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家成长故事

第十七章 博物学家达尔文

　　在距离伦敦二百二十公里、距离西海岸约一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英国的古城施鲁斯伯里。弯弯曲曲的塞文河在这里转了个急弯，把一个由小山形成的半岛围了起来，河弯的直径有几公里。这个城市很早就在这个河弯里发展起来，城市的街道逐渐往小山的顶端扩展。塞文河大桥把施鲁斯伯里与城的四郊联结起来。从市里往西北方向走去，通过威尔士大桥，沿着塞文河岸再走半公里，在弗兰科尔区就可以看见施鲁斯伯里的近郊以及座落在塞文河岸的悬岩峭壁之上的一座三层红砖楼房。这座楼房是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在一八〇〇年建成的。医生的第五个孩子，即后来的伟大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于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就诞生在这座楼房里。

　　楼房的所在地叫“山丘”（芒特）。楼房的旁边有一个花园，花园里种有供观赏的植物果树。有一条小路穿过峭壁，在这条叫作“医生路”的旁边长着一棵栗树，树枝相互平行地弯曲着。这是查理小时候喜爱的一棵树，他和他的妹妹凯瑟琳在树上都有自己的特殊“座位”。靠近楼房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暖花房。

　　罗伯特·瓦尔宁·达尔文医生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身高一米八八，很胖，体重约有一百六十公斤。罗伯特·达尔文作为一个医生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对人的关心，他那博得人们信任的本领和他那高度敏锐的观察力（这使他总是能够预先准确地说出病的发展经过）——这一切对他的成功都起了促进作用。他在二十一岁（这时他在莱丁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的学位）以前就开始行医了，在施鲁斯伯里刚行医半年就诊治了四五十个病人。这样，他一开始行医就能够完全靠自己收入为生，而不需要父亲的资助。他很能博得人们的信任，所以许多病人往往不只是向他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且还把自己的忧虑和不幸讲给他听。查理·达尔文说他父亲是“人们当中最聪明的人”，他对父亲无限信赖。达尔文在回忆父亲时，常常列举几件描述这位医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趣事。例如，查理听父亲说，有一些到他这里来就医的妇女总是哭哭啼啼，使他感到难受。这位医生很快就发现，愈是请她们不要哭，她们哭得愈厉害。因此，后来他就鼓励她们哭，说这能使她们感到痛快，这样一来他就得到了相反的结果：啼哭停止了，于是他就可以听她们述病，然后进行诊断。

　　医生与他父亲的朋友老乔赛亚·韦季武德（他是著名的英国“韦季武德”美术瓷器厂的创办人）的女儿苏桑娜结了婚。在查理八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正如他自己所说：“除了她临终时睡的床、黑丝绒长衣和结构奇特的针线桌之外，我几乎记不起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了。”

　　除了查理，家中还有他的大哥伊拉司马斯和四个姐妹。在他们中间，他同比他大六岁的苏桑娜和医生最小的女儿凯瑟琳最亲近。

　　母亲去世那年（一八一七年），查理开始进凯斯先生的学校学习，他在学习上赶不上小妹妹凯瑟琳。不过他却有另外一些兴趣，即在搜集方面的兴趣：他收集矿物、贝壳、硬币和图章。应当指出，在家庭成员中只有他特别爱好收集，——他的哥哥和四个姐妹都不进行收集。就在这时他已经对自然史产生了兴趣，他竭力要弄清楚各种植物的名称。在他童年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也是很有趣的，这就是他喜欢长时间地单独散步，散步时他总是专心致志地进行思考，有一次他在走过施鲁斯伯里的旧城堡旁的一条小道时，由于只顾思考，就从七、八英尺高的地方失足跌了下去。他喜欢钓鱼，常常拿着钓鱼竿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塘边或河边。他在搜集鸟蛋时，从每个鸟窝里他只拿走一个鸟蛋，从不多拿一个。每当他想起他在幼小的时候曾经无缘无故地揍了小狗一顿这件事时，他一生都感到内疚。

　　第二年，即一八一八年，查理被送进别特列尔博士主办的一所旧式学校学习，在这里他学了七年。他是个寄宿生，但是他却常常在校方每天两次点名之间的那一长空当里跑回家去，因为他在家里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在家总要呆到最后一分钟才离去。为了不迟到，他只得拼命跑步去学校。

　　校长别特列尔先生是利奇菲尔德大教堂的神父，还在剑桥大学学习时，他就因自己写的希腊颂诗得过两枚奖章。无怪乎学校所进行的是一种严格的古典教学，学校对作诗特别重视。达尔文虽然没有作诗的才能，但是他收集了大量旧诗，并加以剪裁，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也就能够很容易地作出任何题目的诗篇来。

　　学校里学的是古文，读的是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著作，并且还要背诵。背诵对达尔文来说是很容易的，但两天以后他就把所背会的东西同样容易地忘掉了。只有贺拉斯的某些诗篇使他得到唯一真正的快乐。学校还讲授古代史和地理，这两门课讲授得都很扼要。

　　达尔文对别特列尔的这所学校十分反感。在这所学校里，他是一名中等生，可能还是一名落后生，所以他认为在这所学校的那段时间是一个“空白”。

　　但是，达尔文却有各种各样的校外兴趣。例如，他曾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当他了解了对定理的一些明确的论证方法时，他就感到非常满意。当有人向他说明如何使用晴雨表上的游标时，这也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他做的主要事情还是搜集。他一面照旧收集矿石，一面努力设法找到一些有新的名称的新矿石。他还收集各种昆虫，他在十岁时就对地方动物志相当熟悉，而读了鸟类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就开始对鸟类习性进行观察，并作出各种标记。他在这样小的年纪就十分喜欢“在刮风天的傍晚沿着海滨散步，观赏那些沿着奇怪而又错误的路线飞回家去的海鸥和鸬鹚。”

　　在查理快要毕业时，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对化学发生了兴趣，并在一个棚子里搞起了一个小试验室。查理经常帮助他，并且认真地读了几本化学方面的书籍。当他在实践中了解到了试验方法的奥妙之后，便对化学入了迷。但是别特列尔的学校反对他从事这一工作：别特列尔博士曾当众斥责他白白地浪费时间，而同学们则给他起了个“瓦斯”外号。

　　在毕业前不久，查理又迷上了打猎。在他十五岁时，他曾去探望住在伯明翰附近的萨缪埃利的姑父哥尔顿（他的妻子是他父亲的妹妹），姑父常带着他这个侄子去打猎，并给了他一支猎枪。当他们打猎归来时，姑父开玩笑地对他说：“鸟儿正站在树上笑你哩。”查理也笑了起来，可是这个玩笑刺伤了他。不久哥尔顿来到芒特，查理把他叫到花园里，以胜利的姿态表演给姑父看，他是怎样射中抛到空中的手套的。

　　至于谈到他当时的文学兴趣，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常常坐在学校深深的窗户洞里入迷地阅读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他还阅读诗人汤姆逊的《四季》诗以及刚刚出版的拜伦和华尔德·司各特的长诗。

　　当他对诗歌失去兴趣而感到不快时，就骑马到城外郊游，这使他有机会欣赏大自然的风景，这种娱乐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还有一个特点应该指出：看来在当时达尔文就具有一种温和可亲的、善于交际的性格。他在同学当中有许多朋友，他对他们非常留恋，非常热爱。

　　父亲对查理在别特列尔先生那里的学习情况很不满意，有一次他严厉地对儿子说，“你关心的只是打猎、玩狗、捉老鼠，这样下去你会使你自己以及我们全家都要蒙受耻辱的”。

　　他让查理提前退了学，并于一八二五年十月派他随同他的哥哥伊拉司马斯一起进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伊拉司马斯一年前就已经在这里学习了。父亲作出的这项决定，可能是受了儿子这年夏天表现出的对行医发生了兴趣这一点的影响。

　　早在施鲁斯伯里时，查理就已开始给一些病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看病：他对每个情况都作了记录，把一切病症都记载下来，并且读给父亲听，父亲让他对病人再作一些检查，告诉他下什么样的药，然后由查理自己去配制。在查理那里，有时会同时有十二个病人，于是父亲发觉，查理就象他本人那样也善于博得病人的信任。他之所以设法把儿子送进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学习，是希望儿子将来能踏着父亲和祖父的足迹走，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伊拉司马斯和查理来到爱丁堡，租了一所有三个房间的住所：两个明亮的房间做卧室（他写信告诉父亲说，这样明亮的房间在这里是很少有的，因为这里的房间通常都是些“没有空气和光线的小洞穴”），另一间做客厅。他很喜欢这个城市。

　　查理办完了一切入学手续，报了如下一些课程：医学、化学、解剖学、临床课和外科学；他领了皇家医院实习证和大学图书证，后来他和哥哥都成了图书馆的经常的读者。

　　但大学的授课情况也使他大为失望：他认为几乎所有的课都是“极其枯燥的”。他对讲授医学课的邓肯常提出特别激烈的批评。他在自传里写道：“一想起在冬季早晨八点钟开始的脑膜治疗课，至今还有些可怕”。讲授人体解剖学的是亚历山大·门罗“第三”，他没有保持住在他之前由他的父亲和祖父讲授这门课程时所赢得的好名声。达尔文在对自己没有努力学习解剖表示遗憾时说：“他讲授的人体解剖，同他本人一样，也是枯燥无味的，因此这一门课程使我感到厌恶”；因为要是能学好这门课程那是会更有好处的。达尔文经常到医院门诊去实习。至于外科学。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他曾参加过两次危险的手术，但由于不忍目睹痛苦的场面，没等手术做完就跑掉了，因为这时还没有使用哥罗芳。他唯一喜欢的课程是霍普的化学课。

　　在大学的第二年，达尔文又报了产科学、物理实验和自然史这三门课。关于他前两门课的学习情况，我们毫无所知；至于自然史这门课，我们已经知道他很早就对这门课程产生了兴趣。当时在爱丁堡大学讲授自然史的教授是岁伯特·詹姆逊。他的这门专业课包括动物学和地质学。他主要研究矿物学、海洋动物学和鸟类。此外他还出版讨论一般科学问题的《爱丁堡哲学杂志》和《新哲学杂志》。他的功绩还在于他在大学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自然史博物馆，馆内陈列有极好的搜集品，这个博物馆当时被认为是第二个英国博物馆，仅次于伦敦英国博物馆。在地质学方面，詹姆逊所持的是著名的岩石水成论者魏尔纳那些极端的、早已过时的观点。

　　詹姆逊通过讲课，通过他对这门课程的兴趣和他对自己所领导的这个博物馆的兴趣，博得了同时代人的尊敬，如伊·福勃斯这样一位大博物学家就对他作出了好评。他于1826年讲授的《动物学》这门课程开头讲的就是人类自然史，然后主要讲授脊椎动物亚门和无脊椎动物，最后讲授《论物种起源》这门哲学课。但是达尔文对这样的课程也未必听进去多少。他认为这些课程也是“极其枯燥的”。诚然，他的这个意见可能是对课程中的地质部分讲的，因为达尔文补充说：“这些课程对我所产生的唯一作用，就是保证我一生决不再读一本地质方面的书，决不研究这门科学”。幸而他没有恪守自己的这个保证。

　　但是，如果说从表面上看来达尔文很少研究医学、很少上必修课的话，那这并不意味着他对自然科学已失去了兴趣。相反，他找到了一种满足自己需要的方法。他常常到设在教学楼里的博物馆去，并同在那里工作的两位年轻的大博物学家交上了朋友。其中的一位就是罗伯特·格兰特博士，他当时才三十三岁，正是处于从事科学活动的风华正茂的时期。早在一八一四年，他就在爱丁堡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在一八一五——一八二〇年间，他一直呆在巴黎和欧洲的其他一些设有大学的城市里，在那里研究医学和自然科学。当拉马克出版了自己的进化论著作《动物学哲学》（1809年），并准备和开始出版自己的无脊椎动物学方面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时，格兰特很快就到巴黎向拉马克学习了很多东西。他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于一八二〇年回到爱丁堡，并考察了苏格兰和爱尔兰海岸，专门研究海洋无脊椎动物。他写了几部关于海绵动物重要著作（一八二五——一八二六年），他在爱丁堡附近的福斯湾海岸上对海绵动物做了大量的观察。他在这几年中写了十来本其他有关无脊椎的腔肠动物门、软体动物门、苔藓动物纲和甲壳纲方面的著作和几本有关脊椎动物亚门的著作，例如《羊驼》即巴西啮齿目的解剖学。

　　达尔文经常同这位精力充沛的年轻的博物学家去游览，帮助他在落潮后的水坑里收集动物，而他自己也尽力去研究如何对这些动物进行解剖。达尔文在一八二七年的笔记中提到，他在福斯湾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海鱼——“海雀鱼”，并“与格兰特博士一起对这种鱼作了解剖”。他们对鱼的内部器官，包括心脏和心瓣几乎进行了全面的研究。达尔文发现，格兰特表面上看起来显得冷淡和拘谨，但内心却极其热情。

　　有一次格兰特在同达尔文游览时非常高兴地谈论起拉马克的进化观点。达尔文一言不发，好奇地倾听着他的谈论。但无论是这些观点本身，还是格兰特对这些观点的迷恋，都没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他的家庭当中，进化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大概达尔文当时已经读了他祖父伊拉司马斯·达尔文所写的《动物生物学》和其他一些著作。不过他对所有这些纯理论的观点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兴趣。他依然热衷于对生物界的考察和对动物机体的研究。

　　他同纽挨文尼的一些渔民结为朋友，并同他们一起去捉牡蛎。采捕机从河底捕了许多其他的动物，他对这些动物进行了研究。他在这一年的笔记中记载和描述了某些软体动物的产卵情况，描述了软体动物的幼虫，并简要叙述了珊瑚虫和海鳃。根据笔记的记载，他同另一位同学科利茨特里姆一起观察过一条鱼往圆盘和桡骨基之间特殊分泌囊里产卵的情况。笔记本中保存有几份动物统计表，显然他是把这些统计表放在笔记本内，旅行时随身带着的。这就是：“福斯湾和苏格兰其他地区的蠕虫”（这是从詹姆逊教授的著作中摘录来的）；一份在上述地区所找到的各种鱼类的统计表（这是由另一位博物学家编制的）；两份用以确定从各产地捕获来的鸟类的详细说明。

　　年轻的达尔文在爱丁堡结交的第二个青年科学家叫维利亚姆·马克——吉利弗雷。他比达尔文大十三岁。他由于发表了一些软体动物方面、特别是鸟类方面的著作而出了名。后来他又出版了一部论苏格兰鸟类的巨著。他送给了达尔文几个罕见的海贝，时常同达尔文交谈自然史中的各种问题。可能，他是支持查理对搜集鸟类和观察鸟类的兴趣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达尔文向一个曾同鸟类学家沃捷尔通一起工作过的黑人学习制作鸟类标本。查理常常高兴地在这个黑人那里闲坐，因为“他是一个逗人喜欢和知识渊博的人”。上面谈到的两份确定鸟类的详细说明材料，足以说明达尔文对鸟类学具有浓厚的兴趣。

　　达尔文在爱丁堡的第二学年是在哥哥不在的情况下度过的。他在象他那样热爱自然科学的同学中结交了许多新朋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查理积极参加普利尼学生自然史学会的工作，这对他同这些朋友的接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该学会是在詹姆逊教授的鼓励下于一八二三年创立的。学会会员们每星期二在爱丁堡大学的学院地下室里集会，宣读和讨论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学会一共有一百五十名左右的会员，但是通常参加开会的人数不超过二十五人。学会秘书是格兰特。达尔文于一八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被选为学会委员，而在下一个星期选举负责人和理事会时，他又被当选为学会理事会五人成员之一。这当然说明了他在同学当中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自然史爱好者，一个对自然史感兴趣的人。保存下来的学会记录记载有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和所有参加辩论的人，这些记录表明，在查理·达尔文担任学会委员的几个月中，一共举行了十九次会议，他只有一次缺席。他曾不止一次地在辩论时发言，例如他曾就自然分类问题和种类特征问题发过言。

　　一八二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达尔文在普利尼学会就自己的两项发现作了报告。这些发现都与观察海生动物有关。首先，他在一种小群体的粘附在海生动物底部的苔藓动物所谓的“卵上发现有纤毛。当时人们一般都把”卵子“理解为早期发育阶段的胚胎。”细胞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切有机体都是由许多细胞或一个细胞构成）只是在十二年以后才产生，而要使人们彻底承认动物的性发育也是从一个细胞即”卵细胞“开始的，则还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后来”卵子“的概念就缩小了，它只是关于这个单细胞阶段的概念。根据达尔文的发现，苔藓动物的”卵子原来是一个周围布满了许多颤动纤毛的幼虫。

　　其次，他发现被当作藻类植物发育阶段的黑色小球状体，实际上是一种卵胶囊或者是水蛭产卵的卵袋，这种水蛭经常停留在海底的那些平坦的斜坡上，靠捕食其他生物为生。学会听取了达尔文的报告后，建议他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并在下一次会议上用实物说明他所论述的问题。下一次会议的记录中提到，达尔文展示了一个带有卵袋、卵子和幼虫和水蛭标本。他在笔记中用了四页半的篇幅来论述这些发现。

　　罗伯特·格兰特比达尔文早三天在爱丁堡魏尔纳学会作了关于这些发现的报告。看来，罗伯特·格兰特很关心自己这位年青朋友的发现，于是他就在玻璃表蒙子里培养了一些卵子和幼虫，观察它们幼龄菌落的形成，因此他作的报告要更为详细，并且使用了一些图画和实验标本来加以说明。他还在刊登于一八二七年七月份《爱丁堡科学杂志》上的一篇专门论文中论述了毛虫的卵袋，并提到了“确定卵袋正是属于这种动物的这种功劳，应该属于施鲁斯伯里的我的年青朋友查理·达尔文先生，他曾友好地把卵袋连同卵子在各个成熟阶段上所孵化出来的动物标本提供给我。”

　　达尔文同普利尼学会主席团中的许多年青人关系很密切。他在《自传》中谈到了艾斯沃尔特、科利茨特里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和哈第（可能是学会理事会的理事阿尔金加）。主席团中还有三名同学，他们都比达尔文大两岁到四岁，都于一八二七年大学毕业。格兰特还带达尔文参加魏尔纳学会的一些会议，达尔文在这些会议上听了美国鸟类学家奥久邦关于北美鸟类习性的报告，达尔文也经常参加其它一些学会，如“皇家医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会”（由苏格兰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华尔德·司各特担任主席）的会议。

　　达尔文在一八二六年和一八二七年这两年的暑假中过得很“快乐”。在这期间，他第一是旅行和游玩；第二是打猎；第三是访问他舅舅韦季武德的庄园梅尔。例如，一八二六年夏天，达尔文同两个朋友沿着北威尔士徒步游玩了一趟；他们一天要走五十公里左右的路。这是一项对于这位未来的旅行家很有益处的和有意义的运动。另一次，他同妹妹一起沿着北威尔士进行了一次骑马旅行。

　　这时查理愈来愈喜欢打猎。他多半是到舅舅乔赛亚·韦季武德的庄园或到奥温先生的武德高兹去打猎。但是到梅尔“舅舅乔斯”那里去旅行，对查理来说，也是非常诱人的。一幢古式的房屋座落在小湖岸边。亲戚朋友们经常聚集在梅尔。青年们组织游玩、演戏，如演莎士比亚的《温莎的风流娘》。当时撰写了《英国革命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梅金托什也到梅尔来作客，他经常举办的那些有趣的座谈使达尔文很难忘怀。夏天，全家人和客人们常坐在柱廊的台阶上，面前是花坛和小湖，对面那陡峭的、树木繁多的湖岸倒映在一平如镜的湖面上。查理十分喜爱和尊重“舅舅乔斯”。他喜欢舅舅那坦率的性格和清晰的头脑。

　　关于在两三年间到梅尔去作“令人神往的”旅行的那几行文字。关于在柱廊台阶上举行晚会的记述，都使人们不由想到，在度假期间，这个年青人在这里很可能产生过某种类似理想的初恋的念头。根据家庭的传说可以判断，初恋的意中人是比查理大十岁的表姐沙尔洛塔·韦季武德（她当时已年近三十）。

　　关于年青的韦季武德和年青的达尔文之间的友谊和亲密关系的说法是有一定证据的。当他的未来的妻子埃玛·韦季武德于一八二六年十一月和一八二七年五月两次到大陆（她在那里向肖邦学钢琴）去的时候，她的哥哥乔斯同查理·达尔文和卡罗莉娜·达尔文曾到巴黎去看过她一次，并陪她一块回家。这是达尔文到欧洲大陆去的唯一的一次。达尔文喜爱音乐，但他却根本没有乐感。埃玛在谈到查理时说：“他演奏时象个疯子”。

　　家书向我们描画出年青的埃玛是个快乐、活泼和机灵和姑娘，她举止大方，一点都不轻浮。她比查理大一岁。

　　总之，在这个时期，尽管查理对大学的必修课程仍然学不进去，但他早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科学的爱好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培养。他结交了一些年青的自然科学家，考察了分布在海岸边的动物群，掌握了一些研究自然界的新方法，参加了由大学生们组成的普利尼学会，并且访问了其他一些自然史学会。而打猎以及在游玩和旅行中所得到的锻炼，则更加把他训练成为一个野外的博物学家。当查理进入爱丁堡大学两年后，父亲清楚地看到，要儿子在医学上有所作为的希望已经无法实现。

　　查理对医学根本不感兴趣，他不去上课，不参加考试，也不进行外科实习。查理的姐姐们也都告诉父亲，说弟弟厌恶医学。达尔文医生知道查理对体育运动入了迷，但他激烈反对查理成为一个“游手好闲的运动员”。罗伯特·达尔文严肃地同儿子谈了一次话，并建议他将来成为一个牧师。查理请求允许他“考虑”一些时候。诚然，他当时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他也喜欢将来做一名乡村牧师，但是他决定要重新审查英国教堂的教义，以便确认他是否能把所有的教义都当作真理。他开始阅读一些神学方面的书籍，并“确信”英国教会的教义是可以完全接受的。于是，他同意了父亲的建议。后来他自己承认，要是注意到他的理论受到教徒们的猛烈攻击的话，那么这是一个他自己“一想起来就觉得可笑”的决定。

　　要成为一名牧师，就得毕业于大学神学系。可是查理已把他在别特列尔学校所学到的那些古典语忘得一干二净。因此在入学之前，他不得不温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根据剑桥学院注册的记载，他于一八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被录取为低年级寄宿生，受绍乌老师的指导。不过根据他本人的回忆，他只是在第二年初才最终进入剑桥。

　　这位被查理称之为“人们当中最聪明的人”的达尔文医生有一点是不理解的，这就是自然科学本身仍是儿子生活中最感兴趣的东西，实际上查理没有能够使自己认真地去学习神学，正如他未能认真地学习医学一样。在爱丁堡如此，在剑桥还是如此。不过这时的查理岁数大了一些，他能够约束住自己，不想让父亲生气。他不是循序渐进地进行学习，而是长期不上神学课、语文课和数学课。但是一到考期临近，他就迫不得已地把自己的甲虫放到一边，着手准备功课，参加考试。考试完后他感到很轻松，便又暂时扔下必修课，转到他那些心驰神往的兴趣上来。

　　例如，他在一八二九年七月十八日写给堂兄福克司的信中叙述了一系列关于向昆虫学进军的计划，谈到了所谓小规模学位考试问题。信的语气发生急剧的变化，他告诉福克司，传说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要对六个人（他是其中之一）特别严格，谈完这一点后，他大声疾呼：“鬼才知道等待我们这些懒人和昆虫学家的会是什么！”不难断定，这些“昆虫学家”（当然暗指他自己）对于应该考试的那些科目是特别懒的。但是，当他顺利考完试后，他又是感到多么高兴啊！他于一八三〇年三月还是给这位福克司写信说道：“我考试及格了，及格了、及格了！我可以把整张的纸都写满这个令人愉快的字眼……那些主考人是够严格的，他们提了很多的问题”。接着谈到他将在何地如何蒐集昆虫的计划，他要在伦敦听一出歌剧，将和朋友们消遣一番。看来他考试完后就再也不去关心神学了。另一方面，他对他所选择的前途是否正确越来越感到怀疑。他的一位剑桥同学赫伯特在回忆他时写道：“我们曾经严肃地谈论过成为一名牧师的计划。达尔文问我，我能否肯定地回答出主教向牧师提出的问题：您是否相信，您的内心受到了圣灵的激励，等等。我回答说我不能，他说：‘我也不能，所以我不能当牧师’”。

　　但是，当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一年准备学士学位的考试时，他开始稍微学习了一下数学（他仍象以前一样对几何感兴趣，代数学得很差）和古典作品，并高兴地熟悉了柏利的《基督教教义证验论》、《伦理学》和《自然神学》。那时他并没有钻研柏利所根据的前提，就信以为真。但他喜欢那一长串的结论和从这些前提中借以引出后果的逻辑。根据剑桥地方报的报道，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五月通过了学士学位的考试。

　　年青的达尔文是一伙十分快乐的年青人中的一个，他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每周聚餐一次。达尔文在回忆这些聚餐的情形时说：“我们时常饮酒过度，随后还兴高彩烈地唱歌和玩牌……我知道我应当对这样地消磨光阴感到惭愧，但是，因为我的一些朋友们都是些非常可爱的小伙子，所以我们大家也就尽情地玩乐，直到现在一想起这段时光就感到高兴。”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人都是体育爱好者，所以对射击、打猎和骑马旅行的爱好，便使达尔文和他们更加接近起来。

　　约翰·毛里斯·赫伯特是这伙人中一个，后来他在威尔士当了一名法官，在他年事已高的时候，他还十分亲切地把查理称为同学。他说：“这是一位极其亲切、热情和宽宏大量的朋友，人们都用最亲热的态度对待他。他同情一切美好和公正的行为；他从内心里憎恨一切虚假的、卑鄙的、残酷的、庸俗的和不诚实的行为。”

　　达尔文性格开朗，像在爱丁堡时一样，在这里他也结交了许多同年朋友。例如，他同自己同学中的一位优秀的数学家维特莱非常要好。剑桥有个习惯，就是把数学考试的优等生造出一份专门的花名册。花名册叫作“荣誉学位考试”名单，列入花名册者被叫作“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而花名册中的第一名，即优等生，则被叫作“优等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维特莱荣获了这个荣誉称号。

　　他使达尔文对精美的版画和油画产生了爱好，因此达尔文常去伦敦绘画陈列馆参观。兹茨威廉博物馆中，替善画的维纳斯、拉菲尔、莫尔根、缪勒的蚀刻画，以及伦敦国立美术馆中谢巴斯季安·德尔·皮奥姆波的彩色画，都使他赞叹不已。一般来说，他最喜欢写生画，他甚至还购买了一些彩色画。他同维特莱常在一起长时间的散步。

　　维特莱居住在圣约翰学院（施鲁斯伯里来的学生通常都住在这里），达尔文在他那里认识了他的表兄赫伯特（这在上面已经提到），他是一位“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他介绍达尔文参加了一个音乐小组，在那里查理可以进一步发展他从前就十分热爱的音乐爱好。他常说，他一听到美好的音乐就心旷神怡。但他的乐感很差，所以他的朋友们用另一种拍子演奏英国国歌，达尔文就辨别不出这首人所共知的旋律了。

　　他在假期中同赫伯特特别接近，他们偶尔一起到巴尔穆特去度假。在这里达尔文马上吸引赫伯特“为科学服务”（当时他把收集甲虫称之为“为科学服务”）。他们每天不是乘船去旅行，就是到巴尔穆特前面的山里去游玩。在那里，在坡度不太陡的山上，达尔文经常收集昆虫，特别是甲虫。他交给赫伯特一个装有酒精的瓶子，要赫伯特给他收集各种他认为是罕见的甲虫。热心肠的赫伯特就极其认真地往瓶子里塞甲虫。可是收集来的他本人认为是罕见的甲虫，在达尔文这位甲虫行家看来，却并不特别重要。所以每当查理看完瓶子以后，总是感叹地说：“喂，老切尔比尤里（达尔文常这样称呼他），这些全没用！”不过达尔文对昆虫学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显然感染了赫伯特。他离开巴尔穆特后，常在信中委托赫伯特给他收集昆虫。在巴尔穆特所收集的捕获物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罕见的昆虫类型。达尔文对这些昆虫作了极其详细的记述，并指出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可以给他找到这些昆虫。他在信中还常问候巴尔穆特的另一位居民，即他深信一定是同赫伯特一起去旅行的别特列尔。达尔文使别特列尔对植物学产生了爱好，而这种爱好别特列尔毕生都保持着。

　　但是，看来查理在剑桥时期同他的堂兄威廉·福克司·达尔文更加亲近。据他在《自传》中说，他是多亏了堂兄才得以熟悉昆虫学的。由于他们俩同过学，由于他们俩都对自然科学非常爱好（直到福克司已成为乡村牧师的时候还保持着这种爱好）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们俩后来更加亲密。达尔文于一八二九年一月在剑桥时期给福克司的一封信中，怀着愉快的心情希望剑桥时期的生活能够恢复起来。

　　达尔文经常把自己在昆虫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告诉福克司。他告诉福克司说，在伦敦，他在牛津大学的第一个动物学教授霍普先生那里整整呆了两天，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同他谈论和观察昆虫”。达尔文特别喜欢霍普的昆虫蒐集品。此外，霍普给了他将近一百六十个新品种，并且还十分慷慨地要把自己最稀有的昆虫标本（这种标本每种只有两个）送给他。看来，霍普对达尔文很感兴趣，对达尔文拿给他看的那些达尔文和福克司的蒐集品赞扬了一番，达尔文接着告诉福克司说，他还认识一位研究甲虫的大专家斯捷芬斯，他把斯捷芬斯的蒐集品捧上了天，并说他常在斯捷芬斯那里喝茶。总之，达尔文充分利用了他这次到伦敦去的机会。他结识了许多博物学家，参观了各种自然史机构，访问了皇家学院、林纳学会和动物园，参观了其它许多“博物学家集聚”的地方。

　　他还告诉福克司，他读了哪些书（关于长臂猿的书），猎获了什么鸟，他曾为甲虫问题而同一位昆虫学家发生了争吵，并威胁说要把这位昆虫学家从楼梯上推下去；他也把自己不顺利的事告诉福克司。例如，他曾同霍普到北威尔士去作了一次采集昆虫的旅行；头两天还顺利，可是后来却突然病倒了，以至于不得不返回施鲁斯伯里。他把他对剑桥音乐会的印象也告诉了福克司。他还写信把考试的情况告诉福克司，说在准备考试期间他发过牢骚，为了准备考试他没有抓过一只昆虫。

　　总之，他当时对收集甲虫的兴趣大得很。例如，达尔文在最后所写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下面一件事（他在《自传》中也扼要地提到了这件事）：“有一次我剥开了一块树皮，看到两只罕见的甲虫，于是我两手各捉了一只；就在这时我又瞧见了第三只新品种的甲虫，腹部带有大十字花纹，我不忍把它放走，于是我把右手里的那只用牙齿轻轻咬住，好腾出手来。可是狡猾的甲虫排出了一种极辛辣的液体，使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不得不把这只甲虫吐出，这样一来，捉到的两只跑了，而第三只也没有捉到。”

　　大概，查理·达尔文不止一次地向剑桥的同学们讲述了这次捉第三只新品种甲虫的故事。因为在后来同他们的通信中他时常提到“大十字”的事。看来，这是他对昆虫学的爱好一次清晰的回忆。

　　当时达尔文想出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些收集昆虫的新方法：专门雇用一个人给他从老树上刮藓苔，然后把刮下来的藓苔装进一只口袋里，或者是把运芦苇的驳船船底上的垃圾扫在一起，这样达尔文便找到了一些罕见的新品种。当他在斯捷芬斯写的关于不列颠甲虫的书中看到“查理·达尔文捕获”这几个字时，他感到无比荣幸。

　　剑桥大学除了必修课外，还开设公共课。例如，塞治威克教授就讲授很有兴趣的地质课。可是由于以前爱丁堡大学的地质课使达尔文大失所望，所以他根本不去听塞治威克的讲课。然而他却去听汉斯罗的植物学课；他对汉斯罗在讲课中清楚的叙述和美妙的图解尤其喜欢。早在剑桥大学之前，达尔文的哥哥就评论过当时才三十二岁的汉斯岁，说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博物学家，而另一位年青人在向达尔文评论汉斯罗时说得很简单：“他什么都知道”。汉斯罗有时带着学生和同事们一块去徒步旅行。如果确定的旅行目的地距离远的话，他们就乘车或坐船顺流而下。达尔文认为这样的旅行是令人神往的。汉斯罗象孩子一样常同他们逗乐，他对那些怎么也扑捉不住金凤蝶的人，或对那些陷进沼泽地的泥泞里的人由衷地感到好笑。有时候他会停下来，就一些比较罕见的植物或动物接连讲好几节课。看来他对于任何一种植物、动物或化石都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久，达尔文通过福克司接到汉斯罗的邀请。

　　大学里一些年青的学生和年长的职员每周要在汉斯罗那里聚会一次。团结博物学家的这种聚会，在剑桥起了伦敦的那些科学协会所起的作用，这些集会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它们真正成了后来在剑桥建立雷耶夫协会的核心。

　　达尔文身上有着某种特点，不仅使许多同龄人，而且也使那些比他的年龄大好多的人对他产生好感。也许，这就是他热爱自然史的那种特别真诚的心和他那活泼而又反映灵敏的大脑吧。汉斯罗很快就和达尔文亲近起来，以至于达尔文在剑桥的最后几年中，他们几年每天都要一道散步，无怪乎人们都这样来谈论达尔文：“这是常同汉斯罗一道散步的那个人。”这种友谊对达尔文以后的整个生涯起了难以估计的影响，因为它导致了达尔文后来的环球旅行。

　　汉斯罗不仅乐意告诉大家那些植物学、昆虫学、地质学、矿物学和化学方面的渊博学识，而且他待人特别亲切，他性格温和、为人善良，毫不利己，毫无虚荣心，这一切都在精神上给达尔文以良好的影响，而他们那一伙人多次在汉斯罗那儿举行的有趣的聚会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促进作用。在这一伙人之中，达尔文提到的有威韦利，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任何人都健谈”，还有汉斯罗的一个亲戚詹宁斯，后来他同詹宁斯经常通信，詹宁斯后来曾出版了几部自然史方面的著作和其他一些著作。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时期对达尔文发生了重大影响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天文学家约翰·赫瑟尔的《自然哲学的初步研究》，这本书激起了达尔文的一种愿望，就是要“用自己菲薄的力量为建立自然科学的大厦作一点贡献”。另一本书是亚·洪保德的《美洲旅行记》。

　　亚历山大·洪保德出生的时间比达尔文早四十年，法国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他才二十岁，刚刚进入格廷根大学。他在那里结识了乔治·福尔斯特。乔治·福尔斯特和父亲都是虎克舰长在他最长的第二次环球旅行中的旅伴。乔治·福尔斯特十五岁就同虎克一起旅行，他后来出版了这次旅行的游记。由于他的才能，由于他对旅行各国的大自然和风土人情作了生动的描写，因此他的这部游记远远超过了其它一些游记。他是一个知识渊博、仁慈、爱好自由和富有敏锐美感的人，他善于对旅行（在旅行中他在地理上有不少新的发现）中所遇到的那些难以描述的然而却印象新颖的事物作一系列细腻的艺术描写。

　　洪保德从小就向往到遥远的国家去旅行，从小就酷爱植物学和矿物学。他同福尔斯特结识后，便随他沿着莱茵河到荷兰，然后到英国和法国去旅行。福尔斯特对艺术、历史、工业和自然的广泛兴趣，使参加这次旅行的人看到沿途能看到的一切：各种矿场、工厂、科学机构、天文台、植物园、船坞等。无怪乎洪保德在几乎过了十年之后还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在五年之中旅行了拉丁美洲各国。他心目中的理想旅行家就是福尔斯特，时常呈现在他的脑海里的是福尔斯特对旅行所作的那些艺术性的描写，他把这些描写当作某种典范。但是自然科学在这个期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以洪保德去旅行时与福尔斯特在虎克第二次旅行前的情况大不相同，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造诣和很有学识的博物学家，一位富有学识的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和地质学家了。此外，他还在意大利旅游过不少地方。因此，在他用法文写成的美洲旅行记中，他对各地风景、大自然、人物、事件所进行的艺术性描写，同他对许多科学问题的阐述，同其他许多国家和人民相比较，同对许多事物的阐明和概括等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年青的达尔文读了洪保德这部艺术性的旅行记的第一卷之后（他读的是英文版三卷本），感到非常高兴。人们阅读洪保德关于介绍加那利群岛的自然条件的描写，阅读他关于攀登高度超过维苏威火山两倍的火山特纳里夫峰的描写，的确是入迷的。

　　关于对特纳里夫峰的初步观感（在这个观感中混杂着幸免于难的念头）的描述是引人入胜的。洪保德乘坐的那艘西班牙船是在早晨的浓雾中驶向加那利群岛的，什么也看不见，即使距离很近。但是雾很快就消散了，于是在浓云上面立即展现出壮观的山峰和它那被第一线曙光照得光怪陆离的山巅。大家都奔向船头，观看现出的景色。这时在离船尾不远的地方出现了四艘游弋的英国军舰，正在追赶西班牙的船只（当时西班牙正同英国作战）。如果洪保德乘坐的船只被俘，并被押送到英国去的话，那他的旅行一开始就可能遭到夭折。但是浓雾很快又遮住了山峰，遮住了很快就置身于港口炮火的保护之下的那只船。下面接着描述了他们登上东海岸那晒得极热的不毛之地，东海岸边圣克鲁斯市的那些白色小房子紧靠在黑色的峭壁边。然后洪保德描述了旅行家们曾经航行到的西海岸的景色，他们之所以航行到这里，是因为只有从这里才能登上山峰。据洪保德说，这个位于“热带入口”附近的特纳里夫岛的西岸有许许多多植物。

　　洪保德说：“植物在那里增加了一些热带自然界的种类，如芭蕉和棕榈。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在这个岛上能够找到比气候更强的药物。这里的每个地方都使我觉得比特纳里夫和马德拉群岛更能解除烦闷……。这些愉快的感觉绝不仅只是优美的地理位置和清新的空气引起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还由于在这里不存在奴隶制度，因为奴隶制度的形式，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一切地方（欧洲殖民者在这些地方引进了所谓的光明和工业），都使人感到极其愤慨”。

　　正如他的剑桥朋友们一致指出的，他的突出特点之一是仇视奴隶制度。这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的特点在他的先驱者洪保德和乔治·福尔斯特的一些记述中也曾表现出来（乔治·福尔斯特在晚年曾参加了法国革命，后来由于同自己的同胞和亲友发生意见分歧而离开了他们，最后过早地逝世于巴黎）。

　　但是达尔文这位“对大自然的美最敏感的人”也一定怀着非常高兴的心情来阅读对西岸景色的精采记述的。西岸的岸边长满了海枣树和椰子树；稍微高一些的地方是一些龙血树种。洪保德用了好几页篇幅描写了其中的一株大树。这棵龙血树又高又粗：树干的圆围达十三米。树龄很长。它把它那长着一束束树叶的象烛台一样的树枝往上扬起，它真正“象征着大自然的青春永不消逝”，因为尽管它树龄很长，但它每年都开花结果。

　　这里的仙人掌和龙舌兰长得比较高，远处便是栽有北欧果树以及南方橙子树和海枣树的奥罗塔沃市。

　　在描述房屋和花园布局很美的西岸美景时，洪保德补充说：“不幸得是，这里居民的富裕程度，无论与他们的勤奋程度，还是与工业情况以及大自然向该地所提供的效益相比，都是不相适应的。农民一般都不是财产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果实都归贵族所有，而那些长期使整个欧洲陷于贫困的封建机构，则阻碍着加那利群岛的人民过富裕的生活。”

　　达尔文跳过几行又谈到：“这座山的风景不仅以其巍巍壮观而引人注目，它还很快使人产生一个想法：登上那神秘莫测的火山爆发地。”

　　洪保德非常轻松地由发表美感的见解转到政治的和科学的结论，加上他那生动的语言和明确的思想，这一切都吸引住了达尔文。

　　洪保德在描述奥罗塔沃港附近的那个植物园时，以不赞成的口吻评论了林纳的植物人为分类法（接两性来分类），因为这个植物园的植物都是按这种方法来分类的。早在林纳时期，巴黎植物园就采用了“自然分类法”，这种分类法的创始人是别尔纳德·求修，他的继承者是他的侄儿安东尼·芬兰·求修。

　　达尔文大概是怀着很大的兴趣阅读了洪保德关于登上特纳里夫峰的记述和对那些不断变化的风景的描述（在描述过程中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语）。

　　他们登上海拔一千五百米高的地方时，天已黑了。他们就到山洞里避寒。透过蒸汽可以看见月亮，而山峰的影子却倒映在他们下面的云彩上。特纳里夫峰和其他邻近岛屿的顶峰在晨曦中就象一群岛屿似地突兀在把海洋和岛屿底部遮盖住的毛茸茸的白云之上。

　　“特纳里夫峰以其陡峭和地形而集各种高峰之大成。从其山巅之上不仅可以俯瞰比邻近岛屿的最高山还要高的辽阔海面的天际线，而且也能看得见特纳里夫岛的森林和有人烟的地方的景色，它们同附近的形状和颜色形成了极美妙的对比。火山好象要用自己的岩浆把作为自己根基的小岛压平。火山从水面逐渐往上升高，一直升到比夏天白云缭绕的地方还要高上两倍的高度”。

　　据达尔文说，无论是单独一本书，或者是几十本书加在一起，都没有象这两本书（即洪保德的《旅行记》和我上面提到的赫瑟尔的那本书）对他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此外，他从洪保德的描写中抄下了关于特纳里夫岛的很长一段话，并且在一次游览时，似乎给汉斯罗、拉姆塞和道兹读过，洪保德之所以对特纳里夫岛的奇迹作了描写，是因为较早的时候“有一些人……曾表示要到那里去一趟”。据达尔文说，他们的这种愿望也不过是说说而已。“而我却是十分认真地一心一意要到那里去的，因此我曾请求介绍我同一位伦敦商人认识，以便向他打听什么船开往那里”。

　　达尔文知道了到那里去的代价之后，便专攻西班牙文，用西班牙文称自己的朋友福克司为“最伟大的博物学家”，并写信告诉汉斯罗说他希望很快就能看到洪保德所描述的龙血树了。

　　但这次旅行未能实现，先是受地质学参观的干扰，后来则是为一项完全新的和意料不到的提议而改变了一切计划。

　　洪保德对巴西热带森林的描述也是使达尔文赞叹不已的。根据他在剑桥大学同一学院的一位同学沃特金斯回忆，达尔文同他就巴西风景和热带植物曾进行过长时间的、非常有趣的谈话。沃特金斯回忆说，达尔文当时是多么激动地摸着下巴，滔滔不绝地谈论藤本植物和兰科植物以及其它植物。

　　达尔文在暑假中仍然酷爱在梅尔和武德高兹，有时在埃通的新住处打猎。

　　虽然达尔文在一八三一年初就进行了毕业考试，但是由于他是在圣诞节前进入剑桥大学的，所以还必须在那里再呆上两个学期。

　　达尔文在汉斯罗的影响下决定研究地质学。他甚至绘制了一张施鲁斯伯里周围涂上各种颜色的各地的地质图，这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他研究了英国地质学方面的书籍之后得出了一些很有趣的结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对于我们地球结构的整个认识，很象一只老母鸡对于它在一个地角上用爪子刨的那块一百公顷的田野的认识……”汉斯罗请求地质学家塞治威克到北威尔士去旅行时把达尔文也带上。

　　塞治威克也象汉斯罗一样，是一位优秀的“野外”考察家。他同自己的朋友，即后来以俄罗斯地质学方面的著作而出名的麦启孙，一起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查明了各个时期沉积物的序列。当时他们正好转到在不列颠群岛研究他们称之为志留纪和寒武纪的古生代的沉积物。塞治威克和麦启孙对英国古生代所作的这些研究，后来（1839年）使他们又划分出了一个体系，即泥盆系。

　　塞治威克在带查理去旅行以前，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三日来到芒特，并住在那里。这天晚上查理同塞治威克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给查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谈话的内容是：根据查理说，当地一个工人在附近一个沙坑里找到了一个古生热带贝壳。塞治威克听了达尔文告诉他的这件事后，想用这种发现使他吃惊，于是不假思索回答说，这个贝壳是有人扔进那个坑里的（这样的贝壳常常用来点缀英国小别墅的壁炉），可是马上又补充说，如果它真是属于冰河时期的表面地层，那将是地质学的真正不幸，因为这会推翻人们当时所不知道的关于中部各州表层沉积物的一切认识。这样的回答使达尔文感到惊讶。他在《自传》中写道：“在这以前，我虽然读了不少书，但我从来还没有这样清楚地认识到科学是由这么多的可以从中得出一般规律或结论的事实构成的”。

　　塞治威克在旅行中经常让达尔文去采集岩石标本，并让另一位达尔文传的作者吉夫里·威斯特在驳斥华尔德的见解时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说：“经过这一刹那间，查理从前的整个科学观点完全改变了。在此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位收集家。现在，即在八月份的这天晚上科学家查理·达尔文才真正诞生了”。

　　这当然是过分夸大的说法。不应把达尔文的一个明确的思想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科学家“是不能刹那间诞生的”，而是逐渐造就成的。他在地图上标出这些岩石标本的层理。这样，达尔文就学会了分析全国的地质情况。后来，他离开了塞治威克，穿过几座山，直接到了巴尔穆特，在那里他有几位剑桥朋友，然后从那里到了施鲁斯伯里，又到梅尔去打猎。他在日记中写道：“七月份我象一只贪婪的老虎似地钻研地质学”。

　　总之，我们看到，达尔文在剑桥时期过着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并没有什么特殊兴趣地参加了必修课的考试和学士学位的考试，另一方面，他一心扑在自然科学上和体育运动上。

　　同汉斯罗等人的结识，同昆虫学家们的交往，读书和旅行，同塞治威克一起进行的地质考察旅行，打猎和骑马旅行，这一切都日益把他锻炼成一个被自然科学家们称之为“野外工作者”式的博物学家。

　　一八五八年，《物种起源》一书出版的这一天，不只是在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中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也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大批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的观点和对人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观点开始转变的一天，这种转变就象哥白尼在十六世纪因指出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而实现的转变一样。

　　一八八二年四月十九日逝世，安葬在西敏寺。扶柩的人是：虎克、赫胥黎、华莱士、皇家学会主席拉卜克以及其他一些人。参加葬礼的人还有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科学学会代表，以及达尔文的家属和达尔文的许多亲属。达尔文的妻子没有参加葬礼，因为葬礼太庄重，太隆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