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家成长故事

第二节 剿灭义军，崭露头角

　　“时势造英雄。”明末社会的动荡不安，为洪承畴施展其才能和谋略提供了实践的机会，而每次实践的成功，又为他加官晋爵提供了依据。当大权在掌、独当一面的时候，洪承畴的足智多谋便得以充分表露和发挥了。

　　明朝天启七年（1627），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斗耀“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县民王二，聚众数百人，皆以墨涂面，闯入县城，杀死知县。王二领导的起义，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王二起义的次年，即崇祯元年（1628），陕西许多地方的饥民、失业驿卒和逃亡士兵等便闻风而动，纷纷起义。如府谷县农民王嘉胤率领广大群众起义，王二闻讯即率部来汇合，共拥众五六千人；清涧人王左桂（原名王子顺）更召集骑士万人，反于宜川；汉南人王大梁起义后，有部众数百人，自称大梁王，到崇祯元年十月，又有成县、两当两地的农民三千多人加入，攻克略阳，逼近汉中府；清涧人点灯子（赵四儿、赵胜）也在本县起义；十二月，固原发生兵变；崇祯二年，阶州士兵周大旺率众起义；三年，陕北饥军三千余人在神一元领导下起义。

　　人民起义的烈火，开始在三秦大地熊熊燃烧，而且越来越旺。这就使刚刚登上皇位的崇祯皇帝惊恐万状。遂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以杨鹤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全力对付起义军。《明通鉴》说：“是时，关中寇炽，廷臣莫肯往，群推鹤。上召鹤问方略，对日：清慎自持，抚恤将卒而已。”显然杨鹤是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还提出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

　　事实上，在对付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明中央和地方的官员，大抵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是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却往往出现分歧。杨鹤以抚为主的方针，得到了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帝也一度表示认可。在崇祯四年（1631）正月的一次廷对中，他就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杨鹤的主抚政策以失败告终。四年七月，杨鹤即下刑部狱。

　　而此时的洪承畴却有自己的想法与做法。崇祯二年（1629）九月，混天王与王子顺等千余人活动于雒川县曹店村、宜川县龙耳嘴一带，后又掠韩城的龙门渡，守将失利。时为督粮道参政的洪承畴同抚院中军李满仓、都司艾穆、千总费邑宰等击败起义军，起义军走清涧，韩城解围。这一战使得洪承畴名声远扬，也为日后的升迁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崇祯三年（1630）六月，起义军首领王嘉胤杀孤山副将李钊，米脂张献忠聚众响应，起义军势力越发壮大，对官军的威胁进一步加强。在这重要时刻，洪承畴被朝廷任命为延绥巡抚，成为大权在握的一方长官。当时，洪承畴虽然是陕西总督杨鹤手下的一名官员，但他并不支持杨鹤“以抚为主”的策略，而是采用“以剿为主”的“内定”策略。在大力剿灭起义军的同时，对既降复叛的王左桂等人，洪承畴则杀之。他认为强硬手段是对付起义军的最好办法，从而引起朝廷重视，也是使得他能够飞黄腾达的机遇所在。

　　黄河把山西、陕西分隔东西，山西自河曲至蒲津一千五百里，河面较窄。崇祯三年以后，陕西起义军不时过河，攻城略地。如三年四月，起义军陷蒲县，分兵东略赵城（现已撤销）、洪洞、汾、霍，西略石楼、永和、吉、隰等州县。洪承畴也率领官军过河入山西境。崇祯四年（1631）七月，点灯子部六千余人东渡山西。八月，洪承畴大败点灯子于山西桑落镇。不过洪承畴的主战场还是在陕西。

　　崇祯三年六月，起义军首领王嘉胤陷黄甫川、清水二营，遂居府谷。洪承畴与杜文焕率部围之，王嘉胤等深夜劫营，被官军击败。八月，王嘉胤勾西人人犯，佯装乞降，乘机夺路走皇甫川，后复引西人入掠。洪承畴、杜文焕从孤山进击，又一次将其打败，王嘉胤部崩溃。四年四月，投降官军的义军首领不沾泥拥众挟粮赏，复攻米脂。总兵王承恩、侯拱急率三千人至葭州，洪承畴、张应昌亦至。不沾泥分两营以待，两军交战数次，起义军不敌，于是逃遁。洪承畴等率军紧追，至西川，斩杀义军三百余人，溺死者不计其数。官军屯住西川双湖峪，其间有窑寨六十四，皆险绝，都是义军及贫苦人的聚集地。洪承畴乃令在此设防堵截，不沾泥恐惺万状，率百骑逃关山岭。都司马科等追之，尽歼其骑。不沾泥无路可走，于是向官军投降；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不沾泥亲手杀死义军首领双翅虎，绑缚柴金龙以自献。六月，混天猴、独行狼等义军万余人自甘泉犯合水，洪承畴得到报告立刻率兵追击，在甘泉山中将其打败，混天猴等只好乞降。这段时间，洪承畴以自己的谋略，对义军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在杨鹤“以抚为主”的政策指导下，招抚没有什么成效，大抵旋抚旋叛。如满天星曾降于杨鹤，杨鹤就曾按照其设想选骁勇者安置营中，遣散一般部众一万两千余人，并命起义军头领分别强制回家。然而不到数月，众人又纷纷叛去。就是对杨鹤，义军亦视之如儿戏。四年三月，起义军首领孙继业、茹成名等六十余人来投降，总督杨鹤非常高兴，欣然接受。官军还设御座于固原城楼，令投降者跪拜，并呼万岁。接下来又宣读圣谕，令投降者发誓，然后解散，或归农，或留军中。然起义军对杨鹤的招抚“视作儿戏”。

　　崇祯四年四月，省臣劾陕西总督杨鹤“恇怯玩寇”。言官也上章批评杨鹤，杨鹤只好上疏引咎辞职。七月，逮陕西总督、兵部右侍郎杨鹤下刑部狱。至此，杨鹤的“主抚”政策宣告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