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略家成长故事

第二节 撰修《晋律》黜陟法

　　曹魏末年，司马氏集团加紧了伐魏建晋的步伐。咸熙元年（264），司马昭逼迫魏元帝曹奂封自己为晋王，并着手找人为他改朝换代起草礼仪、官制、法律等典章制度。司马昭借口《魏律》过于繁杂，令中护军贾充主持修订法律，并让太傅郑冲、司徒荀顗、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太守周雄、齐相郭颀、骑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邵等人共同参与。杜预作为朝中学识渊博之人，成为修律的主要人员。

　　这时的杜预刚刚步入政界，还没有建立大的功业，在学术上也没有形成像后来他的《左传》注那样的显著成果。他之所以能够以守河南尹的身份参与魏末晋初的这次修律，主要是由于他的家学背景。据考证，上述参与制订《晋律》的主要人员大多与两汉以来的刑律世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受过相当深厚的家学熏陶。杜预之所以能够成为撰修《晋律》的主要人员，并且还担任了注释《晋律》的重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出自世善刑律之学的京兆杜氏家族。同时，杜氏家族的儒学传承使杜预也具有良好的儒学修养，成为当时洛阳的名儒。总之，杜预能够与众多的名儒一起参与制订《晋律》，其出身和学识是一个重要条件。

　　汉儒常以经文和谶纬解说律令，而且学派各异，有时仅一家的注文就有几十万字之多，这些“穷性尽理”的说教，只能增加律令的繁芜和使律令神秘化，对社会的稳定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三国时期，各国基本上是沿用汉朝的律令，而汉律发展到东汉末年，法令滋蔓，十分繁杂。魏、蜀、吴三国虽然对之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没有能够解决汉律繁杂的问题。相反，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各国的律令变得更加严酷和繁杂。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律令繁杂的问题，杜预将这些“穷性尽理”之说全部删掉，还对法令条文及文字进行了简化。

　　封建律令历来都是地主阶级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魏晋之际正是门阀士族和门阀制度的形成时期。司马氏集团为了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提倡以名教治天下，这一指导思想反映在《晋律》的修订上，便是杜预所强调的立法要“审名分”。所谓“名分”，就是人们在社会中的名位及其应恪守的职分。强调名分，实质上就是强调封建等级特权，主要是维护门阀士族的特权。从《晋律》将“八议”、“赎罪”之类列入律令，以及对荫户、佃客和奴婢等人残酷压迫的条规来看，都是维护门阀士族特权的。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根据“八议”制度的规定，对皇亲国戚、皇帝故旧、德行修养高的圣贤、才能卓越者、功勋卓著者、高级权贵、勤谨辛劳者，以及前代国宾等八类特殊人物犯罪者，不适用普通诉讼审判程序，一般司法人员也无权直接审理，必须上报皇帝进行议决，予以宽宥或赦免。

　　《晋律》的修订工作，自魏元帝咸熙元年（264）至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历时三年有余。因颁布于晋武帝泰始年间，所以也称《泰始律》。它以汉《九章律》为基础，参考了曹魏《新律》的篇目体例结构，最终定为二十篇，共六百二十条，总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字。其中保留《九章律》七篇，新增或修改十三篇。《晋律》的制定，吸收了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法经》以来的立法经验，无论从篇章体例结构或具体的条目内容方面来说，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立法成就。

　　《晋律》修好以后，博学多通的杜预还逐条详细为之作了注解，明确解释了许多名词、概念、术语的含义与区别，阐述了立法的宗旨与意图，不仅为人们使用《晋律》提供了统一的标准及解释，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律条文的缺陷和不足。杜预在给晋武帝司马炎的上疏中说道：“法律应该像绳墨一样作为准则，而不是一般的穷理尽性的书籍。绳墨留下的印纹虽然很细，但它是一条直线；法律条文虽然简明通俗，但它形式统一，可以防止混乱，使人们不敢去触犯它。如果条文过于繁杂，文字也很艰深，就不会收到这样的效果了。古代的刑书之所以要铸造在钟鼎或金石之上，正是为了杜绝异端淫巧，使天下尽人皆知的缘故。我现在为《晋律》作注解，正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杜预的《晋律》注正符合晋武帝统治的需要，于是晋武帝于泰始四年（268）正月下诏，将其与《晋律》一并正式颁行全国。杜预在撰修《晋律》和注解《晋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他成为我国法制史上著名的律学家。西晋时期另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律学家张斐也对《晋律》作有注解，因而后来有人将《晋律》及张斐注与杜预注合称为《张杜律》，可见他们二人对《晋律》所作的贡献之大。

　　总之，杜预等人删除两汉以来苛繁的律令，制定出了一部比较简明而切实可行的新律。《晋律》适应了西晋即将统一中国的需要，有其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它又强调“正名分”，起到了维护门阀士族特权和维持门阀制度的作用。《晋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四百年间唯一一部曾经通行全国的成文法典，不仅是两晋政权使用一百五十多年的国家基本大法，而且还被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代长期沿用达一百七十年之久。北朝即使制定了新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晋律》有所借鉴。《晋律》注重总结汲取古代刑法理论与立法经验，因而取得了较高的立法成就，它对后世的法制建设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唐律疏议》便是受它的直接影响而诞生的杰出代表作。

　　晋武帝伐魏称帝后，对作为其政权支柱的世家大族实行放纵的政策，因此社会上异常黑暗腐败，各级官吏蝇营狗苟，而且还互相包庇。担任京师洛阳长官守河南尹的杜预认为，京师是“王化之始”，应该为全国做出表率，于是在泰始四年（268）受晋武帝之诏制定了考课制度，建议按照官吏的实际情况评定优劣，然后区别对待，或迁或黜。这种对在职官吏进行监督考评的办法，自西周以来的各个朝代大都有所制定，但也都没有认真执行过。杜预向晋武帝上书陈述他的考课之法说：“我听说上古的政治顺应自然，各自虚心接受意见，以至诚之心待人，那么百姓就信服顺从，精神感化、心灵沟通，天下就得到治理。及至纯朴的风气逐渐消散，表彰善的、揭露恶的，设立官职、授以爵位、颁发俸禄，宣示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等六种典制，以便详尽考察官员。然而仍要倚赖明哲的官吏，建立忠贞的机构，使名位不能超越功绩而过分显赫，使功劳不能落后于名位而埋没，都要广泛征求意见，让人陈述意见而加以采纳。到了国政衰乱之世，不能建立长治久安之制，而专求严苛细密之法，怀疑官吏就相信耳目，疑惑耳目就相信文书。文书越是繁多，官吏们越是虚伪，法令细密，虚伪更多。以往汉代的刺史，也是年终奏报述职，没有统一规定的考查办法，政绩清浊仅列大概情况。曹魏考核官吏，也就是西汉末年经学家京房的《考功课吏法》，其条文可以说是极为细密。然而过于细碎也就违背了本意，因而在汉、魏两代都行不通。我看不如重申唐尧时考核官吏的旧法，摒除细密而取简要，也就简单而易行。尽量宣示万物本性中所包含的‘天理’，去心领神会，这是由人来实现的，离开了人而单单依靠法令是行不通的。如今分科别目评定优劣，以升贬官吏，还不如委任显要官吏，各自考核所统辖之人。各级官吏在任职一年以后，评定出优秀的一人为上等，差劣的一人为下等，到时上报并公布姓名。如此六年下来，由尚书吏部曹进行汇集考察，对那些六年来政绩优秀的官吏越级任用，对六年来处于劣等的免职，对那些优多劣少的进用，劣多优少的降级。如今各地、各部门考核官吏所定的品级上报中央，其间有不平衡之处，确实有考核时标准偏高偏低的情况。如果有的用高标准而举荐出优秀的官吏，有的用低标准而举荐出平庸的官吏，吏部曹一定要衡量轻重，略加降等，不能不公平地全盘依照课吏的法规去执行。《己丑诏书》认为考核难于行得通，便依照通常荐举的惯例。荐举的缘由，也是出于其风格和声望。六年突然荐举，没有逐步积累的渐进过程，又不符合古代三年一考核的本意。如今每年一考核，积累了优的评定就升迁，积累了劣的评定就罢黜。以正派的士人之心相推求，不会出现六年六次黜退的清官或六次晋升的劣迹之官，监察的官吏也将会随时对之进行弹劾。假如上下官吏公然互相容忍、包庇过失，那便是舆论完全败坏，那么，官吏的考核、升贬就没有什么作用了。”这一番有关考课黜陟的办法言之有理，且简便易行，显示了杜预不凡的才智和计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杜预所说的黜陟法并没能在当时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