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多松年
多松年（1905-1927），又名多寿，蒙古族，1905年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呼和浩特一带）麻花坂村一个劳动人民的家庭。小时在家乡读私塾，后来在归绥中学学习。
蒙古族劳苦大众，既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又受本民族王公贵族的残酷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多松年深感劳动人民的这种悲惨遭遇，内心中积郁着一股反抗压迫、剥削的情绪。“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各族人民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而战斗的消息传到内蒙古地区，正在归绥中学学习的多松年，立即投入了运动，在实际斗争中逐渐接受了新思想。
1923年，李大钊指示蒙古族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荣耀先于当年暑假回绥远地区，动员蒙古族学生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蒙藏学校在暑假前安排荣耀先代表学校回绥远地区招生。在荣耀先同志的帮助下，多松年同李裕智、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蒙族青年一起，奔赴“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进入蒙藏学校学习。
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在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对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的蒙族青年极为关心。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同志经常出入蒙藏学校，同蒙族青年促膝谈心，宣传革命真理，阐述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关系以及有关蒙古族的解放问题等等。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极有说服力的谆谆教导，在多松年等青年人心中，激起了追求真理的浪花，使他们明确了奋斗的目标，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多松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蒙古族早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之一。
多松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及进步书籍，并把进步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二七纪念专刊》等寄给内蒙古的同学、同伴，启发他们的觉悟，传播革命的思想。他还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曾担任蒙藏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中共北京西城区宣传员等。他不会画画，就从头学起；字写得不好，就勤奋地练；不会刻钢板，就细心地学，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在党的领导下，多松年在校内参加并领导了反对校长王维翰倒行逆施的斗争；在校外参加并领导了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
1925年，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内蒙古地区先后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工农兵大同盟。这两个组织的成立，是蒙古族人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产物，它们的成立又促进了内蒙古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蒙藏学校的许多蒙古族学员，纷纷回家乡闹革命。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多松年留北京负责创办《蒙古农民》。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蒙古农民》终于诞生了。该报以蒙、汉文对照，半个月出一期，内容十分丰富。当多松年把一份版面整洁、字迹清晰的报纸送给李大钊同志审阅时，李大钊十分惊喜地说：“真想不到，你能搞得这样漂亮？完全像一个老手办的报纸。”赵世炎同志详细看了创刊号后，极高兴地对多松年说：“不错不错，既有理论，又有事实，内容充实，战斗性强。”并指着一个个标题说：“这几篇很有号召力，标题也起得好；这篇简直是一发重炮！就这样办下去吧。”《蒙古农民》是蒙古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份革命报纸。它向蒙古族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族解放事业的方针，提出了反对北洋政府压迫和岐视蒙古族的政策，揭露了蒙古族王公贵族的罪行。这份报纸的出版，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呼声，在内蒙古草原传播了革命思想，对内蒙古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25年秋，多松年被党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在莫斯科成立的大学。由中国选送学生前往学习，课程设有俄文、中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及军事课等，办学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多松年对于能来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故乡学习十分高兴，感到机会难得，因而倍加用功。通过系统的学习，使他对自己的理想及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1926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合作，中国国内随之掀起了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高潮。国内急需大批革命干部。秋末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瞿秋白转告多松年，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他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第二天就踏上归国的旅程。回国后返回内蒙古，担任了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1927年4月，多松年作为察哈尔、绥远两区的代表，到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同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会后，他回到内蒙古继续工作。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李大钊惨遭杀害。张家口的中共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入狱，作为当地主要负责人的多松年，成为敌人的缉捕重点。但是，多松年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回到张家口；一面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一面积极重建党的组织，以便继续开展工作，但不久即被捕。
奉系军阀、张家口警察局长高维狱如获至宝，妄想从多松年口中得到内蒙古党组织的情况，多松年横眉以对，在敌人的皮鞭、棍子、老虎凳、竹签等酷刑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硬的一手失败，又采用引诱软化的一手。一天，敌人用囚车把多松年带到一幢陈设华丽的院宅——张作霖官邸。当多松年看到张作霖这个屠杀李大钊等同志的刽子手时，义愤填膺，怒容满面。张作霖奸笑着说：“多先生，想不到你这么年轻。眼下正是动乱的时候，英雄豪杰正可大显身手，可惜你未遇明主。……您愿意和大元帅我一块干，现在还不晚……”多松年蔑视地哈哈大笑说：“张作霖，你是我们凶恶的敌人，我们和你们有血海深仇。你们的屠刀可以杀害我，但是我的血可以唤醒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你们，让人民认清你们这些豺狼，共同把你们彻底埋葬！不必耽误时间，下手吧！”
第二天清早，刽子手们野蛮地用一尺多长的五根铁钉，把多松年活活地钉死在大境门前的城墙上。
大境门南，是内蒙古人民聚居的地方，许多群众目睹反动派罪行，他们极力控制着心中的怒火，用十分崇敬的目光，向革命志士致敬。当晚，同志们取下战友的尸体，将他埋在万泉山下。这位年仅22岁的烈士，将永远活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right（胡俊峰）
蒙古族劳苦大众，既受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压榨，又受本民族王公贵族的残酷剥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多松年深感劳动人民的这种悲惨遭遇，内心中积郁着一股反抗压迫、剥削的情绪。“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各族人民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而战斗的消息传到内蒙古地区，正在归绥中学学习的多松年，立即投入了运动，在实际斗争中逐渐接受了新思想。
1923年，李大钊指示蒙古族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荣耀先于当年暑假回绥远地区，动员蒙古族学生来北京蒙藏学校学习。蒙藏学校在暑假前安排荣耀先代表学校回绥远地区招生。在荣耀先同志的帮助下，多松年同李裕智、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等蒙族青年一起，奔赴“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京，进入蒙藏学校学习。
当时，中共北方区委，在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对背井离乡来到北京的蒙族青年极为关心。李大钊、邓中夏、赵世炎等同志经常出入蒙藏学校，同蒙族青年促膝谈心，宣传革命真理，阐述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关系以及有关蒙古族的解放问题等等。浅显易懂的革命道理，极有说服力的谆谆教导，在多松年等青年人心中，激起了追求真理的浪花，使他们明确了奋斗的目标，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4年，多松年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蒙古族早期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之一。
多松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及进步书籍，并把进步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二七纪念专刊》等寄给内蒙古的同学、同伴，启发他们的觉悟，传播革命的思想。他还积极参加校内外的各种活动，曾担任蒙藏学校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中共北京西城区宣传员等。他不会画画，就从头学起；字写得不好，就勤奋地练；不会刻钢板，就细心地学，忠心耿耿，埋头苦干。在党的领导下，多松年在校内参加并领导了反对校长王维翰倒行逆施的斗争；在校外参加并领导了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显示了他的组织才能。
1925年，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内蒙古地区先后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和工农兵大同盟。这两个组织的成立，是蒙古族人民革命运动发展的产物，它们的成立又促进了内蒙古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蒙藏学校的许多蒙古族学员，纷纷回家乡闹革命。按照党组织的决定，多松年留北京负责创办《蒙古农民》。经过一个多月的积极筹备，《蒙古农民》终于诞生了。该报以蒙、汉文对照，半个月出一期，内容十分丰富。当多松年把一份版面整洁、字迹清晰的报纸送给李大钊同志审阅时，李大钊十分惊喜地说：“真想不到，你能搞得这样漂亮？完全像一个老手办的报纸。”赵世炎同志详细看了创刊号后，极高兴地对多松年说：“不错不错，既有理论，又有事实，内容充实，战斗性强。”并指着一个个标题说：“这几篇很有号召力，标题也起得好；这篇简直是一发重炮！就这样办下去吧。”《蒙古农民》是蒙古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份革命报纸。它向蒙古族人民传达了中国共产党对蒙古族解放事业的方针，提出了反对北洋政府压迫和岐视蒙古族的政策，揭露了蒙古族王公贵族的罪行。这份报纸的出版，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的呼声，在内蒙古草原传播了革命思想，对内蒙古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1925年秋，多松年被党派往苏联，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中山大学是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为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在莫斯科成立的大学。由中国选送学生前往学习，课程设有俄文、中国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及军事课等，办学目的是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多松年对于能来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故乡学习十分高兴，感到机会难得，因而倍加用功。通过系统的学习，使他对自己的理想及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充满了信心。1926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合作，中国国内随之掀起了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高潮。国内急需大批革命干部。秋末的一天，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的代表瞿秋白转告多松年，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他愉快地服从党的决定，第二天就踏上归国的旅程。回国后返回内蒙古，担任了中共察哈尔工委书记。1927年4月，多松年作为察哈尔、绥远两区的代表，到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他旗帜鲜明地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同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会后，他回到内蒙古继续工作。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李大钊惨遭杀害。张家口的中共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许多同志被捕入狱，作为当地主要负责人的多松年，成为敌人的缉捕重点。但是，多松年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回到张家口；一面设法营救被捕同志，一面积极重建党的组织，以便继续开展工作，但不久即被捕。
奉系军阀、张家口警察局长高维狱如获至宝，妄想从多松年口中得到内蒙古党组织的情况，多松年横眉以对，在敌人的皮鞭、棍子、老虎凳、竹签等酷刑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敌人硬的一手失败，又采用引诱软化的一手。一天，敌人用囚车把多松年带到一幢陈设华丽的院宅——张作霖官邸。当多松年看到张作霖这个屠杀李大钊等同志的刽子手时，义愤填膺，怒容满面。张作霖奸笑着说：“多先生，想不到你这么年轻。眼下正是动乱的时候，英雄豪杰正可大显身手，可惜你未遇明主。……您愿意和大元帅我一块干，现在还不晚……”多松年蔑视地哈哈大笑说：“张作霖，你是我们凶恶的敌人，我们和你们有血海深仇。你们的屠刀可以杀害我，但是我的血可以唤醒更多的人起来反抗你们，让人民认清你们这些豺狼，共同把你们彻底埋葬！不必耽误时间，下手吧！”
第二天清早，刽子手们野蛮地用一尺多长的五根铁钉，把多松年活活地钉死在大境门前的城墙上。
大境门南，是内蒙古人民聚居的地方，许多群众目睹反动派罪行，他们极力控制着心中的怒火，用十分崇敬的目光，向革命志士致敬。当晚，同志们取下战友的尸体，将他埋在万泉山下。这位年仅22岁的烈士，将永远活在各族人民的心中。
right（胡俊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