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多学科研究

五、峡江地区东周青铜器

　　袁艳玲

　　峡江地区指长江三峡宜昌至重庆段。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这一地区是巴、楚互相争夺的重要区域。然而由于文献记载语焉不详，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东周时期巴、楚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范围及其变化未能有清晰的认识。近年来三峡地区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为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前期虽然有部分学者对诸如楚文化的西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对于东周时期峡江地区巴、楚文化的互动，尚未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拟从东周青铜器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从峡江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东周遗址和窖藏中出土的青铜器非常少。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主要为生产用具和装饰品等小件，如镞、鱼钩、削刀、带钩等。如在巫山蓝家寨遗址1999年的发掘，发掘面积560平方米，出土东周青铜器仅3件，其中镞2件，带钩1件；年代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又如在云阳李家坝遗址1998-1999年的发掘，揭露面积1450平方米，遗址中出土东周青铜器20件左右，其中以镞最多，有10件左右，其次是鱼钩和带钩，各有4件左右，另外还有削、簪、半两钱和器足各1件。这批青铜器的年代在春秋至战国末年。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蓝家寨和李家坝遗址中，各出土春秋时期的石镞范1件，说明有些青铜小件是峡江地区本土铸造的。窖藏青铜器多为礼器，见诸报道的是1986年在秭归县杨林区镇下马台村出土的一批青铜器，计虎钮于4件，双耳釜1件。铜器出土时排列整齐，4件于并排卧置于土炕中，铜釜则位于并列的虎钮于前面。从出土情况来看，可能为窖藏。这批青铜器的年代为战国时期。

　　相对而言，峡江地区墓葬中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最多，且以奉节为界，峡江东部和西部地区在青铜器的形制、组合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一、峡西地区的青铜器

　　峡西地区为云阳到重庆段，包括云阳县、忠县、涪陵区。该区域内青铜器也主要见于战国时期的墓葬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料有如下几批：

　　1.云阳李家坝

　　李家坝遗址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境内的长江北侧支流澎溪河东岸。1994年至1995年，在该遗址I、II区的边缘进行了试掘，并在II区清理墓葬10座；1997年至1999年，在II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发掘，共清理东周墓葬85座。这批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坑长度在2-4.6米、宽度在0.7-3.3米之间，墓葬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较多，可以分为三期，年代为战国早期到西汉初年。第三期铜器尤其是兵器较少，一、二期（战国）墓葬的随葬品中有较多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常见组合是剑、矛、钺（斧），另外还有戈、镞等器类，均为巴蜀样式；容器主要是巴蜀式鍪，个别墓葬有楚式鼎、敦、壶等铜礼器；工具有斤和削等。一、二期的陶器组合主要是罐、釜、盂、豆、（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期后段（战国中期后段）新出现了鼎、敦、壶、豆的楚式陶器组合。

　　2.云阳马粪沱墓地

　　2002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云阳县双江镇马粪沱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东周墓葬4座。这批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长2-4米，宽1-2米。随葬品中有较多青铜器，主要是兵器，种类有剑、戈、矛，除去矛有巴蜀与楚两种风格之外，其他兵器均为楚式，此外还有少量青铜车饰。共存陶器主要有鬲、鼎、敦、壶、豆、高柄壶、罐等，均为楚式陶器风格。这批墓葬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其中出土青铜器的墓葬年代约为战国中期。

　　3.云阳故陵楚墓

　　故陵楚墓位于云阳县故陵镇西侧长江南岸的二级台地上，当地称为帽盒岭。1998、1999年，在帽盒岭发掘战国墓葬4座。共发现铜器8件，其中7件出自M3，该墓墓底长约2.3米，宽约1.4米。铜器主要是兵器，有剑和巴蜀式矛各1件，另有漆樽的部件5件。与铜器共存的陶器是楚式的鼎、敦、壶、匜。

　　4.开县余家坝战国墓

　　余家坝遗址长江支流澎溪河西岸的一级阶地上，1994、2000和2002年，在该遗址发掘了60座战国墓。这批墓葬均为中小型墓，长约3米，宽1.2-2.2米。随葬品组合较为一致，战国中晚期男性墓葬的基本组合是铜鍪和陶豆，外加兵器，组合完整的是戈、剑、矛、钺（或斧）、削，不完整者可能缺少其中的一二种；女性墓则基本不见兵器，基本组合是铜鍪和陶豆，有的还有一些玉器装饰品；共存陶器主要是深腹豆。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的墓葬中随葬青铜器数量减少，陶器急剧增多，铜器的种类有鍪、楚式剑、印章等；共存陶器一种为鼎、敦、壶、豆，一种仅有陶豆。

　　5.万州中坝子墓葬

　　中坝子遗址位于万州区小周镇涂家村二组长江北岸的一级台地上。1998、1999年共清理了26座东周时期墓葬，其中有8座随葬有青铜器。这批墓坑口大多长2米，宽不足1米。只有M17稍大，长3.4米，宽1.67米。随葬品中陶器较多，青铜器较少，一般每墓1件，且主要为兵器，有剑、矛、钺和戈等，另有少量铃和环。共存陶器是深腹矮柄豆和罐。随葬品中除戈之外，都为典型的巴蜀式风格。墓葬年代从战国早期到战国晚期前段。

　　6.忠县崖脚墓地

　　崖脚墓地坐落在长江北岸的山前缓坡台地上。1997、1998年度在崖脚墓地共发掘东周墓葬21座，其中楚墓19座，巴墓2座。楚墓的墓口一般长3米，宽2米。随葬品多为陶器，为楚式鼎、敦（盆）、壶或盆、豆、罐的组合，但有的不成套。少数墓葬随葬有剑、矛、戈、刀、镞等铜兵器，只有一座墓出铜鼎一件（BM3）。这批墓葬的年代大致属于战国中期，下限当不晚于公元前278年。巴墓的随葬陶器主要是釜和矮柄豆，未见青铜器。巴墓的年代整体晚于楚墓，其中一座巴墓（BM2）打破楚墓。巴墓的年代相当于战国末期或秦代前后。

　　7.涪陵小田溪战国墓

　　小田溪墓群位于涪陵市白涛镇陈家嘴村，地处乌江西岸一级台地上，1972年到1993年期间，共清理9座墓葬，其中8座墓的资料均已发表。根据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组合的不同，可以将涪陵小田溪的这八座墓葬分为三类：

　　第一类有M1和M2两座，墓葬长约6米，宽约4米。两墓均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大部分文物早已散失。随葬品以铜器为主，主要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和乐器几种。另外还有部分陶器、漆器、玉器、琉璃器等。第二类有M3和M9两座，墓底长约4米，宽约2米。随葬器物以铜器为主，还有部分陶器、玉器等。铜器有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兵器等，不见一类墓中的乐器。第三类有M4-M7四座墓，墓长3.06-3.2米、宽0.76-1.82米。随葬器物有铜、陶、玉、琉璃等类，其中以铜、陶最多。铜器主要是生活用具，兵器和工具很少。

　　铜器组合以第二类墓为代表，生活用具的组合是釜、釜甑、鍪、三足罍（或盆）；兵器的组合是剑、矛、钺、戈、镞、弩机；生产工具的组合是斤、凿。每种器物一般为1件。第一类墓在此基础上，均有乐器，另外每一种器类的数量较第一类多。第三类墓的生活用具组合与第二类相似，但兵器数量急剧减少，只有钺一种，生产工具也很少见。这三类墓的共存陶器主要都是釜。

　　这批墓葬的年代大体为战国末期至秦。其中小田溪M3的一件铜戈上有“廿六年蜀守武造”的铭文，一般认为这里的“廿六年”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即秦统一六国的公元前221年。

　　综上所述，该区域墓葬内的青铜器可以分为巴蜀和楚两种风格。其中巴蜀式墓可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以涪陵小田溪M1和M2为代表，墓葬长约6米，宽约4米。随葬铜器有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兵器和乐器几种。第二等级以涪陵小田溪M3和M9为代表，墓底长约4米，宽约2米。随葬铜器有生活用具、生产用具、兵器等，不见一类墓中的乐器。第三等级墓葬较多，墓长2-4米，宽0.5-2.5米。随葬铜器在战国晚期以前主要是兵器，战国晚期至秦代主要是生活用具。铜器组合以第二等级墓为代表，生活用具的组合是釜、釜甑、鍪、三足罍（或盆）；兵器的组合是剑、矛、钺、戈、镞、弩机；生产工具的组合是斤、凿。每种器物一般为1件。第一等级墓在此基础上，均有乐器，另外每一种器类的数量较第一等级多。第三等级墓与第二等级相比，早期墓葬中随葬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常见组合是剑、矛、钺，生活用具往往只有铜鍪；晚期墓葬中兵器数量减少，生活用具数量增加。这三类墓的共存陶器主要是釜和豆。

　　楚文化墓的年代主要是战国中期晚段，以云阳马粪沱、云阳故陵、忠县崖脚墓地为代表，均为小型墓。长2-4米，宽1-2米，随葬青铜器主要是兵器，种类有剑、戈、矛，多为楚式，此外还有少量青铜车饰，共存陶器主要是楚式的鼎、敦、壶等。

　　随葬青铜器的巴蜀和楚文化两种墓葬在峡西地区的分布，呈现出时空的不对称性。巴蜀文化墓葬较多，分布于整个峡西地区，年代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末期。而楚文化墓葬较少，仅分布于峡西长江沿岸的个别地区，年代一般为战国中期晚段。

　　二、峡东地区的青铜器

　　峡东地区指瞿塘峡以东的长江沿线地区，包括宜昌、秭归、巴东、巫山、奉节等地。该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见于战国中晚期的墓葬中。比较有代表性资料有如下几批：

　　1.宜昌前坪战国墓

　　1971年到1972年，湖北省博物馆在宜昌前坪、葛洲坝进行了发掘，发现战国墓6座，其中4座墓葬（葛洲坝1号墓）随葬有青铜器。这4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墓，除了前坪1号墓略小外，其余3座墓墓底长3-3.7米，宽2米左右。墓葬中出土青铜器有礼器、兵器和日常用器几种。礼器主要是楚式高足平底鼎和细颈提梁壶，兵器常见楚式有箍剑，日常用器主要是镜和带钩。每件器物多为1件。其中前坪23号墓还出土铜印1枚。这批墓葬的年代除前坪1号墓为战国早期之外，余皆为战国晚期。

　　1981年，湖北省博物馆等单位又在宜昌后坪发掘了3座战国墓。墓葬形制与前坪战国墓相似，随葬器物主要是仿铜陶礼器鼎、簠、壶等，青铜器仅见于其中的4号墓和3号墓，均为兵器。其中4号墓出土有无箍剑1、有胡戈4、矛1件，年代为战国早期；3号墓出土斧1、矛1件，年代为战国晚期。

　　2.秭归庙坪墓葬

　　1995-199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四次发掘，清理东周墓葬43座，其中10座随葬有青铜器，种类主要是青铜兵器和装饰品，青铜容器十分罕见。青铜兵器常见具有地方特色的多棱形矛，有时共出扁茎无格剑，箭镞仅见于春秋中期的3号墓，有三棱形和双翼两种。青铜容器仅见于战国早期的M39，出土有铜盖和盘各1件。战国早、中、晚期各有1墓出土的青铜器为铃和磬形饰物。出土青铜器的这批墓葬规模都不大，墓底长一般在3米左右，宽一般不足2米，与铜器共存的一般只有一陶罐，年代在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

　　3.秭归下尾子战国墓

　　下尾子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段的秭归县茅坪镇，1993年宜昌博物馆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战国楚墓1座，发掘前古墓已遭推土机破坏，出土青铜楚式剑1把，还伴出楚式陶敦1件。

　　4.巴东西瀼口战国墓

　　1978年冬至1980年，在巴东县官渡口镇西瀼口村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战国墓2座。两座墓均已被毁坏，1号墓出土文物20余件，质地有青铜器和陶器两类。陶器有鼎、簠、壶等；铜器主要为兵器，有楚与巴蜀两种风格，如三棱形箭镞14件，铜斤1件。8号墓随葬品多为兵器，有扁茎无格剑2、鸟嘴状长胡戈1.年代为战国中期。

　　5.巫山县水田湾和瓦岗槽墓地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00年和2001年度，先后对这两个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其中东周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春秋末到战国初的墓葬，随葬品常见楚式的鬲、盆、豆、罐等陶器组合，还有楚式的青铜剑。战国中期前后的墓葬均出土有青铜兵器，如戈、剑、弩机等，未伴出陶器，以楚式剑为主，少数墓出土了巴式扁茎无格剑。

　　6.奉节上关遗址

　　上关遗址位于瞿塘峡西口长江北岸的坡地上，1998年12月至1999年2月，清理出战国中晚期墓葬6座。这批墓均为土坑竖穴，底长2.5-4.2米，宽1.4-2.3米。其中规模最大的M48，坑口长7米，宽6米。该墓被盗，随葬品仅有楚式铜勺1、2，铁锛1.保存较好的M32的随葬品全为青铜器，容器有鼎、壶、盘各1件，兵器有剑、戈、矛、镞及戈，除了镞外，每种器物均为1件。M27出土铜剑一把，共存器物为陶鼎、敦、壶。其他墓葬因被盗，不见青铜器。这批青铜器，除去M32的矛为柳叶形巴蜀式外，其他的都为典型的楚式风格。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墓葬中随葬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种类主要有剑、戈和矛等。剑以楚式有箍剑为主，有少量巴式扁茎无格剑，戈和矛主要是巴蜀式风格。容器较少，有楚式鼎、敦、壶等。乐器、车马器等基本不见，与青铜器共存的陶器组合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主要是楚式的鬲、盆、豆、罐；战国中晚期主要是楚式的鼎、敦（簠）、壶。这批墓葬应为楚文化墓葬。

　　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与墓葬等级有关。以上墓葬的规模一般都不大，从保存较好的几座墓来看，墓底长一般在3米左右，宽一般不足2米。随葬品多为一套仿铜陶礼器和少量兵器。这与当阳赵家湖乙类墓的级别大体相当，墓主应为中士、下士，随葬兵器的墓主身份可能为士兵。规模较大的只有奉节上关M48，坑口长7米，宽6米，但该墓被盗，随葬品很少，估计为楚国的小贵族。

　　三、关于峡江地区青铜器的认识

　　综上，峡江地区墓葬中出土青铜器的形制和组合存在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主要见于峡西地区，存在三个等级，不同等级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不一样。其中第三等级墓葬数量最多，早期墓葬中随葬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常见组合是巴蜀式剑、矛、钺，生活用具往往只有铜鍪；晚期墓葬中兵器数量减少，生活用具数量增加。第一等级的墓葬还出土有乐器和工具。这三类墓的共存陶器主要都是巴蜀式的釜和深腹豆。这批墓葬应为巴墓，年代从春秋晚期到战国末期，它的所有者应是巴国的一般贵族和下级军士。

　　史载峡西地区为巴人统治区域。虽然目前关于春秋时期巴国的地望尚有不同的意见，但对于战国时期巴国的统治中心在今重庆所辖地区这一点，学术界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或治垫江，后治阆中。

　　“巴子虽都江州，或治平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汉晋时期的江州即今重庆渝中区，垫江即今合川县，平都即今丰都，阆中即今四川阆中县，而枳则在今涪陵县。这说明晚期巴国的统治中心主要在今重庆市所辖地区。常璩记载巴国的统治区域为，“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鱼复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奉节县，僰道即今四川宜宾县，汉中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汉中地区，黔涪则包括了今天的重庆南部及湘、鄂、黔交界地带。这说明奉节以西的峡江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人的势力范围。目前在峡江西部地区所见到的大量春秋晚期和战国时期巴人墓葬，正是巴人统治这一区域的体现。这一区域不同等级的墓葬的发现，正印证了其为巴人统治中心的说法。

　　第二种类型主要分布于峡东地区，主要见于战国中晚期的中小型墓葬中，青铜器主要是兵器，种类主要有剑、戈和矛等，其中以楚式剑为主。青铜容器较少，主要是楚式的鼎、敦、壶。与青铜器共存的陶器组合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主要是楚式的鬲、盆、豆、罐；战国中晚期主要是楚式的鼎、敦（簠）、壶。这批墓葬应为楚文化墓葬，年代主要是战国中晚期，它的所有者应是楚国的下级军士。在峡西地区长江沿岸，也零星分布着第二种类型的墓葬，如云阳故陵、云阳马粪沱、万州曾家溪的楚墓，最西到达忠县，见于崖脚墓地，年代上比较集中于战国中期晚段。

　　随葬这种类型的青铜器墓葬的出现，与楚国的大规模西进有关。早在春秋中晚期，楚国已经逐步控制了峡江东部地区，在鄂西、巫山地区都有非常典型而单纯的楚文化遗存。战国中晚期，出于与秦争霸的需要，楚国一度灭掉了巴国，时间大概在公元前362年左右。史载，“周显王七年（公元前362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战国策·燕策》也有“楚得枳而国亡，齐得宋而王”的记载。

　　至于后来秦所灭巴国，则是逃到阆中一带的巴国的宗支。楚灭巴之后，进一步向西南用兵。楚威王（前339-329年）时，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楚王“使将军庄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另外，据《华阳国志·巴志》，楚国还曾受巴蔓子之请，帮巴国平定内乱。这几次事件，使得楚国的军队一度深入原巴国的腹心地区。峡江西部地区大量随葬青铜兵器的楚文化墓葬的出现，正是楚国对巴国用兵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峡西地区的楚墓主要居于长江沿岸的交通要道，而与此同时的巴文化墓葬反而退居长江支流地区，如云阳李家坝和开县余家坝遗址均位于长江支流澎溪河流域。这说明楚人十分重视对当时长江流域交通要道和战略重地的控制，而其文化本身尚未完全为峡西地区接受，因而在楚人败退后的战国末期，巴文化很快卷土重来，重新占领了峡西的大部分地区，如忠县崖脚墓地在战国中晚期为比较单纯的楚墓，但是到了战国末期，只有巴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