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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章 禁毒人就是贩毒人

  老牌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把毒品鸦片传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清朝道光十七年(1837年)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奏道光皇帝,痛陈鸦片对中国人民危害的严重性,力主禁毒。遂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粤查禁鸦片。1839年徐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合力严缉走私毒品,惩处受贿官吏,迫使英、美毒贩交出鸦片 237万余斤,在虎门当众烧毁。这是 1839年 6月 3日。这在历史上称为“虎门销烟”事件,此举大杀洋人威风,大快人心。但是,由于清廷腐败,加上奸佞当道,最终还是屈于帝国主义的炮舰之下,毒品蔓延至全中国,使中国人民长期陷入毒品灾难之中。中国不仅是一个受害的吸毒大国,从清朝到民国,中国还成为种毒、产毒、运毒的大国,从东北到西南、西北,毒品泛滥中华大地。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军阀连年混战。有的军阀不仅自己是吸毒者,更是最大的贩毒者。为了打内战,以毒品向国外换枪炮,互相残杀,北洋军阀孙传芳、吴佩孚还要搞毒品公开发售,将其作为合法商品官督商办,用以中饱私囊。

  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在人民压力下,提出严禁毒品,设全国禁烟(鸦片烟即毒品)委员会,并自任全国禁毒总监。各省省主席为分监,颁布禁毒条例,取缔种毒,对运毒品处以重刑,大量运毒者处以极刑。一个时期也杀了不少毒品贩子。但由于政治腐败,贪官当道,毒品还是禁而不止。种毒还是照样种,贩毒的还是照样贩。

  在北伐战争之后,蒋介石长期进行反共战争,搞得民穷财尽,以致浩大的反共军费难以筹集。蒋的手下政学系头子张群,推荐杨永泰为蒋充当反共前线南昌行营秘书长。杨向蒋开了一个“滥条”,就是一面严 厉禁毒,一面使毒品国有化,就是禁止私人贩毒,这个一本万利的毒品由禁毒委员会统购统销,以此解决蒋介石着急的“反共经费”,此一“条陈”使杨在蒋面前成为首席“摇鹅毛扇”的人,身价百倍。所以老百姓说:“禁毒人就是贩毒人。”

  上行下效,背着蒋介石在下面掌握禁毒的有权官员,也学得蒋介石搞这一套,甚至青出于蓝胜于蓝。下面几件具体历史事件足资佐证:

  禁毒人“运毒”

  南是旧中国泛滥成灾的毒品地区,四川许多地区种鸦片烟,云南、贵州同样种。其中犹以“云烟”为极品,次之为“黔土”,“川土”也不逊色。当时交通不便,都要靠长江这条黄金水道。重庆便成为云、贵、川三省鸦片最大的集散市场。重庆成为陪都之后,各国大使馆、外国新闻机构等等齐集重庆,再任毒品泛滥,实在有辱国体。蒋介石以全国禁烟总监身份下令,严禁种毒、运毒、贩毒。因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大队(以后是处)以及保安警察、宪兵联合出动,对运、贩、吸者一律逮捕。大批毒品被没收,上千的大小烟馆被查封,吸毒者先后达万人被分别处理。大部分吸毒者受勒戒,有的则被保释。保释就离不开被敲诈勒索,有的官员甚至公开受贿,以致贪污成风。

  为了防止贪污作弊,大行动是由陪都军警宪三方面联合进行,在三四年之内没收了大批鸦片,先后数千斤以上。没收的鸦片按照规定送交政府,由财政大员会同存放涪陵财政部的大仓库内,除派大员专门保管,还加上大封条。

  香港沦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手后,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逃至重庆。抗战前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是依赖杜月笙的,可是到了重庆,杜月笙只有依靠戴笠了。杜是交通银行董事,该行总经理钱新之迎杜住在交行,钱还在黄山蒋介石公馆附近为杜建了一所躲避空袭的别墅。会找钱又会花钱的杜老板到了重庆,第一件事就是要找钱。杜的开销大,要养活那么多门徒,每个门徒也是他找钱的耳目。有个门徒得到一个情况,对杜说:“杜老板,重庆下游涪陵县城郊有个财政部库房,存有几年前没收的鸦片,有云土、川土千斤,价值 50多条黄金(每条 10两)。”杜月笙听了后就动脑筋了。

  杜月笙在戴笠支持下在香港办有专做毒品运销的公司,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毒贩都向杜订了货,并付了部分订金。香港沦陷,这批商人还在。杜在黑道上是有信用的人,正愁无货供给,得知此消息,精神大振,遂与戴笠商议。戴说一切无问题,关键是如何找孔祥熙要一张启封的函令。杜说我想好了,你我都不便出面,给点好处找“傻儿”办。“傻儿”就是范绍增。当时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的办公大院就是“范庄”(范绍增的公馆之一)。范可以直接见孔,于是由范找到孔,只花了 500大洋,就换得财政部启封函,从涪陵仓库把这千多斤鸦片烟运往了广东沿海。这事非戴笠莫属,当时戴还兼任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和财政部货运局长。他还掌握禁毒委员会督察处密查组(由戴派人任组长)等职权,从重庆至湖南到广东沿途都有检查哨所,处处都是他的人马,所以戴派出货运局大卡车十多辆,由缉私武装押运,一路之上浩浩荡荡,畅通无阻。押运人员都是杜的门生。到了广州,按照指定地点财货两清。戴杜两位大老如何分账,就不得而知了。

  较场坝“六・三焚毒”

  抓运毒、贩毒是治安部门长期的任务,抗战陪都为了“国际观瞻”,设了关卡,严加检查。因此许多毒贩为了过关化整为零,从陪都之外的小县、小镇翻山越岭逃避检查关卡,这些亡命之徒铤而走险在所不惜,有的毒贩半夜才把毒品悄悄运进市区内,但仍不免出事,这里破获贩运鸦片 50斤,那里又截获吗啡若干……

  1946年重庆市第一届民选参议会上,有人一再向市长和警察局长提出质询:抗战期间,这些破获没收的毒品哪里去了。为了有一个交代,以平参议员之愤,市府决定禁毒节效仿林则徐公开烧毁储存毒品。重庆的日报、晚报连日大肆宣传。6月 3日上午 9点,市中区的较场坝中间像砖一样黄色纸包的鸦片烟,堆起像小的金字塔一样。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水泄不通。百多个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市警察局督察处长和本区分局长到场指挥焚烧。警备司令部司令和宪兵团长均亲临现场,由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和市参议会议长、参议员等检查陈列的毒品后,并由党部主任委员讲话,宣扬林则徐精神,一套官方形式之后,点火焚烧。

  当晚的晚报和次日日报都按照中央社(重庆分社)的稿件发了焚毒新闻,几千斤毒品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这既宣传了“禁毒”,也纪念了林文忠公老祖宗,同时也向市民作了一个交代,这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

  可是“好事”却没有让市民满意。第二天一家晚报副刊文章,一位自称“瘾君子”笔名的作者,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大失所望》。文章说:“我是老烟(鸦片烟)哥,听说要禁烟,我高兴极了,跑到较场口围着焚烧的鸦片烟拼命呼吸,以为可以过一次老瘾!可是我失望了,大失所望。我虽深呼吸,一点鸦片烟味道都没有,简直是受骗!几千斤鸦片哪里去了?”这位“瘾君子”确有其人,是当时说评书的名艺人。这些鸦片是真是假是骗不了这位“老瘾哥”的。半年后。这位警察局长调离重庆,焚毒内幕被人传了出来:几千斤鸦片是假的,焚毒那一天,参议员、市党部委员检查时,面上一层是真的,大约几十斤,下面全是假的。将真假鸦片一火焚之以掩人耳目,平息舆论。这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假鸦片,是当时警察局长委托义字袍哥大爷冯什竹(他在重庆公开吸鸦片烟)派人用泥巴和锯末作成砖块充当鸦片。他说:“烟土,烟土,用同样包装,真品赝品有何区别。”

  真的鸦片呢,早已换成黄金装进了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的腰包。

  县太爷运毒

  抗日战争时期,南岸区沙罐窑有一个驰骋长江的洪门双龙头杨庆山,他在那里还建立了洪门老庙“红花亭”。在旧中国,杨庆山算得上是一个与青帮杜月笙一样齐名的洪门大头目,其兄弟遍及全国。他还结交了孔祥熙,混到“行政院专员”,在外用的名片第一个头衔是“长江海员工会理事长”,第二个头衔“行政院专员”。

  1943年,从云南来了一位很阔气的客人,住在南岸沙罐窑杨庆山公馆,是杨的兄弟伙,上下都喊他“刘县长”。听说抗战前在湖北汉阳县当过县长,抗战初期到禁烟督察处当过专员,后来辞了职,到重庆带了一中号皮箱云土,从云南、贵州,到了巴县。他知道陪都几个关口不好走,走小路从南温泉绕道翻走山路,到了南岸沙罐窑。

  杨庆山对他说“重庆是军警宪联合把守关口,水陆关口都难过关。”

  刘送了一条黄金孝敬杨,要杨保证他进主城区,其他不管。从玄坛庙至朝天门要经过检查哨,由军警宪统一把守。杨把这个哨的哨长叫来研究办法。哨长是杨的兄弟伙,他说:“可以让刘县长过关,办法是我找两个弟兄护送,过哨卡时委屈一下刘县长,要带手铐过卡……。”

  刘县长送了哨长一条黄金。过哨时宪兵看见哨长和两个检查员铐着一个提皮箱的人犯过卡,就不闻不问,如此顺利过关。

  现役少将贩毒

  抗战八年中,在成都负责治安的四大金刚之一的上校团长魏建中(又名允执)于抗战胜利后升少将副旅长。其实这是明升暗降,团长有实权,升副旅长悬空高挂。他闲来无事,想到四处走走,到泸州、宜宾,沿途都受到旧友新知热情款待。宜宾一位袍哥舵把子为了感激他抗战时在省城“手下留情”,送了他 50斤上好“云土”同时还有10斤是送给某上将主任五姨太太张俊的。魏少将乘坐旅部的军用吉普车,带着两个警卫从宜宾南岸向重庆出发,沿途过关斩将,威风凛凛。

  抗战胜利后,严厉禁毒的陪都,无形中有些松懈。因有厚利可图,冒险家们便将云土、川土大批向重庆走私。重庆西路 “青木关”和南路的“一品场”,是两条进入重庆的交通关口,均由军警宪联合把守。宪兵队坚持三个月换防一次。它的任务除了检查军车外,还有监督所有军警,互相制约,所以这两个关口是走私贩毒的“鬼门关”。凡闯过“鬼门关”,就可大发其财了。有些人为了躲过关口,翻过关后大山,步行进入重庆。作为担任过成都警备团长的魏建中到了一品场,下令司机冲关而过。他没有想到。早得密报已作准备的检查人员,预备了铁丝网于关口,并按照宪兵操作,执行任务时向被检查的军人敬礼之后,就是见官大一级,哪怕是上将都要服从检查。魏团长是四川军人,习惯不听“中央宪兵”的一套,走出军车,两手一叉拒绝检查。不料宪兵们一下子以美式短枪从四面八方将魏连人带车包围起来,强行检查。随即从车中搜出一箱毒品,共重 61公斤,立即带上手铐送进警车。作为现役军人贩毒,并且拒绝检查,情节严重,直接送交行辕(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是西南地区最高机构)。一时舆论沸腾,《大公报》发表短评《少将旅长贩毒置法律何地?》(1947.4.24登载)。那时行辕主任由参谋长肖毅肃代理,肖收到检举信,也知道这是魏的仇家告密,原来想睁只眼闭只眼的,无奈魏闯关拒检,扩大了事态,加上舆论不平,因此只有如实上报南京国防部,批下来交军事法庭按章下置,就地处以极刑。成都魏家人闻讯营救无效,刑场设重庆市中区较场口,执行之日,魏家在较场口铺了红地毯。观众如堵,公开枪毙。魏刑前留下遗书8个大字给儿女:“努力读书,切莫作官。”附随身的美国 51型派克金笔一对留给后人。

  其实,贩毒数量比魏多的大有人在,如被称为“鸦片大王”江津人曾俊臣,贩卖毒品,何止百倍于魏,他却安然无恙。在曾的股东中,不少上将,如蒋介石派的入川参谋团团长贺国光就是其中之一。魏副旅长作了枪下鬼,是一出官场狗咬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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