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群落：续编（下卷）

4、上山下乡四部曲

　　谭世通

　　一失学

　　我虽然出生在一个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家庭，但打记事起就生活在家庭和睦、邻里融洽的气氛中。由于20世纪50年代的正统教育，同其他少年儿童一样，我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家庭教育我诚实正直、友善乐群，我在学校一直担任少先队和班级的干部，对社会抱着美好的心态，并决心要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到了1963、1964年，周围的政治空气已有了越来越浓的极左味道，我也慢慢懂事……在长沙湖南师院附中读初中二年级的我开始感到自己似乎属于另一类人。我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

　　当然，我的思想仍旧十分正统，人也仍旧正直诚实活泼友爱。在不带阶级偏见的老师心目中我仍是个好学生，自己也自认为是个好学生。但当时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不使我在潜意识中有了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最初是从学校常常要填一些表格开始的。这些表格都毫不例外地有“家庭出身”一栏。

　　我知道我父亲作为我祖父唯一的子女，家庭出身是“地主”。因为我那与反清革命志士陈天华是同窗好友，也曾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的祖父解放前拥有二十几亩从祖上继承下来的田产，老年时一直靠收租为生，“土改”时虽年事已高，仍被划为地主。

　　然而我们这一代的家庭出身该怎么填呢？我父母解放前一直在城里靠教书维生，父亲办了一所县立女子中学，但由于经费不足，他这个做校长的常常自己不领薪水。幸亏祖父不要父亲供养，母亲娘家境况也好，父母的小家庭才没有为此而生活困难。

　　我姐姐也曾在湖南师院附中读书，1960年考入湖南医学院。她一直是个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她说对党要忠诚老实，党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填什么出身不要紧，关键是听党的话。于是我们的家庭出身还是以祖父的为准，填“地主”。父母对此也没说什么。因此，在填“家庭出身”时，我也就填了“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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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我学习的课本中，从我看到的电影、听到的广播中，“地主”都是一个罪恶滔天的概念，这不能不使我开始感到自卑。不过最初，这种自卑感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填表过后不久也就忘了。

　　然而，在那个将阶级斗争奉为宝典的时代，如果你的家庭出身不好，那个阴影是你根本不可能摆脱的，因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时刻都在提醒你的家庭出身问题……

　　有一件事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大约是初二年级下期（1963年）一天学校召开各班主要班干部会，我也去参加了。那次主持开会的是学校李副校长。会议一开始，李副校长就劈头盖脸地大叫……“有的人对组织不老实，隐瞒家庭出身。”“难道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共裤连裆吗！”李副校长完全是在咆哮。

　　那次会上李副校长还讲了些什么我一点都不记得了，因为李副校长咆哮过后，我的脑瓜子已变成一团浆糊。不过我还是记得他咆哮时很多同学都低下了头，我也不例外。我倒并没有对组织不老实，不过我也曾想过，以后填表时家庭出身一栏不再填“地主”。一来我觉得我本人并不出身在地主家庭，而更主要的是，填“地主”丢人。虽然我仅仅只是在心里想以后不再填“地主”，但李副校长的斥骂仍使我觉得自己像做了贼似的，脸上火辣辣的。

　　家庭出身产生的自卑感使我心头蒙上了阴影。初二退出少先队后，不少同学开始争取入团，但我却已打定主意不入团了。因为我姐姐申请入团的经历告诉我：团的门坎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了。

　　我姐姐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学生干部，群众关系极好。她不但学习成绩顶呱呱……更是积极要求进步、靠拢团组织，对组织也极其忠诚老实。

　　但是，一年又一年，共青团的大门始终对她紧紧地关闭着。原因很简单：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要考验。虽然我姐姐对那似乎是遥遥无期的考验态度始终虔诚，但这种考验却在我们这些做弟妹的心头留下了浓浓的阴影。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有历史问题像一块沉重的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

　　我的初中生活是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的，而这种浑浑噩噩，主要表现在对自己前途的盲目乐观和对周围正在急剧左转的政治风向的毫不觉察、毫无戒备上。

　　初中，我一直都是半学半玩。凭借一点小聪明，没花工夫就使自己的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错觉，以为读书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以为就这样半学半玩地读下去，将来考个好大学不成问题，实现当科学家的理想也不成问题。

　　当然，我也隐约地感到周围的空气正在变得令人很不舒服（25年以后我才知道那种空气叫“极左空气”）报纸电台以教训人的口气宣扬的理论，与我们实际接触到的现实、与人们的常识相去十万八千里，但我却丝毫也没有将这一切与自己的前途（更没有将这一切与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对这一切完全没有防范。初中毕业考试与高中升学考试前，我仍旧同以前一样没有半点紧张感，仍旧将自己的主要时间和精力消耗在田径场和篮球场上。

　　1964年夏，我以优异的成绩初中毕业：物理一百分，外语九十九分，是全班第一……数学和化学也都是九十几分，语文和政治这两门需要背诵的科目分数虽然比不上数理化，但也不差。随后的高中升学考试，也是自我感觉良好。但是，漫长的暑假过后我等来的不是高中录取通知书，而是不录取通知。在学校时，同学们都称那种通知书为“安慰信”，但我从那半张劣质的油印纸里却没有读出丝毫安慰的味道。那份只几行字的通知除了告诉我因招生名额所限我未被录取外，就是告诫我：个人的理想要服从党的需要。

　　说实在的，接到那份通知书时我的心情是相对平静的，也就是说我对那份通知已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同前几年比，湖南长沙1964年的大、中学校招生、录取工作是十分反常的。离新学期开学已经很近了，按往年，大学、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早已发下来了，但这一年，参加大学、高中升学考试的学子们却迟迟没有得到录取与否的消息。人们开始私下议论，从近两年越来越令人头皮发紧的政治空气中，大家似乎已经预感到了点什么。

　　大学录取情况终于揭晓以后，人们的预感和议论被证实了。

　　以前升大学虽然也要“政审”，但毕竟也看看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可这一次人们发现，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已经完全没有用。那些本人表现好，但家庭出身不好或不太好的学生，不管他如何一贯成绩优秀、才能突出，如何被看好能考上名牌大学，这次收到的一律是“安慰信”；相反，只要“苗正根红”，不管他以前表现是好是差，学习是优是劣，这次统统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显然，这次大学录取凭的是家庭出身，而不是学业成绩和平时表现。因此当随后高中的通知书发下来，我接到的只是“安慰信”时，我的挫折感已不是很强了，大学的录取结果已经给我打了“预防针”。

　　回顾初中生活，不论怎么说，在班上我都是一个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尊师守纪。

　　诚实正直、爱护集体的思想单纯的好学生。

　　我学习不甚努力，但成绩却名列前茅；我发育迟缓、个头矮小，却是班上篮球队主要得分手；学校的少年广播站，我是三个广播员之一；学校搞文艺演出，我总是班主任最先考虑的参演人选。但是，为了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学校的大门对我毫不客气地关上了。

　　我没有能够考上高中既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也因为自己太幼稚，对党太忠诚老实……当然对后面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后悔，忠诚老实永远都是一种好品质。而且在中国当时越来越左的非理性的政治气候下，家庭出身不好，终究没有好果子吃，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的初中同学蒋氏、阿锋当年都考上了高中，是因为他们填家庭出身时都进行了一些“技术处理”。蒋氏一直填他父亲是工人，为此1968年长沙的老三届最初“三个面向”时，蒋氏甚至被分到了广播电台。不过，很快他就被清了出来，仍旧走上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因为进电台审查特别严，终于查出他填报的“父亲”其实是他继父，而他的生父是国民党军官。

　　初中毕业之前，学校进行了“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教育。其实当时学生的学习成绩、思想品质及平时表现的好坏变得一点都不重要了，“出身”才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升学、升到什么学校的唯一标准。

　　我们年级有个诱骗幼女到山上进行猥亵、学习成绩又很差的外号叫豺狗的同学，因为阶级出身好，“考”上了本校师院附中的高中。好多品学兼优却因为出身有问题的同学和我都被关在了校门外。小小年纪就受到这般不公正待遇，但我们当时对那套极左政策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埋怨和不满，反倒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无资格上高中是理所当然的。

　　接到“安慰信”以后，我去了学校一趟，到了班主任夏老师的宿舍。对我不能上高中，夏老师的话很少，也没说什么安慰的话。现在想来，当时他也不可能对我作什么安慰。虽然从当时的作为和以后的发展来看，夏老师不是一个老老实实献身教育的人，而是一个思想“进步”有政治抱负的人，我不过是他政治抱负的牺牲品之一而已。不过不论是当时还是今天，我一点都不怨他。尤其是后来我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文化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本来就落后，政府实行的又是一套非理性的阶级斗争极左路线，这就更加加重了国家经济的严重困境，这种困境必然使大量的学生不能升学或就业，那么，谁来为执政者的低级错误埋单呢？上山下乡就成了我们这一代出身不好的人的“命”。

　　转念又一想，我们湖南师院附中初六四级四班的同学，总是要有人被关在校门之外的，初六四级四班的同学个个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被关在校门外，其他同学也可能就多了一份上学的机会，我用这样的想法来平静自己。当时夏老师对我们的教育也是尽职的，决定把谁关在校门外是当时的政策，不是夏老师可以左右的……

　　那天刚到夏老师宿舍时，单纯的我一开始心中并没有因为落榜而感到太多的委屈……当他问到我是否准备报名上山下乡时，我不假思索地就说准备报名，但不知怎的说着说着却不由自主地抽泣了起来。作为一个酷爱学习的学生，我隐约地感觉到今生大概我已经永远失去了读书上进的机会，老师、同学和校园的钟声将可能与我终生无缘，我突然感受到无助、茫然和一种彻入心肺的痛，于是抽泣得越来越厉害，越来越伤心。夏老师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我虽然没有面对着他，只是低着头抽泣，但却似乎感到有一双同情的眼睛在看着我。

　　我抽泣了一阵以后，自己默默地抹干泪水，就告辞回家了。

　　街道动员的上山下乡队伍也开始奔赴“广阔天地”了。没多久，我父亲工作的湖南师院人事科的人就找上了门，一张无形的大网已经罩住了我，在随后的一年里……我每周都必须到街道办事处参加一两次社会青年的政治学习，要参加街道办事处经常组织的义务劳动，还要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各种开会和政治学习。

　　走投无路的我这个时候又接到区里的上山下乡动员学习班的通知。学习班办在风景优美的岳麓山下的古岳麓书院里，参加学习班的青年也住在岳麓书院。我们睡觉的一排排地铺，就铺在书院内一间大殿堂里。

　　每天上午到山上参加修筑岳麓山环山公路的劳动，下午在书院内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报纸上刊载的先进知识青年在农村大显身手的优秀事迹，以及谈自己的体会和打算，晚上则常安排看有政治教育意义的电影。我们过的是半军事化生活，用修环山公路的报酬支付伙食费。

　　在半个月的学习班上，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利用各种机会做我们的思想工作。不论在劳动、学习中还是在休息时，反复对我们宣讲革命青年应当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革命道理。

　　已下乡的知识青年个个都小心谨慎，在家信里、在回家探亲时从不敢乱说。但是私下里，农村生活的劳累和困苦、“辛苦一年还挣不够口粮”、“身上连一个小钱也没有”等信息仍然悄悄地从他们口中传了出来。不过，我终于还是报了名。

　　因为父母单位的动员，使我和父母都感受到相当大的压力。如果我不接受父母单位的动员，不报名上山下乡，我父母在单位里会遇到政治上的麻烦。

　　我报名上山下乡，父亲什么也没说，母亲则用男子汉就是要出去闯的想法来分散自己内心的担心。她想，外祖父年轻时两手空空漂洋过海去美国，边当洗衣工边攻读学位，结果学成回来做了大学教授；而祖父虽然与反清革命志士刘天华是同窗好友，并结伴游学省城京城，也随刘天华参加过反清革命活动，却因为害怕漂海而滞留在自家闭塞的小山沟里，当了一个小小的土地主。刘天华成了写进历史书中的尽人皆知的反清革命志士，祖父却因为当土地主把后代连累了。母亲“男子汉就是要到外面去闯”的思想于普天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期盼也许有普遍意义……对因出身而惩罚性的必须上山下乡的我们恐怕就不能同日而言了。

　　就这样，1965年9月，已是个身高164厘米的小青年的我义无反顾地奔赴了“广阔天地”――湖南省桂阳县樟市人民公社。

　　二劳累、饥饿与睡眠剥夺

　　临下乡之前，我对将去的农场也作过一番想象。虽然我知道农村不比城市，却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然而实际情况却令我更加失望。汽车把我们拉到的这个叫做樟树下、又称樟市的地方，却是一处杂乱的乡村墟镇，偏僻而破败。一看到它，就使我联想到初中课文《故乡》中的描述：“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

　　樟市叫市不是市，说乡不像乡。它横亘在一条黄泥大土丘的上面。挤挤密密顺丘而建的房屋，连接成了一条长约三百多米、狭窄又高低错落的正街和另一条几十米长的横街。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虽然这街上的住户除了极少数是与公社干部一样也穿着干部装、打着干部腔，在公社粮站、食品站、森工站，供销社、信用社、缝纫社，农具厂、木工厂、麻绳厂，以及饮食店等官办单位工作的吃国家粮的人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生产队耕田种地的农民，但是家家户户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结构……都有一个已经发黑、肮脏不堪的曲尺形木柜台，都叫做铺子。似乎在过去的年月，他们不是农夫，而是生意人。

　　我们农场的场舍处在这些“铺子”的包围中。之前它虽然是公社机关之所在，却只是一幢旧的老式大屋。现在，我们这批最大23岁，最小14岁，由71女36男组成的新式农民就住在这里。于是，我们虽然下了乡，却仍是住在街上。

　　当然，我们人虽然住在街上，但生计却在山沟里。作为我们主要生产资料的几百亩土地，分布在离樟市墟街三四里外的几处缺少水源的山窝窝里和山坡上，这些土地因为没有水源，当地农民才没有开垦而闲置。刚由拖拉机翻耕过来，从翻过来的大块红土仍交织着竹根、布满了树桩来判断，这里不久前还是长满着杂竹。

　　荆丛和灌木的山沟和山坡。

　　107个缺少生活经验，更缺少农业生产经验的城市少男少女，面对古旧的大屋、缺水的荒地，加上每人400块钱的安置费（包括我们下来的旅费、一年的生活费以及拖拉机为我们耕出这几百亩荒地在内的一切生产生活开支以及场舍的建设费全都在里面）构成了我们农场的全部内容。当然，我们还可以享受国家一年的粮食定量指标，条件是我们必须在这片荒山坡上用我们的双手在一年的时间内挣到今后的生活。

　　我们被告知明年将“吃自己的”了。要做到这一点，在那个年代，只有两个字：

　　苦干。

　　下农村之前，我就作好了吃大苦耐大劳的思想准备，在各种会上也表示过这样的决心，但是，樟市二农场的劳动之累和生活之苦却仍然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

　　说到劳动的艰苦，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整日挥汗如雨抡着锄头使手上打满血泡，会想到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过坳。

　　其实，手上打满血泡还好对付，因为手上长满老茧以后就不会再打血泡了。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爬山过坳，压得肩上痛如针扎，腰酸得像要断裂也没什么大不了……半个月二十几天后，肩上的皮肉就适应了长时间压着的重担，腰力增加后筋骨也就不那么酸楚了。是的，我感到手上的血泡、肩膀的疼痛和筋骨的酸楚都能忍受。最难忍受的是在一天劳累之后，筋疲力尽，既填不饱肚子，连必要的睡眠时间都不能保证，更莫说有一点余暇和放松的时间！

　　看看我们一天的生活吧。

　　每天天还未亮，开工的哨子就一声紧过一声。还睡意惺忪，就挑筐荷锄往地里赶了。而要到天黑了，收工的哨子才会响起。

　　然而，收工了就可以轻松吗？不，每人还要从地里挑一大担整出来的竹根、树桩回去给伙房做柴。又累又饿，还要挑着百多斤重的担子一摇一晃地摸黑赶几里山路才能回到场里。这个时候，腹中的空虚和极度的劳累使人感到双腿发软、腰往下坠、脊柱快断……

　　每日晴天一身汗，雨天则是汗水和雨水流在一起，而且还满身稀泥，就连打着赤脚的脚板底下，都沾着几斤由草根黏附在一起的甩都甩不掉的黏泥。一天两头不见光，这种机器人样的生活磨砺着107个从未干过农活的14-17岁的未成年人，天天如此。

　　在如此劳动时间之长、强度之大的情况下，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月九元钱……也就是每人每餐不到一角钱的伙食费。饭每人一餐一钵，不到四两米。菜更是少得可怜。八个人一“桌”，菜最多也就是一小钵冬瓜或是一小钵茄子、萝卜之类的小菜，而且根本没放什么油。有时候，连小菜都没有。收工回来如饿狼奔到食堂，却只能发现每张做“饭桌”的条凳上除八钵饭外，仅摆着一钵照得见人影的干辣椒汤，这便是八个人的“菜”了。遇到这种情形，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将汤分到各人的饭钵中，就着点盐味和辣味狼吞虎咽。

　　每天都是十几个小时的繁重劳动，每餐都是粗劣有限的伙食，这使我刚吃完饭就立即感到又饿了。放下饭钵走出食堂时，我（我发现有些场友也是如此）是从来都不敢正眼看其他还没有吃完饭的场友及他们的饭钵的，因为如果那样，人家就会发现我的目光里充满着赤裸裸的饥馋。啊，那时的饥饿真令我刻骨铭心！“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都没有如此饥饿，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我毕竟还没到“吃长饭”的年龄，更没有参加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

　　虽然我们过着极度劳累又食不果腹的生活，但我们却并没有感到半点委屈和不幸……相反，我们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们下到了省委书记所蹲的“点”上，与省委书记为邻。

　　几乎在我们下乡到樟市的同一时间，湖南省第二号人物――省委王书记，和省军区副司令员彭将军、省委统战部官部长，还有广州军区副政委晏将军等省委及部队的高级领导也来到了樟市，在这里“蹲点”，搞起了高标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省委书记和将军们就住在与我们场舍隔壁的一幢大屋里，我们能常常见到他们，并有机会请他们在我们的日记本上题几个字。这些都使我们兴奋，甚至自豪。而更让我们感到自豪的是，我们这个由长沙知识青年组成的新农场的场长，是省委王书记亲自指定、从领导以前的“点”上调过来的长沙知青模范邓云玉。

　　邓云玉是1963年高中毕业生，虽然下乡只早我们两年，但她的年龄却已经25岁了……

　　父亲是中南矿冶学院勤杂工的邓云玉，小学时代据说是在她那远离省城的老家乡下度过的，不过念初中时，她到了长沙，而且是我妈妈的学生。

　　在考大学虽靠家庭出身，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要看学习成绩的1963年，她由于学习成绩实在太差，所以虽然有个工人阶级父亲（可惜不是高干）算得上“苗正根红”，却仍旧没能考上大学。

　　也许是从来就没有穿过漂亮衣裳，也许是思想革命化，尽管邓云玉已经被省委王书记提拔成了国家干部，但衣着却仍旧朴素得惊人。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她都是穿着那套已洗成灰白色的、男式的干部服。从面部看，如果不是鼻梁上的那副近视眼镜，她简直就是个农村妇女。不过，她穿着干部服时的形象，如果不是那套干部服太旧的话，却颇有几分像文化大革命中穿着军服的中央首长江青。

　　虽然，我们为有邓云玉这样一个模范人物当我们的场长感到骄傲，但很快我们就尝到了由这样的人当领导的滋味。倒不是由于她命令劳动委员肖利萍每天天不亮就拼命地吹哨子，催促我们起床开工，并且不到夜幕降临不准收工；也不是因为我们在她手下，干着粗活重活却连肚子都塞不饱；而是因为每天经过十几个小时的劳累之后，晚上她仍不放过我们，不让我们得到应有的休息和必要的睡眠。

　　每天收工以后摸黑回到宿舍，迫不及待地奔进食堂将几两饭吞进肚后，一个囫囵澡还没有洗完，政治学习的哨声就一遍紧似一遍地响了起来。去集合如果迟了一点，招来的必是一顿劈头盖脸、严厉尖锐的批判。

　　我们的政治学习分两种形式。一种是集中在自己农场学习；另一种则是或集中或分散到附近的樟市大队部，或各生产队去向贫下中农学习，即参加由省委“社教”工作队组织的社员大会、忆苦思甜大会、斗争“四类分子”和“四不清”干部大会。

　　邓云玉的训话主要是两个内容。一个是教育我们这些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要学好《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青年运动的方向》，还要学好“老三篇”，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在艰苦的劳动中自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做到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第二，则是讲她自己光荣的过去，讲她插队当知青时如何如何。

　　邓云玉场长不愧是报纸上宣传过的模范知青，在我们这群后辈知青面前真可谓口若悬河，一些现成的套话她能翻来覆去地每天讲出新花样。而我们呢，起先当然都虔诚地听着，但后来，我们一个个都像熟透了的稻穗头直往下栽。政治学习和场长训话的时间实在太长了，我们实在太累太困了！天天如此，这种被强听硬灌的日子又折磨着每一个人的神经！起初邓场长也随我们下地，但只稍微干干，后来下地也少了。她是世故还是无知，我现在仍有些琢磨不透，不过多半像后者。

　　她这样的人中国当时还有不少。现在回想起那段艰苦的岁月，我感到自己直接用手将不小心倒翻在地的大粪捧回粪桶都算不了什么，筋骨的极度劳累和肚腹的极度饥饿也还好忍受，唯独那每天饥劳之后的剥夺睡眠之苦，今天回想起来，仍禁不住心里打颤和头皮发紧。

　　三革命！革命！

　　我们极度辛劳饥饿和剥夺睡眠的日子正好过了一年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中的革命造反运动，将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打断了。

　　报纸开始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等，沿墟街那些歪歪斜斜的破旧木板屋的墙上，贴满了由公社党委，樟市食品站、粮站、信用社、邮电所、卫生院、农具厂，还有樟市完小等各大小单位写的大字报。作为模范人物，邓云玉自然不甘落后，在她一手推动下，我们农场也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浪潮，人人都写了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

　　1.运动仍在深入

　　狠批了一阵远在几千里外的北京的邓拓以后，人们开始寻找自己身边的“邓拓。”

　　了。于是，在樟市公社的最高学府樟市完小，一个据说曾经当过国民党少校的老教师被揪了出来。虽然樟市与北京相距遥远，但两地的“邓拓”命运完全一样，他们都以“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据说长沙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抓“黑帮”运动，一些同学的家被抄，家人被剃半边头，被挂了黑牌子游街……这一切使我的心情也紧张起来。

　　我父母分别在大学和中学教书，这些地方向来都是运动的重点。因此，我担心父母也会被打成“黑帮”分子。因为很多事实都向我表明，像我父母那样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人，是最容易被“揪”出来的。虽然我知道父母都拥护共产党。

　　拥护社会主义，在我下乡前他们还教导我，叫我听党和毛主席的话，说中国只有共产党领导才能搞得好。不过我也隐约地感到关键不在你是否真正拥护共产党。

　　如果要说你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吃阶级斗争饭、吃政治运动饭的人总会找到证据。

　　我的这种心态在我们农场的知识青年中带有普遍性。在一天晚上“向党交心”的大会上，陈韫安同学就道出了她的矛盾心情。她说，父母从小把自己养大，所以自己对父母是有感情的；但他们又有历史问题，如果他们在这次运动中被定为黑帮，自己应当怎样与他们划清界限呢？陈韫安同学话还没讲完，就已经泣不成声了。我感到，陈韫安同学的话也是我心里的话。

　　运动在深入。我们在担心父母、家人的同时，也开始人人自危。因为据说邓场长也正在我们农场物色“小邓拓”，并准备开展坚决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在竭力争取做运动的积极分子，并希望以此来使自己成为“小邓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有几天，我们这群来自同一座城市、平日关系融洽的知识青年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相互攻击之中。不过，这种知识青年间的大字报战很快就停止了，因为就在这时候，邓场长贴出了一张决定性的大字报。正像不久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使全国的斗争矛头全都指向了刘少奇一样，邓云玉的那张“陶进雄，你想干什么！”的大字报，一下子使全农场的斗争矛头指向了陶进雄。

　　陶进雄是个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县农业局樟市农技站技术员，应省委王书记的要求，他一直在我们农场指导生产。陶技术员虽然是个大专毕业生，但外表却有几分像农民。他教我们做堆肥时，手捧猪屎牛屎往肥堆上摆，完全不怕脏和累。近一年来，他天天同我们一起劳动，手把手地教我们农业技术。因此他与我们大家……尤其是与几个爱学农业技术的同学关系相当好。

　　在邓云玉导演的这场对陶技术员的斗争中，原先因为有的同学不会干农活，陶技术员以爱护的口吻，开玩笑地说的“你这猪脑壳”，就成了打击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罪行。

　　斗争大会一连开了好几个晚上，但陶进雄却并没有被斗垮。邓场长们很快就想出了办法，物色了可怜的姑娘陈韫安作炮灰。陈的父母因有历史问题已在单位被揪了出来。经过邓场长的思想工作，陈韫安终于在最后一天的斗争会上发出了一颗令人难以置信的炮弹：控诉陶进雄曾对她进行非礼。虽然陈韫安的故事十分离奇……陶进雄也坚决否认，但会场上的一片“打倒”口号声就是结论。陈韫安控诉时声泪俱下，这是那个可怜的姑娘对自己身心受到玷污的痛悔。每当回忆起斗争陶技术员的情景我就感到内疚。斗争会上我没有充当打手，而且每次陶技术员被押上台时我几乎都因紧张、害怕而牙齿打颤、全身发抖，但我毕竟附和在人群中喊过口号，这助长了那种不道德的诬陷人、侮辱人的行为。

　　最后，陶技术员被开除公职全家遣送回原籍。他的老婆和年幼的孩子们也跟着受了连累。1995年9月我们重返桂阳县纪念下乡30周年，打听陶技术员的下落时，曾经也在我们农场当过技术员，早几年还担任了县农业局局长的侯技术员告诉我们……陶技术员因家庭出身是地主，所以遣送回原籍后仍是残酷斗争的对象，不久就被斗死了……

　　2.我不是红卫兵，我并不想造反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文化大革命”的经典名言传到农场后，邓云玉在对大家进行训话时就也学着以“黑狗崽子们你们听着”来开头了……当文化大革命的另一句名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传到樟树市时，邓云玉场长立即就带领我们农场全体知识青年去县城造县委的反，造省委“社教”工作队的反，造省委王书记的反了。

　　虽然邓云玉由一名普普通通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变为闻名全省的知青“模范”，变为樟市公社党委副书记兼樟市农场场长，变为国家干部，靠的是省委王书记的赏识和提拔，但听到长沙的大学生造省委的反的消息后，邓场长不是奋起保卫给了她名誉地位的省委和省委王书记，而是立刻就来了个翻脸不认人。她不但将造反的矛头指向县委，也指向了省委工作队和王书记。这使邓场长立即又成了一名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

　　邓云玉的造反行动又一次使她名噪一时。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邓云玉为什么要造县委和省委工作队的反？尤其是，为什么要造对她有知遇之恩的省委王书记的反？说老实话，我并不想造反。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知道“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子”。自己是“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黑五类”子弟，最好不要乱说乱动，更不要去出风头，冒充红卫兵造反。

　　不过，在邓场长要做“革命左派”以及她的行政命令中，我们这些“黑狗崽子。”

　　仅仅只是被迫充当了一回跑龙套的群众演员而已。

　　跟随邓云玉造反以后，我们立即陷入了疯狂敌视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夜之间，整个樟市墟就被讨伐我们的大字报所淹没。这些大字报千篇一律地从家庭出身上来攻击我们，说我们造反是地主资本家狗崽子想翻天。就连本来出身响当当的邓云玉，也被说成是资本家小老婆生的。

　　桂阳县委还是派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组进驻我们农场。邓云玉跑到了“革命造反。”

　　的策源地北京，县委未能逮住她。工作组的领导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就如1957年“反右”，先让“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充分暴露，然后毛主席再一声令下……

　　不久，从省里传来了确切的消息，王××（即省委王书记）是个叛徒，已被彻底打倒了。

　　王××是叛徒这一消息，没有使昨天还决心誓死保卫省委王书记的县委工作组有半点难堪。这些在中国的政治气候下成长起来，对急剧变化的政治风向和人事斗争浪潮适应性良好并如鱼得水的“变色龙”，立即又有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曝出邓云玉与大叛徒王××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形势飞速发展。省里的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宣传队到了桂阳县，来到了樟市人民公社，“造反”之火终于在桂阳县燃烧开来。县里其他单位、学校也开始造县委的反，甚至县委内部也有人造县委的反了。一片大乱，进驻我们农场的县委工作组再已无心在我们农场抓右派，只得草草撤离了。

　　3.天下大乱，思想搅乱

　　社会上完全乱了，我的思想也开始乱了。

　　以前的课本明明告诉我们，是朱总司令1927年带领红军上井冈山同毛主席会师，现在却说当年带领红军在井冈山和毛主席会师的不是朱德，而是林彪！

　　井冈山会师应当是一桩真实的历史事件。当事人毛主席、朱总司令、林彪元帅都还在世，难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在所有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历史事实都可以今天说是这样，明天又说是那样吗？

　　这件事使我觉得受到了欺骗。对此我感到难以接受，我开始怀疑。

　　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标语涂满了城乡所有墙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在全国震耳欲聋的时候，以前一直被党的报纸、电台称作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的党和国家的多数领导人，如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总书记邓小平，贺龙元帅，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彭真等，却一个个名字上打着红×。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对毛主席的过分歌颂，使我头脑中不能不产生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一产生，就立即被我自己否定了，这是罪该万死的反动思想啊……我怎么能怀疑伟大领袖呢？

　　我尽量不让自己的思想往引起我疑问的种种事情上想，而是照“毛主席语录”上所说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现象，使我的思想总是离经叛道。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生存，我宁愿相信那些近乎荒谬的宣传，而不愿根据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当时，只要是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而只要是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不满18岁也照样枪毙。

　　总之，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我在郴州火车站就亲眼看到一张由某法院发布的处决一个15岁的现行反革命的布告。布告说，该现行反革命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县某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其走资派老子被打倒后，他心怀不满，公开呼喊打倒伟大领袖的反动口号。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判处他死刑立即执行。

　　极左宣传的蛊惑加上镇压的威慑，使我（我想也使几乎全体中国人）的思维只能在党中央毛主席划定的范围内打转。

　　革命造反使全国陷入了混乱。混乱中我们农场的生产瘫痪了，混乱中我们全都倒流回了长沙。当时的长沙，社会上造反组织林立，“司令”满天飞。一些地方的知青还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说上山下乡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产物，要打倒，实际上是想“造户口的反”。不过对“造户口的反”我并不关心。虽然乡下的辛劳和饥饿使我更加留恋城市，做梦都想自己的户口能迁回长沙，但我心中明白“造户口的反”是绝对行不通的。因为事情明摆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挂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金字招牌。

　　因此，其他地方的知青在长沙造反造得热火朝天，我与我的伙伴们却多半只是看热闹和串门逛街，当逍遥派。

　　四接受另外一种再教育的日子

　　1968年下半年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农场是办不下去了，上面也认为成堆知识青年在一起难以控制，决定撤销农场，分散插队。11月1日，我来到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开始了插队知青的生活。

　　生产队的劳动与农场的劳动一样累，不过由于有了萝卜红薯作为填充，我的肚子总算不饿了。生产队的乡亲们对我也很友善，尤其是在生产队不必天天晚上政治学习、听训话、亮思想，这使我在心理上有了一种轻松感，很快适应了生产队的劳动生活。

　　在生产队，我心甘情愿地与贫下中农一起面向黄土背朝天，牛马般地劳作。

　　然而，大约两年以后，我受到了另外一种再教育。

　　1.在知青中招工对我的再教育

　　1970年前后，传来了工矿企业在知识青年中招收工人的消息。不久，我又收到朋友李卫国的来信，靠关系转到长沙城郊农村的他，已被招进有名的长沙纺织厂当了工人。

　　一年又一年，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招工，我失望地发现，进工厂做工人与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知识青年无缘。当那些“苗正根红”或苗基本上正、根大致上红，加上又有后门的知青伙计或堂而皇之，或秘而不宣，但都兴高采烈地进城去当工人后，留在广阔天地里干革命的，就基本上只剩下我们这些“黑狗崽子”了。

　　虽然我们这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全都极其真诚地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扎扎实实（或者说老老实实）地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希望以此得到党对自己的信任，但结果却十分明显：我们这样做只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一方面，大肆正面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一条有远大前途的光明大道，要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干革命；另一方面，农村实际上成了出身不好的城市青年的放逐地。报纸宣传和实际执行完全背离，我开始怀疑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真实目的了。

　　2.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受到的再教育

　　由于长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真正接触了社会，我发现太多的极左路线的宣传与实际情况正相反的例证。

　　多少年来报纸电台都是大肆歌颂“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但在平时劳动中，从贫下中农那里，我却听到了另一种大跃进。

　　乡亲们几乎是争相告诉我说，“大跃进那阵，‘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最厉害了。本来是个好年成，可是稻谷倒穗了、红薯在地里烂了都不让收。劳动力全都抽去大炼钢铁。结果钢没有炼出来，还把各家各户的锅也砸了，山上的大树也为烧木炭炼钢铁而砍光了。尤其是即将到手的粮食没有及时收获，造成很大的损失。搞到后来，饭都没有吃，过起了苦日子”。

　　在乡亲们嘴里，“大跃进”实际上是一场瞎胡闹，而“苦日子”则是大跃进的结果，它根本不是什么自然灾害造成的；至少在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和岭下生产队……苦日子的原因不是自然灾害。

　　苦日子到底有多苦？乡亲们没有细讲。但妇女们都说，“苦日子”时，她们每个人的月经都停了，差不多人人都得了水肿病。身高体大、力气过人的“黑子古。”

　　就是得水肿病死的。没有粮食，人人都吃糠，结果大便拉不出来，要用手去抠。

　　吃不饱，夜里饿得受不了，就跑到地里去偷生产队的萝卜吃。

　　“那时我们人人都偷过萝卜。我们都当过小偷呢！”乡亲们说。

　　乡亲们除了喜欢讲大跃进的往事外，也喜欢讲大跃进时的人物。而讲得最多的是公社党委书记“烂钵头”（这一带农民将那些好吃懒做、在外流窜，靠诈骗、偷窃过日子的人称做“烂钵头”）

　　“烂钵头”是邻近的岗口大队人，“土改”起家。据乡亲们说，“烂钵头”工作能力很强，搞行政命令软硬兼施很有一套。“烂钵头”又能说会道，扁的他可以讲圆，圆的又可以说扁。

　　搞大跃进、吃公共食堂，家家都不准养猪，结果过年时户户都无猪可杀。无猪杀就没有肉，就不可能像往年那样做猪肉肘子、猪肉丸子。过年都没肉吃令人人都感到沮丧。可“烂钵头”却在公社万人大会上口水横飞地说：“我们有‘萝卜肘子’‘萝卜丸子’……”

　　不过，乡亲们说，“烂钵头”最大的本事还是玩女人。因此关于“烂钵头”故事的最主要部分，是他如何玩女人，玩了多少。

　　“烂钵头”玩女人也是软硬兼施。他利用自己公社党委书记的权力，施点小恩小惠便使一些妇女自觉自愿地陪他上床；而对那些不肯就范者，他甚至拔出盒子枪比着（乡亲们说“烂钵头”P股上成天都挂着盒子枪）强迫不从者就范。

　　他每到一个大队，先搅动如簧之舌，叫男人们为大炼钢铁而通宵达旦地守在小高炉旁，而他在公共食堂吃饱喝足以后，就以听汇报谈思想为名，乘机纠缠他看上的娘儿们，胁迫人家与他干那事……

　　大跃进的许多往事是苦涩的，但有一件事，岭下的乡亲们一讲起来就笑得合不拢嘴。

　　乡亲们说，我们生产队涧对面的一大片土地，原来是坪冲生产队的。大跃进时，因为吃公共食堂搞“共产主义”了，所以个个生产队都嫌自己的田土多，都想划出一些给其他生产队耕种。坪冲生产队是个大生产队，人“强”地广，硬是要把涧对面那一大片地划归岭下生产队，而岭下人向来老实本分，在大队的劝说下，没有办法只得接受了坪冲生产队划来的那一大片地。

　　把自己的土地划给岭下，坪冲人开心极了。可不久，则轮到岭下人开心了。因为后来公共食堂垮了，又开始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政策。那一大片土地使岭下生产队多收了不少粮食。

　　“后来坪冲人又想要回那片地，但我们坚决不给。‘当初可不是我们要占你们的……是你们自己硬要划给我们的’。要了几次要不回土地，坪冲人也不好意思再开口了。”

　　说起这件往事，岭下的乡亲个个比捡到宝贝还开心。但我听了这个故事却只有苦涩感。我从小就从书本中知道“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但大跃进却使农民不再爱如自己命根子般的土地。对于报纸上经常吹捧的大跃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讽刺呀。

　　乡亲们的大跃进故事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它使我隐隐约约感到，多少年来，报纸、电台上一直极力吹捧的大跃进并不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它不单只是一场瞎胡闹，也是一桩大罪过、大灾祸。

　　1968年下半年，报纸、电台大肆宣传全国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贫下中农争相购买毛主席著作，我看到的却是硬性摊派，每家每户都必须购买一套《毛泽东选集》。我下乡时已有一套《毛选》四卷，刚下到生产队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不过这次仍得再买一套。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眯眼哥”、“财拐”和“马拐”家都得买。而面对这种硬性摊派，农民们只有无奈而木讷地接受。

　　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结果却是粮食不够吃、衣衫破破烂烂，常常连买煤油点灯的钱都没有。“锅里没�，肚里没魂”呀！坪村生产副队长春福癞拐将自留地里种的一点花生拿到自由市场卖了，结果在全公社生产队干部会上受到批判，说他搞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

　　总是宣传旧社会地主是如何残酷剥削压迫贫下中农的，我却从响当当的贫雇农那里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说法。两个解放前在桐木一带所有的地主家都当过长工、打过短工的老贫雇农（其中一个叫侯守元）他俩都是响当当的贫雇农、土改根子……土改、社教时都担任过贫协组长。1971年秋冬季节，村里一个农民的母亲死了……我与同队知青杜陵被安排上山挖墓坑，两位老农带领我们挖坑。老农们边挖坑边说话（根子不红的人是不敢说的）他们说，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对农民有利，却被整死了；过去当长工挣的稻谷比现在在队里出工挣的多得多；以前的东家有好的也有差的，但好的占多数。雇工是由东家供饭的，有的东家怕你吃饭时讲客气不夹肉吃，就会将肉块埋在你的饭底下让你吃。现在的大队书记，比过去的地主还剥削压迫人！他们讲的大队书记是他们同宗的侄儿辈人。

　　总是宣传解放前地主如何不劳而获贪图享受。1969年初，生产队派我到大队合作医疗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一天，一个五十来岁的汉子从工地旁的马路走过，建筑队的大工骆师傅就与其他人议论，说那汉子是个窝囊地主。我问他们什么叫窝囊地主？他们解释说，那个人是我们大队贺家生产队的，解放前过得比贫下中农还苦还累，冬天连棉衣都没有穿过，省吃俭用又辛劳过人，省下钱刚买了田，还未来得及享受就解放了，田也被分了，家庭又划了地主。你说这样的地主窝囊不窝囊？

　　总是宣传地主的剥削压迫造成了贫下中农的贫困。我却听说当年岭下最贫困的雇农“马拐”家解放前之所以一贫如洗，是因为他父亲嗜赌如命，“最后连灶头上的火钳都输掉了”，“马拐”差点被他父亲卖了。现在，“马拐”却常常说：“那时候，我当长工一天挣的谷子，比现在在队上出一天工挣的多多了！”

　　刚下到生产队时，我是毛泽东的忠实崇拜者。我以为，贫下中农一定比我更加崇拜毛泽东。农村的生活与劳动，使我惊奇地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那时，我正被生产队派到大队合作医疗站建筑工地做小工。一次工余休息与工友们聊天时，我说起自己从报纸上（当然是文革期间造反派办的那种报纸）看到的一则消息，说经医生检查，毛主席身体非常健康，至少可以活到一百二十岁。

　　我的这则消息立即引起了不同的反应。中年泥水匠骆师傅似信非信地说：“我们顿顿吃红薯，毛主席餐餐吃大米，他当然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石磷、明拐、从林等几个年龄与我差不多的青年小工则一致反驳：“无论如何，一个人活一百二十岁，不可能！”我说：“这可是经过医生检查的，是科学结论……”但石磷坚持说：“肯定是医生怕杀头，才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石磷还嬉皮笑脸、十分不恭地断言说：“我敢保证，毛主席一定经常和许多年轻漂亮女人睡觉，所以才能活这么长。”我当即反驳他的这种胡言乱语，我说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和导师，道德极其高尚。但石磷坚持说：“你看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他搞过多少女人呀！”“就是，就是！”明拐、从林等人纷纷附和。

　　这些出身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农村青年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看法令我大吃一惊。

　　刚一下乡我就注意到樟市那条二三百米长、破败不堪、住户全是农民的墟街，每家房屋临街的一面都是铺面形结构。似乎这些住户过去都是从事工商业的小店主而不是农民。似乎，过去这儿曾经有过工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而不像现在这样……除了几家由官方机构垄断的工、商单位外，其他人一律是衣衫褴褛的农民。

　　当时我一点也没有这种概念：即在不受官方压制、让人民自由发展经济的情况下……樟市这偏远的乡村集镇也是可以有某种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工商业和服务业繁荣的。所以，最初我对樟市墟街上的房屋都是铺面结构是感到奇怪和不解的……我甚至以为，樟市人有一种不健康的、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的癖好。

　　当我与贫下中农相处久了，当我对樟市的过去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我终于明白……樟市过去确实有过手工业和商业、服务业的繁荣。那些临街的铺面并不是樟市人对房屋建筑式样画蛇添足的癖好，而确实是他们当年从事工商、服务业的需要……或者当年他们本是从事工商、服务业的住户，由于不允许继续从事他们的行业而被迫做了农民。而樟市之所以叫“市”，是因为这个曾经樟树成片的地方有过一个一定规模的集市；樟市又叫樟市，又说明那些樟树是高大的。我现在明白了……这个“市”的含义是集市，而不是以前我所理解的城市。但那个曾经繁荣过的集市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那成片的、高大的樟树被大跃进中的炼钢大军一扫而光了。

　　我想象不出，这个今天破破烂烂的乡村小镇，过去怎么会有工商业的繁荣呢？我也想象不出，为什么这种繁荣现在反而不再有了？

　　3.从受再教育走向新的再教育

　　在知识青年中招工依旧年年都有，依旧年年都没有我们这些出身不好老知青的份……我破釜沉舟：不要户口，外出流浪打工了。我的知青伙伴久哥，早就在紧挨着省城的望城等县一些公社办的小工厂辗转当“打流师傅”“打机械流”。他鼓励我也走这条路，并说外面不少知青伙计都在这么干，于是我也跟着他这么干了。

　　20世纪70年代初，停办多年的大中专学校又开始少量以推荐的方式招生，即招收所谓工农兵学员。

　　推荐和招生全都是秘而不宣的。

　　1974年六七月间，我终于得到了机会，被公社推荐到了县里。在县里体检和填写志愿时，我听说桂阳县有一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县里已定了这个名额给某某公社一个年轻的大队党支书。

　　由于桂阳体育界元老、县一中老教师兼体委老教练刘烈鹏老先生，1967年被贬樟市公社时，见过我打篮球，对我的球技十分欣赏，因此当刘老师得知我被公社推荐上来以后，就专门赶到我投宿的招待所找到我，劝我报体育专业。他说桂阳县今年有一个推荐上北京体育学院的名额、一个上武汉体育学院的名额、两个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名额和六个衡阳师专体育科的名额。“你再倒霉也能进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当然，刘老师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我学体育，将来与他一道为桂阳县的体育事业出力。

　　出于对刘老师的尊敬，我填报了体育专业。不过我并没有像刘老师预言的那样“再倒霉也能进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虽然一个与我一同被推荐的没有任何体育基础的乡下朋友收到了湖南师范学院体育系的入学通知，但我却只收到衡阳师专体育科的。不过，我仍旧高兴地接受了这种安排。因为令我感到前途茫茫的苦闷的知青生活终于可以结束了。

　　就这样，1974年10月，我告别了农村，在接受了九年的再教育后，又将去接受新的再教育了。

　　作者简介

　　谭世通，男，1964年长沙湖南师院附中初中毕业后失学，1965年下乡到湖南省桂阳县樟市公社第二农场。1968年农场撤销，插队落户到桂阳县樟市公社桐木大队岭下生产队。1974年10月，到衡阳师专体育科学习。现为广州港技工学校体育高级讲师。