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杨坚
杨坚（540～604），即隋文帝。公元581年—公元604年在位。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女为宣帝皇后。静帝年幼即位，他任丞相，总揽朝政，封隋王。大定元年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开皇七年灭后梁，九年灭陈，结束南北朝分立局面，统一全国。仁寿四年被太子广（炀帝）杀死。
杨坚少时体貌奇特，目露精光，性情矜持而又深沉严肃。他15岁时，因父功授散骑常侍、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周武帝即位后，又进位大将军，袭爵隋国公，长女又被聘为太子之妃，其时杨坚年仅33岁。其实，此前他早已是皇亲国戚了。他的妻子独孤氏之姊是周明帝之后，而明帝是武帝之弟，因此杨坚进入壮年虽寸功未立，却凭借深厚的家族根基和关陇集团中稳固的政治联姻，成为北周上层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臣。当时朝中有许多人以杨坚相貌奇特、恐有反相为辞，请周武帝早除后患。杨坚闻知后颇为恐惧，每每小心谨慎，不敢有半点疏忽。
周武帝雄才大略，颇有作为。亲掌国柄后，屡兴伐齐之师。杨坚从驾征讨，始建军功，历官定州、亳州总管，攻灭北齐后，进位柱国。
周武帝壮年病卒，太子即位，是为宜帝。周宜帝荒淫无道，朝野震怖。他在即位一年后，突然荒唐地禅位给只有几岁的儿子，自己仍然亲掌朝政，自号天元皇帝。其时杨坚特别注意礼贤下士，位望甚隆，引起主上的猜忌。天元帝曾怒气冲冲地对杨后说：“我一定要族灭你们全家！”一次，他果然召见杨坚，先命左右侍卫说：“如果见到隋国公面有怒色，你们就给我推出去斩了。”不料杨坚进见时，任由君王百般指责，仍神色自若，恭敬以对，皇帝竟然抓不到半点把柄，只得作罢。周武帝本来对杨坚深怀猜忌，指望儿孙能有出息，控制朝政，以防杨坚篡权，无奈生儿不肖，无力遏制杨坚实力的膨胀。
大象元年（580）5月，年方22岁的周宜帝突然暴卒。杨坚倾心交结的心腹、把持朝廷机要的大臣郑译、刘明矫改诏令，使杨坚以国丈之亲，入朝摄政。杨坚轻松地掌握了北周军政大权。
杨坚擅权，引起北周诸王和诸将的普遍不满，杨坚分别加以处置。他逐一平定叛乱，放手诛杀北周宗室，排斥异己。
公元581年2月，杨坚迫使周静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史称隋文帝。
隋文帝即位伊始，便开始着手进行政权机构的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开皇元年（581）2月，他采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六官制度，在汉、魏、北齐官制的基础上，设立内史、门下、尚书三省，作为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与内史省长官内史令、门下省长官纳言同为宰相，三省相互牵制，共同参议国家大政。尚书省下辖吏、礼、兵、刑、民、工六曹，处理日常军政庶务。隋文帝还着手改革地方机构，废除了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体制，实行州县两级体制，撤除了不少冗赘州县，从而节省了政府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此后又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也由吏部选授，地方官吏不得自辟僚佐，从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得到极大加强。
下一步，隋文帝开始大力整顿史治，由史部每年定期考核地方官吏的政绩。州县佐官三年一换，不得再任。地方官全部选用外地人，严防各地豪强势力为恶。隋文帝还经常对表现良好的地方官史实行奖励，对于贪官污吏，则严惩不贷。他多次下诏选求贤良，选拔门第寒微却有才能的士人充任高官，因此，隋初谋臣良将众多，各种人才齐聚，极大地提高了王朝的统治效能。
隋文帝极为重视法制的完善，开皇元年，他命人参考魏晋旧律，制定刑律颁行，成为对后世法律影响深远的《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又命苏威、牛弘等人修订新律，体现出“以轻代重，以死为生”的精神。
为发展生产、增加国力，隋文帝在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有益的变革。开皇2年（582），他颁布了关于均出和租调的新令，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为解决汉末以来豪强庇民户为私属、侵夺朝廷户口的积弊，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利“输籍之法”，从而检括出大量隐漏户口，扩大了政府的收入来源。
隋文帝十分重视水利的兴修和仓廪的建置，以发展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并备灾年赈济之用，成为保障社会生产的有力措施。对于强悍的突厥骑兵的侵扰，隋文帝采取适时出击、适可而止的积极防御策略，并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计策，迫使突厥请和归降，稳定了北方边庭。开皇前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南下平陈、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
开皇9年（589），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元帅，节制50余万大军，分8道出击，仅用数日时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灭陈朝，从而结束了近300年的两北分裂局面，创立了统一大下的大业。
开皇10年（590）隋文帝又着手改革府兵制度，既把府兵制与均田制紧密结合起来，更加“兵农合一”化，又可防止府兵将领拥兵跋扈，从而适应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隋文帝统治后期，社会繁荣，因力富足，武功强盛。受禅之初，全国民户不满400万，到仁寿末年（604）国家编户已超过890万。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储积有余，天下粮仓皆充盈，隋王朝达到了中古时代罕见的鼎盛时期，被称为“开皇之治”。
隋文帝素无学术，却十分重视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甚至大臣诸王获罪都要被赐以《孝经》，令其反省。他受到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成规，实行了重赏重罚的原则，在利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家治世之道相结合、推进王朝的集权化和合理化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具备驾御群臣、运转王朝统治机器的特殊才能。隋文帝为人严厉峻刻，令人生畏，有一套驾御群臣的独特的“帝王之术”。他的冷漠使他对属下的判断更为准确、切实，也使他在心理上形成了顽强的自我调节和保护机制，在多数情况下不为感情所左右。对阿谀反复之臣，他能迅速疏远并罗织种种罪名予以贬斥，甚至杀戮。对才干出众、竭诚尽节的大臣，他不仅付以宰辅大任，而且时时为他抵挡政敌的诽谤和攻击。对“有才无德”之臣，他既委以重任，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又不失时机地时时小加劝诫和训斥，牢牢抓住他的辫子。对于能征惯战，又骄纵自负的武将，他在用人之际能够极尽褒奖赏遇之能事，在事成之后又能够不动声色地予以处置。因此，后人称隋文帝以辣手治国。
隋文帝事必躬亲，经常参与各级官属的事务，不辞劳苦，因而群臣害怕获罪，任何事情都不敢自作主张，只等待圣上的旨意。作为一国之君，他失误就在于他过分注重细枝末节，却没有给子孙留下一个可供遵循的治世之法。
隋文帝积财的本领非同小可，隋王朝在短短几十年里，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文帝晚年时，计天下之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之用，中央的太仓已经爆满，各地的义仓也难于承受，但隋文帝却如同一位吝啬的守财奴，一味大量屯积财富，却不知如何使用。开皇14年（594）天下大旱，文帝却不许各地赈济，强令百姓就食山东，就这样，粮食在仓库里腐烂、变质，钱币在仓库里断裂、生锈，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
隋文帝崇尚节俭，历来为封建史家所津津乐道，他生性俭啬，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这对扭转南北朝以来奢侈浮靡的社会风尚确有裨益。但在他生活的另一方面，却有着十分不协调的倾向。开皇13年（593）文帝命杨素监造仁寿宫，历时2年有余，宫殿宏伟壮丽。在执政过程中，为笼络文武大臣，赏钱动辄百万，慷慨无比。这样看来，文帝的“节俭”则难免有骄矜作态之嫌。
隋朝的法律以宽简著称，但文帝却时时难以抑制自己的狂怒，律外施法，随意杀人，滥用酷刑。文帝生性残忍刻忌，又好亲自审理刑狱，自以为明察秋毫，发现官吏稍有宽纵，不但重加刑罪，而且追究原审官吏。因此，执法者宁愿枉成其罪也不敢稍有宽缓，反多致人于罪。文帝还每每在朝廷之上杖责大臣，行杖官有时下手不重，就将行杖官推出斩首。楚州参军李君才奏事，忤旨，他怒欲施刑，殿内无杖，竟改用马鞭，把李君才一顿鞭打致死。
隋文帝的早年经历，使他时时具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他以篡逆得手，反过来又要提防别人的篡逆，生怕江山被人轻易夺走。到晚年，元勋大臣多遭杀戮、贬逐，罕有幸存者。他最终宠信的，惟有杨素、杨约兄弟以及杨广这个奸诈狡猾的儿子。
隋文帝在家庭生活中是一个十足的孤家寡人。他有5子1女，均为皇后独孤氏所生。即位之初，立世子杨勇为太子，封次子杨广为晋王，三子杨俊为秦王，四子杨秀为蜀王，幼子杨谅为汉王。女儿北周时嫁给周宣帝为后，隋文帝曾十分自得地对群臣说：“前世帝王，多沉溺于嬖幸，由此生出废立事端。朕旁无姬妾侍侧，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绝不可能像前代那样诸多内宠，嫡子愤争，导入亡国之途。”但事实怡恰相反。
隋文帝之妻独孤后，是北周大司马独孤信之女，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参与现实政治的强烈欲望。开皇之初，曾向文帝提出过许多有益时政的忠告，在朝臣中享有较好的声誉，与文帝并称“二圣”。但在私人生活方面，独孤氏生性奇妒，文帝对她既倚重又畏惧。一次，竟气得文帝单骑冲出御苑，依山狂奔20余里，仰天长叹道：“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首先和隋文帝反目的，是他的女儿杨后。文帝登基后，为稳固皇位，残忍屠杀宇文氏王公，使生性素来柔婉的杨后愤怨不平。
太子杨勇少好学，性宽和，通词赋，有治国之才，但率真而不善掩饰，又多有内宠，因而引起文帝夫妇的不快。独孤后、杨素、杨约在文帝面前屡进谗言，使文帝感到太子有夺位之谋，遂废杨勇为庶人。至文帝临终醒悟，召杨勇入见，为时已晚。文帝死后不久，杨勇便被杨广派人杀死。
晋王杨广较兄杨勇年小两岁，却比兄长成熟老练得多，为文帝夫妇所重，曾被委以平陈元帅的大任。他素知父亲崇尚节俭，母亲讨厌内宠，就极力伪饰，以博取声名。他外结宰相杨素，内倚母后独孤氏，终于使文帝废杨勇立己为太子，实现了夺位的野心。
秦王杨俊，曾为山南道行军元帅，参与平陈之役，后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杨俊有巧思，常亲运斤斧，制造工巧之器。文帝闻之，视为奢靡，被免官召回京师。秦王病重，他派使臣前去责备说：“我戮力关塞，开创大业，作训垂范。你身为吾子，却要败毁它。真不知该怎样处罚你。”使杨俊郁郁而亡。
蜀王杨秀，有胆气，多武艺，任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杨广令杨素在文帝面前进谗说蜀王坏话。结果杨秀被废为庶人，禁锢终生。
汉王杨谅，在开皇末年出任并州总管，自蜀王被废后每每不能自安，在文帝死后起兵反抗炀帝，被杨素击败，囚系至死。
在文帝最后的几年里，他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儿子，都成为他潜在的敌人。他和独孤氏一起，一步步寻找理由，把他们或杀或贬，或做出其他安排，最后只剩下他们所宠爱的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
公元2年（602）8月，独孤后病死，太子杨广在文帝和宫人面前装得悲痛欲绝。回到私室后，他竟谈笑自若。本应食斋尽哀，他却偷偷令人以竹筒盛鱼肉以进，杨广的原形开始暴露了。
仁寿四年（604）七月，隋文帝病情加重，大臣杨素、柳述入侍，太子杨广入居大室殿，杨广与杨素密谋夺位，私下交法，其密札被官人鬼使神差地误送到文帝面前，文帝此时才如梦方醒，击床大呼：“畜牲何足付大事，独孤氏误我！”即刻召杨勇进见。杨广与杨素抢先下手，调东宫卫士代替御林宿卫，并控制宫门，命心腹大臣张衡入寝殿侍疾，并把后宫宫人全部赶到别室。顷刻之间，文帝驾崩，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文帝被杀的真相，遂成为千古之谜。那一年，文帝64岁。
作为隋王朝的创始人，隋文帝杨坚结束了中原三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争局面，推行开明的政治举措，使中国进入了繁荣富强的阶段。但由于他晚年的昏聩，丧失了甄别忠奸的深远目光，落得个被宠信的儿子杨广及宠臣杨素谋杀的下场，可悲而可叹。但纵观他的一生，功绩是主要的，错误居次之。
杨坚少时体貌奇特，目露精光，性情矜持而又深沉严肃。他15岁时，因父功授散骑常侍、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周武帝即位后，又进位大将军，袭爵隋国公，长女又被聘为太子之妃，其时杨坚年仅33岁。其实，此前他早已是皇亲国戚了。他的妻子独孤氏之姊是周明帝之后，而明帝是武帝之弟，因此杨坚进入壮年虽寸功未立，却凭借深厚的家族根基和关陇集团中稳固的政治联姻，成为北周上层统治集团的一名重臣。当时朝中有许多人以杨坚相貌奇特、恐有反相为辞，请周武帝早除后患。杨坚闻知后颇为恐惧，每每小心谨慎，不敢有半点疏忽。
周武帝雄才大略，颇有作为。亲掌国柄后，屡兴伐齐之师。杨坚从驾征讨，始建军功，历官定州、亳州总管，攻灭北齐后，进位柱国。
周武帝壮年病卒，太子即位，是为宜帝。周宜帝荒淫无道，朝野震怖。他在即位一年后，突然荒唐地禅位给只有几岁的儿子，自己仍然亲掌朝政，自号天元皇帝。其时杨坚特别注意礼贤下士，位望甚隆，引起主上的猜忌。天元帝曾怒气冲冲地对杨后说：“我一定要族灭你们全家！”一次，他果然召见杨坚，先命左右侍卫说：“如果见到隋国公面有怒色，你们就给我推出去斩了。”不料杨坚进见时，任由君王百般指责，仍神色自若，恭敬以对，皇帝竟然抓不到半点把柄，只得作罢。周武帝本来对杨坚深怀猜忌，指望儿孙能有出息，控制朝政，以防杨坚篡权，无奈生儿不肖，无力遏制杨坚实力的膨胀。
大象元年（580）5月，年方22岁的周宜帝突然暴卒。杨坚倾心交结的心腹、把持朝廷机要的大臣郑译、刘明矫改诏令，使杨坚以国丈之亲，入朝摄政。杨坚轻松地掌握了北周军政大权。
杨坚擅权，引起北周诸王和诸将的普遍不满，杨坚分别加以处置。他逐一平定叛乱，放手诛杀北周宗室，排斥异己。
公元581年2月，杨坚迫使周静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史称隋文帝。
隋文帝即位伊始，便开始着手进行政权机构的改革。以加强中央集权。开皇元年（581）2月，他采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六官制度，在汉、魏、北齐官制的基础上，设立内史、门下、尚书三省，作为最高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尚书省长官为尚书令，副长官为左右仆射，与内史省长官内史令、门下省长官纳言同为宰相，三省相互牵制，共同参议国家大政。尚书省下辖吏、礼、兵、刑、民、工六曹，处理日常军政庶务。隋文帝还着手改革地方机构，废除了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体制，实行州县两级体制，撤除了不少冗赘州县，从而节省了政府开支，提高了行政效率。此后又规定六品以下官员也由吏部选授，地方官吏不得自辟僚佐，从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得到极大加强。
下一步，隋文帝开始大力整顿史治，由史部每年定期考核地方官吏的政绩。州县佐官三年一换，不得再任。地方官全部选用外地人，严防各地豪强势力为恶。隋文帝还经常对表现良好的地方官史实行奖励，对于贪官污吏，则严惩不贷。他多次下诏选求贤良，选拔门第寒微却有才能的士人充任高官，因此，隋初谋臣良将众多，各种人才齐聚，极大地提高了王朝的统治效能。
隋文帝极为重视法制的完善，开皇元年，他命人参考魏晋旧律，制定刑律颁行，成为对后世法律影响深远的《开皇律》。开皇三年（583）又命苏威、牛弘等人修订新律，体现出“以轻代重，以死为生”的精神。
为发展生产、增加国力，隋文帝在经济方面采取了许多有益的变革。开皇2年（582），他颁布了关于均出和租调的新令，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为解决汉末以来豪强庇民户为私属、侵夺朝廷户口的积弊，隋文帝实行“大索貌阅”利“输籍之法”，从而检括出大量隐漏户口，扩大了政府的收入来源。
隋文帝十分重视水利的兴修和仓廪的建置，以发展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并备灾年赈济之用，成为保障社会生产的有力措施。对于强悍的突厥骑兵的侵扰，隋文帝采取适时出击、适可而止的积极防御策略，并用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计策，迫使突厥请和归降，稳定了北方边庭。开皇前期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南下平陈、统一全国准备了条件。
开皇9年（589），隋文帝以晋王杨广为元帅，节制50余万大军，分8道出击，仅用数日时间，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灭陈朝，从而结束了近300年的两北分裂局面，创立了统一大下的大业。
开皇10年（590）隋文帝又着手改革府兵制度，既把府兵制与均田制紧密结合起来，更加“兵农合一”化，又可防止府兵将领拥兵跋扈，从而适应了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和社会生产发展的要求。
隋文帝统治后期，社会繁荣，因力富足，武功强盛。受禅之初，全国民户不满400万，到仁寿末年（604）国家编户已超过890万。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储积有余，天下粮仓皆充盈，隋王朝达到了中古时代罕见的鼎盛时期，被称为“开皇之治”。
隋文帝素无学术，却十分重视孝道，提倡以孝治天下，甚至大臣诸王获罪都要被赐以《孝经》，令其反省。他受到法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满足于因袭前人成规，实行了重赏重罚的原则，在利用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与法家治世之道相结合、推进王朝的集权化和合理化方面，做出了艰苦的努力。
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具备驾御群臣、运转王朝统治机器的特殊才能。隋文帝为人严厉峻刻，令人生畏，有一套驾御群臣的独特的“帝王之术”。他的冷漠使他对属下的判断更为准确、切实，也使他在心理上形成了顽强的自我调节和保护机制，在多数情况下不为感情所左右。对阿谀反复之臣，他能迅速疏远并罗织种种罪名予以贬斥，甚至杀戮。对才干出众、竭诚尽节的大臣，他不仅付以宰辅大任，而且时时为他抵挡政敌的诽谤和攻击。对“有才无德”之臣，他既委以重任，使其充分发挥才能，又不失时机地时时小加劝诫和训斥，牢牢抓住他的辫子。对于能征惯战，又骄纵自负的武将，他在用人之际能够极尽褒奖赏遇之能事，在事成之后又能够不动声色地予以处置。因此，后人称隋文帝以辣手治国。
隋文帝事必躬亲，经常参与各级官属的事务，不辞劳苦，因而群臣害怕获罪，任何事情都不敢自作主张，只等待圣上的旨意。作为一国之君，他失误就在于他过分注重细枝末节，却没有给子孙留下一个可供遵循的治世之法。
隋文帝积财的本领非同小可，隋王朝在短短几十年里，积累了惊人的财富，文帝晚年时，计天下之储积，可供五六十年之用，中央的太仓已经爆满，各地的义仓也难于承受，但隋文帝却如同一位吝啬的守财奴，一味大量屯积财富，却不知如何使用。开皇14年（594）天下大旱，文帝却不许各地赈济，强令百姓就食山东，就这样，粮食在仓库里腐烂、变质，钱币在仓库里断裂、生锈，造成社会财富巨大浪费。
隋文帝崇尚节俭，历来为封建史家所津津乐道，他生性俭啬，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这对扭转南北朝以来奢侈浮靡的社会风尚确有裨益。但在他生活的另一方面，却有着十分不协调的倾向。开皇13年（593）文帝命杨素监造仁寿宫，历时2年有余，宫殿宏伟壮丽。在执政过程中，为笼络文武大臣，赏钱动辄百万，慷慨无比。这样看来，文帝的“节俭”则难免有骄矜作态之嫌。
隋朝的法律以宽简著称，但文帝却时时难以抑制自己的狂怒，律外施法，随意杀人，滥用酷刑。文帝生性残忍刻忌，又好亲自审理刑狱，自以为明察秋毫，发现官吏稍有宽纵，不但重加刑罪，而且追究原审官吏。因此，执法者宁愿枉成其罪也不敢稍有宽缓，反多致人于罪。文帝还每每在朝廷之上杖责大臣，行杖官有时下手不重，就将行杖官推出斩首。楚州参军李君才奏事，忤旨，他怒欲施刑，殿内无杖，竟改用马鞭，把李君才一顿鞭打致死。
隋文帝的早年经历，使他时时具有危机感和不安全感，他以篡逆得手，反过来又要提防别人的篡逆，生怕江山被人轻易夺走。到晚年，元勋大臣多遭杀戮、贬逐，罕有幸存者。他最终宠信的，惟有杨素、杨约兄弟以及杨广这个奸诈狡猾的儿子。
隋文帝在家庭生活中是一个十足的孤家寡人。他有5子1女，均为皇后独孤氏所生。即位之初，立世子杨勇为太子，封次子杨广为晋王，三子杨俊为秦王，四子杨秀为蜀王，幼子杨谅为汉王。女儿北周时嫁给周宣帝为后，隋文帝曾十分自得地对群臣说：“前世帝王，多沉溺于嬖幸，由此生出废立事端。朕旁无姬妾侍侧，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绝不可能像前代那样诸多内宠，嫡子愤争，导入亡国之途。”但事实怡恰相反。
隋文帝之妻独孤后，是北周大司马独孤信之女，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参与现实政治的强烈欲望。开皇之初，曾向文帝提出过许多有益时政的忠告，在朝臣中享有较好的声誉，与文帝并称“二圣”。但在私人生活方面，独孤氏生性奇妒，文帝对她既倚重又畏惧。一次，竟气得文帝单骑冲出御苑，依山狂奔20余里，仰天长叹道：“吾贵为天子，不得自由。”
首先和隋文帝反目的，是他的女儿杨后。文帝登基后，为稳固皇位，残忍屠杀宇文氏王公，使生性素来柔婉的杨后愤怨不平。
太子杨勇少好学，性宽和，通词赋，有治国之才，但率真而不善掩饰，又多有内宠，因而引起文帝夫妇的不快。独孤后、杨素、杨约在文帝面前屡进谗言，使文帝感到太子有夺位之谋，遂废杨勇为庶人。至文帝临终醒悟，召杨勇入见，为时已晚。文帝死后不久，杨勇便被杨广派人杀死。
晋王杨广较兄杨勇年小两岁，却比兄长成熟老练得多，为文帝夫妇所重，曾被委以平陈元帅的大任。他素知父亲崇尚节俭，母亲讨厌内宠，就极力伪饰，以博取声名。他外结宰相杨素，内倚母后独孤氏，终于使文帝废杨勇立己为太子，实现了夺位的野心。
秦王杨俊，曾为山南道行军元帅，参与平陈之役，后任并州（今山西太原）总管。杨俊有巧思，常亲运斤斧，制造工巧之器。文帝闻之，视为奢靡，被免官召回京师。秦王病重，他派使臣前去责备说：“我戮力关塞，开创大业，作训垂范。你身为吾子，却要败毁它。真不知该怎样处罚你。”使杨俊郁郁而亡。
蜀王杨秀，有胆气，多武艺，任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杨广令杨素在文帝面前进谗说蜀王坏话。结果杨秀被废为庶人，禁锢终生。
汉王杨谅，在开皇末年出任并州总管，自蜀王被废后每每不能自安，在文帝死后起兵反抗炀帝，被杨素击败，囚系至死。
在文帝最后的几年里，他周围所有的人，包括他的儿子，都成为他潜在的敌人。他和独孤氏一起，一步步寻找理由，把他们或杀或贬，或做出其他安排，最后只剩下他们所宠爱的杨广，即后来的隋炀帝。
公元2年（602）8月，独孤后病死，太子杨广在文帝和宫人面前装得悲痛欲绝。回到私室后，他竟谈笑自若。本应食斋尽哀，他却偷偷令人以竹筒盛鱼肉以进，杨广的原形开始暴露了。
仁寿四年（604）七月，隋文帝病情加重，大臣杨素、柳述入侍，太子杨广入居大室殿，杨广与杨素密谋夺位，私下交法，其密札被官人鬼使神差地误送到文帝面前，文帝此时才如梦方醒，击床大呼：“畜牲何足付大事，独孤氏误我！”即刻召杨勇进见。杨广与杨素抢先下手，调东宫卫士代替御林宿卫，并控制宫门，命心腹大臣张衡入寝殿侍疾，并把后宫宫人全部赶到别室。顷刻之间，文帝驾崩，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文帝被杀的真相，遂成为千古之谜。那一年，文帝64岁。
作为隋王朝的创始人，隋文帝杨坚结束了中原三百余年的分裂和战争局面，推行开明的政治举措，使中国进入了繁荣富强的阶段。但由于他晚年的昏聩，丧失了甄别忠奸的深远目光，落得个被宠信的儿子杨广及宠臣杨素谋杀的下场，可悲而可叹。但纵观他的一生，功绩是主要的，错误居次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