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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雍正

  关于雍正即位的野史传闻也有很多版本,其中最有说服力的版本说的是,康熙本来是把皇位传给十四子胤的,但在临死前,雍正与负责收藏康熙传位遗诏的隆科多合谋,先趁机将病入膏肓的父亲康熙闷杀,然后将传位遗诏中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因而得以继承皇位。清代宗雍正像几百年以来,雍正因这个弑父改诏得以即位的故事,遭到很多文人的口诛笔伐,雍正也被他们誉为清朝历史上最为残暴的皇帝。但这个故事本身的疑点就很多,最大的疑点便是改遗诏的事情。清朝的诏书一向是以满文书写,入关之后,随着汉族官吏的增多,才逐渐改为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诏书,而满、汉两种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如果按照故事里面改遗诏的方法,即使改得了汉字,也改不了满文,况且用汉字书写的遗诏中,按规定也应该在“十四子”之前加上“皇”字。如果真按照这个传闻,且不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除非雍正手握重兵和众多的支持者,其他诸皇子不敢与之争夺皇位,众皇子和王公大臣才不可能看出来。但当时的情况是雍正并没有太多的支持者,也没有手握重兵,当时被封为大将军的十四子倒是拥有重兵众多的支持者。

  看来雍正的皇位来历是很清楚的,并非所谓的弑父篡位,但为什么雍正会在历史上留下这么个印象呢?这只有用雍正即位后所施行的一些措施才能说明。

  其实在康熙末年,由于康熙对臣下过于宽仁,使得吏治逐渐腐败,官僚贪污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加上康熙对边疆的多次用兵,造成了国库空虚,钱粮短缺。雍正即位后,为解决这些问题以富民富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

  首先便是整顿吏治,雍正即位之时,便下令户部全面清查官员积欠国库钱粮的命令。这个命令看起来是非常苛刻的,要求所有拖欠钱粮的官吏必须在三年内还清补齐,清查中即使涉及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当时就曾出现很多郡王、贝子不得不将家产变卖以赔补亏空的事情。如果官员不能按时还清补齐,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产赔补亏空。对地方的清查更是彻底,许多地方官员因亏空被抄家的抄家,革职的革职。当时被革职罢官的地方官员竟多达三分之一,有的还达到一半以上。三年之内,雍正基本上清查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但因此举而得到雍正“好抄家”的名声,并得罪了很多官吏。

  雍正得罪官吏的第二项措施便是“火耗归公”。“火耗”是指在征收赋税时收上来的是散银,上交国库时要熔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这就是“火耗”的来历。为了填补损耗,在征收赋税时便要多征一些。由于当时清朝的俸禄太低,一品官员的俸禄每年才180两银子,七品才45两。这点银子,别说应酬,就连养家糊口都不够。因此地方官便靠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以贴补俸禄,这在雍正以前的清朝已经成了一个惯例。

  但后来这“火耗”征收得越来越重,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一两加征四五钱,这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给清朝的统治酿成了隐患。雍正帝在权衡利弊后,毅然决定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必须全部提解到省,再拨出一部分作为养廉银分给官吏,其他则用于地方公费。养廉银的数额很多,如一品官的养廉银就达到每年两万两,七品官的养廉银也达到2000两左右。其实此举只是将“火耗”填补官吏俸禄公开化,并增加了地方公费,可谓是一石二鸟。这项措施虽得到部分清廉官吏的响应,但大多数官员还是因此举减少了很多收入。雍正又一次得罪了官吏。

  雍正第三个措施的实行,也得罪了人,这次得罪的范围也扩大了,基本上所有的地主官僚都得罪得一干二净。雍正为了增加国家收入,避免地主官僚逃避赋役,将负担转到农民身上的情况,于公元1725年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规定将丁役摊到土地上,谁的田地多,谁出的力役就多,没有田的就少出役或不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此后便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得以减轻,富户遭到压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同时由于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对国家非常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但那些养尊处优的地主老爷们根本不会考虑国家有没有利的问题,自然对这项改革非常抵制,对雍正也恨之入骨。

  雍正第四个得罪人的措施便是完善密折制度。清朝官员上呈皇帝的公文主要是由通政司负责送皇帝的,但在送到皇帝之前便已经由内阁看过了,因而公文都是公开的,使得官员不敢公开讲有些事情,皇帝便无从知道。康熙在位期间,为了解下情,便采取了秘密奏折的补救办法。康熙将上秘折的权力只是交给了最信任的心腹大臣,其所奏内容,包括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等等。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即位后,认为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于是扩大了可写密折的人的范围,使各省督抚都有权力上密折。后来又扩大到包括提督,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就是一些中下级官员,在得到雍正特许后,也有权力上密折。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处理各类事情都能洞察秋毫,加强了行政效率。同时又起到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危,密折就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使他们兢兢业业地一心为公。当然在他们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同时,心里难免对这个苛刻的雍正皇帝心怀怨恨。

  雍正实行的另外一个措施,便是设立军机处。在对准噶尔用兵期间,雍正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便于公元1729年在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都是由雍正的亲信和心腹大臣组成。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都不能休息。军机处本来是个临时机构,后来雍正觉得用的顺手,干脆就将其转变为固定机构,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代替内阁成为国家的行政中枢。内阁只能处理一般性事务,这样雍正就把国家一切权力紧握在自已手中。这样一来,内阁那些本来掌握重权但又不是雍正亲信的大臣,就这样失去了手中的权力,能不恨雍正乎?

  后来,雍正对边疆地区所采取的措施,又把边疆少数民族贵族统统都给得罪了,这就是对青海、西藏、准噶尔部、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所采取的措施。对青海,是将青海叛乱的罗布藏丹津剿灭后,便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对西藏,是于公元1728年平定阿尔布巴叛乱后,雍正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四藏设立驻藏大臣,并派兵防守,还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派兵看守。对准噶尔部,雍正则终其一生也没有达到平叛的目的。对西南的少数民族土司制度,雍正便实行云贵土司改土归流,使土司成为“流官”不再控制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

  这些措施,每一项的都旨在巩固清朝的统治,巩固国家的统一。但对那些自由自在惯了的少数民族贵族来讲,要向清王朝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勉为其难,自然是恨上了雍正。

  再加上雍正统治时期文字狱尤为兴盛,不好声色犬马的雍正很少去顾及后宫那些怨妇。雍正用人惟才是举,对国家栋梁则高官厚禄、越级提拔,对无能官吏则大加贬抑等等或措施或性格。雍正简直就是把天下人都给得罪遍了,能不说他弑父篡位吗?就连雍正的死也成了野史津津乐道的话题,传说雍正是被吕四娘所杀,埋进陵墓里的雍正连头都没有,头是被吕四娘拿去祭奠她被文字狱所杀的父亲去了。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管雍正是否弑父篡位,不管雍正是否真的被割去脑袋,我们所要了解的,便是由于雍正大力改革和整治,才使得乾隆时代的盛世景象得以出现。这就是雍正的功劳,这就是一个做皇帝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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