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炳清
在巴史研究和巴楚关系研究中,有一位我们必须涉及的历史人物,这个人就是巴蔓子。巴蔓子是我国古代巴国一位宁愿舍头也不愿失地的将军,其死后,巴、楚两国都以上卿之礼葬之。然由于资料很少,故而作专门研究者不多,一般是在论述巴国历史时顺便涉及,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欲就此作一探讨,以求指教。
一、“巴国有乱”的理解
《华阳国志·巴志》载:“战国时,尝与楚婚。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用城何为?’巴国葬其‘使吾得臣若巴蔓子,乃以上卿礼葬其头;身,亦以上卿礼。’
对于这段记载中的“巴国有乱”,学者多有不同理解。童恩正认为是巴国内乱,极有可能是指奴隶起义斗争,如此才需要从楚国借兵镇压。巴蔓子的行为代表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管维良就分析得更细了,他在其著的《巴族史》第三章第二节中认为“巴国之乱,史载不详,无法知其具体内容,想来不外乎三种情况:第一,奴隶大规模暴动;第二,国内被压迫民族的起义;第三,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奴隶暴动当然是一场具有典型意义的阶级斗争;就是民族斗争,说到底也是一场阶级斗争;就连统治阶级的内部争夺也是社会上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映。总之,这场‘内乱’规模相当大,以至腐朽、垂死的巴国最高统治集团也无可奈何,只好借助楚国的力量,乞师于楚”。
“乱”字,可以作“内乱”讲,如“暴动”、“造反”、“叛乱”等,但也可以作“外乱”“动乱”如“战争之乱”《广韵》“乱。”……讲。兵寇也。因此,“巴国有乱”也可讲为“巴国受到攻击而发生动乱”。有学者就认为“巴国有乱”。可见,有是蜀王伐苴侯引起的巴国边疆动乱“乱”。
多种解释,至于此处作何解,我们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在春秋时期,巴已立国,这是学界比较肯定的答案。到了战国时期,巴国立足川东地区,学界也无异议。然对于巴国的社会性质,学界却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童恩正认为巴国是一个割据的奴隶制诸侯国;冯汉骥认为秦并巴蜀时,巴似乎尚处在奴隶制初期;董其祥在分析了巴蜀社会生产概况后,力主巴是一个奴隶制国家。然唐嘉弘认为,巴子之国从西周初期建立后,有可能进入封建制社会,并未形成一个发达的或发展的“奴隶王国”,在向四川发展时,建成了一个较大的领主制国家。所以,要说巴国发生奴隶暴动或起义,似乎带有很大的猜测成分,甚至间接的文献证据也没有。至于发生民族反抗,倒是更不可能,因为巴人与其他各族多是处于杂居、错居,这种状况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各族的同化乃至融合,况且文献上也没有证据。倒是秦灭巴后,发生了族际间的斗争,《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白虎,乃是崇拜白虎的巴人;阆中夷人,即板楯蛮。因此,要说“巴国有乱”是奴隶起义或族际斗争,是没有充分的理由的。关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则在文献中是更没有依据,属猜“内乱说”那么,测之词,所以,是没有证据的。“巴国有乱”是否是巴国受到别国攻击而发生动乱呢?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蜀世战争,也载。”可见,“巴。”《蜀志》巴与蜀仇,巴蜀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经常发生战事。巴国的求救对象是楚国,故楚应与“巴国有乱”无涉。至于秦,没有文献记载秦巴之间有战事,倒是秦蜀之间有战事发生,如《史记·秦本纪》载:“惠公十三年,取南郑”我们认为“巴国有乱”应与蜀国有关。
“伐蜀”。所以,有学者认为“巴国有乱”是因为蜀王伐苴侯而引起的巴国的北部边疆发生动乱,所以巴蔓子请师于楚,去平定动乱,并强调“苴侯与巴王为好”事在巴蔓子“请师于楚”之前,“苴侯奔巴”事在巴蔓子自刎之后;还认为巴蔓子“请师于楚”的时间必在秦灭蜀之前,其下限不得晚于公元前317年。
然据《华阳国志·蜀志》载:号苴侯,
“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命其邑曰葭萌焉。苴侯与巴王为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亦载:
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巴志》“蜀王弟苴侯私亲于巴,巴、蜀世战争。周慎王五年,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从这两则记载可知,蜀王伐苴侯与苴侯奔巴求救于秦是在同一年,而此年就是周慎王五年,即公元前316年。如若巴蔓子“请师于楚”,则当在蜀王伐苴侯之后,时间也应该在此年,怎么会不晚于公元前317年呢?明白记载是求救于秦,怎么会是求救于楚呢?因此,我们认为“巴国有乱”与“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无关,巴蔓子“请师于楚”当是另一段时期的事。
二、巴蔓子“请师于楚”的时间
明确了“巴国有乱”的性质,对于我们认识巴蔓子很有帮助。因为如果“巴国有乱”是“内乱”,则巴蔓子无疑是借助外国势力镇压民众革命的罪人;如若是“外乱”,巴蔓子则应是忠心救国、舍命爱国的英烈。显然,巴蔓子是后者,受到楚、巴的尊重,以上卿之礼葬之。
由前述可知,蜀攻巴,导致巴国危乱。在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巴蔓子“请师于楚”,使巴国得到稳定、安宁。然此事究竟发生于何时?是哪一位楚王呢?
称春秋时期为来看,
从《华阳国志》“周之仲世”“周之季世”当为战国时期。观战国时期的巴与楚,《史记·秦本纪》载:“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秦孝公元年即公元前361年,时当楚宣王九年。此是说楚国的疆界从汉中开始,向南拥有巴、黔中。而对于巴、黔中,有些学者认为巴黔中本是一地,即巴国的黔中地,为今重庆乌江中下游地区,或指今乌江流域从涪陵上溯到贵州遵义、桐梓,西抵乌蒙山脉威宁一带的大片地区。有的学者认为巴、黔中为两地,巴为被楚灭的都江州之巴,黔中为楚黔中,即今湘西。顾观光在校《华阳国志》时,认为“巴”为“巫”之误,就改巴为巫。按:如若是巴黔中,则说明楚国占有今重庆乌江中下游地区或及其以西,然此地区与汉中之间有隔地,不相连接,与“楚自汉中,南有……”句意不符,况且在此地域的考古发掘中,目前没有发现战国中期的楚文化遗存,说明楚国当时并没有占领该地域;如若巴、黔中是两地,则巴就是今重庆地区与四川达州地区等部分区域,此区域既与汉中连接,又与南边的黔中(今湘西)连接,符合“楚自汉中,南有……”句意,并且云阳、忠县等地发掘出的大批战国中期的楚文化遗存也证明楚国在当时占有该地域。因此,我们认为巴、黔中为两地解有理。段渝先生也认为,战国中叶以后,位于长江干流云阳地区和位于嘉陵江以东渠江流域的巴地,均为楚所占,成为楚国西境。考古资料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1997-1998年北京大学发掘的忠县崖脚墓地,出土了大批的楚墓。考古工作者认为,崖脚墓地是迄今为止分布于最西端的楚墓地,其年代大致属于战国中期,与江陵楚国都城一带的楚墓无论是墓形、棺椁,还是器物组合、器形都完全一致,当属于远征巴国的楚国将士墓。这样,就意味着楚在公元前361年就已占据了峡江地区的部分巴地。此后,巴国显然与楚国关系不很友好,即使遭到蜀国的攻击,也不会请师于楚,只会向秦国求救,事实也确实如此,“蜀王伐苴侯,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结果大家都被秦国灭亡。如此,巴蔓子“请师于楚”应当在公元前361年之前了。
《左传·哀公十八年》载:“巴人伐楚,围鄾……三月,楚公孙宁、吴由于、薳固败巴师于鄾。”哀公十八年,为公元前477年,时当春秋末期。从这以后,巴楚关系不见记载。“肃《史记·楚世家》载:王四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肃王四年,为公元前377年;兹方,即今湖北松滋县;扞关,一说在今重庆奉节,一说在今湖北长阳县西。蜀国攻打楚国,到了松滋县境内,可见势力强大。因为蜀在巴之西,要攻楚就必须经过巴,所以,学者多有怀疑,认为“蜀伐楚”,当为“巴伐楚”之误;有的学者认为蜀国被巴的一支苴所征服,当是两国的联合行动。其实蜀伐楚,“蜀伐楚”实乃蜀攻巴,一直打到巴人占据的湖北清江流域,直至楚国的兹方。“巴国有乱”,将军巴蔓子就“请师于楚”。由于蜀占据兹方,直接威胁到楚都郢的安全,再加上战国早期,巴与楚通婚,关系友好。于是楚国就出兵抗蜀,帮助巴人收复了湖北清江流域,并在今重庆奉节修筑了扞关。即佷山清江也。水色清《水经注·夷水》“夷水,照十丈,分沙石。蜀人见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清江由蜀人命名,也反映蜀军曾攻占湖北清江流域的事实。
1988年至1989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长阳渔峡口镇东南清江北岸的香炉石遗址,认为该遗址有可能就是我国古代巴人最初定居的都城(夷城)所在地,遗址“第三层为东周时期,它已是楚文化的风格了。这时的楚人已进入到清江巴人的腹地,并很快控制了这一地区,离香炉石遗址仅7.5公里的外村里遗址,便是楚人大规模专门生产瓦类建筑材料的基地”。梁载言“施州清江(唐)《十道志》载:郡,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时巴国,七国时为楚巫郡地。”可见,楚人当在战国时期进入清江流域,香炉石遗址的第三层楚文化应为战国时期。楚设巫郡,张正明先生认为在肃王筑扞关同时或稍晚。因此我们认为楚人进入清江流域,帮助巴人驱逐了蜀军。巴蔓子自刎后不久,楚就占据其地,连同峡江地区部分巴地在内,设置了巫郡,香炉石遗址的文化层位变化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从蜀伐楚,在肃王四年,肃王筑扞关以拒之,后不久又置巴郡来看,巴蔓子“请师于楚”的时间当在公元前377年或稍前,楚王当为楚肃王。
有学者认为《巴志》中的“七国称王,巴也称王”应是巴蔓子“请师于楚”的时间上限,即公元前323年,其下限不得晚于秦灭巴之前《巴志》“楚共王立,的公元前317年。其实,也载:纳巴姬,巴亦称王。”可见,巴国何时称王,连常璩都记载紊乱,是明显不能作为巴蔓子“请师于楚”的时间上限的。考察这一段时间内,楚巴关系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巴国也无乱的迹象,就是蜀王伐苴侯而引起的巴国的北部边疆发生动乱也是发生在公元前316年,不在这一时间段内,当然也就谈不上巴蔓子“请师于楚”了。楚怀王明显缺乏领袖气质,虽为纵长,然无实效,不久就听信谗言,不辨忠奸,疏黜屈原,欺于张仪,是一个庸庸无为的人,是楚国衰亡的罪人,他怎么会说得出“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这样的话来呢?当然就更不用说用上卿之礼来厚葬巴蔓子了。
三、对巴蔓子之死的认识
楚驱逐了清江流域的蜀军后,又进军川东,使巴国稳定、安宁。
巴蔓子复国有功,然而面对许下的楚城,爱国的他当然不会给予的。
于是,信守诺言的他只有自刎谢罪。巴蔓子的爱国壮举,赢得了巴、楚两国的尊敬,也维护了两国之间暂时的友好与和平。
巴蔓子死后,楚国以上卿之礼葬其头,巴国以上卿之礼葬其身。《明一统志》载:巴国葬其身于清江县西北“楚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都亭。”荆门山,在湖北枝城市西北的长江南岸,为楚都西方的门户;
都亭,即都亭山,在湖北利川市西边的都亭镇,为清江源头所在。楚人葬其头于荆门山之阳,是为了让巴蔓子回望故国,魂归家乡。
巴人为了纪念这位爱国的英烈,在巴国各地为之立庙树冢。据记载,有三处地方:《方舆胜览》“施第一处在湖北恩施,卷六十一载:州有巴蔓子庙。”第二处在重庆忠县,《蜀中名胜记》卷十九载:忠州“治西北一里有蔓子冢”,“巴王庙在州东一里,又引志云:神即蔓子将军也。”第三处在今重庆市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旁,俗称“将军坟”,即巴蔓子墓。今墓1922年整修,现存墓碑为民国初荣县但懋辛所题,1952年在墓上加了拱券。
湖北恩施,邻近廪君白虎巴人的发源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引说: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相氏、《世本》“巴郡南郡蛮,瞫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出于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从这段记载来看,巴氏最早应是一个氏族,再联合其他四姓发展成为一个族群,后立足川东,就以巴名国,巴国灭后,巴就成为这个地区的名称。巴蔓子应是姓巴名蔓子,出自巴国王族,其故乡在湖北清江流域,故巴国葬其身于此,并立庙纪念。如若是巴国的蔓子,则好像姓蔓了,被楚灭的邓]26[姓曼是倒国……但与巴好像不相干,抑或曼姓在灭国之后,流入巴倒也未可知。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蔓”与廪君白虎巴人五姓中的“樊”相通。
重庆忠县,是巴人的一个聚居区,在配合三峡建设的考古中发掘了大规模的巴人聚落遗址和许多的墓葬遗址,如哨棚嘴、瓦渣地遗址聚落遗址与中坝遗址。巴人在此为巴蔓子立庙树冢,并称其庙为巴王庙,可见巴蔓子忠心爱国的事迹已广为流传,深为民众敬仰。重庆古称江州,是巴国首都所在地,巴人在此为巴蔓子立冢以示纪念,是理所当然。
忠心救国、舍身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这样的英雄人物一直为人民所爱戴、敬仰,这样的爱国事迹一直为人民所传诵、赞扬。在今天巴人后裔的土家族人民中间就流传着巴蔓子的忠心爱国的事迹,故事是这样的:
清江上游的都亭山下有座大古庙。传说里面埋的人就是巴人将军巴蔓子的身子。古时候,这地方属巴国管。有一年,坏人作乱,把巴王赶跑哒,到处残害百姓。“你是巴有人对巴国将军巴蔓子说:国的得力将领,如今巴国有难,你应该想办法,收拾这个烂摊子。”巴蔓子想来想去,办法只有一个:请求邻国出兵援助……他去拜见了楚王,请求出兵平息叛乱。他(楚王)想出兵,又不想干搞(方言:即无代价地做事),“天远路程,哪消耗得下台?你就说:派兵过去,如果答应给我三座城池,我就马上出兵。”要把自己的国土给别人,这好比割巴蔓子的心肝。要是不答应,事情又办不像。巴蔓子想了一歇,含含糊糊地说:到时候是好商量“只要国王出兵平息了叛乱,的。”楚王高兴了,派了好多人马,由巴蔓子领着回到巴国,很快就把坏人打败了,巴国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楚国的兵马刚刚回国,楚王就派人来讨要三座城池。巴蔓子心里像油煎火熬,表面不露声色,准备了上好的酒席待承楚国的使者。“楚国为帮助我巴蔓子说:国费了心,尽了力,我们子子孙孙都不会忘记这天大的恩情。”楚国的使者说:“记得恩情就好,请你把这三座城池交割给楚国吧!”巴蔓子说:往后若楚国有三灾“国土哪能送人?你们现在援助了我们,六难,我们也去帮忙,这不是比现在要去三座城池还好些吗?”楚国的使臣急了,说:巴蔓“割让三座城池是将军当时亲口许下的啊!”子说:“我许的愿,我一人承担。请把我的头带回去谢楚王吧!”说完,他抽出宝剑,地一下,自己的脑壳就落了地。那眼睛还睁得“呼”大大的,像活人一样。使臣叫人做了个紫檀木盒子,装上巴蔓子的脑壳,打马回国去哒。楚王听了事情的经过,受了感动,认为巴蔓子有骨气,就把他的脑壳埋在一座高山的顶上,让他日日夜夜看着巴国的方向。这时候,巴国也把他的身子用最好的棺材装殓了,埋到了都亭山下。
讲述的语言生动形象,再现了巴蔓子的英雄气概。无独有偶,在土家族作家王迟平、柯文翔的小说《青铜英雄——阿尔诺传奇》中,巴蔓子就被塑造成建立巴国的英雄人物阿尔诺的父亲、初巴部落的酋长,重大义、轻生死,智勇双全。
令巴蔓子想不到的是,他死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和平友好关系被楚打破了。楚人控制了清江流域,并向西进占了今重庆云阳、忠县一带的峡江地区,设立了巫郡。前引的《史记·秦本纪》正义云: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巫郡也。”这在考古文化上也有反映,如1997年发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其中第二期的第二组陶器是新出现的,主要特征与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楚文化的特征相近,例如鼎、壶、盂、鬲、甗、折腹盆等器类和凹底陶器等都具有战国时期楚式陶器的特征,年代为战国中期。1998年发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墓葬区,年代为战国中晚期的第二期却是明显的楚人墓葬,与巴人墓葬明显不同。这批墓葬较宽大深峻,使用青膏泥的现象较为普遍,随葬品出现鼎、敦、壶、盒、等楚文化器物。1998年试掘的云阳故陵镇帽盒岭的M3、M4、M5、M7四座战国中晚期的竖穴土坑墓,陶器组合为楚式鼎、盒、壶,M3还出土铜矛、玉环和漆器,规格较高,文化特征以楚文化因素为主。当然,在这些遗址中也有大量的巴人文化,导致巴、楚文化交融,形成了峡江地区的“巴楚文化”。
楚人为何要破坏这种友好和平关系,进占巴地呢?应是为了巴地的盐业资源。当时巴地的盐业资源主要在大巫山地区的三处盐泉,即今重庆巫溪县宁厂镇宝源山盐泉,彭水县郁山镇伏牛山盐泉和湖北长阳县西的盐水。传说楚所要求的三城,就是宝源山盐泉所在的奉节的鱼邑、巫溪的巫邑和云阳故陵邑。由于关系到巴国的经济命脉,巴蔓子当然不会允许,以死谢罪,既表示了自己的重诺,又表达了誓死捍卫、寸土不让的决心。
巴蔓子的死,死得壮烈,死得其所,是为国家而死,是为人民而死,所以人民纪念他,人民传扬他。正是这种忠心救国、舍身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我们民族的力量源泉,并永垂后世,鼓舞着、激励着人们为之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