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唐高宗废立皇后之谜
永徽六年（655），唐高宗李治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武则天）为皇后。几乎同时，朝廷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等，均因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到贬逐或诛戮。对于这一史实，很多人都将矛头指向武则天，认为是由她一手策划和导演的。据《资治通鉴》和《新唐书》的记载，武则天于永徽五年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扼杀并嫁祸于王皇后。两书说：武昭仪生女后，王皇后十分喜欢这个小孩，有一天特地前去逗她玩。王皇后走后，武昭仪趁无人看见时将小女孩用手扼死，上面盖上被子。高宗到来后，武昭仪假装欢笑依旧，然后掀开被子让高宗看小女孩。被子一掀开，女孩已死，武昭仪大哭。高宗问左右，左右都说王皇后刚来这里不久。高宗非常愤怒，说：“皇后怎么能杀我的女儿。”昭仪于是边哭边数落皇后的不是，而皇后却无法替自己争辩，于是高宗“始有废后意”。但是，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是只看到事件的表象就下了臆断。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许多史书上都将这件事归结为高宗的“昏懦”。这种说法最早源于《新唐书》，认为高宗“昏懦”受制于武则天，至死也不知采取点什么措施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后人大多继续这种说法，认为高宗是个亡国的昏君，才会任武氏摆布。但是，只要我们全面仔细分析一些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有学者指出，高宗在继承帝位之后，继续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他在继位之初就鼓励臣下进谏，基本上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资治通鉴》称永徽年间的政事“有贞观之遗风”，是对高宗能力最有力的肯定。高宗的政事才能还表现在赏罚分明上。高宗的叔叔滕王李元婴和高宗的哥哥蒋王李恽肆意搜刮民财，高宗在赏赐诸王布帛时，惟独不赏赐滕王和蒋王，说他们“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布两车以为钱贯”，使二王颇感惭愧。高宗处事十分果断，永徽三年，他及时平息了吴王恪及高阳公主、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叛变。
高宗在位约34年，其间的前14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政绩。他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包括继续施行均田制，令长孙无忌等修成《唐律疏议》，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保持了国力强盛，加强与友邦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永徽年间，高宗遣将打败了东突厥，并分置单于、瀚海两都护府。显庆二年（657）灭西突厥。与此同时在与北方、西南方、南方、东北的各少数民族的战役中也屡屡获胜，南方的邻国林邑（今越南中部）也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在向上发展，户口的数字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说唐高宗“昏懦”实在有失偏颇，认为废立皇后之事不是他的想法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试想，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经过慎重考虑而立的太子，又怎会是一个“昏懦”无用之人？高宗虽没有其父创业时的恢弘气度和足智多谋，但至少他够得上是个守成之君。至于武则天，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昭仪，还不可能具备指挥高宗的力量。如果她当时可以轻松驾驭高宗的话，也不必以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了。《旧唐书》说自显庆以后，武则天“自此内辅国政四十年，威势与帝无异”，《资治通鉴》上说自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些史实都说明武则天逐步从高宗手中夺取权力是在当上皇后之后的事。而且高宗委政武后，也是唐高宗乾陵六十一宾王像出于本人意愿。无论如何，高宗不太可能仅凭武则天的一面之辞就轻易地废掉皇后。
既然高宗脑子很清楚，而且这也主要不是武则天搞的鬼，那么，他为什么要废掉王皇后？专家们认为这其实与高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废立皇后仅是当时政治交锋的一个焦点。
高宗父亲唐太宗在去世之前，对儿子的能力不太放心，所以让他最信赖的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吩咐他们要尽心辅助扶持李治。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是当年太宗玄武门之变的重要策划者，为太宗贞观年间的头号重臣。褚遂良以文才著称，当年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是一个公认的正人君子。
初登王位的李治，年龄刚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虽然他的父亲与两位顾命大臣有着很深的交情，但是他自己与他们却并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相反，在这两位大臣的“辅助”下，李治做事常常会有束手束脚之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倚老卖老，使高宗想摆脱他们两位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摆脱控制的第一步，是增补张行成、高季辅、李为宰相。李等人曾是太宗的亲信，但后来因事被贬，高宗此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无非是想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宰相大权，从而培植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之后，高宗对两位顾命大臣发动了进攻，抓了点小事就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势力，封王皇后的母舅柳奭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企图用自己的外戚与自己父亲的外戚争权。
不过没多少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褚遂良毕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又回来作了宰相。永徽三年七月，大臣们又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柳奭和王皇后商量想立后宫刘氏所生的高宗长子陈王忠为太子。为什么柳奭和王皇后要立陈王？因为王皇后生不出儿子，而刘氏出身低贱，王皇后希望自己立陈王忠后，陈王会感激她。柳奭知道自己一个人这件事是做不成的，遂与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于志宁等商量后一起上书。立太子事一旦挑明，高宗十分失望，自己提拔的柳奭、于志宁等人原本是想用他们来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权，现在却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且内有王皇后呼应。
年少气盛的高宗自然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决定把希望转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势力上，遂先后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和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等为宰相。这时他已下定决心，外要除掉随时牵制他的一帮老臣，内要废掉已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王皇后。因为随着柳奭向长孙无忌等人的靠拢，她已逐渐成为高宗与元老重臣相争的焦点。
永徽六年（655），高宗主意已定，召集众大臣商量废后。元老重臣中褚遂良坚决反对，高宗马上贬他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也多次上书谈到不能立武后，高宗先是极力拉拢他，秘密派人赐给他金银宝器，但长孙无忌仍不领情。武后母亲杨氏亲自登门让无忌不要反对，许敬宗也在高宗的授意下反复劝导，但无忌还是我行我素。数年后，高宗余怒未消，先是贬他到黔州，接着又派人去审问他的案件，最后认为无忌要谋反，令他自尽了事。
武则天约在永徽初年召入宫中，尽管貌美无人能敌，但在短短几年中以区区昭仪地位而使高宗俯首听命肯定是不可能的。王皇后其实年龄比武则天轻好几岁，人也长得很漂亮，但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深得高宗宠爱，一旦废后，高宗也已有满意的替补。而此时恰逢武则天把爱女之死嫁祸给王皇后，所以高宗更有了废后的正当理由。于是在永徽六年的十月份，掀起了废立皇后的轩然大波。王皇后的被废，尤其说是武则天后宫争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高宗想结束唐太宗的影响，自己独控政权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李看得十分明白。当高宗要他对废立皇后表态时，他狡猾地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既不想得罪太宗老臣，又不想在这场斗争中跌跟斗。高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让他主持了册武昭仪为后的仪式。实际上高宗所做的，无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废立皇后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斗。
废王皇后立武则天，许多史书上都将这件事归结为高宗的“昏懦”。这种说法最早源于《新唐书》，认为高宗“昏懦”受制于武则天，至死也不知采取点什么措施改变一下这种局面。后人大多继续这种说法，认为高宗是个亡国的昏君，才会任武氏摆布。但是，只要我们全面仔细分析一些史料，就会发现这种说法并不客观。
有学者指出，高宗在继承帝位之后，继续遵循太宗的各项政策，“表现得颇为能干”。他在继位之初就鼓励臣下进谏，基本上能做到礼贤下士，虚心纳谏。《资治通鉴》称永徽年间的政事“有贞观之遗风”，是对高宗能力最有力的肯定。高宗的政事才能还表现在赏罚分明上。高宗的叔叔滕王李元婴和高宗的哥哥蒋王李恽肆意搜刮民财，高宗在赏赐诸王布帛时，惟独不赏赐滕王和蒋王，说他们“自能经纪，不须赐物。给麻布两车以为钱贯”，使二王颇感惭愧。高宗处事十分果断，永徽三年，他及时平息了吴王恪及高阳公主、房遗爱、薛万彻等人的叛变。
高宗在位约34年，其间的前14年在政治、经济方面有着不可忽略的政绩。他继续推行加强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包括继续施行均田制，令长孙无忌等修成《唐律疏议》，继续推行并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度，保持了国力强盛，加强与友邦的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国家统一。永徽年间，高宗遣将打败了东突厥，并分置单于、瀚海两都护府。显庆二年（657）灭西突厥。与此同时在与北方、西南方、南方、东北的各少数民族的战役中也屡屡获胜，南方的邻国林邑（今越南中部）也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在向上发展，户口的数字每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说唐高宗“昏懦”实在有失偏颇，认为废立皇后之事不是他的想法似乎难以令人相信。试想，以唐太宗李世民之英明，经过慎重考虑而立的太子，又怎会是一个“昏懦”无用之人？高宗虽没有其父创业时的恢弘气度和足智多谋，但至少他够得上是个守成之君。至于武则天，她当时只不过是一个昭仪，还不可能具备指挥高宗的力量。如果她当时可以轻松驾驭高宗的话，也不必以扼死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代价了。《旧唐书》说自显庆以后，武则天“自此内辅国政四十年，威势与帝无异”，《资治通鉴》上说自麟德元年以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这些史实都说明武则天逐步从高宗手中夺取权力是在当上皇后之后的事。而且高宗委政武后，也是唐高宗乾陵六十一宾王像出于本人意愿。无论如何，高宗不太可能仅凭武则天的一面之辞就轻易地废掉皇后。
既然高宗脑子很清楚，而且这也主要不是武则天搞的鬼，那么，他为什么要废掉王皇后？专家们认为这其实与高宗即位之后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废立皇后仅是当时政治交锋的一个焦点。
高宗父亲唐太宗在去世之前，对儿子的能力不太放心，所以让他最信赖的当时仅有的两位宰相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吩咐他们要尽心辅助扶持李治。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是当年太宗玄武门之变的重要策划者，为太宗贞观年间的头号重臣。褚遂良以文才著称，当年极力主张立李治为太子，是一个公认的正人君子。
初登王位的李治，年龄刚二十出头，正是血气方刚之时，虽然他的父亲与两位顾命大臣有着很深的交情，但是他自己与他们却并没有多少感情可言。相反，在这两位大臣的“辅助”下，李治做事常常会有束手束脚之感。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倚老卖老，使高宗想摆脱他们两位控制的愿望十分强烈。
摆脱控制的第一步，是增补张行成、高季辅、李为宰相。李等人曾是太宗的亲信，但后来因事被贬，高宗此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无非是想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宰相大权，从而培植绝对忠于自己的势力。之后，高宗对两位顾命大臣发动了进攻，抓了点小事就贬褚遂良为同州刺史。同时为培植自己的势力，封王皇后的母舅柳奭为中书侍郎，依旧同中书门下三品，企图用自己的外戚与自己父亲的外戚争权。
不过没多少时间，形势发生了变化。褚遂良毕竟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又回来作了宰相。永徽三年七月，大臣们又提出了立太子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柳奭和王皇后商量想立后宫刘氏所生的高宗长子陈王忠为太子。为什么柳奭和王皇后要立陈王？因为王皇后生不出儿子，而刘氏出身低贱，王皇后希望自己立陈王忠后，陈王会感激她。柳奭知道自己一个人这件事是做不成的，遂与褚遂良、长孙无忌、韩瑗、于志宁等商量后一起上书。立太子事一旦挑明，高宗十分失望，自己提拔的柳奭、于志宁等人原本是想用他们来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权，现在却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而且内有王皇后呼应。
年少气盛的高宗自然是不会轻易罢休的，决定把希望转而寄托在培育外朝的新势力上，遂先后任命礼部尚书许敬宗和中书舍人、弘文馆学士李义府等为宰相。这时他已下定决心，外要除掉随时牵制他的一帮老臣，内要废掉已成为自己对立面的王皇后。因为随着柳奭向长孙无忌等人的靠拢，她已逐渐成为高宗与元老重臣相争的焦点。
永徽六年（655），高宗主意已定，召集众大臣商量废后。元老重臣中褚遂良坚决反对，高宗马上贬他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也多次上书谈到不能立武后，高宗先是极力拉拢他，秘密派人赐给他金银宝器，但长孙无忌仍不领情。武后母亲杨氏亲自登门让无忌不要反对，许敬宗也在高宗的授意下反复劝导，但无忌还是我行我素。数年后，高宗余怒未消，先是贬他到黔州，接着又派人去审问他的案件，最后认为无忌要谋反，令他自尽了事。
武则天约在永徽初年召入宫中，尽管貌美无人能敌，但在短短几年中以区区昭仪地位而使高宗俯首听命肯定是不可能的。王皇后其实年龄比武则天轻好几岁，人也长得很漂亮，但武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深得高宗宠爱，一旦废后，高宗也已有满意的替补。而此时恰逢武则天把爱女之死嫁祸给王皇后，所以高宗更有了废后的正当理由。于是在永徽六年的十月份，掀起了废立皇后的轩然大波。王皇后的被废，尤其说是武则天后宫争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高宗想结束唐太宗的影响，自己独控政权的必然。在这一点上，李看得十分明白。当高宗要他对废立皇后表态时，他狡猾地说：“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既不想得罪太宗老臣，又不想在这场斗争中跌跟斗。高宗对他的回答十分满意，让他主持了册武昭仪为后的仪式。实际上高宗所做的，无非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废立皇后的背后，其实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搏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