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在1923年解体，但法西斯运动却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派别不断涌现，如，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的农本自治主义派，高畠素之的国家社会主义派，等等。
民间法西斯运动产生之后不久，日本军队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1921年10月27日，旅欧陆军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茨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10月28日，东条英机亦从柏林赶到，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
永田铁山等人回国后，邀集年龄相近、志同道合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于1923年建立了二叶会，讨论如何改革陆军等问题。
1924年初，在升官发迹的舞台的幕后，长州藩的武士正在作最后的顽抗。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将军——一个接替前辈实力派、搞权术的山县的头脑简单的家伙——召集陆军中的元老们在他家开了一次会。他扬言：“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让我们彻底粉碎他们。”
6个月后，长州藩的一些将军和少数政友会的同盟者，仅得以在公众面前保全了面子。他们获准去搞垮这个卑躬屈节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的改组计划。
1924年6月，由戴单眼镜的外交家加藤高明组成新内阁，此人在十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新内阁把陆军的清洗当作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满不在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普选法的新问题方面。自1902年以来，所有的日本自由党人都在为取消3日元的人头税而斗争。这时加藤首相和裕仁表明态度，赞成取消，同时又赞成把全体选民从330万人增至1400万人，使25岁以上的男人都有选举权。保皇派的报纸却捏造了一些反对增加普选人数的极端守旧的评论员写的文章，于是一场无中生有的大论战充斥于报纸的头版上。
当全国的注意力被转移时，陆相宇垣却站在一边没有受人注意，他表面上是对陆军进行“裁军”，实际上他正在军官团中进行一笔复杂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藩将军连同一批经过选择并给以补偿的萨摩藩将军和其他藩族的将军均自动辞职。约有2000名军官被裁减，另外在一开始似乎有8万名左右士兵与他们一起退伍。第13、第15、第17和第184师团被宣布解散，但这些师团中的许多中队和大队则不予触动，待命处理。当许多长州藩族的军官退伍后，他们的部队重新被分配去充实还保存着的师团，或到新成立的辅助部队去充当军官。当这项工作结束时，只有33894人和6098匹马被裁出陆军，原来看来要退伍的46000多名士兵重新被编入部队。
此外，强制军事训练时间被缩短到六周，以便万一在全国动员时，政府能为每个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训练。为了弥补训练时间的不足，组织了有1200名教官的陆军教导团，其成员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体育教官保证每个青年在服役前要学好尚武精神的原则、列队操练、军刀和步枪操练。他们通过对教职员的恫吓威胁，在以后几年中将逐步严密地控制课程，于是，日本的教育就成为一种教条口号式的平淡乏味的教育。
当陆军改组计划逐步地一个营一个营地展开时，被裁减的长州藩军官在私下大发牢骚，但在公开场合，竟不可思议地毫无怨言。这种沉默，一方面的确纯应归因于日本士兵遵守命令和纪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三羽鸟”所制订的人员计划的高明。他们在开始改组时，已把裕仁的年轻军官党羽分配到所有最要害的岗位。“三羽鸟”中为首的永田铁山在1924年，亲自在行将撤销的一个联队中担任了四个月的军官，该联队驻于长州境内，由长州藩族的军官担任联队干部。他巧妙地使用政治权术，防止了该联队士兵所策划的一场哗变。
到了1925年3月，当撤销四个师团——四幅先辈在其周围牺牲的神圣战旗——的消息最后公诸于众时，裕仁皇太子的地位已经如此巩固，以致他在贵族院的宠信们得以在普选法案上加上一条附款。当普选法在1925年5月5日获得通过时，它的支持者还保证投票赞成治安维持法。这个功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诸裕仁的老大哥，那个瘦长衰弱的藤原族近卫公爵，此人在10年之后，也就是在攻占南京期间以首相身份主管日本政务。这个法案被人攻击为“危险思想法”，因为它使警察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它于1925年5月12日在议会没有经过多大辩论就通过了。这是通过普选法后一星期的事。15年后，它将使近卫公爵得以把普选改变成普遍协议，从而组成了一个虔诚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单一大政党。
日本民众所期待的普选法案，1925年2月29日终于通过立法程序。根据普选法案，选举权中废除纳税额的限制，因而使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由330万人增加到1250万人。法案规定年满25岁的男子有选举权，30岁以上的男子有被选举权。但是“接受救济的贫民”和“未有固定住所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原先，法案规定只要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就有被选举权，除了“接受公费者”例外。枢密院则将被选举者的年龄提高为30岁，并且增加上述两项限制。
根据修正后的法案，凡是接受家庭资助的学生，以及寄住在亲戚家的人，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外还附加一项政友会的修正案，当选人若在选举中违反选举法，必须追究连带责任，这反映出相当浓厚的政党色彩。此外，选举候选人还必须缴付2000日币。
1927年，日本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又称“昭和金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1920年的经济危机和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致使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成为此次金融大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政府以财政资金作为贷款用以赈灾，使产业与金融的关系混乱不堪，第一次讨论内阁藏相片冈直温在第52届议会上提出两个整理震灾票据的法案时，由于不慎将渡边银行的经营内容和盘托出，引起东京、横滨一带发生银行挤兑现象，继而各大银行相继宣布歇业。3月22日，议会通过决议发行公债救济震灾区票据持有者，日本银行同时放出3亿多日元贷款，危机暂告平息。
1927年3月，挤兑现象开始波及到全国，许多银行宣布破产，金融危机开始。4月17日，第一次若棱内阁倒台，随之金融混乱达到顶点，危及到许多工业部门。继任的田中义一内阁发布《延期支付令》，命令银行暂停营业，努力收拾残局。5月，金融危机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金融危机导致日本政府下决心解除了黄金出口禁令，并使银行高度垄断集中，确立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和安田等五大银行的优势。
192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垄断资产阶级期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因而重用军阀。4月17日，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男爵出任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代表最反动最富侵略的日本统治集团，公开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主持在东京举行了所谓“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代表。会议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对华“积极”行动纲领，即公开侵略中国的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田中在会上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方针。东方会议的决定成为臭名昭著的田中秘密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折”的基础。
尽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发现，但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照“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针进行侵略和争夺东方和世界霸权的。
在田中执政的两年中（到1929年7月2日），仅1927年5～6月和1928年4～5月，即曾两次出兵山东，侵占我国青岛和济南。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根据公布的内容：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极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第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它是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
1927年12月，永田铁山在整备局作《论国家总动员》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全部加以统制的思想。这样，就在日本法西斯体系中加进了新的内容；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而民间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便成为幕僚革新派进行全国总动员的重要手段。
在二叶会的影响下，参谋本部课员铃曜贞一和土桥勇、石原莞尔等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校、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研究国策”的木曜会。1929年5月，二叶会、木曜会合二为一，建立了“一夕会”，标志着军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铁山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战略的研究，以及长期在德国对欧洲各国的观察，认为日本要在未来的世界战争中取胜，必须进行总体战。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国力赢弱的日本还要以一国的力量同多国对抗。为了缩小差距，进行总体战，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必须建立总体战体制。
1928年（昭和3年）3月15日凌晨，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全国性的大逮捕。其原因是由于同年2月日本在举行第一次大选时，“无产政党”非常活跃。政友会与民政党只取得微弱多数，而日共支持的劳农党却获得19.3万张选票，各“无产政党”共得48万张选票。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又号召“建立工农政府”。
于是，田中义一内阁在召集议会之前，决定对共产党及其有关系者实施这次大搜捕。当时日本内务大臣铃木起用了曾起草过治安维持法的前司法省刑事局长山冈万之助为警保局长，山冈下令日本警察机构全体出动，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为名，在全国范围内的1道3府27县一举逮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1600余人。
在严刑拷打之后，对其中483人以违犯治安维持法起诉，其中学生和青年居多数。4月10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决定，禁止劳农党、日本工会总评会和全日本无产者同盟等团体集会结社。这次大镇压，使日本工农运动和民主运动受到沉重打击。
完全受军部控制的日本广田内阁成员合影。1929年（昭和四年）4月16日黎明，田中义一内阁下令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是继“三·一五”事件后，日本政府对以共产党人为主要对象的又一次镇压活动。这一天政府出动警宪在各府县共逮捕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700多人，日共主要领导人市川正一、锅山贞亲、三田村四郎和佐野军等均被逮捕。之后根据《治安维持法》，有290多人被起诉，日本共产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连日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授美浓部亮古都说：“政治的光明正大几乎绝迹，使有良心的人痛叹黑暗政治的到来。”
日本早在1927年3月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赖对外贸易，并与美国市场有密切联系的日本经济，很快遭到沉重打击，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批企业破产。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同时，右翼法西斯团体也猖撅活动，并与官僚、军阀加紧勾结。
日本黄金解禁令颁布是指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撤消1917年以后实行的黄金出口禁令，实行国际金本位制。1929年7月滨口取代田中出任总理大臣后，进行了内阁人事调整，任命币原喜重郎为外务大臣，着手医治田中内阁时期由于执行冒险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败创伤；任命井上准之助为藏相，以实施紧缩财政方针，健全经济。日本亟需通过利用外国投资和建立国际信货关系，同英美等国进行协调，这成了“黄金解禁”的外部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禁止黄金口。战后，欧美等国家在渡过经济危机以后，先后实施黄金解禁方案，恢复金本位制。由于战后危机和灾危机、金融危机，使得日本到1929年也未恢复金本位制。日本在这一期间的出口额逐年下降，尤其是对华贸易陷入绝境。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对黄金出口禁令松绑，降低国内物价体系，使之达到国际水平，以扩大出口，缓解通货膨胀。
以1927年金融大危机为契机，黄金解禁论抬头。1930年1月11日，滨口内阁以藏相井上准之助为主，断然解除黄金出口和黄金兑换的禁令，同时，宣布削减政府预算，降低月工资，加强劳动制度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可是，从1929年10月全世界就已出现经济大危机的前兆，1931年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和英国停止实施金本位制等事件，使得日本黄金解禁令的出台引发本就不景气的国内经济更趋恶化，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1930年12月成立犬养毅内阁宣布停止实施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黄金出口。以后，金本位制始终未能在日本恢复。
1929年6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内推行紧缩财政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对美英采取“协调”外交方针，并以政治手段将中国东北攫为己有，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而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省、总参谋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则主张立即出兵侵占“满洲”，以摆脱日本的经济危机。
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准法西斯团体曾经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1931年6月底，由日本国民党、黑龙会、大日本青年等19个团体，试图联合组成法西斯主义大日本生产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次统一尝试。但是，所有的统一尝试均因内部存在分歧和争吵而未能成功。民间法西斯团体遂把自己的事业和希望寄托于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身上。
日本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是近代军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大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军部实现了法西斯化，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角。1930年9月，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一些中下层军官建立樱会，1932年，原一夕会的一些成员同其他一些军官，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统制派，成为推动军内法西斯运动的两股势力。由于统制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以合法手段，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对国家进行法西斯改造，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因此，统制派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1934年1月，“带有统制色彩”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同年3月任命“统制派”领导人永田铁山少将为军务局长，成为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人物。统制派由此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权。陆军是日本军部的主导，支配了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军队的主导权。
军部还有计划、有步骤地从组织上操纵国民和民众舆论，对国家政务施加压力。1931年，在乡军人会会员发展到263万多人，在各地实际上起着反动的政治作用。军部通过在乡军人会，将其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基层单位，并通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把全国青少年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此外，军部还通过驻地的部队，对各地管辖的居民直接进行宣传、煽动和组织其他活动。军部通过上述手段，为扩大、确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击、摧垮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
实力日益壮大的军内法西斯势力，利用危机，同民间法西斯势力相呼应，连续向政党政治发起进攻。1931年3月，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陆军军官与大川周明一起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试图推翻内阁。
1930年4月22日，滨口内阁签订了《关于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遭到军方和右翼反动团体的责难。他们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借机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主张改造国内“体制”，加强军事独裁统治。11月2日，议会批准了伦敦条约。11月14日，滨口首相前去参加陆军大演习时，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住乡屋留雄的狙击，身负重伤，后于1931年8月26日死去。
滨口首相被刺，是军部准备发动战争的信号。同年末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组织了“樱会”，企图发动政变，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脑的“改造政府”，后未遂。4月间“民政党”总裁若礼次郎继任首相后，就加速了准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在作好临战前准备的同时，日本军部和政府利用所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加紧为侵略中国东北制造舆论，到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西斯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军内法西斯分子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军部独裁，以夺取政权。1931年10月，樱会陆军军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以策应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政变计划动员陆海军少壮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概礼次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上将为首相、建川美次为外相的军部法西斯政府。后来，这一政变计划由于中途泄密而再次流产。但是，军部又一次对“十月事件”的真相予以保密。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只是受到暂时性的“保护性拘留”，主谋桥本也只受到了20天“闭门反省”的处分。
“十月事件”后，法西斯恐怖活动达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1932年二三月间，日本又发生“血盟团事件”。民间法西斯组织血盟团与以藤井齐为首的海军少壮军官相勾结，连续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董事长团琢磨。5月15日，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青年军官及血盟团余党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史称“五·一五”事件。政变虽被粉碎，但内阁被迫辞职。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5月26日，海军上将、前驻朝鲜总督斋滕实在军部的支持下，根据军部的“废除政党政治”的要求，成立了“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从此结束，军部法西斯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进一步得到加强。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题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公开叫嚣“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宣称“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要求确立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政策”，“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建立法西斯极权体制。这本小册子是统制派和整个军部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的纲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受到社会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分子的坚决支持。
1935年，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场“明征国体”运动，全力攻击日本政党内阁的理论基础“天皇机关说”，使“国体论”成了极权主义统一国民和改造国家的核心理论。军部法西斯势力随时利用“天皇”和“国体”的大棒，镇压一切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铲除异端”的活动。陆军省发表的小册子和“明征国体”运动，成为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
日本军部实现法西斯化，为确立军部对内阁的政治支配地位，为实现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1918年3月苏维埃俄国与德国在布列斯特和谈的前后，英法两国政府曾强烈请求日本出兵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当时美国对此持反对态度，担心这样会把西伯利亚置于日本势力之下，而且恶化同苏俄的关系。日本国内统治阶层对出兵也意见不一，军部、外务省积极主张并寻找出兵的时机。
1918年4月5日，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借口在海参崴登陆。5月经西伯利亚向西部战线转移的捷克斯洛克兵团叛乱，使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有了借口。7月初根据英法两国的要求，美国向日本提出以援助捷克斯洛克兵团为目的、限定各国出兵7000人到海参崴的建议，于是上述四国缔结了一项协定，四国派兵2.8万去苏俄。但日本寺内内阁计划全面出兵干涉苏俄革命，最后决定出兵1.2万人，而且声明日军行动将不止于海参崴，“为援助捷克军，可向海参崴以外地方出动，并随形势的发展，预料有增派的必要”，这就为扩大武装干涉埋下了伏笔。
8月中旬日本第十二师团在海崴登陆，第三师团向外贝加尔方向出动，并对海参威增派了兵力。9月上旬日本占领了从海参崴到伯力、赫塔的铁路沿线，10月末在西伯利亚的日本干涉军已达7.2万人。1920年6月，日本继续出兵西伯利亚。直到1922年6月，日本政府才声明在10月末以前从北库页岛以外的地区撤兵。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以日军的惨败而告终，结果死亡官兵6000余人，耗资6亿日元之多，在国内外遭到强烈的谴责。
1920～1921年，日本爆发了历史上空前深刻的经济危机，工业总产值下降了19.5%，处于寄生地主控制压迫下的农民纷纷破产。
经济危机袭击下的日本失业工人。经济危机尚未过去，1923年9月1日，以东京为中心的整个关东地区以及静冈、山梨等县突然发生强烈地震。震源在距东京市中心约200公里，震级7.9级，地震最严重的地方是神奈川西部的小田原一带。横滨的人造陆地地区很多人被压死，东京以下町为中心燃起大火，一直到9月3日拂晓仍在继续燃烧。
由于地震发生时正是午饭时间，更加重了灾情。关东大地震给日本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和灾难，地震中死亡9.9万人，伤1.4万人，4.3万人失踪，房屋被震倒毁者12.8万户，半毁者12.6万户，烧毁44.7万户，被水冲走868户，受害者总数达340万众之多。这次大地震使京滨一带的电信、电话、交通网被切断。下町一带被熊熊大火烧光，在一处被烧毁的遗址上，4万多人被活活烧死，大量居民因地震成为饥饿的难民。
9月2日，山本权兵已内阁实施戒严令，发布《取缔暴利令》和《延期支付令》，着手收拾因地震造成的混乱局面。但日本政府却借口地震中的混乱要求近卫师出兵，并命令“严厉取缔捣乱计划及其他不逞之徒的各种计划”。
12月午间出现了“朝鲜人要暴动”、“社会主义者要暴动”以及放火、抢劫的谣言，于是12日傍晚起在东京、神奈川县、玉县、千叶县，新设了以福田雅太郎大将为司令官的戒严司令部。17日颁布了《关于维持治安的惩罚条例》，到20日出动兵力已达5万人。戒严期间大肆逮捕朝鲜人，连续发生屠杀朝鲜人事件。当时旅居日本的朝鲜人和中国人被残杀者达6000人之多，2万人被监禁。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许多大公司和银行倒闭，金融界一片混乱。日本半封建的农业则一直陷入慢性危机。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又使脆弱的日本经济受到新的更大的冲击，社会再也不能保持大战前那种稳定了。
伴随经济危机同来的是社会政治危机。频繁发生的经济动荡和危机，不仅导致工人大量失业、农民大量破产，而且也威胁到中间阶层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层出不穷。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日本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增添了反抗剥削的斗争勇气。日本统治者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1918年5月首相寺内正毅在一次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严防“不合国体的国民思想”在日本蔓延。然而，仅仅两个多月后，一场规模空前的群众抗议运动便蓬勃兴起，继而席卷全国。运动的直接原因是米价暴涨，故称米骚动。
与资本主义工业的急剧发展相比，日本农业发展滞后，加上城市人口激增，进入20世纪后粮食问题日益严重。由于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参与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革命的武装干涉，大批军粮的收集使得市场可供粮食减少。地主和米商乘机囤积居奇，米价一路攀升。面对空前严重的粮食危机，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地主利益，既不允许外国大米自由输入，又不采取措施平抑米价，听任地主和米商哄抬物价、牟取暴利。1918年春天以来，四个月内米价上涨了一倍以上。
7月23日，抗议之火首先在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点燃。因男子出去打仗而从事装卸货物等重体力劳动的妇女们，正经历饥饿之苦。她们看到本地生产的大米被地主和米商大量运往外地，不禁怒火满腔。数百名妇女聚集起来，力阻本县大米装船外运。
鱼津的抗议运动很快引起附近区域的连锁响应。8月3日，淤积已久的怨愤终于爆发了，骚乱首先由西水桥村的渔妇女们所起。这天傍晚，村里那口古老的大钟“当当”地敲响了，沉滞凝涩的钟声似乎在诉说和发泄无米下锅的妇们心中的哀怨和愤怒。300多人不约而同地奔出家门，涌向米店，要求降价出售大米。老板一看这么多人，吓得紧闭大门，并偷偷派人去叫警察。愤怒的渔妇们见老板不理她们，便开始砸门。厚厚的木板门在妇女们的撞击中开始摇晃。可就在这时，警察赶来了，他们拼命地吹着哨子，用枪托和皮靴驱赶着人群。渔妇们更加怒不可遏，多日来的愤怒与委屈像山洪一样爆发了。她们转向与警察对打起来。已被饿得面黄肌瘦、奄奄一息的她们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竟然打倒了数名警察。
然而，警察的援兵源源不绝地赶来，皮鞭在人群里呼啸，枪托在渔妇们头上飞舞。她们已有多人受伤，仍不肯罢休，似乎已经豁出去了，什么都不顾了。最后，一名警察朝天空开了枪，才把这次骚乱平息了下去。
西水桥村的抢米消息第二天传到对岸的渔村东水桥。那里的妇女们像是受到某种启示似的，800多人当即来到当地一家大米店，这个米店已囤积了1000多袋大米，正准备运往外地高价出售。渔妇们起初是和平地与老板交涉，要求他不要运走大米，就在当地卖。
也许是西水桥村抢米的失败使老板有持无恐，他态度强横，瞪着眼说：“米是我的，我爱卖给谁就卖给谁，你们有什么权力管我？”他的老婆、那个一身肥肉胖得像猪似的女人更恶毒，只听她扯着公鸭似的嗓子吼道：“去死吧，你们！嫌米贵就别活了！”听到这话，妇女们压抑着的怒火再也控制不住，不知是谁高声了一声：“跟他们废什么话，抢啊！”渔妇们一拥而上，老板、老板娘和店伙计被她们推到一边，1000多袋大米很快被一抢而空。等米店的伙计带着警察赶到后，只看见坐在地上嚎哭的老板夫妇。
富山县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全国。此时的日本民众的不满情绪早已犹如浇满了油的干柴。富山县的渔妇们的行动，无疑等于在上面点着了火。8月11日，大阪市民和工人暴动，捣毁或抢光了250多家米店；次日，米商最集中的神户，几万市民发生暴动，几家最大的米店被捣毁。有个大奸商叫铃木，不但被烧掉了大米总店，连住宅也被愤怒的市民们一把火烧掉。名古屋的市民喊出了“打倒寺内内阁”的口号。在首都东京，虽然警察当局加强了戒备，在各米店、工厂和富人住宅前加了岗哨，仍然有几万市民进行游行示威，并试图捣毁米店。8月中旬，“米骚动”达到高潮。随后，各大城市的暴动相继被镇压下去，但在广大农村地区，“米骚动”继续持续着。
1918年日本这场“米骚动”波及了全国3/4的地区，参加的人数在1000万人以上。一部分海军水兵也参加了暴动。这次风潮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政府，使他们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当时的寺内内阁在这场骚乱中倒了台，新上台的原敬内阁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降低米价，惩治奸商。人民的斗争终于取得了部分胜利。
以1918年席卷全国的米骚运动为起点，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农民的租佃纠纷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建立和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
在国外，日本也受到了英美的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和平结构，仍由英法等欧洲战胜国居于主导地位。1921年至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与英法迫使日本接受了“维护中国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的原则，实际上也就是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市场与资源的计划。
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统天下被打破，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迅猛兴起，又从另一方面形成了对于日本的猛烈冲击。在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开端的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这对妄图独霸中国的日本无疑又是一个沉重打击。
毫无疑问，日本帝国主义开始陷入了危机四伏、到处碰壁的困境。这不能不促使日本各阶层、集团、政治力量对于本民族的历史与前途进行集中的反思，并作出自己的反应与抉择。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法西斯运动开始兴起并发展起来。
在经济危机期间，日本的民间法西斯运动和军队法西斯运动发展，并掀起了一股法西斯浪潮，在这两种法西斯运动的推动下，实现了日本军部法西斯化，为天皇法西斯体制奠定了基础。这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特色所在。
全面经济危机爆发后，日本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组织，利用中小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恐惧和对社会现状的不满，提出了“革新”和“反财阀”的口号，大肆攻击政党政治，极力进行迎合民意的宣传。它们对外鼓吹侵略扩张、称霸亚洲和世界，对内宣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民主主义，要求对现存体制进行“革新”，对社会和经济进行改造，实行以天皇为首的军事独裁。这在很大程度上迎合和反映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从而获得了这一阶层广大成员和青年军官的支持，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法西斯运动。
日本的民间法西斯组织派别林立，五花八门。主要有北一辉代表的“改造法案”派，大川周明代表的所谓“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等人代表的农本自治主义，有高畠素之、赤松克代表的国家社会主义派。除此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法西斯团体。至1932年3月，由权藤成卿和橘孝三郎等人领导的“爱乡会”，已经设立了28个支部，成员发展到560余人。他们发动的农村请愿运动曾轰动一时。1932年5月，赤松克和下中弥三郎同一天分别建立日本国家社会党和新日本国民同盟，公开支持军部法西斯化和对外侵略政策。据不完全统计，1933年底日本法西斯团体和准法西斯团体有501个。其中，半数以上是1932～1933年出现的，共有成员28万人，主要成员来自中小资产阶级。
1919年，日本的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方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同年8月，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在东京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标志着法西斯运动在日本的兴起。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以纲要加注的形式，简要明确地提出了法西斯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依靠“国民的总代表”、“国家的根本”天皇指导，在乡军人发动政变，实行“国家改造”，才能摆脱“大日本帝国面临内忧外患同时袭来的有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国难”。在对外关系上，北一辉强烈主张日本有“对外开战之积极权力”，赤裸裸地叫嚣战争。
《改造法案》以其强烈的蛊惑性、欺骗性、狂热性，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最激进的纲领，在日本的青年军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20年，北一辉从中国返回日本，加入成立不久的犹存社，并与大川周明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以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为核心经典，秘密印发，致力于法西斯“国家改造思想的普及和宣传工作”。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完成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来建立一个称霸亚洲的大日本帝国。
在犹存社的鼓动下，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在日本一部分军人和学生中引起共鸣。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植大学的“魂之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都帝国大学的“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
虽然由于北一辉和大川周明的分歧，犹存社在1923年解体，但法西斯运动却由此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团体、派别不断涌现，如，大川周明的“纯日本主义派”，权藤成卿、橘孝三郎的农本自治主义派，高畠素之的国家社会主义派，等等。
民间法西斯运动产生之后不久，日本军队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1921年10月27日，旅欧陆军军官永田铁山、小烟敏四郎、冈村宁茨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10月28日，东条英机亦从柏林赶到，加入密约。“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起点。
永田铁山等人回国后，邀集年龄相近、志同道合的陆军中央幕僚军官，于1923年建立了二叶会，讨论如何改革陆军等问题。
1924年初，在升官发迹的舞台的幕后，长州藩的武士正在作最后的顽抗。长州藩的首领田中义一将军——一个接替前辈实力派、搞权术的山县的头脑简单的家伙——召集陆军中的元老们在他家开了一次会。他扬言：“我们面临着萨摩藩的阴谋。让我们彻底粉碎他们。”
6个月后，长州藩的一些将军和少数政友会的同盟者，仅得以在公众面前保全了面子。他们获准去搞垮这个卑躬屈节的清浦内阁，条件是他们要接受陆军的改组计划。
1924年6月，由戴单眼镜的外交家加藤高明组成新内阁，此人在十年前曾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新内阁把陆军的清洗当作一项例行的经济措施而满不在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普选法的新问题方面。自1902年以来，所有的日本自由党人都在为取消3日元的人头税而斗争。这时加藤首相和裕仁表明态度，赞成取消，同时又赞成把全体选民从330万人增至1400万人，使25岁以上的男人都有选举权。保皇派的报纸却捏造了一些反对增加普选人数的极端守旧的评论员写的文章，于是一场无中生有的大论战充斥于报纸的头版上。
当全国的注意力被转移时，陆相宇垣却站在一边没有受人注意，他表面上是对陆军进行“裁军”，实际上他正在军官团中进行一笔复杂的讨价还价的交易，通过这笔交易，所有最重要的长州藩将军连同一批经过选择并给以补偿的萨摩藩将军和其他藩族的将军均自动辞职。约有2000名军官被裁减，另外在一开始似乎有8万名左右士兵与他们一起退伍。第13、第15、第17和第184师团被宣布解散，但这些师团中的许多中队和大队则不予触动，待命处理。当许多长州藩族的军官退伍后，他们的部队重新被分配去充实还保存着的师团，或到新成立的辅助部队去充当军官。当这项工作结束时，只有33894人和6098匹马被裁出陆军，原来看来要退伍的46000多名士兵重新被编入部队。
此外，强制军事训练时间被缩短到六周，以便万一在全国动员时，政府能为每个男青年提供一些靠得住的基本训练。为了弥补训练时间的不足，组织了有1200名教官的陆军教导团，其成员被分配到著名的高等学校和预科学校。体育教官保证每个青年在服役前要学好尚武精神的原则、列队操练、军刀和步枪操练。他们通过对教职员的恫吓威胁，在以后几年中将逐步严密地控制课程，于是，日本的教育就成为一种教条口号式的平淡乏味的教育。
当陆军改组计划逐步地一个营一个营地展开时，被裁减的长州藩军官在私下大发牢骚，但在公开场合，竟不可思议地毫无怨言。这种沉默，一方面的确纯应归因于日本士兵遵守命令和纪律；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三羽鸟”所制订的人员计划的高明。他们在开始改组时，已把裕仁的年轻军官党羽分配到所有最要害的岗位。“三羽鸟”中为首的永田铁山在1924年，亲自在行将撤销的一个联队中担任了四个月的军官，该联队驻于长州境内，由长州藩族的军官担任联队干部。他巧妙地使用政治权术，防止了该联队士兵所策划的一场哗变。
到了1925年3月，当撤销四个师团——四幅先辈在其周围牺牲的神圣战旗——的消息最后公诸于众时，裕仁皇太子的地位已经如此巩固，以致他在贵族院的宠信们得以在普选法案上加上一条附款。当普选法在1925年5月5日获得通过时，它的支持者还保证投票赞成治安维持法。这个功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诸裕仁的老大哥，那个瘦长衰弱的藤原族近卫公爵，此人在10年之后，也就是在攻占南京期间以首相身份主管日本政务。这个法案被人攻击为“危险思想法”，因为它使警察几乎拥有无限的权力来镇压持不同政见的人。它于1925年5月12日在议会没有经过多大辩论就通过了。这是通过普选法后一星期的事。15年后，它将使近卫公爵得以把普选改变成普遍协议，从而组成了一个虔诚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单一大政党。
日本民众所期待的普选法案，1925年2月29日终于通过立法程序。根据普选法案，选举权中废除纳税额的限制，因而使具有选举权的公民由330万人增加到1250万人。法案规定年满25岁的男子有选举权，30岁以上的男子有被选举权。但是“接受救济的贫民”和“未有固定住所者”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原先，法案规定只要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就有被选举权，除了“接受公费者”例外。枢密院则将被选举者的年龄提高为30岁，并且增加上述两项限制。
根据修正后的法案，凡是接受家庭资助的学生，以及寄住在亲戚家的人，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此外还附加一项政友会的修正案，当选人若在选举中违反选举法，必须追究连带责任，这反映出相当浓厚的政党色彩。此外，选举候选人还必须缴付2000日币。
1927年，日本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又称“昭和金融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1920年的经济危机和出兵西伯利亚的惨败，致使日本经济在困境中挣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更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成为此次金融大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政府以财政资金作为贷款用以赈灾，使产业与金融的关系混乱不堪，第一次讨论内阁藏相片冈直温在第52届议会上提出两个整理震灾票据的法案时，由于不慎将渡边银行的经营内容和盘托出，引起东京、横滨一带发生银行挤兑现象，继而各大银行相继宣布歇业。3月22日，议会通过决议发行公债救济震灾区票据持有者，日本银行同时放出3亿多日元贷款，危机暂告平息。
1927年3月，挤兑现象开始波及到全国，许多银行宣布破产，金融危机开始。4月17日，第一次若棱内阁倒台，随之金融混乱达到顶点，危及到许多工业部门。继任的田中义一内阁发布《延期支付令》，命令银行暂停营业，努力收拾残局。5月，金融危机才算告一段落。
此次金融危机导致日本政府下决心解除了黄金出口禁令，并使银行高度垄断集中，确立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和安田等五大银行的优势。
1927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垄断资产阶级期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因而重用军阀。4月17日，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男爵出任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代表最反动最富侵略的日本统治集团，公开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主持在东京举行了所谓“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代表。会议研究了政府提出的对华“积极”行动纲领，即公开侵略中国的纲领。这个纲领的核心就是田中在会上提出的“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方针。东方会议的决定成为臭名昭著的田中秘密上奏天皇的“田中奏折”的基础。
尽管“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尚未发现，但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正是按照“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的侵略方针进行侵略和争夺东方和世界霸权的。
在田中执政的两年中（到1929年7月2日），仅1927年5～6月和1928年4～5月，即曾两次出兵山东，侵占我国青岛和济南。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根据公布的内容：第一，区别“中国本土和满蒙”，坚决把中国东北从中国分割出来，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第二，认为当前中国不可能统一，应和“各地的稳健政权”取得适当联系，即极力使军阀分裂互斗，从中选择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国在华权益以及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时，帝国当根据需要采取坚决自卫的措施”，即日本坚决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人们为敌；第四，“万一动乱（中国革命）波及满蒙，扰乱治安，使该地日本的特殊地位与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时，帝国将不问它是来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坚决采取适当措施加以保卫的决心”。
1927年12月，永田铁山在整备局作《论国家总动员》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把各种有形无形的资源全部加以统制的思想。这样，就在日本法西斯体系中加进了新的内容；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而民间法西斯分子鼓吹建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便成为幕僚革新派进行全国总动员的重要手段。
在二叶会的影响下，参谋本部课员铃曜贞一和土桥勇、石原莞尔等更为年轻的军部中央校、尉级军官，于1928年组织了“研究国策”的木曜会。1929年5月，二叶会、木曜会合二为一，建立了“一夕会”，标志着军人“幕僚革新派”的形成。
以永田铁山为核心的幕僚革新派，通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军事战略的研究，以及长期在德国对欧洲各国的观察，认为日本要在未来的世界战争中取胜，必须进行总体战。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日本的国力同美英有着难以克服的差距，非但如此，国力赢弱的日本还要以一国的力量同多国对抗。为了缩小差距，进行总体战，充分调动一切人力、物力，必须建立总体战体制。
1928年（昭和3年）3月15日凌晨，日本政府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全国性的大逮捕。其原因是由于同年2月日本在举行第一次大选时，“无产政党”非常活跃。政友会与民政党只取得微弱多数，而日共支持的劳农党却获得19.3万张选票，各“无产政党”共得48万张选票。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又号召“建立工农政府”。
于是，田中义一内阁在召集议会之前，决定对共产党及其有关系者实施这次大搜捕。当时日本内务大臣铃木起用了曾起草过治安维持法的前司法省刑事局长山冈万之助为警保局长，山冈下令日本警察机构全体出动，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为名，在全国范围内的1道3府27县一举逮捕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1600余人。
在严刑拷打之后，对其中483人以违犯治安维持法起诉，其中学生和青年居多数。4月10日日本政府又做出决定，禁止劳农党、日本工会总评会和全日本无产者同盟等团体集会结社。这次大镇压，使日本工农运动和民主运动受到沉重打击。
完全受军部控制的日本广田内阁成员合影。1929年（昭和四年）4月16日黎明，田中义一内阁下令在全国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是继“三·一五”事件后，日本政府对以共产党人为主要对象的又一次镇压活动。这一天政府出动警宪在各府县共逮捕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700多人，日共主要领导人市川正一、锅山贞亲、三田村四郎和佐野军等均被逮捕。之后根据《治安维持法》，有290多人被起诉，日本共产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连日本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教授美浓部亮古都说：“政治的光明正大几乎绝迹，使有良心的人痛叹黑暗政治的到来。”
日本早在1927年3月就爆发了金融危机，之后又面临1929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依赖对外贸易，并与美国市场有密切联系的日本经济，很快遭到沉重打击，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大批企业破产。国内阶级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同时，右翼法西斯团体也猖撅活动，并与官僚、军阀加紧勾结。
日本黄金解禁令颁布是指民政党滨口雄幸内阁撤消1917年以后实行的黄金出口禁令，实行国际金本位制。1929年7月滨口取代田中出任总理大臣后，进行了内阁人事调整，任命币原喜重郎为外务大臣，着手医治田中内阁时期由于执行冒险外交政策所造成的一系列失败创伤；任命井上准之助为藏相，以实施紧缩财政方针，健全经济。日本亟需通过利用外国投资和建立国际信货关系，同英美等国进行协调，这成了“黄金解禁”的外部条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禁止黄金口。战后，欧美等国家在渡过经济危机以后，先后实施黄金解禁方案，恢复金本位制。由于战后危机和灾危机、金融危机，使得日本到1929年也未恢复金本位制。日本在这一期间的出口额逐年下降，尤其是对华贸易陷入绝境。要摆脱这种不利局面，必须对黄金出口禁令松绑，降低国内物价体系，使之达到国际水平，以扩大出口，缓解通货膨胀。
以1927年金融大危机为契机，黄金解禁论抬头。1930年1月11日，滨口内阁以藏相井上准之助为主，断然解除黄金出口和黄金兑换的禁令，同时，宣布削减政府预算，降低月工资，加强劳动制度和解雇工人等措施。可是，从1929年10月全世界就已出现经济大危机的前兆，1931年又发生“九·一八事变”和英国停止实施金本位制等事件，使得日本黄金解禁令的出台引发本就不景气的国内经济更趋恶化，终于导致了经济危机。1930年12月成立犬养毅内阁宣布停止实施金本位制，再次禁止黄金出口。以后，金本位制始终未能在日本恢复。
1929年6月上台的滨口雄幸内阁，为了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对内推行紧缩财政和产业合理化政策，对美英采取“协调”外交方针，并以政治手段将中国东北攫为己有，成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而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省、总参谋部和关东军中的少壮派，则主张立即出兵侵占“满洲”，以摆脱日本的经济危机。
30年代初，日本的法西斯和准法西斯团体曾经试图建立全国统一的组织。1931年6月底，由日本国民党、黑龙会、大日本青年等19个团体，试图联合组成法西斯主义大日本生产党。这是其中最大的一次统一尝试。但是，所有的统一尝试均因内部存在分歧和争吵而未能成功。民间法西斯团体遂把自己的事业和希望寄托于军队内部的法西斯势力身上。
日本军部是近代天皇制的核心，是近代军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大危机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军部实现了法西斯化，成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角。1930年9月，以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为首的一些中下层军官建立樱会，1932年，原一夕会的一些成员同其他一些军官，形成了以永田铁山为中心的统制派，成为推动军内法西斯运动的两股势力。由于统制派主张保持军部中央机构的统制，以合法手段，先外后内，自上而下对国家进行法西斯改造，建立军部独裁统治。因此，统制派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中上层军官的支持。1934年1月，“带有统制色彩”的林铣十郎接任陆相，同年3月任命“统制派”领导人永田铁山少将为军务局长，成为仅次于陆相、陆军次官的最有实权的人物。统制派由此确立了对陆军的支配权。陆军是日本军部的主导，支配了陆军就意味着掌握了对军队的主导权。
军部还有计划、有步骤地从组织上操纵国民和民众舆论，对国家政务施加压力。1931年，在乡军人会会员发展到263万多人，在各地实际上起着反动的政治作用。军部通过在乡军人会，将其影响扩大到全国各地和几乎所有基层单位，并通过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把全国青少年置于自己的控制和影响之下。此外，军部还通过驻地的部队，对各地管辖的居民直接进行宣传、煽动和组织其他活动。军部通过上述手段，为扩大、确立自己的政治支配地位，攻击、摧垮政党政治奠定了基础。
实力日益壮大的军内法西斯势力，利用危机，同民间法西斯势力相呼应，连续向政党政治发起进攻。1931年3月，以桥本欣五郎为首的樱会陆军军官与大川周明一起策划发动武装政变，试图推翻内阁。
1930年4月22日，滨口内阁签订了《关于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遭到军方和右翼反动团体的责难。他们指责政府软弱无能，借机进行军国主义宣传，主张改造国内“体制”，加强军事独裁统治。11月2日，议会批准了伦敦条约。11月14日，滨口首相前去参加陆军大演习时，在东京车站遭到右翼团体“爱国社”成员住乡屋留雄的狙击，身负重伤，后于1931年8月26日死去。
滨口首相被刺，是军部准备发动战争的信号。同年末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少壮派军官组织了“樱会”，企图发动政变，建立以陆军大臣宇垣一成为首脑的“改造政府”，后未遂。4月间“民政党”总裁若礼次郎继任首相后，就加速了准备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在作好临战前准备的同时，日本军部和政府利用所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加紧为侵略中国东北制造舆论，到1931年9月18日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大大提高了法西斯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军内法西斯分子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条件，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军部独裁，以夺取政权。1931年10月，樱会陆军军官和大川周明等法西斯分子再次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以策应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军事独裁政权。政变计划动员陆海军少壮军官和民间法西斯势力，袭击首相官邸和警视厅，杀死首相若概礼次郎和外相币原喜重郎，建立以荒木贞夫上将为首相、建川美次为外相的军部法西斯政府。后来，这一政变计划由于中途泄密而再次流产。但是，军部又一次对“十月事件”的真相予以保密。政变的主要策划者只是受到暂时性的“保护性拘留”，主谋桥本也只受到了20天“闭门反省”的处分。
“十月事件”后，法西斯恐怖活动达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1932年二三月间，日本又发生“血盟团事件”。民间法西斯组织血盟团与以藤井齐为首的海军少壮军官相勾结，连续刺杀了前藏相井上准之助和三井合名公司董事长团琢磨。5月15日，以士官学校学生为主体的陆海军青年军官及血盟团余党发动政变，袭击了首相官邸、内大臣官邸、警视厅、政友会本部、三菱银行、日本银行等处，杀死首相犬养毅。史称“五·一五”事件。政变虽被粉碎，但内阁被迫辞职。军部借口“时局非常”，拒绝政党继续组阁。5月26日，海军上将、前驻朝鲜总督斋滕实在军部的支持下，根据军部的“废除政党政治”的要求，成立了“举国一致内阁”。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时代从此结束，军部法西斯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进一步得到加强。1934年10月，陆军省发表题为《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小册子，公开叫嚣“战争乃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宣称“国防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基本活力”，要求确立一切服从战争的“国防政策”，“重新组织、经营国家和社会”。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建立法西斯极权体制。这本小册子是统制派和整个军部确立法西斯极权体制的纲领，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受到社会右翼和军部法西斯分子的坚决支持。
1935年，法西斯分子掀起了一场“明征国体”运动，全力攻击日本政党内阁的理论基础“天皇机关说”，使“国体论”成了极权主义统一国民和改造国家的核心理论。军部法西斯势力随时利用“天皇”和“国体”的大棒，镇压一切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并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铲除异端”的活动。陆军省发表的小册子和“明征国体”运动，成为军部法西斯化完成的标志。
日本军部实现法西斯化，为确立军部对内阁的政治支配地位，为实现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