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倭仁
倭仁，字艮峰，姓乌齐格里，蒙古正红旗人。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亡于清穆宗同治十年（1871年），清代蒙古族思想家。
倭仁的先世在清兵入关后归附，被编为蒙古八旗之一的正红旗。蒙古八旗是与满八旗、汉八旗相并列的军事、行政兼生产的组织，后来变成单纯的军事力量，驻防河南。倭仁生于河南，从小便开始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对汉文经史典籍有较深的研究，具有很浓厚的儒家学说思想。除了从政外，他一生还以辑古、奏疏、日记、言行录、诗文等形式，写下数以万计的纳谏、议论、规劝等文字，强烈地表现出他的政治见地和伦理观点，其中某些观点，今天仍值得借鉴。
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年），风华正茂的倭仁考中进士，从此便在仕宦途中平步青云。起初，倭仁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授编修（正七品），道光十三年授中允（正六品），同年七月授侍讲，八月授侍读（从五品），九月升右庶士，道光二十二年升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正三品）。还一度以京官身份到盛京任礼部侍郎、奉天府尹、副都统等职。回到京师后又任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清文帝即位后曾以列都统衔任伊犁将军的驻叶尔羌帮办大臣。晚年由一品翰林院掌院学士升至正一品内阁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推崇奉中清廉，真才实学。痛恨贪鄙残暴，不学无术。倭仁在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时，发现回部首领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在摊派路基和护卫中索取贿赂，立即向伊犁将军上言，遭“未经确讯，率行参奏”的斥责，被降三级并调别处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上奏清文宗。
倭仁从政后，世风日下，贪污受贿之风盛行，政治腐败。他积极奏言皇帝，希极力扭转这种局面。他说：“州县所以敢于贪腐，是因为省督抚亦然，要想挽积习而奠民主，必须要求督抚实心爱民，洁己率属。”他揭露了新任广东巡抚黄赞汤的低劣品质，清皇帝收回成命，改派适当人选。朝廷用人应当不拘一格，应任用有才干之人。虽不能求全责备，但对那些“贪鄙之行，奢伤之性，而又济之以巧作之心”者，不能被他们“欺饰弥缝”所迷惑，认为“有干济之略”委以重用。倭仁力荐德才兼备的人，他写《保燕人才疏》向朝廷推荐人才。
清文宗一即帝位，下诏大臣，要他们大胆陈言，提出治理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倭仁极积响应，呈《应陈诏言书》，陈述了用人的标准：“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君子朴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斥异己。君子图远大，以国家之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如务。刚正不挠，天所阿绚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侯伺人主喜怒以为趋避者小人也。谏争匡辅，为朝廷补阙拾贵者君子也，迁就逢迎，导人主逐非长傲者小人也。”这在皇帝初即位，人们怀着不良动机“延颈举踵，观朝廷举措”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倭仁看到国家财源贫困造成国力不强，又向皇帝陈《治本》疏。指出，皇帝必须“以身作则，力行俭约，为天下先”。同时，皇帝还要对朝臣发布命令，要他们严格计划，并且掌握和使用好每年的收入，力行节俭，量入为出，力戒虚夸。这对今天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倭仁为了国家的复兴，精心辑录了古代君臣的名言惠行，在《进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议疏》中分为《帝王盛轨》、《辅弼嘉谟》两部分，前者主要以唐太宗事迹为主，后者摘录了唐名臣魏征的《十思疏》及宋朱熹的表疏献给皇帝，皇帝高度评价了这两本书。赐名为《启心余鉴》。他还写了四卷日记形式的格言，其中许多条反映出深邃的思想，倭仁对“私”深恶痛绝。在日记中写到“读书、应事，胸中著一我字者，便病”。“利字一关打不过，横塞胸中，性真锢蔽，如何能作个人？危哉！危哉！”他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誓言：
恶人贪酷、闻之气愤填膺。汝承天子命畏以边陲为重，乃纵容犴客荼毒生灵，除暴安良；予意决矣。我若不作几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之事，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赤子？
清夜扪心，能无滋愧？且我辈作官一场，毫无用处，再和荏苒，室山空回不可惜乎？官不在大小，有好心引好者，做未巴可流芳，不然，即官居极品，又何足贵耶！
这铿锵有力的话语，对当时虚假浮夸，贪污贿赂的世风，确是有力的一击。表现了倭仁刚正不阿，品质高尚，磊落的气概。
倭仁曾作为大清皇朝的正大使被派往朝鲜，他怀着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感情，在朝鲜期间，写了许多热情歌颂祖国和朝鲜壮丽山河的诗歌。
在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时，不但记下了名山大川、客乡僻壤等的地理考证，对许多地方的历史沿革作了记述，对其中不确切的记载进行了改正，为后人研究新疆各民族留下了大量的材料。
清穆宗十年（1871年）三月廿一日，倭仁因病逝世。
倭仁死后谥“文端”，他所著的文稿被纺织成册。名曰《倭文端公遗墨》。
right（刘海琦）
倭仁的先世在清兵入关后归附，被编为蒙古八旗之一的正红旗。蒙古八旗是与满八旗、汉八旗相并列的军事、行政兼生产的组织，后来变成单纯的军事力量，驻防河南。倭仁生于河南，从小便开始接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对汉文经史典籍有较深的研究，具有很浓厚的儒家学说思想。除了从政外，他一生还以辑古、奏疏、日记、言行录、诗文等形式，写下数以万计的纳谏、议论、规劝等文字，强烈地表现出他的政治见地和伦理观点，其中某些观点，今天仍值得借鉴。
清宣宗道光九年（1829年），风华正茂的倭仁考中进士，从此便在仕宦途中平步青云。起初，倭仁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不久授编修（正七品），道光十三年授中允（正六品），同年七月授侍讲，八月授侍读（从五品），九月升右庶士，道光二十二年升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正三品）。还一度以京官身份到盛京任礼部侍郎、奉天府尹、副都统等职。回到京师后又任工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清文帝即位后曾以列都统衔任伊犁将军的驻叶尔羌帮办大臣。晚年由一品翰林院掌院学士升至正一品内阁协办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
倭仁为人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推崇奉中清廉，真才实学。痛恨贪鄙残暴，不学无术。倭仁在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时，发现回部首领阿奇木伯克爱玛特在摊派路基和护卫中索取贿赂，立即向伊犁将军上言，遭“未经确讯，率行参奏”的斥责，被降三级并调别处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上奏清文宗。
倭仁从政后，世风日下，贪污受贿之风盛行，政治腐败。他积极奏言皇帝，希极力扭转这种局面。他说：“州县所以敢于贪腐，是因为省督抚亦然，要想挽积习而奠民主，必须要求督抚实心爱民，洁己率属。”他揭露了新任广东巡抚黄赞汤的低劣品质，清皇帝收回成命，改派适当人选。朝廷用人应当不拘一格，应任用有才干之人。虽不能求全责备，但对那些“贪鄙之行，奢伤之性，而又济之以巧作之心”者，不能被他们“欺饰弥缝”所迷惑，认为“有干济之略”委以重用。倭仁力荐德才兼备的人，他写《保燕人才疏》向朝廷推荐人才。
清文宗一即帝位，下诏大臣，要他们大胆陈言，提出治理国家的意见和建议。倭仁极积响应，呈《应陈诏言书》，陈述了用人的标准：“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君子朴拙，小人佞巧，君子恬退，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斥异己。君子图远大，以国家之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如务。刚正不挠，天所阿绚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侯伺人主喜怒以为趋避者小人也。谏争匡辅，为朝廷补阙拾贵者君子也，迁就逢迎，导人主逐非长傲者小人也。”这在皇帝初即位，人们怀着不良动机“延颈举踵，观朝廷举措”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倭仁看到国家财源贫困造成国力不强，又向皇帝陈《治本》疏。指出，皇帝必须“以身作则，力行俭约，为天下先”。同时，皇帝还要对朝臣发布命令，要他们严格计划，并且掌握和使用好每年的收入，力行节俭，量入为出，力戒虚夸。这对今天来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倭仁为了国家的复兴，精心辑录了古代君臣的名言惠行，在《进古帝王事迹及古今臣工奏议疏》中分为《帝王盛轨》、《辅弼嘉谟》两部分，前者主要以唐太宗事迹为主，后者摘录了唐名臣魏征的《十思疏》及宋朱熹的表疏献给皇帝，皇帝高度评价了这两本书。赐名为《启心余鉴》。他还写了四卷日记形式的格言，其中许多条反映出深邃的思想，倭仁对“私”深恶痛绝。在日记中写到“读书、应事，胸中著一我字者，便病”。“利字一关打不过，横塞胸中，性真锢蔽，如何能作个人？危哉！危哉！”他最后写下了这样的誓言：
恶人贪酷、闻之气愤填膺。汝承天子命畏以边陲为重，乃纵容犴客荼毒生灵，除暴安良；予意决矣。我若不作几件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之事，上何以对君父，下何以对赤子？
清夜扪心，能无滋愧？且我辈作官一场，毫无用处，再和荏苒，室山空回不可惜乎？官不在大小，有好心引好者，做未巴可流芳，不然，即官居极品，又何足贵耶！
这铿锵有力的话语，对当时虚假浮夸，贪污贿赂的世风，确是有力的一击。表现了倭仁刚正不阿，品质高尚，磊落的气概。
倭仁曾作为大清皇朝的正大使被派往朝鲜，他怀着对朝鲜人民的友好感情，在朝鲜期间，写了许多热情歌颂祖国和朝鲜壮丽山河的诗歌。
在任叶尔羌帮办大臣时，不但记下了名山大川、客乡僻壤等的地理考证，对许多地方的历史沿革作了记述，对其中不确切的记载进行了改正，为后人研究新疆各民族留下了大量的材料。
清穆宗十年（1871年）三月廿一日，倭仁因病逝世。
倭仁死后谥“文端”，他所著的文稿被纺织成册。名曰《倭文端公遗墨》。
right（刘海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