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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传记
> 中国远征军（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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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曾经一度蒙受猜疑，被指为“汉奸”的血性军人用自己的鲜血给了世人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这是一句简单的承诺，但是，对萧玉而言，听到的却分明是无比铿锵的誓言……蒋介石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径直踏着死伤卫士的鲜血走到庭院之中，神情悲愤地举目仰视着空中这场激烈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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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日本飞机长时间隔三差五地猛烈轰炸使第5战区广阔的战场上空的气温也升高了不少，1940年的夏天分明比往年来得早了许多。
刚进五月，离入伏尚早，鄂北、豫东、皖西一带便已是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洒在原野、山川和城镇上。
这年五六月间，中日双方准备已久的又一场大战役终于在这片已经饱经战争蹂躏的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与一年前同样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役不同，那一次是中国军队主动展开大进攻，而这一次则是日军率先动手。
日军越来越认识到只有给中国以更大的军事打击，迅速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才能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应对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如果进攻宜昌，可给第5战区的中国军队沉重打击。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军事、政治领导中枢重庆只有480公里，所以这一部署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国最高统帅部早在两月前就已获悉日军有从信阳、武汉向鄂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也立即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李宗仁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以一部坚持正面防御，以多路挺进日军后方，积极施行袭扰，主力结集后方，等待日军疲软后再与之决战。
他将所属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正面迎敌。
左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59军军长张自忠则升任右集团军总司令。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与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则集中后方等待时机。
5月1日，15万日军兵分3路，向汉水东岸第5战区部队突然发起大规模进攻。
大战乍起，右路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立即亲率总部与军直各部前往快活铺，抵近战场指挥，一面下令戍守在汉水东岸的各部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部队做好出击准备。
邵青阳的特务大队也奉命离开白家嘴小学，随黄维纲的第38师行动。
战斗打响不久，日军仗恃强大火力很快将中国军队的防线突破。南路日军突破长寿店阵地，北路日军攻占泌阳，中路日军和池田支队从随县开始发动正面攻击。三路日军在突破第5战区一线阵地后进展迅速，以每天30至40公里的速度向前突进，连下唐河、王集、随县，赓即对枣阳形成合围之势。
深夜，高军武率纠察队巡查在快活铺的大街小巷之中。他此时的任务，已不是抓违规违纪的军人，而是提防由汉奸和日军组成的便衣突击队。
两天前，河对岸的一个往前线运送给养的辎重队就被敌人的突击队给打掉了。
巡查到由手枪营的弟兄们警卫的集团军总部门前，高军武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11点半了，可是总部大院里发电机依然轰轰作响，一间间屋子里灯火通明。他隐约地知道主官们正在商议战事。
夜凉如水。高军武心里却起了点点波澜。眺望着总部大院的灯火，他暗暗猜测张自忠将军应该如何运筹帷幄？
其实一直以来高军武对张自忠的感觉都有些复杂。
刚上北大，他就抱着一腔热血和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参加了反对华北、平津自治的“一二·九”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遭到他们强烈反对，但张自忠却出任了代理委员长；再后来，张自忠在日本人刺刀之下又出任北平市长！或许是迫于压力，8天后他辞去了所有职务，在北平消失了。
北平民众不能理解，一向激进的北大学子更觉得不可理喻。
然而，张将军的赫赫战功却又明白无误地摆在面前。高军武跟随父亲领略过喜烽口大刀队的风采，张将军亲临长城视察阵地，治军有方，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徐州会战，台儿庄之役更是战功彪炳。
高军武矛盾的感到张将军像一本深奥的书，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轻易读得懂的。
他当然也绝不可能猜得到，现在，他们的张将军——总司令正在院里主持一个决定自己生死的会议。
会议结束时，张自忠突然郑重宣布：“我决定明天亲自过河去督战！”
大家都惊呆了，主将不在后方坐镇反而深入火线，实在不妥！
属下们纷纷劝阻，苏联顾问也忍不住开口：“将军自重！统帅深入阵地，如此靠前，闻所未闻！”
张自忠正色说到：“身为军人，就是要看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你们赶紧回去，按我今晚布置的办就行了。”
见张自忠坚持要亲赴火线，实在无法阻拦，参谋长李文田与其他军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格里多诺夫上校与拉赫曼尼申科中校也都要求跟着他，一起前往汉水东岸。
第二天一早，邵青阳接到命令，特务大队随黄维纲的38师过江作战。
7日拂晓前，张自忠率74师和手枪营来到了宜城窑湾渡口。在等待部队过江之际，他一个人走到了陡峭的河岸上，静静地远眺迷蒙的远方。
河对岸漆黑一片，一队士兵正登船过江，义无反顾地进入这片杀机四伏的战场。
寒月清辉，洒在无数钢盔与刺刀上；战马的嘶鸣声、兵器的碰撞声、沉重的脚步声，操着各种乡音的低语声，声声入耳。
当天边露出第一缕霞光时，张自忠登上了一叶扁舟，渡过宽阔浩荡的汉水，踏上了东岸的土地。
自黎明开始，接连数日的激烈战斗就开始无休止地等待着张自忠。
频繁不断的血腥较量让日军深刻的领教了张自忠和右路集团军的厉害，一咬牙，他们把4个师团中的两个竭尽全力专门用于对付张自忠。
就在日军以重兵南下对付张自忠之际，中方主帅却被狡猾的日军假情报所迷惑，对战局判断过于乐观，下令第5战区须将南北两路日军同时围歼。
张自忠直接指挥的右翼集团河东部队虽有5个师，但因连日激战，各师伤亡惨重，所剩兵力相加只有两万余人，仅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装备差一大节不说，最糟糕的是粮弹也已告急。以如此薄弱之兵对两个师团之敌，实在难以胜任。
但张自忠素来就是坚决执行命令的标准军人，接到上边要求围歼的命令后，立即调整部署，二话不说，马上掉头向南截击日军。
5月15日黄昏时分，张自忠率部队一路血战杀到了南瓜店。
站在山坡之上，四面火起，大家心里都明白，已经陷入了重围。在炮弹射程之内，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得到日军的队伍在移动。
此时，张自忠手中可战之兵仅剩下1500余人，而包围的日军则有五六千人，局势险恶可想而知。
明显自陷绝境的张自忠此时竟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一面严令官兵利用山势地形抢修工事，死守待援，将日军重兵吸引过来；一面急电已经杀到南新街的黄维纲师长与樊城的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要他们立即赶来，对围攻自己的日军形成反包围，争取全歼这股日军。
但是，两部在赶往南瓜店的途中不断遭到日军的大力阻击，都没有能及时赶到。
1500多名中国军人在南瓜店的山岭上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5月16日的凌晨，阴霾多雾。在战壕中和衣枕枪的官兵们刚刚醒来，激烈的枪声便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战斗首先从西边毛家湾旁的小山子开始。此地距驻地所在的小山村不过1000米，中间只隔两个小山包。
和外界联络的有线电报、有线电话早在两周前都被中断了，只有全部依赖无线电通讯。日军通讯部队根据张自忠部队电台以不同频率向各方发报的情况，惊喜地判断出对方已经落入了自己的包围。
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获知这一情报顿时亢奋不已，急忙调集五六千人和大批飞机、火炮，向该地合围。
激战在枪炮轰鸣中持续，张自忠担心地回头对李文田说：“现在情况恶化得紧，你先派人保护苏联顾问转移！”接着又喊道：“总部和政治部带枪的留下，空手的由李致远参军带领，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
中午，日军在加强东西两面进攻的同时，又开始从南面发起猛攻，企图将中国军队压迫到山脚下开阔地带加以围歼。
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炮弹如暴雨般倾注，步机枪的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飞扬的弹片将正在专注指挥的张自忠右肩炸伤，紧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将他左臂击穿，鲜血很快浸透了军装。卫士长见状，急忙跑来为他包扎。卫士们一见总司令负伤，都惊慌起来。
张自忠却按了按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伤着骨头，不要大惊小怪的。”
中午过后，日军攻势更加凶猛。张自忠被数十名卫兵簇拥着撤至另一座山头。
这时，指挥部虽三面被围，但东北方向尚未合拢，如果翻过这座山，还是可以突围而出，夺回一条生路。大家原想借指挥所移动之机，劝总司令翻山突围，但张自忠上山后却不肯再动，坚持将指挥所设在这里继续指挥战斗。
眼看日军更加逼近，顾问徐惟烈小声向他建议说：“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
旁边也有人附和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吧，重整旗鼓再行决战，最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张自忠一听，神色严峻地说：“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些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大家听了这几句分量很重的话，谁也不敢再开口了。
下午，日军调集大批山炮疯狂轰击。
不知为何，一向指挥战斗时衣着简便的张自忠这次出征却一反常态，穿着黄色的呢制将军服，这此时尤其显眼，十分容易暴露，炮弹如雨点般炸在他的前后左右。他的右腿被炸伤，裤腿、袜子都被鲜血浸透了。
在生死决绝的最后关头，李文田参谋长终于忍不住又开了口：“总司令，我们人太少，38师和黄总司令的队伍又赶不来，看情形是顶不住了，还是暂避一下，回到河西整顿一下再说吧！”
李文田站在那里，以为总司令会突然跳起来把他臭骂一顿，但出乎意料，张自忠并未批评他一句，而是抬起头来温和地对他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但我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李文田像顿时明白了什么，难过地迟疑了一下，但已深知劝不动他，飞快地跪地一拜，抹着泪说声：“总司令保重！”转身带着两名卫兵悄然离去。下午2点，日军步兵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又发起攻击。
张自忠带伤督战。此刻，他已不指望任何一支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寡不敌众，这个山头还是失守了，副官和卫兵们不得不强制张自忠向北面安全地带转移。
经过惨烈鏖战，74师已死伤大半，一部溃散，残部数百人主要集中于东山口阻击日军，在前来增援的路上受阻，张自忠不得不派出手枪营和自己的警卫排前去救援，他身边仅剩下张敬高参和副官马孝堂少校等十来人。
3时许，天空下起沥沥细雨。中国守军大部战死，派出救援的手枪营士兵回到张自忠身边，准备作最后的抵抗。
面对步步逼来、怪声吼叫的大批日军，剩下的100多名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用血肉之躯同处于绝对优势下的日军在雨中持续厮杀，直至全营士兵所剩无几。
张自忠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强忍手臂的疼痛，提起一支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扣动扳机向日军猛烈扫射，十几名日军应声倒毙。
就在这刹那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他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他突然向后一歪，赶紧飞奔上前为他包扎。
日军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回头冲着高参张敬少将、副官马孝堂少校等人大呼：“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有办法解决。”几人执意不从，情急之下，张自忠干脆一把拔出腰间短剑立即打算自刎，几个人大吃一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
就在这一瞬间，日军步兵已冲到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举枪击毙数名日军，后面蜂拥而上的日军用刺刀将他连捅数刀。另一个鬼子端起刺刀向马孝堂刺来。张自忠眼睛一瞪，怒吼一声，就在鬼子的刺刀扎进马孝堂身子的时候，一枪也将鬼子撂倒。到底体力不支，他又艰难地往下倒。鲜血很快将身下的泥土、石块染红了。
日军第4分队的一等兵藤冈也端着刺刀冲了上来，他看到这个穿着高级指挥官制服的中国军官从离他三四米远近的血泊中又陡然奋力站了起来，喷射着怒火的双眼死死盯住他。藤冈突然感到这位中国军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3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
与此同时，藤冈像是被枪声惊醒，也冲上前去，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着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这个曾经一度蒙受猜疑，被指为“汉奸”的血性军人用自己的鲜血给了世人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
“身为军人，就是要看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张自忠用行动对自己的决心做了最好的诠释。
时间仿佛蓦然停止，历史留下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死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堂野从其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字！两人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小心翼翼地靠上前去，仔细端详起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血迹斑斑的汉子来。
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231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10余里外的陈家集日军第39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专田盛寿证实：“没有错，确实是张君。”
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上好棺木，将遗体收殓入棺，将佐们出于军人对真正的军人的尊重，列队脱帽向张自忠灵柩敬军礼，为其举行庄重的军祭，向这位英勇的敌人献上最高的礼遇，然后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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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日本飞机长时间隔三差五地猛烈轰炸使第5战区广阔的战场上空的气温也升高了不少，1940年的夏天分明比往年来得早了许多。
刚进五月，离入伏尚早，鄂北、豫东、皖西一带便已是骄阳似火，溽暑难当。树叶低垂着头，热辣辣的阳光穿透树枝，将跳跃的光斑洒在原野、山川和城镇上。
这年五六月间，中日双方准备已久的又一场大战役终于在这片已经饱经战争蹂躏的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与一年前同样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战役不同，那一次是中国军队主动展开大进攻，而这一次则是日军率先动手。
日军越来越认识到只有给中国以更大的军事打击，迅速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才能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应对剧烈变动的国际形势。如果进攻宜昌，可给第5战区的中国军队沉重打击。而且，宜昌又是进入四川的门户，距中国战时军事、政治领导中枢重庆只有480公里，所以这一部署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国最高统帅部早在两月前就已获悉日军有从信阳、武汉向鄂西北大举进攻的企图，也立即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李宗仁根据蒋委员长的指示，以一部坚持正面防御，以多路挺进日军后方，积极施行袭扰，主力结集后方，等待日军疲软后再与之决战。
他将所属部队，进行重新部署，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正面迎敌。
左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59军军长张自忠则升任右集团军总司令。机动兵团总司令汤恩伯与预备兵团总司令孙震则集中后方等待时机。
5月1日，15万日军兵分3路，向汉水东岸第5战区部队突然发起大规模进攻。
大战乍起，右路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立即亲率总部与军直各部前往快活铺，抵近战场指挥，一面下令戍守在汉水东岸的各部分头迎敌，一面指示西岸部队做好出击准备。
邵青阳的特务大队也奉命离开白家嘴小学，随黄维纲的第38师行动。
战斗打响不久，日军仗恃强大火力很快将中国军队的防线突破。南路日军突破长寿店阵地，北路日军攻占泌阳，中路日军和池田支队从随县开始发动正面攻击。三路日军在突破第5战区一线阵地后进展迅速，以每天30至40公里的速度向前突进，连下唐河、王集、随县，赓即对枣阳形成合围之势。
深夜，高军武率纠察队巡查在快活铺的大街小巷之中。他此时的任务，已不是抓违规违纪的军人，而是提防由汉奸和日军组成的便衣突击队。
两天前，河对岸的一个往前线运送给养的辎重队就被敌人的突击队给打掉了。
巡查到由手枪营的弟兄们警卫的集团军总部门前，高军武看了看表，已经是夜里11点半了，可是总部大院里发电机依然轰轰作响，一间间屋子里灯火通明。他隐约地知道主官们正在商议战事。
夜凉如水。高军武心里却起了点点波澜。眺望着总部大院的灯火，他暗暗猜测张自忠将军应该如何运筹帷幄？
其实一直以来高军武对张自忠的感觉都有些复杂。
刚上北大，他就抱着一腔热血和同学们一道走上街头参加了反对华北、平津自治的“一二·九”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遭到他们强烈反对，但张自忠却出任了代理委员长；再后来，张自忠在日本人刺刀之下又出任北平市长！或许是迫于压力，8天后他辞去了所有职务，在北平消失了。
北平民众不能理解，一向激进的北大学子更觉得不可理喻。
然而，张将军的赫赫战功却又明白无误地摆在面前。高军武跟随父亲领略过喜烽口大刀队的风采，张将军亲临长城视察阵地，治军有方，获得过“青天白日”勋章，徐州会战，台儿庄之役更是战功彪炳。
高军武矛盾的感到张将军像一本深奥的书，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轻易读得懂的。
他当然也绝不可能猜得到，现在，他们的张将军——总司令正在院里主持一个决定自己生死的会议。
会议结束时，张自忠突然郑重宣布：“我决定明天亲自过河去督战！”
大家都惊呆了，主将不在后方坐镇反而深入火线，实在不妥！
属下们纷纷劝阻，苏联顾问也忍不住开口：“将军自重！统帅深入阵地，如此靠前，闻所未闻！”
张自忠正色说到：“身为军人，就是要看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你们赶紧回去，按我今晚布置的办就行了。”
见张自忠坚持要亲赴火线，实在无法阻拦，参谋长李文田与其他军官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格里多诺夫上校与拉赫曼尼申科中校也都要求跟着他，一起前往汉水东岸。
第二天一早，邵青阳接到命令，特务大队随黄维纲的38师过江作战。
7日拂晓前，张自忠率74师和手枪营来到了宜城窑湾渡口。在等待部队过江之际，他一个人走到了陡峭的河岸上，静静地远眺迷蒙的远方。
河对岸漆黑一片，一队士兵正登船过江，义无反顾地进入这片杀机四伏的战场。
寒月清辉，洒在无数钢盔与刺刀上；战马的嘶鸣声、兵器的碰撞声、沉重的脚步声，操着各种乡音的低语声，声声入耳。
当天边露出第一缕霞光时，张自忠登上了一叶扁舟，渡过宽阔浩荡的汉水，踏上了东岸的土地。
自黎明开始，接连数日的激烈战斗就开始无休止地等待着张自忠。
频繁不断的血腥较量让日军深刻的领教了张自忠和右路集团军的厉害，一咬牙，他们把4个师团中的两个竭尽全力专门用于对付张自忠。
就在日军以重兵南下对付张自忠之际，中方主帅却被狡猾的日军假情报所迷惑，对战局判断过于乐观，下令第5战区须将南北两路日军同时围歼。
张自忠直接指挥的右翼集团河东部队虽有5个师，但因连日激战，各师伤亡惨重，所剩兵力相加只有两万余人，仅相当于日军1个师团，装备差一大节不说，最糟糕的是粮弹也已告急。以如此薄弱之兵对两个师团之敌，实在难以胜任。
但张自忠素来就是坚决执行命令的标准军人，接到上边要求围歼的命令后，立即调整部署，二话不说，马上掉头向南截击日军。
5月15日黄昏时分，张自忠率部队一路血战杀到了南瓜店。
站在山坡之上，四面火起，大家心里都明白，已经陷入了重围。在炮弹射程之内，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得到日军的队伍在移动。
此时，张自忠手中可战之兵仅剩下1500余人，而包围的日军则有五六千人，局势险恶可想而知。
明显自陷绝境的张自忠此时竟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一面严令官兵利用山势地形抢修工事，死守待援，将日军重兵吸引过来；一面急电已经杀到南新街的黄维纲师长与樊城的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要他们立即赶来，对围攻自己的日军形成反包围，争取全歼这股日军。
但是，两部在赶往南瓜店的途中不断遭到日军的大力阻击，都没有能及时赶到。
1500多名中国军人在南瓜店的山岭上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
5月16日的凌晨，阴霾多雾。在战壕中和衣枕枪的官兵们刚刚醒来，激烈的枪声便打破了清晨的寂静，战斗首先从西边毛家湾旁的小山子开始。此地距驻地所在的小山村不过1000米，中间只隔两个小山包。
和外界联络的有线电报、有线电话早在两周前都被中断了，只有全部依赖无线电通讯。日军通讯部队根据张自忠部队电台以不同频率向各方发报的情况，惊喜地判断出对方已经落入了自己的包围。
第39师团长村上启作获知这一情报顿时亢奋不已，急忙调集五六千人和大批飞机、火炮，向该地合围。
激战在枪炮轰鸣中持续，张自忠担心地回头对李文田说：“现在情况恶化得紧，你先派人保护苏联顾问转移！”接着又喊道：“总部和政治部带枪的留下，空手的由李致远参军带领，到山背后西北方向集合！”
中午，日军在加强东西两面进攻的同时，又开始从南面发起猛攻，企图将中国军队压迫到山脚下开阔地带加以围歼。
日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炮弹如暴雨般倾注，步机枪的吼叫声一阵紧似一阵。
突然，一颗炮弹在指挥所附近爆炸，飞扬的弹片将正在专注指挥的张自忠右肩炸伤，紧接着又飞来一颗子弹将他左臂击穿，鲜血很快浸透了军装。卫士长见状，急忙跑来为他包扎。卫士们一见总司令负伤，都惊慌起来。
张自忠却按了按伤口，满不在乎地说：“没伤着骨头，不要大惊小怪的。”
中午过后，日军攻势更加凶猛。张自忠被数十名卫兵簇拥着撤至另一座山头。
这时，指挥部虽三面被围，但东北方向尚未合拢，如果翻过这座山，还是可以突围而出，夺回一条生路。大家原想借指挥所移动之机，劝总司令翻山突围，但张自忠上山后却不肯再动，坚持将指挥所设在这里继续指挥战斗。
眼看日军更加逼近，顾问徐惟烈小声向他建议说：“总司令，移动移动位置吧？”
旁边也有人附和说：“敌人三面包围我们，不如暂时转移吧，重整旗鼓再行决战，最好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张自忠一听，神色严峻地说：“我奉命追截敌人，岂能自行退却！当兵的临阵退缩要杀头，总司令遇到危险可以逃跑，这合理吗？难道我们的命是命，前方战士都是些土坷垃？我们中国的军队坏就坏在当官的太怕死了！什么包围不包围，必要不必要，今天有我无敌，有敌无我，一定要血战到底！”
大家听了这几句分量很重的话，谁也不敢再开口了。
下午，日军调集大批山炮疯狂轰击。
不知为何，一向指挥战斗时衣着简便的张自忠这次出征却一反常态，穿着黄色的呢制将军服，这此时尤其显眼，十分容易暴露，炮弹如雨点般炸在他的前后左右。他的右腿被炸伤，裤腿、袜子都被鲜血浸透了。
在生死决绝的最后关头，李文田参谋长终于忍不住又开了口：“总司令，我们人太少，38师和黄总司令的队伍又赶不来，看情形是顶不住了，还是暂避一下，回到河西整顿一下再说吧！”
李文田站在那里，以为总司令会突然跳起来把他臭骂一顿，但出乎意料，张自忠并未批评他一句，而是抬起头来温和地对他说：“老李，你们谁都可以走，但我不能走。你们赶快走吧，不要管我了。”
李文田像顿时明白了什么，难过地迟疑了一下，但已深知劝不动他，飞快地跪地一拜，抹着泪说声：“总司令保重！”转身带着两名卫兵悄然离去。下午2点，日军步兵开始在炮火掩护下又发起攻击。
张自忠带伤督战。此刻，他已不指望任何一支援军的到来，只希望在死以前指挥这仅有的一点兵力多杀几个敌人。寡不敌众，这个山头还是失守了，副官和卫兵们不得不强制张自忠向北面安全地带转移。
经过惨烈鏖战，74师已死伤大半，一部溃散，残部数百人主要集中于东山口阻击日军，在前来增援的路上受阻，张自忠不得不派出手枪营和自己的警卫排前去救援，他身边仅剩下张敬高参和副官马孝堂少校等十来人。
3时许，天空下起沥沥细雨。中国守军大部战死，派出救援的手枪营士兵回到张自忠身边，准备作最后的抵抗。
面对步步逼来、怪声吼叫的大批日军，剩下的100多名跟随张自忠多年的忠诚士兵，用血肉之躯同处于绝对优势下的日军在雨中持续厮杀，直至全营士兵所剩无几。
张自忠眼看前方弟兄一个个倒下，强忍手臂的疼痛，提起一支冲锋枪大吼一声，向山下冲去，扣动扳机向日军猛烈扫射，十几名日军应声倒毙。
就在这刹那间，远处的日军机枪向他射来，他全身数处中弹，右胸洞穿，血如泉涌。马孝堂见他突然向后一歪，赶紧飞奔上前为他包扎。
日军一窝蜂地冲了上来。危急中，张自忠回头冲着高参张敬少将、副官马孝堂少校等人大呼：“我不行了，你们快走！我自有办法解决。”几人执意不从，情急之下，张自忠干脆一把拔出腰间短剑立即打算自刎，几个人大吃一惊，急忙将他死死抱住。
就在这一瞬间，日军步兵已冲到跟前，多处负伤的张敬举枪击毙数名日军，后面蜂拥而上的日军用刺刀将他连捅数刀。另一个鬼子端起刺刀向马孝堂刺来。张自忠眼睛一瞪，怒吼一声，就在鬼子的刺刀扎进马孝堂身子的时候，一枪也将鬼子撂倒。到底体力不支，他又艰难地往下倒。鲜血很快将身下的泥土、石块染红了。
日军第4分队的一等兵藤冈也端着刺刀冲了上来，他看到这个穿着高级指挥官制服的中国军官从离他三四米远近的血泊中又陡然奋力站了起来，喷射着怒火的双眼死死盯住他。藤冈突然感到这位中国军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威严，竟不由自主地愣在了原地。
这时，背后响起了枪声，第3中队长堂野射出了一颗子弹，命中了这个军官的头部。
与此同时，藤冈像是被枪声惊醒，也冲上前去，倾全身之力，举起刺刀，向着高大的身躯深深扎去。在这一刺之下，这个高大的身躯再也支持不住，像山体倒塌似的，轰然倒地。这个曾经一度蒙受猜疑，被指为“汉奸”的血性军人用自己的鲜血给了世人一个明确无误的答案。
“身为军人，就是要看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张自忠用行动对自己的决心做了最好的诠释。
时间仿佛蓦然停止，历史留下一个静穆的场面，殷红的热血交织着迷蒙细雨，构成一个永恒的瞬间——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死后，南瓜店一带枪声骤停，格外寂静。
日军开始打扫战场。堂野和藤冈估计刚刚死去的这位军官一定是位将军，便翻动遗体搜身，堂野从其身旁的手提保险箱中翻出了“第一号伤员证章”，藤冈则从遗体的胸兜中掏出一支派克金笔，一看，上面竟刻着“张自忠”三字！两人大为震惊，不禁倒退几步，“啪”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遗体行了军礼，然后小心翼翼地靠上前去，仔细端详起仰卧在面前的这个血迹斑斑的汉子来。
接着他们把情况报告了上司231联队长横山武彦大佐，横山下令将遗体用担架抬往战场以北10余里外的陈家集日军第39师团司令部，请与张自忠相识的师团参谋长专田盛寿亲自核验。
专田盛寿“七七”事变前担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专田盛寿证实：“没有错，确实是张君。”
师团长村上启作命令军医用酒精把遗体仔细擦洗干净，用绷带裹好，并命人从附近的魏华山木匠铺赶制一口上好棺木，将遗体收殓入棺，将佐们出于军人对真正的军人的尊重，列队脱帽向张自忠灵柩敬军礼，为其举行庄重的军祭，向这位英勇的敌人献上最高的礼遇，然后葬于陈家祠堂后面的土坡上，坟头立一木牌，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