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一、长江三峡地区动物考古的初步认识

　　武仙竹

　　长江三峡地区，全新世以来一直是气候优越的亚热带湿润气候。由于人口密度相对较少，植被资源相对较好，自然动物群丰满度比较高，因此，三峡历史上人类与动物的关系非常密切，三峡古文化遗址中保存有丰富的动物遗存，并且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许多文化现象。目前，动物考古的研究工作，已使三峡地区成为中国动物考古资料最为丰富的地区。三峡地区现基本建立起中国唯一一个基本完整的区域性古动物群序列。三峡地区发现有重要的古动物种类和多种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现象。动物考古，拓宽了人们认识三峡古环境、古动物群演变、三峡经济生产与文化交流的新视野。动物考古对人们真实、客观地认识三峡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三峡地区古动物群序列

　　动物考古在中国的早期实践，以1936年德日进、杨钟键等人研究殷墟动物遗骸为起始。发展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初步形成了具自身特点的中国动物考古学。但至今为止，相对于满天繁星、多姿多彩的中国考古学领域来讲，中国的动物考古工作，在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处于零散、孤立的研究状态。在研究地点的分布与研究时代的早晚连续性等方面，其时间和空间特征是残缺的。在动物考古研究地点的位置分布方面，一般是孤立的，不能构成与自然区域基本匹配的整体研究。在研究对象的时代上，一般多为史前时期的零星地点，少数为先秦时期地点。而秦汉以后，中国的动物考古工作几乎还没有涉足。与中国动物考古的不平衡性与时空局限性相比，伴随着三峡工程建设，通过考古界近十余年研究材料的积累，长江三峡地区的动物考古工作，已逐步构建成基本完整的古动物群时空序列。三峡动物考古的古动物群序列，目前已有资料涵盖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周、秦汉、六朝、隋唐、宋、明、清等。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看，该序列仍然是存在小缺环的。从遗址典型性和材料均衡性上讲，也仍然存在较多缺憾。然而，从与自然环境相对匹配的区域性、连续性方面来讲，该序列基本贯穿了与三峡地区相关的历史进程。它可以为人们从动物考古的角度去认识三峡历史，提供一个初步的线索。并且，它也为我国能够首次从动物群序列的角度，去认识区域性古文化及区域历史发展进程，建立了一个起点。

　　三峡古动物群序列，由于是在中国考古中首次、探索性建立起来的，所以，怎样来认识和使用它，人们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观念。对于这样一个初步建立起来的古动物群时空框架，该怎样认识它与人类历史的关系，怎样研究与之相关的古代文化现象，这仍然是摆在中国考古界面前一个比较前沿的课题。

　　二、三峡地区的动物群区划

　　三峡地区的自然环境，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身特点。因此，三峡动物群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也同样具有自身特点。我们要认识三峡古代动物群，以及从三峡古动物群到今动物群的演变过程，必须要先对三峡今动物群有一个初步了解。同时，认识三峡今动物群，也是我们全面理解三峡人文历史的基础。

　　在世界动物地理区划中，按地理位置和动物生态，共划分有6大区。分别为古北界、新北界、旧热带界、东洋界、新热带界、大洋洲界等。这6大区的划分，从根本上表现出了各个不同区域自然动物群的个性特点。不同动物区系，是由于地理位置和地理隔离等因素，在动物演变历史中逐步形成的相对固定体。动物区系的不同，则指示自然环境的不同，也表示历史时期与人类相关的生存方式和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区别。中国因其版图辽阔，地貌比较特殊，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少数能够从陆地上将动物群划界而分的国家。中国动物地理区划，是以秦岭—淮河为分界，分别属于古北界和东洋界两大区。

　　中国动物考古虽然已研究的地点分布比较零散，但由于动物群分界的巨大区别，学者们还是已经发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诸多分野。如学者们已经发现了，在华南地区4000年前人们肉食资源一直以野生动物为主，在以后较长时期内也一直以野生动物为主、家养动物为辅。而在黄河流域，约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人们的肉食资源已经开始主要依靠家畜，野生动物较为少见。其实，中国南北地区这种不同肉食资源的分异现象，实际就是古北界、东洋界两种不同动物区系对人类生活不同影响的具体反映。古北界动物种类比较少，动物群自然丰满度比较小。而东洋界动物种类比较多，动物自然丰满度比较大。在环境变化比较剧烈和受人类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古北界自然动物群很容易贫乏，而东洋界自然动物群抗影响力则比较大。由于古北界自然动物群少和贫乏，所以人们的肉食资源不得不依靠家畜。而东洋界因为野生动物易得，所以人们在肉食资源上，没有必要去进行消耗较大的早期家畜驯养。

　　长江三峡在动物分界的划分上，是属于东洋界。但三峡临近东洋界北缘，并且，三峡与位于峡江东、西部的东洋界还有些区别。在气候方面，三峡东面的长江中、下游为北亚热带，三峡属于中亚热带；在植被方面，三峡东部的江汉平原和西部的四川盆地分别属于亚热带常绿果树园和经济林区，而三峡属于亚热带、热带常绿林区；在人为因素影响下的自然动物群分布上，三峡东、西部分别为农田—绿洲动物群，而三峡属于亚热带林灌、草地—农田动物群。由于气候、植被和人为影响下保存下来的自然界动物群相异，因此，三峡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自然界动物群。三峡自然界动物群可以初步概括为两大特点：一是属于东洋界中亚热带动物群；二是受人为影响因素相对较小，自然动物群丰满度较高，动物资源较周围其他地区丰富。

　　三、三峡地区的动物群演变

　　三峡地区现今属于中亚热带，但三峡历史上并不是一直属于中亚热带。三峡今动物群属于东洋界中亚热带动物群，三峡历史上并不是一直为中亚热带动物群。三峡全新世以来的历史阶段，其气候条件和动物群等，也是经过了比较长和比较大的一个变化过程。认识三峡动物群的变化过程，对人们了解三峡古居民的历史文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个变化着的动物群，伴随和影响着三峡的历史进程。

　　1.三峡动物群性质与时代变化

　　三峡全新世动物群，是从我国南方晚更新世动物群继承、发展过来的。南方晚更新世动物群，在古脊椎动物研究中称为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或称狭义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主要存在于更新世中、晚期）。其主要动物成员包括竹鼠、华南豪猪、猪獾、大熊猫巴氏亚种、最后鬣狗、爪哇豺、黑熊、华南虎、东方剑齿象、华南巨貘、中国犀、野猪、麂、獐、水鹿、青羊、苏门羚、水牛等。三峡晚更新世时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发现地点，包括万县溪口镇蒲家村化石点、奉节兴隆洞遗址、巫山迷宫洞遗址、神农架犀牛洞遗址、秭归孙家洞遗址等。三峡现生动物群，是什么时候由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变化而来？我们需要对三峡全新世动物群作一考察。

　　三峡新石器时代早期，除了个别遗址偶见家畜（猪）和广布种（梅花鹿、麋鹿）外，其他动物种类，基本上都是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成员。其代表性动物有华南豪猪、猪獾、黑熊、大熊猫、华南虎、犀牛、华南巨貘、野猪、麂、水鹿、青羊等。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说三峡动物群是处于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向现生动物群的渐变、过渡阶段。这种渐变式过渡阶段，一直延续至新石器时代末期，甚或可能至于夏代。因为在秭归官庄坪遗址石家河文化遗存出土的动物遗骸中（或有人认为三峡石家河文化属于夏文化），还发现有大熊猫和绝灭种动物大苏门羚。大苏门羚本来是主要分布在三峡及其周围地区中、晚更新世时期，官庄坪遗址的大苏门羚，是该动物第一次出现在全新世时期。此外，官庄坪遗址发现的大熊猫，还兼具大熊猫巴氏亚种（Ailuropodamelanoleucabaconi）与现生大熊猫（Ailuropodamelan-oleuca）的双重特征官庄坪遗址大熊猫。因此，它也从动物物种的自身演化特征上，以实例反映出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代，在三峡地区正在发生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向现生动物群的演变。在我国南方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以前发现更新世绝灭种延续时代至最晚的动物，是云南麻栗坡县小河洞遗址出土的距今4100年前的东方剑齿象。秭归官庄坪遗址，却发现有距今4000年前的大苏门羚和变化中的大熊猫。官庄坪遗址的发现，是目前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中绝灭种的最晚材料。同时，官庄坪遗址还反映，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在三峡地区的保存、延续时代可能是最长的。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伴随三峡古居民的自然动物群，是基本保持原始特色的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商代时期，三峡地区的现代动物群面貌可能基本奠定。这种变化在秭归何光嘴遗址和秭归卜庄遗址中可以看到。何光嘴遗址和卜庄河遗址都发现有种类和数量较多的动物遗骸，但在这两个遗址中，出现的全部为现生动物。反映商代时期，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向现生动物群的演变基本完成。因此，可以说，三峡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夏代以前，商代以后，与该地居民伴生的可能是两种时代性质具有区别的自然动物群。

　　2.三峡动物群与环境变化

　　三峡动物群的演变，除了其时代性和动物群性质方面的变化外，在环境指示表象上，也有很重要的发现。如三峡新石器时代，峡谷区域一直是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但在峡谷周缘的崇山峻岭和高海拔山塬上，则可能生活着具有温凉气候特征的动物群落。如柳林溪遗址中发现有羚羊、官庄坪遗址中发现有普氏野马。这些温带古北界动物的发现，表现三峡外围动物群落的复杂性。也表现出三峡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具备的立体气候景观。夏、商以后，三峡动物群中再没有发现典型的古北界动物。反映当人类密度增大、活动能力增强后，古北界动物种群的易于破坏和生态脆弱性。全新世以来，我国气候环境也经过了一些比较大的变化。总的趋势是从全新世早期的高温逐步走向低温，并且经过了一些较大的气候波折。粗略概括，高温阶段大体上主要集中在唐、五代十国以前，低温阶段主要表现在宋代以后。那么，从动物群上观察，三峡地区的这种高、低温气候环境和动物群面貌有否反映呢？回答是肯定的。新石器时代自不必说，所谓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实际上即是更新世时期气候高温期形成的动物群。在延续至较晚的历史高温气候期，三峡动物群的这种表象，也是十分明显的。如秭归卜庄河遗址商代遗存中发现有蜜獾、东周遗存中发现有须鲫。蜜獾（Mel-livoracapensis），在世界上主要分布在旧热带界和东洋界。是气候温度要求相对较高的动物。它在东洋界的发现，比较多的集中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地，它在中国全新世甚至还没有比较肯定的发现（中国更新世有似蜜獾）。中国现生獾亚科中有鼬獾、猪獾、狗獾等，但却没有发现蜜獾。蜜獾对气候环境的要求相对更高一些，其食谱中需求较多的有植物果实、昆虫、蜂蜜等。须鲫，又名黄鲫、江鲫，现生者主要分布在中国珠江水系和海南岛区域。属于南亚热带和北热带鱼种。须鲫为鲤科中独属独种的鱼类（须鲫属Carassioides，须鲫Carassioidescantonensis），须鲫属与普通鲫属（Carassius）在形态与生态上均有区别。须鲫属体型侧扁，背鳍点突起，口亚下位，须2对。鲫属虽然体型也侧扁，但它背鳍点圆滑，口端位，无须。须鲫属下咽骨呈弓状，下咽骨凹面窄小，前臂与后臂长度近似。有2行下咽齿，齿式为4·1-1·4.下咽齿主行（内侧）第一枚齿为光滑的长圆锥形；第二至第四枚齿侧扁，齿端有一道纵贯的沟纹。而鲫属下咽骨后臂弯曲度较大，前臂比后臂明显长或明显短，有1行下咽齿，齿式为4-4.从生态上讲，一般鲫属主要生长在缓流或静水水体内，喜栖水草丛生的浅水湾或湖沼中，食底栖无脊椎动物、植物碎屑和藻类等。但须鲫属则是常见于河流干流中，以藻类、浮游动物、水生昆虫和幼鱼等为食。它们二者在分布区域的气候带上截然不同。鲫属广布于亚热带、温带等，须鲫属则主要分布在南亚热带和北热带。三峡地区在历史时期上，中印亚界蜜獾、须鲫的发现，反映在历史高温期，该地区气候温度比现在高，气候带大体处在比现在更为偏南一个次级区划，可能相当于南亚热带气候区。与中国现今气候分布带相比，约相当于现在岭南两广地区。三峡蜜獾的发现，是该动物首次出现在中国全新世古文化遗址中。

　　四、三峡地区的家畜动物

　　动物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真正兴起，是伴随着动植物驯养开始的。家畜的产生，使人类具有稳定的肉食储备，使人类体质进化得到必须的营养物质，并且还供人类劳役、增大人自身劳动生产能力。

　　三峡家畜驯养，是三峡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三峡家畜史的自身特点，使它成为三峡考古研究的文化特色之一。

　　1.三峡家畜动物的种类和出现时间

　　三峡地区家畜的产生比较早，目前所见三峡地区最早的家畜，是巴东楠木园遗址和秭归柳林溪遗址的家畜猪。前者距今时代约7400-6800年，后者为距今约7000-6000年。家畜狗、家鸡在三峡的出现，也都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如楠木园遗址中发现有家狗，柳林溪遗址中发现有家鸡。家畜羊在三峡的出现，可以比较肯定的是在商代。三峡晚更新世至全新世早、中期，都没有羊的出现。而在商代时期，在一批遗址里突然发现了羊的材料。如秭归卜庄河遗址、秭归何光嘴遗址、秭归何家大沟遗址、巴东黎家沱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由于有些材料当初发现时比较零碎，所以研究者曾将它们定为羊未定种（Ovissp。）等。但现在从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在夏以前三峡无羊，在商代时突然出现了一批羊。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反映，这些羊可能是因人为因素，从外地引进的家畜。动物考古界目前修订的家畜鉴定标准之一，即为在人类活动频繁时期，某一新物种在某地的突然出现。家畜马在三峡的出现，可以肯定是在汉代。新石器时代中期，官庄坪遗址中出现的马是普氏野马。巴东罗坪遗址、秭归土地湾遗址汉代遗存中的马属于家马。而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代，三峡没有发现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代，三峡地区可能野马已绝灭，家马尚未引进。圣水牛在三峡的出现很早，如距今8000-7000年的宜都城背溪遗址中即有圣水牛。次后的巴东楠木园等遗址也有圣水牛。但圣水牛在中国的认识目前尚比较复杂，曾有人认为圣水牛即为家水牛，但古生物学家最新研究认为，圣水牛实是仅存在于中国全新世早、中期的动物，在全新世中期圣水牛又迅速绝灭。如此，圣水牛可能是中国最年轻的一个绝灭种，它与人类的驯养可能无关。从目前报道的材料看，何光嘴商代遗址中的水牛，因标本仅为残上颌骨，又没有本地其他旁证材料可供参考，所以不能肯定其为家畜或野生，研究者对此作水牛未定种（Bubalussp。）处理。三峡较肯定的家水牛材料，是巴东罗坪遗址汉代时期的遗存。汉以后，三峡家水牛似乎比较多，如卜庄河遗址六朝时期有家水牛，东门头遗址宋代时期有家水牛。罗坪遗址明、清时期都有家水牛。而在云阳李家坝遗址中，明代中、晚期至清代早期的水稻田里，还发现有水牛耕作遗迹等。三峡地区的家黄牛情况似乎也比较复杂。三峡已见的最早家黄牛报道，是中坝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但是，三峡作为东洋界中印亚界动物区，中、晚更新世以来几乎没有发现黄牛。因此，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仅有个别地点的零星材料，人们尚难以理解其来源问题。除了中坝遗址的家黄牛材料之外，三峡较肯定的家黄牛材料，是晚至官庄坪遗址、罗坪遗址明、清时期的遗存中才有。因此，三峡地区的家黄牛驯养情况，尚需动物考古工作者继续关注。家畜鸭在三峡出现可能是在商代时期，如何光嘴遗址的发现等。但三峡鸭是本地驯养起来的还是外地传入的，也还需要做更多研究。

　　以上，是三峡地区六畜的驯养情况。除六畜之外，三峡地区存在的其他家畜情况，也是我国动物考古中的重要材料。首先是家鸬鹚的发现。三峡地区可能是我国鸬鹚渔业的发源地，其最早驯养可能发生在先秦。但从动物考古学上，我国家鸬鹚最早驯养材料，当属卜庄河遗址六朝时期墓葬中的发现。其次，是三峡家猫的发现。家猫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但家猫的动物考古材料，在中国却极为罕见。中国家猫已见报道的，仅有河南汤阴白营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中的标本。此后，几乎没有肯定的家畜猫报道。因此，从动物考古角度探索猫与人的关系，也是受到动物考古学所关注的。秭归卜庄河遗址六朝时期墓葬中随葬有家猫，秭归东门头遗址宋代遗存中发现有较完整的家猫骨架。这些发现反映，六朝、隋唐时期，三峡居民与家猫的关系比较紧密。三峡家猫的发现，也是我国家畜驯养的重要材料。

　　2.三峡家畜动物的驯养特点

　　三峡地区的家畜，产生的时代比较早。但其家畜动物在肉食资源中所占的比例，在历史时期上总的来说一直偏低。三峡家畜驯养的条件是比较好的，但可能由于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所以人们在历史上可以长期依赖野生肉食资源，家畜在大部分时候只是人们肉食的必要补充。三峡在新石器时代已有的家畜，主要有猪、狗、鸡3种。其后约在先秦时期可能出现了家鸬鹚。以上4种动物，是三峡本地驯养起来的可能性较大。而其他大部分家畜，如羊、牛、马、猫等，都有从外地传入三峡的可能。其中羊传入三峡的时代可能在商代，马、牛传入三峡的时代可能为汉代。鸭在三峡的驯养过程，尚有待认识更多材料。

　　五、三峡地区的动物考古文化现象

　　动物考古是考古工作的一部分，动物考古中会发现人类对动物的使用情况、动物资源对人类文化和经济生产的影响，以及由动物材料所见到的古代社会变化等，我们称这些古代动物与人类相关的相互关系为动物考古文化现象。

　　1.三峡动物群与三峡历史时期的肉食资源

　　动物考古发现，从区域整体情况上看，三峡地区历史时期古居民的肉食资源在较长时期内，一直是以野生动物为主。其中在离长江稍远的边缘区域，野生肉食主要为哺乳动物。而在临江的许多遗址里，居民肉食是野生哺乳动物与鱼类并重，在有的遗址甚或鱼类成为当时人的主要肉食来源。以野生动物为主要肉食对象的情况，约一直延续到汉代或更晚。比较明显的是大约到明代以后，家畜动物才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肉食对象。但明以后的野生动物，也仍然是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三峡，新石器时代家畜量是比较少的。如以柳林溪遗址为例，该遗址虽然有家畜，但以最小个体数统计，家畜个体仅占全部动物群个体数的3.7%。动物群中个体数最多的是水鹿，其次是鱼类等。商代时期，以何光嘴遗址为例，家畜种类虽然已经较多（约有猪、狗、羊、水牛、鸡、鸭），但家畜个体数仍然在动物群中所占比例很少。约占已统计内容的3.7%，与新石器时代家畜比例十分接近，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汉代时期，家畜比例在有些遗址明显增大，但与野生动物相比，家畜量仍然是比较少的。如罗坪遗址汉代时期家畜个体比例占41%，野生动物个体比例占59%。明代时期，罗坪遗址家畜动物个体比例占到57%。清代时期，罗坪遗址的这一比例达到67%。

　　2.三峡动物群与三峡历史时期的经济生产

　　三峡动物考古中，对三峡地区的经济生产等方面，也可以提供比较有利的考古材料。譬如，通过对三峡鸬鹚资源与鸬鹚随葬品的观察研究，可以初步认识鸬鹚渔业在三峡的历史，并且可知三峡可能是我国鸬鹚渔业的发源地。此外，通过鱼类遗骸与渔具的相关研究，我们发现夏商时期三峡渔业可分为东、西两区。东区主要为西陵峡区域，渔业生产主要用拖网，捕获对象大多为体型较大的鱼类。西区包括巫峡以上至重庆江段，夏商时期主要使用流刺网，捕获对象多为体型稍小的鱼类。东、西两区这种渔业对象与不同捕捞方式的存在，主要与这两个区域渔业资源的分布特征有关。三峡动物考古，可以使人们了解具有三峡特色的一些生产活动。

　　如在何光嘴遗址发现有圆口铜鱼（Coreiusguichenoti）、罗坪遗址发现有鲈鲤（Percocyprispingipingi）、卜庄河遗址发现有中华倒刺鲅（Barbodessinensis）等。这些具有三峡特色的动物资源，使人们知道三峡历史经济，是带有比较强的自身特点的。三峡有些动物种类，虽然在我国相关区域也有分布，但从古文化遗址中，很少发现它们的踪迹。如鳜鱼、扬子鳄、中华鲟等。这些在其他地区遗址中少见的动物，在三峡遗址中能够较多出现，反映了三峡地区该类资源的丰富和古居民对这类水生动物具有较强的捕获能力。鳜鱼在我国其他遗址中未见，但在巴东楠木园遗址、秭归东门头遗址中均有发现。扬子鳄以前在我国长江中游的沙市周梁玉桥遗址、长江下游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等均有发现，中华鲟以前较肯定的发现主要集中在长江三峡地区，如秭归何光嘴遗址、万县麻柳沱遗址等。但在我国同一个遗址中，既出土扬子鳄又出土中华鲟骨骼的，还唯有巴东楠木园遗址一处。这些多种罕见动物遗骸在同一处遗址中出现，增添了人们对它们的新认识。包括对这些标本的鉴定特征等。如扬子鳄和中华鲟都有较大的鳞甲板，但这些标本在同一遗址的出现，使人们对它们的鉴定标准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扬子鳄的鳞板一般没有棱脊，外表面的凹孔大小差别比较明显，凹孔排列没有规律。中华鲟鳞板则凹孔大小和排列有一定规律，并且在背鳞板上有清楚的棱脊。

　　3.三峡动物群与三峡文化交流

　　以动物群的变化，来研究区域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是研究区域文化交流现象的重要方面，同时也是其他研究材料所不能替代的。但在中国，用动物材料研究文化交流的领域尚为空白。三峡动物考古的深入，可填补此研究区域的空白。

　　三峡地区在夏以前，没有发现过卜筮方面的材料。而在商代，突然在一批遗址里出现了卜骨、卜甲等。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较多遗址里，卜骨、卜甲材料，是与家羊遗骸一并发现的。甚至有的遗址卜骨，就是用家羊肩胛骨制作的。如秭归卜庄河遗址、秭归何家大沟遗址等。这一现象使我们认为，三峡的卜筮文化，或许有可能是与家羊一起，是从北方某地传入的（因为商以前的家羊在北方较多一些）。此外，在三峡历史上陆续传入的家牛、家马等家畜动物，也是在人类干预的因素下，人为改变着与三峡居民伴生的动物种类。家畜引进是区域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现象。

　　三峡动物群材料所见的文化交流，还见于某些标本的特殊人工痕迹和特殊动物骨骼的使用上。如卜庄河遗址商代时期的卜甲和青鱼鳃盖骨卜骨等。卜庄河遗址的卜甲，其人工刻凿特征与清江流域的标本有相似特点。卜庄河遗址发现的用青鱼鳃盖骨制作的卜骨，仅见于三峡和清江流域。青鱼是中国特有的大型鱼种，大型青鱼的个体，在自然状态下，比较多的是集中于长江干流，并且大型青鱼每年在产卵期，会溯流至长江上游的三峡区域产卵。因此三峡沿江有很多遗址中出现了大型青鱼的鳃盖骨，包括用鳃盖骨制作的卜骨，如卜庄河遗址、石门嘴遗址等。三峡发现了用大型青鱼鳃盖骨制作的卜骨，是具有其资源基础的。但是清江流域也发现类似的卜骨，同样是用大型青鱼鳃盖骨，同样是使用“三连钻”式的钻孔方法。二者之间是否也有文化交流现象，或者清江流域也是长江干流大型青鱼的产卵场，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现象。

　　4.三峡随葬动物反映出的葬俗文化

　　在三峡较多遗址中，发现有用动物作随葬品的现象。如大溪遗址、卜庄河遗址、官庄坪遗址、罗坪遗址等。统计发现，三峡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历史时期，使用动物进行随葬的考古学文化现象存在有一些规律。在大溪文化时期，随葬动物全部为野生动物，对哺乳动物均是屠宰后用它们的牙齿做随葬品，对龟类是屠宰后用其甲壳作随葬品，对鱼类则是用整体随葬。这种现象反映，哺乳动物和龟类随葬品，可能是在死者生前屠宰、甚至是屠宰较长时间之后保留的骨骼，而鱼类随葬则是入葬时带有肉质的躯体。在整个新石器时代，三峡随葬动物都没有使用附属葬具，没有发现因墓主性别差异而有不同的随葬品现象，也没有发现把动物遗骸握在墓主手内入葬的现象。战国时期，主要是把动物屠宰或屠宰加工为熟食后，放在附属葬具内进行随葬。其中随葬种类主要以家畜为主，包括家猪、家山羊等。也有利用动物遗骸直接做使用工具进行随葬的情况。秦汉时期，随葬动物的加工处理与战国时期相似，但随葬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出现把随葬品放置于专门开凿的壁龛内的现象。随葬动物种类也是以家畜为主，但包括一定量的鱼类和家鸡等。家畜动物除了家猪、狗和家鸡外，较重要的现象是出现了随葬家畜鸬鹚。六朝时期，三峡动物随葬的处理方式至少包括三种情况：一种是把动物屠宰或屠宰加工为熟食后，放置于墓底随葬；另一种可能是把宠物放在墓内随葬；还有一种是延续新石器时代已存在的古老葬俗，即用生前屠宰保留的单个大型哺乳动物牙齿随葬。随葬动物种类是以家畜为主，但也有野生哺乳动物。其中六朝的家猫随葬现象，是动物考古中的重要材料。六朝时期，随葬方式的多样，以及古老随葬方式的遗留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三峡的“巫风蛮俗”。三峡随葬动物的使用情况，从新石器时代早期至六朝，有一直保存的传统风俗，也有一些变化现象。前者如使用墓主生前已屠宰、保存的单个哺乳动物牙齿随葬。后者如由新石器时代早期放在墓底或墓主口内随葬，战国以后发展为放在食具或壁龛内随葬；新石器时代随葬动物全部为野生动物，战国以后逐渐发展为以随葬家畜为主；新石器时代早期一般随葬1种动物，少数随葬2种动物，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随葬有4种动物，秦汉时期出现随葬5种动物，六朝时期出现随葬6种动物等。三峡地区随葬大熊猫、家鸬鹚、家猫等现象，在我国或世界上均具有鲜明个性特点。

　　5.动物材料所见三峡遗址聚落变化在动物考古中，研究者在很多重要的遗址里曾发现过一个重要现象。即某些遗址在早期历史阶段家畜比较多，并且随着时代进步，家畜量持续逐步增长。而到较晚的某一阶段后，其家畜量（比例）却突然跌降，出现家畜经济的突然逆转现象。如上海市马桥遗址，该遗址良渚文化层里的动物遗骸反映，良渚时期的肉食资源是以家畜为主，而到了较晚的马桥文化层里，肉食来源又变为以野生动物为主。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里，约在距今7千-8千年已有家猪。但随着时间的延续，家猪在遗址中的数量不是逐渐增多，而是越来越少了。三峡秭归卜庄河遗址里也有这种现象。如以动物最小个体数统计，卜庄河遗址夏代时期家畜约占动物群总数的14.3%，周代时家畜总数达到38.71%，秦汉时期家畜个体达到动物群总数的83.33%。但到六朝时期，家畜个体却仅占动物群总数的46.66%，出现不和谐的家畜量衰变、逆转现象。如何认识卜庄河遗址和其他遗址家畜经济的“逆转”现象？我们通过对卜庄河遗址各时期家畜量与相关文化综合考察，发现了其中一个重要线索。在遗址家畜量比较大的时期，反映出的遗址经济力量比较强，而在遗址家畜量衰减时期，遗址经济力量式微。再观察历史时期家畜使用情况，家畜是恒产，是稳定的肉食储备，是高质量的营养物质（古人肉食以家畜为贵，因为家畜肉质细嫩、脂肪较多，索求动物脂肪，是肉食供给有限情况下人类肉食的首要目标），是地位与身份的客观体现。因此，家畜在遗址动物群所占比例大小，实际是该遗址政治地位与经济力量综合实力的具体表现。进一步说，它也可以反映一个遗址在所处聚落环境中的地位，以及与该遗址居民相关的经济基础等。具体到三峡卜庄河遗址来说，约在夏、周、六朝时期，该遗址家畜量比较大，家畜比例远远高于周围同期其他一般遗址。在该阶段中，本遗址经济力量比较强，遗址的政治地位也比周围一般遗址高（该阶段遗址中出土有种类和数量较多的卜骨、卜甲等，反映遗址居民身份的特殊）。但在六朝时期，该遗址规模较小，人口较少。这个时期遗址家畜比例突然锐减，反映该时期本遗址在聚落环境中曾经的优越已经消失。

　　通过遗址动物考古文化现象的研究，对认识遗址、聚落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等，也具有启示性意义。

　　6.动物骨骼上所保存的古人类遗迹

　　在古文化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中，表面上常会遗留有古人屠宰、食物加工、骨骼利用等方面的痕迹。这些痕迹是研究古人行为、技术、使用工具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重要资料。但在我国已做的古文化遗址研究中，这方面的领域所涉及者极少。在我国已报告的古文化遗址中，所出土的动物骨骼标本，罕有典型人工痕迹者。但在三峡动物考古中，我们目前已发现有这方面的典型标本。这些标本的研究，是我们从三峡动物考古材料上认识到的重要发现。

　　在湖北巴东店子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发现有典型的人工屠宰、食用痕迹。如古人对大型哺乳动物的肋骨，是采用分段加工的食用方式，其加工工具为石片打制的砍砸器。肋骨截断方式，是在肋骨的两个扁平面进行对向砍砸。如T6⑥A：38号肋骨片，该标本原材料为大型有蹄类的肋骨，长105毫米，宽44毫米，厚20毫米。肋骨片两端，有比较平齐的对向砍击痕。砍痕部位在肋骨对称性的扁平面上，砍击方向与骨长轴横切。砍痕一般都比较宽，其横断面基本呈“V”字形，砍痕边缘为茬状（不平齐）。在同一砍痕上，其各部位宽度不完全相等。砍击痕总体上比较浅，深度一般约0.6-0.8mm。砍痕的不规则形状和同一断口反复砍砸的砍击特点，反映了这些砍击痕迹是使用石片打制的砍砸器砍击所形成的。

　　店子头遗址居民对动物骨骼的另一种砍砸技术，是对比较大和坚固的动物骨骼，使用石片砍砸器采用环绕形砍砸方式，使动物骨骼形成符合需要的断裂，如店子头遗址T2⑦：36号标本，该标本原材料为大型偶蹄类掌骨，长121毫米，宽63毫米，厚45毫米。该掌骨中段断口部位，保留有一圈密集的环绕形砍切痕。砍痕深浅不一，宽窄有些区别，疤痕边缘也不平齐（茬状）。这些砍砸痕迹，可能是使用打制石器围绕一个部位进行环绕形砍击的结果。

　　在店子头遗址中，还发现有遗址居民取食动物骨骼骨髓的特殊技术——对砸技术。对砸技术是指对动物管状骨进行有计划有规则的对向砸击，这种技术现在在人们的实验中已经证明，它是一种很科学的进步的砸骨吸髓技术。其方法是对动物的新鲜管状骨，在其两侧沿骨长轴作密集的对向砸击，致使管状骨由中部整齐地开裂为两半（片），然后可以完整地取食骨管中的骨髓。这种技术，现在在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中仍然流行。店子头遗址T1⑦：34号标本，原材料为大型哺乳动物的管状骨，长48.3毫米，宽21毫米，厚10.9毫米。在骨管外表面对称性的两面，留有连续、密集的对向砸击痕。砸击痕纵向排列，打击点基本排列为一条线，片疤由外向里延续至骨髓腔。T2⑦：35号标本，原材料为大哺乳动物管状骨，长110毫米，宽22毫米，厚9毫米。骨壁厚约6.8mm。在骨管外表面，遗留有连续性的对称性砸击痕迹。砸击疤痕排列紧密，打击点一般不集中，疤痕主要为宽扇形。店子头遗址狩猎民族的专业骨髓取食技术，对研究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古居民的生存方式等，是极为重要的发现。

　　六、结语

　　1.三峡地区动物考古的初步总结

　　三峡是我国目前动物考古材料最为集中的一个地区。三峡地区的动物考古，正逐步建立起我国第一个区域性古动物群序列。在新石器时代，三峡动物群基本上还是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过渡阶段（残余类型）。在商代，三峡才具有其现代动物群东洋界中印亚界的面貌。但在商代至唐，三峡可能为南亚热带气候区，其动物群也具南亚热带特点。宋以后，三峡气候为中亚热带，动物群与今相似。三峡古居民肉食资源，在大部分遗址里，秦、汉以前都是以野生动物为主，明以后逐步改为以家畜为主。三峡家畜发生的时代比较早，但家畜经济在大部分时间和地点都不发达。较早的家畜种类有猪、狗、鸡，后来又逐步引进有其他家畜，如马、牛、羊等。三峡地区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动物资源，也是构成三峡古居民经济生产的特色因素。如古遗址中发现捕获有鲈鲤、中华倒刺鲅、圆口铜鱼等。古遗址中的许多重要动物标本，对研究动物演化和动物生态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如三峡发现的大熊猫骨骼，对研究大熊猫化石种与现生种之间的演变过程十分重要。三峡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材料，反映了三峡是中国古动物群延续生存时间最长的地区。三峡发现有中国和世界上最大的青鱼、草鱼标本。三峡遗址中的蜜獾，在中国全新世时期是首次发现。三峡须鲫，是该物种在中国分布纬度最为偏北的地点。

　　三峡动物考古，在动物考古学文化方面，其研究领域的深度与广度在中国都是十分突出的。随葬大熊猫、驯养家鸬鹚等，是三峡重要的考古学文化现象。三峡地区的动物随葬，是中国目前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历史时期（六朝时期）可作系列观察的唯一地点。三峡鸬鹚随葬现象，是研究鸬鹚渔业发源地的新材料。三峡遗址中鱼类遗骸的研究，是我们认识三峡渔业生产方式、渔业资源和渔业分区的基础。在动物群与文化交流方面，我们认识到三峡地区可能在商代时期，曾接受到黄河流域古文化的影响，如家羊与卜筮文化的同期传入等。并且，在商周时期，三峡地区与清江流域也有着文化交流，如青鱼鳃盖骨卜骨的使用与钻孔方式的相似等。而汉以后家畜马、家畜牛的发现，则表示历史时期三峡地区与外地之间曾有的频繁文化交流。依据遗址动物群材料，来分析古遗址在聚落环境中的兴衰变化、文化传播与突变等，是我国利用动物考古研究古代文化现象的新认识。如遗址中家畜量的“跌降”与“逆转”现象，它可能预示某些遗址在聚落关系中的衰弱，以及外来文化对遗址居民生活产生的严重影响等。

　　2.三峡动物考古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相关认识的比较三峡动物考古，除了可作自身的一些总结性认识外，我们还可以把它纳入到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已做的动物考古全局中去认识。在这里，我们先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动物考古的相关认识作一简述。

　　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大部分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即把主要肉食资源相对稳定地固定在家畜猪上。黄河流域的六畜，至少在殷商以前已经全部家畜化。六畜之外，黄河流域殷商以前可能已驯养有猴、象、马鹿、梅花鹿、麋鹿、骆驼等。养猴的例子，如在殷墟王陵西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有埋葬家猴的墓葬（王陵西区：M4）。墓葬为椭圆形土坑，猴骨架为侧身屈肢，在猴脖颈下方系有一生前佩戴的铜铃。东周时期，黄河流域养猴可能已在民间习见。如《列子·黄帝篇》记“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朝三暮四，足乎？”养象，在史料和考古实例中均可见到，如《吕氏春秋·仲夏纪》“商人服象。”在殷墟武官村北地M35的考古发掘中，发现该墓是专门埋葬幼象的墓葬。幼象骨架完整，象肩上部有一生前佩戴的铜铃，象前肢下方还殉葬有一头小猪。在殷墟王陵区M1400附近，也发现有象的埋葬坑，象坑内有一匹大象的完整骨架，并且随葬有一名象奴（养象的人）。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可能存在有多种鹿类。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中可能驯养有马鹿，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可能驯养有梅花鹿，河北蒿城台西商代遗址中可能有半畜养的麋鹿。先秦以前，黄河流域还蓄养有骆驼和家鱼。《史记·匈奴列传》“其如中说。”中也说，奇畜，则骆驼。《史记·苏秦列传》“燕代骆驼、良马，必实外厩。”家鱼的蓄养，则是从考古材料上得到了证实。在河南信阳孙砦遗址中，出土有西周时期的人工鱼苗养殖池，还出土有当时的鱼罩、鱼篓等多种养殖工具。养虎、豹等猛兽者也有。如《周礼·夏官》掌养猛兽而教扰之。郑玄注：记“服不氏。”“猛兽，虎豹熊罴之属。扰，驯也。教习使之驯服。”《庄子·人间世》中，有对养虎的经验记载，“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不过虎、豹等最终并没有被真正的家畜化，并且养虎、豹的实例在考古中尚需寻找。这类未真正家畜化并需考古验证的例子亦见于养鹤等情况。《左传·闵公二年》记，鹤有“卫懿公好鹤，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卫懿公不仅养鹤，而且还给鹤备有专车、赐鹤爵位等。黄河流域在先秦时可能有家兔，在汉代已有较大规模的家兔畜养。“但仅是在史料上所见，动物考古中还未发现。如《孟子·梁惠王下》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兔”朝廷曾把家兔作为宗庙之荐。“内畜雉、等。”汉代时，《汉书·霍光传》里，有“丞相擅减宗庙羔兔”的记载。《汉书·贾谊传》也有同样的记载，贾谊曾上谏汉文帝“不搏反寇而搏畜兔”。东汉权臣梁翼，曾有很大的养兔规模。

　　《后汉书·梁翼传》“又起兔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调发生兔，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死。”至少在汉代以前，黄河流域已经出现驯鹰、鹞等猛禽。如张衡《西京赋》“乃有迅羽捷足，兽不得发。云：寻景追括。鸟不暇举，青鹘挚于下，韩庐啮于挛末。”迅羽、青鹘均是指驯鹰而言。所谓，是指猎者臂膀上停鹰的臂衣。《后汉书·梁翼传》记有“好臂鹰、走狗”等等。初步总结，黄河流域至新石器时代以来，其主要肉食资源相对稳定地固定在家畜猪上。先秦以前六畜具备，同时还驯养过一些六畜之外的特殊动物。包括已被考古证实的象、有些鹿类和鱼等，也包括尚待考古证实的骆驼、虎、豹、兔、鹤等。鹰、鹞等助猎的猛禽，是在黄河流域汉代以前家畜化的。黄河流域的动物随葬现象，比较明显地固定在家畜猪上。鲜有用其他动物与墓主同室入葬的例子。动物随葬的例数，在新石器时代存在一些。而在历史时期，使用动物随葬现象比较少见。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家畜出现时间，基本同黄河流域在同一时期发生。如黄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前后出现家畜猪、狗等，长江流域的跨湖桥遗址也在距今约8200年左右出现家猪和狗。但是，长江流域古居民的主要肉食资源，其组成种类和获取方法却与黄河流域有较大差别。长江流域自新石器时代开始，许多遗址把水生动物作为肉食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如长江中、上游的宜都城背溪遗址、巴东楠木园遗址，长江下游的江苏圩墩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等。在这些遗址中，除了有多种鱼类外，还有许多蚌类、贝类、蚬类，甚至还有龟、鳖、鼋和多种鸟类（鹭、鹬、秧鸡、野鸭、雁、鹈鹕、鸽类等）。长江流域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先秦以前），是把渔猎作为肉食来源的重要获取方式。六畜之中的有些重要种类，有可能是从黄河流域传入长江流域的，如马和羊等。六畜之外，长江流域也出现了一些本土驯养的具有地方特点的重要家畜动物。比较重要的有鸭、鹅、鸬鹚和龟等。中国的鸭、鹅，是世界上优良的家禽品种。中国鸭、鹅的家畜化过程，可能是在长江流域完成的。从史料上看，先秦时期，我国鸭、鹅已分别由凫、雁驯养而成，所以它……（们曾被分别命名为“舒凫”“舒雁”《尔雅·释鸟》）。先秦时，人们也有把鸭称为鹜的，《尸子·存疑》“家鸭为鹜，如庶人云，不能飞翔，守耕稼而已。”从考古材料上看，也基本可窥见鸭、鹅在长江流域被驯养的线索。如湖北天门邓家湾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土有酷似家鸭、家鹅的陶塑动物。湖北枣阳九连墩楚墓中，发现有使用家鸭、家鹅的随葬遗骸。鸭、鹅，是在中国驯养的很成功的家畜。它们虽然在中国人通常所说的六畜之外，但它们对人们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北魏《齐民要术·卷六》引用晋人的作品说，鹅“家家有焉”。《齐民要术》中除了介绍六畜的驯养方法外，对鸭、鹅的养殖方法，也作有很详细的介绍。唐宋时，鸭、鹅不仅是人们所熟知和喜爱的家畜，并且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可靠的食物资源。如《东坡诗·卷之十六·歧亭五首》：“知我犯寒来，呼酒意颇急。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反映了唐、宋时长江流域农家待客的及时美肴，即为鹅、鸭。鸬鹚驯养，是长江流域驯养猛禽成为生产助手的范例。它与黄河流域驯养鹰、鹞成为生产助手形成对比。早期曾有人引用《隋书·倭国传》“倭国土地膏腴，记载，水多陆少，以小环贯鸬鹚项，令入水捕鱼，日得百余头”。

　　并因此认为，鸬鹚渔业是最早发源于日本。这是以前对有关资料认识不清楚造成的。近年根据长江三峡等地的考古发现研究，在三峡地区的先秦巴人文物遗存中，有很多器物都是把鸬鹚作为器物造型或装饰，并且还有鸬鹚陶塑品等。三峡地区是鸬鹚的常年居留地，并且还是北方鸬鹚的越冬栖息地。三峡巴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鸬鹚捕鱼的民族。长江流域在先秦时期可能也开始养龟，其养龟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食用。太史公在《史记·龟策列传》“余至江南，中记载……江旁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又云，”“近世江上有人得名龟，畜置之，家因大富。”约在唐代时期，长江流域可能也出现驯养水獭捕鱼的生产方式。如段成式《酉阳杂俎》记，“元和末，均州郧乡县有百姓年七十，养獭十余头，捕鱼为业，隔日一放。将放时，先闭于深沟斗门内，令饥。然后放之，无网罟之劳，而获利相若。”养水獭捕鱼，在近现代还有遗迹可见。邢湘臣先生曾撰文记载，19世纪70年代时，其在湖北宜昌还曾见有驯水獭捕鱼的作业生产。初步总结，长江流域家畜产生的起始时间与黄河流域基本相近。但二者的明显区别是黄河流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即开始，基本把家畜猪作为人类的首要肉食对象，家畜饲养是人们肉食生产的主要方式。而长江流域则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先秦以前），主要肉食资源是向自然动物群索取。肉食成分多样化，包括众多的水生动物、鸟类和其他哺乳动物。渔猎是长江流域居民肉食来源的重要生产方式。约在秦汉以后，该区域才逐步把家畜作为主要肉食对象，但渔猎生产也是肉食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江流域除了家畜猪、狗很早被驯化外，还成功地驯养了家鸬鹚、鸭、鹅，它们分别被作为重要的生产工具和家禽品种向世界传播。此外，该区域还有需考古验证的水獭养殖和肉食龟的养殖，等等。使用动物随葬现象，在长江流域显得比黄河流域更多，其延续时间更长、所见品种复杂化。

　　长江三峡地区动物考古现象，在总体特征上与长江流域基本一致，与黄河流域区别较大。如肉食来源方式与使用动物随葬现象等。但就长江流域本身来说，三峡地区具有许多特色。如秭归柳林溪遗址中，把水鹿作为第一肉食对象；秭归何光嘴遗址中，把大型青鱼作为第一肉食对象；巫山大溪遗址中，使用完整的大型鱼类随葬；秭归官庄坪遗址中，使用大熊猫下颌骨随葬。等等。这些例子，在长江流域、在全国和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就肉食对象本身而言，长江下游获取的水生动物除沿海鲸、鲨类外，个体稍偏小的鲫鱼、鳙鱼、鲇鱼、鲻鱼、灰裸顶鲷、乌鳢和其他爬行类等较多，而三峡地区却有较多的鲟鱼和大型青鱼、草鱼，有地方特色的鱼种——鲈鲤、圆口铜鱼、中华倒刺鲅等等。就动物考古材料的积累而言，三峡地区最为丰富。三峡动物考古不仅关注到动物遗骸本身，同时也涉及到多种考古学文化现象。三峡已发现带有多种人工痕迹的最为典型的骨骼标本。通过动物骨骼上遗留的人工痕迹，来了解当时人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是三峡地区动物考古的新思路。利用动物考古与其他考古方法（文化现象）相结合，研究古代遗址在聚落环境中的兴衰变化与外来文化影响等，也是在三峡动物考古材料特别丰富的基础上取得的新认识。三峡动物考古学研究，是解释三峡许多古代历史文化现象的关键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