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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乌台诗案
所谓“乌台诗案”是北宋时期一个有名的冤案，也是一次文字狱，其主角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乌台，是过去对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中说：“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息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所以后来就把御史台称为柏台、乌府、乌署或乌台。南宋的陆游搜集苏东坡所作的讽刺诗及记述他在御史台受审的经过集为一书，书名就叫做《乌台诗案》。
从别人的诗文中找毛病，拈过拿错，罗织成罪，锻炼成狱，这本来就是荒唐的，因此，所有的文字狱都是冤案，都是冤狱。从古到今，一切文字狱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文人，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大量有才华的文人，正直的知识分子。苏东坡既是一位才华绝代的文人，又是性情梗直的知识分子，他之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也就并不奇怪。
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
苏东坡从小聪明绝顶。《宋史・苏轼传》说他１０岁时“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２０岁时“比冠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他２２岁应考时，主考官是北宋一代文豪欧阳修。欧阳修看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喜，曾经告诉别人说：
“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仁宗初读苏轼及其弟苏辙两人的卷子，“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苏轼如此高才，名声又如此之大，先后惊动了两位皇帝，为什么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苏轼传》最后的评论说得好：“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这就是说：有人认为苏轼的说话做事如果能够谨慎一点，收敛一点，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以后即或没有得到重用，至少也不至于惹祸。不过，苏轼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说话小心谨慎，做事畏首畏尾，变成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那还能算是苏轼吗！
苏轼年轻的时候，一直处在顺境之中，所以说话做事，略无顾忌，想说就说，当做就做，心胸坦荡，以诚待人。他认为“作文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他作文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嬉笑怒骂，出乎真情。对人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毫无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险恶。《东坡事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苏子瞻（苏轼的字）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的字）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这是何等乐观，何等真诚！
他在抒怀言志的时候，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认为帮助皇帝把国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话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别人说他吹牛，也不担心别人对他忌刻。他认为天下无坏人，对人从不设防，因此遇到飞来横祸的时候，毫无思想准备，束手无策。以后他在逆境中泰然处之，从文学创作中自寻乐趣，写出许多发自真情、横绝千古的诗文。他到死都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
乌台诗案的真相
照理说，苏轼从小就崭露头角，金榜题名，皇帝重视，前辈关爱，名士推崇，在人生的道路上本不应该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竟会受到一连串的打击？按照俗人的说法，这是他自找的。北宋时期，虽有推行新法与维持旧法的党争，但双方都并不以他为对象。他如果世故一点，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讨好，那就不仅不会倒霉，还能做到位极人臣，终生富贵，因为他本来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可是他不此之图，偏用全部精力去探讨变法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就不客气地进行指责。新党上台的时候，他指出某些新法过犹不及，于民不利；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满，都要打击他。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大傻瓜。
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想到了就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没有想到如何有利于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自己早晚会倒霉。他的聪明在于能够看出变法的种种利弊，如果他没有这个聪明，看不出问题来，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看出来了，说出来了，问题也来了；来自双方的打击接踵而至，打得他晕头转向。
“乌台诗案”就是一次比较集中的大打击。
这次冤案发生于公元１０７９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案情很简单，就是一次单纯的文字狱。因为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指出新党不少时弊，所以新党中的一些小人进行报复，就对苏轼的诗句在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策动御史台上表弹劾，说是苏轼“讪谤朝政”。
对于在别人的文字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一套手法，我们这一代人全都见识过，并不觉得生疏。且看这般小人是如何抓辫子的？
苏轼有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他们就说，这是指责“青苗法”的有名无实，不利于民。
苏轼有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之难以成功。
苏轼有诗“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他们就说，这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过犹不及。
总之，他们把苏轼的诗揣摩过来，揣摩过去，不在其中找出些毛病来，绝不甘休。最后，苏轼的诗几乎都成了“讽刺新法”、“攻击朝廷”、“怨谤君父”的大毒草。还有更厉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在攻击“当今皇上”宋神宗。他们上书给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曾经称赞过苏轼为“天下奇才”
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诬陷也觉得不耐烦了，就反驳说：
“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足见神宗并非暴君，也不糊涂。他这样的反驳，实际上已经是申斥。诬陷者如果脸皮嫩一点，觉得诬陷不成，反而露了马脚，也就从此收手，不再兴风作浪了。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还是一股劲儿进行弹劾，不把苏轼告倒绝不丢手。神宗耳根不得清净，于是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把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进京，锒铛入狱，大肆拷问。这个案子极为简单，不就是苏轼写了几首诗么，不就是无事找事在几句诗上做文章么！审问的结果，只能是以下这两种情况：
一、苏轼并没有攻击别人，正如神宗所说：“彼自吟桧，何预朕事？”（他吟桧树，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些吓死人的分析，都是故作惊人，有意诬陷。
二、有些诗句，就算是苏轼有意为之，也不过是在讽刺新法、批评新法中的某些不当之处。这也定不了罪。
因为神宗在推行新法之时，也允许意见不同的双方展开辩论，只不过最后拍板权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而已。
乌台诗案发生以后，因为主角的名气太大，朝廷内外都十分关注。除了新党中的一些小人还在呶呶不休继续诬陷，一心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之外，旧党人士与新党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了。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这时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书，希望对苏轼从宽处理。曹氏皇太后听说此事，要求神宗亲自过问。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求神拜佛，在苏轼入狱期间不停地做道场，祈求上天保 ，让苏轼早日脱离苦难。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吁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处理，淡化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１００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湖北黄岗）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
这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说起来也并不十分严重，只不过是拘留（不是逮捕）了１００多天，降级降职而已。但是这次冤案却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当时不过４０多岁，正在壮年，时时都想说动皇帝，被召进京，大展宏图，“致君尧舜”，做个治国的能臣。这场牢狱之灾，却使他大开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不屑于与那些小人较量，更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于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场改行做个文人的想法。这一转变，就使得现实社会里少了一个救时宰相，天下后世却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且看一首《洗儿戏作》诗
苏轼在经过乌台诗案的打击之后，头脑是清醒的。
他明知这是自己直言招祸，但是绝不随波逐流，改弦易辙，而是我行我素，不改初衷。在认清那些小人的丑恶嘴脸之后，他更加愤世嫉俗，这种心情很自然地就从一些诗文中表现出来。他的那首名为《洗儿戏作》的自嘲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１０８３年秋，苏轼的第四子苏 在黄州出世。按照当时习俗，生儿满月要行洗儿礼，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自嘲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既称戏作，当然不是真话，而是用来自嘲的反话、戏言。他说“惟愿孩儿愚且鲁”的想法未必真实，但是他所揭示出来的这种社会现象――聪明人每每会受打击，“愚且鲁”者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倒是千真万确。其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头脑清楚的“圣君贤相”实在太少，有权在手就想作威作福的人又实在太多。许多“在上者”嘴里也说欢迎人才，重视聪明人，但是对于那些敢说真话甚至直言犯上的聪明人总是难免心怀忌刻，至于“愚且鲁”者则多磕头少说话，即使开口，说的也是些阿谀逢迎之词，听来既悦耳又舒心，不妨提拔，使任公卿。这么简单的道理，“愚且鲁”者都能很快地领会，难道聪明人反而不能领会？不是。聪明人是不忍心这么做，因为这会坏事；也不甘心这么做，因为有损人格。
三位夫人都是红颜知己
人的性格与他所从事的职业大有关系。当“官人”
必须世故，否则你就对付不了那些人事纠葛；当诗人必须天真，否则你就写不出真情实意、激动人心的伟大诗篇。苏轼是一个从小到老都极为天真的人。他一生所遇到的三位夫人都是他的红颜知己，能够先后为他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长期保护了他的天真，使他能够安心地创作出雄视百代、光照千秋的诗文来。
苏轼一生坎坷，贬官之后生活贫困。他在生活困难之时能够不为家事操心、潜心创作，完全得力于前后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说，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巨制，无不包含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乡，比他小三岁，１６岁出嫁，２７岁病故，只和他相处了１１年。他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说：“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看来王弗虽然年轻，却能博闻强记，是位才女。更难得的，是她比苏轼懂得人情世故，在很多事情上，能提出意见供苏轼参考。《墓志铭》中又说：“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唯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
这位年轻的夫人对观察人的心理变化很有一套本领，比苏轼老练，对苏轼的帮助不小。她在临终之时对苏轼的谆谆告诫，极有见识，让苏轼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苏轼极为悲痛。在她逝世十年之后，有一夜，苏轼梦见了她，醒来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因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称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种类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却是贤妻良母型，为人贤淑，善于理家。她和苏轼相伴的２５年中，不仅遭到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不少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
在苏轼处于极为失意的时期，她全力支撑起这个贫困的家。据苏轼自己记述：“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这样就使得苏轼得以一心从事创作。苏轼一生中最伟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段时期。公元１０８６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受到重用，调汴京担任知制诰兼侍读、龙图阁学士、礼部尚书等职。
这第二位夫人只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却在４６岁的中年辞世。苏轼极为伤感。
苏轼的第三位夫人王朝云，是杭州人。她１２岁到苏家当侍女，１８岁时被收房成为如夫人。她比苏轼小２７岁，但很聪明、早熟，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情。后来，苏轼因为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被旧党中的小人排挤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闷闷不乐。
有一天，苏轼坦腹歇凉，露出一个大肚皮，他带着开玩笑的态度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认为没有说准。只有朝云笑着说：“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朝云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王弗为苏轼生了长子苏迈，王闰之为苏轼生了次子苏迨与三子苏过。这三个儿子都由王闰之一手抚养成人。
公元１０８３年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 ，可惜不久就夭折了。公元１０９４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新党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云坚决追随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后，病逝惠州，亡年只有３４岁。苏轼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为散花天女。朝云逝后，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许流放者回到大陆，他已６５岁。次年，他在江苏常州去世。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在苏轼的一生中有个最明显的转折点，那就是乌台诗案。在此之前，这位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的苏学士曾经满怀信心，一再向朝廷上书，出谋划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浑身解数，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
在此之后，他大彻大悟，知道仕途艰险，立功不易；而且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他宁肯不做“官人”，只做诗人，从此只以文学创作作为终身事业。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明智的抉择。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始终在官场上全力拼搏的人们，也无论是新党、旧党，也无论是君子、小人，一个个纷纷落马；倒是他这位埋头从事文学创作的谪臣，却捧出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诗文，万古流传，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对于苏轼的一生功业，与其叫后人妄加评论，倒不如让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既然说明自己的功业是从乌台诗案以后贬到黄州之时算起，所指的当然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做官。东坡这个地名在黄州，东坡先生这个外号也是他自己叫出来的。
东坡这块地方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在来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苏轼；来到此地之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旷代文人苏东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进死胡同，置他于死地；想不到这一逼，竟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钻出来的时候，豁然开朗，居然走进了文学创作这一片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他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再局限于险象环生的小小官场，而是进入千家万户，广大民间；他从此不再介意一时的是非得失，因为他的名篇杰作必将跨越时空，流传千古。他来自大自然，现在又回到大自然，与鱼虾麋鹿为友；他来自民间，现在又回到民间，与村夫野老为邻。快哉！快哉！
湖北黄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一站。以后东坡在其所作的《书韩魏公黄州诗话》中说：“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陋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他谪居此地时，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流连忘返，又“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他创作的激情，如波涛汹涌而至，真是挡也挡不住。日后流传千古的名篇，大都完成于黄州。试想：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有谁没有读过前后《赤壁赋》与“大江东去”等等壮丽诗篇！
广东惠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二站。当时远贬岭南，大都生还无望，本是令人十分伤感的事。但是惠州父老的热情欢迎，岭南气候的四时皆春，使他十分高兴。《宋史・苏轼传》中说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为惠州地方上做了不少好事，还天真地写诗说：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芽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海南儋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三站。他到海南，已经垂垂老矣。当时海南的环境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朝云已在惠州病逝，他孤苦伶仃地来到蛮荒之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气馁，在海南努力从事两件事情，一是著书；二是办学。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在儋州完成；大量诗词，也已辑录成册。
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能到海南来收徒讲学，远近轰动。许多学子都前来追随，照顾他的生活，亲如子弟。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别海南黎民》诗曰：
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在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他也把黄州、惠州、儋州看做自己的故乡，视老百姓为亲人。笔者在海南生活８年，了解海南的老百姓对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全无兴趣，却以能够拥有“我们的苏东坡”而自豪。他在当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身后永享盛名，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的党争
毋庸讳言，北宋一代新旧两党的党争延续数十年，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从乌台诗案这个冤案、这次文字狱看来，“天下奇才”苏东坡竟然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但是我们能不能由于同情苏东坡，就把这一代的党争看得毫无是处，把北宋一代的朝政看得一塌糊涂呢？那也不能。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年。
在这种制度统治之下，皇帝公开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个人的私产，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个人的奴仆，朝政都由皇帝一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不要说一字不识的芸芸众生，就是读书人、文武官员也没有论政之权。
官员在办事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杀！写错了几个字，杀！在一片喊杀声中，有谁敢去论政？既然无人论政，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党争。北宋一代对读书人（包括文武官员）的政策，既有严密控制的一面，又有宽容笼络的一面，与那些极端专制的封建王朝相比，如元王朝、明王朝，北宋王朝的政策还算是比较宽松的。大臣在朝廷中论政，并不只是光做做样子，还可以认真探讨，在这种基础上，才有新党旧党之间产生党争的可能。北宋的党争距今已有八九百年之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余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对于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一概斩尽杀绝，连光绪帝也被软禁。这样一比较，清王朝不就更显得十分顽固与落后了么！
北宋的党争，参与的官员中既有一心为国的君子，也有浑水摸鱼的小人。党争最激烈的是神宗一朝。神宗并不是暴君，他处理问题还颇有人情味。新党的领袖王安石、旧党的领袖司马光也都是君子，不是小人。王安石是古文八大家之一，司马光则是著名的史学家，皆非不学无术之徒，他们虽然政见不同，经常论战，但那都是对事不对人，是在探讨出一套最佳的治国方案。大家的目标一致，是好朋友，争论起来颇有君子风度，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流传至今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一些书信，就是最好的证明。
苏轼也反对过王安石的某些新法（不是全部反对），当时的人也把他看成旧党，两人之间好像已是“政敌”。
但是他们一面争论，一面还是互相赞赏，长保友谊。《曲洧旧闻》有记载曰：“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请看，他们是多么互相尊重，又是多么亲切！哪有后世的一些无聊政客在政治斗争中那么卑鄙无耻、残酷无情。
当时的新旧两党之中既各有君子，也各有小人。可惜君子虽多，不一定就能把国事办好；小人有那么几个，也就足以坏事，把党争搅得一塌糊涂。苏轼的乌台诗案，就是由一些小人蓄意制造出来的。幸亏皇帝并不糊涂，新旧两党的领袖也都能够很理性地处理问题，所以没有酿成大乱。朝廷并未杀人，苏轼只是遭受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度过几段被流放的日子。与明、清两代杀人如麻的文字狱相比，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苏轼因祸得福，小人们的陷害倒是成全了他，让他有幸完成了横绝千古的许多壮丽诗篇。笔者有诗叹曰：
漫读史书感慨多，奇才竟被小人磨；仕途当时虽受厄，文章千古羡东坡！
乌台，是过去对御史台的别称。《汉书・朱博传》中说：“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息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所以后来就把御史台称为柏台、乌府、乌署或乌台。南宋的陆游搜集苏东坡所作的讽刺诗及记述他在御史台受审的经过集为一书，书名就叫做《乌台诗案》。
从别人的诗文中找毛病，拈过拿错，罗织成罪，锻炼成狱，这本来就是荒唐的，因此，所有的文字狱都是冤案，都是冤狱。从古到今，一切文字狱的受害者，绝大多数都是文人，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大量有才华的文人，正直的知识分子。苏东坡既是一位才华绝代的文人，又是性情梗直的知识分子，他之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也就并不奇怪。
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
苏东坡从小聪明绝顶。《宋史・苏轼传》说他１０岁时“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２０岁时“比冠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他２２岁应考时，主考官是北宋一代文豪欧阳修。欧阳修看了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惊喜，曾经告诉别人说：
“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仁宗初读苏轼及其弟苏辙两人的卷子，“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苏轼如此高才，名声又如此之大，先后惊动了两位皇帝，为什么一生不受重用，而且屡受打击？《苏轼传》最后的评论说得好：“或谓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这就是说：有人认为苏轼的说话做事如果能够谨慎一点，收敛一点，不要那么锋芒毕露，以后即或没有得到重用，至少也不至于惹祸。不过，苏轼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说话小心谨慎，做事畏首畏尾，变成一副唯唯诺诺的样子，那还能算是苏轼吗！
苏轼年轻的时候，一直处在顺境之中，所以说话做事，略无顾忌，想说就说，当做就做，心胸坦荡，以诚待人。他认为“作文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词，皆可书而诵之”。他作文是这样，做人也是这样，嬉笑怒骂，出乎真情。对人说真话，诉真情，情真意切，毫无保留，完全不知道人情险恶。《东坡事类》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苏子瞻（苏轼的字）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自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的字）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交，子瞻曰：吾眼前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这是何等乐观，何等真诚！
他在抒怀言志的时候，说自己“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认为帮助皇帝把国家治好是一件不在话下的事情，既不害怕别人说他吹牛，也不担心别人对他忌刻。他认为天下无坏人，对人从不设防，因此遇到飞来横祸的时候，毫无思想准备，束手无策。以后他在逆境中泰然处之，从文学创作中自寻乐趣，写出许多发自真情、横绝千古的诗文。他到死都是一个十分天真的人。
乌台诗案的真相
照理说，苏轼从小就崭露头角，金榜题名，皇帝重视，前辈关爱，名士推崇，在人生的道路上本不应该遇到什么麻烦，为什么竟会受到一连串的打击？按照俗人的说法，这是他自找的。北宋时期，虽有推行新法与维持旧法的党争，但双方都并不以他为对象。他如果世故一点，利用两者之间的矛盾，对双方讨好，那就不仅不会倒霉，还能做到位极人臣，终生富贵，因为他本来就具备这样的条件。可是他不此之图，偏用全部精力去探讨变法的得失。不管新法旧法，凡于国于民不利的他就不客气地进行指责。新党上台的时候，他指出某些新法过犹不及，于民不利；旧党上台的时候，他又反对全废新法，主张择善而从。这样，两边的人都对他不满，都要打击他。他成了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大傻瓜。
他成天所想的，是如何有利于国，有利于民，想到了就要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说了得罪人也在所不惜。他就是没有想到如何有利于自己，更没有想到这样做下去自己早晚会倒霉。他的聪明在于能够看出变法的种种利弊，如果他没有这个聪明，看不出问题来，就是想说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他看出来了，说出来了，问题也来了；来自双方的打击接踵而至，打得他晕头转向。
“乌台诗案”就是一次比较集中的大打击。
这次冤案发生于公元１０７９年，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二年。案情很简单，就是一次单纯的文字狱。因为苏轼的《湖州谢上表》中指出新党不少时弊，所以新党中的一些小人进行报复，就对苏轼的诗句在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策动御史台上表弹劾，说是苏轼“讪谤朝政”。
对于在别人的文字中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这一套手法，我们这一代人全都见识过，并不觉得生疏。且看这般小人是如何抓辫子的？
苏轼有诗“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他们就说，这是指责“青苗法”的有名无实，不利于民。
苏轼有诗“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他们就说，这是反对“农田水利法”，讥刺兴修水利之难以成功。
苏轼有诗“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他们就说，这是讥刺“盐法”行之太急，过犹不及。
总之，他们把苏轼的诗揣摩过来，揣摩过去，不在其中找出些毛病来，绝不甘休。最后，苏轼的诗几乎都成了“讽刺新法”、“攻击朝廷”、“怨谤君父”的大毒草。还有更厉害的一手，是一口咬定苏轼《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一诗中的两句话“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是在攻击“当今皇上”宋神宗。他们上书给神宗说：“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曾经称赞过苏轼为“天下奇才”
的宋神宗对于这样的诬陷也觉得不耐烦了，就反驳说：
“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吟桧，何预朕事！”足见神宗并非暴君，也不糊涂。他这样的反驳，实际上已经是申斥。诬陷者如果脸皮嫩一点，觉得诬陷不成，反而露了马脚，也就从此收手，不再兴风作浪了。但是小人毕竟是小人，还是一股劲儿进行弹劾，不把苏轼告倒绝不丢手。神宗耳根不得清净，于是下令御史台进行查问，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人们拿了鸡毛当令箭，就把苏轼从湖州太守的任上拘捕进京，锒铛入狱，大肆拷问。这个案子极为简单，不就是苏轼写了几首诗么，不就是无事找事在几句诗上做文章么！审问的结果，只能是以下这两种情况：
一、苏轼并没有攻击别人，正如神宗所说：“彼自吟桧，何预朕事？”（他吟桧树，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些吓死人的分析，都是故作惊人，有意诬陷。
二、有些诗句，就算是苏轼有意为之，也不过是在讽刺新法、批评新法中的某些不当之处。这也定不了罪。
因为神宗在推行新法之时，也允许意见不同的双方展开辩论，只不过最后拍板权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里而已。
乌台诗案发生以后，因为主角的名气太大，朝廷内外都十分关注。除了新党中的一些小人还在呶呶不休继续诬陷，一心要把苏轼往死里整之外，旧党人士与新党中的一些君子都站出来为苏轼说话了。新党领袖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向神宗说：“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语罪人。”这时已经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本人也向神宗上书，希望对苏轼从宽处理。曹氏皇太后听说此事，要求神宗亲自过问。杭州、湖州一带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上书朝廷，却家家求神拜佛，在苏轼入狱期间不停地做道场，祈求上天保 ，让苏轼早日脱离苦难。在朝野上下一片呼吁声中，神宗只好亲自处理，淡化此事，以贬官结案，并未判罪。苏轼被关了１００多天之后，从湖州太守贬为黄州（湖北黄岗）团练副使，成为一个谪臣。
这次乌台诗案对苏轼的打击，说起来也并不十分严重，只不过是拘留（不是逮捕）了１００多天，降级降职而已。但是这次冤案却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来了个急转弯。他当时不过４０多岁，正在壮年，时时都想说动皇帝，被召进京，大展宏图，“致君尧舜”，做个治国的能臣。这场牢狱之灾，却使他大开眼界，使他看穿了小人的险恶，看透了官场的黑暗。他不屑于与那些小人较量，更不愿意与他们为伍，于是就萌生了退出官场改行做个文人的想法。这一转变，就使得现实社会里少了一个救时宰相，天下后世却多了一个千古不朽的大诗人。
且看一首《洗儿戏作》诗
苏轼在经过乌台诗案的打击之后，头脑是清醒的。
他明知这是自己直言招祸，但是绝不随波逐流，改弦易辙，而是我行我素，不改初衷。在认清那些小人的丑恶嘴脸之后，他更加愤世嫉俗，这种心情很自然地就从一些诗文中表现出来。他的那首名为《洗儿戏作》的自嘲诗就是个最好的例子。１０８３年秋，苏轼的第四子苏 在黄州出世。按照当时习俗，生儿满月要行洗儿礼，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自嘲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既称戏作，当然不是真话，而是用来自嘲的反话、戏言。他说“惟愿孩儿愚且鲁”的想法未必真实，但是他所揭示出来的这种社会现象――聪明人每每会受打击，“愚且鲁”者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倒是千真万确。其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在君主专制制度之下，头脑清楚的“圣君贤相”实在太少，有权在手就想作威作福的人又实在太多。许多“在上者”嘴里也说欢迎人才，重视聪明人，但是对于那些敢说真话甚至直言犯上的聪明人总是难免心怀忌刻，至于“愚且鲁”者则多磕头少说话，即使开口，说的也是些阿谀逢迎之词，听来既悦耳又舒心，不妨提拔，使任公卿。这么简单的道理，“愚且鲁”者都能很快地领会，难道聪明人反而不能领会？不是。聪明人是不忍心这么做，因为这会坏事；也不甘心这么做，因为有损人格。
三位夫人都是红颜知己
人的性格与他所从事的职业大有关系。当“官人”
必须世故，否则你就对付不了那些人事纠葛；当诗人必须天真，否则你就写不出真情实意、激动人心的伟大诗篇。苏轼是一个从小到老都极为天真的人。他一生所遇到的三位夫人都是他的红颜知己，能够先后为他承担起家庭的重担，长期保护了他的天真，使他能够安心地创作出雄视百代、光照千秋的诗文来。
苏轼一生坎坷，贬官之后生活贫困。他在生活困难之时能够不为家事操心、潜心创作，完全得力于前后三位夫人的支持。可以说，苏轼流传千古的名篇巨制，无不包含这三位夫人的心血。
他的第一位夫人王弗是他的四川同乡，比他小三岁，１６岁出嫁，２７岁病故，只和他相处了１１年。他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说：“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看来王弗虽然年轻，却能博闻强记，是位才女。更难得的，是她比苏轼懂得人情世故，在很多事情上，能提出意见供苏轼参考。《墓志铭》中又说：“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复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唯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
这位年轻的夫人对观察人的心理变化很有一套本领，比苏轼老练，对苏轼的帮助不小。她在临终之时对苏轼的谆谆告诫，极有见识，让苏轼铭心刻骨，永志不忘。她的英年早逝，使苏轼极为悲痛。在她逝世十年之后，有一夜，苏轼梦见了她，醒来写下了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岗。
苏轼的第二位夫人名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因为兄弟姊妹很多，按排行称为二十七娘。她和王弗不是一种类型，王弗是才女型，她却是贤妻良母型，为人贤淑，善于理家。她和苏轼相伴的２５年中，不仅遭到乌台诗案的横祸，而且经历了不少颠沛流离的流放生活。
在苏轼处于极为失意的时期，她全力支撑起这个贫困的家。据苏轼自己记述：“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这样就使得苏轼得以一心从事创作。苏轼一生中最伟大的最有生命力的作品，例如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都完成于这一段时期。公元１０８６年，宋神宗死，子哲宗继位，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为相，苏轼受到重用，调汴京担任知制诰兼侍读、龙图阁学士、礼部尚书等职。
这第二位夫人只过了几年舒心日子，却在４６岁的中年辞世。苏轼极为伤感。
苏轼的第三位夫人王朝云，是杭州人。她１２岁到苏家当侍女，１８岁时被收房成为如夫人。她比苏轼小２７岁，但很聪明、早熟，很理解苏轼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心情。后来，苏轼因为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又被旧党中的小人排挤出京出任杭州太守，心中闷闷不乐。
有一天，苏轼坦腹歇凉，露出一个大肚皮，他带着开玩笑的态度问家里的人：“你们看我这大肚皮里装的是些什么东西？”有人说是满腹文章，有人说是满腹经纶，他都认为没有说准。只有朝云笑着说：“我看你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觉得朝云才是深深理解自己的知己。
王弗为苏轼生了长子苏迈，王闰之为苏轼生了次子苏迨与三子苏过。这三个儿子都由王闰之一手抚养成人。
公元１０８３年秋，朝云生下了第四子苏 ，可惜不久就夭折了。公元１０９４年，苏轼已经年近花甲，仍被新上台的新党贬到当时的蛮荒之地――广东惠州。这时王闰之已经去世，家里的下人都不敢跟去，只有朝云坚决追随他南下，和他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只可惜她不服水土，一年多以后，病逝惠州，亡年只有３４岁。苏轼无限伤感，在悼亡诗中把她比为散花天女。朝云逝后，苏轼又被流放到海南的儋州。等到朝廷下了大赦令，准许流放者回到大陆，他已６５岁。次年，他在江苏常州去世。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的转折点
在苏轼的一生中有个最明显的转折点，那就是乌台诗案。在此之前，这位被皇帝称为“天下奇才”的苏学士曾经满怀信心，一再向朝廷上书，出谋划策；希望得到重用，以便使出浑身解数，做下一番惊人的大事业。
在此之后，他大彻大悟，知道仕途艰险，立功不易；而且认识到自己过于天真，过于单纯，对付不了官场上极其复杂的人事斗争。他宁肯不做“官人”，只做诗人，从此只以文学创作作为终身事业。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想法，而是一种明智的抉择。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始终在官场上全力拼搏的人们，也无论是新党、旧党，也无论是君子、小人，一个个纷纷落马；倒是他这位埋头从事文学创作的谪臣，却捧出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诗文，万古流传，他的人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对于苏轼的一生功业，与其叫后人妄加评论，倒不如让他“夫子自道”，看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在他的晚年，从海南遇赦回到大陆之时，他对自己的一生功业作了一个最简洁的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既然说明自己的功业是从乌台诗案以后贬到黄州之时算起，所指的当然是文学创作而不是做官。东坡这个地名在黄州，东坡先生这个外号也是他自己叫出来的。
东坡这块地方真是一块神奇的地方。在来到此地之前，他是“官人”苏轼；来到此地之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旷代文人苏东坡。那些陷害他的小人原想逼他走进死胡同，置他于死地；想不到这一逼，竟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钻出来的时候，豁然开朗，居然走进了文学创作这一片无限广阔的新天地。他建功立业的地方，不再局限于险象环生的小小官场，而是进入千家万户，广大民间；他从此不再介意一时的是非得失，因为他的名篇杰作必将跨越时空，流传千古。他来自大自然，现在又回到大自然，与鱼虾麋鹿为友；他来自民间，现在又回到民间，与村夫野老为邻。快哉！快哉！
湖北黄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一站。以后东坡在其所作的《书韩魏公黄州诗话》中说：“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陋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他谪居此地时，既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山间明月流连忘返，又“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如他弟弟苏辙所说的“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他创作的激情，如波涛汹涌而至，真是挡也挡不住。日后流传千古的名篇，大都完成于黄州。试想：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有谁没有读过前后《赤壁赋》与“大江东去”等等壮丽诗篇！
广东惠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二站。当时远贬岭南，大都生还无望，本是令人十分伤感的事。但是惠州父老的热情欢迎，岭南气候的四时皆春，使他十分高兴。《宋史・苏轼传》中说他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他为惠州地方上做了不少好事，还天真地写诗说：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黄梅次芽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海南儋州，是他“平生功业”的第三站。他到海南，已经垂垂老矣。当时海南的环境是“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屋，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朝云已在惠州病逝，他孤苦伶仃地来到蛮荒之地，其心情可想而知。但他并不气馁，在海南努力从事两件事情，一是著书；二是办学。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在儋州完成；大量诗词，也已辑录成册。
这样一位天下奇才能到海南来收徒讲学，远近轰动。许多学子都前来追随，照顾他的生活，亲如子弟。在海南生活三年，遇赦北还，他觉得依依不舍，作《别海南黎民》诗曰：
我本海南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他虽然被贬到天涯海角，历尽艰辛，但是在所到之处，都尽力为地方上做好事，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欢迎与无比尊重。他也把黄州、惠州、儋州看做自己的故乡，视老百姓为亲人。笔者在海南生活８年，了解海南的老百姓对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全无兴趣，却以能够拥有“我们的苏东坡”而自豪。他在当时能够得到老百姓的如此爱戴，身后永享盛名，这恐怕是陷害他的小人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事。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的党争
毋庸讳言，北宋一代新旧两党的党争延续数十年，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从乌台诗案这个冤案、这次文字狱看来，“天下奇才”苏东坡竟然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但是我们能不能由于同情苏东坡，就把这一代的党争看得毫无是处，把北宋一代的朝政看得一塌糊涂呢？那也不能。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实行君主专制制度长达两千年。
在这种制度统治之下，皇帝公开宣布，天下的土地都是皇帝个人的私产，天下的老百姓都是皇帝个人的奴仆，朝政都由皇帝一人决定，别人无权过问。不要说一字不识的芸芸众生，就是读书人、文武官员也没有论政之权。
官员在办事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话，杀！写错了几个字，杀！在一片喊杀声中，有谁敢去论政？既然无人论政，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党争。北宋一代对读书人（包括文武官员）的政策，既有严密控制的一面，又有宽容笼络的一面，与那些极端专制的封建王朝相比，如元王朝、明王朝，北宋王朝的政策还算是比较宽松的。大臣在朝廷中论政，并不只是光做做样子，还可以认真探讨，在这种基础上，才有新党旧党之间产生党争的可能。北宋的党争距今已有八九百年之久，我们不妨回想一下，在距今百余年前，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对于主张变法维新的新党一概斩尽杀绝，连光绪帝也被软禁。这样一比较，清王朝不就更显得十分顽固与落后了么！
北宋的党争，参与的官员中既有一心为国的君子，也有浑水摸鱼的小人。党争最激烈的是神宗一朝。神宗并不是暴君，他处理问题还颇有人情味。新党的领袖王安石、旧党的领袖司马光也都是君子，不是小人。王安石是古文八大家之一，司马光则是著名的史学家，皆非不学无术之徒，他们虽然政见不同，经常论战，但那都是对事不对人，是在探讨出一套最佳的治国方案。大家的目标一致，是好朋友，争论起来颇有君子风度，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深厚友谊。流传至今的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一些书信，就是最好的证明。
苏轼也反对过王安石的某些新法（不是全部反对），当时的人也把他看成旧党，两人之间好像已是“政敌”。
但是他们一面争论，一面还是互相赞赏，长保友谊。《曲洧旧闻》有记载曰：“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王安石）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请看，他们是多么互相尊重，又是多么亲切！哪有后世的一些无聊政客在政治斗争中那么卑鄙无耻、残酷无情。
当时的新旧两党之中既各有君子，也各有小人。可惜君子虽多，不一定就能把国事办好；小人有那么几个，也就足以坏事，把党争搅得一塌糊涂。苏轼的乌台诗案，就是由一些小人蓄意制造出来的。幸亏皇帝并不糊涂，新旧两党的领袖也都能够很理性地处理问题，所以没有酿成大乱。朝廷并未杀人，苏轼只是遭受了一百多天的牢狱之灾，度过几段被流放的日子。与明、清两代杀人如麻的文字狱相比，真可以说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苏轼因祸得福，小人们的陷害倒是成全了他，让他有幸完成了横绝千古的许多壮丽诗篇。笔者有诗叹曰：
漫读史书感慨多，奇才竟被小人磨；仕途当时虽受厄，文章千古羡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