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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一章 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
让·保尔·萨特（1905—1980）出生于巴黎。他的父亲是海军军官，母亲是法国东部洛林地区人，一位贤惠善良的家庭主妇。萨特出世的第二年，父亲就因染亚洲热病去世。母亲既无职业又无钱财，只得带着刚满一岁的萨特投奔住在巴黎郊区的外祖父。从此，他就生活在“一个老人（外祖父）和两个女人（外祖母和母亲）中间”。
父亲的早逝无疑是萨特童年最重大的事件，也可以说是造成那“不可逾越的偏见”的极重要的因素。没有父亲，使他从来没有一般孩子所拥有的“父亲——上帝”的观念，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管束过他。他绝少与外边的孩子交往，在家里母亲与外祖父又像宠爱天使一样地宠爱他，因而他无人管束地生活着。1917年萨特的母亲改嫁给一个毕业于巴黎高等综合理工学校的煤矿工程师。萨特不喜欢这个“循规蹈矩”的人，在心理与教养上都与他格格不入。萨特曾一度随母亲与继父到法国西部罗舍尔港口城市住了几年，也曾努力地想改善与继父的关系，但没有成功。为了能从这“孤独”、“多余”的感情中走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萨特找到了自己惟一可亲可近的朋友——书。还在目不识丁的时候，他就爱上了身为德文教授的外祖父的藏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成为他可以交流思想情感的对象，与他灵魂相通，使他得到心灵的慰藉。“我发现了我的宗教。对我来说，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了……”；“由于需要证明我的存在的合理性，我把文学看作为一种绝对”。萨特在进高师以前，主要兴趣是在文学方面。书不断地与他对话，他也不断地把别人的词语、句子和著作化为自己的。萨特读书的目的是要与书对话，他写书的目的则是要与读者对话，是为了请求读者也要对他揭示的世界负起责任来。
萨特在《词语》中曾引用过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一段话：“我清楚地知道，我仅仅是一架写书的机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萨特形象的生动写照。萨特的一生是作家的一生，是从未停止写作的一生。童年时代造成的倾向使他成为一个把书视为心中的上帝、把写作视为生命须臾不可离身的第一需要的“纯粹”知识分子：以笔作为与外界交流的惟一工具，终生以写作为职业。他给我们留下了浩繁的著作。两部各为700多页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一部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一部中篇，一个短篇小说集，十多部剧本，大量的文学、政治评论（后来汇集成十集《处境》评论集）以及长篇评论、自传等。他的著作总计超过了1.5万多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生命是从书中开始的，它也必将以书而告结束。”“我写作，故我存在。”
1922年，萨特顺利通过了中学会考。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备班写作《绵延的意识》论文过程中，萨特萌发了对哲学的巨大兴趣，认识到哲学可以使人认识真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年轻的萨特决心以哲学为自己的终生事业。1924年他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迈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也正是在高师，萨特结识了自己的终生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虽然他们从没履行过结婚手续，但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50年，无论在哲学观点上还是社会政治活动中，波伏瓦都坚定地、尽可能地支持萨特。
高师毕业以后，萨特经过18个月的服兵役生活，1931年来到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中学任哲学教师，正式开创自己新的哲学道路。1933年9月，萨特获得一笔奖学金，奔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专攻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他认真阅读胡塞尔的著作，特别研究了他的意向性理论，他还系统地研读了舍勒、雅斯贝尔斯的作品。在法兰西学院的学习为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1934年回国后，萨特陆续发表了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象》（1936年）、《自我的超越性》（1937年）、《情绪理论初探》（1939年）、《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1939年）。在这些著作中，萨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意识、情绪、想象、自我等问题，这些著作为《存在与虚无》的完成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他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的自由，不再满足于用现象学的方法去解释现实，而是强烈地渴求一种“介入”的自由，就是一种深入到现实中去的自由。1939年9月，他在法国洛林地区应征入伍。1940年6月21日，正值35周岁生日之际，萨特在洛林被俘，关押在欧洲水晶之都的巴卡拉。后转入德军特莱弗D12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萨特体验到了个人在集团中的特殊情感，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是属于一群人的，他人对“我”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在别人目光威逼下的痛苦，一种群居中的孤独。萨特哲学中有关“他人”的思想就是与他在集中营里的这种体验密不可分的。1941年萨特获释，回到巴黎，担任巴斯德中学的哲学教师。这一年的秋天，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发行。这部巨著标志着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基本形成。这本书在大战期间得以发表更有其特殊的影响，特别是书中的自由观点，号召人们冲破枷锁，起来反抗，在抵抗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尚未平复，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萨特及其朋友们的思想及活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45年，他与波伏瓦等人主编的《现代》创刊，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中小知识分子由衷地欢迎萨特提供的这一非传统思想。“存在主义”一词不胫而走，人们到处谈论存在主义，它在法国一直风行了10多年，成为战后法国乃至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萨特本人则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20年代末，还是在高师学习阶段，萨特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以后漫长的哲学生涯中，他研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曾几度与共产党合作，却又没有间断与共产党的论争。1960年萨特发表了另一哲学论著《辩证理性批判》，这部书是萨特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结果。萨特希望能把他的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萨特思想的转变，他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历史与社会。60年代末，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这是大学生们反抗政府的运动。萨特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在他看来，“五月风暴”中学生们的造反不再意味着一种《存在与虚无》中的个体的自由，而是体现了《辩证理性批判》中的“融合集团”范围内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学生们的斗争实践了《辩证理性批判》的某些观点。1968年以后，萨特不再著述，而是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1971年至1972年间，花费了10年心血的长篇论著《家庭白痴》三卷出版，这是萨特的最后一部长篇论著。
70年代以来，萨特步入人生暮年。他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1973年，双目濒于失明，无法再看书写字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萨特双目失明，行动不便，极少离开寓所。1980年，他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同年3月20日，萨特因肺气肿发作被送进医院，4月13日进入昏迷状态。4月15日，奔波一生的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萨特停止了呼吸。萨特的去世如同他的存在主义学说产生一样，引起了巨大反响。萨特怀着希望，怀着对人的执著的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留下的是视写作为第一生命、60年如一日不懈地以笔为武器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了实践他的介入哲学，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社会斗争中去，不断地否定自己，也否定着他视为丑恶的外界。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说：“萨特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几乎是不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永不满足，永不调和。”萨特是时代的见证人，他是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父亲的早逝无疑是萨特童年最重大的事件，也可以说是造成那“不可逾越的偏见”的极重要的因素。没有父亲，使他从来没有一般孩子所拥有的“父亲——上帝”的观念，也就是说，没有人真正管束过他。他绝少与外边的孩子交往，在家里母亲与外祖父又像宠爱天使一样地宠爱他，因而他无人管束地生活着。1917年萨特的母亲改嫁给一个毕业于巴黎高等综合理工学校的煤矿工程师。萨特不喜欢这个“循规蹈矩”的人，在心理与教养上都与他格格不入。萨特曾一度随母亲与继父到法国西部罗舍尔港口城市住了几年，也曾努力地想改善与继父的关系，但没有成功。为了能从这“孤独”、“多余”的感情中走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萨特找到了自己惟一可亲可近的朋友——书。还在目不识丁的时候，他就爱上了身为德文教授的外祖父的藏书，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书成为他可以交流思想情感的对象，与他灵魂相通，使他得到心灵的慰藉。“我发现了我的宗教。对我来说，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了……”；“由于需要证明我的存在的合理性，我把文学看作为一种绝对”。萨特在进高师以前，主要兴趣是在文学方面。书不断地与他对话，他也不断地把别人的词语、句子和著作化为自己的。萨特读书的目的是要与书对话，他写书的目的则是要与读者对话，是为了请求读者也要对他揭示的世界负起责任来。
萨特在《词语》中曾引用过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一段话：“我清楚地知道，我仅仅是一架写书的机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萨特形象的生动写照。萨特的一生是作家的一生，是从未停止写作的一生。童年时代造成的倾向使他成为一个把书视为心中的上帝、把写作视为生命须臾不可离身的第一需要的“纯粹”知识分子：以笔作为与外界交流的惟一工具，终生以写作为职业。他给我们留下了浩繁的著作。两部各为700多页的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一部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一部中篇，一个短篇小说集，十多部剧本，大量的文学、政治评论（后来汇集成十集《处境》评论集）以及长篇评论、自传等。他的著作总计超过了1.5万多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生命是从书中开始的，它也必将以书而告结束。”“我写作，故我存在。”
1922年，萨特顺利通过了中学会考。在巴黎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备班写作《绵延的意识》论文过程中，萨特萌发了对哲学的巨大兴趣，认识到哲学可以使人认识真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年轻的萨特决心以哲学为自己的终生事业。1924年他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迈进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大门，专门从事哲学研究。也正是在高师，萨特结识了自己的终生伴侣西蒙娜·德·波伏瓦，虽然他们从没履行过结婚手续，但他们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50年，无论在哲学观点上还是社会政治活动中，波伏瓦都坚定地、尽可能地支持萨特。
高师毕业以后，萨特经过18个月的服兵役生活，1931年来到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中学任哲学教师，正式开创自己新的哲学道路。1933年9月，萨特获得一笔奖学金，奔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专攻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他认真阅读胡塞尔的著作，特别研究了他的意向性理论，他还系统地研读了舍勒、雅斯贝尔斯的作品。在法兰西学院的学习为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1934年回国后，萨特陆续发表了第一批哲学著作：《论想象》（1936年）、《自我的超越性》（1937年）、《情绪理论初探》（1939年）、《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意向性”》（1939年）。在这些著作中，萨特运用现象学的方法研究意识、情绪、想象、自我等问题，这些著作为《存在与虚无》的完成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萨特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折，他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的自由，不再满足于用现象学的方法去解释现实，而是强烈地渴求一种“介入”的自由，就是一种深入到现实中去的自由。1939年9月，他在法国洛林地区应征入伍。1940年6月21日，正值35周岁生日之际，萨特在洛林被俘，关押在欧洲水晶之都的巴卡拉。后转入德军特莱弗D12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萨特体验到了个人在集团中的特殊情感，一方面，他感到自己是属于一群人的，他人对“我”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他更多地体验到一种在别人目光威逼下的痛苦，一种群居中的孤独。萨特哲学中有关“他人”的思想就是与他在集中营里的这种体验密不可分的。1941年萨特获释，回到巴黎，担任巴斯德中学的哲学教师。这一年的秋天，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出版发行。这部巨著标志着萨特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基本形成。这本书在大战期间得以发表更有其特殊的影响，特别是书中的自由观点，号召人们冲破枷锁，起来反抗，在抵抗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人们心灵上的创伤尚未平复，他们失去了对未来的希望，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萨特及其朋友们的思想及活动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45年，他与波伏瓦等人主编的《现代》创刊，成为存在主义的重要论坛。小资产阶级群众，特别是中小知识分子由衷地欢迎萨特提供的这一非传统思想。“存在主义”一词不胫而走，人们到处谈论存在主义，它在法国一直风行了10多年，成为战后法国乃至西欧最有影响的哲学流派，萨特本人则被视为法国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20年代末，还是在高师学习阶段，萨特就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在以后漫长的哲学生涯中，他研读过马克思主义著作，曾几度与共产党合作，却又没有间断与共产党的论争。1960年萨特发表了另一哲学论著《辩证理性批判》，这部书是萨特哲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萨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结果。萨特希望能把他的存在主义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萨特思想的转变，他的目光更多地转向历史与社会。60年代末，巴黎爆发了“五月风暴”，这是大学生们反抗政府的运动。萨特支持学生们的行动。在他看来，“五月风暴”中学生们的造反不再意味着一种《存在与虚无》中的个体的自由，而是体现了《辩证理性批判》中的“融合集团”范围内的自由。从某种意义上讲，巴黎学生们的斗争实践了《辩证理性批判》的某些观点。1968年以后，萨特不再著述，而是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1971年至1972年间，花费了10年心血的长篇论著《家庭白痴》三卷出版，这是萨特的最后一部长篇论著。
70年代以来，萨特步入人生暮年。他的身体状况日趋恶化。1973年，双目濒于失明，无法再看书写字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萨特双目失明，行动不便，极少离开寓所。1980年，他的身体状况十分糟糕，同年3月20日，萨特因肺气肿发作被送进医院，4月13日进入昏迷状态。4月15日，奔波一生的存在主义的一代宗师萨特停止了呼吸。萨特的去世如同他的存在主义学说产生一样，引起了巨大反响。萨特怀着希望，怀着对人的执著的爱，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留下的是视写作为第一生命、60年如一日不懈地以笔为武器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了实践他的介入哲学，他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社会斗争中去，不断地否定自己，也否定着他视为丑恶的外界。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说：“萨特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一个几乎是不朽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永不满足，永不调和。”萨特是时代的见证人，他是法国一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